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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没老人，下没弟妹，父母够不着，在中年云雾里忙碌。怎么办？放了学，田田旋风般冲进来，自己弄点儿吃的，就地卧倒，开电视，看脱口秀(talk show)。那是媒体用大量废话，变成笑料，填充人与人之间沉默的深渊。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那个电视上快乐的黑人小伙儿，眼见着成了我们家一员。田田一边做功课，一边跟着他咯咯地乐。

她最爱看的还是《我爱我家》。这个一百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她至少看了几十遍，几乎都能背下来。这是她在寻根，寻找北京话耍贫嘴的快感，寻找那个地理上的家，寻找美国经验以前人与人的亲密、纠葛与缠斗。

去年田田暑假回北京，那个地理上的家。回来我问她，若能选择，你想住在哪儿？

她闪烁其词，我知道我问了个愚蠢的问题。在国外住久了，你爱哪个家？这恐怕连大人也答不上来，你只能徘徊在那些可能被标明为家的地点之间。

我带田田去宠物商店，让她选个生日礼物。她转来转去，竟看中了只小耗子。我坚决反对，理由一：她妈妈最怕耗子；理由二：耗子最怕猫，我们家有恶猫两只，隔着笼子，也会吓出心脏病。给耗子做心脏手术，我们负担不起。

三个星期前，她妈妈回北京办画展，我跟田田在家。我们的时间表不同：她出门早，我还没起床；她放了学，我刚睡醒午觉；她开电视，我去健身房；她做功课，我上夜校；回到家，她该上床了。田田开始抱怨，抱怨我睡懒觉、贪玩、在家时间少、电话多。

我跟田田分开了六年，从她四岁到十岁。我满世界漂流时，暗自琢磨，恐怕只有田田这个锚，才能让我停下来。有一天，住在英格兰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乡下有幢老房子正出售，便宜得难以置信。他还找来照片：歪斜的石头房子和开阔的田野。这成了我的梦，我愿客死他乡，与世无争，只求做麦田里的守望者，把田田带大。

昨夜惊醒，田田站在我床前，用手蒙着眼睛，嘟嘟嚷嚷。她做了噩梦，梦见吸血鬼。我不知道她是否梦见过那幢石头房子。她告诉我，她总是在梦里飞翔，自由自在。看来事与愿违，她想远走高飞，留下无边的麦田和影子西斜的老父亲。

田田上初一，功课多，我得帮她做功课。我对数学一窍不通，只能磕磕绊绊带她穿过历史。历史课本相当生动，我也跟着上课。最近我们一起进入中世纪的黑暗：黑死病消灭了欧洲人口近三分之一；圣经译成英文前，仅少数懂拉丁文的牧师掌握解释权，这是导致教会腐败的原因之一。

一天她告诉我，历史老师宣布：考试成绩前五名的同学每人交五块钱，分数可再提高。其余同学都傻了，继而怒火中烧。田田考砸了，也加入抗议的行列。我跟着拍案而起：造反有理!我们全都上了当。原来这与历史课本有互文关系。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前，富人只要捐钱给教会，杀人放火，照样可赦免上天堂。老师略施小计，让学生外带个跟班的家长体会一下当时穷人的愤怒。

田田胸无大志。问她今后想干什么？她懒洋洋地说，找份轻松的工作就行。这好，我们那代人就被伟大志向弄疯了，扭曲变态，无平常心，有暴力倾向，别说救国救民，自救都谈不上。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惟一的，且自诩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这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比如，忆苦思甜，这自幼让我们痛恨的故事，现在又轮到我们讲了。田田还好，走开。我朋友一开讲，他儿子用英文惊呼：Oh, my God! (我的天哪!)

下一代怎么活法？这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

那天，午觉醒来，大雨撼动屋顶。看表，三点十分，田田正要下课。开车到学校，找不到停车位，开紧急灯，打伞冲进去。学生们正向外涌，一把把伞迎风张开。我到处找田田那件红绒衣。男孩子五大三粗，女孩子叽叽喳喳。我逆流而行。很快，人去楼空。我转身，雨停，天空变得明朗。

第三辑 乌鸦夏 天

醒来，远处公路上的汽车像划不着的火柴，在夜的边缘不断擦过。鸟嘀咕，若有若无，破晓时变得响亮。白天，大概由于空旷，声音含混而盲目，如同阳光的浊流。邻居的风铃，时而响起。今年夏天，我独自留在家中，重新体验前些年漂泊的孤独。一个学习孤独的人先得有双敏锐的耳朵。

大学生们都回家了，小城空空荡荡。这是一年中难得的时光。酷暑只虚晃一枪就过去了。无雨。刚写完这一行，天转阴，下雨了。这是入夏头一场雨。

我每隔一天去锻炼身体，三年来，这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健身俱乐部在城东，我住城西，城小，开车不过十分钟。这家俱乐部设备齐全，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开门。不一会儿功夫，我已大汗淋漓，环顾天花板上巨大的通风管道、四周的落地玻璃镜和锃光瓦亮的健身器械，还有那些在重力挤压下纵横移动的少男少女。看来人的精力总得有个去处，特别是在二十郎当上，否则革命、暴动或犯罪是不可避免的。

我回到杠铃前，又加了十磅，连举几下。有人跟我搭话，是个高大结实的白人小伙子，他自我介绍，叫乔(Joe)。而我的名字太难，在他的舌尖上滚了几下，滑落。“你练了几年了？”他问。“三年。”“从多少磅开始的？”“一百。”我注意到他胸前的牌子：私人教练。“你现在只举到一百三十。”他摇摇头。“你想不想块头大点儿？”“当然。”“你闭上眼，”他作了个催眠的手势，“想象自己会有多壮。”我迟疑了一下，闭眼，想象变成他那样。

我刚睁眼，他又说：“再闭上，把你想象得更壮些。”这回闭眼，我把自己吹得更鼓些，有点儿变形，像健美画报上的明星。“好了，你准能成为想象的那样。”他拍拍我的肩膀。“在这儿，我是最棒的，可以给你提供免费的训练。”

我有一张不太严格的时间表。早饭后，读一小时的英文杂志，然后开始写作，到中午。午饭很随便，用冰箱里的剩菜煮碗面条，就着啤酒以及当天的报纸邮件一起顺下去。这样会导致消化不良，尤其是报纸上的那些坏消息。于是午睡。这在美国，是生活在“体制”外的人的特权。下午或去健身房。或读读英文小说。我正读的这本叫《坏的爱情》。那的确很坏，和爱情无关，讲的都是犯罪心理。带着这种犯罪心理做的晚饭，别有滋味。天黑前，得花点儿功夫在院子里，剪枝、浇水、拔草。玫瑰今年开得发疯，那似乎是一种抱怨，被忽视的抱怨。我小心绕开蛐蛐和蜗牛，别踩着它们。小时候令我癫狂的蛐蛐，如今横在路上，赶都赶不走。晚上最轻松，我几乎每天去租盘录像带，这是美国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辛苦一天的美国人，只有经过充满惊吓、诱惑、欺骗、折磨的地狱之行才能入睡。晚安，美国。

我按约定时间，在俱乐部转了一圈，不见乔的踪影。他迟到了半个小时，气喘吁吁地向我解释：“堵车，你知道，可怕，总是这样……”没关系，再约时间，第二次我迟到了二十分钟，气喘吁吁地向他解释：“上学，你知道，没辙，得通过英文考试……”好，现在开始。先做准备活动，再赶鸭子上架。举重从一百二十磅开始，最后加到一百八十磅。我像个柠檬被彻底榨干。不停地喝水，无济于事。乔用尽英文中最美好的词来鼓励我，让我受宠若惊。同时也警告我：“我最恨别人说我做不了。”在最艰难的时刻，我咬紧牙关，也没敢说出这句听起来挺有人情味的话。最后他握着我的手，说：“你行，看见没有？你举的超过了你体重的三十磅。”

他把我带到用隔板隔开的办公桌前，问我对训练有何感想。我也用尽了英文中最美好的词。他点点头，拿出一张训练计划，问我是否愿意继续下去。我说当然没问题即使赴汤蹈火……

我突然煞住，这玩意儿别又得掏腰包吧？他翻过训练计划，背后果然是价目表。我傻了眼，想撤，已经太晚了。他申明大义，晓以利害：我鼠肚鸡肠，斤斤计较——最后达成妥协，他慷慨大方，在原订六次的训练计划上再加两次，这两次是免费的：我财迷转向，攥着一张三百三十美元的收据出了门，半天才找到汽车。

天空是一本书，让人百读不厌。我喜欢坐在后院，看暮色降临时天空的变化。我想起那年夏天在斯德哥尔摩，在一个老画家和他学汉语的女儿家做客。傍晚，他们突然把我领到窗前。天空吸收着水分，越来越蓝，蓝得醉人，那是画家调不出来的颜色。为捕捉这颜色，上世纪末在瑞典形成了著名的画派“北欧之光”。老画家很得意，似乎给我看的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人们经历漫长的黑暗与冰雪，对夏天有一种真正的狂喜。这狂喜让我感动，我拉开住处几乎一年没拉开的窗帘，面对那转瞬即逝的夏天。

“准备好了吗？”乔今天显得特别高兴，不停跟我握手，好像我是他的选民。他告诉我，周末他的女朋友从洛杉矶过来。他们去Subway吃晚饭，又看了史泰龙(Stallone)的新片子《警察帝国》(Copland)。我告诉他，我去看了《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看来我们都是好莱坞动作片的爱好者，也许正是为了这，我们才走到一起来的。他再次跟我握手。

他说话开始出现漏洞，小小的，无伤大雅。比如，他告诉我他家住在附近，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和上回堵车的托词有矛盾。不过总的来说，乔是个挺纯朴的美国小伙子，笑起来像这儿的夏天，毫无遮拦。他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三年级的学生，主修生物化学。靠打工养活自己。按他的说法：“像我这样的白人，年轻、健康、聪明，谁会给你奖学金？”除了在这儿当教练，他还在酒吧弹钢琴。他妈的，中学老师不是说他考不上好大学吗？他掰着手指头数给我听，哪些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了他。“我最恨别人说我不行。”他接着承认，他一下好过了头，几乎无所不行。体育就甭提了，他有自己的爵士乐队，萨克斯管、双簧管、钢琴，样样精通。他天生有种过目不忘的本事，甚至通读过百科全书。对了，他还会德文，他的“选民”中就有一位德国姑娘，他准是用德文中最美好的词鼓励她。

从镜子我看到卡在器械中的我，龇牙咧嘴，头发被汗水浸透，贴在前额。我的教练正声嘶力竭，让我做最后一个我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动作。镜子一角是被俱乐部茶色玻璃过滤的天空，夏天正在那里消失。

第三辑 乌鸦纽约一日

早上五点，我被直升飞机吵醒。它飞得很低，擦窗而过。我想起电影《猎鹿人》(The Deer Hunter)的片头，噩梦中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转换成头顶的风扇。驾驶员怎么能在早上五点保持清醒，穿过摩天大楼中变形的黎明？直升飞机刚消失，警车又响起。先是一辆，紧接着第二、第三辆，好像独奏在召唤乐队。这音乐往往配在动作片的结尾处，警车呼啸，字幕升起。一声叹息，我起身，是狗飞飞，趴在我脚下。在二十七层的钢筋混凝土空间，一只狗的叹息意味着什么？

我拉开窗帘。早安，纽约。

女主人咪咪正准备早餐。她和我同岁。离婚寡居，两个儿子在读大学，像撒出去的鹰，偶尔回来落落脚。咪咪在联合国工作，认识好几年，我都没弄清她打哪儿来的。总不至于生在联合国吧？后来知道了，香港。只有那地方才能出语言天才。父母湖北人，母语便是湖北话，再就是广东话、普通话，“一捏捏”上海话。她在联合国做了多年的同声传译，除了英语法语，还会西班牙语、俄语、意大利语。想想都让我发疯，我学了二十年英语，到现在只相当于高小程度。

她的另一位客人也起来了。迪马，莫斯科人，联合国临时译员。他挣足了美元，忙于采购，准备回家过圣诞节。咪咪家成了免费的国际旅馆，招待八方来客。吃中国饭，喝法国酒，又没语言障碍，何乐而不为？

一线阳光钻过楼缝，经落地窗折射，在三角钢琴上呈扇状，最后触到狗的眼睛，闪烁。传统的英式早餐：蒜炸番茄和腌鲑鱼，加新鲜水果。迪马和我坐下，咪咪居间，这有点儿像两个超级大国首脑的工作早餐。迪马在美元和民族自尊心间之显得烦躁，我表示理解。

迪马上街采购，咪咪去联合国上班，飞飞激动了一阵，叹气，趴在门口。

我给老A打电话。我们认识二十年了。其身世像部未完成的传奇，情节曲折，且不断有新的进展。他十三岁成反革命，跳河自杀，得救。随父放逐西北。文革期间，又成反革命，不投河，走为上——到处流浪，要过饭。七十年代末回北京，和我共过事，当美术编辑。在海外，先风水大师，后军事专家。

“我这些天睡不着啊，”老A叹了口气。“你想想，还剩下不到两年工夫，我怎能不愁!李登辉脑子有问题，不是傻，是脑子有问题。台湾独立，大陆绝不能坐视不管，美国必然会介入。军中的少壮派可是主战的。那太平洋里的核潜艇头一颗就对准纽约，就等于对准我们家。

你说，我们刚买了房子……搬家？打起来就不止一颗喽，至少几百颗。往哪儿搬？”据说他上次对台湾海峡危机的预测，得到五角大楼和日本防卫厅的证实。

挂上电话，老A描述的世界末日景象，让早饭难以消化。下午两点半，艾略特来了。在世界末日到来前，我们还得去朗诵。

下楼，上第三大道，过四个路口，即中央火车站，乘R线，奔皇后区。和地铁的尿臊味混在一起的，是和纽约有关的回忆。一路上，我和艾略特闲扯。他说起很多人每天都吃兴奋剂墨西哥总统派军人们照顾病重的帕斯纽约最大的好处是在街上观看行人里根毁掉了美国的福利制度冰岛简直是天堂尼娜去印度出差他每天得送孩子上学……到站了，我们搭出租车，来到纽约市立大学的皇后学院。

今天是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我在电脑前，试图描述我两个多月前在纽约的一天。重新建构时间是一种妄想。特别是细节，作为时间的形态，它们早已消失。所谓事实，是当事人假定的，带有某种共谋性质。我给咪咪和艾略特打电话，像罪犯串供：“那天早上我们吃了什么？”“不，不是俄国早餐。”“那个教授叫什么来着？”

对，他叫阿米尔·奥利雷(Ammiel Alealay)。校园由西班牙风格的红砖建筑物组成。几个女学生懒洋洋地在门口抽烟，带有纽约人特有的冷漠和疲倦。奥利雷教授突然出现，斜穿小径，好像他一直埋伏在某个楼角。他有着肖像速写中潦草的轮廓，胡子花白，眼神茫然，显得睡眠不足。他的办公室里贴满了各种图画，有他孩子的，也有学生的。他偏好视觉艺术，也很容易成为其对象。有的老师生来就是为了让学生画的。

他和艾略特曾邻居多年，邻居们怀旧的话题全世界都差不多，若翻成北京话大致如此：挨煤铺的三间半北房？拆喽，盖大饭店，把日头都遮了。你瞧上的那丫头片子仨孩子，早过景了。东院二大爷？嗨，那叫福分，不咳嗽不喘，一觉没醒来……

朗诵会只有二十来个听众，估计要么是学校胁迫的，要么是为免费的红酒点心的。院长坐镇，哪个敢溜？我念中文，艾略特念英文翻译。听众像是二十来部虽联网但全部切断电源的电脑：拒绝任何信息。我和艾略特交换了一下眼色，草草收场。

奥利雷教授代表校方请客，由四位同胞作陪。我们紧跟教授去找车。起初方向明确，行百余步，他有些迟疑，瞻前顾后，声东击西。终于找到车，可钥匙不见了。他自我搜身，深刻反省，滴溜溜围着车转圈，像个业余车贼。下雨了，我和艾略特缩在房檐下。教授显得更加潦草，无奈，只好叫出租车。

在中国餐馆坐定，奥利雷教授被中国菜感动了，不再慌乱，脸上的线条变得肯定。那把车钥匙注定在某处黑暗中等他。其实他并非普通的教书匠，而应属于联邦调查局感兴趣的那类人物。他是犹太人，却站在巴勒斯坦一边。文学兴趣也是反主流的，研究塞尔维亚诗歌，编巴勒斯坦诗选。艾略特告诉我，除了几大西方语种外，他会塞尔维亚语、希腊语、希伯莱语和阿拉伯语。沉迷在那些古老语言的迷宫中，怪不得找不着钥匙呢。

晚九点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有约。我从饭馆赶到她家，整整晚了四十分钟。她约我出去吃晚饭，也让我忘了。吃了？她目光中有一种惊奇。吃了。某些交往总是阴错阳差。

去年春天美国笔会中心的酒会上，她一进门，立即成了中心，闪光灯追赶着黑发中的一绺绺白发。席间，她过来自我介绍，约个时间见面。我一时慌乱，借口忙推辞了。后来将功补过，寄书，她又没收到，这叫没缘分。

苏珊的单元很大，在顶楼。从她的客厅可以看见哈德逊河。一只游艇驶过，展示了河水在黑暗中的质感。她告诉我，她喜欢在厨房写作。

苏珊并非传说的那么骄傲，她打开瓶法国红酒，和我闲扯。其实在我和苏珊及很多西方作家的交往中，都有这么个微妙的心理问题：一个作家在失语状态中的尴尬。您高小程度的英文，能和人家讨论什么？

起身告辞，我喝得有些摇晃。苏珊让我把一包错递的邮件还给门房。门房是个墨西哥人，蓄着小胡子，睡眼惺忪。我琢磨，这份差使我干得了。

拦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土耳其人。他一路大叫大喊：“……这世界就要玩完了。你还没听说？南北极正他妈融化。哈哈，水位上升，俄国、欧洲，就要被淹没了。”他边说边掏出个扁玻璃瓶往嘴里灌。天哪，但愿不是酒。“你从哪儿来？中国？中国跑不了，我们土耳其也跑不了，统统喂鱼。上帝？上帝也没用。别着急，纽约头一个。哈哈，这些大楼就要沉到海底下啦……”

第三辑 乌鸦后 院

一

起风了。我站在窗前发愁，眼看着后院四棵橘子树和从墙外探进身来的三棵野树的所有树叶，都要落进我家游泳池里了。那意味着绝望的劳动，刚捞起一拨又来一拨，要是鱼或者美元倒也罢了，与天奋斗的结果竟是一堆烂树叶。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喜欢后院，与前边草坪相反，它代表了某种私人空间。依我看，在每家门前铺草坪，准是联邦调查局和建筑商串通好的——标准美国公民的思维方式肯定与这有关。没有一丁点儿怀疑的阴影。其实草坪之间有一种对话关系，正如处在英文环境的外国人，永远理屈词穷。当你家草长高变黄，平整碧绿的草坪和主人一起谴责你。你得赶紧推着割草机，呼哧带喘。特别是三伏天。一转身草又蹿得老高。我家那台割草机是二手货，点火有毛病。我卯足了劲，猛拉数十下，紊丝不动，汗早顺着脖子流下来。脱光膀子，再拉，割草机终于咳嗽了一声，突突吐出黑烟。不过想必那姿势相当绝望，邻居们准躲在窗帘后边看热闹。

我有时坐在后院的木摇椅上看摇荡的天空。四年前我们搬进来时买的这摇椅，费了好大劲儿才装起来。圆木支架的木纹随年代旋转，在阳光下闪耀。戳在那儿，怎么看怎么像个崭新的绞刑架，坐在上面多少有点儿不安。如今这摇椅被风雨染黑，落满尘土，很少再有人光顾。当初买这房子头一眼看中是游泳池，清澈碧蓝，心向往之，连第二栋都没看就拍板成交了，这恐怕在本城房产交易史上还是头一回。谁想到这个游泳池可把我治了。除了入冬得捞出七棵树上的所有树叶，还得捞出无数的蚂蚁飞蛾蜻蜓蚯蚓蜗牛潮虫。特别是蜻蜓，大概把水面当成天空了。这在空军有专业术语，叫“蓝色深渊”，让所有飞行员犯怵。除了天上飞的，还有水下游的。有一种小虫双翅如桨，会潜水。要是头一网没有捞着就歇着吧，它早一猛子扎向池底。虽说有水下吸尘器可帮忙打扫游泳池底部，但任何机器都得有人跟班。比如要掏空吸尘器网袋里的脏东西，清洗过滤嘴，调整定时器，及时检修动力及循环系统。另外，水要保持酸碱平衡。先得测试，复杂程度不亚于化学实验室。用大小两个试管取水，再用五种不同颜色的试剂倒腾来倒腾去，最后根据结果在水里加酸兑碱。这道程序还省不了，否则就给你点儿颜色看看——变绿，绿得吓人；变混，混得看不见底。池壁上长满青苔，虫孽滋生。前不久出门两周，由我父母看家，回来游泳池快变成鱼塘了。

我们后院有一个巨大的蚂蚁王国，时不时地攻打我们房子，特别是凄风苦雨天寒地冷的冬天。先派侦察兵进屋探路，小小不言的，没在意；于是集团军长驱直入，不得不动用大量的生化武器一举歼灭。有一种蚂蚁药相当阴损，那铁盒里红果冻般的毒药想必甜滋滋的，插在蚁路上，由成群结队的工蚁带回去孝敬蚁后——毒死蚁后等于断子绝孙。这在理论上是对的。放置了若干盒后，我按说明书上的预言掰指头掐算时间，可蚂蚁王国一点儿衰落的迹象都没有，反而更加强盛了。我估摸蚁后早有了抗药性，说不定还上了瘾，离不开这饭后甜食了。

人的同情心有限，没听说哪儿成立了保护蚂蚁协会的。就社会属性而言，蚂蚁跟我们人类最近。看过动画片《蚂蚁奇兵》(Antz)后，我还真动了恻隐之心。可紧接着蚂蚁大军杀将进来，只能铁下心来。

和蚂蚁相反，蜘蛛代表了一个孤独而阴郁的世界，多少有点儿像哲学家，靠那张严密的网吃饭。它们能上能下，左右逢源，在犄角旮旯房檐枝头安身立命。那天来了个工人检修游泳池，他打开池边的塑料圆盖，倒吸了口凉气，狠狠地用改锥戳死了个圆盖背后的住户。他翻过来让我看，那蜘蛛腹部带红点。他说这叫“黑寡妇”，巨毒，轻则半身不遂数日，重则置人死地。

二

冬来春去，我们后院来了对燕子做窝，这还是我女儿发现的。隔着玻璃拉门，只见房檐下大兴土木。两只燕子加班加点，衔来泥土草根，用唾液黏合在一起。这和我们吃的燕窝类似，不同的是，正宗的燕窝是在海边绝壁上，建筑材料都是小鱼。忙乎了一个星期，窝落成了。我是建筑工人出身。出于同行间微妙的竞争心理，我围着它转悠，不得不肃然起敬——这纯粹是嘴上的功夫。虽说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阳台而已，还得靠人类的屋檐遮风挡雨。

孵化过程是静悄悄的，就像写诗，得克服不良的急躁情绪。和那燕窝只一窗之隔，我伏在电脑前，卡在破碎的诗句中。突然我女儿叫我下楼——两只小燕子孵出来了。父母又忙乎起来，衔食物飞上飞下。小燕子闭眼张着大嘴，凄声尖叫。

真正威胁它们存在的是我们家的两只猫哈库和玛塔。算起来，这两只猫折合成人的寿命——正好“三十而立”。胸无大志，再说也无鼠可抓。这个没有老鼠的世界是多么无聊啊!美国猫聚到一起，准是一边打哈欠一边感叹。几代下来，大概遗传基因早就蜕变了，见老鼠不但没反应，说不定还会逃窜呢。哈库和玛塔整天呼呼大睡，有时也出门溜达溜达。它们有自己的小门，嵌在人的大门上。当人被防范之心阻隔时，它们则出入自由。

要说它们才是后院真正的主人。在草坪如厕，在泥土里打滚，到游泳池边喝水照镜子，上板墙眺望日落。这两年哈库发福了，不再灵活。而玛塔身手不凡，只轻轻一跃，就上了一人高的板墙，再一跃就上了房。头两年，他们经常叼回小鸟、蜻蜓、蚂蚱之类的活物邀功请赏，但迎头就是一顿臭骂，甚至饱以老拳。大概在猫的眼里，人类是毫无理性的。此后省了这道手续，自个儿在外边吃点儿喝点儿算了。后院常发现麻雀羽毛，即是证明。美国麻雀傻，一点儿也不像它们的中国同胞。记得当年在北京西郊，百步开外，我一举气枪，麻雀从电线上呼啦啦全都飞走了。

而美国燕子不同，毕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它们先勘测地形，把窝建在猫爪根本够不着的地方。夏天来了，小燕子长大了，跟父母出门学飞。眼见着这“阳台”对四口之家过于拥挤。一天早上它们全家出门，再也没回来，大概去寻找更暖和的地方。我回到书桌前，心空空如也。

女主人出门了，由她照看的二十来棵玫瑰紧跟着枯萎了。我本以为玫瑰是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开起来没完没了。突然间，她们像灯一样全都熄灭了，整个后院暗下来。我每隔一天拉着水管子浇水。除了浇水，还要剪枝施肥喷洒杀虫剂，总之得关怀备至才成。我本来就不喜欢玫瑰——刺多，开起花来像谎言般可信，一不留神划你道口子，疼得钻心。我常遭此暗算，尽量躲远点儿。

玫瑰熄灭了，后院又被四棵橘子树照亮——满树橘子黄灿灿的。不知是品种不好，还是照顾不周，太酸，酸得倒牙。只好让它们留在树上，随风吹落，那些顽强的一直能熬到第二年夏天，和下一代橘子会面。其实四棵树中有一棵是柚子树，一点儿也不张扬，每年只结两个大柚子，像母牛硕大的乳房。剥开，里面干巴巴的，旧棉絮一般。

后院西南角种了棵葡萄树，眼看快把支架压垮了。葡萄秧是朋友给的，随手插在角落，没当回事。谁想到悄然无声的，两年的工夫竟如此这般。我担心有一天它顺着支架上房，铺天盖地，把我们家房子压垮。再细看那些葡萄须子，如官僚的小手，为攀升而死死抓住任何可能。生长的欲望和权力相似，区别是权力不结果子。葡萄熟了，一串串垂下来，沉甸甸的，根本没人吃，让它们在树上烂掉。我想起三十年前背诵过的食指的诗“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天色阴下来。隔着窗户，我看见哈库正在后院转悠。他太胖，腹部垂下来，但走起路有老虎般的威严，昂首阔步，微微抖动皮毛。一阵狂风，七棵树前仰后合，树叶和橘子纷纷落进游泳池，吓得哈库一哆嗦，转身逃走。

第三辑 乌鸦乡下老鼠

一

美国有这么个童话故事：一个乡下老鼠请城里的老鼠到乡下做客，用玉米、土豆和谷子招待他。饭后城里老鼠不吭声，只是请乡下老鼠到他那儿去做客。有一天，乡下老鼠进了城。让他惊讶的是，城里老鼠吃的比他好十倍：干酪、奶油、火腿、蛋糕等。正大吃大喝，城里老鼠惊呼：“快逃命，恶猫来了！”四爪狂奔，刚逃过一劫，又差点被满街飞跑的汽车轧死。最后，乡下老鼠喘着气说：“我还是在乡下过太平日子，总比这好吃好喝可处处担惊受怕的生活强。”

我就是这么只乡下老鼠，整天仰望蓝天白云。五年前终于搬到加州的小镇，定居下来。每回到城里做客，好吃好喝，还是惦记乡下的太平日子。

和北京相比，我们小镇正算得乡下了。五万来人，除了一家西红柿加工厂，无任何工业。四周全都是农田，一马平川，远处倒是有山——望山跑死马。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农学院在全美国数一数二，由于用动物做实验成了绿色和平组织攻击的重点。市内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本地报纸无新闻，每天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表低得让人产生错觉，以为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

我每天是在鸟叫声中醒来的。仔细听去，两只红嘴山雀之间的调情过于夸张，一只喜鹊呱呱地说单口相声，一群麻雀像野小子招摇过市。

住在巴黎，我每天半夜两点准醒。对面酒吧关门，酒鬼被轰出来，在街上鬼哭狼嚎。早上六点二十五分，再次被垃圾车吵醒，赶紧用枕头堵住耳朵，没用。那车重如坦克，轰隆隆震得人心慌。它横行直撞，似乎要直接开进屋里，把我也装走。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家住北京三不老胡同，对面就是家纺织厂，仅一街之隔。到了夏天，厂房上的窗户统统开着，就像一百个喇叭朝我们喊话，用的是最单调的语言。每星期五厂休，静得倒让人受不了，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盼着人家赶快开工。

要说这和纽约的噪音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前两年某日，我住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一个朋友家。半夜三点，一阵清脆的枪声，紧接着是警车呼啸而至，第二天早上看报纸才知道是匪徒交火，一死两伤。你跟纽约人提这个，人家嫌你少见多怪。

别忘了纽约的人是在枪林弹雨中长大的，有极其坚韧的神经。据说要是街上有人开枪，多数纽约人像游击战士那样经验丰富，最多低头哈腰，避开危险。他们随后会骂几句脏话，弹弹灰尘，舒展一下腰肢，继续奔向各自的战场。

我在巴黎被抢过，不多，就一回。那是晚上十一点多钟，朋友开车送我，在东站附近的临时住处下车。我发现两个男人尾随在后，一高一矮。矮个子紧走了两步，和我并排，用蹩脚的英文说：“钱！我们有枪！”我往后扫了一眼，大个子把手揣进怀里，那架式不像有枪，倒有可能是个笤帚疙瘩。我磨磨蹭蹭，刚掏出一百五十法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一把夺走，逃之夭夭。第二天我路过附近酒吧，看见那两个业余强盗正用我的钱喝酒呢。

我认识个丹麦汉学家。他头一回去纽约，拿着地图在曼哈顿街头东张西望，突然一个黑人亲热地搂住他，刀尖顶在腰眼上。没辙，他只好从上衣口袋往外掏钱，本想五块十块打发打发算了。可美元的颜色尺寸全一样，一不留神，他抽出张一百美元的钞票，黑人一把攥住他腕子。他急中生智，大骂美国的种族歧视。黑人乐了，打了个折扣降到八十块。他接着大骂当时的总统里根，骂得狗血喷头，黑人拍拍他肩膀——哥们儿，你真够意思，降到五十吧。临别，汉学家和强盗互相握手，难舍难分。

能碰上这么通情达理的强盗，那是运气，当然最好是别碰上。自八十年代初起，大批大陆留学生涌进美国大城市，穷，只能住最差的地区。面对危险，各有各的高招。我在纽约见过个大陆留学生，他打扮特别：黑呢大衣、墨镜，黑礼帽压得低低的，歪叼着烟卷，两手揣兜，螃蟹般横着走路——典型的好莱坞电影里三四十年代联邦调查局探员。虽说这打扮有点儿过时，可还是让恶人心里犯怵，尽量躲着他远点儿。

大理是我的中学同学。他在纽约读了四年书，住哈雷姆——纽约最危险的黑人区。他问我他横刀立马于乱军之中，何以毫毛未损？我猜必是一身功夫了得。不，他神秘地摇摇头，掰着手指头，总结了三条经验：第一条，见到可疑分子聚首，要摧眉折腰，过马路绕着走；第二条，若躲闪不及，要盯往其中可能是头目的眼睛，让他知道你记住了他，以减少犯罪行动；第三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一旦有人尾随过来，要马上冲向附近的垃圾箱翻找东西。

我不懂。大理嘿嘿一乐，要是你比他还穷，抢你干嘛？

二

俄国著名的大提琴家罗斯卓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vich）说过，大都市的人匆匆忙忙奔向死亡。这话在理。你想想，那些城里老鼠整天疲于奔命，就像上了发条，除了睡觉，哪儿有歇的时候？其实生命过程就是一种体验，若无清闲，哪儿来的体验？时间被填满了，压缩了。一年短如一日，唰地过去了。

我们有娱乐，城里老鼠总是这样说。其实娱乐是跟空虚绑在一起的，像工作一样也是时间的填充物，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清闲。人们是为了惧怕孤独才聚到一起去的。再说如今想看电影用不着非得住在大都市。很多人附庸风雅，为头一轮电影打破头，第二天上班会友总算是有了谈话的资本。让我最受不了的是城里人精心打扮去听古典音乐，又不是参加婚礼舞会，那纯粹是花钱受罪——忍住咳嗽憋着尿还不敢大喘气，一不留神打了个盹儿，被掌声吵醒跟着起立欢呼，非得让人家再来一遍，否则绝不罢休。这不是有病吗？听音乐本来是私人的事，应该关起门来，用不着搞得那么轰轰烈烈。

而我们乡下老鼠……

我的纽约朋友艾略特（Eliot）反过来嘲笑我说：“什么乡下老鼠，你是郊区老鼠。”

郊区（suburban）在美国是一种很特别的概念。它是指那些住在大都市郊区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连的文化意识形态。一般来说，他们玩命工作，开丰田（CAMRY）汽车，吃快餐，为住好社区勒紧裤腰带，贷款买房子置地，割草养花，跑步遛狗，关门看电视吵架自找麻烦，再花钱看心理医生。有部电影《美国美》（American Beauty）讽刺的就是这种郊区生活。

仔细一想，在美国真正的乡下老鼠不多了，多半都是郊区老鼠，几乎个个也都是工作狂，比城里老鼠强不到哪儿去。据统计，全世界数美国人工作时间最长，甚至超过在这方面名声恶劣的日本人。所谓美国人的富裕，我看其实也不过是个数字而已，整天撅着屁股追着自己的影子瞎忙乎，挣了钱又怎么样，哪有工夫享受？

住宅的布局结构，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郊区，一眼望去，大多数房子像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毫无个性。久而久之，住在里面的人也彼此雷同。我在大学教书，发现美国小青年的思路大同小异，让我大吃一惊，再看到郊区那一排排标准化房子，才恍然大悟。有时想，这种现代化的洗脑，比集权主义更可怕，因为人们完全丧失了反抗意识，认为这一切是天经地义的。

美国人最热爱的概念是“空间”，越大越好，从大房子大汽车大电视，到大吃大喝大块头。郊区胖子多，这和垃圾食品有关。每逢周末，我开车加入美国人购物的行列。那个名叫Costco的连锁店大得像个飞机库，里面的货物也像是刚从飞机上卸下来的。食品都是大包装的：牛肉十磅，鸡蛋五打，啤酒三十罐。你再看出口处个个满载而归，喜气洋洋，把汽车塞得满满的。

我的一个南非朋友来美国，他惊讶地告诉我说：“美国人得胖死。”我琢磨这话包含两重意思：其一，美国胖子多半来自广大劳动人民，“饥不择食”；其二，是指美国饮食文化的粗鄙倾向。这大概和清教徒的传统有关，其后又恰好成了暴发户，求多求快，把垃圾食品进行商业化包装靠广告打遍全世界。“麦当劳”和“肯德基”这类美国怪物，居然能在“食不厌精”的中国站住脚，可见其厉害。

最可怕的是那些小镇的美式自助餐店，胖子云集。我觉得那是商业化阴谋中最险恶的一部分，正如鸦片，让那些贪食的人欲罢不能，直到胖死。

写到这儿，我不禁打了个冷颤。郊区生活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我想郊区老鼠至少文质彬彬。早上出门散步，一路上人们都招手致意，“哈罗”、“早安”没完没了，这总比城里老鼠横眉冷对甚至拔刀相向好多了。据说一个乡下孩子头一次到纽约，下了长途车跟过往行人挨个打招呼，可没一个人理他，没走多远他只好放弃了。也许在大都市，人们对孤独有更彻底的领悟，用不着装模作样。要不贾克梅蒂的雕塑——那些细得像竹竿一样的人，其背景正是大都市呢。

纽约是个疯人院。我前两天去纽约，到一个住在格林威治村的朋友家做客。出来已经半夜了。纽约的夜生活才开始，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让我目瞪口呆。一个年轻女人在街上大叫大喊，原来隔着停在路边的车辆跟一个男人说话；一个老头八成刚从监狱放出来，在原地转圈跑步；一个半裸的醉汉站在路边自言自语；一个瘦高的黑人边走边扭屁股，两手随着他内心的韵律扭动……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成了乡下老鼠，很难再适应这种都市生活了。可恰恰在那一瞬间，我的生活出现了某些变化。我这只乡下老鼠，不得不搬到纽约——那让我深恶痛绝的地方。我必须做好准备，习惯空气污染和噪音，忍受惊吓，得以幸存下来。

第三辑 乌鸦午 餐

一

中午十二点半，我在曼哈顿第八大道八十号十九层“新方向出版公司”的门口按响门铃，佩吉(Peggy)迎出来。每次来纽约，她都和格瑞瑟达(Griselda)一起请我吃午饭，加上住在附近的艾略特，两男两女，用一张公司专用的绿色“美国特快”信用卡付账。这回我想破破例，省了这顿午饭，事先没打招呼，到了纽约一头扎进茫茫人海。谁想到在大都会博物馆纪念帕斯的朗诵会散场时，佩吉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不由分说，约好一起吃午饭。

佩吉五十多岁，家姓狐狸(Fox)，无从考证，我估摸她祖先八成是爱尔兰的猎狐人。佩吉是我的责任编辑，也是“新方向”的副总裁。她家住在哈德森河上游，从后窗能看到芦苇掩映的河水。九二年春天，我跟艾略特一起去她家做过客。她丈夫鲍普(Bob)是个退休的文学教授，在家写小说，做饭，热衷于社区政治。听佩吉的口气，鲍普的小说永无完成之日，也没指望发表。说来那才是真正的爱好。饭后我们沿哈德森河散步，来到一个小码头。木结构的栈桥伸向哈德森河，桥头钉着块牌子。二次大战期间，多少美国小伙子在这儿跟情人告别，再也没回来。

“新方向”出版社的创办人是詹姆斯·劳夫林(James Laughlin)，可惜我无缘见上一面。当年他认识庞德时，只是个家境富有的文学青年。庞德对他的诗评价不高，倒是劝他办一家地道的文学出版社。由庞德指明的“新方向”，六十多年来成了美国出版业的奇迹：不以赚钱为目的但又能自负盈亏，而几乎所有美国现代诗歌的经典都源于此。劳夫林两年前去世了。出版社成了母系氏族——老板和主要编辑几乎都是女人，像一群母鸡，孵养着我们这个时代相当男性化的文学。

艾略特迟到了。作为帕斯的英译者，这两天他忙得四脚朝天。在纽约和华盛顿举办盛大的纪念帕斯的活动，最后以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朗诵会达到高潮。按字母顺序，艾略特排最后一个。他坐在我旁边，急躁但克制，准是浑身都能划着火柴。整个朗诵会由美国桂冠诗人品斯基(Robert Pinsky)穿针引线，最后以艾略特打结：他给艾略特极高的评价。在读帕斯的长诗《太阳石》最后一节前，艾略特动情地说：“三十年前，就在离这儿几个街口，我跟帕斯开始一起朗诵……如今人已去，诗还在……”他的声音哽咽了。

格瑞瑟达终于出现了。她七十多岁，刚从脑血栓的打击中恢复，脚下还不太稳。她目前是出版社的老板，掌管着“美国特快”信用卡，而病痛和年龄正逼着她退休。她父亲斯盖勒·杰克森(Schuyler Jackson)是诗人兼文学批评家。大约六十年前，英国的名诗人罗伯特·格瑞夫斯(Robert Graves)和夫人劳拉·瑞定(Laura Riding)，来美国和他们一家共度夏天，结果她父亲和劳拉堕入情网。劳拉把她妈妈逼疯了，在神经病院一住几十年。格瑞瑟达那年只有十二岁，和弟妹一起被送到姑姑家。而他父亲和劳拉搬到弗罗里达的一个葡萄园隐居，至死在一起。其间四十年，他们共同编写一本英文词典，每个定义只用一个词，既未完成也没出版。自那个夏天以来，格瑞瑟达再也没见过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