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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德国那几天，他辞了冷库的差使，改去赌场上班。赌场比冷库温暖多了，不必接触动物尸体，还有人侍候。他每天回来，神采飞扬。数完马克，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他分析当天的案例，画出曲线，总结规律，除了个别误差，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眼见着人类赌博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劝他每次不要赢得太多，否则让赌场盯上，列入黑名单。这担心是多余的。三个星期后小赵又回冷库干活，欠了一屁股债。

其实赌场是不怕你赢的。十年前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赌场，有个老头拉联网老虎机，中了三十万美元的大奖。赌场的人过来祝贺他，给他开支票。老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要支票，要继续玩下去。三天后，他不仅把三十万全部输掉，还得到一张两万多美元的税单，只好回去变卖家产。对赌场这是最有效的广告，当时就见了报。

手气这玩意儿，像命运，的确难以捉摸，连开赌场的也不得不信。玩二十一点，庄家连输几把，马上换人，其实就是换手气。我相信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场，相生相克。若庄家是个悍妇，横眉立目，玩牌于凶猛的股掌之中，让你先凉了半截，哪敢有求胜之心？太老的男人则有成精的嫌疑，更令人生畏。有一回我在雷诺玩二十一点，正连连得手，庄家换人，换上个老头，连眉毛都白了。论岁数，他二十年前就该退休了，必是赌场的镇山之宝。他勉强站稳，哆哆嗦嗦地发牌。我二十点，他准二十一点。我逃得慢了一步，三下五除二，桌上所有赌客的钱被一扫而光。

欧洲的赌场，大体是节制的、半隐蔽的，甚至带贵族味道，拒绝解救平民心灵的苦闷。我九二年冬天去法国南方，顺道去摩纳哥的蒙蒂卡罗，误入赌场。说误入，是指我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我受到贵宾的礼遇，有点儿受宠若惊。有将军气派的守门人开门，有白发长者领路，有小姐标准的微笑。在登记处，我缴出护照和五十法郎，被记录在案。步入宫殿式大厅，绕着高大的柱子，寻寻觅觅，除了几张轮盘赌桌，根本没有老虎机。人不多，看来都是常客，衣着讲究，细声慢语。我凑到赌桌前，想小试身手。台面上标明：最低筹码五百法郎。而我只带三百五，连个筹码都买不起。一妇人正下注，攥着三块一百万法郎的牌子。我微微出汗，退后几步，点烟。此刻摄像机大概正对准我，电脑迅速和国际刑警局或各国银行挂钩，查这个中国大款的有关资料。

美国赌场的气派完全不同。头一次去大西洋城，吓了我一跳。那阵势，像个未来世界的祭坛：上千台老虎机电闪雷鸣，众人被施了魔法，动作僵硬，两眼发直。那是场群众性的宗教活动。我们赌累了，出来透气。只见一个巨型管道，凌空从赌场伸到海边，把沙滩上的散兵游勇，包括我们，全部吸了回去。

此刻，当我从二十七楼降到大厅，正是受到那魔法的召唤。

先换二十美元的硬币，和“独臂贼”单练。天昏地暗，约百十回合，我明显不支。一时找不到兑换的小车，我干脆把钞票直接塞进老虎机，让它自动转换。天助自助者，我终于中了，铃声大作，老虎机呕吐不止，吐出四百个。我用目光邀请周围的人来分享这份喜悦，他们反应迟钝，视而不见，最多点头而已，这些人真没见过世面。

我把硬币装进小桶，刚要收摊，裸着长腿的女郎送酒来了。付了小费，又要一瓶。这回有酒壮胆，欲罢不能。夜深了，有人梦游，多是中国人，乡音漂来浮去，时近时远。再看大厅有雾，想想不对，怕是我有些恍惚。斜对面的一个美国女人中了，她得意地转过头来。我懂，赶紧挥手致意。

凌晨六点，我塞进最后一个硬币，穿过大厅，迷了路，问服务员，才找到电梯。叮当一响，门关上，电梯上升。

第三辑 乌鸦朗 诵 记

一

在小学我是靠说相声出名的，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诗《时间之歌》。只记得操场尘土飞扬，前有全校同学，后有老师督阵。我站在砖台上，扯起嗓子：时间啊——时间刷地过去了。

文化革命好像集体朗诵，由毛泽东领读，排在后面的难免跟走了样，变成反动口号。再说按中央台的发音，听起来有问题：好像全国人民一句句纠正他老人家沙哑的湘潭口音。我在学校宣传队打杂。幕后比前台有意思，像隐喻。隐喻太狡猾了，看不见摸不着，但掌握最后的解释权。

上山下乡时，我当上建筑工人。工地上干活，忍不住来一嗓子。晚上，我们几个同好爬到楼顶，对着星空和高音喇叭，唱的是毛主席诗词，背的是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人应该这样走，路应该这样行!”老师傅认为我们有病：“这帮小子，八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

七○年春，我和一凡、康成去颐和园后湖划船。康成站在船头背诗：“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我情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这是郭路生的诗。我被其中的迷惘打动了。

九年后，我见到郭路生。都说他疯了，一点儿看不出来。大概惟一的根据是，他往返于家与精神病院之间。朋友在一起，他会突然冒出一句：“我能不能给大家念首诗？”没人反对，他起身，拉拉褪色的制服，“请提意见。”他用舌头把活动假牙安顿到位，清清嗓子。念完一首，他谦逊地笑笑，“能不能再念一首？”声音虽抑扬顿挫，但相当克制，和我们当年的革命读法不同。

所谓革命读法，就是把杀鸡宰羊的声音与触电的感觉混在一起。那时代的标准发音，赶上这会儿，准以为神经有毛病。看来郭路生挺正常，是我们和时代疯了。

七九年四月八日，《今天》编辑部举办朗诵会，在玉渊潭公园。我们事先向公安局申请，没答复，就算是默许了。我和芒克、老鄂去勘测地形。林中空地有个土坡，正是舞台。黄锐把床单画成抽象幕布，绷在两树之间。老鄂忙着接蓄电池、放大器和喇叭，像土法爆破。也确实是爆破，炸开个缺口：四九年来这样的朗诵会还是头一回。那天大风。听众比预计的少，有四五百人。若从空中看，有三圈不同的颜色：以听众为中心，灰蓝土绿；然后外国人，花里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

陈凯歌参加朗诵，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那天他念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和我的《回答》，用革命读法。而雕塑家王克平正好相反，他念芒克的《十月的献诗》，平平淡淡，好像自言自语。

八四年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们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

当时有个小伙子缠着我。他大连人，辞掉工作流浪，目光中有着道路纠葛在一起的狂乱。他跟了我好几天，倾诉内心痛苦。我说我理解，但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歇会儿？他二话没说，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溅血，转身就走。

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八五年夏天，我头一回出国。规模最大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像某个异教的小小分支，不过绝无我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带刀枪，挟诗人以自重。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分守己，必要时鼓鼓掌，绝不会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对诗人，则像测谎一样，先要试音，别想吓着观众。也别想占领舞台，朗诵时间受到严格限制。我估摸必要时干脆关上喇叭，让所有歇斯底里倾向的诗人变成哑巴。总之，其运作有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确性。

诗人多跟社会过不去，又无生存能力，免不了待业受穷有神经病嫌疑，被划入另类。不管怎么着，朗诵给诗人提供了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免费旅行和被世界认知的机会。

其实这类活动也随民族性格而异。巴塞罗那诗歌节就开得不拘小节，热热闹闹，像个狂欢节，似乎主要是为了颂扬时光美酒爱情。对西班牙人来说，享受生活第一。晚上十一点活动结束，正赶上当地人的晚饭时间。诗人们来了精神，挺胸叠肚，浩浩荡荡开到港口。侍者如云，杯光碟影，有吉普赛人跳舞唱歌。几杯酒下肚，在现实世界做诗人的晦气一扫而光。

二

朗诵有时也得冒点儿风险。九三年春天，我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文学之旅，来到贝尔法斯特。那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城市。北爱尔兰共和军(IRA)在爆炸前十分钟通知当局，以免误伤自己人。我们下榻的欧洲旅馆，进门一律搜查，客人也不例外。(一年后，我从电视看到它被炸成废墟)。女主人带我们步行去饭馆。路上，她看看表说，再过几分钟，有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我刚要卧倒，见女主人谈笑风生，只好紧紧鞋带跟上。

我和翻译汪涛路过电影院，那天上演《爱国者游戏》(Patriot Game)。里面总共四五人。一开场，我俩全傻眼了，竟是一部反爱尔兰共和军的片子。在人家大本营，放这玩意儿，岂不找死？我们本能地向下出溜，像钻进战壕，只露眼睛，以防银幕内外的炸弹爆炸。那是我有生以来看过的最惊险的电影。

朗诵会在一个小剧场，周围有手持机关枪的大兵巡逻。听众以年轻人为主，成分复杂，想必各种政治倾向的人都有。朗诵开始了，他们专心致志，似乎忘掉了身边的战争。我声音有些异样，但绝不仅仅是恐惧。在这样的地方，诗歌才是重要的。

比这更危险的是另一种情况。九二年夏天，我和安娜去参加哥本哈根诗歌节。那天大雨，我们赶到郊区，在泥泞中跋涉，终于找到那个大帐篷。这哪是什么诗歌节？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间歇，可怜的诗人一个个窜上台，耍猴般，姿势困难，模样绝望，被喧嚣所湮没。再细看，听众们喝啤酒，抽大麻，东倒西歪。我突然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名言：“给大众审美趣味的一记耳光。”

诗人的第六感官灵敏，能否和听众交流，他最清楚。他的心像停车场，知道有多少辆进来，停在什么位置，哪儿撞伤了，是否漏油。有时一片空荡，车全绕着弯走。

某些语言天生就是为了朗诵的。俄国诗人个个有如歌唱，即使不解其意，你也会被那声音的魔力所慑服。要说我们也有吟诗唱词的传统，可惜早已中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能想象照此传统吟唱新诗呢？那山野间的呼啸，不但吓走听众，还会召来警察或城里的豺狼虎豹。俄国诗人嗜酒如命。九○年鹿特丹诗歌节的焦点是俄国诗歌，请来了十几个俄国诗人。组织者吸取教训，不得不把他们旅馆房间的小酒吧关掉，那也挡不住喝。他们聚在一起，在朗诵前已喝得差不多了。

阿赫玛杜琳娜六十年代以写情诗出名，是我当年崇拜的俄国女诗人之一，如今年老色衰。只见她摇摇晃晃上台，勉强站稳。但一开口，声音非凡，整个大厅被照亮了。那瞬间，仅仅那瞬间，她召回了早年全部的爱情。

约翰·艾什伯瑞(John Ashbery)是纽约诗派的代表人物。九○年春天我在斯德哥尔摩听他朗诵，他完全喝醉了。腿脚本来有毛病，那天瘸得更厉害，好像在踩地雷。女主持人也跟着出了问题，她脱下高跟鞋走路。他们之间有场莫名其妙的对话——你干吗脱鞋？这样比较容易跟上您的诗。四年后，我和艾什伯瑞等着上台朗诵，有好酒招待。我提起此事，他笑了，“看来我在这方面名声不好。”说完，又给自己斟了一大杯。

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朗诵时像指挥，两只手忙个不停，好像听众是庞大的乐队。他又像个摘果子的，烂的扔掉，好的留下。或者相反。他身高体胖，眼镜闪闪发光，乐天达观，这倒挺符合他所提倡的男权主义形象。我们在瑞典南方的马尔默参加诗歌节。朗诵结束，我带他到赌场，教他玩二十一点。他回美国来了封信：“写诗就像玩二十一点，多半只能得到十五六点。”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把他的不少诗配上谱子，边唱，边用吉普赛人的小手风琴伴奏。他是靠朗诵起家的，没有朗诵，就没有金斯堡和“垮掉的一代”。他是个音韵和节奏的大师。英语虽不像俄语那样富于歌唱性，但多变的节奏配上丰富的俚语土话特别适于骂人，特别是骂政府，让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出口恶气。我和艾伦在东密西根大学同台朗诵时，能看得出来他对听众的控制。那是一种催眠术：艾伦成了上帝，满嘴脏话的愤怒的上帝。

我在鹿特丹见过一个真正的行吟诗人，来自撒哈拉沙漠。吟唱了大半辈子，在舞台上只给他二十分钟。他在休息厅席地而坐，用披风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口中念念有词，忽高忽低，估计取决于风沙的大小。他随身带个小牛皮口袋，装的不是诗，都是些咒语护符，恐怕是为了对付那个把其生命限制在二十分钟之内的魔鬼社会的。他的诗多写在沙子上，被风抹掉，留下的是声音，和风一样经久不衰。他最佩服的是中国诗人马德升，朗诵的那首由一百多个他妈的组成的诗，把巴黎给震了。

去年秋末，在巴黎。一天晚上，我们去郊区小镇的一家咖啡馆朗诵。那天下雨，听众二十来个，不少。这样的夜晚适合朗诵，酒和雨声都有催眠效果。

最后一个朗诵的是法国诗人。他叹息，窃窃私语，背景音乐断断续续——都是金属的破碎声。他从口袋掏出个纸包，层层剥开，是一片生牛肉。我警惕起来。他用生牛肉在脸上擦拭，转而咆哮，通过麦克风，震耳欲聋。我赶紧堵耳朵，仍能感到阵阵声浪。几个年老体弱的女人转身逃走，免得耳聋中风。他开始试着吞咽生牛肉，近乎窒息。我担心他会不会冲过来，把那块他吞不下去的生牛肉硬塞进我嘴里。朗诵在声嘶力竭的吼叫中结束。他满头大汗，脸憋得像生牛肉。我拒绝和他握手，不管寓意有多深，他的声音是对他人存在的侵犯。

两年前，《纽约时报》星期日副刊登了篇文章，嘲讽靠朗诵混饭的美国诗人。想想我也在其行列。美国的大学系统与欧洲不同，设创作课，并有系列朗诵会配套成龙。诗人就像和尚，先得有个庙立足，再云游四方，一瓶一钵足矣。就我所知，游离在“庙”外的美国诗人极少。连艾伦也熬不住，被他痛恨的系统所收编。科尔索混进去，行为不轨，又被赶了出来。对诗人来说，死还是活，这是个问题。

有时面对听众，我会突然心生倦意。我们先人怎么朗诵来着？把酒临风，应答唱和，感怀赠别，生死无限。

第三辑 乌鸦饮 酒 记

一

夜深了，我关上灯，在噼啪作响的壁炉旁坐下，打开瓶红葡萄酒，品酒听风声看熊熊烈火。

这是我一天最放松的时候。

酒文化因种族而异，一个中国隐士和一个法国贵族对酒的看法会完全不同。当酒溶入血液，阳光土壤果实统统转换成文化密码。比如，汉语中描述白酒的词，如“醇厚”、“绵”，根本甭想找到对应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两个美国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产酒区那帕品酒，他们透过阳光虔诚举杯，抿一口，摇唇鼓舌，吐掉，跟着吐出一大堆英文术语。我估摸这多半来自法文，在转换过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饮食习惯简化了。可译可不译，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关。一般来说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译，比如酒，比如幽默。

有人把古文明分成两大类型：“酒神型”和“日神型”。汉文化本来算“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梦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跟着喝，喝死算。据说那时候灯油昂贵，黑灯瞎火，不喝酒干吗去？后来必然败给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国家——周。周公提出“制礼作乐”。一戒酒，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跟着变了。

我酒量不大，但贪杯，说起来这和早年的饥饿有关。三年困难时期，我常去我家附近的酒铺买凉菜。食品短缺，酒铺改了规矩：卖一盘凉菜必须得搭杯啤酒。那年我十岁。至今还记得那个位于北京平安里丁字路口的小酒铺，门窗涂成浅蓝色，脏兮兮的，店里只有两张小桌几把方凳，玻璃柜又高又大，摆着几盘凉菜。我把一卷柔皱的纸币递上去，接过凉菜，倒进铝饭盒，再小心翼翼端着酒杯，站在门口看过往车辆。啤酒凉飕飕的，有一股霉味。回家路上我两腿发软，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当时并没体会到酒的好处，以为那是免于饥饿的必要代价。

头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学们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背风处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罗衾不耐五更寒”。睡不着，大家围坐在月亮下，瑟瑟发抖。有人拿出两瓶劣等葡萄酒，转圈传递。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终生难忘。山野间，暮色激荡，星星迸裂，我飘飘欲仙，豪情万丈。我猜想，所谓革命者的激情正基于这种沉醉，欲摆脱尘世的猥琐生命的局限，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献身。

如果说沉醉是上天堂的话，烂醉就是下地狱。我烂醉的次数不多，原因是还没等到烂醉，我先睡着了。这恐怕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测地形，只要有床或沙发我就放心了。

八六年春我和邵飞去内蒙，朋友带我们到草原上做客。那里民风纯朴，惟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饮酒唱歌。轮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为止。蒙古包比较方便，往后一仰，就睡进大地的怀抱。醒了也赖在那儿装死，免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实在，不会像美国警察测试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发现他们唱歌方式特别，酒精随高频率振荡的声带挥发而去，不易醉。如法炮制，我们大唱革命歌曲，驴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产队长给灌倒了。这在当地可算得奇耻大辱。第二天中午我们刚要出发，队长带来七八个壮小伙子，估摸是全队选拔来的。他们扛着好几箱白酒啤酒，连推带搡，把我们涌进一家小饭馆。我的几个朋友虽是汉人，但土生土长，这阵式见多了。杯盘狼藉方显英雄本色，双方磕平。队长只好作罢，挥挥手，带众人磕磕绊绊为我们送行。而我早就钻进吉普车，呈水平方向。

二

车过东胜市。市长没闹清我何许人，设宴招待。那小镇地处边疆，竟有燕窝鲍鱼之美味，吃了好几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谁知道按当地风俗，市长大人先斟满三杯白酒，用托盘托到我跟前，逼我一饮而尽。我审时度势，自知“量小非君子”，人家“无毒不丈夫”，这酒非喝不可，否则人家不管饭。作陪的朋友和当地干部眼巴巴盯着我。我心一横，扫了一眼旁边的沙发，连干了三杯，顿时天旋地转，连筷子都没动就一头栽进沙发。醒来，好歹赶上喝了口汤。

中国人讲“敬酒不吃吃罚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种礼数，一种仪式，点到为止。“罚酒”是照死了灌，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敬酒”在京剧中还能看得到：“酒宴摆下”——其实什么都没有。如今只剩下“罚酒”了，这古老的惩戒刑罚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头百姓，无一例外。说来那是门斗争艺术，真假虚实，攻防兼备，乐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扬了中国文化。我女儿刚学说话时，就从她姥爷那儿学会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多么朴素的真理，这真理显然是被酒鬼们重新发现的。

八三年春，我参加遵义笔会，跟着众人去“董酒”厂参观。午餐很丰盛，每桌都有个姑娘陪酒。作家们起了歹心，纷纷跟那陪酒女干杯。起初她们半推半就，继而转守为攻，挨着个儿干，先一杯对一杯，后三杯对一杯，最后那些想占便宜的男人纷纷求饶，出尽洋相。一打听，这都是酒厂专门挑出来的女工，特殊材料造就的，喝酒如喝水，从不会醉。酒厂设此圈套整治一下色迷迷的男人，也好。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告诉你没有过不了的关；它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头几年住在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发那漫漫长夜。

在欧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欧人以葡萄酒为主，从不暴饮，纯粹是为了享受生活，让阳光更明亮爱情更美好。北欧人酷爱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点儿从孤独中解脱出来。俄国人就更甭说了，冰天雪地中的绝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闷才行。我当时找的就是这感觉：被一棍子打闷。

我九○年在挪威呆了三个月，从秋到冬，好像胶卷曝光过度，一下全黑了。好在挪威水利发电过剩，鼓励用电，白天黑夜全点着灯。我住学生城，和五个金发碧眼的挪威小伙子共用一个厨房。我刚放进冰箱的六瓶啤酒，转眼少了四瓶半。挪威的酒类由国家管制。啤酒分三级，一级几乎不含酒精，二级的酒精也少得可怜，只有这两级啤酒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三级啤酒和其他酒类全部由国家控制的酒店专卖。啤酒贵不说，一到晚上七点，哐当当，所有超级市场都用大铁笼子把啤酒罩起来，再上锁，就连经理也别想顺出一瓶。每逢周末，酒鬼们趁早买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个半醉，再上街进酒吧，否则要想喝醉，非得破产不可。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别多，在酒精专制下，那些游击战士倒也没什么远大抱负——“但愿长醉不愿醒”。

我看过一部有关动物世界的电影。一群猩猩吃了从树上掉下来的烂果子，步履蹒跚，东倒西晃，最后全都躺倒在地，呼呼大睡。要说这就是我们文明的起源，基于一种因发酵而引起的化学反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观察和梦想的方式。

三

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所谓“老”，其实倒不在于相识的年头，更重要的是共饮的次数，每回来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力川东北汉子，本是喝白干的，结果学法国文学学坏了，爱上了昂贵的红酒。他对酒具的重视显然是受法国文化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酒杯不仅认真洗过，还要用餐巾纸逐一擦干，不留一丁点儿水痕。红葡萄酒要提前半个小时开瓶，让它透气。他太太是杭州人，做得一手好菜。好友三五，对酒当歌，此乃人生之乐事也。喝法国红酒也有一种仪式：斟上，看颜色，晃动杯子，让酒旋转呼吸，闻闻，抿一口，任其在牙缝中奔突，最后落肚。好酒？好酒。酒过三巡，牛饮神聊，海阔天空。

我今天喝得猛，先飘飘然，转而头重脖子硬，眼前雾蒙蒙，再细看力川变成两个，想必是喝多了。力川的声音忽远忽近：“古人说，酒不醉人人自醉……”我连连点头。人总是需要这么一种状态，从现实从人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酒醉只忽悠一阵。坐直了，别趴下，跟着众人傻笑。不久力川又变成一个。

我从北欧不断往南搬，像只候鸟，先荷兰、法国，然后越过大西洋奔美国，从中西部又搬到阳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渐摆脱了烈酒，爱上红酒。细想，这绝对和阳光有关。有阳光的地方，人变得温和，和红酒的性格一致。

我喝红酒的启蒙老师是克莱顿(Clayton)，美国诗人、东密西根大学英语系创作课的教授。他喜欢烹饪，最拿手的是法国和意大利菜。我住在安纳堡(Ann Arbor)时是他家的座上客。佳肴当然得佐以美酒。他边喝边告诉我一些产地年份之类的基本知识，至于品味则不可言传，非得靠自学。喝得天昏地暗时，我会产生错觉，他家那长长的餐桌是流水线，克莱顿一瓶一瓶开下去，空瓶子在桌的尽头消失。墙上的那些墨西哥面具全都活了，狞厉而贪婪地盯着我们……

他家地下室虽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数目总也上不去，有时只剩下百十来瓶。于是他开车到处去买酒，把我也叫上。我们常去的是另一个小城的酒店“皇家橡木”(Royal Oak)，得开一个多钟头。老板摩洛哥人，小个儿，眼睛贼亮。我们一般中午到，他备上小吃，再开上几瓶红酒，连吃带喝。他进的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酒。买酒的确是一种发现，有的价格不贵，但很棒。克莱顿兴致所至，不顾他太太卡柔的反对，一口气买下四五箱。我也跟着凑热闹买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莱顿的酒窖里，想想不大放心，还是扛回自己的小窝。

九六年五月我到台北开会。有天晚上，《杀夫》的作者李昂领我到一家酒店。店面不大，顾客多是律师医生名画家，三五成群，围坐在空木箱上，开怀畅饮。空酒瓶排成队，一看都是极昂贵的法国名酒。在台湾喝红酒成了新时尚，好歹比餐桌上灌XO强多了。饮酒居然也和强势文化有关，明码标价，趋之若鹜。其实法国红酒根本配不上中国菜，特别是川湘菜，味重，舌头一木，好酒坏酒没区别。

我忽悠一下打了个盹儿，赶紧正襟危坐，装没事人儿一样。时间不早了，由力川夫妇督阵，让一个半醉的朋友开车送我回家。巴黎街头冷清清的，偶尔有酒徒叫喊。我到家，磕磕绊绊上楼，掏出钥匙，却怎么也插不进锁里。我单眼吊线，双手合作，折腾了半天，才发现拿反了钥匙。卡嗒一声，门开了。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南 非 行(1)

一

从纽约到约翰内斯堡，飞机整整飞了十四个小时。

我坐窗口，一个大块头白人卡在我和一个黑女人中间。他先跟那女人闲聊，然后转向我。他是南非的银行职员，住在约翰内斯堡。他对九四年南非政权过渡后的情况并不满意，“你知道，还是同样的危机。”问到我，他说，“你准是和这位女士开同一个会。”他倒吸气，腾出空间让我们说话。那女人叫罗娜(Lorna)，宽脸阔嘴，长得十分喜庆。我一边喝南非红酒，一边查看诗歌节的资料。罗娜在牙买加，牙买加在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在地球上，地球在天上……

我醒来时感到窒息。大块头睡着了，他的一身肉松弛下来，溢出座位。我赶紧打坐入定，抗拒幽闭恐惧感。

到了约翰内斯堡，转飞机还要等三个多小时。我在小吃部遇见罗娜，她喝茶，我喝芒果汁，我们累得找不到话题。我问她是否注意到旅客中黑人极少。罗娜说，黑人们只待在地上。而牙买加的罗娜飞来飞去。她不住在牙买加，住美国，在密西根大学教写作。我也在那儿待过。她突然忘了某个熟人的名字，愣住了，眼睛茫然。她保证，只要好好睡一觉，她肯定会想起来。

到德班(Durban)天已黑了。德班是南非最大的港口城市，一百多万人。摇曳的棕榈树和英国殖民风格的建筑，那是午夜帝国的热带梦。沿海岸是全世界哪儿都能见到的那种大饭店。我们住在“蓝水”旅馆。从窗户望去，层层白浪在黑暗中推进。组织者警告我们，晚上不能单独上街。据说，南非的犯罪率是纽约的六倍。我回到大厅，罗娜也下来了，我们被带到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

我的老朋友布莱顿紧紧搂住我。我管他叫“基督”，不仅因为长得像，更主要的是他那双镇定而悲天悯人的眼睛。他在这块土地上坐了七年半牢，又在巴黎流亡多年。作为诗歌节的策划者，现在终于轮到他当家做主人了。他既是诗人，又是画家。今晚是他画展的开幕式，可惜我晚到了一步。他把我一一介绍给在座的诗人。

一个又高又瘦的黑人冲过来，是哈瓦德(Hawad)，撒哈拉沙漠的行吟诗人。我们十年前在鹿特丹诗歌节见过。他那时穿披风，在休息厅席地而坐，招魂驱鬼。如今一身短打扮——中式对襟的蓝布褂子。他英文很差，指指那褂子：“巴黎，我买，很便宜。”接着用法文侃起来，我根本听不懂。这是他的风格——和骆驼一起呆久了。

我坐在加拿大诗人派垂克(Patrick)旁边，再过去是荷兰诗人儒尔(Jules)，对面是派垂克的companion，加拿大女诗人罗娜(Lorna)，另一个罗娜。英文companion指的是长期同居者，中文很难找到相应的词。

派垂克告诉我，八十年代初，他作为加拿大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中国时，总是被人围观，指着鼻子喊：“白求恩，白求恩。”他真有点儿像白求恩，前额很宽，秃顶，不过眼神不同。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相比，他少了些热情，多了些怀疑，是原子时代的幸存者“白求恩”。在北京，他厌倦了官方的安排，很想找到我们这些“离经叛道”者，可作协的人闪烁其词。到了西安，在翻译的安排下，他终于见到了几位当地的青年诗人。

加拿大的罗娜和荷兰的儒尔争得面红耳赤，为的竟是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罗娜全面否定：“陈词滥调，煽情，毫无价值……”“什么？”儒尔像公鸡昂起脖子：“那是激情!当男主角站在船头，”他挺胸展臂，作飞翔状，“懂吗？生命的激情!”我这才注意到他的模样：长脸，嘴角倒勾，油亮的黑发紧贴头皮，向后滑去。他一身黑——黑镜黑西服黑领带，一个不锈钢箍扣住领结，简直像个意大利黑手党。

我决定诗歌节期间尽量躲他远点儿。

第二天吃早饭，我跟罗马尼亚女诗人阿娜(Ana)坐在一起。说起来，我们错过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八六年春天，在伦敦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的一个小剧场，主持人迈克宣布，由于某种不便说明的原因，阿娜得不到出国的许可，不能来参加朗诵会。

在旅馆休息厅碰见哈瓦德。我一直想弄清楚他是哪国人，这有点儿让他恼火。我，没有国，只有家——萨哈拉沙漠。他妈的，我的沙漠被四个国家给瓜分了。他许愿，有一天他要避开四国的警察，带我到撒哈拉沙漠去。相信我，他拍拍他那干瘦的胸膛。记得十年前他也这么说过。

“撒哈拉人”从一个带纹饰的皮口袋里掏出钢笔，边画，边用复杂的手势和几个英文单词描绘他的种族。他们柏柏尔族(Berber)是回教分支，过着游牧生活，总是被战乱驱赶，所以没有祖国。而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西北的戈壁滩。他拍拍我的肩膀，你，我，都是东方人。我瞅了他一眼，有些纳闷。甭管怎么说，人家有自己的文字，他的诗就是用这文字写的。他写给我看，果然有点儿像汉字，我开始相信我和这个疯狂的鬈发黑人有某种血缘关系了。下午五点半，我们在旅馆大厅集合，乘车来到那塔尔(Natal)大学的剧场。

在剧场休息厅宽敞的露台上，“撒哈拉人”坐下，伸出长臂，口中念念有词。我问担任翻译的法国姑娘玛德(Maud)他在召唤哪路神灵。玛德耸耸肩：他用的不是法语。和十年前相比，“撒哈拉人”明显衰老了，大概沙漠之神受不了法国的温文尔雅，已弃他而去。以前他从来不歇着，呼风唤雨，精力无限。

牙买加的罗娜大叫我的名字，然后咧嘴一笑，并没什么要说的，看来她已经缓过劲了，连我的名字都让她愉快。

钟声响了，剧场座无虚席。一群黑人小伙子呼啸而上，拍着脚背跳舞，这是非洲人好客的表示。在急骤的节奏声中，第二届非洲诗歌节开始了。

二

诗人们很快就分成不同的小集团。每天出门上车，可以看到这种非理性的分化组合，多半以语言为界。我们的交通工具是两辆红色丰田越野吉普，加上法语翻译玛德开的白色小车。英语集团包括“白求恩”两口子，荷兰的“黑手党”、南非女诗人英格瑞德(Ingrid)，还有我。

我们这辆车总是塞得满满的，罗马尼亚的阿娜和印尼的阮锥(Rendra)夫妇也时不时地挤进来。法语集团只有三个，法国诗人伯纳德(Bernard)和住在巴黎的摩洛哥诗人兼小说家塔哈(Tahar)，加上在法语中游牧的“撒哈拉人”，窝在那辆小车里。这多少反映了在语言霸权的争夺中法语的尴尬地位。

我理解法国人的骄傲。在他们眼里，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他们拒绝讲别的语言，特别是英语。在家还行，出门可就傻眼了。我也不知道这世界为什么跟法国人过不去。恐怕这事儿还怨不得谁，风水轮流转，说不定有一天全世界还都得讲中文呢。

我跟摩洛哥的塔哈，九○年在旧金山的国际作家会议上见过。诗歌节开幕的那天晚上，我试着跟他聊聊。他吞吞吐吐，他太太冷冰冰地戳在一边。我端着酒杯，进退两难，干脆用我惟一记住的法语说：“早安。”转身走了。

轮到开会发言，可就没别人插话的份儿喽。法语集团个个口若悬河，而且特别富于哲理。在一个人权讨论会上，塔哈赋予个人主义最新的含义，“撒哈拉人”呼吁用无政府主义来对抗美国文化入侵。坐在听众席的伯纳德冲到台上，发表一个长长的关于自由的声明，用的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叙述策略：一个词被另一个词所消解，就像某种掩盖足迹的动物，到末了你肯定忘了他的出发点。我私下叫他“哲学家”。只见他脸色苍白，激动得手直抖。我这才明白，法国出哲学家一点儿都不奇怪，那是咖啡馆的雄辩，加葡萄酒中的形而上。

讨论会的最后五分钟给我。我厌倦了人权的空话，对天生的无政府主义的“撒哈拉人”表示赞同。散了会，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再次保证有一天带我回沙漠，我也答应跟他一起回老家——西北戈壁滩看看。

我设法避开“黑手党”，但没辙，我们被绑在同一集团，虽然英文都不是我们母语。

除了晚上朗诵，我们白天还得到中学去。接连两天，我去的都是私立女校。那里讲究得有点过分，带英国贵族味道。女学生像一群穿制服的天使，吹长笛拨竖琴唱圣歌。其中有不少黑人和印度人。在南非，种族问题已退居二线：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几百年殖民统治的故事突然有了一个过于简单的结尾。当老师吩咐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工友搬幻灯机时，我注意到他目光中的惶惑，几百年的惶惑。

我们上天堂那工夫，另一拨诗人下了地狱——德班一个贫民区的图书馆，他们的听众是些破衣烂衫的黑孩子。“白求恩”告诉我，最奇怪的是，那图书馆居然没有一本书。

第二天，我和加拿大的罗娜、印尼的阮锥夫妇去为另一群天使朗诵。我和罗娜打头阵。罗娜天生是个好老师，学生马上喜欢上她了。她的诗大都关于男欢女爱，用词之大胆，让我都脸红。她得过加拿大所有重要的文学奖，但许多学校禁止用其诗作教材。我警告她，千万别在这儿读那些色情诗。她读了首诗，是关于洋葱头的爱情。随后，由阮锥压轴。他声称，在印尼，诗人相当于巫师。他朗诵果然有作道场的架式。他妻子精瘦，话不多，一直用摄像机紧紧盯着她丈夫，好像生怕他从巫术中消失。最后阮锥把妻子请上台，俩人面对面搂着，含情脉脉地对唱起情歌来。舞台灯光转暗。

我认识了南非诗人兼歌手哥特(Gert)。他是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小伙儿，晚到了两天。“基督”告诉我，他开车去机场接哥特。小伙子有点儿惊慌失措，“我，我简直不敢相信，像您这样的大人物来接我……”“基督”笑着回答，“诗人中没有等级制度。”

我和哥特上街。他胡子拉碴，穿粗布小褂，露出结实的臂膀。我逛商店时，他坐在咖啡馆给女朋友写信。这是他头一回出远门。他在地图上指着他的家——南非腹地的小镇，请我下次来一定去看看。“那儿的生活很不一样，”他说。他看人的方式很特别，眯缝着眼睛，直勾勾的，有点儿狡黠，有点儿迷惘。

我们在一家印度快餐店吃午餐。他当过跑堂、守门人和酒吧保镖——“我表面很壮，其实胆小如鼠，在紧急关头，随时准备逃跑。”他的英文短促含混，不易听懂。这两年，他作为歌手开始走红，出了激光唱盘。今年夏天，鹿特丹诗歌节要请他去朗诵。说到此，他眼睛中出现了短暂的空白。

诗歌节进展顺利。朗诵前诗人们互相买酒，开玩笑。英语集团和法语集团交叉走动，不会出现偏差。我突然想起R·S·托马斯的话：如果这个世界的人们从没有互相发现，日子会好得多，有大片的水域隔开他们。也许他是对的，交流引起新的争斗——由于新的支配欲望，这自然是很痛苦的事。

牙买加的罗娜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兮兮的，她正忙着凑份子，给诗歌节的组织者买礼物。“撒哈拉人”在露台上，面对黑暗发表演讲：该死的美国文化，用美元占领了全世界。我的家乡啊——他声嘶力竭地叫喊。“黑手党”换了副墨镜和一条白色领带，对“撒哈拉人”做出如下评论：“他把他的沙漠理想化了。他为什么住在法国，从来不回到他那可爱的沙漠去？”“基督”皱皱眉头说，“这恐怕也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困境——把自己的过去理想化。”

“黑手党”在舞台上比在现实中容易理解，他的诗是黑色的，与穿着一致。

“白求恩”的诗跟他的companion罗娜一样，充满了色情的意味，有许多关于器官的描绘。

他们俩把诗当成卧室的镜子。

“哲学家”在朗诵前，发表了一个关于诗的声明。

哥特抱着吉他上台，他用一个特制钢架把口琴固定在嘴边，边弹边吹边唱。他的声音放松，略有点儿沙哑。同时，投影机把一组照片打在银幕上，其中有家庭合影，有伸向天边的铁路，有城市的灯火。那是关于一个乡下小伙儿淡淡的忧愁和离开家乡的惆怅，还有对远方的向往。

我们在一家印度饭馆进餐。我喝多了，为阮锥夫妇唱了印尼民歌《星星索》，为阿娜唱了罗马尼亚民歌《乔治参军》，为“白求恩”唱了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和“基督”合唱了《国际歌》。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南 非 行(2)

三

由于时差，我很早就醒了，打开电视，看CNN早上六点钟的新闻。印尼的政局动荡，学生运动随时有被镇压的危险。忧心忡忡的阮锥夫妇，成了早餐桌上的中心人物。他们打不通电话，五个孩子都卷入了，一个还是小头目。而阮锥本人，被认为是当地的精神领袖之一，他回去有被关押或拒绝入境的可能。

牙买加的罗娜告诉我，她打算买一束玫瑰送给组织者。

“撒哈拉人”的胃不舒服，说那是西方食物的问题。我不知道他在法国吃什么。他变得少言寡语，一脸沮丧，摇着长食指：No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