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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先生走了，这个世界更加黯淡了，留下我们去面对死去的天空——一个冷漠而高效率管理的时代。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怪人家楷

我弟弟来巴黎看我，家楷托他带来大大小小十来条精致的小鱼，由珐琅和金丝镶嵌而成，摇头摆尾，若不是重了点儿，放在水中多半能游走。这是他太太开的工厂生产的。

七十年代初，我通过中学同学认识大中。他在中专教书，口才好，喜欢抽雪茄，满肚子学问随烟雾沉浮。他是天生的文学评论家，可惜那年头无书可评，只好就凑合着把他精心裁剪过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外衣套在样板戏《海港》和电影《春苗》身上。谁知道连这类文章也和地下文学同命运，无处发表，还得掖着藏着。

有一回大中跟我聊天时透露，家楷是他中专同学，喜欢我的诗。一天夜里，我正钻被窝看书，有人敲门。只见一个人风风火火冲到我床前，满嘴酒气，唾沫星子乱溅。我吃了一惊，再细听，才明白来者正对我的诗赞不绝口，说我比他崇拜的当今大诗人吴三元(何许人也？)还棒。那时候年轻，哪儿经得住这么夸，夸得我直头晕。还没定下神儿，他又像来时那样突然消失了。

此人便是家楷。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他长我五六岁，眼见着奔六十了。我至今还记得他当年的模样：个儿不高但结实，头发蓬乱，眼镜腿缠着胶布，笑起来嘴角朝下，似乎随时都能转成嚎哭。他爹惨死于文化革命中。说到此，他两眼发直，一脸杀气。自打我们认识，他已经是个酒鬼了，借酒浇愁，动不动酒后大哭一场。他管喝酒叫吃酒，可见其量。吃醉了，除了上天无所不能。当年跟人打赌，他光着脚头顶鞋袜，正步穿过王府井。

他住什刹海，离我家不远。那是一栋破败的小楼，夹在当时体委两位高官的豪宅之间。他住二楼，仅一间半小屋，隔门缝可窥视邻居的姑娘。他是北京第二机床厂的技术员，泡病号吃劳保，嗜酒如命，只好变卖家当，最后连椅子都没了，仅剩一床一桌一锅一碗。

有一回，我俩在地安门一家酒馆吃酒，隔壁桌子两男一女，年轻单纯，一看就是干部子弟，不知怎么搭上了话，甚是投机，转而坐到一起吃酒。余兴未尽，家楷请他们到家里坐坐，推开门，他大声说：“前面是李清川，后面是陈步雪，中间便是鄙人寒舍。”那三位来自豪门，被这一贫如洗的“寒舍”惊呆了，相视而笑。家楷实在好客，没椅子，就把客人往桌上让。待两男一女在桌上坐定，别说无茶待客，连个杯子都没有。主人和我戳在旁边依着墙，一聊聊到半夜。刘禹锡在《陋室铭》怎么说来着：“孔子云：‘何陋之有？’”

有天早上我来找他。他光着膀子，枯坐床头。我约他出去转转，他执意不肯。何故？他指指挂在屋当中铁丝衣架上湿漉漉的破旧蓝制服——只此一件，无衬衫无背心，非等干了才能体面上街。我只好奉陪。那年头人有耐心。好在天热，我们等一缕缕无形的水气慢吞吞蒸发。

过了中午，他终于穿上那件半湿不干的衣服跟我出门。

家楷愤世嫉俗，但满脑袋糊涂思想，尤其吃过酒，更是谬论连篇。我想是恨毁了他。社会的压力过大，必怪人多，其内心世界苦不堪言。很多人受不了——疯了。得亏有酒，救家楷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单身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找到小骆，那真是他的福份。小骆通县人，纯朴宽容，否则怎么受得了家楷？

他们结婚前不久，家楷来找我，声称他自己配不上小骆，极力劝我当新郎。气得我暴跳如雷，差点儿把他赶出家门。我岂能夺人之美，再说这种事哪有先人后己的？我越是生气，他越是哈哈大笑。真没辙。

家楷终于搬进通州府骆家大院，做起小地主来。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他酒醒了，磕磕绊绊也跟上时代步伐。大概是缺衣少穿不愉快的经验，他竟成了裁缝，而且是好裁缝，特别是裤子，成了通州府头号权威。再进军北京城，开了裁缝店，当了某服装中心的顾问。

但酒还是要照吃的，天还是要照骂的。

我离国十多年，和家楷断了联系，偶尔能从亲友处听到他的点滴音信。只知道小骆响应邓小平号召，自己开工厂，先富了起来。家楷不再做裤子了，闲在家里吃酒。

想当年，小骆还是县办工厂的工人，从厂里“顺”了几条归为残次品的小鱼，经家楷之手送给朋友。这本算不了什么，就像我是建筑工人，拿两块砖回家当枕头那么天经地义。可没想到赶上运动，厂方四处追查——事关国家外汇储备之流失，吓得小骆直哭。家楷疯了似地满城奔走，寻找小鱼。与此同时，官方正在追查反革命谣言。家楷大概总共给我五条，我转手送给女友表妹，她们再送人。几经转手，要想找回来小鱼就像追查反革命谣言一样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找回两条。家楷那阵子天天哭丧着脸。

很多年过去了，小鱼又从茫茫人海中游了回来。

F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刘伯伯(1)

一

刘伯伯是我妻子的继父，可自打我认识他，就管他叫刘伯伯，叫了快二十年了，好在他不挑理。我搞对象那会儿，他也正跟我岳母谈恋爱——我们像两颗行星同时进入一个家庭。今年三月，他们老两口来美国探亲。几年没见，他的背更驼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牙也快掉光了。他是个乐观派，只要有酒，日子总是美好的。他闲不住，要么在后院种菜浇水，要么骑车满城转悠，驮些减价的菜回来。在美国住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这儿的大店竟和北京农贸市场一样，菜不新鲜也撮堆卖。他爱钓鱼。听说附近河沟里有鱼，我们先去视察了一趟。他手背在身后，像首长在河边溜达，笑眯眯的，可见心里有数。买了钓鱼证，备好鱼竿，我一早开车送他过去。头两回不是断线，就是连鱼竿都拽跑了，可见鱼大。换上粗线，那些美国傻鲤鱼可算遭了殃，一条跟着一条被拉到我们家的餐桌上来。他牙齿数目有限，只能抿些软食。待白酒下肚，眼睛生出些光辉。酒后他喜欢讲故事，多是他的亲身经历。

他爷爷是广东茶农。一个俄国商人想在高加索开茶场，把中国茶引进俄国。他到广州召募了七个中国人，包括爷爷在内。这班人马折腾到高加索，水土不服，全都得了疟疾，死了俩，跑了四个，爷爷奄奄一息。俄国商人把他接到莫斯科治疗，气候变了，竟又是一条好汉。否极泰来，茶场日见兴隆，爷爷种的茶还得了巴黎博览会金奖。沙皇红了眼，于是茶场易手。这茶刚沏上，赶上十月革命，沙皇升天，茶场归苏维埃政权，新官僚接过茶杯一饮而尽，爷爷获红旗勋章。

刘家族谱上有格外荣耀的一笔。大儿子八岁来俄国，送到彼得堡读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一介书生，无党无派，竟成了第三国际的中国代表。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毛泽东还在橘子洲头长叹。他先行一步，是为了营救困在俄国的华工。列宁接见了他，并写信帮他疏通渠道。护送华工回国的途中，他在哈尔滨被张作霖扣押，幸亏有中国驻俄武官作保才获释。他留在哈尔滨，在中东铁路局工作，很快升任监事长。他在两种语言的边界上搭过革命列车，其终点是他编的《俄汉大辞典》。

小儿子即刘伯伯的父亲，一生没有这般光彩。他中学毕业后被爷爷留在身边，养马种地，照料茶场。十九岁那年，他和茶场的格鲁吉亚管理员的女儿堕入情网。在女方父母的反对下，他们秘密结婚。

刘伯伯原名刘杰，一九二三年生在俄国巴统。他有一半格鲁吉亚血统。这有好处，天生就是俄语教授；也有坏处，赶上文化革命这样的非常时期，天生就是“苏修特务”。

刘杰六岁那年，他们全家搬到哈尔滨，父亲在中东铁路局做事。九一八事变，再搬到北京。父亲先在故宫抄写古老的俄国文件，东北大学内迁，他成了俄文教授。七七事变，书又教不成了，索性到兰州去做生意。刘杰跟同学一起去救护伤员，在死亡中翻滚。母亲不放心，凑了路费，让他去找父亲。那年他十五岁，初中还没毕业。

今年夏天，我们一家开车上山，在聂华达山脉的太浩湖(Lake Tahoe)边野营。山顶积雪，烟波浩渺，红木参天。据说这是美国最清的高山湖，清得能看见水底的藻类。傍晚我们在帐篷旁边升起篝火，抵御阵阵寒风。刘伯伯负责管火，他拾来树枝和松果作燃料，烧水烤肉。夜深了，岳母、妻子女儿都睡了，只剩下我们俩，围着篝火，分享他那广口玻璃瓶里的伏特加。松果扔进火里，吱地冒出白烟，噼里啪啦烧起来，很快变成灰烬。火势变化无穷，百看不厌。

刘杰辗转找到父亲，在兰州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徒工。父亲常外出，为商行收购皮毛。那时，苏联的军事援助车队经哈萨克斯坦、新疆到兰州、西安，再奔重庆。车队一来就是一二百辆，前面车上架着机枪。沿途专门设了招待处，提供食宿翻译和向导。刘杰如鱼得水，常跟着苏联车队东游西荡。那些俄国大兵远离故土，听到纯正的乡音，惊喜程度可想而知。

有一回他搭车去安西找父亲，途中得了盲肠炎。苏联车队的卫生员，只有止疼片。到了安西，疼得更厉害了。安西是个破败县城，只有一条街，既无药铺也无大夫。他整天躺着，疼痛减轻时到街上走走，晒晒太阳。安西有个苏联飞机加油站，有时飞机在去兰州途中停下来加油。站长保证，一旦有飞机，即使是战斗机也会把他捎到兰州。他每天盯着天空。三个月过去了，他只好忍着剧痛，搭长途车回到兰州。

兰州刚经历大轰炸，到处是废墟和尸体，医院根本没床位。他找到打排球认识的苏联航空大队的人。俄国卫生员挠着头皮说，他原理懂，但从没做过盲肠手术，除非能找个有经验的护士。老护士找来了，可语言不通，还得找个翻译。他找来姑姑的同事，一个懂俄文的中年妇女。手术在一个被炸毁的医院的手术室进行。肚子刚一剖开，翻译立马晕了过去。刘杰只好自己翻译。可这位“蒙古大夫”怎么也找不到盲肠，翻来翻去，伤口越开越大。再加上吗啡是黑市上买的，搀了假，很快就过了劲。刘杰剧痛难忍，破口大骂，拒绝再翻译，只盼一死了之。“蒙古大夫”终于找到了盲肠，好歹和老护士齐心协力把伤口缝上。伤口整整疼了两年才完全愈合。

那年秋天他再到安西，父亲出门了。离县城七里外的龙王庙改成俄国车队接待处，父亲的几个学生在那儿工作。正赶上中秋节，他们请他过去吃晚饭，有酒有肉。夜深了，主人们留他过夜，但他执意要回县城。外面很冷，他们找来件老羊皮袄给他。月光朗照，荒草瑟瑟，小路把他引向河边，河水哗哗地穿过一座木桥。走到桥中间，心里一惊，迎面一对萤绿的眼睛闪烁，显然是只孤狼，也要过河。听老人说，见狼不能往回跑，否则会从背后咬住喉咙。他急中生智，脱下羊皮袄反穿，一边向前跳跃，一边学藏狗吠叫。狼倒退两步，夹着尾巴逃跑了。

二

刘伯伯嗜酒如命，每天没半斤白干，这日子是过不下去的。按美国标准，他早该进戒酒中心了。三年困难时期，找不着酒，他什么代用品都喝过，甚至酒精香水。我真不知道喝香水是什么滋味，那要打个酒嗝，可够吓人的。自打跟我岳母结婚，我岳母总是拦着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把酒藏在酱油瓶醋瓶里，一边做饭一边喝。嗨，那还挡得住喝？让他喝吧，一醉解千愁。

刘杰高中只上了一年，就考上了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教育系。属他年纪小，英俊潇洒，被女同学们围得团团转。他喜欢运动，是校排球队队长。有一回比赛，他一记猛扣得分，发现小指头上的金戒指没了。裁判宣布暂停。队员们撅着屁股，在球场的黄土面里摸来摸去，一无所获。回到宿舍，在伙伴们的追问下，他讲述了这个金戒指的来历。

兰州由于是苏联军援的集散地，成了日本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当时兰州的警报系统相当完备。日本飞机从山西运城起飞不久，先是预备警报；一过平梁，发正式警报；待敌机迫近才是紧急警报。

那天凌晨三时，响起预备警报，他跟着人流挤出城门上了山。防空洞多在半山腰，其实只是些三四米深的窑洞，无任何支撑。他躺在洞外。无风，几缕薄云，星星硕大耀眼。紧急警报如公鸡报晓，天蒙蒙亮，高射机枪射出红红绿绿的曳光弹，甚是好看。他刚退进防空洞，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突然一黑，洞塌了，哭喊声连成一片。依求生本能，他拼命用手向前刨土。哭喊声停了，空气越来越稀薄。他突然触到另一双手，一双女孩子的小手，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个金戒指。原来他和隔壁的防空洞挖通了。黑暗中，他们俩紧握在一起，喃喃地说着什么。

醒来，刘杰已躺在防空洞外面，营救人员还在土堆里寻找生还者。他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坐在那儿发呆，她粉袄绿裤，辫子又长又粗，手上戴着个金戒指。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是你？女孩子高兴得直蹦。她叫小芳，是跟姨妈去订亲的。

你还订什么亲？干脆嫁给我吧。刘杰半开玩笑说。

那敢情好，俺俩是生死之交。这婚事，俺本来就不乐意。

硝烟弥漫，孩子哭大人叫，担架队正把伤员运走。他们俩竟不顾周围的战争，紧紧握在一起，海誓山盟。小芳脸上有一层细细的绒毛，刘海整齐，眼睛充满泪水。她扑哧笑了，说：俺姨还躲在前面那片战壕里，俺去去就回来。

那片战壕不远，最多四五百米。小芳刚消失在其中，第二批日本飞机来了，炸弹正好落在上面，硝烟腾起。他发疯似地冲了过去，在土堆里搜寻，最后仅找到一只戴金戒指的小手。他埋葬了小手，把金戒指戴在自己手上……

嗨，不说了，刘伯伯叹了口气。我们俩坐在“萨德沃”(Sudwerk)酒吧的后院喝啤酒。这是我们小城惟一一家自己生产啤酒的地方。现在客人不多。阳光绕开遮阳伞，落在刘伯伯脸上。他喝的是一种带苦味的黑啤酒。我的健身房就在隔壁，平时我去锻炼，总是把他拉到这儿喝啤酒看报纸。他们明天就要回北京了。有人在酒吧的钢琴上弹奏爵士乐，通过扩音器传到后院来。

他在大学一年级认识了林琳，她是来自福建的流亡学生。学生宿舍是过去考试的贡院，紧挨城墙根，石阶磨损，廊柱褪色，高大的梨树飒飒作响。刘杰的小屋挨着医学院的停尸房，隔着个小过道。两边的窗户纸都破了，他常跟刚运来的死尸打照面。林琳是医学院的学生，常独自到停尸房解剖尸体。有一回，她坐在高凳上抱着尸体检查，不知动了哪根筋，那尸体的胳膊竟搂了过来。她高呼救命。就这样，他们在停尸房认识了。

那是春天，梨花正在盛开，开得耀眼。这对他俩都是第一次。他们常常一起爬上皋兰山，追逐嬉戏，论天下而望未来。

四三年二月，眼看快毕业了，双方都忙于应付考试，有一阵子没见面。有一天他碰到林琳的同学，才知道她病了，病得很重。赶到医院，她得的是急性肺炎，发着高烧。他把林琳送到兰州最好的医院，找来最好的医生。烧了整整一个月，林琳的身体似乎从衣服中渐渐消失。

昏迷了三天，她终于在刘杰的怀里醒过来了。

我要搬家了，林琳喃喃低语。

搬到哪儿？刘杰很诧异。

搬到皋兰山上去。

半夜她在刘杰的怀里咽了气。值班医生让他把尸体送到停尸房去。他抱着林琳，穿过医院幽暗的后花园。一个老头打开停尸房的门。他把林琳放在床上，不肯离去。老头以为他走了，当啷一声把门锁上，黑暗中，他握着林琳的手枯坐到天明。

按林琳所指的方向，刘杰把她埋在皋兰山上。

钢琴曲告一段落。人声嘈杂，周围的桌子都坐满了。今天是星期六，酒吧的生意特别好。刘伯伯沉默不语，他眯起眼睛，似乎想看穿六十年的历史迷雾。我注意到一滴细泪停在他左脸颊上，不动。

林琳死后，刘杰每晚一瓶烧酒，才能入睡。毕业后他在七里河一家新建的织毯厂找了份差事，而他对一切早已心灰意懒。一天夜里，他在自己的宿舍，面对窗外明月，举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扣动扳机。竟是颗臭子，看来命不该死，他把手枪扔出窗外。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刘伯伯(2)

三

从太浩湖一路下山，峰回路转，开得我心惊肉跳。录音机里放的是法国作曲家萨蒂的钢琴曲。坐我旁边的刘伯伯睡着了，脑袋摇晃，不时地碰到玻璃窗上。他紧抱的那台索尼摄像机快成了古董，取景器还是黑白的。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他算个摄影爱好者，不论走到哪儿，总是哆哆嗦嗦地端着摄像机，好像那是他观察事物的一种方法。我跟他开玩笑，说他出门看到的永远是二手的黑白风景。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不计成败，把拍好的录像带扔在一边，极少再碰，体现了一种大家风范。

有时我怀疑，这位刘伯伯和那个年轻的刘杰是同一个人吗？是谁在讲述谁呢？听起来似乎不是他在讲述过去，而是过去在讲述他。在一个如同生命般短促而又漫长的梦中，刘杰把他叫醒。他清清喉咙，紧紧搂住摄像机，给我一些必要的指点：拐弯前要点一下脚闸，然后轻踩油门；最重要的是，弯道上绝不能煞车。

上大学前，刘杰当过两年司机，开货车几乎跑遍大西北。他那时还不到十八岁。车一抛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差遣徒弟搭车回兰州买零件，一去至少十天半个月。他一个人带着猎枪上山，餐风饮露，夜里睡在篝火旁。

有一回开车到彬州，刘杰跟一伙司机在酒馆赌博，玩的是Show Hand，赌注越下越大。最后一轮，只剩下他和一个车行老板。他兜里没钱，仗着牌好，顺手把车钥匙压上。这车可是他租来的，一翻牌归了人家。他问能不能再让他开三个月，赢家竟答应了。他拼死拼活，拉了三个月的货，把车钱挣了回来。“那年月，司机是老爷，运货搭客，倒买倒卖。除了飞行员，就属司机挣得多。”他说。

他还真差点儿成了飞行员。四四年秋天，他考上了成都双流的空军航校，这和他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有关。林琳死后，在极度的苦闷中，他匆匆成婚，不和。开飞机既能打日本，又能逃离家庭。可他晕高，航校的训练大都和高度有关，特别一上天桥，他两腿发软。日本一投降，内战开始了，比破裂的婚姻更可怕。他愤然离开了航校。

他先走街串巷，在上海推销了半年皮货。正赶上他父亲过去的同事、中国驻塔什干总领事需要个翻译，他成了塔什干领事馆雇员。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驻苏联大使溜号了。任代办的表妹夫，把他调到莫斯科使馆管总务。四八年底，刚上任不久的刘杰，出差采购，去斯德哥尔摩、巴黎等地转了一圈。

记得八十年代初，饭后茶余刘伯伯常讲讲欧洲见闻，让我们大开眼界。他说人家欧洲，家家户户单有根管子，一拧龙头，是新鲜啤酒，敞开喝。起先我有些怀疑，但想想人家毕竟见多识广。是啊，那多好，省得老去排队打啤酒了。直到几年后我自己去过欧洲，才明白那不过是一个酒鬼的梦想。

九二年夏天，我岳母和刘伯伯带女儿到巴黎来看我。旧地重游，刘伯伯感慨万千。他表妹夫早已病逝，表妹守着巴黎郊区的一幢大房子，沉默寡言，把记忆和毛衣织在一起。前总务老钱还活着，生活潦倒，在唐人街有间小屋，常弄几个小菜，找刘伯伯去喝酒。他身体不好，极瘦，眼睛鼓鼓的。听他们说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真有隔世之感。谁谁死了，谁谁活着，谁谁病重了，那谈话如同命运的运算，加减乘除，还剩下些什么？离开巴黎头天晚上，刘伯伯喝醉了，半夜钻进厕所，哭了好几个钟头。

临回北京的头天早上，刘伯伯又去河沟里钓鱼。我中午开车接他，他竟连一条也没钓着，这还是头一回。他显得有些困惑有些迷惘，收完竿，驼着背立在河边发愣。跟他一起去钓鱼的老关，原在建委工作，后来去了香港，现在退了休搬到美国。他以往运气不佳，这回竟钓到七条巴掌大的太阳鱼。我建议放生，而且得由刘伯伯来放。只见他把水筒一歪，鳞光闪闪，

鱼扑通扑通跃入水中。他转过身来，嘿嘿笑了。

第三辑 乌鸦乌 鸦

一

我住的小城名叫戴维斯。它实在没什么特点，看看这儿的明信片就够了：难看的水塔、大群的牛羊，农贸市场，要不就是城市的标志——老式自行车，前轮大后轮小，达·芬奇设计的那种，它用铁管焊成，戳在城市的主干道第五街上。要说特点也有，乌鸦多。

在美国，人们一般不看天空。上班埋头苦干，开车跑步逛商店，视线都是水平方向，有个把漂亮女郎经过，也绝不会像夏嘎尔画中的那样升起。赶上刮风下雨，看天气预报，打伞出门。乌鸦叫声特别。开车的听不见，跑步的戴着耳机，拒绝接收自然频道。于是乌鸦拉屎，用墨绿灰白的排泄物轮番轰炸，人们终于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冬天的树上，骤然飞起，呼啦啦一片，遮天盖地，如地狱景象。我进城提心吊胆，尽量不把车停树下，还是免不了遭殃。若糊住挡风玻璃，用雨刷刮，视线更模糊。乌鸦粪腐蚀性极强，不及时冲洗，会留下永久痕迹。

据说市政厅规定，杀一只乌鸦，罚五百美元。谁没事撑的，想吃乌鸦炸酱面？

小城有小城的思路。铺开地图，当我们和乌鸦处于同一视角，即可看清。帕幽塔(Putah Creek)河代表历史，从城南流过；两条铁路交叉处构成等边三角，如文明的困境。市中心经纬分明，以字母ABCDE和数字12345交叉，像学龄前教育——识字和数数。随岁月向外延伸，思路趋于复杂。美国总统、印第安部落和树木加入街名。还有戴维斯最早的居民，他们纵横躺下，变成街道。查尔斯侧卧在铁路和八十号高速公路旁，不得安宁。

查尔斯(J.B.Chiles)上校为什么决定迁移到加州来？对我来说还是个谜。也许这是天性，有人像家雀儿，不愿意挪窝；有人像候鸟，永远在路上。自一八四一到一八五四年，在老家密苏里和加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河谷之间，上校七次横跨大陆。这么折腾，胃准有毛病。他极瘦，鹰眼勾鼻，像林肯总统。他的祖先瓦尔特(Walter Chiles)也是只候鸟，一六三八年驾多桅帆船从英格兰来到佛吉尼亚。

这些天阴雨连绵，帕幽塔河一定涨得满满的。

我很少出门，隔日去趟健身房，顺便借两盘录像带。我在研究我们小城的历史。起先很枯燥：年代、数字、面积、事件、生死，一旦深入进去，景致发生变化，人物由静到动，好像被冻僵了，在阳光下慢慢复苏。我和他们熟络起来，并建立了一种复杂的感情。久而久之，要想区别事实和想象反倒很困难。我不得不在与想象有关的部分加上括号，以正视听。

所谓卓克(Sir Francis Droke)爵士一五七九年首次发现加州的说法，现在听起来有些可笑。最新考证表明，早在公元四五八年，晋代高僧法显已在西雅图附近上岸，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一千年。另据徐松石教授的说法，印第安人的祖先，大部分来自中国。四五千年前由于黄河发大水，他们从中原出发，经西伯利亚、白令海峡、千岛群岛、伊留申群岛，进入北美大陆。这个说法也值得怀疑，印第安人的纯朴和中国人的精明成鲜明对比，莫非是在另一块大陆走出汉字的格局？不管谁是谁的祖先，直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印第安人逐水草而居。帕特文(Patwin)部落就驻扎在帕幽塔河两岸。

若历史学家是法官，那么乌鸦就是人类迁徙的目击者。但再怎么过堂，也还是问不出来的。

从一八四○年起，东部人开始向西迁移。那有点儿像现在的旅行团，三五十人，有人领队。查尔斯上校加入最早的移民行列。那时候旅行惨了点儿，乘马车，没道，颠簸不说，一上山只能弃车保卒。从密苏里出发，两千英里的路走了半年。

没有人给上校写信。他长相凶，别人都有点儿怕他。一八四一年秋天，在路上跋涉了五个月，他们在险峻的聂华达山脊(Sierra Nevda)上过夜。他想念孩子们，特别是最小的女儿玛丽(Mary)，她只有六岁。妻子在玛丽出生后不久病故，抛下了四个孩子，上校决定不再另娶。出发时他把孩子托付给亲戚。夜降临，他回帐篷，睡下。一夜风声。

一个人变成一座城市，这事有点儿不可思议，我说的还不光是命名。

J·C·戴维斯西行，是被地形考察队召募去的。要说钱不少，又开眼界。上路时，心情平静，没什么可留恋的。他在俄亥俄州的农场长大，厌倦了那里的冬天和地平线。身为长子，他很早“下海”，做买卖、开旅店。中西部的气氛保守，直到二十三岁他完全没有恋爱经验。他口讷、实干，对生活不存奢望。关于加州，有很多说法，比如遍地是黄金，他怀疑。

戴维斯于一八四五年底来到萨克拉门托河谷，在帕幽塔河边定居。第二年秋天他服了两个月兵役。这一点，官方文件和家族记载有冲突。家人认为他从军的时间长得多，看来当兵光荣。那时候地便宜，一点二五美元一公顷，不到现在一盒烟钱。父子俩购置了两万公顷地，其中带围栏的占七千多公顷，有两千头牛、两百匹骡马，六百只羊和一百五十口猪，于一八五八年被评为加州最好的农场。

(乌鸦开始落在他们家树上。)

二

我感到烦躁。

我到B街的商会兼游客中心。铃铛一响，一位小姐迎出。我说明意图，她指着花花绿绿的架子，让我随便挑选。都是垃圾。再问。“问得好，”她打开电脑查找，很快，摇摇头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本市的历史资料。”我回声般的作了删节：“没有历史。”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对戴维斯是个转折点：加州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在这里通车。最初在图纸上，铁路从戴维斯农场西边四英里处擦过。终成人间正道，除了父子俩施加的影响，恐怕主要还是出于地势上的考虑，避开洼地。历史有时是由空间决定的，否则戴维斯只是人，而不会变为城市。

J·C·戴维斯请客，上等的那帕(Napa)葡萄酒和烤鹿肉。三位铁路公司的客人中，有个留小胡子的最讨厌，带纽约口音，不停地说下流笑话。戴维斯知道，他是决策人。小胡子喝得烂醉如泥。临走，戴维斯往他口袋里塞了个信封，其中数目他从未告诉任何人。

我开车去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老城的火车博物馆。那些擦得铮亮的蒸汽火车头——现代古董，吸引着参观者的注意力。在背景的雕塑群中，三两个留长辫的华人在山上搬运石头。但所有文字说明都没有提及，华人是当年修铁路的主要劳力，历史学家在度假，多少悲欢离合，乌鸦看到了，不说。

铁路给戴维斯带来迅速的繁荣，当年有人作如下描述：“小镇整齐，五百余人。橄榄街是主街，建得较密，木结构，多为一层。小镇有木料场，车铺铁匠铺，商店发廊，三家旅社，一个饭馆，还有马棚鞍具店和几处小市。教堂正在建造中，本季度竣工。”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小镇因J·C·戴维斯得名。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加州，粮食代替了黄金，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像戴维斯农场这么大块地，谁在上面干活？最初的劳力是印第安人，逐渐被华人取代。铁路修成了，赶上下岗，工转农，正好。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三万华人在萨克拉门托和圣华金河谷当苦力，占加州农业人口的87.5%。

(J·C·戴维斯学会了几句中文“你好”、“吃饭”、“干活”，还有中式英文“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甚至会用中文点菜“炒碎”。)

我注意到语言交换的结果。在周末的农贸市场上，常见到在青纱帐潜伏了好几代的华人来卖菜，除了不会说中文，他们跟北京街头的乡下小贩没什么两样。

J·C·戴维斯开了全县第一家乳酪厂，又和查尔斯上校等人在河上建起缆绳摆渡，如日中天。

他付给船夫托马斯十六美元的夜班费，搭船从萨克拉门托过美国河到北岸的查尔斯上校家，这笔开销传出去，令人咋舌。去干吗？上校有三个女儿，戴维斯是众多的追求者之一。戴维斯头一次在上校家见到小女儿玛丽，她还是个孩子。没几年工夫，让人另眼相看。上校对女儿们管束极严，他很少有机会跟玛丽说话。在上校家的一次舞会上，他请玛丽跳舞。他多喝了几杯，动作笨拙，逗得玛丽直笑。他们溜到后花园。玛丽的笑声引起了查尔斯上校的注意。他对戴维斯的印象不错，话不多，精明强干。他派人调查过，仅摆渡一项，每月收入近万元。

戴维斯于一八五○年和玛丽结婚。据一八五○年人口普查上记载，戴维斯二十七岁，来自俄亥俄州，乳酪制造商；玛丽，十五岁，密苏里人。

其实乌鸦和人有一种共生关系，它们热爱人类，循其足迹，蹭吃蹭喝。有人类的弱点，怕孤独，呼啸成群。它们肯定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只不过人对此没有耐心罢了：天下乌鸦一般黑。

从统计表来看，本市人口，一八九一年七百，一九一七年近千，一九四○年一千六，一九五○年突变到九千，现在翻了几倍，约五万。继铁路出现后，一九○六年开办农业学校，又转成加州大学的分校，这是人口急剧增长的原因。

我贪杯，在黑暗中，像吞吃了烂果子的乌鸦，摇摇晃晃。我们的主角被遗忘了。我敢说，本市居民，很少有人知道他——J·C·戴维斯，他的一生，他的悲欢离合。

(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阳光闪耀在帕幽塔河上，风车转动。)

J·C·戴维斯和玛丽的独生女，三岁的阿美利亚(Amelia)，和父亲在磨坊玩耍时，摔成重伤，不治。心碎的父亲发疯似地拆掉磨坊。玛丽告诉别人：“孩子死后，我们做父母的再也没有成功感了。”

连年的干旱和病虫害，加上内战后的高税收，农场开始走下坡路，J.C.戴维斯把地陆续卖掉，搬到萨克拉门托。他晚年担任公职，官拜街道专员(相当于我们的街道居委会主任)。他死于一八八一年十月五日。

我得承认，到目前为止，研究进行得不顺利。原因很多，比如缺乏史料，我英文不好。更主要的是，死者拒绝敞开内心。我的嗓音有点儿异样，带有乌鸦叫声中的烦躁。我自以为可以获得乌鸦的高度，那完全是一种错觉。

第三辑 乌鸦猫的故事

十几年前我们在北京的大杂院养过只猫，叫黄风。它总是居高临下，从房顶俯视我们人类卑微的生活，总是骄傲地竖着尾巴，像一根旗杆。记得那天我从办公室用书包把它带回家，洗完澡，它一头钻进衣柜底下，最后终于探出头来，我们不禁打了个冷战：一个世界上最小号的鬼。黄风祖籍不可考，必是野猫无疑。它从不恋家，吃完饭掉头就走，不饿绝不回来。我们住的说是五进院，其实早被自盖的板房挤压成胡同，而我家的小厨房恰好盖在那胡同的顶头。夏天做晚饭时，只见黄风竖着比它高数倍的尾巴大摇大摆地回来，检阅着分列两边半裸着乘凉的人们，那些摇动的蒲扇让人想起古代的仪仗队。最终黄风和它的情人私奔了，翻越海浪般的屋脊，弃我们而去。

我的女儿田田对巴黎的狗品头论足，都不甚满意。最后在一家美容店门口碰见条比巴掌稍大些的哈巴狗，系着粉色蝴蝶结，让田田看中了。那狗边叫边打喷嚏，愤怒得像个摇头风扇。田田忍不住上去抚摸，竟被它咬了一口。

我带田田从巴黎到美国，她妈妈也从新加坡赶来，我们在北加州的小城戴维斯团圆，安家落户。狗仍是田田的主要话题。我带她去宠物商店，查阅报纸，向朋友们打听。待我从英国出差回来，田田挡在门口，再让开，竟是两只刚出生的小猫。宠物商店的一张领养广告像命运，把这两只小猫带到这来。从狗跳跃到猫，大概就像从猿进化成人，总有某些连上帝也无法解释的疑点。这是孩子的特权，谁也跟不上他们的思路。

这两只小猫虽是兄妹，却毫无共同之处。哥哥奇相，全身浅褐色，但小脸和四肢焦黑，好像到墨池里偷喝过墨汁。妹妹则是只普通的带黑色条纹的灰猫。我和田田给它们起名字，绞尽脑汁。最后把田田常挂在嘴边的动画片《狮子王》里的咒语“哈库那玛塔塔(Hakunamatata)”拆开并简化：哈库和玛塔。

哈库生性敦厚，富于冒险精神。它对人很傲慢，爱搭不理，穷极无聊时也会蹿到你身上，纯属好奇，看看你怎么吃饭、写作或与人交谈。玛塔胆小、警觉，见人喜欢撒娇打滚，但随时准备逃窜。它的尾端有个弯勾，大概出生不久被门夹伤过，这不愉快的童年经验将伴其一生，可没有一个心理医生能跟它说清楚门是怎么回事。

有了猫，我们租的单元永远门窗紧闭。哈库和玛塔天天闯祸，在床下拉屎撒尿，掀翻纸篓，在新买的意大利皮沙发上磨爪，防不胜防。我只好充当警察，关门打猫，没有证人，总不至于被防止虐待动物组织告到法庭。每当我狂怒地向猫扑去，田田总是拦着我，又哭又喊，让猫儿们及时逃脱。有时转念一想，猫若大一百倍就是虎，田田得反过来，得为我求情。

不久我们买了房子，哈库和玛塔获得解放。我们请人在大门上装了个小门，为猫。它们对自由的试探最初是谨慎的，转而变成狂喜。我们院子后面是一片开满野花的旷野，金灿灿的。哈库和玛塔在其中跳跃，像犁开处女地的最初的沟陇。

自由当然也有代价。朋友说猫在户外一定要打防疫针。动物医院就在附近。哈库和玛塔对医院的味道天生反感，再加上狗叫，让它们战栗、哀号。回到家，它们的目光充满更多的敬畏和焦虑。几个月后又作了去势手术，这更加痛苦的记忆，让它们悄悄绕着我走。我像独裁者一样孤独。

起初，哈库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常常失踪。幸好在它的脖子上挂着铜牌，写明通讯处。电话往往在我们绝望时响起，原来哈库走累了饿了，乞讨到别人的门下。哈库的路线越走越远，如果不是有一天被狗咬伤，它大概会像黄风一样消失。那天早上是田田发现的，它前腿上的皮毛被撕去一大块，露出渗着血珠的白肉。哈库一声不吭，舔着伤口，并领悟了那只狗传达的信息：我们的世界是凶险的，哈库从此不再远行。有时跟我们散步，只要闻出异己的味道，撒腿就跑。

去势后，哈库和玛塔更加百无聊赖，除了每日三餐，整天昏睡不醒。我忙得四脚朝天，有时会突然对猫的生活充满嫉妒，恶意地把它们弄醒。它们眯起眼，似乎看清我的意图，翻个身，又呼呼睡去。若把它们和黄风相比，大概还是黄风更幸福些。北京胡同独特的地形、居住密度和风土人情都给猫带来无穷的乐趣。吃的也没有人造猫食这么单调。我们当年总是专门给黄风买小鱼，精工细作。而哈库和玛塔对鱼最多闻闻，然后转身走开……

它们的味觉已经退化。更重要的是它们完全被剥夺了谈情说爱的权利。北京的猫大多不去势，夜半时分，叫春的声音此起彼伏。再有当年北京不许养狗，猫的世界安全得多。

不过哈库和玛塔也会找乐，它们常常叼回蛐蛐、蜻蜓、小鸟甚至老鼠，作为战利品向我们邀功。它们的叫声变得很奇怪。这残酷的游戏，得由我们来收拾残局。一天早上，我发现地毯上有只雏鸟，嗷嗷待哺。田田把它装在铺着毛巾的小盒里。鸟妈妈就站在后院的电线上像高音C凄厉地叫着。田田举起小盒，对鸟妈妈说：“你的孩子在这儿呢。”我们找不到鸟窝，却又发现另一只受伤的雏鸟，身上有猫的齿痕。我们决定试着养活它们。它们的模样真可怜：翅膀秃秃的，尾巴上有几根毛，长腿紧缩，眼睛紧闭，但稍有动静，大嘴就像朵黄花盛开。田田惊叹道：“真丑啊，丑得太可爱了!”我们挖来蚯蚓，居然被吞了进去。看来确实有一线希望。田田的卧室成了病房，紧关着门，怕猫来骚扰。晚上，一只鸟呼吸急促，田田哭了。第二天两只鸟都死了。我们举行了葬礼，把它们埋在一棵小葡萄树下。那几天没人搭理哈库和玛塔。

我从窗口看见哈库趴在后院的板墙上，向远处眺望。拖拉机平整着土地，突突的烟雾消散在空中。市政厅在修建公园。而公园必召来更多的人遛狗，那些大大小小的狗将一起转过头来狂吠，进入哈库的恶梦。

第三辑 乌鸦女 儿

田田今天十三岁了。准确地算，生日应在昨天，这儿和北京有十六个小时时差。昨天晚上我做了意大利面条，给她斟了一小杯红酒。“真酸，”她呷了一口，突然问，“我现在已经出生了吗？”我看看表，十三年前这会儿，她刚生下来，护士抱来让我看，隔玻璃窗。她头发稀少，脸通红，吐着泡沫。

十三岁意味深远：青少年，看PG13的电影，独自外出，随时会堕入情网。让父母最头疼的，是第二次反抗期的开始。心理学家认为，第一次反抗期在三岁左右——行动上独立，第二次在十四五岁左右——思想意识上独立。

我还没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变化已有迹可寻：她开始注意穿戴，打耳洞，涂指甲，留披肩发，和全美国的女孩子们一起，迷上电影《泰坦尼克号》(Titanic)的男主角。她们个个会唱主题歌。为了顺应潮流，避免沉船，我给她买来《泰坦尼克号》的音乐磁带。

在音乐上的对立早就开始了。平时还行，关门各听各的。去年圣诞节开车去拉斯维加斯，她的范晓萱嗲声嗲气，磁带像丢了转，何止影响驾驶，简直让我发疯。倘若有一天警察用范晓萱的歌过堂，我立马招供。换上我的革命歌曲，她堵着耳朵，大喊大叫。一代人一代歌，不可能沟通。音乐是植根于人的生理本能的，我一听《春节序曲》，嘴里就有股烂白薯味。五八年冬天志愿军从朝鲜回来。堆在我们家阳台上的白薯正发霉。这两件本来不相干的事让《春节序曲》给连起来了：当我坐板凳上啃白薯，电台播个不停。

中国人在西方，最要命的是孤独，那深刻的孤独。人家自打生下来就懂，咱中国人得学，这一课还没法教，得靠自己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