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页

我们一行四人，从十九层楼降到地面，过马路，再拐个弯，直奔那家名叫“布鲁塞尔”的饭馆。十年来，我们也试过别的几家，都不甚满意。看来实验归实验，传统就是这样形成的。最后一次尝试，是家刚开张不久装潢时髦的小馆子。那天艾略特点的汉堡包，他刚咬一口眉头就皱起来。结账时，侍者礼貌地问我们觉得饭菜怎么样。“你要我说实话吗？”艾略特从眼镜上面瞥了他一眼，“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差的汉堡包。”

“布鲁塞尔”的基本色调是暗绿色，古色古香，有股欧洲战前的味道。这里气氛轻松而节制，没有年轻人和酒鬼，我估摸来这儿的都是老顾客。沿窗摆下的四张桌子，随外面变幻的光线转动。我们多半都选那张把角的桌子，似乎为了某种稳定感。阴天下雨，这四张桌子好歹才安静下来。夏天的阳光被窗户过滤，不再那么暴躁；到了冬天，阳光影影绰绰，成为某种生命的幻象。

侍者彬彬有礼但又不夸张，随时准备消失。

二

在纽约竟有某些不变的东西。十年来，我们同样四个人，来同一家饭馆，坐在同一张桌子，谈同样的话题，连口味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今天除了格瑞瑟达点烤鹅肝外，佩吉、艾略特和我都点的是鸭丝色拉。而饮料吗，四个人全都要冰茶。照惯例，再加两份炸薯条。用炸薯条蘸番茄酱，有滋有味的。

先说起纪念帕斯的朗诵会的盛况。由于会场早就满了，有一千多人被拒之门外，其中包括赞助者、墨西哥参议员。佩吉说她也被拦在门口，幸亏来了墨西哥的一帮政要，她赶紧声明她是帕斯的出版者，于是文学被政治裹挟进会场。

我说，是帕斯，是他的个人魅力，把平时互不来往的美国诗歌界的各路人马以及政要、外交官聚到一起来了。朗诵会就像一个和解中的家庭聚会，只有我和另一个瑞典诗人是外人。“你在他们中间简直是个婴儿，”格瑞瑟达插话说。她告诉我，那个一头白发瘦高瘦高的老先生是肯尼迪的特别顾问。“真神了，快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居然还活着，”格瑞瑟达感叹道。于是大眼瞪小眼，好像活见了鬼。

“人们永远弄不清帕斯的政治立场，”艾略特吞进一根炸薯条，说，“其实很简单，按美国的标准，他是左派；可按拉丁美洲的标准，他得算右派，因为他反共，反卡斯特罗，而很多拉丁美洲作家都是卡斯特罗的朋友。”

佩吉告诉我，“新方向”打算出版帕斯两卷本的诗歌全集，由艾略特翻译和编辑。他们还打算出顾城的诗集，要我设法和他姐姐联系，得到版权许可。

鸭丝色拉上来了。厨房就像潜台词，躲在文学和政治后面，出其不意。我们的胃突然被唤醒，激动有如心脏。好一阵，只听见刀叉叮当作响，大家不再吭声，专心于鸭子的滋味、菜叶的质感和调味油的色泽。汽车声和脚步声漏进来，窗上有人影滑过。阳光闪耀。其实，阳光才是纽约真正的主人。昨天早上，一个法国摄影记者给我拍照，带我满街追赶阳光。我通过摄影家的眼睛看到纽约的阳光，在楼群之间摸索、折射，转瞬即逝。四个胃留在黑暗中蠕动，意识的曙光在上升。

我问起艾略特纽约的治安。刚到纽约的第二天早上，我在莱克辛顿大道和东三十一街把角的咖啡馆喝咖啡看中文报纸。有一则消息：马友友的大提琴在纽约失而复得。他下出租车时，忘了拿后备箱的那把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的大提琴。报警后，全纽约的警察出动，帮他找那辆出租车，四个小时后，大提琴回到马友友手里，没耽误他晚上的演出。就在我读这条消息时，小偷麻利地摸走了我放在脚边的书包。说时迟，那时快，待我猛醒，四下一打量，全都是正人君子。

佩吉和格瑞瑟达赶紧搂住自己的包，生怕不翼而飞。艾略特眼睛一翻，摇摇头，责怪地说，“这是纽约。”是啊，只能怪我这个乡下人，在引导城里的正人君子犯错误。

说起纽约犯罪率的下降，艾略特指出，这是全美各大城市的普遍现象，除了美国经济好转外，还和从十五岁至二十八岁这一高犯罪率的年龄层的下降有关。

我问他对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怎么看。

“他整个一个法西斯!”艾略特火冒三丈，“在曼哈顿根本就他妈没法停车，我今年吃了六张罚单。连到公园烤肉，超过五十个人必须得到批准，等于禁止集会游行。更别提布鲁克林那档子事了。”在布鲁克林美术馆正进行的展览中，一个黑人画家把大象粪和圣母像涂在同一块画布上，引起了争议。朱利安尼威胁美术馆若不摘掉这幅画，就甭想得到市政府下一年度的拨款。

杯盘撤去，我们四个人都要了咖啡。话题转向美国明年的大选。艾略特叹了口气，说这回他不知该选谁了，戈尔真让他失望。他跟我解释说，堪萨斯州最近通过了教育法案，否定了进化论，在中小学的课堂上以基督教的创世说为基础。按基督教的说法，世界只存在了一万年。“那化石该怎么解释？”艾略特耸耸肩，“荒谬透顶。”而信奉高科技的戈尔为了赢得当地选票，竟对此不置可否。佩吉和格瑞瑟达连连点头。这些美国左派对民主党也厌倦了，政治前景像咖啡一样暗淡。

我问佩吉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第三种势力。

“现在冒出个改革党，但也不太可能构成第三种势力。这也许恰恰说明美国选举制度本身有问题。” 佩吉耐心地向我介绍了美国大选的过程。你看，三下五除二，只能得这么个结果。

“为什么美国总统几乎都是律师？”我又问。这就是局外人的特权，不耻下问，百无禁忌。佩吉和格瑞瑟达掰着指头把本世纪的美国总统挨个拨拉一遍，果然让我言中。

“是不是律师这行当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在影响美国的政治？”我说。

“绝对没错。他们借用法律语言，以冷血的意志和间接的方式达到目的。” 佩吉说。午餐结束了，我们在门口告别。阳光明媚，这是晚秋最后的黄金时光。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其实这幅画和我们在“布鲁塞尔”饭馆的午餐毫无关系。

第三辑 乌鸦杜 伦

一

一九八六年春，我到伦敦参加诗歌朗诵会，然后由英中文化协会的尼古拉(Nicola)小姐陪同，北上杜伦(Durham)。杜伦大学东亚系为我安排了活动。是夜，在大学客房留宿。和东亚系讲师司马麟(Don Starr)、尼古拉共进晚餐时，我随便说了一句“要能在这儿多住几天就好了”。这本是一种感叹，没想到两位懂中文的英国主人认真了。

一年后，我拎着箱子，在杜伦长途车站探头张望。那天阴冷，大教堂的钟声突然敲响。那正是我漂泊生涯的起点。从八七年三月，刨去八八年底我回北京住的四个多月，到现在整整十三年了。此时，我坐在紧挨巴黎蓬皮杜中心的小公寓回首，多少有点儿幸灾乐祸，好像那个在长途车站的中国人跟我无关。

司马麟把我接到他家。他们住在乡下的农舍，古旧高大。他的太太吉尔(Jill)是小学老师。有三个孩子，一男两女。英格兰北部的早春跟冬天没多大区别。房子大，用不起暖气，冰窖一般。人家天生就经冻，孩子们穿得少，一个个小火炉似的，冒着热气。我把能穿的都穿上了，还是不停地发抖。

五天后我搬进大学，就住在一年前我住过的客房。这里有暖气，我像棵冻蔫的植物缓了过来。一个月后，邵飞带女儿来了。我们在客房住了一个多月，然后搬到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栋排房，楼上楼下，有电灯没电话。日子清贫，但总算是安顿下来了。

马先生是华商，在澳大利亚当工程师，退休后到杜伦定居，家离我们很近。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哮喘病。他每礼拜天上午去附近的大城市纽卡索(Newcastle)，义务教那些华人说英文。他总是开车捎上我，把我卸在中国城，下课再来接我。纽卡索是个衰败的城市，尤其礼拜天，大部分商店都关门，更加荒凉。我的任务是买豆腐，这中国人得以幸存下来的主要蛋白来源。在那儿总共呆两个小时，我还挺忙乎——在街上溜达，逛跳蚤市场，去吃角子老虎机店试试手气，不行赶快撤，别把豆腐钱搭进去。上了车，马先生总是问我都干了什么。买豆腐，我说。只买豆腐？他疑惑地瞥了我一眼。只买豆腐。

马先生跟一个叫朱丽(Julie)的英国女人结婚了，把房子卖了，搬到夫人家去住。他们请我们去做客。朱丽家的花园很大，满是花，开得热烈。马先生不再是我们邻居，礼拜天也不再去教英文了——“从此君王不早朝”，于是买豆腐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朱小姐是东亚系的中文老师。其父是国民党空军驾驶员，在训练中失事丧生。是母亲把她带大的。她母亲住香港，但似乎一直想牵住这个飞得太远的风筝。朱小姐待我们很好。我们到大学洗衣房洗衣服，常到她那儿歇脚。她总是微笑，眼睛里却有一种莫名的忧伤。朱小姐很漂亮，但感情生活不顺利，单身多年，和一个叫凯文(Kevin)的小伙子好了一阵，又吹了。最后嫁给一个上岁数的英国绅士。

卡洛兰(Caroline)也是东亚系老师，人高马大，口直心快。刚到不久，她开车带我们去附近海边野餐。那一带是产煤区，岩石光秃秃黑乎乎的，海水浑浊。她告诉我，她喜欢教书，但不喜欢做研究写文章。提起正要建造的海底隧道，她不满地摇摇头说，我可不信任法国人，二次大战就把我们出卖了。这回有隧道倒好，俄国人干脆开着坦克过来。

卡洛兰找了个男朋友。正准备办喜事，可男朋友在商场被一个持刀的疯子给杀死了。她郁郁寡欢，最后辞退了大学的工作。那是我们离开杜伦好几年以后的事。这不幸遭遇，让我想起那次野餐和肮脏的海。海底隧道建成了，俄国人的坦克没有开过来。

跟我们来往最多的还是司马麟。他工人出身，有着来自英国下层社会的学者那种质朴和机智。他长我几岁，开始秃顶，头发也花白了。教书的压力实在大，每周要教二十多个钟头，一直没空完成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因而也就甭想当教授。他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史。一看名字就知道了——司马迁他弟弟。他说话慢条斯理，带一种英国人的那种“干幽默”(dry humor)。和一般幽默相比，恐怕就像果脯和水果的区别。

司马麟看我拉家带口，奖学金低，帮我在系里找了个语言助教的差使，临时工，但总算是份收入。我高中都没读完，就直接走上英国大学的讲台。每天早上头一堂课是在语言实验室，帮学生们把舌头捋顺。一个学期好歹教下来，没想到校方想赖账，要按小时而不是按学期开支。麻烦的是，当时只是口头协议，并没签正式合同。那天在我家吃午饭，司马麟皱着眉头，没吭声，第二天带来封英文信，让我签字。原来是给校方的最后通牒：口头协议同样具有法律效应，若不履行的话，法庭见。

两天后校方乖乖把钱如数奉还。

二

杜伦是个幽静的小镇，有条小河从市中心穿过。桥上总是有个流浪汉拉手风琴，一条老黄狗趴在旁边。他神色安详，若有所思，似乎只专心于脚下的河水与琴声。他来自何处又将前往何方？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想知道。脚步匆匆，有人停下来，在空罐头盒里投枚小钱，是为了可怜那老狗的，流浪汉点点头代他的狗致谢。

和北京相比，这里人少街空，天高云淡。除了教书，我满街穷逛。进商店，看香水减价，一试，结果喷嘴拿反了，喷自己一脸，熏得我差点儿晕过去，连忙用衣袖擦。我尽量躲人远点儿，溜出门，迎面撞上司马麟和另几位英国同事。我神色慌张，倒退着打招呼，借口家里有事，撒腿就跑。

田田刚到杜伦时只有两岁多，我们把她送进托儿所。早上九点钟邵飞把她送去，十二点接回来。这儿的托儿所跟中国的作风大不相同。阿姨带着孩子们一起疯，连蹦带叫，三个钟头下来，孩子们精力发泄了，也踏实了。去托儿所路上，满街都是上街买菜的英国老太太，围着田田夸个没完，用尽天下好词。田田跟天下大明星一样被宠坏了，一见老太太索性站住，等夸完了再走。

在杜伦，最美的是草坪，大片大片的，彼此呼应。特别是春天，一簇簇水仙迎春花在草坪开得耀眼，唤醒过冬的人。吃过晚饭，我们一家常去散步，穿过草坪奔植物园。鸟入林，咕咕声渐渐转弱。月亮升起来，花草的气息越来越浓重。田田独自向前跑去，小小的身影在草坪上滑动。

在我班上有个美国学生叫内特(Nate)，大个儿，一脸憨笑。我们约好每星期二下午他来我家，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由于双方水平都差，就像两个刚会说话的孩子凑在一起。你几岁了？我住在美国。你喜欢读报纸吗？中国很大。下午四五点是英国人喝茶的时间，雷打不动，那是一种社交仪式。入乡随俗，我们也跟着沏茶，摆上几块饼干。“在中国喝茶吗？”内特问。我心想废话，嘴上说：“在中国喝水，把茶卖给外国。”他孩子般笑了。我们是语言边境两边的野蛮人。内特后来成了文学评论家，常在美国报刊上发表文章，居然为我的一本英译诗集写过书评《在语言水平上》(From Language Level)。

我要去伦敦参加活动，利大英(Gregory Lee)和他的法国太太开车从利物浦赶来。我们是八五年在北京认识的。他生长在利物浦，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比别的汉学家更懂得中国。女人们做饭拉家常，我跟大英一头钻进酒吧。英国人平时横眉冷对，一下班就冲进酒吧，如啤酒泡沫般亲密无间。

第二天我们一早出发。大英刚买了辆二手的白色英国车Rover，据说是英国警察开的，很神气。离伦敦一百多英里，因修路两道合并，大英仗着年轻跟另一辆车抢道，撞上一排塑料路障，差一点冲到对面路上去。结果挡风玻璃粉碎，又赶上下雨，什么都看不见，大英把头探出车窗开车，总算到了车铺。田田说：“咱们别坐车了，走着去伦敦吧。”我们及时赶上一班火车，才没误了事。

顾城夫妇来杜伦，住我们家。顾城极能睡，加在一起每天至少十六个钟头。等他醒了，我们聊天散步逛街。看见街头艺人表演，他撒腿就跑，一问，怕人家跟他要钱。在大学朗诵后，顾城把自己复印的照片送给学生。我说你疯了，怎么像毛泽东一样？谢烨在旁边帮腔，你看你看，我早就说过，他不听。临走头一天，顾城给我们烙煎饼，吃完饭我们都去午睡，起来看他还在那儿烙，煎饼堆成山，够我们吃半个月的。我把他臭骂一顿，顾城不吱声，把手伸进他那高帽子里抓抓头发，跟着嘴一歪，笑了。

我们签证到期的当天，一位移民局官员来访，问何时离开。每次外出旅行回来，入境都得被问个底儿掉，就差查三代了。堵在后面的旅客开始抱怨。以后我们尽量等人散尽，再接受大英帝国的致意。

冬日下午，我在杜伦住所的楼下沙发上读书。天阴，下着小雨，风掀动白色的薄纱窗帘。我打开老式的落地台灯。暖气嘶嘶响。楼上田田跑来跑去，脚步咚咚。一只苍蝇在屋里飞来飞去，像历史那么让人心烦。

第三辑 乌鸦搬 家 记

一

八九至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得承认，这行为近乎疯狂，我差点儿没搬出国家以外。深究起来，除了外在原因，必有一种更隐秘的冲动。我喜欢秘鲁诗人瑟塞尔·瓦耶霍(César Vallejo)的诗句：“我一无所有地漂流……”

头一站西柏林。住处在最繁华的库当姆大街附近，是德国学术交流委员会(DAAD)提供的。我昏沉沉地穿过纪念教堂广场，所有喧嚣被关闭在外。一个“朋克”鸡冠状头发鲜红似血，他张开嘴，却没有声音。那年夏天，墙还在，西柏林与世隔绝，像孤岛。我把从墨西哥买来的绳床吊在阳台上，躺在那儿眺望柏林摇荡的天空。我前脚走，柏林墙跟着轰然倒了。接着挪到挪威首都奥斯陆，住大学城。我有时去市中心散步，狂乱的内心和宁静的港湾恰成对比。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回不了家了。

住下没两天，迈平就开着他那辆老爷奔驰车，帮我搬到另一处学生宿舍。这回，箱子成双。绳床怎么也塞不进去，正好捞些锅碗瓢盆，拖进新居。我和五个挪威小伙子共用厨房。头疼的是，刚塞进冰箱的六瓶啤酒，转眼少了四瓶半。在挪威啤酒太贵。得，我顺嘴喝干剩下的半瓶，把另一瓶拎回屋里。我带多多到一个教授家做客，主人用自制的啤酒招待我们。那啤酒有股怪怪的肥皂味，没喝多少，我俩沉沉睡去。教授气得四处打电话：我、我的中国客人怎么都睡着啦……

冬天到了，北欧终于给我点儿颜色看看：漆黑。一个专门倒卖旧电视的中国同学，看我可怜，匀出一台给我。我喝着温啤酒看电视。那挪威话还挺耳熟，带陕北口音。

在挪威呆久了，迈平得了失语症。每天晚上，我俩一起做顿饭，对影成四人，无言。放寒假，他去外地看老婆。大学空城，我孤魂野鬼般游荡。钻进一家中国餐馆，除我，还有一人。他自言自语，动作古怪，目光疯狂，充满强烈的暗示性。慌张中我丢下碗筷，撒腿就跑。过了九○年元旦，我把绳床留给迈平打鱼，搬到瑞典斯德哥尔摩，住进一家相当宽敞的公寓。主人一家去印度旅行。我实际只用厨房，有时去客厅和餐厅遛弯，顺便照料花草。一群住在外地难民营的中国流亡者来借宿，带来各自的逃亡故事。他们中有工人、商人、大学生，到天涯上孤独的一课。我们在黑暗中互相借光。冬天的斯德哥尔摩让人沮丧。太阳才爬起来，没升多高，就被黑暗之鱼一口吞下去，吐出些泡沫般的灯光。我日夜颠倒，索性整天拉上窗帘。三个月后，花草奄奄一息，主人回来了。一位好心的中国餐馆老板借我个小单元，更符合孤独的尺寸。有人从英国带来瓶苏格兰威士忌，让我一口喝光。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发疯尖叫，在镜子前吓了自己一跳。

我常和李笠泡酒吧。他用瑞典文写诗，出版了好几本诗集。他是个拈花惹草的老手，满街跟姑娘们套近乎。在斯德哥尔摩，几乎每个酒吧都有赌桌。我们输光兜里的钱，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走在大街上，李笠会突然歇斯底里地大笑。

春去夏来，我照旧拉着窗帘，遮挡喧闹的白夜。

那年秋天，我到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Aarhus)教书，一住两年。安娜帮我在郊区租了间可爱的小厢房。两位女房东是女权主义者，一位心理学家，一位妇女博物馆馆长。她们带各自的娃娃住正房，居高临下，审视一个倒霉的东方男人。夜半，三盏没有性别的孤灯，遥相呼应。小院紧靠铁路，火车常闯入我梦中。惊醒，盯着墙上掠过的光影，不知身在何处。我父母带女儿来探望我。我临时借点儿威严，住进丹麦海军司令家隔壁的小楼。我们住二层，窗外是海和丹麦国旗。一层是老建筑师乌拉夫，地下室租给年轻的女钢琴家乌拉。他俩并无血缘关系，名字近似，像欢呼，自下而上，不过多了声岁月的叹息。乌拉夫寡居，有种老单身汉的自信，仅用台袖珍半导体欣赏古典音乐。我有时到他那儿坐坐，喝上一杯。他特别佩服贝聿铭，做中国人，我跟着沾光。不过盖房子是给人住的，而诗歌搭的是纸房子，让人无家可归。轮到我割草，乌拉夫也会板起面孔，驱赶我推着割草机在后院狂奔。乌拉独身，靠教课及伴奏维生。她的眼神茫然，好像看多了海平线。她对我经常外出十分羡慕，梦想有一天能在巴黎或纽约那样的大都市找到工作。她弹得真好，但琴声永远被门紧紧关住。

父母和女儿走了。图便宜，我搬到郊外的新住宅区。外出的房主是一对中国老人，随儿子享受丹麦的福利。那单元特别，以厕所为中心，所有房间环绕相通。我心情好时顺时针溜达，否则相反。那恐怕正是设计者的苦心，要不怎么笼中困兽或犯人放风总是转圈呢。

九二年十月初，从丹麦搬到荷兰，送的送，扔的扔，我还是坐在行李堆里发愁。没辙，只好向柏林的朋友求救。他从柏林租了辆面包车，开到丹麦，装上孤家寡人，再经德国开到荷兰的莱顿(Leiden)。

莱顿的住处实在太小，根本没地方溜达，我成了那些陈旧家具中一员。房东玛瑞亚住二楼，是个神经兮兮的老寡妇。她有个儿子，极少露面。她每年都要去修道院做心理治疗。这位眼见要全疯的老太太，这回可抓住我这根稻草，一逮着机会就跟我东拉西扯，没完没了。我尽量靠边走。玛瑞亚有种特殊本事，只要开道门缝，她准站在那儿等我，唱个法文歌，背首德文诗，要不然就讲述她的噩梦。不管怎么着，我绝不让她进屋，否则就成了我的噩梦。玛瑞亚抠门。冬天阴冷，我夜里写作，不到十二点暖气就关了。第二天早上请示，不理。哆嗦了三天，再请示，恩准。她把定时器调到夜里两点——在妄想与噩梦之间。

我请玛瑞亚到附近的中国餐馆用餐。她精心修饰，早早坐在那儿等我。大概很多年没人请她吃饭了。饭馆生意冷清。玛瑞亚显得有些拘束，话不多。她讲起战时的荷兰和她的童年。回来的路上，她的高跟鞋橐橐响着，那夜无风。

临走她请我上楼喝茶，我留了地址。她的信追着我满处跑。我搬家速度快，却还是被她的信撵上。她每次都附上回邮信封。我铁石心肠，扔掉。这世上谁也救不了谁。孤独的玛瑞亚!

二

来美国前，在巴黎住了三个月。先寄居在我的法文译者尚德兰家。她离了婚，带两个孩子，住在巴黎郊区的小镇上。她自己动手盖的房子，永无竣工之日。每次来巴黎，她指给我其中的变化；新装修的厕所、楼板上刚踩漏的洞。她喜欢抱怨生活，但不止于抱怨，而是英勇地奔忙于现实与虚无之间：教书、做饭、翻译、割草。我有时担心，万一出现某种混乱怎么办？比如把书做成饭，把草译成诗。她喜欢跳舞，芭蕾舞。无疑，这有效地阻止了混乱。我没见过她跳舞。可以想象，在练习厅，她深吸一口气，踮起脚尖，展开手臂，旋转，保持平衡……

我父母和女儿来到巴黎。宋琳一家去度假，把钥匙留给我们。他家在市中心，五楼。旋转楼梯像受伤的脊椎吱吱作响，通向巴黎夜空。我妈妈腿脚不好，爬楼梯是件痛苦的事。这和我的噩梦连在一起——是我在爬没有尽头的楼梯。夏天，巴黎成了外国人的天下。我几乎每天陪女儿去公园游乐场。我拿本书，在长椅上晒太阳，心变得软软的，容易流泪，像个多愁善感的老头。书本滑落，我在阳光中睡着了，直到女儿把我叫醒。

那三个月，像跳远时的助跑，我放下包袱，灌够波尔多红酒，卯足劲，纵身一跳。

九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带着盖有移民倾向标记的护照，混过海关，灰头土脸地踏上新大陆，毫无哥伦布当年的豪迈气概。先在密西根州的小城叶普斯兰梯落脚。第一任美国房东拉瑞，用狡黠的微笑欢迎我。他是大学电工、市议员、民主党人、离婚索居者、两个孩子的父亲和一只猫的主人。他除了拉拢选民，还加入了个单身俱乐部，在政治与性之间忙碌。这一点他是对的：政治是公开的性，而性是私人的政治。

拉瑞很少在家。我常坐在他家的前廊看书。在东密西根大学选了门小说课，每周至少要读一本英文实验小说。英文差，我绝望地和自己的年龄与遗忘搏斗，读到几乎憎恨自己的地步。把书扔开，打量过往行人。深秋，金黄的树叶，铺天盖地。晚上，大学生喝了酒，显得很夸张，大叫大喊。那青春的绝望，对我已成遥远的回声。

拉瑞的黄猫不好看，毛色肮脏，眼神诡秘——这一点实在很像拉瑞。它对我表示公然的漠视。饿了，也从不向我讨食，完全违反猫的天性。以一个流浪汉的敏感，我认定这是拉瑞私下教导的结果。白天，一只黑猫常出现在窗口，窥视着黄猫的动静。有了房子的保护，黄猫不以为然。两猫对峙，斗转星移。我把黄猫抱出后门，黑猫包抄过来，低吼着，声音来自白色腹部。黄猫毛发竖立，蹿到台阶下，背水一战。黑猫虽占优势，但也不敢轻举妄动。此后，黄猫知我狼子野心，不再小瞧，尽量躲着我远点儿。

九四年初，我搬到十英里开外的城市安纳堡。不会开车，我在商业中心附近找了个住处。那片红砖平房实在难看，但在由快餐店、加油站和交通信号灯组成的现代风景中却恰如其分。我头一回动了安家的念头，折腾一礼拜，买家具电器日用品，还买了盆常青藤植物。由于这些物的阐释，“家”的概念变得完整了。收拾停当，我像个贼，在自己家里心满意足地溜达。

我很快厌倦了同样的风景和邻居。而旅行仍让我激动，每次坐进火车和飞机，都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激动。一个美国姑娘告诉我：她最喜欢的地方是航空港，喜欢那里的气氛。其实，旅行是种生活方式。一个旅行者，他的生活总是处于出发与抵达之间。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持未知态度，在漂流中把握自己，对，一无所有地漂流。

我开始迷上爵士乐，想搬往昔日的美国。徐勇帮我查报纸，打电话，一家家逛去，终有所得。那条小街僻静荒凉。木结构的小楼多建于二十年代，门脸颓丧，油漆剥落，但与爵士乐的情调相吻合。那天晚上看房的人很多，中意者按先来后到，我排第五。前面四位犹豫不决，让我得手。

写作往往是个借口，我坐在窗前发呆。松鼠从电线上走过，用大尾巴保持平衡。一棵柿子树在远处燃烧。前廊有个木摇椅，坐上，铁链吱嘎作响。

我住二楼，房东老太太住一楼，却未曾谋面。收垃圾的日子，一摞摞纸饭盒堆在门口。一日，我坐摇椅闲荡，只见侧门推开，探出一根拐棍，够着地上的报纸。我连忙弯腰递上。老房东太老了，恐怕已年过九十。她说话极慢，词儿像糖稀被拉开。我突然想起她年轻时在摇椅上的身影。

她的律师儿子告诉我，母亲得了中风，多次住院，但死活不愿搬家，不愿离开这栋自打她结婚时买下的房子。我这个搬家搬惯了的人，对此深表敬意。

她儿子的深宅大院藏在树丛深处。太太和气，烤得热腾腾的饼干，一定让我尝尝。他们有多处房产出租，却坚持自己割草。每到周末，两口子出动。戴草帽，备口粮，挥汗如雨为何忙？那劳动热情让我费解。

九五年秋天，我和家人团聚，在北加州的小镇定居，先租公寓，后买房子。我有时坐在后院琢磨，这些年恐怕不是我在搬家，而是世界的舞台转动。我想起玛瑞亚。她在这舞台上孤独地奔跑，举着那些地址不明的信，直到信被冷风刮走，消失在空中。我头一次想给她回封信：亲爱的玛瑞亚，我还好。你呢？

第三辑 乌鸦开 车 记

我的车坏了，半路直冒烟，一位懂车的朋友看了看，估计是散热器漏水。今天一早他帮我请了个美国人来修车。这车是一年前买的，八六年的奥迪。当时帮别人找车，结果让我一眼看上了。那富丽堂皇劲儿，让我想到德国人的骄傲和冷漠。在路灯下，它近乎完美。特别让我动心的是坐在真皮的座椅上听激光唱盘，十个喇叭环绕着像十个歌唱的天使。我心想，就是车开不动，放在家门口当书房兼音响室也值了。不过它的方向盘有问题，你得不停地向左转，车才走直线——这有点像某些统治者的思维方式。车主是个美国人，他那轻描淡写的态度不可信。但开价实在不高：2650美元。我这个致命的音响爱好者，无心讨价，以2600美元成交。开回家，等第二天太阳出来，才看到毛病。除了方向盘的问题外，车身有伤，皮座磨损，天窗打开关不上。我送进车铺，取回，车价翻了一倍。

我想我和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男同胞一样，都有一种对速度的热爱。那是来自一个农业帝国童年的梦想。七十年代初，美国的畅销书《海鸥乔那森·利文斯顿》译成中文，让不少人着迷，我弟弟甚至把它全部手抄下来。作者是退役的飞行员。他借一只海鸥飞行的故事，大谈速度的美。在空旷的高速公路上开快车会让我想起这故事，特别在日落时分，让人赏心悦目，如果再能有我这样的音响的话。

可很多年来我一直拒绝学开车。主要原因是我严重的神经衰弱，一坐车就会昏睡不醒。在欧洲没问题，那儿的公共交通发达。我搬到美国，尝尽了没车的苦头，处处要搭车。当时我在另一所大学兼课，离住处只有七英里，可步行加倒车来回得在路上折腾好几个钟头。我一咬牙买了辆八六年的福特Tempo。我是在报纸的广告栏里看到的，价钱、里数、新旧程度都合意。和车主电话约好，一位朋友带我去看。车主竟是个大陆留学生。其实车外表很旧，前灯还瞎了一只。他说撞死了头马鹿。开价1950美元，讨价压下300，双方似乎都舒了口气。我们先开到车铺洗刷一通，顿时生辉。然后又跑遍废车场，配上车灯。我每天早起直奔我的老爷车，擦擦这儿，弄弄那儿，再绕着它转几周，才舍得离去。

学车主要得克服心理障碍。上了点儿岁数，反应慢，加上我本来就分不清东南西北。我按部就班，先在停车场上练。记得头一回上街是晚上，四周车灯晃眼，喇叭齐鸣，我一下慌了神，车像浪峰上颠簸的船。吓得坐在旁边的朋友大叫，差点儿要从车里跳出去。

当地中国人学车都有一套，根本用不着上驾校。笔试可用中文，现成答案三套是世代相传的。只要花上两个钟头，保准过关。为了避免怀疑，最好能错上两道题。我笔试不小心得了个满分。考官扫了我一眼：“你以前开过车吧？”我矢口否认。当地的考车路线也是固定的，至少有十年没变过，就像条传送带，把一拨拨中国司机输送到危险的公路网上。路考前，我的朋友领我按既定路线练上三遍。考官是个年轻的黑女人，挺漂亮。我得小心才是，漂亮的女人都是危险的。最后她指出我路上开得太慢，拐弯的速度又太快。我心里一沉，没想到她那描得很细的眉毛一扬，说：“通过了。”

买旧车就是买心病。我的那辆车底盘低，有一回练车蹭在石头上，车暴躁得像坦克，且浓烟滚滚。赶紧送到车铺，原来是汽化器坏了，换新的连工带料得五百。换了汽化器，接下去那位人高马大的美国师傅可不松嘴了。他告诉我连排气管在内的全部呼吸系统统统得换，因为中西部冬天公路撒盐，都被腐蚀坏了。我咬牙跺脚，只好认倒霉。车修好了，美国师傅开出长长的发票，加在一起刚好和这车的价钱相等。开着这辆不咳嗽不喘但其貌不扬的车回家，别提多憋气了。

这类不愉快的经验，我想每个大陆来的留学生都有过。初来乍到，急着开车打工，钱少哪有你挑的份儿？我的朋友老郭，十年前刚到美国时花两百块美元买了辆小货车，练了一个半钟头就上了高速公路。正暗自得意，突然发现脚闸失灵，又赶上下坡，一闭眼撞在一辆巨型货车的屁股上。好在人没事。货车司机过来，见老郭既不懂英文，又开着辆早该报废的破车，便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我两年后见到老郭时，他仍在打工，但日子好过些了。他花435美元换了辆日本的HONDA。车的性能不错，只有一个毛病：点火困难。他的经验是就坡停车，利用势能。发动时先挂二档，一腿跨出车外，用肩顶门，卯足了劲儿，连推几步，待点着火，再跃入车中，必是真功夫才行。我在的那几天，这推车的活就让给我了。起初还好，推上百十米，车就突突地冒出欢快的青烟。但每况愈下，有时竟要推上一两里地才能点着。在风雪中奔跑，大汗淋漓，倒真有股革命豪情。去机场前在他家吃饭，我求他万万不要熄火，生怕误了班机。

在美国买车可是门学问。最好事先多请教行家，不可轻举妄动。有一种汽车拍卖会，广告做得轰轰烈烈。那些车来路可疑，但价钱便宜，吸引了不少大陆留学生。车在场上开一圈，你一举手，别人没动静，车可就归你了。我认识一个南京来的小伙子，一激动开回辆车。大家围它转圈，都琢磨不透怎么这么便宜。最后恍然大悟，原来倒车档坏了。这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在美国混久了，找到工作，买辆好车算不了什么，但也往往失去了新鲜感。想想当你头一次合法地坐在方向盘前，打火，挂档，轻踩油门，车身向前跃去，景物如行云流水，只有红灯和警察才能拦住。

第三辑 乌鸦赌 博 记

一

今年圣诞节，全家去拉斯维加斯。开车先到洛杉矶过夜。翌日晨，上山滑雪。下午，翻过洛杉矶山，进入茫茫沙漠。日落夜深，十五号公路上，车灯连成一线，直奔赌城。今天是圣诞节，这些罪孽深重的人啊。

九点到拉斯维加斯。这建在人类弱点之上的城市，其辉煌，让你突然感到无力。据说张爱玲晚年曾动过念头，要搬到这儿来。我信。只要读读她的小说，很容易找到和这座城市的某种对应关系。

进大门，声色犬马一起奔来。得亏有定力，我随手喂了几枚小钱，才杀开一条路。预订的房间客满，我们免费升级，升到二十七楼的豪华套房。晚饭后，妻女累了，要在卧室的旋水浴池里泡泡。我说去弄点儿零花钱，只一会儿。

我自幼好赌。父亲抽烟。我把烟盒拆开，叠成三角，勒边，向下微弓。孩子们凑在一起，先鉴定，牌子差或残破的，一律靠边站。扇三角要落点好，会用巧劲儿。我从小动作协调性差，纵身跃起，用尽吃奶的劲儿抡出，对方的纹丝不动。而人家肩膀一抖，我的三角就翻过来，归他所有。那赌博如原始交易，以物易物。

我后来迷上弹球。孩子们撅着屁股，在五个小洞之间移动。我还是协调性的问题，球出手无力，没准头。高手架式就不同：直腰，平端，单眼调线。一声脆响，我的心缩紧，球准又多了个麻坑。心狠手毒者，甚至用瓷球石头球来击碎玻璃球。上中学，午休时弹球，我每次输掉一张做数学题的白纸。晚自习课，只好到处去借。

困难时期，我家邻居采用粮食均分制，小京和他哥哥各分一千五百颗黄豆。哥俩弹球，小京技术差，每回输五颗。输到四十颗，快够他哥哥美餐一顿时，我们怂恿他一次赌四十。再败，赌八十。翻到一千二百余颗，终于蒙上，他咸鱼翻身。

八五年底到深圳开笔会，我头一次遭遇吃角子老虎机。没投几个就中了。铃响，叮叮当当掉出港币。同行们急红了眼，哄抢，纷纷去投。再开会，人手一个微型轮盘机。文学开始走下坡路。

八六年春天，我从斯德哥尔摩乘船到赫尔辛基。轮船上到处是老虎机。我住二等舱，窗含阳光大海。我求胜心切，认准一台老虎机，先握手，再过招，可不到半个钟头，两百瑞典克郎，折合两百个肉包子，有去无回。取出晚饭钱，继续跟那吃人“老虎”算账。这回倒好，连骨头都没吐。甲板开始摇晃。我两腿发软，眼冒金花。回头是岸？突然想起还有出国兑换的三十美元。取来兑换再投，眼睁睁，看它吞掉我最后一个攥出汗的克郎。趁没人，我狠狠踹它两脚。回舱房，窗黑，我吞下块硬币般的巧克力充饥，那是免费的。

在英国北部住了一年，有时去伦敦。那些老虎机店响声震天，老远让你热血沸腾，好像那是全世界金钱的漏斗。里边东方面孔多，尽是中国饭馆的打工仔。老板大厨敢下赌海，他们只能拿零钱打打水漂。

英国人把老虎机叫做“独臂贼”(one arm thief)。听这名字，必有杀人越货的真功夫，亏吃多了，我不敢恋战，一般在和别人约会前二十分钟去转一圈，尚有可能小赢，事关信用和友情，不得不急流勇退。和“独臂贼”搏斗，得小心里应外合。有一回，我没防身后，被双臂贼麻利地摸走了一百八十英镑。

在英国认识郭氏兄弟。他俩原在国内某乐团，一个吹笙，一个吹唢呐。这两样凄厉的玩意儿，把婚丧嫁娶的复杂感情带到伦敦，可把自以为见过世面的英国人唬住了。郭氏兄弟靠街头表演维生，极受欢迎。赚的钱总得有个去处。哥俩都是赌徒。具专业知识有丰富经验持之以恒为之终身奋斗者，才能得此称号，绝非等闲之辈。

一晚，大郭在老虎机店输了百余镑。剩十便士，投，先吐两镑，再投，吐四镑、八镑。转身进赌场，在轮盘赌押红黑两色，到八十镑。于是上桌，势不可挡，到天亮赢到九千镑。说到此处，大郭目光炯炯，叹了口气，想必是转折点。早上在赌场用餐，叫出租车，先到朋友家，请他代寄两千镑回京，孝敬老母。再去电器店，买录像机。到家，洗了个热水澡，返回赌场。走背字，六千镑倒流回去。叫出租车，赶到朋友家，钱还没寄。呜呼，两千镑没等老太太听个响，就烟消云散。当夜，九千镑全部奉还，又搭进四千镑。

大郭的老婆是英国人，闹到赌场，老板无奈，只好取消了他的会员资格。

那是八八年春节，我和郭氏兄弟在曼彻斯特表演。我念诗，没人在意。他们哥俩可把老华侨吹得热泪盈眶。会后，在唐人街找了家饭馆，点了几样经济实惠的小菜。酒足饭饱，大郭讲起这故事——他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说到结局，他并不服气，狠狠说：“我他妈深知其中诀窍。只要再有一万镑，我准能捞回来。”我想这正是赌场老板乐得听见的，这种复仇心理，才是赌场致富的秘诀。

我后来去英国，打听郭氏兄弟的下落。据说还在街头表演。那凄厉的中国民乐，必含有那一昼夜的悲欢，更加扑朔迷离。

二

说起中国人在海外赌博，那故事就多了。中国人好赌，我想这和我们民族的非理性倾向有关：信命运不信鬼神。加上漂流在外，文化隔膜，语言不通，又不想跟自己过不去。怎么办？

赌场起码人多，五湖四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没有语言与文化上的障碍。您只要一比划，谁都懂。再说赌博至少给人以希望，今儿输了还有明儿呢。撞上大运，那就是一辈子荣耀。

九五年夏天，我从巴黎搭车去德国看朋友，认识了开车的小赵，一个纯朴小伙儿。他原在德国一所大学读书，觉得无聊，转到一家肉食公司的冷库打工。工资高，但德国人不乐意干，都包给第三世界的弟兄们。要说这活不难，一接提货单，立马穿棉袄进冷库，半扇猪，五只鸡，扛上就走。可千万别磨洋工，否则自己也给冻上了，得等到下张提货单才会被发现。下班没事，小赵跟着去了几趟赌场，把细节看在眼里，在冷库干活时暗自琢磨，终于悟出轮盘赌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