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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是他三卷回忆录的第二卷。第一卷《天堂一季》(A Senson in Paradise)，是关于他在海外流亡三年后的第一次回国旅行。那是七三年，他得到了三个月的签证。九一年曼德拉获得自由后，布莱顿再次回国三个月，完成了第三卷《回到天堂》(Return to Paradise)。这三卷回忆录可看作当代南非的个人编年史。我手头只有这第二卷，好像从紧急出口处进入他的生活，从“现在”的位置看他的过去和未来。但丁《神曲》中有三个阶段，从地狱、炼狱到天堂。《自白》肯定是炼狱，是布莱顿一生中最苦的日子。

那位斯纳克上校，早在《天堂一季》旅行快结束时出现过。一天晚上，由他当警官的哥哥出面，请来两位客人，其中一位就是斯纳克上校。那种谈话是一种炫耀，让他看看他们对他有多么了如指掌。两年后在机场，斯纳克上校让他握住烟斗，突然说，“游戏该结束了。”布莱顿抽烟斗是出了名的。化名进入南非后，他改抽香烟。有一天，他穿过开普敦的露天市场，经不住烤烟香味的诱惑，买了烟斗烟丝，回到旅馆偷偷抽起来。

布莱顿写道：“看看他们如何挖掘一个人的过去，设计他的未来，修改他的现在。我没有私人生活：一切都在他们手中；他们对我知道的比我自己还多。他们有档案，有电脑。他们知道我的方式，我的嗜好，我的附属品，我小小的秘密——我的花园——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性的……”

和布莱顿相处久了，才知道他不是那种天生的革命家——他敏感有如琴弦。这琴弦被风暴狠命弹奏，未断，那真是奇迹。而奇迹又往往源于苦难，正如基督本人的遭遇。

二

今年五月，我从美国去南非德班参加诗歌节。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转机时，听见扩音器在广播：“布莱顿巴赫先生，请尽快到十八号登机门，飞机就要起飞了……”二十三年前，另一个布莱顿巴赫先生就在这儿，在登机前几分钟被捕。

到了德班，在旅馆放下行李，我被领到一家意大利饭馆。布莱顿迎上来，和我紧紧拥抱，说：“伙计，欢迎到非洲来。”我们在巴黎、墨西哥城、里斯本、斯特拉斯堡、香港等地见面，这回可终于到他家来做客了。布莱顿一定不同意我的说法。如今他四海为家，大部分时间住巴黎，夏天在西班牙，每年来南非三个月，在大学教写作，协助组织非洲诗歌节。这时间比例，我想也是南非在他心目中的比例。他没有祖国，属于他自己所界定的那种“中间地带”的人。

今晚是他的画展的开幕式，可惜我晚到了两个小时，刚好错过。作为画家的布莱顿和作为诗人的布莱顿的是两面镜子，而布莱顿本人正从中隐形。

我提到在约翰内斯堡机场的另一个布莱顿巴赫。他说，这个名字在南非极少，很可能是他的亲戚。最早的布莱顿巴赫家族来自德国，在非理性的迁徙途中，有荷兰人、黑人、马莱人的血液汇入，血缘关系复杂得像块调色板。他祖父是雇农，到父亲这辈日子好过些，按中国的阶级划分大概算得上中农，自己动手挖渠、耕种、采矿。布莱顿哥仨，还有个姐姐。大哥即他在机场被捕时正迎候南非总理的那位，是反游击队特种部队的准将指挥官；二哥是同情法西斯的新闻记者、秘密警察的同路人；布莱顿是个写诗的“恐怖分子”。我最好奇的是他和大哥的关系。“还行，只不过在一起从不谈政治。”他告诉我，在巴黎流亡时，大哥来出差，哥儿俩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一直喝到天亮。

在《自白》这本书中，布莱顿的倾诉对象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检查员先生”，有时又管叫他“眼睛先生”、“我先生”，语调充满了调侃挖苦。依我看，“检查员先生”是个双重角色，既是秘密警察的同谋，又是他身处绝境的内心独白的惟一倾听者。布莱顿若是基督的话，“检查员先生”就是上帝。“啊，检察员先生，你认为我有罪吗？是的，我有的是幸存者的罪。”他写道。

秘密警察头子汉廷顿是个病态的家伙。有一次布莱顿被召到监狱门外，汉廷顿把他正读师范的侄女介绍给他。那个女孩子是他的诗歌迷，发誓要用泪水帮他脱离苦海。汉廷顿还请他到家里做客，带他参观花园。后面就是山，周围似乎无人警戒。是暗示他逃跑？还是陷阱，在逃跑时把他击毙？两个小女儿请他签名留言。午餐快结束时，电话铃响了。汉廷顿接电话回来，问他要不要用他的卫生间洗个澡，甚至可以用他的牙刷。不过请他原谅，他们该送他回去了。汉廷顿把他带回监狱办公室时，布莱顿的妻子莲坐在那儿。

到德班的第三天中午，布莱顿夫妇请我到一家中国馆子吃午饭。五月的南非已进入冬天，但一点儿都不冷，像加州的夏天，阳光明媚。孩子们在海上玩帆板。中国餐馆紧挨着一个大饭店。布莱顿坐在那儿等我。他放下报纸，目光探寻着，似乎想知道我对南非的第一印象。我刚写了首诗，是给他的：“……你释放的疯狂/是铸造寂静的真理/骄傲如内伤闪烁/使谈话暗淡……风在阅读车辙/向蓝丝绸以外的疼痛/致敬。”他问起我中国的变化，我告诉他算卦的说我明年就能回去了。他微笑地盯着我。在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流亡者面前，我还嫩了点儿。他回赠一首诗给我，提到算卦的和乡愁，诗中充满了温情。

莲来了，她个头不高，言谈举止优雅。我们从未谋面，仅在电话里说过话。她是华裔越南人，不会中文。他们的婚姻当时在南非是违法的，由于没像中国那样查三代，布莱顿只能是白人，不准和有色人种结婚。布莱顿坐牢时，莲为他全世界奔走呼吁。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布莱顿动荡生活的阴影在莲的脸上留下痕迹——淡淡的哀愁。莲看布莱顿时有一种怜爱和无奈，好像他是个惹事生非的大孩子。莲告诉我，按汉语她应姓“黄”，全名是黄莲。我一惊，没敢告诉她中文的含义。

老板娘是上海人，风风火火。我点了醉鸡、清蒸鱼和家常豆腐，很地道。我和布莱顿喝着青岛啤酒聊天。我每次去巴黎，只要布莱顿在，我们总是去十三区的一家名叫“大家乐”的广东馆子。那是难得的闲暇时光。此刻好像坐在同一地方，只是窗外的景致变了。他盯着街心花园的孩子，笑出声来。

审判开始了。布莱顿写道：“我能明白一息尚存的老鼠在被蛇吞吃时多么软弱无力——眼睁睁庆祝它自己的死亡。”镶木板的法庭，大概过去是个犹太教堂，令人压抑。审判日复一日，证人进进出出，父亲坐在听众席上，呆呆的。布莱顿被判处九年徒刑。

汉廷顿把他带到办公室，好像对这一严厉的判决既恼火又震惊，而他的部下纷纷进来祝贺。有人甚至把布莱顿带到厕所，给他斟了一大杯白葡萄酒，似乎为了共同庆祝一个重要节日。最后汉廷顿把他带回牢房，戴着墨镜坐在对面。他提起他年轻时的幼稚，家境的贫寒，以及他如何从总统的保镖爬到了今天的位置。在讲述中，他脸色苍白，得到了某种类似性高潮的满足。在布莱顿坐牢期间，汉廷顿甚至把他狱中的诗稿拿去出版，但条件是布莱顿必须把诗集献给他。

第一辑 空山布莱顿·布莱顿巴赫(2)

三

读布莱顿的书不是件轻松的事。他的词汇丰富，还搀杂了法语和南非语，像凶猛的河流；我像过窄的河床，泛滥成灾。有时又相反，我不再是所谓潜在的读者，性急地跳了出来，参与他的写作。

“我是一九七五年的布莱顿，被判了九年徒刑。

其实，在踏上我的祖国的那一刻，我已经被跟上。不，甚至更早，在我持格拉斯卡先生的护照在罗马申请签证时，网已经张开了。我刮掉络腮胡子，改变发型，戴上宽边眼镜。在飞往南非的飞机上，我结识了空中小姐安娜，她给了我电话号码。

过海关很顺利。头几天我东游西荡，消失在人群中。我先找到与政治无涉的老朋友，然后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被捕后汉廷顿告诉我，他们甚至在清洁工打扫旅馆房间以前，取走我喝过的每个酒瓶。

安娜打电话到旅馆约我看戏。她的婚姻似乎很不幸，丈夫抛弃了她。她开车带我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景点去玩。她外出飞行时，我搬到她的单元去住。

我来到开普敦，在平静的海角镇住下，经常和地下组织的人见面。有一次，他们开车来，发现被一辆白色福特车跟上了。我们东绕西拐，到开普敦市中心，我跳车钻进商场地下室，脱掉风衣，戴上毛线帽，从另一个出口冲出去。下午，搭公共汽车溜回到旅馆，没开灯，我从窗口看见那辆白色福特车，有两个家伙在车里抽烟。风急雨骤，海浪拍打着水泥墩。我整夜在销毁文件。凌晨，我从旅馆的后院翻墙，搭上辆公共汽车。到了市中心的终点站，刚下车，那辆白色福特车出现在街口。我拔腿就跑，磕磕绊绊，沿着空荡荡的水果摊位。那场面多少有点儿像三流影片。

我居然逃脱了，躲到一个老朋友家。傍晚他开车把我带走，在另一个城市上了火车。回到约翰内斯堡，找到安娜，她正要和朋友们去爬山，我加入了进去。没想到我自投罗网，安娜本人就是个秘密警察……”

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中国诗人，对我这段故事特别感兴趣。他竟然要替换我，不仅用第一人称，还要把几十页的内容压缩成这么一小段。

布莱顿，因为我相信，逃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只是你在跑，我也在跑，每个不愿与权力认同的人都在跑。此刻，我回到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南非最大的海港城市德班的市政厅里溜达，这里正举办布莱顿的画展。展厅里人不多，一位老先生对他的画不满地摇头，嘟嘟囔囔。布莱顿画的多是自画像，充满了自我嘲讽。他任意把自己变牛变马。有时他头上顶着条鱼，那是基督的标志。他的画里充斥着男女生殖器。

他坦率地告诉我，他出狱后为女人发狂，不断更换女朋友。他曾在巴黎和一个黑女人同居，还生了一个孩子。感情纠葛像张网紧紧缠着他。莲接受了这个现实，把那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女儿。

我们都不是圣徒，无权对他人的经验作道德上的判断。狱中生活之刻骨铭心，是我们这些有幸站在高墙外边的人无法体会的。我在读《自白》一书时常做噩梦，惊醒时喘不过气来。有时不得不略过一些章节，好像唱针在黑色的旧唱片上跳动。

在南非监狱，刚被判刑的人先要单独监禁三个月，作为“观察期”，而布莱顿的“观察期”拖了近两年。那种绝对的封闭对人的摧残是最深的。布莱顿和蚂蚁说话，与自己下棋，因飞进高墙的鸟而狂喜……

八二年冬天，布莱顿获释回到巴黎。我听说他头半年，每天早起，到他家附近的卢森堡公园，光着脚，绕着圈小跑，边跑边哭。他心理上并没有离开那堵高墙，仍按狱中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早上放风半小时。

布莱顿在国际作家议会担任过司库，也就是掌管经济命脉的。国际作家议会的核心成员包括一些法国的思想家，诸如德里达、波杜。布莱顿特别讨厌空谈。九四年秋天在里斯本开会，他接受一家法国电台的访问时说：我们应从法国沙龙式的语言中解放出来。事后他告诉我那是个很小的电台，又是上午的节目，听众不会超过一百个，居然被德里达听到了，找他来质问。布莱顿反唇相讥：我有权这么说，如果你还承认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度的话。

在法国政府、国际笔会等方面的压力下，南非当局不得不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提前释放了布来顿。释放是突然的。按原计划莲同一天飞回巴黎，临走前准备再见上一面。十二月一日早上，布莱顿被带到城里，在一家高级旅馆的房间，南非当局的某个头面人物见了他。回监狱路上，押送者经过海边时减慢车速，让他把车窗摇下来，呼吸一下带咸味的海风。当天夜里布莱顿给莲写了封信，准备第二天见面时交给她：“……我不知道那个时刻是否已到来。我对今天的一切不敢抱希望。……这些年你离我更近了，更珍贵了。和以往相比，我现在对你所知甚少，你如此的坚强对我来说是个谜……”第二天莲未能如期来探监。布莱顿照常出工。直到中午，他被带到监狱办公室，监狱长宣布了释放的决定。他什么也听不见，站在窗口，看见一朵白云在山头追问寂静。

布莱顿似乎从来没有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会讲南非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他现在是法国公民，又持有塞内加尔的外交护照。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得意地说，塞内加尔总统是他哥们儿。他答应给我也弄这么个护照，或者嘛，把我派到塞内加尔驻北京的使馆，当个文化专员什么的。我还认真了，再细想，人家塞内加尔恐怕清一色黑人，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黄脸亲戚？

《自白》接近尾声，我已筋疲力尽，要想跟上布莱顿的步子不容易。我突然想跟他聊聊，到处打电话，都找不到他。按时间算他应该在南非。这哪儿说得准？他满世界飞，现在多半正在路上。

书是这样结尾的：“起飞。在大地的上空。小心斟满更多的香槟。个人的致意。非洲在脚下滑走，我的爱。餐盘端来时的困惑：不记得怎么使用刀叉，还有菜的顺序。只有勺，这么久。这么久。没有一个字，没有。第一夫人黄莲和我握着手。她睡着了……我们二十一点四十分将抵达戴高乐机场，那里下雨。完了……”

第一辑 空山依萨卡庄园的主人

一

杰曼·卓根布鲁特(Germain Droogenbroodt)是比利时诗人。他经商多年，主要是把德国汽车倒卖到台湾，加速了那儿的现代化和空气污染。十二年前他把公司卖掉，在西班牙亚利山大港附近的小镇阿尔梯亚(Altea)建起庄园，君临地中海。庄园叫“依萨卡”(Ithaca)，这名字来自希腊的一个小岛，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的家乡。奥德赛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沧桑，终于回到依萨卡。杰曼自比奥德赛，下海二十年，没回比利时，而是在他的精神家园——西班牙定居。

自诩为艺术家的商人我见多了，个个都有这样的梦想。但钱这玩意儿跟权力一样，欲罢不能。杰曼是个例外，他花了二十年工夫，真正买到了自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国际笔会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Masstricht)开会，我参加了在那儿同时举办的一个朗诵会。

散了会，杰曼开车带我和罗青去比利时的布鲁日(Brugge)。那是个古老的小城，运河纵横，石桥勾连，许多中世纪的建筑保存完好。我们坐在遮阳伞下，喝比利时黑啤酒，看过往游客。杰曼很健谈，问这问那，看来他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他面色红润，眼睛很亮，下巴蓄着精心修剪过的胡子。傍晚，我们来到布鲁塞尔，罗青飞回台北，杰曼住朋友家，我在一家小旅馆过夜。那房间在二楼，紧挨公路，车一过，玻璃窗叮当作响。

六月在柏林，一场噩梦。我整夜死盯着CNN的新闻，喝得烂醉。

我极度苦闷，给杰曼打电话，他第二天就从西班牙赶来，在我那儿住了三天。他一到，我又有点儿后悔，英文不灵，再说也没聊天的心思。

当晚他请我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点过菜，他提到某个意大利葡萄酒的产地和牌子，把侍者吓了一跳，赶紧叫老板。老板过来先用意大利语攀谈，然后下地窑，找来一瓶六九年的陈酒，亲自开瓶，先给杰曼斟上。只见他不慌不忙，先闻闻，再晃动酒杯，呷一口，摇唇鼓舌，良久，随喉结翻滚落肚。还不坏，他终于说。老板吐了口气，喜上眉梢。

杰曼的庄园有个酒窑，藏有五千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上等葡萄酒。说明此人有理性，懂得节制和积累，要是像我这样的酒鬼守着酒窑，还不喝死？他告诉我，酒是可以赚钱的，关键是懂行。他看中一种普通的法国葡萄酒，味道醇厚，买进四百瓶。两年后这酒晋升成一级，价格飙升，出手，海赚一笔。

杰曼天生是个享乐主义者，全世界的享乐主义者都一样，都有共同的主题——美酒佳肴爱情。他本来该好好活着，却偏偏爱上了诗这苦涩的玩意儿。他有时跟我抱怨：“你看，我躺在地中海阳光下，喝意大利酒，吃法国菜，就是写不出诗来。”依我看，干写诗这行的，要不命苦，要不心苦，两样都不沾，难。

除美酒佳肴，他还满世界自费旅行。哪儿有诗歌活动，哪儿就有杰曼的影子。

1990年夏天，我和杰曼参加了汉城的世界诗人大会，艾伦·金斯堡和俄国的沃兹涅辛斯基也在。艾伦风风火火，一到就拉上我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南韩当局释放被关押的诗人。我口拙，英文差，只能急流勇退。杰曼在一边眯起眼睛，摇着山羊胡子，好像在练书法。他认为艾伦对南韩的政治缺乏了解，这样做太草率。他们俩刚认识，就争起来。杰曼有相当固执的一面，和艾伦这样的人争论需要勇气。艾伦嘴一歪，气得眼珠子鼓起来。

我们还是一起去见了一个地下诗人。那人蹲过多年大狱，说话声音很低，好像随时防范跟踪或窃听。在一家饭馆，他告诉我们更多狱中诗人的情况。

我必须得在国际诗人大会上发言，可会务组不负责提供翻译。没辙，我结结巴巴把大意告诉杰曼，他连比划带猜，加上他的语气和观点，竟用英文写了满满两篇纸，并代我在大会上宣读。英文中有句成语“瞎子领瞎子”(A blind leads a blind)，没错，一个比利时瞎子领着一个中国瞎子，穿越光明。

我对杰曼充满了感激之情。在我流浪的路上，特别是在北欧的冰天雪地，杰曼的信，总是带来地中海温暖的问候。他几乎每次都在信尾这样写道：“亲爱的朋友，记住，依萨卡就是你的家，欢迎到依萨卡来!”

二

九二年冬天我住在荷兰，从那儿来到依萨卡。事先跟多多约好，他带荷兰女友先我一步，早到了两天。荷兰的冬天凄风苦雨，没有阳光。我们常去室内游泳池，在太阳灯下烤烤，其实那跟烤鸡没多大区别。塞足硬币烤上半个钟头，把自己烤得半生不熟。

我一下飞机就咧嘴笑了——地中海遍地是阳光。杰曼开着奔驰车来接我，在亚利山大港兜了一圈，上了付费的高速公路。由于收费高，车辆稀少。丘陵起伏延伸，仙人掌在太阳下打盹儿，一片被雷电烧焦的树林闪过。到了阿尔梯亚，沿盘山道三转两绕，来到依萨卡庄园。铁栅栏门自动打开，女主人利丽安(Liliane)大呼小叫，拉住三条黑狗。只见她忙上忙下，把杰曼侍候得像皇帝。看杰曼时，她的目光充满了崇敬。享乐主义者除了有钱有闲，还得有这样的老婆才行。

三只狗属于最凶恶的那类，脾气暴躁，翻脸不认人，当地人一见就筛糠，有效地阻止了贼对杰曼财富的惦念。它们相貌丑陋，对眼，腱子肉在皮下抽动。最好别多看，否则对上眼，上来就是一口。

这里的确需要恶狗看家护院。依萨卡庄园占地十多公顷，光各种果树就有好几百棵，包括中国的荔枝。花轮着班开放。杰曼在信中说，任何季节，随手可摘到果子吃。非妄言也。房子是根据杰曼的意图造的，以西班牙风格为主。到处是真假古董，有希腊柱头，印度佛像、中国花瓶、非洲木雕，显得有点儿杂乱。没关系，这就是杰曼的风格，他全世界旅行的结果。在山坡上有个巨大的鸟笼，环绕着一排椅子。杰曼每天早起爬坡，坐在鸟声中看报。倒是挺浪漫，倘若鸟屎落在头上，岂不败坏了一天的心绪？

地中海的冬天，中午到摄氏25度。我光膀子趴在阳台上晒太阳，驱赶骨头缝里的荷兰潮气。正昏昏欲睡，杰曼笑眯眯地出现，拉我去干活。他管我叫“八月的梦游者”，这是我一本诗集的名字。

杰曼又是个工作狂。除了写作翻译，他还办了个小出版社，每年出五到十本诗集。杰曼的书房是依萨卡的“正殿”，面对湛蓝的地中海。我们合作把米戈尔·赫尔南德兹(Miguel Hernandez)的一组诗翻成中文。他是西班牙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身世悲惨，病死在佛朗哥监狱中。杰曼通晓多种语言，他把原作和英文、德文、荷兰文翻译对照比较。有时为了一个词，我俩在屋里转磨，直到夜色流淌出来。

利丽安做了一桌好菜，银器和水晶杯相辉映。杰曼搓搓手，到酒窑选来几瓶好酒。待三杯酒下肚，他痛斥当代诗歌的无病呻吟，提及葡萄牙诗人佩索阿(Fernando Pessoa)所倡导的“感觉主义”(Sensationism)，嚷嚷着要搞一场新的诗歌运动，多多和我齐声响应，于是“新感觉主义”(New Sensationism)在依萨卡庄园诞生了。说干就干，杰曼准备宣言，找来笔墨和日本纸灯笼，让我把这旗号写在上面。一激动，他又奔向酒窑，拎回两瓶二十多年的陈酒，举杯祝贺。我有些不支，周围的菩萨天使旋转起来。

第二天一早，杰曼开车上路。我们先去奥尔威拉(Orihuela)——赫尔南德兹的故乡，离依萨卡不远。这多少有点儿祭祖的意思。他的故居家徒四壁，一幅巨大的黑白肖像照片显得突兀。他只活了三十二岁，短促的一生充满苦难，却写出辉煌的诗篇。

一路往南，我们直奔哥拉那达(Granada)，那是洛尔迦的故乡。“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由于戴望舒的翻译，洛尔迦成了我们那代人的启蒙老师，对我们一生都有重大影响。他和赫尔南德兹是同时代人，命运相似，一九三六年被右翼长枪党杀害。他的故居是个小博物馆，有很多实物、照片和音乐。洛尔迦的目光敏感而忧郁，越过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苦难盯着我们。

在那儿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奇特融合。哥拉那达是来自北非讲阿拉伯语的摩尔人于八世纪建立的，他们统治长达五百年之久。代表摩尔文明的阿尔汉巴拉(Alhambra)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宫殿之一。有多少摩尔幽灵绕开游客，穿过回廊水榭，消失在秘密的石门中？

弗拉明寇(Flomenco)民间歌舞，服装艳丽，节奏明快，充满了激情，是吉卜赛、摩尔和安德露西亚文化的结晶。我们混进一个社区俱乐部，舞蹈者在台上旋转时，全体观众跟着用手掌的不同部位击出复杂的节奏。

“看，我为什么要搬到西班牙？”杰曼得意地说。他鼓动我也搬来，在依萨卡附近买栋小房子。我还真动了心，掰指头算了算自己的经济实力。

“新感觉主义”诗歌运动不能就此罢休，杰曼有更多的计划，盘算着在依萨卡办个诗歌节。他把我带到海边的一个圆形小广场，台阶环绕，惊涛拍岸。这就是舞台，听众在前，夕阳在后，加上音乐伴奏，怎么样？典型的杰曼式的浪漫主义。

我还以为他说说而已，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没想到这位老兄拿出推销汽车的本事，敲开所有官僚的门，哄骗他们掏钱。三年后，即九五年春天，我再次来到依萨卡，“海岸国际诗歌节”(La Costa Poetica)真的由杰曼自己拉开了帷幕。这回可把利丽安忙坏了，她身兼秘书、会计、司机、采购、厨师、导游。由两口子办的诗歌节，恐怕全世界绝无仅有。

诗歌节结束了，利丽安两眼发直，杰曼笑声空洞。

杰曼总是花样翻新。去年他发起了所谓“行星意识”的国际诗歌计划，并建立了“反污染”诗歌网站，我眼看着跟不上趟了。如今这年头，能把诗歌看得这么重的人还真不多。

我刚收到杰曼的信，他告诉我去年是个诗歌的丰收年。他六月去了荷兰鹿特丹诗歌节，接着是意大利。八月在捷克参加世界诗人大会，一位爱尔兰诗人请他去都柏林诗歌节。他的诗集《道》(The Road)及配画，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书展上展出，十天内他朗诵了七次。然后又去了维也纳……

信的结尾处他谈到美国克林顿公司的蛮横，并引用了自己的诗句：“没有影子/比它的光线更长。”他最后写道：“依萨卡的太阳在等待你……”

第一辑 空山马丁国王

一

头一次见马丁(Martin)是八五年六月初。我们先在柏林照了一面，紧接着来到他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他五十出头，身材敦实，肚子凸起，头发正在哗变——脱落退色，那是转变之年的白旗。他的笑容像面具但又不是面具，而是一种持久的乐观态度。他于一九七○年创办的鹿特丹诗歌节，如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诗歌节。马丁乐呵呵地穿过二十多年的隧道和想象的开阔地——何止是诗歌节主任，他简直就是诗歌界的国王。

我们住的那家小旅馆在鹿特丹市中心，是二战联军轰炸中仅存的几栋建筑物之一，仍保留着战前的风格。墙上挂着多桅帆船的油画和黄铜的舵轮。大厅的皮沙发笨重而舒适。门房认识每一个客人，跟他们闲扯。每天晚上朗诵后，诗人聚在旅馆的酒吧喝一杯，烟雾弥漫，与各种语言混在一起。

马丁专门派了个翻译小姐给我，有人开玩笑说：“北岛整天被只花蝴蝶围着。”那位小姐调皮任性，高兴时翻两句，要不然干脆颠覆文本，你说东，她偏说西。我那时英文差，和马丁对话只能通过她。交流与否倒不要紧，可别无缘无故把人家臭骂一顿。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马丁一直在笑，毫无保留地笑。

诗歌节结束了，马丁留我在他家过夜，第二天一早送我去机场。那天晚上，马丁夫妇开车带我和翻译小姐到一个城堡去喝啤酒。他兴致很高，谈到他未来的计划。如果翻译正确的话，他要请更多的中国诗人来，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荷兰读者。他脸色红润，在这个年纪上可是个危险的信号。说完某句话，他会突然愣住，似乎在倾听自己的回声。那是我头一回出国，什么都新鲜。记得我们坐在酒吧外边，头上是梵高画中燃烧的星星。那天我喝多了，舌头转不过弯，跟着马丁傻笑。我突然站起来，摇摇晃晃去找厕所，那一张张放满酒杯的桌子漩涡般漂走了。

漂泊海外，我请马丁再带我去那个城堡喝啤酒，可他老人家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八七年我们一家住在英格兰北部的小城杜伦(Durham)，我在大学教中文：“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丁。”马丁来电话说，他和助手尤克(Joke)要到伦敦出差，想过来看看我。那是八八年春天，英格兰北部依旧很冷，天阴沉沉的。火车晚点一个多钟头，害得我苦等时，把十英镑塞进吃角子老虎机。马丁和尤克那天都穿着米黄色风衣，像兽医和他的护士。我终于可以结结巴巴跟他们对话了。马丁说英文带浓重的喉音，含混不清，好像在喝很苦的中药。他们要搭当天的火车赶回去，只能待两三个小时。我们围着一壶茶坐下。尤克属于那种典型的荷兰女人，红脸蛋高颧骨，在马丁的带动下仓促地笑着。她名字在英文的意思是玩笑，其实人很严肃。他们提议看看邵飞的画。画一张张摊开，英文的赞叹中夹杂着荷兰文的嘀嘀咕咕。最后马丁郑重宣布：请邵飞和我一起去鹿特丹，在诗歌节期间为她举办画展。

那年夏天来得早，有几张我女儿的照片为证。她那年只有三岁。一张在风车前，她穿着蓝白相间的连衣裙，皱着眉头；一张在鹿特丹港口的游艇上，几位诗人正逗她玩；还有一张是邵飞抱着她在梵高美术馆里，她龇着门牙，像个小兔子……当然，这些生活细节与马丁国王无关，他是属于大家的，属于被称之为诗歌那块圣地的。诗歌节开始了，马丁像个活动靶子频频移动，嘴咧到耳根，眼睁睁的谁也看不见，向有人没人的地方挥手说哈罗。我知道，这纯粹是给累着了。你想想，一打掏腰包的官僚商人，好几十号难缠的诗人，再加上千口子挑剔的听众。当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只不过挥挥手，绝不敢走得太近。

那年请来的中国诗人除了舒婷和我，还有马高明，他跟荷兰汉学家柯雷(Mighiel van Crevel)合译的《荷兰现代诗选》刚出版。不知为什么，马高明最后一分钟才拿到签证，带着新婚妻子，猴急地搭上世界最贵的瑞士航空公司的班机，一下子花掉两万多瑞士法郎。这两张机票拿到诗歌节，谁碰烫谁的手，引起组织者内部激烈的争吵，把梦游的马丁惊醒了，他凭第六感官，一见中国人就躲得远远的。我要找马丁说点儿事，他离我五十米远就拐弯了，向一排柱子招手致意。

二

强调诗歌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是马丁国王的基本国策。作为一个荷兰人，这无疑是对的：从西方人道主义出发，关怀人的声音，与禁锢这声音的势力作斗争。可惜并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问题是在被营救者看来，真正的反抗也许恰恰是让诗歌疏离政治，疏离国家话语，从而摆脱历史的恶性循环。这种东西方的错位有时候是一种默契，有时候又是个残酷的玩笑，曾令双方都很尴尬。

此刻我坐在书桌前，试着回忆马丁的形象，突然感到茫然。算起来，我参加过四次诗歌节，一次小说节，又在荷兰住了十个月，而马丁给我的印象是破碎而矛盾的。他五十岁以后我才认识他，没有任何他曾年轻过的证据。再说，诗歌节期间不能算数，马丁被公众包围，六亲不认。即使只有我们俩在一起，他也不谈自己。其私人生活藏在大幕后面，当大幕拉开，他早已收拾利索，向观众致意。

我记起这样的场景：在鹿特丹下火车，穿过车站广场，在高楼大厦中拐两个弯，来到空荡荡的剧场。诗歌节办公室占其一角，堆满海报和小册子。马丁国王迎出来，跟我紧紧拥抱。他的拥抱是法国式的，非得把腮帮子两边都啃到才罢休。我个儿高，不得不弯下腰，还得保持平衡。一年一度的诗歌节还没开始，马丁头脑清醒，谈笑风生，关键是他能看清我是谁，这对客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问过我的家人和中国后，他神秘地掏出封信，是马高明的，密密麻麻的五篇纸。他要在北京组织一个规模庞大的诗歌节观光团，专程来鹿特丹摇旗呐喊。马丁嗫嚅道：“他疯了，他疯了。”但能看得出来，他打内心里赞赏马高明。没有这种疯狂，他当年也绝不可能办起这么个诗歌节。

马丁与官僚商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诗歌节成功的钥匙。请他们在开幕式上致词，让出最显要的位置，陪酒陪饭陪笑脸。但马丁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他虽然穿西服，但从不打领带，这是一种身份标志，表明他是站在不修边幅的诗人这边的。荷兰女王要接见他。皇室的人通知他必须穿戴整齐，包括领带。被马丁一口回绝。后来女王知道了，颁发特许令，才有幸和不打领带的马丁国王见上一面。

写到这儿，我突然有一种冲动，翻箱倒柜，找出马丁的电话号码。“哈罗，”他的声音微弱。我让他猜猜我是谁，听他支支吾吾，只好招了。他惊呼着，好像他家突然着了火。“北岛？是你？我一直在找你。”寒暄几句，他又讲起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当时我问那个中国老诗人，北岛在哪儿？他回答，北岛根本不存在，因为他不在我们的系统里。你看，我还是把你找到了……”那是一种发现的快乐。我把话岔开，问起他的生活。“你知道，退休是件困难的事，我又建了个叫‘各民族诗人’(Poets of All Nations)的基金会……今年六月我们去了哥伦比亚。那儿很穷，可一场朗诵有八千个听众!简直难以置信。”马丁国王越说越来劲儿，诗歌是他生命的动力。他告诉我，他下个月去中国，在北京会见到马高明。“他正在编一本厚厚的《国际诗歌年鉴》，由我们基金会赞助。当然，我还记得那两张机票，对我们也是笔大数目。是啊，他还是照样喝，这没关系，他有的是好主意……”

三

退休，对马丁来说是块心病。我找到两年前他发给我的电传：“你也许知道我已离开国际诗歌节了，因为年龄的缘故。去年第二十七届诗歌节以后，我六十六了，在这个国家，六十最多六十五就得停止工作，我非走不可……”他在字里行间一步一叹息。

自九二年十月到九三年夏天，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做驻校作家。这职位是专为流亡作家设置的，马丁是推动者之一。从莱顿到鹿特丹坐火车四十分钟，按美国标准，等于住在同一个大城市。可我不常见马丁，一来他是个大忙人，再说那阵子我整天跟自己过不去，根本没串门的心思。我们多半打打电话，马丁有一套程式，总是先问起我的家与国，再谈正事。

记得九三年春天，我专程去看马丁，并约好一起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相当地道的广东馆子，就在诗歌节办公室附近。那天尤克也在，她的脸像月亮反射着马丁的阳光。我们边吃边聊。说到得意处，马丁又拿出马高明的信给我看——那是他青春的证明。他和尤克送我上火车。太阳暖洋洋的，经历一冬凄风苦雨的荷兰人在车站广场散步。马丁突然说他老了，还患有糖尿病。我说你该退休了。马丁转过头来，惊奇地扬起眉毛，表情古怪，白色胡渣从粗大的毛孔钻出来。他盯着我，似乎在察看有没有什么阴谋。“是啊，这是个好主意，”他苦笑着说，“可我有的是精力，再说退了休，我能干什么？”是啊，国王怎么能退休呢？

马丁国王在位二十七年，于公元一九九六年被废黜。

关于此，有很多传闻，我宁可不闻不问。接他班的是个年轻女人，有个俄国名字：塔吉雅娜(Tatjana)。她告诉我，这名字是她父亲热爱普希金诗歌的结果。两年前我们在巴黎诗歌节见过面。她是那种新型的职业妇女，精明强干，生气勃勃，和马丁的作风完全不同。马丁国王是被民主制度废黜的，大势所趋，也是没办法的事。听说马丁不服气，要另搞一个国际诗歌节，分庭抗礼。我真为马丁难过，想写封信，劝他放弃复辟的企图。可这年头，谁又能说服谁呢？

“所有权力都有腐蚀作用，绝对权力有绝对的腐蚀作用。”这是帮我做翻译的柯雷用英文教我的，对我来说像个绕口令。那是九二年夏天，在鹿特丹诗歌节上。

在马丁国王执政的晚期，早已出现种种不满，起初声音微弱——几只苍蝇，渐渐变成轰鸣。我相信，马丁既听不见也看不见。诗歌节期间他把布蒙在眼睛上，跟大家捉迷藏。“那是王位上奇妙的孤独。”让我想起芬兰女诗人索德格朗(Edith Sodergran)的诗句。

在每届诗歌节前的例会上，马丁的演讲越拖越长，尽是陈词滥调，加上发音含混不清，令人昏昏欲睡。他的老婆儿子全都卷入诗歌节，从义务工作开始，一步步接近权力的中心。还有一种批评，认为马丁请来的都是他的老朋友，诗歌节搞得像个家庭聚会。这么说来，我也算个受益者。其实这是马丁创建诗歌节的宗旨之一，让某些诗人重复出现，通过时间展现他们的变化。

提起那些名诗人，没有他不认识的，谁谁当年还是个愣小伙子，谁谁死了，谁谁得了诺贝尔奖、谁谁刚来看过他……山高不过马丁的脚，不少诗人都是他发现的。他从来都说别人的好话，除了沃尔克特(Derek Walcott)。“他诗写得还不坏，但为人太傲慢。”马丁跟我说。

有一年诗歌节，他的儿子马克(Marc)去机场接他。为方便起见，马克把车停在旅馆停车场。而沃尔克特却坚持让他把车开到旅馆门口，并为此大发雷霆。

我真想认识一下青年时代的马丁，做国王以前的马丁。比如他当年头发的颜色，他的笑声，他的诗歌梦想。我认识好几位荷兰老诗人，都是马丁多年的朋友。我应该去找他们问问，关于那个年轻的马丁。恐怕是众说纷纭，甚至包括头发的颜色在内。要说马丁的阅历可算是相当丰富了，他当过夜校老师、出版社雇员、书店经理、文学杂志编辑、报纸评论员，翻译了不少德国文学作品，编过好几本国际诗选。六九年，他进了鹿特丹艺术委员会，触到权力开关，打开诗歌节的大门。其实连履历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过程而已，与生命本身并无多大关系。

我跟柯雷在长途电话里聊起马丁：“回过头看，马丁做了那么多重要的事。”

“你用不着说服我，他的功绩我们全都知道……”柯雷有点儿不耐烦。

“不，我是想说服我自己。”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彭 刚

一年多前，国内的朋友来信求证一个消息：彭刚自杀了。可无人知其行踪。只知道，他八二年来美，就读于匹茨堡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再无下文。他自杀，我是信其有的，为此难过了好几天。

七三年年初，彭刚和芒克在北京街头，花一毛钱分享了个冻柿子后，宣布成立“先锋派”团体。彭刚家和北京火车站仅一墙之隔。他俩心血来潮，翻墙，跳上一辆南行的列车。头天晚上，彭刚去图书馆偷书，摔坏了胳膊。第二天芒克和父亲吵翻来找他，他扯掉绷带，上路。他们在信阳和武汉两度被赶下火车。钱花光了，只好变卖随身衣物。彭刚让芒克用仅剩的五分钱去洗把脸，然后找个漂亮姑娘乞讨。最后还是个好心的女干部帮他们安排回家。

我是那年秋天认识彭刚的。从彭刚家的后窗能看见那堵灰色的砖墙。火车驶过，震得玻璃哗哗响。我得承认，那是一种诱惑。后来我的免费旅行也是从那儿开始的。

彭刚的画让我震惊。我当时就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判断：此人不是天才，就是疯子。他的画中，能看到那次旅行的印记：表情冷漠的乘客、阳光下燃烧的田野和东倒西歪的房屋。他很大方，让我随便挑选，我卷了几幅，回家悄悄藏在床下。

彭刚长相怪，有点像毕加索蓝色时期中的人物。他最常见的表情是嘲讽，眼睛细长，好像随时向这世界瞄准。说话正是瞄准后的射击——快且准。他精瘦，而冬天只穿一件单衣，影子般瑟瑟穿过大街小巷。那年冬天，我们很快熟络起来——截然不同的性格刚好互补：我正寻找烈酒般的疯狂；他呢，他的疯狂需要个容器。

他把日记给我看。他父亲是个工程师，死于迫害。在得知父亲死讯的当天他写道：我要有颗原子弹，一定和这个世界同归于尽。另一篇是他两年前自杀时写的。他吞下半瓶安眠药，再用刀子把大腿划开。字体变得歪斜，描述却极其冷静：血渗出来，从白花花的伤口，并不太疼……看来死亡就那么回事……日记中断，他突然想活，挣扎着冲进附近的医院求救。那年他才十六岁。

时隔二十五年，他仍有自杀冲动，不得不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