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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回家，女儿告诉我有个叫彭刚的来过电话，吓我一跳，赶紧打回去。他嘿嘿笑着，听起来绝非在阴间。因为他多半用英文，谈的又都是美国现实：钱、电脑和工作压力。你知道，这儿，钱就是权力。他是从图书馆的电话簿上找到我的。自杀？谁？我没功夫自杀。他住的离我不远，开车只要两个小时。见面？当然，哎，最近太忙……

想当年我们三天两头见面。他是个恶作剧的天才。在饭馆吃饭，他顺手把盘子和茶壶塞进书包；或旁若无人，从副食店牵走个西瓜。我们去白洋淀的小镇赶集，只见他拎着篮子，沿一个个摊子晃过去，边跟老乡攀谈问价，边把蔬菜瓜果装进篮子，让对面的老乡看得目瞪口呆。

那是哪年？对，一九七四，是夏天。一行六七人，从北京搭火车混到保定，出站时被抓住。我们声言在白洋淀插队，没钱。警察不信，挨个搜身。彭刚耍贫嘴，被搜得最彻底，连鞋都脱了。我显得最本分，警察草草了事，放人。而钱都藏在我身上。

回首往事，大可不必美化青春。我们那时一个个像孤狼，痛苦、茫然、自私、好勇斗狠。当然总有些美好的时刻。记得我和彭刚、芒克划船去县城打酒，是那种最便宜的白薯酒。回来起风，越刮越大，高高的芦苇起伏呼啸。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轮流奋力划船。第二天，在邸庄插队的朋友那儿过夜。赶早集，彭刚窃得瓜菜一篮，做成丰盛晚宴。酒酣耳热，从短波收音机中调出摇滚乐，彭刚和陈加明欣然起舞。两个精瘦的小伙子像蛇一样盘缠摆动，令人叫绝。入夜，余兴未尽，荡舟于淀上。水波不兴，皓月当空。天地父母，可容得逆子远行？

今年春天，一位当年的老友来访。我们给彭刚打电话，他用英文惊呼见鬼，开着红色的尼桑新车，带来法国香槟和爱尔兰啤酒。他从毕加索的蓝色阴影中走出来，比以前宽了一倍。脸上多肉，很难再召唤早年的嘲讽。眼睛也已倦于瞄准，说话照旧很快，夹杂英文，像散弹，射向噩梦般的工作压力。

要说他在美国算很成功了，在匹茨堡拿到博士，在哈佛工作，又转到伯克利著名的量子物理实验室做研究。三年前，他改行搞电脑，在硅谷找了份不错的差使，正步步高升。也怪，他竟没回过国，十五年了。

彭刚当年在北京的圈子里是有名的疯子。除了生活放纵，恐怕更主要是指他那诡谲多变的画风，和官方控制的艺术潮流完全背道而驰。有一回，他也试着参加官方的画展，那是幅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画的是个菜市场的女售货员，丑陋凶恶，一手提刀，一手攥着只淌血的秃鸡，池子里堆满了宰好的鸡鸭鱼肉。负责选画的人把他叫去，先上下打量一番，问：“这是你画的？”他点点头。“念你年幼无知，这回就饶了你。还不快滚!”

他擅长讲故事，不少是美国电影。我还记得《第六棵白杨树》，他讲了一个半钟头，连比划带口技，加上即兴配乐，听得我热泪盈眶。其实他并没看过，也是听来的。据说前边那位更绝，讲了两个半钟头，比电影还长二十分钟。我来美国到处找这片子，竟没人知道，它说不定只是汉语口头文学的一部分。

一九七五年初，我的朋友赵一凡被捕入狱，他是地下文学作品的收藏家。风声紧，我开始转移信件、手稿，和朋友告别，做好随时入狱的准备。找到彭刚，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拉我到新侨饭店的西餐厅，帮我分析案情，传授他两次入狱的经验。出来，北风肆虐。他拍拍我的肩膀，没多说，黯然走开。拖了几个月，竟没警察上门，我又开始活动。

我和彭刚之间出现裂痕，像酒和瓶子互相厌倦。我们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那是从朋友处出来，搭二十二路末班车，坐在车中间的连接器上，我们随之颠簸转动，窗外的光影变幻不定。

此后我们很少来往。

一九七八年底《今天》创办时，彭刚已考上北大化学系。他偶尔到编辑部坐坐。我提醒他，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别忘了那次喝酒时的承诺。他咧嘴一笑，说：“有个人跟每个朋友许愿：我要有条船，一定把你带走。后来他真的有了条船。但太小，只能坐俩，不可能带走所有他曾许过愿的人。他只好上船，向众人挥挥手，再见啦。”不久，彭刚只身来了美国。

十八年后，我给他打电话，再次提醒他别忘了给《今天》写稿。他这回不再提那条船了。“太太刚生了孩子，我除了上班，又开了个公司。没辙，有项专利嘛。老实说，睡觉的功夫都没有。嗨，过日子，得还清房子贷款，得给儿子攒学费。以后吧……”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波兰来客

飞机着陆一小时了，仍不见影子，让我捏了把汗。美国国会刚通过的限制移民的法案，由电脑网络输进所有机场移民官员的大脑，映在脸上，肯定雪上加霜。老刘终于从自动门探出头来。八年没见，他明显苍老了，让我想起他父亲。他穿的竟是那件七十年代就穿上的土黄色羽绒服，领子很脏，袖口磨破，好像有意嘲笑由林同炎先生设计的旧金山国际机场，旅客们正由此飞向未来。

我们开车回到过去。他一上车就要抽烟。无奈，只好开窗，烟缕在风中急剧抖动。屈指一算，我们认识已有二十五年了。一九七二年春天，中学同学唐晓峰神秘地告诉我，他的邻居是地下艺术团体“先锋派”的“联络副官”， 这两个称号具有同样的吸引力。老刘在工厂当钳工，但文质彬彬，像个旧时代的文人。他刚从大狱里放出来，仍像个犯人，缩在双层铺和小书桌之间，给我讲狱中的故事，他立志要写出来。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先锋派”的“猴子”——也就是后来的芒克，又通过“猴子”认识了彭刚，其实“先锋派”也就这两位，再加上联络副官，三人行。

第二天，老刘系上围裙，麻利地操刀掌勺，给我们做饭。他在波兰开了家中国饭馆，生意兴隆。1990年夏天，他去了匈牙利，混了半年，又转战波兰。诗人一平，跟我讲起在波兰的奇遇。街上问路，他正好问到一家中国饭馆。有人应声，从地下推开扇窗户，爬了出来，满脸烟熏火燎，露出白牙——正是老刘。先有免费打工的铺垫，才有后来的发展。他攒钱，在大学区盘下家小馆子，当起厨师、红白案、采购、会计，兼老板。

老刘的变化让我目瞪口呆。八十年代，我们这帮人里，顶数他日子过得滋润。他为香港中新社到西藏拍纪录片，赚些外快，购置了电器和罗马尼亚家具。要说不在钱多少，而是一种态度：人生难得几日闲。他经常备上酒菜，请朋友聚聚。他说话和时代节奏成正比。起先慢条斯理；商业浪潮来了，带有间歇性停顿；他卷起铺盖上路了。

和老刘相比，实在惭愧。在国外，除了靠奖学金，靠母语在学校混混，我还能干什么？所谓先生存，后发展。文人自己种稻做饭，自然不必“为五斗米折腰”。

对美国，老刘最初的反应是谨慎的。他仔细比较价钱，从生姜到汽车；他收集饭馆的菜单，留意报纸上的分类广告。我终于从他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我也从欧洲过来，知道一个中国人在另一古老文化中的失语状态，知道那随经济浮动的排外情绪，也知道新大陆呈现的种种幻象。老刘想和他的美国梦一起留下，但美国移民局的答复是：您留下梦，走人。

七十年代，我和老刘常结伴出游，去过白洋淀、五台山等地，没想到如今可走远了，远得望不到家、回不成家或干脆不想回家了。七五年秋天，我和父亲吵架，一怒之下和老刘上了五台山。那颓败的庙宇和稀疏的松柏沐浴在夕阳中，呈凄凉之美。我们认识不少和尚，多是农家出身，质朴可亲。有位尼姑是四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为何出家？必有一段隐情才是。

在昏暗的光线下，她满脸褶皱，目光清澈。谈得投缘，我们把一本任继愈关于佛家思想的书送给她。最后钱用光了，我们经大同扒火车回北京。快到北京时，我们为在哪儿跳车吵了起来。老刘执意要在远郊的小站下，我认为目标太大。俩人脸憋得通红，怒目相视。最后还是在北京站下车，翻墙逃脱。拐进前门一家澡堂子，泡了个热水澡，躺在铺板上，抽烟，望着天窗，我们才开始说话。

话说回来了，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老刘的两次婚姻都失败了。现任妻子和他在一起开饭馆，仅仅因为在国外手续复杂，离婚一拖再拖，拖得两人都没脾气，只能将就。情人节快到了，我女儿偷偷问我：“为什么刘叔叔买了两张情人卡？”我怎么解释？一张给妻子，出于习俗和生活惯性，另一张是给波兰房东的女儿，那是真情。老刘请我把他的题词译成英文，再抄在情人卡上，但他连情人的名字都拼不准。我为他感到悲哀：除了有限的波兰饭馆用语外，他用什么来表达？但这毕竟是他仅有的阳光，在烟熏火燎的异地他乡。

老刘生性温和，知书达理。按一平的话来说，他是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在此伤天害理的年月实属少见。祖上是河北农民，若无革命，他很可能是个乡下秀才，度过平静而儒雅的一生，时代改变了脸，让他入大狱，做苦工，险些病死在铁栏杆后面。而这狱中经历成了他的命运。好不容易消停两天吧，逼得他远离故土，沿成吉思汗的路线给远房亲戚们生火做饭。母亲病重，那些穷亲戚在路条上百般刁难，竟没让他回去见上一面。直到最后一刻，母亲仍盯着门口。

“我现在是赎身。”老刘酒后伸出指头，“十万!只要攒够十万美元，就告老还乡了。”他脸色红润，一扫刚来时的晦气。挣钱赎身，回家，回乡下，买房置地，读书写作，过老秀才的生活。这倒是他一辈子理想。自打认识，他就一直叨唠这事。可何为以后？

那天乘游船在旧金山湾兜风，金门大桥像把尺子在我们头上翻转，好像在测量我们有限的一生。我们在它下面合影，为二十五年的友谊，其实二十五年只是它最小的刻度。

就在老刘到的前两天，我女儿告诉我，有个叫彭刚的来电话。莫非是那个二十五年前“先锋派”的彭刚？果然，他来美国多年，前两年搬到圣荷西(San Jose)，离我这儿不远。我给他打电话，说有人想跟他聊聊。老刘接过电话，自报姓名，悠悠然。彭刚惊呼见鬼，风驰电掣而来，拎着香槟和啤酒。那聊法有如登山，对年轻的不算什么，上了岁数就明显感到吃力。

日薄西山时，不免感叹：众人星散，看来“联络副官”这些年有点儿玩忽职守。

老刘要回去了。那边饭馆告急，加上签证也到期了。临走，我陪他去采购。他买的都是饭馆所需，大到蒸锅，小到姜蒜，塞满一个大纸箱。我打电话为他订位时，发现由于班机衔接不巧，他得在巴黎机场待整整一昼夜。我拉他去法国领事馆办过境签证，不肯，他要为赎身省钱。结果在机场遇到麻烦。柜台后面漂亮的小姐皱着眉头，一边翻着护照，一边打量着大纸箱和那身七十年代的羽绒服，她坚持老刘必须得办法国签证。好说歹说，又找来上级，才放行。

别后，我一天都心不在焉。在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正当搬运工人倒腾那个大纸箱时，老刘缩在柱子后面，睡着了。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胡金铨导演

早上八点，我在香港的一家旅馆醒来，捡起从门缝塞进来的当天报纸，回到床上浏览着，没有重大新闻。略过那些因冷酷而堆满虚假笑容的政治家的照片，我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他一手拿着烟，在摄影机前和女演员交谈，看来他筹划已久的《华工血泪》终于开拍了。我再看标题，心里一惊：名导演胡金铨猝逝台北。他是昨晚六时在冠动脉硬化手术时逝世的，享年六十六岁。要说我已见过太多的死亡，但胡导演的离去还是让我无法接受。心情恶劣，我给洛杉矶的老顾打了个电话，他也知道了。我们没有多谈，我的声音哽咽了。

我和胡导演是一九九○年在洛杉矶认识的。我这些年四处漂泊，时间、地点和人物往往都混在一起，我却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的环境、氛围和谈话细节。那是由原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穆晓澄夫妇，在一家相当典雅的江浙餐馆“钱塘春”请客。我实在孤陋寡闻，既没有看过他的电影，甚至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他身材不高，略微发福；和身材相比，脑袋显得很大，眼睛炯炯有神。我被他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吸引住了，那是没有经过革命风暴的污染的京片子，会让人唤起一种比乡愁更加悠远的记忆。

他离开北京正是我出生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当时他高中毕业，在同班同学的怂恿下，想去香港试试运气。他去找刚接管北京的当区长的亲戚帮忙，被狠狠训了一顿，可没过两天，他去香港的通行证被批准了。

在《他乡与故乡》这篇散文中他写道：“也是在‘旧社会’，有这么个说法：世界上有两个都市是‘流沙’，就是北京和巴黎；只要你在这两地方住上几年，就不想搬了。说北京和巴黎像‘流沙’，是形容这两个都市迷人的地方，要慢慢地体会，时间长了，你就爱上她了。越陷越深，终于老死斯土。这种说法是对‘外地人’而言，像我这种在北京土生土长的人，并没有这种感觉，而且很厌倦那种死气沉沉的环境，时时想冲出去。”

他从小好读书，在香港找到的头一份工作是在印刷厂当校对，这多少还算有缘份。可校的头一本书竟是香港的电话簿，第二本更倒霉，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佛经。他干过的工作五花八门，在美国新闻处打杂，在广告公司画画，在电影公司当布景师，当演员，终于熬成了导演。他的成名作《大醉侠》，一炮走红。接着又转到台湾拍了《龙门客栈》，在香港创国语片的卖座纪录。随后他花了三年时间拍《侠女》。《侠女》获一九七五年戛纳电影节“最高技术奖”。权威的英国《国际电影指南》一九七八年把他选为国际五大导演之一，在亚洲导演中，他是继日本的黑泽明之后第二位获此荣誉的。那是胡导演的鼎盛时期。

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拍《侠女》时，有一场戏要古宅空庭的萧瑟效果，可他嫌芦苇不够高，宁可再拖几个月等芦苇长高了再拍。如此刻意求精，不计成本，必然会和老板发生冲突。连着几部片子不赚钱，就没人再找他拍电影了。这十年来，他只拍了《画皮》，都是好编剧、名角，就是不成功。我认识胡导演，正赶上他走背字。也许正因为此，才和我们这些社会上的闲杂人员来往。我常路过洛杉矶，每次和朋友们聚会都少不了他。

听胡导演聊天，是一种享受。他天大的事芝麻小的细节都能娓娓道来，妙趣横生。他聊起天来从不知疲倦，且不容别人多嘴。周围的朋友都很知道分寸，绝不会扫他的兴。据说有一回，一个不懂“规矩”的毛头小子多说了几句，竟惹得胡导演大怒：“你，你怎么不让我说话？”而我天生就是个听众，所以和胡导演挺合得来。九五年初，我经过洛杉矶，住在老顾家。一天晚上台湾的资深记者卜大中要请我和胡导演吃饭。那天早上我刚醒，就接到胡导演的电话，要先过来和我聊聊。从九点一直聊到中午一点，接着胡导演拉我到一家北方小馆点了面条、葱油饼和酱牛肉。连吃带聊到两点半，我有午睡习惯，明显感到体力不支了。看这架式胡导演要聊到天黑，接上傍晚的那顿饭局。回老顾家的路上，我忍不住透露了我的恶习。

“午睡？”胡导演吃了一惊，样子显得很失望。但接着说，“哦，那是福分。行，咱们晚上见。”

胡导演在香港影艺界是有名的怪杰，这指的是他脾气古怪，戏拍得不多，不务正业，著书，开画展，讲学。他收藏的书多得没地方放，一部分捐给了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据他的前妻钟玲讲，他生平最大的乐事就是不务正业，而一拍电影就头疼，因为得拼命地干活，没时间看闲书、喝酒、跟朋友吹牛……

说起来，胡导演那四海为家，他乡当故乡的潇洒劲儿特别让我佩服。他在北京、香港和台北都住过，后来和我一样，流浪美国。有人问起他的故乡是哪儿，他或曰香港或曰洛杉矶，单单不提北京。

去年十月，老顾和穆晓澄相约从洛杉矶开车到我这儿来玩，胡导演知道了，也要一起凑热闹，结果反倒是他的兴致最高。穆晓澄在电视台干活，太忙，时间老是凑不到一起。胡导演等得不耐烦了，嚷着要和老顾搭“大灰狗”长途汽车过来。最后未能成行，两个月后，我陪父母去洛杉矶，胡导演已去了台北，我们错过了最后见面的机会。

胡导演死后两袖清风，膝下无后。人们忙着为他选择安葬地、塑像、建立基金会，沸沸扬扬，而我只有一个愿望：去看看他的片子。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单线联络

于泳是假名。这样免得美国移民局或中国某派出所有一天找他麻烦。其实，我根本没见过他，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熟悉的只是他的东北口音。

去年秋天，邵飞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我叫于泳，你可能没听说过我。我爹和你妈是小学同学，这样我得到了你们的电话。”接着他零乱地讲了自己的故事。他在家乡做过期货，到外地倒过盘条，发了点儿小财。去年到加拿大谈生意，未果，于是潜伏下来，从长计议，为了有一天打开海外的市场。没想到加拿大经济不景气，手头越来越紧。有人劝他，美国好挣钱。“他妈的美国，比加拿大强不到哪儿去。”他说着说着来了气。邵飞问他现在何处。“旧金山。我的加拿大签证过期了。边境上不是没什么人管吗？”最后他才说明意图，希望能到我们这儿来，想想办法，给他找份工作。“要说干啥都行，我能将就。”邵飞要他留个电话号码。“我没电话，现在我在街上用的是电话卡。”看来还只能单线联络。

我们刚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实在没有勇气再接待一个八竿子够不着的陌生人，尤其在商界混过，更让人敬畏。于泳却以他特有的方式固执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他作为单线联络的上级，并不常来电话，每次想必都是他生活中的转折时刻。有人说纽约好挣钱，他到了纽约。“这儿也不咋样，”他对纽约作了如下评论。“汽车挤满街，楼房黑黝黝，空气污染邪乎。黑人太多，危险。工作可不好找，没工卡，老板理都不理。”他传递的情报越来越简短，看来形势变得很严峻。

今年四月，他突然提出借钱。“这美国是待不住了，”他结巴起来。“我、我想回加拿大，能、能不能借我点儿路费？”邵飞找我商量。可正赶上我们手头拮据，预购了夏天出门的飞机票，还清信用卡账单和每月的房屋贷款，账户所剩无几。我知道，一个人开口借钱必是万不得已，再跟邵飞商量。但我们的上级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他此刻在旧金山街头游荡，迎着海湾的落日，郁郁寡欢，兜里揣着和世界最后的联系——一张电话卡。

三周后，我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先是英文机器的声音：“这是对方付款电话，如果你愿意接的话，请按三，否则……”其中突然夹杂着于泳绝望的叫喊：“邵飞，请快按三，我有急事!”按了三，他像个溺水者终于浮出水面。“我进大狱七天了。这里的日子太苦了，三十人挤在一屋，伙食又差。他们今天才还给我电话本。”他在一家中国餐馆刷碗时，遭到移民局官员的突然袭击。老板被重罚；他锒铛入狱，关在西雅图，紧靠加拿大边境。“我在美国只认识你们。借我四千美元的赎金，我一定还。”从几百美元的路费升到四千美元的赎金，我们到哪儿去找？“那、那，赶快给我父亲打电话，让我弟弟汇给你们，你们再用现金支票寄给我，务必在本月二十九号以前，那天法院开庭，我缴了赎金就可以申请政治避难了。”接着他提起在温哥华有哥儿们，可以帮邵飞办画展。这话说得实在不是时候。再问他的电话号码，他说牢房有台既没拨盘也没号码的电话，只能打对方付款，看来联络方式不变。

此刻我在东京的成田国际机场转机回美国，在顶楼的快餐厅要了碗日本牛肉面。旁边是两位台湾小姐，正在讨论美元和日元的汇率，计算在免税店给老爸买的XO法国白兰地。另一边是看来久居美国的华人夫妇，正在训两个小不点儿。“说实话，是谁推的桌子？”妈妈厉声问。父亲捅捅她，“用英文。”妈妈用英文重复：“是谁推的桌子？”我们的目的地都是美国。移民是否合法，取决于时间、亲友、金钱，还有机遇和对法律解释等多种因素。美国除了印第安人都是移民，只不过有个先来后到的问题。说到天赋人权，其实每个人都有权选择他在地球上居住的地方，即迁徙自由。于泳却为了追求这自由而锒铛入狱。

从于泳发出呼救信号到开庭只有一星期，邵飞连夜打电话给他父亲，不通。只好通过我岳母设法转告。第二天一早，老父亲终于来了电话，一口苍凉的东北腔。

四千五百美元终于从东北汇出，但路上要好几天。于泳几乎每天来电话，这种对方付款电话非常贵，据说是普通电话费的五倍。但总得让溺水者上来透透气吧。正赶上邵飞动身去马来西亚办画展，这营救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

五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开庭的头天下午，我在提款机取钱时发现那笔汇款到了。立即赶到银行买下一张现金支票，再冲到邮局，用快递寄邮。邮局的人保证第二天中午以前可以收到。柜台后的亚裔小伙子，扫了一眼这只有信箱和宿舍编号的地址，疑惑地抬头问：“你肯定他能签名吗？否则快递会退回。”他们见多识广。于是我签名，作了收信人不必签名的选择。

回家于泳又浮出水面，我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第二天下午，他来电话沮丧地说，支票还没收到。同牢房的中国人走了，他不会英文，跟狱卒扯不清。急中生智，他让我等一下，他试着去找个狱卒来接电话。过了好久，一个浓重的俄国口音出现在电话线另一端。我直纳闷，这美国监狱莫非被俄国人接管了？我向他保证，支票肯定到了，请他马上去查查，快点儿释放于泳。他告诉我，他无法照办。我火了，你们到底谁管？再换回于泳，他解释说，没找到狱卒，只好请同牢的俄国人来听电话。这都哪儿和哪儿。我从俄国人那儿得知，赎金不是四千，而是两千五。“嘿，太棒了，现在有钱比啥都强。”他兴奋极了，转而问我：“你刚才看了NBA的决赛了吗？人家芝加哥公牛队还是厉害……”

这张支票一个星期后才落到于泳手里。我不能去告邮局，他们递进去的是另一个世界；更不能告监狱，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于泳，那样会作为蛇头的嫌疑折进去，正好和他掉换位置。这期间，于泳经常向我传达他的焦虑和愤怒，我在表示同情之余，也为这个月的电话账单担忧。

又过了十天，于泳终于获得了自由。他在西雅图的唐人街用电话卡给我打电话。兜里揣着两千美元，说话有了底气。“咱哥儿俩有缘分，将来得好好在一起唠唠。”我问起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开庭推到两天以后，办政治避难至少先合法地留下。以后呢？不行再回加拿大。“签证过期没关系，”他的口气中有股久经沙场的味道，“边境上不是没什么人管吗？”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师 傅

师傅这称呼，八十年代初开始流行，是“同志”与“先生小姐”之间的过度。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这个词严重磨损，其中的辈分、年岁、技术、能力，甚至潜在的性别意识都消失了。

我在建筑业干了十一年，五年混凝土工，六年铁匠，到了都没当上师傅。岁数熬够了，但技术不熟练，一直是二级工，连工资都没长过，谁管你叫师傅？当过我师傅的可不少。事实上，除了学徒的，几乎人人都是我师傅。

六九年三月，我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报到，跟行李一起装进卡车，拉往河北蔚县的工地。我们的任务简单明确：开山放炮，在山洞里建发电厂。

我头一个师傅叫向桂林，他是个六级木匠，领着一帮知青和当地的民工干杂活。向师傅河北人，一看人就老实，话不多，总是笑呵呵的，牵动满脸善良的皱纹。他从前在矿上干活，得了矽肺病，咳得很厉害。我们这帮知青，上班总是扎堆聊天。向师傅经过，一声不吭，自己动手干起来。

下放的会计张胖子和“阿驴”跟向师傅住。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全班人马挤在他们小屋抽烟打盹儿。这回知青来了精神，轮流读书读报，声音高亢。向师傅不识字，在马克思的哲学概念前有点儿慌乱，两只粗手卷着“大炮”，一点火，脸顿时被烟雾蒙住。

“阿驴”是我的初中同学。他眼镜厚厚的，个儿高高的，走起路来三道弯。那架式哪儿有防人之心？他带来一台红梅牌半导体。有一天被贴了大字报，说他偷听美国之音。向师傅知道了，跳着脚大骂，从未见他生那么大的气。工地来人调查，他作证说：“根本没这么回事。”“阿驴”总算过了关。

几个月后正式分工种，我被分到混凝土班。在工地常能见到向师傅，他带着“阿驴”放线。我挖沟，向师傅蹲在沟沿抽烟，背后是天空。他突然剧烈地咳起来。两年后，在宿舍聊天，突然听到向师傅死于肺癌的消息，我忍不住嚎啕大哭，把在场的师傅们弄得莫名其妙。工地死人好像一阵风，是不留痕迹的。

孟庆君，山东人，小个子，黧黑，金鱼眼，满嘴脏字。他那时候快五十了，可别的师傅都管他叫小孟。我们班长刘师傅整天拿他开心。他当年的笑话可多了。刚解放，小孟从山东来北京，头一回坐火车。买了票一转身，火车开跑了。他站在月台上，指着火车破口大骂：“火车，我日你奶奶!”来到北京，他想往老家寄包裹，问别人火车快还是电线快，回答电线快。

他爬上电线杆，把包裹绑好。第二天早上果然不见了。

在蔚县工地，小孟在洞里当安全员，后来转到我们班组。那天上夜班，我们把拆开的铁支架扛到另一个山坡上去。小孟突然来了气，啐了口唾沫，把手套一扔，骂开了：“呸，三孙子，瞎他妈指使人，这活儿不是白干？”他往地上一蹲，罢工了。班长只好忍气吞声，绕着他走。这情况有点儿像政界元老，骂两句，皇上也得听着。

不久我们搬到北京远郊的东方红炼油厂，小孟正式成了我师傅。我们俩整天穿着大胶靴，拖着震捣棒，在刚浇灌的混凝土中跋涉。那好像是一种没有终点的比赛，裁判是死亡，看谁在这样的行走中先耗尽生命。他对我的劳动评价挺高：“不怕脏，就怕累”。我晚上看书看得晚，他每天早起冲我嚷嚷：“晚上耍夜猫子，早上耍死耗子。”如今我也冲我女儿这么嚷嚷。楼盖多了，我们的住宅条件有所改变，从上百人同住的大工棚，搬进尚未装修粉刷的宿舍楼。我、孟师傅和另一个人住一屋。那简直是一种奢侈。工地开大会，指导员大叫大喊，挨家挨户砸门。我把门反锁，躲在屋里看书，孟师傅翻着金鱼眼帮我打掩护。

他说话特损。夏天中午午休，我们一帮朋友到水沟游泳，每人穿着游泳裤，外边裹着橡胶雨衣。孟师傅看不惯，嘿嘿笑了，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别害羞，下回再少穿点儿，干脆就戴个避孕套算了。”

孟师傅从内蒙弄来一堆生驼毛线，准备给自己织条毛裤。他先向女工取经，学习针法，回来再一点点儿琢磨。每天晚上我读书写作，他戴上老花镜，一针一针地织起来。坐在炉子上的水壶嘶嘶响。从秋天一直织到第二年开春，冬天过去了，眼看着他老人家没穿上。更不幸的是，裤腿织到一半，毛线用完了。再细看，那毛裤又粗又硬，戳在地上能立住，像古代铁甲。我管它叫“孟师傅的毛裤衩”。

七四年我调到三工区的铁工班，跟阎师傅打铁。阎师傅叫什么，我忘了。他又瘦又小，最小号的工作服也显得太大。一顶破帽子汗渍斑斑，帽沿耷拉下来。他少言寡语，有时咕噜几句，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师徒俩的对话多半都在那铁砧上。他的小榔头叮当一响起，我的十四磅大锤就得赶紧跟上，轻重缓急，声起声落。铁块转暗，不再迸溅火花，我一身虚汗，眼冒金星，正是两锤聊得更欢时。小榔头一停，阎师傅挥挥手，让我回宿舍。他知道我有个爱读书的毛病。这工夫，他忙着淬火、打磨、收拾烘炉。有时看书看忘了，他来宿舍找我，叫声“小赵”，转身就走。

不久，给我调来个师弟。小王原来是架子工，从七步架上掉下来，把脊椎摔坏了。他膀阔腰圆，比我壮实多了。两个大锤和一个小榔头之间的对话，真是有些惊心动魄。小王一直惦记着用大锤换那个小榔头，借打铁和阎师傅讨论。大锤砰砰地追问：我何时才能当师傅？小榔头斩钉截铁：没门儿!

淬火是铁匠活儿的关键。有时阎师傅不在，由小王执掌小榔头。结果刚修好的铁镐，因淬火不过关，卷刃断裂，很快退了回来。小王背后骂骂咧咧，怪阎师傅保守。师徒之间，既是权力关系，又有感情因素，技艺承传并不简单。阎师傅几次想教我，我没兴趣，他闷闷不乐，背手扬长而去。

他准是这样嘟囔着：“读书，哼，读书管屁用？不好好学技术，喝西北风去吧……”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芥 末

郑某，大款也，外号“芥末”。他进美国赌场登记，问他叫什么，他摇摇头——不懂，人家顺手给他取个英文名字吉姆(Jim)，他再音译成一种颇有个性的佐料。“这名字不赖，”他跟我说，“芥末。”

我和芥末走到一起来了，冥冥中必有上帝的安排。要说我俩在生活上完全没有共同点：他做生意，我写字；他挥金如土，我两袖清风；他占山为王，我满世界奔走。谁承想四年前，我们同时搬进这个美国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镇。

芥末东北人，个不高，瘦，寸头，一对招风耳挺喜庆。他生长在山东胶东半岛的小村子里，八岁那年跟爷爷去东北找当林业工人的父亲。那童年的贫困刻骨铭心，按他的话来讲：“我十五岁以前没穿过线裤。”初中毕业后留在林场，开大卡车，在林区小火车烧锅炉。给他评工评成二级，少拿五块钱，开始闹情绪。那天早起上班，他说他病了，师傅不满地摇着头，拿他没辙，只好让副司机烧锅炉。他躺在火车头和煤车之间的平台上睡着了。小火车在过桥时突然出轨，车上的圆木冲向火车头，把两位师傅活活顶死。他小子命大，从梦中直接掉进结冰的河上。爬起来，一瘸一拐，跑了四十里路去报信，到了场部才发现右胳膊摔断了。

后来当兵，父亲给连长打了个大立柜，换来为首长开车的美差。他在林场拉圆木拉惯了，可得小心点儿，别把首长颠着。七十年代末，他考上政法学校，毕业后进了公安局，成了跟踪和窃听专家。这可是门真本事，要不怎么能跟上七十二变的时代呢。

他对数字过目不忘，车一过，他准能记住车牌号码。但他坚决不学英文，遇事手一比划，再蹦几个英文单词。去年他跟我去买辆旧车，人家开价五千，芥末心急手快，伸出四个指头，嘴也还跟得上：“Four dollar!”愣把车价还成四块美元。那卖车的墨西哥人差点儿气疯了。

英文不灵，总会有点儿小麻烦。有一回去自动提款机取钱，他麻利地刷卡，嘀嘀嘀，输进两百美元的数目，没想到竟吐出一堆邮票，原来是台售邮票机。芥末不爱写信，这两百美元的邮票够他用一辈子了。

要说芥末不会英文也不对，凡赌场用语，从钱数到纸牌的颜色等级组合以及比赛规则，他全都一门清。他的手势特别丰富：沮丧、踌躇、愤怒、咒骂，老美都懂，特别是凯旋时啪地一拍桌子，让输家心惊肉跳。芥末有一阵天天去赌场上班。附近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开有赌场，我跟芥末去过一趟。一进门，不少人都跟他打招呼，芥末挺胸收肚，笑眯眯地挥手致意。发牌的更是对他毕恭毕敬。他在赌场有自己的账号，吃喝免费。他有一种大家风范，输点儿钱面不改色心不跳。只见他挥手之间输了八百块，于是谆谆教导我说：“赌博其实跟做生意是一码事，敢输才能赢钱。”

去年开春，他在印第安赌场赢了五百，加上兜里原来揣的七百，回到我们小镇，欲罢不能，过家门而不入，租了辆车，直奔一百多英里外的雷诺(Reno)——美国第三大赌城。沿途多是山路，赶上下雪，必须要加防滑链。这是美国法律。他一听六十美元，立马退货，对那工人说：“No!”拍拍自己的胸脯，伸出大拇指，这意思很简单：老子车开得棒，用不着这玩意儿。人家如数把钱退给他。可没开出多远，一辆警车呼啸而来。警察可不管他怎么比划，刷，一张八十美元的罚单，还用步话机召来一辆吊车。那司机熟练地运用大钩子和钢缆，连车带人吊起，再绑在吊车平台上。芥末来美国还从来没这么风光过，高高在上，视野开阔，前有警车开道，后有司机护驾，真有点儿国家元首的架式。可惜吊车没开多远，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下，除了吊车费，还得照样花钱买防滑链，外加安装费。到了雷诺，又花钱找人拆下那倒霉的玩意儿。还没进赌场，里外里已经被宰了两百多。苍天在上，眼见着芥末走背字，没过多久全部输光，只剩下九块钱。出门再去装防滑链吧，不够。他用手指头戳着皱巴巴的纸币，拍拍口袋，一摊手。人家在赌城干活，什么样人没见过，得，好歹帮他装上了。可这九块钱的安装有问题，回租车公司一查，防滑链把漆皮打坏了。没买保险？赔。没现金？好办。女职员押着他去银行提款。可这还没完，五百美元不够，又寄来一千二的修车费。更倒霉的是，芥末从此上了这家公司的黑名单，永世不得翻身。

自九七年夏天，我跟芥末常在一起，交流赌博经验。没想到他居然还喜欢诗，要去我的一本诗集。有时他冷不丁背出我的诗句，吓得我一激灵，以为我那隐秘的声音是被他窃听到的。

正写到这儿，电话铃响，是芥末。我们有半年多没联系了，听说他在国内做生意做砸了。这边既要养家糊口，为了办绿卡，还得缴足美国的苛捐杂税。于是两口子双双去餐馆打工。我约他过来聊聊，说到就到。他手上有刀伤，裹着胶布，再卷起袖子，胳膊上满是燎泡的痕迹。人倒是比以前精神了。他在餐馆什么都干，洗碗、炸锅、红白案，有时还掌掌勺，每天干十二个钟头，能吃能喝，倒头就着。

中午我请他到市中心的一家中国馆子吃便饭。他是干一行爱一行。进了餐饮业，他对诸如点什么菜干净，烹调程序以及什么样餐馆赚钱全都门清。来美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没办法，如今老婆孩子都不愿意回去了。说到将来，他准备打工攒钱，自己盘下个餐馆，东山再起。

他告诉我，他金盆洗手不赌了。有时半夜开车带餐馆的黑工们去赌场，每人收五块钱汽油费，他躺在车里睡大觉。偶尔跟着进去看看，支支招。赢了，问他是否会赌，他摇摇头走开。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如果天空不死

我是临回北京时听说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来电话，得知他走了。记得去年夏初和力川专程去看他。他家离巴黎很远，开车要一个来小时。那天他看起来精神不错。我们喝茶吃蛋糕，谈天说地。在午后的宁静中，几盆花开得热烈。他忽然谈到老年和正视死亡的问题。他说到死是一门学问，每个人都得学而习之，特别到了老年，更要认真对待。他甚至想在国内开门课，和学生讨论这些问题。说到此，他脸上有一种智者的从容。得到他的死讯，让我想起他当时的表情。

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们先生们，其本意是先师的意思。在海外受过教育的华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国内的人谨慎，特别是像巴黎这样阴性的城市。故熊先生这个称呼是恰当的，表示一种亲切的敬意，并没生猛到言必称大师的地步。

我和熊先生相识的确切时间记不清了，应该是八七年夏天。那时我们一家住英国，利用暑假到巴黎等地漫游。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贫困但闲散。记得在熊先生夫人当时办的旅行社开过个座谈会，有画评家陈英德、雕塑家王克平和熊先生。随后王克平还开车带我去拜访熊先生。他那时住巴黎近郊。后院是他的工作室，堆满了他的雕塑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铁皮乌鸦和用多层纸板黏合成的鲁迅头像。克平告诉我，自五十年代初起他就在法国画坛非常活跃，在不少法国及欧洲的大展上得过奖。

后来才知道，熊先生不仅是雕塑家，也是诗人、书法家、学者、哲学家。他为人谦和，不计功利。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人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在最好意义上的结合，是自五四以来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通才之一。所谓通才，不仅指在学问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对历史人生的彻悟和关怀。与通才相对应的是专才，这就是充斥今日的那些所谓专家们。他们专业越分越细，路越走越窄，所掌握的知识纯粹用来混饭的。再看看当今统治世界的技术官僚们，正是这种专才在权力层面的延伸，从上到下，几乎个个懂行能干，但就是没有灵魂。

九十年代初我在巴黎住过，以后常来常往，但和熊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他后来搬出巴黎，因眼神不好开不了车，很少进城。去年夏天，他特地约我到他家小住几日，要好好聊聊，最后还是没去成。悔矣。人在的时候，以为总有机会，其实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

熊先生住得远，来去匆匆，难得有时间多聊聊。和他在一起很少喝酒，总是清茶一杯。茶带来的记忆就是和酒不同，清爽明澈，这也恰似熊先生的为人。熊先生很健谈，路数多变，或曲径通幽，或海阔天空。记得有一回他对我的诗委婉提出批评，我和他争了起来，且相当不敬，而他只是宽厚地笑笑。另一回他请我读一首近作，结尾是“如果天空不死”，他感叹说，这句让他想起他的青年时代。我当时不知道这联想是怎么来的，现在终有所悟。这诗句其实有种悖论式的紧张：说来年轻时的天空是不死的，但虚拟语气对此提出了质疑，那正是青春期的困惑。

上世纪最后一年，熊先生在北京、上海、昆明、台北、高雄举办了巡回展《熊秉明的艺术——远行与回归》。这题目起得好，我想一定是熊先生自己起的。看看熊先生的年表，正如一条路线图，和历史事件和战乱和内心骚动有关。他一九二二年生于南京，父亲熊庆来是著名数学家。二七年父亲到清华教书，举家迁到北京。七七事变后，又随父亲搬到昆明，四四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然后越走越远了，走出了国界——他四七年考取公费留法，直到七二年才第一次回国，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世纪。他父亲已死于文化革命中。此后他开始往回走了，回国办展览讲学出书。远行和回归，甚至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上的，也是他的心路历程。他不久前提到，虽然在法国住了五十多年，他并不觉得有融入法国社会的需要。熊先生的法文应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他从不用法文写作。我想其实他骨子里有一种骄傲，中国文化的骄傲，这骄傲陪他远行，也伴他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