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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帕斯情绪不对劲，跟我也争起来。说起英国诗人奥登，我不认为他有什么原创性，帕斯急了：“要是奥登都没有原创性，你说谁有？”

国际环保会议闭幕了，在墨西哥城举办了告别宴会。宴会开始前，我注意到记者们在门口焦急地等着什么。达官显贵并没怎么引起他们的重视，而帕斯一出现，强光灯全亮了，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当天的晚间新闻播放了他对游击队的看法，我认识的几个墨西哥朋友都在摇头。后来听说帕斯后悔了。

帕斯的名声太大，免不了遭人忌恨和暗算。他常在报刊上跟人打笔仗，打得飞沙走石。艾略特告诉我，斗争使帕斯年轻。毕竟岁数不饶人，他病倒了，先在美国做了心导管手术，不久又发现癌症，而大火得寸进尺 ，吞没了他的过去。

就在帕斯去世前一个多月，艾略特赶到墨西哥城，参加帕斯基金会的开幕式。帕斯坐在轮椅上，极少说话。当人们颂扬他的成就时，他向前扬扬手，那疲倦的姿势在说：让这一切都过去吧。

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是帕斯的八十大寿。仅仅四年前，他容光焕发，步履稳健，毫无病痛和大火的阴影。美国诗人学会在大都会博物馆为他举办朗诵会，请来约翰·艾什伯瑞(John Ashbery)和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等美国诗坛的大明星，也请了我，滥竽充数，据说是帕斯的提议。我找来帕斯的诗集，不知为什么，竟有些失望。在我看来，是他追求宏大叙述的野心毁了那隐秘的激情，这在被称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太阳石》等长诗中尤其明显。我选来选去，还是选中那首他早年写的《街》，仍有初读时的新鲜感。

在一次采访中，他回答说：“每分钟我们都是另一个。现在讲着他者的人与一秒钟以前讲着他者的人不同。那么什么是他者？我们是时间，为了成为时间，我们从来没有结束过生活，总是将要生活。将要生活？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一问一答中间勃生某种改变我们的东西，它把人变成一个不可预见的造物。”

在美国，为一个外国诗人如此隆重的祝寿，恐怕历史上还是头一回。那天票是免费的，大都会博物馆剧场挤得满满当当。朗诵会开始前不久，帕斯跟艾略特一起挑选朗诵的诗，他突然慌了神，对艾略特说，“我该念什么？它们都不怎么样，真的……”此时此刻，帕斯成了另一个，更接近我通过阅读认识的那个《街》中的帕斯，他疑心重重，在黑暗中摸索，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还是艾略特稳住了他。朗诵结束了，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

那天我朗诵的是帕斯的《街》:“……所有的黑暗无门。/重重拐角出没/总是把我引向这条街/没人等我，没人跟我，/我追赶一个人，他跌倒/又爬起来，看见我说：没人。”

第一辑 空山蓝 房 子

一

蓝房子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的别墅。那房子其实又小又旧，得靠不断翻修和油漆才能度过瑞典严酷的冬天。今年三月底，我到斯德哥尔摩开会。会开得沉闷无聊，这恐怕全世界哪儿都一样。临走前一天，安妮卡(Annika)和我约好去看托马斯。从斯德哥尔摩到托马斯居住的城市维斯特若斯(Vasteras)有两个小时路程，安妮卡开的是瑞典造的红色萨巴(Saab)车。天阴沉沉的，时不时飘下些碎雪。今年春天来得晚，阴郁的森林仍在沉睡，田野以灰蓝色调为主，光秃秃的，随公路起伏。

安妮卡当了十几年外交官，一夜之间变成上帝的使者——牧师。这事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不可思议，好像长跑运动员，突然改行跳伞。安妮卡确实像运动员，高个儿，短发，相当矫健。我八一年在北京认识她时，她是瑞典使馆的文化专员。西方，那时还是使馆区戒备森严的铁栏杆后面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我每次和安妮卡见面，先打电话约好，等她开车把我运进去。经过岗楼，我像口袋面往下出溜。

八三年夏末，一天中午，我跟安妮卡去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饭。下车时，她给我一包东西，说是托马斯最新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包括马悦然(G ran Malmqvist)的英译稿和一封信。马悦然在信中问我能不能把托马斯的诗译成中文，这还是我头一回听到托马斯的名字。

回家查字典译了九首，果然厉害。托马斯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很幸运，我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相比之下，我们当时处于一个很低的起点。

八五年春天，托马斯到北京访问。我到鼓楼后边的竹园宾馆接他。那原是康生的家，大得让人咋舌。坐进出租车，我们都有点儿尴尬。我那时英文拉不开栓，连比划带迸单词都没用，索性闭嘴。最初的路线我记得很清楚：穿过鼓楼大街，经北海后门奔平安里，再拐到西四，沿着阜外大街向西……目的地是哪儿来着？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于是那辆丰田出租车开进虚无中。只记得我紧张地盯着计价表上跳动的数字：兜里钱有限。

没过两天，我又陪托马斯去长城。那天作家协会出车，同行的还有《人民画报》社瑞典文组的李之义。他把作协的翻译小姐支走，小姐也乐得去买买衣服。李之义是我哥们儿，没的说，除了不得不对司机保持必要的防范。那年头，我们跟托马斯享受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坐专车赏景，还在长城脚下的外国专家餐厅蹭了顿免费的午餐。

那天托马斯很高兴，面色红润，阳光在他深深的皱纹中转动。他触摸那些城垛上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字，对人们如此强烈的要被记住的愿望感到惊讶。我请他转过头来，揿动快门。在那一瞬间，他双手交叉，笑了，风掀起他开始褪色的金发。这张照片后来上了一本书的扉页。那书收入托马斯诗歌的各种译文，包括我译的那几首。

快到维斯特若斯，安妮卡用“大哥大”和托马斯的妻子莫妮卡(Monika)联系，确认高速公路的出口和路线。托马斯住在一片灰秃秃的没有性格的排房里——我紧跟攥着门牌号码的安妮卡东奔西突，在现代化的迷宫寻找托马斯。

他出现在门口，扔下拐棍，紧紧搂住我。那一瞬间，我真怕我会大哭起来。莫妮卡说：“托马斯正要出去散步……看看我们的托马斯，要不是这两天感冒，简直像个明星……”待坐定，我才能真正看到他。他的头发全白了，但气色很好，眼睛恢复了中风前的镇定。

一九九○年十二月，我得到托马斯中风的消息，马上给莫妮卡打电话。她哭了，“托马斯是个好人……他不会说话了……我能做什么？”莫妮卡是护士，托马斯中风后她辞了职。九一年夏天我来看望他们，托马斯显得惊慌而迷惘。他后来在诗中描述了那种内在的黑暗：他像个被麻袋罩住的孩子，隔着网眼观看外部世界。他右半身瘫痪，语言系统完全乱了套，咿咿呀呀，除了莫妮卡，谁也听不懂。只见莫妮卡贴近托马斯，和他的眼睛对视，解读他的内心。她也常常会猜错，托马斯就用手势帮助她。比如把时间猜成五年，手指向右增加，向左减少，微妙有如调琴。“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在托马斯和莫妮卡的现实中是真的，他们跨越了语言障碍。

如今托马斯能说几句简单的瑞典话，常挂在嘴边的是“很好”。托马斯，喝咖啡吗？——很好。去散散步吧？——很好。要不要弹钢琴？——很好。这说明他对与莫妮卡共同拥有的现实的满意程度。我给托马斯带来一套激光唱盘，是格林·高尔德(Glenn Gould)演奏的巴赫第一、第五和第七钢琴协奏曲，他乐得像个孩子，一个劲儿向莫妮卡使眼色。在我的请求下，他用左手弹了几支曲子，相当专业。弹完后他挥挥手，抱怨为左手写的谱子太少了——如今莫妮卡“翻译”得准确无误。

女人们去厨房忙碌，我和托马斯陷入头一次见面的尴尬中。我说了点儿什么，全都是废话。我剥掉激光唱盘上的玻璃纸，把唱盘交给托马斯。放唱盘的自动开关坏了，用一根黑线拴着，托马斯熟练地把唱盘放进去。在高尔德演奏第一协奏曲的前几秒钟，他突然大声哼出那激动人心的第一乐句，吓了我一跳。他两眼放光，让位给伟大的钢琴家和乐队，自己摸索着坐下。音乐给我们沉默的借口。

茶几上，那团成一团的玻璃纸，像朵透明的花慢慢开放。

二

蓝房子里挂着一幅多桅帆船的油画，是托马斯的祖父画的。这房子至少有一百五十年历史了。由于保暖需要，天花板很低，窗户小小的。沿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楼，一间是卧室，一间是托马斯的小书房，窗外就是树林。托马斯的很多意象与蓝房子有关。

我头一回见到蓝房子是八五年夏天，即我陪托马斯游长城的半年以后。

托马斯笑呵呵地在蓝房子外迎接我。在场的除了马悦然和夫人宁祖(她去年因癌症过世)、还有他们的学生碧达(Britta)和安妮卡。安妮卡来晚了，她刚从北京调回瑞典外交部。如果时光是部影片的话，我非把它倒回去，让那个时刻放得慢一点儿，或索性定格。那时托马斯爱开玩笑，壮得像牛；宁祖活得好好的，大笑个没完；安妮卡年轻得像个大学生，精力过人，好像直接从北京游过来似的。

瑞典的夏天好像钟停摆——阳光无限。坐在蓝房子外面，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尝莫妮卡做的小菜，话题散漫。瑞典文和中文近似，有两个声调。两种语言起伏应和，好像二重唱。那年蚊子特别多，逆光下呈雾状，挥之不去，让人心烦意乱。而托马斯坐在蚊子中间若无其事。蚊子不咬他，他也不驱赶，似乎达成了一个秘密的和平协议。

托马斯给我看了他刚刚完成的诗作《上海》(题目后来改成《上海的街》)。开头两句是：“公园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我爱这菜白色，像是真理扑动的一角。”这意象来自他上海的经历。从北京到上海，没人陪同，使馆要他把所有发票都保存好。发票多半是中文的，他正着看倒着看都没用。那上海闲人多，估摸这奇怪的动作招来看热闹的，于是发票变成了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

托马斯是心理学家，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依我看，这职业和诗歌的关系最近，诗歌难道不像个少年犯吗？在二十三岁那年，托马斯靠他的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把瑞典文坛给镇了。即使现在看，那些诗也近于完美。他写得很慢，一辈子只有一百多首诗，结成了全集也不过一本小书而已，但几乎首首都好。那是奇迹。

我们又回到一九九八年，在晚饭前喝着西班牙开胃酒。我问起托马斯的写作。他从抽屉里找出两个八开的横格本。九○年十二月是个分水岭，以前的字迹清晰工整，中风后改左手写字，像是地震后的结果，凌乱不堪。一个美国诗人告诉我，当年托马斯来美国访问，人一走，有人把摹仿他诗句的纸条塞进他住过的房间，再找出来，宣称是伟大的发现。他们要能看到这原稿，还了得？

六七十年代，不合时代潮流的托马斯受到同行们恶狠狠的攻击，骂他是“出口诗人”、“保守派”、“资产阶级”。记得有一次我问他生不生气。“我倒想说不，可我能不生气吗？”如今时代转过身来，向托马斯致敬。他接连得到许多重要的文学奖。莫妮卡告诉我，前不久，他俩去斯德哥尔摩美术馆，被一个导游认了出来，他大声向观众们说：“这是我们的托马斯!”全体向他们鼓掌。

一九九○年初，我漂流到瑞典，在斯德哥尔摩一住就是八个月。八五年那个令人晕眩的夏天一去不返。我整天拉着窗帘，跟自己过不去。若没有瑞典朋友，我八成早疯了。

那年我常和托马斯见面。

一张托马斯在花丛里的照片上标明：九○年八月四日。那天早上，我和李笠乘轮船直奔蓝房子，结果坐过了站，被抛在另一个岛上。下一班船要等好几个钟头。李笠说服了一个住在岛上的老头，用汽艇把我们送过去，老头说什么也不肯收钱。

那天布罗斯基也在。他七二年离开俄国，再也没回去过。几乎每年夏天，他都到斯德哥尔摩住一阵，据说是因为这儿的环境气候最像他的老家彼得堡。我头一眼就不喜欢他，受不了他那自以为是的劲头。此后又见过面，都改变不了这第一印象。布罗斯基对托马斯倒是很恭敬。他曾老老实实承认，他的某些意象是从托马斯那儿“偷”来的。

我们坐在阳光下喝啤酒，懒洋洋的。大家倚在蓝房子的扶手台阶上，用Polaroid照相机轮流拍照。他们的小女儿玛利亚(Maria)帮忙收拾杯盘，她长得很像莫妮卡。他们有两个女儿，都住在斯德哥尔摩。

李笠、布罗斯基和玛利亚赶傍晚的一班船回斯德哥尔摩，我留下来，住在蓝房子旁边的一栋小木屋里。那夜，我失眠了。树林里的猫头鹰整夜哀号。

算起来，从那时到托马斯中风只剩下四个月。只有托马斯自己，在七四年发表的惟一一首长诗《波罗的海》预言了这场灾难。八月初，我从瑞典搬到丹麦，临走前跟托马斯夫妇来往最频繁。他们一到斯德哥尔摩，马上打电话过来。和中国人在一起，饭局是少不了的，几杯酒下肚，托马斯总是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高的中国人。”

十一月初，我在丹麦奥胡斯(Aarhus)刚落脚，托马斯就跟过来朗诵。我像傻子一样，坐在听众中间。现在想起来，那是天赐良机，在托马斯即将丧失语言能力以前。他嗓子有点儿沙哑，平缓的声调中有一种嘲讽，但十分隐蔽，不易察觉。他注重词与词的距离，好像行走在溪流中的一块块石头上。朗诵完了，听众开始提问。有个秃顶男人和托马斯争了起来。我还是像傻子一样，头在瑞典语和丹麦语之间扭来扭去。我从来没见过托马斯这么激动过，他脸红了，嗓门也高了。

朗诵会后，主持人请我们一起吃晚饭。问起刚才的争论，托马斯只说了一句：“那家伙自以为有学问。”我想为一起来听朗诵的同事安娜讨本诗集，他把手伸进书包，孩子似的做了个鬼脸——没了。没了？我有点儿怀疑。没了!他肯定地说。

一个月后，他拒绝再和任何人争论。听到他中风的消息，我很难过，写了首诗给他，听莫妮卡说他看完掉了眼泪：“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你保持住了平衡……”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托马斯真的保持住了平衡。

我第二天一早飞回美国，得早点儿动身回斯德哥尔摩。晚饭吃得早，有鱼子酱、沙拉和烤鱼，餐桌上点着蜡烛，刀叉闪闪。烛光中，托马斯眼睛明亮。莫妮卡时不时握握他的手，询问般地望着他。饭后，我们回到客厅，打开电视，正好是晚间新闻。政客们一个个迎向镜头，喋喋不休。莫妮卡和安妮卡笑起来，而托马斯表情严肃，紧盯着电视。一会儿，莫妮卡关上电视，端出她烤的苹果馅饼。我们正有说有笑，托马斯又用遥控器把电视打开。莫妮卡告诉我，托马斯觉得有责任监督那些愚蠢的政客。

一九九○年夏天，我的确在蓝房子过夜时失眠，莫妮卡证实了这一点。那么第二天早上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跟托马斯去采蘑菇。我们穿上长筒胶靴，笨拙得像登月的宇航员。走着走着下起雨来，林中小路更加泥泞。托马斯走在前头，用小刀剜起蘑菇，搁嘴里尝尝，好的塞进口袋，坏的连忙吐掉，说：“有毒。”

第一辑 空山空 山

一

今年夏天我在德国，住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名叫“孤独”的城堡里。在此期间，我跟我的德文译者顾彬(Wolfgang Kubin)去柏林和慕尼黑朗诵。从慕尼黑回来的路上，我们去他弟弟家做客。丁克尔斯比尔(Dinkelsbuhl)是座古老的小镇，沿着老房子上标明的建筑年号一直可追溯到中世纪。他弟弟一家住在小镇边上。附近的池塘野鸭嘎嘎叫着，有力地扇动着翅膀，似乎想挣脱这近乎黏稠的宁静。顾彬的弟弟是医院的麻醉师，从早到晚奔波于麻醉与清醒之间，

他太太代表了那个清醒的世界——家庭。

顾彬是那种不知疲倦的人，刚放下行李，就拉我出去散步。每回跟他出门我都犯怵。那哪儿是什么散步，完全是一种德国式的急行军，我得紧追慢赶，才能跟上他的速度。城墙荒草瑟瑟，有木梯石栈勾连。我只听见自己风箱般的喘息和怦怦心跳。顾彬话不多，皱着眉头大踏步前进。他坚持要带我去看一个中世纪刽子手的故居。据说当年几乎每个城镇都供养这么个职业刽子手。我们爬上爬下，拐弯抹角，足足找了一个多钟头。我两腿发软，差点儿就要在找到刽子手之前求饶了。

我认识顾彬是八一年九月，在友谊宾馆。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请我们到她家吃晚饭，她丈夫给我们斟上香港带来的“金门高粱”。顾彬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了。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是模糊的。只记得他的笑容很特别，如同一个疲倦的人在镜子前无奈的自嘲。一九八二年早春，我们又在颐和园后湖见面了。记得那天我没睡好觉，又忘了刮胡子，浑身不自在，好像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顾彬掏出个德国微型相机对准我。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竟有点儿像，都不爱说话。他那天心不在焉，眯缝着眼，大概湖水的反光让他分心。他长我三岁，我们那时还年轻。

那是顾彬刚完成他的教授资格论文《空山》不久。他在大学涉猎甚广，包括哲学、日尔曼学和汉学，但他主修的是神学，本来顺理成章顾彬该做牧师的。我最近读了《空山》一书的中译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在此书的序言中，平日沉默寡言的顾彬终于给了我们一点线索：一九六七年底，李白的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成了他告别福音新教而转向汉学研究的诱因。如果一个人因一首诗而改变一生，其中必有某种神秘的召唤，且多半来自于血液中。

顾彬生在德国北方的策勒(Celle)，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他父亲是柏林人，母亲维也纳人。父母相识后搬到他祖母的老家策勒去。虽然同属于日尔曼种，但维也纳人很不一样，多愁善感，所以能产生像特拉克尔和里尔克这样的大诗人。八五年夏天，我头一次跟顾彬从柏林去维也纳。这旅行是从他父亲这边出发，到达他母亲那边，带有某种血缘考查性质。柏林的刻板和维也纳的闲散恰成对比。我们坐有轨电车，哐当当穿过中午昏睡的街区；去维也纳森林散步，在弗洛伊德对朋友说“梦将解释一切”的地方驻足；晚上到郊区贝多芬经常光顾的酒吧，喝刚酿出来的葡萄酒。在维也纳，连街头艺人演奏的约翰·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也与众不同，染上那儿特有的忧伤。

顾彬最喜欢带我去墓地。刚到维也纳，我就跟他拜访了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大师，倾听那寂静的音乐。墓地本身是一种文化，包含了历史、宗教、建筑、语言等诸多方面。每块墓碑都会说话，主角消失了，故事并没有结束。进入墓地，顾彬脸上的线条变得柔和了，改变了平时行进的节奏，忽快忽慢，在墓地中徘徊。他皱着眉头读完碑文，扭头走开。我真跟他在墓地学了不少东西，最重要的一条是体验死亡的宁静。

说实话，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李白那么首简单的诗，会让他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二

穗子警告我说：你可别把顾彬写得那么忧郁。你看，有人表面挺乐观的，结果扭头自杀了。我们顾彬看起来忧郁，但没事儿……我表示完全同意。穗子是顾彬的夫人，她原来在北京图书馆工作。顾彬去那儿，为刚完成初稿的《空山》查找补充资料，由穗子和另一个工作人员接待。一回生二回熟，这位平日目不斜视的德国准牧师直奔穗子办公室，兜里揣着两张《阿Q正传》的话剧票，惴惴然，到了也没敢把票掏出来，只好单独跟阿Q约会。人跟人的化学反应真是奇妙，酸碱中和——正好穗子话多，填补了顾彬那沉默的深渊。不，顾彬纠正我说，是穗子的梦多。

当年顾彬常来北京，骑着辆破自行车满城飞。凭他那体力，要是有便衣跟踪，肯定累得半死。他告诉我，他在图书馆有个恋人，但不是书。那阵子涉外婚姻还是有麻烦，约会好像打游击，出没不定，更添了层浪漫色彩。

记忆除了不可靠外，更奇怪的是它的随意性，比如，为什么单挑某个细节而放弃别的？那么在当事人之间，记忆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合呢？顾城死后，顾彬写了一篇文章《片段》：“我跟顾城的第一次见面该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天晚上，北岛来到天安门的国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骑车一会儿就到了他的住所：几个人在包饺子，北岛的妻子、画家邵飞，我记得颇清楚，还有顾城，但另一个是谁，就不大真切，或许是谢烨？北岛去帮忙干活，顾城和我便坐在一张沙发上，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

我还是为顾彬的记忆感到吃惊。他好像个巫师，用魔法召回某个苍茫暮色中众多的细节。我们住在崇文门西打磨厂街，离天安门很近。为什么选在国旗下？大概那是全北京最明显的标志了。那天黑得早，空气冰凉。我以一个酒鬼的敏锐，注意到挂在他车把塑料袋里的半打丹麦嘉士柏啤酒(肯定是友谊商店买的)。趁着夜色，我带他匆匆穿过五进院，一股冬储大白菜的霉烂味道。把车支在家门口，推门，灯火辉煌(和外面的黑暗相比)。我们家并无长沙发，顾彬顾城对坐在两张包红布的小沙发上。起初顾城像个胆小的动物，怯生生的。顾彬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个鼓励，他开始谈文革，谈法布尔的《昆虫记》，口若悬河，一发不可收拾。那天谢烨肯定在，她一边包饺子，一边赞许地看着顾城。那天除了丹麦啤酒，我还跟顾彬干了好几杯“衡水老白干”……

八九年后我在北欧漂泊，常到波恩去看顾彬，他总是用白酒款待我。顾彬会做一种麻辣豆腐汤，热气腾腾的。我和顾彬相对无言，频频干杯。这时候好心肠的穗子插进来，她担心我有一天漂泊结束回国找不到工作，建议我学开车，将来当个出租司机，要不好好学英文，当个导游什么的。

顾彬穗子两口子在编一本名叫《袖珍汉学》的德文杂志，忙得天昏地暗。而大学图书馆的经费有限，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买书订刊物。他们住处的空间越来越小，书越来越多，铺天盖地，洪流般席卷一切，最后涌向楼道。我就睡在书堆中，跟那些书一起做梦，硌得我腰酸腿疼。

顾彬是个真正的清教徒，虽然既有老婆又喝酒，我的意思是指他对自己苛求到了极点。不管睡得多晚，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他肯定坐在桌前写作备课。他扛着箱子送我去火车站，累得呼哧带喘，但从来不叫出租车。更别提散步了，他用儿童车推着儿子大踏步前进，害得我一溜小跑。我才知道什么是苦尽甜来：在这长途跋涉的尽头，我们坐在莱茵河畔的酒吧喝啤酒，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后来他连酒也戒了，只喝牛奶，为了有更多的力气著书立说，养家糊口。他和前妻有一女，正读大学，穗子又生了两个男孩，嗷嗷待哺。租了多年的单元被书占领，只能上资本主义的圈套，分期付款买房子。一个教授的工资紧巴巴的。可惜再到他家，我只能自酌自饮，十分无趣。喝得醉眼朦胧，见顾彬又去噼里啪啦打字，无奈，长叹一声，便倒头昏然睡去。

三

德文原书《空山》的副标题是“中国文学中自然观之发展”。顾彬认为早在六朝时代，也就是一千五百年以前，中国文学就有了自然观的完美表露，人们把风景看成是独立的部分，从而探求把握其美。他把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而这种自然观的发展又与贵族的生成密切相关。他在书中旁征博引，见解精辟。让我惊奇的是，一个老外居然能把中国的家底理得头头是道。《空山》这书名来自王维的五言绝句《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刘小枫跟我聊起顾彬的《空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俩是好朋友：一个从西方走向东方，一个从东方走向西方。依我看是殊途同归，一个人往往要远离传统，才能获得某种批判能力。

九七年十二月我在巴黎开会，转道去波恩大学朗诵。顾彬带我到附近山坡上的墓地去散步。那天天色阴沉，含雨未落。穿过墓地的小路湿漉漉的，蜿蜒向前，引导我们这些迷途的生者。

墓地的阶级界限分明，对死亡的态度完全不同：有钱人到死都在炫耀财富，把坟墓盖得金碧辉煌，而那些作家艺术家的坟墓简朴自恃。

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顾彬把哲学家、表现主义画家、被纳粹杀害的牧师一一介绍给我。我问起顾彬的信仰问题。他盯着他那双向前甩动的大皮鞋好一阵，抬头望了望炭笔画似的黑色枝条，慢吞吞地告诉我，他还应算个新教徒，礼拜天常去波恩大学的小教堂，听神学系教授的演讲。刘小枫说他自己是个基督徒，但不是基督教徒。我想顾彬也是如此，信仰与内心的痛苦有关，并不注重外在的形式。但我的疑问是：他真的是迷途知返了呢，还是继续向东方的“空山”逃遁？我没问，有些事儿是不能刨根问底的。

顾彬是个诗人，诗人有权利不解释他的作品。我读过他早年的诗，简短而节制，富于哲理。他的诗集今年年底就要出版了。他为我写过三首诗，但找不到合适的人翻译，至今留在我不能进入的德文之夜中。

去年春天，顾彬在美国中西部的一所大学教书，其间带全家到我们这儿来做客。他们的俩儿子跟我女儿很合得来，楼上楼下疯跑。穗子不再劝我去当出租司机或导游了，工作八字没一撇，眼看着该退休了。她还是对我的生活忧心忡忡，问这问那，东张西望，查看其中有没有什么裂缝。

我还是顺应穗子的美好祝愿，既当司机又当导游，带他们一家去旧金山。在某些方面，顾彬是个典型的德国人。比如，他事先买好德文的导游书，不仅仔细读过，而且坚信此书的权威性——你看，旧金山有三颗星，没错，我们就去那儿。还有一点，他对博物馆、植物园，甚至路边的每块牌子绝不放过，从头读到尾，贪婪得像美国胖子对所有炸锅里捞出来的东西一样。

我发现，自打我跟顾彬认识以来，我们经历的时间似乎不是直线的，年份与私人事件、媒体与孤独、友谊与暴力全都交织在一起，倒更接近东方式的循环。以致我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们一直坐在一起，对已发生或未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

在他弟弟家的最后一夜，顾彬带我到丁克尔斯比尔市中心。每天晚上九点半，从教堂出发，一个古代装束的守夜人，扛戟掖着牛角，带领浩浩荡荡的看客，在饭馆酒吧之间巡游。这是个古老的传统，保存到今天变成了旅游节目。他先吹响牛角，再扯起嗓子按古老曲调唱歌，歌词是即兴编的。侍者应声端来一杯葡萄酒，先由守夜人尝尝，再让大家分享。记得在等待守夜人出现以前，我跟顾彬坐在教堂边的石凳上，默默地观望灯火明灭的小镇。除了汽车电灯，这一景致几百年没多少变化，消失的是那些进进出出的人，也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旁观者。

我忘了那小镇的名字，打电话问顾彬。第二天早上他发来传真。纸上除“丁克尔斯比尔”外，只有他的中文签名“顾”。那白纸好像空山，他就在其中。

第一辑 空山鲍尔·博鲁姆

找名片是件头疼的事，每次非得在我那个深蓝色塑料盒里挨个翻一遍。当那些名字匆匆掠过，你会发现，刨去那些你压根儿就不认识的大多数，你讨厌的人远多于你喜爱的人。找名片有点儿像参加个热闹非凡的聚会，人们在辨认、呼应、回避、勾心斗角……当然必要的话，你可以把那些讨厌的家伙撕碎，扔进垃圾箱——这绝不仅仅限于理论上。你还会发现，其中居然也包括了死者。说来这不奇怪，我们迟早都要从自己的名字后面隐退。以前每回找名片，鲍尔·博鲁姆(Poul Borum)都从人群中挤出来，跟我打招呼。他的名片朴实无华，淡蓝色的名字下面印着他在哥本哈根的地址电话。

自一九九○年秋天起，我在丹麦奥胡斯大学教了两年书。奥胡斯虽说是丹麦第二大城市，可比中国的县城大不了多少。那儿的海永远是灰色的，正如我的心情。

九一年秋，我的丹麦文的诗集《霜降时节》出版了。我那天下课回家，在门口碰见房东乌拉夫，一个离婚鳏居的退了休的建筑师。他告诉我，今天报纸上有篇关于我的新诗集的书评，约我晚饭前到他那儿坐坐。乌拉夫住一层，客厅宽敞明亮，半开的玻璃窗映着金红色树木。一台索尼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正播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他先斟了两杯西班牙开胃酒，找出报纸，把书评逐句翻成英文。他过高估计了我的英文水平，我听得稀里糊涂的，但大意是表扬，这从乌拉夫的脸上就能读到。他为有我这么个既能上报纸又能按时缴房租的房客而骄傲。

第二天，我的老板兼丹麦文译者安娜(Anne)告诉我，书评的作者是博鲁姆，丹麦诗歌界的中心人物。他除了写诗翻译，也搞评论拍电视片。他曾在报纸开了个专栏，把丹麦以至北欧的诗歌彻底清理了一番。他用词尖刻，以诗划界，把大多数诗人扫地出门。这专栏被人叫做“博鲁姆法庭”。安娜还告诉我，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译的《北欧现代诗选》中包括博鲁姆的一首诗，还有他前妻英格尔·克里斯坦森(Inger Christensen)的六首。可惜当时除了中文这个随身行李外，我一无所有。

两个星期后，安娜转达了博鲁姆的问候，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战战兢兢拨通电话，好像对方是上帝。“我是博鲁姆，”他说，声音平和，略有点儿沙哑。他的英文之流利，更让我结巴。这种语言上的不平等，势必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幸好他的态度真诚友好，否则我们大概永远不会见面。

哥本哈根跟奥胡斯不一样，是个国际都市，成了我逃避现实的最后一站。我当时护照签证都有问题，不能离开丹麦边境。有一回在哥本哈根上错了火车。我胆儿还挺大，竟睡着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差点儿坐到德国。幸亏检票员查票，把我叫醒，要不然我非得卡在官僚机器中间不可。

博鲁姆先生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他方头大耳，秃瓢，大耳环在右耳垂上晃荡；他身穿带穗及金属纽扣的黑皮夹克，腰间系着宽板带，脚登铜头高统靴。整个一个黑手党教父。这装束是打哪儿来的？我认识不少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如今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看来他是那种拒绝根据场景更换服装的人。

博鲁姆的公寓很大，在一栋古老建筑物的三层，复杂得像个迷宫。下午五点半，哥本哈根早已进入夜晚。几盏台灯供出黑暗中的部分细节：电传机、纸条、唱盘、文件夹等。昏暗的灯光把我们引向一个开放的空间。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私人图书馆：书架纵横排列，所有书名输进电脑，按字母顺序。博鲁姆告诉我，他有五万多册藏书，绝大部分是诗集。他按字母很快找到我的几本瑞典文和丹麦文的译本。有个小伙子正帮他整理图书，交代了几句便告辞了。

我在昏暗中坐下，博鲁姆东拉西扯，忙这忙那，但能感觉到他在审视我。他看看表说他在饭馆订了座位，于是打电话叫出租车。我跟他穿过一串儿房间，开后门，锁上，再踏上个狭窄的老式电梯，好像是通往地狱似的。电梯慢吞吞的，吱嘎作响。我们像母腹里的双胞胎挤在一起。一盏小灯照在博鲁姆的秃瓢上，他显得表情古怪。电梯终于停下来，没有地狱，外面的空气又冷又新鲜。

在市中心的一家法国餐厅，我假装内行，点了一瓶波尔多红酒。侍者显然认识博鲁姆，毕恭毕敬，为他点上粗大的雪茄。他像蒸汽火车头一样开动了，环绕着我们的话题。他告诉我，我的很多诗都看不懂，但他喜欢。说起我们共同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及其他美国诗人，我才知道，他在美国住过很多年，参加过“垮掉一代”的活动。两杯酒下肚，博鲁姆先生变成鲍尔。仔细看，他长得慈眉善目，但有威严，像个庙里的方丈，这跟他传遍北欧的凶恶名声不相称。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误解中，只是有人不在乎这种误解罢了。他喝酒谨慎，每回只抿一小口。相形之下我喝得太快，有朋友说我酒胆比酒量大。我们又要了一瓶，我渐渐有些不支了，一阵晕眩，他的声音消失在吐出的烟雾中……

待我睁开眼，鲍尔正关切地盯着我。你没事吧？他说。

怎么，我睡着了？

你睡着了，睡了半个来钟头。

对不起。

这没关系，你累了。

我他妈居然在异国他乡在饭桌上当着主人面睡着了，这可真是种本事。我擦擦额头，把自己的杯子斟满。回去的路上，我又在出租车里睡着了。

再见到博鲁姆已是冬天。我们坐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广场旁的一家酒吧里，看窗外风雪。他还约来他前妻英格尔·克里斯坦森和另一位女诗人。鲍尔向我保证，英格尔是丹麦最好的诗人。我愿意相信。英格尔一看就是那种绝顶聪明的女人，这种女人如今已经不多了。但得承认，我跟英格尔不太合得来，她对男人的顽劣有一种天生的戒备。鲍尔和英格尔依旧是好朋友，时不时交换眼色，那是多年共同生活练就的默契。吸取教训，我这回喝得很节制，只要了杯啤酒。

我宣布在电脑时代书很快就要消失，可并没吓倒谁。英格尔撇撇嘴，咕噜了几句，大意是这种危言耸听没什么意义。博鲁姆不吭声，在烟雾中宽厚地笑着。英格尔提醒我，我讲英文时“词”(word)跟“世界”(world)永远分不清。我还挺矫情，反驳说“词”跟“世界”本来就是一回事。

冬去春来，我和鲍尔见面越来越少。他约好要跟我和安娜一起好好聊一次，大概为了要把“词”跟“世界”的关系搞清楚，可惜时间总是凑不到一起。九二年秋天我搬到荷兰后，跟鲍尔失去了联系。后来从安娜那儿听说，他得了癌症。我几次想打电话给他，又放弃了。我能说些什么呢？“词”跟“世界”的确不是一回事。

今年春天安娜写信告诉我，鲍尔死了，他死前不久，朋友们给他过了六十五岁大寿。此刻，我想找出鲍尔的名片——他和我最后的联系。我在那喧闹的人群中穿行，可连个影子也没有。他离我而去，不打招呼也不说再见。

第一辑 空山布莱顿·布莱顿巴赫(1)

一

“外面是黑暗。雨沙沙地落在屋顶的斜窗上。我可以看到那尘封的表面湿漉漉的痕迹。在这建筑物以外的黑暗空间里有亮着灯的窗户，若视力延长，你可以看到人们在窗帘后面移动，专注于他们每夜的工作和梦幻，每人活在他自己那幻想、欲望、仪式和爱好的小小的茧里。”

这是南非作家布莱顿·布莱顿巴赫(Breten Bretenbach)的回忆录《一个患白化症恐怖分子的真实自白》(The True Confessions of an Abino Terrorist，简称《自白》)第一章的开头。

他在南非蹲了七年多大狱，这本书记述了他的被捕和狱中的岁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一个持法国护照名叫格拉斯卡的男人，刚要登上回欧洲的班机时被捕。被捕前他冲进厕所，吞咽了张纸条。当他被带到机场的一个房间，南非安全局的斯纳克上校让他写份简历，他凭作家的想象力，编造了格拉斯卡先生的生平和社会关系。上校的助手从旅行袋里搜出个烟斗。上校让他握住烟斗，突然用南非语说，“算了吧，布莱顿，游戏该结束了，我们知道你是谁。是不是想让我们带你哥哥来见见？”后来才知道，与此同时，南非总理结束访问回国，达官显贵到机场迎候，其中有布莱顿的哥哥。

我最近在读《自白》。布莱顿在这本书扉页上写着：给我亲爱的朋友和歌伴北岛，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里斯本。除了签名，还用拼音注明他的中文名字——卞延博。

九四年秋天，国际作家议会在里斯本开理事会。一天晚上，我们结伴去里斯本市中心听“法度”(Fado)，一种悲伤的葡萄牙民歌。如今连悲伤也能卖高价，那些有“法度”表演的饭馆酒吧贵得吓人，门口有人专拉外国游客。由布莱顿挑头，带着他的老朋友朱利安和我，悄悄脱离了大队人马。布莱顿不愧是搞地下工作的出身，他和别人聊着天，使眼色让我们溜进小胡同，再尾随过来。他根据事先画好的路线图，在小巷深处找到一家只有本地人才去的酒吧。那里烟雾弥漫，挤得满满的。歌手是个小伙子，非要唱尽人间苦难不可。“法度”让我想起山西梆子，凄厉高亢，让人抓心挠肺。去得太晚，不久就散场了。余兴未尽，我们留下来喝酒。

回旅馆路上，受了“法度”和酒精的刺激，我们三个哼起歌来，在暗夜倾诉各自的忧伤。不知怎地，不同国度的酸曲最后汇成《国际歌》。布莱顿用英文，朱利安用法文，我用中文，竟如此协调，好像我们一起排练了一辈子。在午夜，在里斯本繁华的大街上，我们昂首阔步，扯起嗓子，高唱这支正被全世界忘掉的歌。

什么时候认识布莱顿的，我记不太清了。十几年前我们肯定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见过。那时我刚出国，谁也记不住，人物与日子像扑克洗在一起。我们真正相识应该是八九年以后的事。一九九○年夏天在鹿特丹，布莱顿突然闪现出来，像个黑桃K。他有一种受难者的威严。皮肤黑黑的，络腮胡子花白，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悲天悯人，既热又冷，且带钩，女人得特别小心才是。他长得有点儿像神职人员，但绝不是那种普通的牧师，更不是红衣主教，对了，他正像基督本人——非洲的基督。我管叫他“基督”，他愣了一下，“我？”然后呵呵笑了，反过来叫我“毛”。

他是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决策人之一，几乎年年都去，是个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媒体和听众随时乐于洗耳恭听。他话锋犀利，得理不让人；我本来嘴就笨，加上说英文，说得我理屈词穷。我属黄花鱼的——溜边，倒时不时能碰见布莱顿——在他厌倦公众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很放松，开开玩笑，一来二去，倒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