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六章 广州的变局：1923—1925年第六章 广州的变局：1923—1925年.2
①鲍罗廷娜着《孙中山的顾问》，收入《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回忆录和资料汇编））俄文版，莫斯科1966年出版）。年事已高的鲍罗廷夫人鲍罗廷娜对她的儿子诺曼口述了这篇回忆录，诺曼又将它译成英文。美国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1971年同宋庆龄通信时把这篇篇回忆录的副木寄给了她。本书作者有幸看到这些通信。中文引文据《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66—268页。
②派到中国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并非都是工农出身。加伦将军的前任巴甫洛夫虽然在学生时代曾受左倾思想影响并曾一度被捕，而他是原沙俄一个陆军中将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禁卫军的精锐部队服役，对德军作战。十月革命后，他于1919年参加共产党并在内战中辗转各条战线，英勇作战。可见革命的洪流是由许多水流汇聚而成的。
像越飞、鲍罗廷、加伦这样地位和水平很高的人，当时其他国家是不会派到像中国这种半殖民地来的。（这里不妨插叙一下，这些国家的骄傲自大也产生了它们没有料到的、很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当1924年中国正式的政府最后承认苏联时，苏联在中国设立的是大使馆，而其他国家因为看不起中国都只设公使馆。这样一来，这些国家的使节都不过是公使，只有苏联的使节是唯一的大使，于是这位布尔什维克——L．M．加拉罕大使就成了驻北京各国外交使团的团长。）
（四）动员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
在社会力量的平衡方面，在广东这一南方革命根据地，农会纷纷成立，成为一种新的力量因素。最早的农会是由年轻、瘦弱但充满激情的彭湃（1896—1929）组织的。他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在日本留学时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回国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家里的产业分给了农民。他完全像农民一样地穿衣、吃饭、生活，成了当地农民所信赖的、富有战斗精神的领袖。①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的农民部由共产党人林祖涵（伯渠）任部长，下级组织中的农民工作主要也由共产党人去做，因为其他集团对此不感兴趣，还有怀疑。在广州开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最初由彭湃主持，教员都是共产党人。这是一所培训领导骨干的学校，选送来的学员人数不多，但都有实际斗争经验，在这里学习革命理论、农村问题、组织工作和军事知识。1924年8月21日，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孙中山讲了话，他强调指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大家到乡村去宣传……先要讲农民本体有什么利益，国家有什么利益，农民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整顿好了，国家对于农民又有什么利益，然后农民才容易感觉，才有兴味来管国事。”在再次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时，他说，中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②
①关于加伦将军的材料采自前引达林书以及A.I.卡尔图诺娃着《V．K．勃柳赫尔在中国，1924—1927年》（俄文）、A．V．布拉戈达托夫着《中国革命札记，1925—1927年》（俄文）、M．卡扎宁着《中国在二十年代》（俄文。）加伦将军后任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38年在苏联进行的“大清洗”中，加伦被无辜处死，直到30年后始获昭雪，恢复名誉。
②彭湃在1929年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中被杀害。
宋庆龄后来曾回忆说，“1924年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①
①中文引文见《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54—555页。
但孙中山没有立即实行分田，因为这将使小地主阶层受到震动，而国民党的许多官员和下级军官都是这个阶层出身的。因此，广东农民的实际经济状况没有改变，只有几个地方实行了减租，个别地方没收了土地。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发展很快，为以后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胜利前进扫清了道路。
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发表）曾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为第六届学员讲授过，这届学员人数最多并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分（前几届学员都来自广东及毗邻省分）。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湖南对农民运动作了深入的调研，并在3月间发表了另一重要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①
①中文引文见《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为新中国奋斗》，第6页。
在广东工人中，自1922年共产党组织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后，共产党的力量很强。1923年，广州榨油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罢工坚持了8个月，终获胜利。起初，工人同孙中山的新政府间关系并不太好，因为后者仍须依靠一些军阀。但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成为支持孙中山反对外部敌人和制止国民党内右派捣乱的一支力量。
192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孙中山在廖仲恺主持的一个盛大的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工会和其他劳动组织集中力量，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他指出，如果没有民族独立，那末中国、中国劳工大众都不能前进。
1924年7月间，广州工人罢工抗议关于中国人出入沙面岛英法租界均须携带执照的规定（一切外国人则可自由通行），使沙面租界瘫痪五周之久。正如1922年的香港工人大罢工一样，租界里的外国人不得不在没有任何中国工人帮助的情况下过日子，自己做清洁、洗涤等工作（在这些过惯殖民者生活的人心目中，那是可怕的事情）。罢工以取消这项无理规定而结束。
同年晚些时候，工人们以罢工行动和直接参加战斗，协助平定“商团”的叛乱。商团头子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的买办，他得到香港的支持并勾结仍盘踞广东东部的陈炯明和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政府。10月间，由于陈廉伯利用外轮偷运大批军火被截获，商团发动武装叛乱，终被镇压。
到1925年5月，广州工会会员达到54万人（这个城市当时工业较少，大部分会员是运输工人和小工厂及手工业工人。）
另一方面是动员更多知识分子，参与新的革命高潮。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庆龄陪同下到广州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岭南大学对学生发表演讲。这里的学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但当孙中山勉励他们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①时，全场报以热烈欢呼。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对留美的中国学生发出过类似的号召。但她当时只谈到现代化而没有谈到革命。现在，岭南的学生们看到在革命领袖孙中山身边的是他的年轻美貌而又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在年龄和社会背景上都使他们感到新鲜——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即：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理想应同正在进行的革命相结合。
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疑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此文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均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五）历史性的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第二年，即1924年，是关键性的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孙和庆龄以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一年的发展作准备。元旦，孙中山主持群众大会，庆祝新命名的“国民政府”成立。会上，宋庆龄为一年半前在陈炯明叛变时保卫总统府有功的将士们授勋。人们普遍承认，在那次事变中，是宋庆龄挽救了孙中山的生命、从而挽救了革命，因此，即使是国民党中的保守派现在也不再反对他们的婚事了。从前还有人故意地称她“宋小姐”，现在普遍称她“孙夫人”了。她经常在公开场合与孙中山一同出现，对于中国领导人的妻子来说，这样做是不寻常的，但现在大家都认为是合适的了。她赢得了声望。
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在1924年1月下旬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距孙中山同越飞和李大钊会谈不过一年时间，孙的新路线（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被正式订定为党的方针。按照协议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领导人中，作为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李大钊、林伯渠等。林是老革命者，孙流亡日本时，他也在那里留学。李被孙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另一位代表是毛泽东，当时31岁，与宋庆龄同年。由孙提议、经大会通过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24名委员中，有3名共产党人，最著名的是李大钊。在17名候补委员（也由孙提议）中有7名共产党人，所占比例比正式委员大三倍。毛泽东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瞿秋白、林伯渠（祖涵）、张国焘等。
在国民党的最高职能机构中央党部中，担任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的都是共产党人。工人部长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的好朋友廖仲恺。这三个重要部门的秘书①都是共产党人（农民部的秘书是彭湃）。这些人事安排显示，孙中山希望通过注入共产党人新血液使他的党重新振兴。
①按当时的组织系统，秘书的地位仅次于部长，而在各部门干事之上，实际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译者
在国民党一大举行期间，列宁在莫斯科逝世，大会为此体会三天，以志哀悼。2月24日，国民党举行大规模的追悼大会，高层干部全体出席。孙中山在宋庆龄陪同下到会。大会由廖仲恺——国民党这次改组中的关键人物——主持，祭坛正中上方悬挂着孙中山亲笔书写的祭帐“国友人师”，表达了对列宁的敬重。
孙中山以充满深情和政治含义的文字作了一篇文言文祭文：“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恨，我了百厄；所冀与君，并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①
①中文引文据《宋庆龄年谱》，第42页。
正如在孙中山坚持下国民党一大所通过的宣言及决议那样，他这篇对列宁的悼词也显示出自从“孙文一越飞宣言”发表以来形势发展之快。那时他还在小心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新的道路，现在他成了在这条道路上走在最前列的发言人和组织者。
（六）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在孙中山艰难探索并承受各种压力的过程中，宋庆龄采取了什么立场？虽然她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言论，但她后来坚定明达地保卫三大政策的行动表明，她是一开始就拥护三大政策的。她最要好的朋友和伙伴是廖仲恺和他的妻子何香凝——他们都是三大政策的卓越的支持者，还有就是鲍罗廷夫妇。她自己的回忆是这样说的：
“在这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①
①原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5日。参阅尚明轩着《孙中山传》，第280—281页及达林着《中国回忆录》（中译本），第147页。
一位美国的传记作者（她的思想一点也不左）在本世纪30年代写的一本孙中山传记中说，宋庆龄“在事实上已成为孙中山同青年运动之间的联络官”，“她在孙晚年的政治方向上有实在的影响，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①
①《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载《宋庆龄选集》。
广州的关键问题是武装斗争和建设一支革命军队。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忽视过武力。在1895年开始的反清起义中，在以后的历次战役（不论是同旧军队内的同情分子联盟、还是同其中的反叛分子作战）中，他在枪林弹雨中从不畏惧。但他领导的革命党却始终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现在，这样一支军队终于在组建中了。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主持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这所学校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它的任务是为革命军培养军官，这些军官要有献身于革命事业及革命主义的精神并熟习现代战争技术。宋庆龄陪同孙中山登上主席台。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上就是这个场面，旁边是军校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
孙对军队和战争的看法是，它们对中国的革命和国防是必要的。青年时期，他曾想参加海军，因为外国人是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海防是中国的弱点。他的反清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是用武器来进行的。为了反对北洋军阀，他曾寻求与南方的将军们结盟。因为这方面的努力失败，他才强调要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粉碎内外反动势力所加的锁链。
但是，对他来说，军队是实现文治目的的工具。他厌恶和鄙视军国主义及军队中讲究服饰和派头的作风。
孙的侍卫副官马坤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23年，广州政府要发行纸币，需要用一张孙的头像，请孙中山在一批照片中挑选一张。他把全部照片都给了孙夫人，对她说，“亲爱的，请你挑一张你喜欢的，只要我不穿军服就行。”在此之前，他曾穿了大元帅军服照过一张相，这套军服有金色绶带和帽沿上插羽毛的军帽，当时的总司令都是这样打扮。这是别人要他这样做的，他后来想起来就觉得蹩扭和后悔。
马坤还谈到，孙中山平时虽然非常讨厌军人那套威风，到真正的战场上却显得沉着勇敢，这是他曾亲眼目睹的。有一次在同一个叛变的南方军阀作战时，广州形势突趋危急。孙中山和夫人正在饭后闲坐休息，听到报告，孙马上离开庆龄、乘汽车赶往前线。庆龄逢到这种情况，尽管为丈夫担心，却从不阻止他。一路上，孙中山碰到一些溃逃的军官，他用劝说和自己的示范行动，使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转身回向前线。在前线，他的位置在敌人机关枪射程之内，但他沉着指挥，使正趋瓦解的防御阵地重获巩固。他的四周都有士兵阵亡，他的随从中也有人受伤倒下。但他坚决拒绝在战况稳定下来之前隐蔽自己。有人觉得这样不妥当、他却带着歉意地说，“我已经让部下不必要地冒了许多危险。”①
①沙曼着《孙逸仙：他的一生及其意义（评传）》，（英文）。
苏联军事专家A．I．切列潘诺夫曾讲述孙中山只要有机会就去战地，而且有时还亲自指挥。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了解军事的重要性，并且从不躲在后方，让别人去冒险。①
①《双枪科恩》（英文），第97、98—100页。
一位德国作者这样谈到孙中山：“在有些地方，没有人想到会隐藏着对他生命的威胁，却突然出现了危险。……但他丝毫没有惊慌的表现”（作者举了一些实例）。作者接着说，“这种正气凛然的沉着态度，由于孙夫人以无畏精神同他站在一起而更增强。”①孙氏夫妇在为人处世上的勇气也是很突出的。当朋友或部属们受到不公正的攻击或诽谤时，孙氏夫妇总是站在他们一边，并希望他们能站起来为自己说话。
①A．1．切列潘诺夫着《一个苏联军官在中国的札记，1924—1927年》（俄文）。
宋庆龄在1924年5月写给朱卓文的一封信说明了这一特点。朱是美籍华裔，老同盟会员，1915年曾同女儿慕菲娅一起帮助宋庆龄离开上海到日本同孙中山结合，1922年任广州兵工厂厂长时曾运送机关枪给总统府卫队以抵抗陈炯明叛军的攻击，从而保卫了孙氏夫妇的生命。但这时国民党内有人诬陷他在广州兵工厂长任内有财务不清的问题。朱一怒之下写信给孙氏夫妇，说要辞职返美。庆龄在5月26日复信道：
“我对你的友谊使我不能保持沉默……”
“我知道你同我一样，对这些卑鄙的家伙深恶痛绝，但为什么你就应该被他们的卑鄙行径赶到外国去呢？你是不是明白，你去了外国只能使你自己受到更加恶劣的攻击？别人告你把公款拨给私人。‘一走了之’是你想用来回答他们的攻击的办法吗？博士（指孙中山）在这些人面前几次三番说你是清白的，并且告诉他们，他对你的正直和诚实是绝对相信的。
“你去国外，只能使他们越来越猛烈地攻击你……你要是走了，你就永远不能洗刷你的名声或为你自己辩护。
“你在这里有几百元钱薪水。但是你却喜欢到国外去而不帮助博士。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钱过日子，不要别人帮忙了。
“我知道我这封信写得十分粗鲁。但我的目的是要激起你的感情。面对那些告你状的人，不要让他们有机会损害你的名誉。但不管你做什么，请记住：博士绝对地相信你，你一定不要使他感到失望，而是要证明你决不辜负他的信任和热爱。”
你的忠实的朋友，
R．S．（宋庆龄英文名字的缩写）
“又，博士想见你，要你明天下午随便什么时间来一趟。——R．S。”
朱卓文这件事情的结局如何，没有材料说明。这封信所显示的庆龄的性格是很清楚的。文雅，但绝非软弱。对所信任的人充满热情。在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一个鼓励别人在困难面前不要退避的战士。
对公款分文不沾、私生活极端俭朴，孙中山和宋庆龄无论在当权的时候、还是在流亡的时候，始终如此。他们的一个朋友的女儿①，在到广州大元帅府去看望他们时曾问道，为什么他们房间里不装纱窗以防蚊蝇。庆龄告诉她，“孙伯伯没有钱”。他们又不允许用公款来装修自己的住处。他们留她吃便饭，她见他们吃得很简单、很省。在仪态上，“孙博士平易近人，也很文雅。同他们两人在一起，我感到很自在——一种毫无拘束的感觉，丝毫不觉得是同‘高级’人士在一起。”
①古斯塔尔·阿曼着《孙逸仙的遗教》（英文），第108—109页。
她还接着说，“孙夫人很美。别以为只有男人才喜欢看美丽的女人，女人也同样喜欢看。”
（七）犯难北上：为了团结和斗争
1924年秋，南方的革命在北方引起了一次强烈的回响。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控制了北京，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体格魁梧的冯玉祥是行伍出身，一个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同帝国主义没有瓜葛。当时他刚同一位有进步倾向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结婚。①他对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动了一次突然的反抗，然后进军首都，将所部易名为“国民军”，并联合吴佩孚的对头、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现已年老的皖系军阀段棋瑞，组成一个政府。他取得张、段同意，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孙中山虽对此不抱幻想，但还是同意北上。他觉得举行这样一次谈判不会有什么损失，而且随着全国民族和民主情绪的高涨，可以借此使全国振奋起来。但有一点他决不妥协，即统一的目的是为了取消军阀主义和同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召开国民会议是必需的。
①据1987年在北京对年逾八旬的徐英（琼·徐）的访问。徐英（弗兰克司徒夫人）是一度为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基督教界名人的徐谦（乔治·徐）之女。他们父女俩风云变幻的生活反映了中国的万花筒式的变化。徐谦（1871—1940）安徽歙县人，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法部参事，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位法官，曾主持对汪精卫企图谋刺摄政王一案的审判。但
后来他自己也参加了国民党，曾任司法部长。他的女儿在中国的美国教会大学上学，本世纪20年代曾在北京参加一次遭到警察开枪镇压的学生反帝反军阀示威游行。后经苏联协助离开北京并赴苏联政治避难。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登“永丰”舰启程北上。这条忠诚的军舰三年前在抵抗陈炯明叛军和援救孙氏夫妇脱险中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它又要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送他们登上去首都的旅程，到那里去同朋友们会商、同敌人们谈判。他们在黄埔军校作短暂停留，受到全校师生热烈欢迎和欢送。这次活动是由周恩来组织的，孙中山发表了讲话。
动身的前一天，在各界欢送会上，孙中山说，他这次北上的目的是“拿革命主义去宣传”。他还勉励大家“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基础弄得很巩固，做一个革命的好策源地”，“并且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①同军阀谈判没有实力作后盾是不行的。
①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以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冯于建国前的1948年去世。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香港换乘客轮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他们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1922年他们回到上海时实际上是作为逃亡者回来的，这次完全不同了。他们是在革命力量正在加强的形势下，为了统一和和平而来的。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四天，同支持者们就召开国民会议的问题进行商讨。
上海最有地位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对孙中山的“欢迎”，却同当时中国民众的情绪完全唱反调。它发表了一篇神志不清的社论，居然说，“孙博士在政治上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目前在上海居留将会毁坏上海的中立地位并危及安宁”，因此必须禁止他进入上海由外国人管理的区域①。孙中山立即针锋相对地驳斥道，“以外人而发为是言，实太不自量。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彼辈不过为吾人之客，一般宾客并无拒绝主人入门之权利，倘租界当局有意阻碍在租界之居住，则吾对之有出坚决手段之决心”。外国在华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应该同不平等条约一起取消。②
①中文引文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96页。
②引自“萨奇塔里乌斯”（H．G．W．伍德里德的笔名）着《孙逸仙博士的奇异的神化》（英文），116页。这本殖民主义著作对孙中山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
他们从上海乘船到日本神户。在海上，他们一定想起和谈论过去来往于上海和日本之间的多次航行。为准备应付将要来临的局面，他们一起工作、商量，作为锻炼，还认真地在甲板上散步。
神户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和庆龄曾在这里度过蜜月。这次他们在这里停留了近一周。老朋友们，还有其他许多同情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人都来欢迎，但没有一个重要的日本政界人物。即使像大养毅（他这时是交通大臣）这样的老熟人也觉得以躲开为妙。另外一个老熟人，留着白胡子的黑龙会激烈分子头山满倒是来看了他们，并且据说还曾请他们到他家住。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现在已肯定地分道扬镳了。
不管怎样，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演说，仍然强调泛亚反帝合作，日本作为第一个在近代获得独立和富强的亚洲国家理应帮助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奴役。孙说，如果日本负起这个责任，它将成为一个解放者，而不是掠夺者。但局面已经定了。日本已经走上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从前，当日本自己还受不平等条约之苦时，它是赞成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现在，它对此已不感兴趣了，因为它在分享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外国的好处。
至于孙中山关于组成包括日本和苏俄在内的反帝大联合的新思想，犬养毅公开表示，他很讨厌孙的转向苏联。他私下里对孙提出，如果孙同意把中国的东北（满洲）送给日本统治，孙将得到东京的支持。孙当然加以拒绝。
多年以后，在30年代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包括一些国民党中曾显赫一时的人物）把孙中山的一些言论——特别是1924年在神户的演说，作为“中日共存共荣”的依据。实际上，这次演说以及日本对它的反应（或者说，无反应）已经标志着那个梦想的破灭。只有在1949年以后，中国从所有帝国主义那里赢得了完全独立（抗日战争的胜利包括在内），中日两国才能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
宋庆龄在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孙中山同她一起前往，并题字留念——这幅题字至今仍在该校珍藏。这是宋庆龄第一次单独发表公开演讲，主题是妇女解放。她说：“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我高兴地发现日本妇女积极关心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以及有关国家的公共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同你们并肩战斗，去推倒歧视妇女的古老围墙——反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她接着强调了今天通称为第三世界的妇女：“我们妇女对正义的要求，并不限于在某些欧美国家，这种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印度、土耳其、埃及和波斯的妇女也开始起来维护她们的权利。今天……在土耳其，妇女当上了教育部长。妇女无意于那类政治荣誉，但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她最后说，“不论是种族或信仰，没有任何东西比共同的利益更能把人们维系在一起，因为这种共同的利益是为正义而斗争。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①
①同注25，第100页。
11月30日，孙中山和宋庆龄乘一艘日本客轮赴天津，几千人到码头送行。孙中山在神户稍获休息并得以欢叙旧情，所以看起来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但在到达中国之前，他的肝病再次严重发作。12月4日在天津下船时，他的脸色很难看，庆龄也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12月31日，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上聚集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表示“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他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棋瑞旧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①
①中文引文据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44—45页。下段孙到京书面谈话引文同。
（八）一代伟人的逝世
到1925年1月，诊断结果已从肝脓肿变为肝癌，孙中山从北京饭店被移送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诊治。1月26日动了手术，确知他的肝癌已到晚期。孙顽强地同病魔搏斗。各方慰问函电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庆龄日夜守护在他床边。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赶来襄助，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得到很大安慰。
一星期后，镭锭放射治疗——现代医学的最后手段——显示没有效果。孙住进了他在北京的临时行辕——位于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宅。顾是中国外交家、前外交总长，在冯玉祥率兵进京时出逃，所以留下了这座空屋。房舍宽敞，足够孙的随从人员居住。在这里，根据孙中山自己的要求并得庆龄同意，对孙改用中药治疗。这是最后一着了。
有一段时间，孙的病似乎稍有起色，能在花园里走一走，两旁由庆龄和侍卫副官马湘和黄惠龙细心照护。身体稍好时，他就同部属一起工作并接见少数来访者，包括鲍罗廷和苏联大使加拉罕。
3月初，他虽然已不能起床，仍能同他的随从们说笑。他“指定”身材很高的李荣和矮壮的马湘在搬动他的身体时，一个扶头，一个捧脚。3月11日，他已处于濒危状态，却仍把小孙子治平唤进来，慈祥地对他说，爷爷这会儿身体不好，起不了床，等稍为好一点，再跟他玩。
宋庆龄守在孙中山的床边，不时用英语问他，“亲爱的，你要我做什么吗？”有一次，他要求把他放到地板上。她不同意，说，“地上大凉。”他对她微笑着说，“我不怕冷，放在冰上才好呢。”他指的是太平间，所以她一听就哭了。他安慰她说，“亲爱的，别难过。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她答道，“我要的、我爱的只是你。”同一天，他通过何香凝致电广州，指示北伐军切不可扰民，还对何说，“照顾我的妻子。”他又望着他的忠贞的侍卫副官，对何说，“只要革命政府存在一天，就要任用他们。”①
①同注25，第104页。
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言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庆龄过分伤心而被推迟了的。
他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他的致苏联遗书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食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①
①据李荣关于孙中山逝世前情况的亲历回忆，载《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他说一些单词。四点半时，他唤“Darling”（“亲爱的”，他们夫妇们一直这样相互称呼），是叫庆龄；六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①
①以上孙中山遗嘱、遗书中文引文均据尚明轩着《孙中山传》，第312—315页。
孙中山关于国事的最后的话是：“和平……奋个……救中国”。①3月12日晨，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还只59岁，他同庆龄结婚还不满10年。
①据李荣回忆，见前书。
孔祥熙等人曾宣称，孙中山在病危时曾确认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要求按基督教规行葬礼。宋庆龄对此断然否认：
“我必须告诉你①，曾经有过一种谣传，说孙中山在弥留时要求把他葬在一处基督教公墓并由基督教会主持葬礼。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孙科听了许多朋友的话，曾坚持要在协和医院小教堂举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礼拜，藉以证明孙中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①“你”指本书作者爱泼斯坦。——译者
“由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坚持，确实在医院教堂里举行了一次礼拜，但其他的更大范围的悼念都是非宗教性的。”①表团转递，而只能是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收到后提交给中共代表团的、1991年3月1日北京《人民政协报》报道了这一发现并刊登了第二封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同年3月12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信的全译文。承有关人士协助，本书作者得到了两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这些信件的存在外国学者过去是知道的，如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美国学者莉迪亚·霍罗布尼奇、艾伦·惠廷和马丁·威尔伯在他们有关孙中山和中苏早期交往的著作中都曾提及；据《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51年版）记载，张继（溥泉）曾奉孙中山命带信到北京给越飞（经对照即12月20日一信）。但这些书籍中都只引述了片言只语，而非全文，有的连日期也难以肯定。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
①关于孙中山从病危至逝世的详情在许多书仍中都有记载，绝大多数都是照抄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发表的公报，这份公报由当时在场的孙科、孔祥熙、宋子文、邹鲁和汪精卫签署。本书所用有关这方面情况的材料，除另有注明者外，也是根据这个公报。孙中山政治遗嘱是由汪精卫及其他人（有人说是鲍罗廷）起草的，最初在2月24日读给孙中山听，并得到他的同意。他在3月11日在三个遗言文件上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