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八章 1927年的武汉：考验和分水岭第八章 1927年的武汉：考验和分水岭
宋庆龄和其他先遣人员的队伍于1926年12月10日到达武汉。为了欢迎他们，举行了有15万人参加的一次游行示威、一次隆重的宴会和一次阅兵典礼。这些活动的规模都是同一个国家的首都和一次大革命的中心地相适应的，而这一点也正是这些活动所要显示的含义。
三天以后，在一次由已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合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宋庆龄被选入由五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这个委员会将在其他党政领导成员到达武汉之前，行使党政最高权力。这样做是为了确认广州来的先遣人员有权临时代表全体行事，也为了挫败蒋介石想在他所控制的南昌建都的任何行动。
宋庆龄现在第一次处于政府的最高职位。在国民党内，她几个月前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现在又加入了临时的领导核心。不论是党内或政府的职位都不是她自己所谋求的——当时也好、以后也好，她从来不争名衔——而是出于加强国民党左派的意愿她才接受的。她感到在这时局发展的要紧关头，为了继承孙中山遗志、为了革命，努力加强左派是她的职责。在这个领导核心小组中，她辛勤工作，整天都在办公室里，有时开会直至深夜。小组的其他成员有陈友仁（外交部长）、蒋作宾（国民党资深军人和官员）、吴玉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老党员）和鲍罗廷（首席顾问）。这个小组虽然没有撤换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但收回了许多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权力——这些权力是蒋为了准备实行全面独裁而逐步蚕食去的。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董必武等。
前面已经提到，先遣人员到达武汉时曾受到一艘英国炮舰的骚扰，现在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帝国主义又来炫耀武力，妄图显示长江的水面和沿岸仍然是外国舰队的天下。但中国正在改变，事情的结局出乎他们的意料。
（一）中国人民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领土
1927年1月3日，一队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对付正在举行庆祝的中国民众（主要是工人）。这时期武汉群众的情绪本来在欢乐中已夹杂着愤怒，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新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国兵耀武扬威，还因为不久前天津英租界当局逮捕了14个国民党员并把他们交给北京军阀政府，有的入狱、有的被杀。在武汉本地，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正如早些时候在广州发生的那样——拒不将“关余”交给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给北京反动政府。
尽管如此，聚集的中国群众并不企图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倒是英国水兵首先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消息传出，示威群众人数迅速增加，像潮水般涌入英租界。英国人眼看形势不利并且担心继续使用武力将造成难以预见的更严重后果，就将水兵撤回到军舰上。英租界处于中国群众控制之下。
现在留下的问题是，武汉政府当局将作出何种反应？仍像过去一百年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违背人民意志，不敢触动一丝一毫外国人的特权；还是像过去从未发生过的那样，同人民站在一起，废止这些外国人的特权？
武汉政府一洗过去使国家受辱的作法，支持群众的行动，勇敢地作出决定，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后者也已为当地民众所占领）。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一片中国领土。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起了重大的作用。
据章克①回忆，宋庆龄曾同陈友仁和鲍罗廷讨论战略（章在场）。当时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①这里的描述根据达林《中国见闻录1921—1927》（第213—274页）中他所亲身经历的纪录，以及陈思兰的回忆录《历史的注脚》（英文）。
负责外交的陈友仁考虑到在武汉聚集着约50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正往北开拔，所以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极易受到外国武力或蒋介石（也可能两者联合起来）的攻击。这将从后方破坏整个北伐。因此，陈友仁虽然赞成收回租界，但认为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鲍罗廷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京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
宋庆龄主张采取迅速的、战术性的行动。她的论点是：革命将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强将避免同中国直接冲突，这样的冲突对它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列强之间也有意见不一和利益矛盾的地方。虽然它们都不喜欢武汉政府，它们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对其前途的看法以及当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程度却不相同，因而中国对它们的态度也应有所区别。在武汉，应该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则暂时都不去动它。我们的行动越快，英国人就越是来不及同其他国家协调政策。这样做，武汉革命基地和北伐都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她的看法后为大家所接受并迅速付诸实现，同时由陈友仁负责进行有关的外交工作。
章克还谈到，宋庆龄曾敦促陈友仁，要把群众运动（特别是工农运动）看作他进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础。
现在来简单地介绍一下陈友仁。
这位小个子、黑皮肤、戴眼镜、留短髭、活泼机智、曾在伦敦上学的律师，是很奇特、很复杂的人物。他是爱国的中国人、中国的外交部长，却不懂中文。他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有中国和非洲血统。他痛恨对殖民地人民的歧视和压迫。当了短时间的律师后，他成为一位战斗的新闻工作者，用十分尖刻的英文文字为中国说话。像其他许多海外华侨一样，他一直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在北京主编英文《京报》时，他被独裁者袁世凯逮捕，几乎丧命。他写的东西说理明快、用字简洁，反映了他曾从事法律和新闻工作的经历。作为外交家，他倾向于过多地依靠个人的辩才。章克所说宋庆龄劝告陈友仁的话同她当时自己思想上的变化是一致的。
起初，她曾认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外国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人）是促使中国变化的最活跃的力量。在那个时期，她不可能重视群众运动。现在，在积累了过去几年风风雨雨的经验之后，她正在完成一次十分重大的转变，从对穷苦人的同情变为对群众的信任，并最后产生与群众完全打成一片的自我意识。
正是劳动人民，他们在国民革命军胜利的基础上收回了两处英租界，并且他们的精神和力量是如此充足，以至使英国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并在实际上向武汉政府表示一定程度的承认。
这样，双边会谈就成为可能。在2、3月间，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中方承认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这丝毫无损于收回租界一举的划时代意义——中国人民的意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强国的意志。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作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也一定会使孙中山愉快，如果他还健在的话。
武汉（实即国民党左派）的威望不但在国际上，在国民党内部也在上升。1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的蒋介石，说明首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正日趋改善，特别是收回英租界“内顺民心，外崇威信”，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导人应到武汉来共同策进。①
①章克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曾任陈友仁（后来又先后任邓演达和宋庆龄）的私人秘书。这一段材料来自本书作者对他的访问，他当时虽已年逾八旬，记忆力仍然很好。
由此可见，尽管蒋介石在上个月曾明目张胆地试图在南昌建立自己的党政总部，他甚至于截留第二批从广州去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投票赞同他的主张，武汉方面还是软硬兼施地希望他以团结为重。
1月12日，迫于形势，蒋觉得还是不要像上个月所做的那样拒绝赴汉而是去一趟武汉更为策略。武汉党政最高领导人（包括宋庆龄在内）到码头欢迎，还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呼的口号除对蒋等人表示欢迎外，还有拥护政府迁都武汉及要求汪精卫回国复职的内容。在当时的公众看来，既然原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是因为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而被迫出走的，那末汪的回国复职就意味着必将扭转蒋使国民党的政策向右转的倾向。
但是，蒋的意图不像武汉所希望的那样——改善蒋同政府之间的合作（蒋作为总司令是隶属于政府的），使北伐和国民革命继续在更为团结一致的气氛下前进。相反，他进行讨价还价并阴谋制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汉国民政府、实行个人军事独裁的企图，在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了迎头痛击。①
①据《宋庆龄年谱》，第56页。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蒋在汉口日租界内设立了一个秘密机关，专门收买武汉方面的官员（特别是军官），收买不成就进行颠覆。但这样做对他来说还是太缓慢，所以他回到南昌之后就一心希望占领上海后攫夺大权。他将把这座富庶的城市作为基地，依靠他素有联系的上海富豪，必要时还可以依靠强大的外国势力，以压倒武汉并制止群众运动（由于群众运动对他的军事进展很有用处，所以他对这个目的暂时秘而不宣，还在口头上说群众运动的好话）。
在军事上，通往上海的道路逐步打开，为此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伤亡的主要是那些有亲武汉情绪的部队）。负责全线指挥的蒋介石使用了他最喜欢用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广东的东征战役及以后的许多战役中都用过——战事一起，他聪明地把自己的总部设在距前线较远的安全地带，并尽可能不调他的嫡系部队（这是他的军事和政治资本）参战，让其他部队去付出伤亡的代价。但在胜利临近时，他就立即率领这些经过休养生息、武器兵员完整无损的嫡系部队赶往前线，以便把新占领的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上海的情况却非蒋介石始料所及。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不是由军队而是由周恩来为首的地下共产党员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从军阀统治下夺取过来的。1926年10月，上海工人就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因组织不善而告失败。1927年2月的第二次起义虽然准备工作较为充分而且有30万人参加罢工，但仍被镇压下去。惊惶失措的军阀当局使用了极为残酷的手段，许多共产党人的首级被割下来挂道旁示众。8月21日，全市再度实行总同盟罢工，80万人参加，第三次起义开始。到23日，军阀部队逃离上海。中国第一大城市——除外国租界外——归于工人手中。
上海的大银行家和大买办们（绝大多数已住进租界）被工人起义吓坏了。中小工商业者对“赤化”和列强干涉也存在恐惧心理，所以当这些中间分子被邀请派代表参加新的革命的市政府时，他们都不敢参与。胜利了的上海工人仍然把国民革命军看作是自己的队伍，正准备热烈欢迎。而上海大资本家的密使也已到了总司令部谒见蒋介石，请求这位总司令赶快派兵到上海来解除工人武装，把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作为回报，他们答应给蒋大量财政援助，并告诉蒋，已有外国重兵驻守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将保持“善意中立”。
蒋答应了这笔交易。经公共租界工部局主席美国人斯特林·费森登和法租界当局同意，由蒋向上海“青帮”头子、贩卖鸦片起家的杜月笙（蒋曾是他的门下）供应步枪5，000枝和其他装备。按照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任何携带武器的中国人本来是不许通过外国租界的。但现在他们自己却违反这一规定，让杜手下的人带着蒋供应的武器、乘坐他们提供的有篷卡车通过租界①。工人纠察队受到来自背后的突然袭击，有的被抓住斩首，有的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反动派的子弹击中牺牲了。
①这次在武汉举行的全会由于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的努力，通过了一系列决议，重申孙中山三大政策及国共合作，强调发扬民主、提高党权、实行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军事独裁并大大限制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权力。
（二）坚决回击蒋介石的叛变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一天。蒋介石派出自己的军队去对付为他扫清了进城道路的工人群众，屠杀了数千人。根据他的密令，由国民党右派军官指挥的部队在南京、广州和农村地区也进行了同样的大屠杀。
早在3月20日曾发生过一起“南京事件”。据说有几个外国侨民被蒋的士兵杀害，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西方列强军舰就开炮向城内猛轰，大批中国人死难。事后，英、美、法、意等国向蒋发出了最后通牒。但在蒋叛变之后，就再也不提起这份最后通牒了。原来，这些外国的行动和威胁不过是对蒋和国民党右派发出的讯号，告诉他们现在已是他们放弃反帝、把枪口转向自己同胞的时候了。当时英国外相奥斯汀·张伯伦后来确实曾在下院吹嘘道，英国的目的是“帮助保守派对付激进派”。
也是在4月间，在蒋发动上海政变之前几天，首都北京的军阀政权同所谓“条约国”外交使团合作进行了一项反革命行动。这个外交使团把外交豁免权本来是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但这只是对他们自己而言。苏联大使馆在“使馆区”内，而“使馆区”是由他们管理的，他们却违反外交豁免权，允许军阀政府的警察对苏使馆大事搜索并取走了文件，抓走了19位中国进步人士。这些文件有的后来公开发表（夹杂着另外一些显然是伪造的文件），作为破坏中国现存秩序的“布尔什维克阴谋”的证据。被捕的人大多是上一年“三·一八惨案”（军阀政府用机枪扫射举行反帝示威的群众）后到苏使馆避难的。他们被捕后很快被绞死。
主要的牺牲者是李大钊。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位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五四运动”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进行合作的谈判代表、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领导人。他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朋友，也是毛泽东的朋友——“五四”时期毛还是一个青年时曾在北大图书馆在他手下工作过。他就义时同平时一样，满怀信心，无所畏惧。当时他还不到40岁。中国革命所遭受的损失没有像他的牺牲那样令人极度悲痛。宋庆龄深深地悼念他。①
①约翰·B·鲍威尔着《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英文）是一个美国人的亲身见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本来是蒋的崇拜者，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义愤填膺。
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不过几天功夫，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国民政府”。这一对武汉政府（他是由这个政府委派任职的）明目张胆的篡权和反叛行为却成了他的政权宣称具有“合法性”的基础。
蒋叛变之后，革命的政治联盟又维持了3个月，但只是在武汉政府的辖区之内。它的成员现在只剩下“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武汉政府下令将蒋介石撤职，他就用封锁来对付武汉，切断武汉同上海及长江下游的交通。武汉有许多原料来自这些地方，大部分产品靠长江外运，因此被封锁之后市场短缺现象日趋严重。工商业者开始抱怨经济萧条，工人农民则变得越来越激进，不断加强他们的组织。北伐的军队继续从武汉向北挺进。在这些军队中，有一部分小地主和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军官，希望仿效蒋介石的榜样。在武汉政府内部，这时又有了一个新的领袖汪精卫。他是当年4月从欧洲回来的。作为一个一度被认为是孙中山的“天然继承人”的他，本来是可以为武汉的左派增添威信的。但他的“站在左边”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对手蒋介石站在右边的缘故。
在这样的形势下，宋庆龄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象征，因为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她坚持孙中山的原则，并且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同他在一起。那些嫌她碍事的人想破坏她的名声，或者把她拉到他们一边去，至少也要使她保持中立。但她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遗教，站在武汉政府一边，反对蒋介石。4月22日，她联署了一个给全国各地的通电，尖锐谴责蒋介石在上海的叛变。在这封通电上签名的还有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以及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他们在通电中指出，“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反共”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①武汉及由武汉政府领导的地区开始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群众运动，要求深化革命，作为对反革命的最好回答。
①文森特·希恩在《个人的经历》中说，李大钊有一位女儿同时被捕后也被杀害。本书作者最近从李大钊外孙女贾凯林处欣慰地获悉，这是讹传。贾在1992年3月5日的信中说，李的夫人赵纫兰和长女星华（贾的母亲，时年16岁）、次女炎华（时年12岁）均在1927年4月5日与李同时被捕，但在4月28日下午获释回家。次日阅报始知李已于28日上午遇害。
尽管普通民众极为愤怒，一些以“左派”闻名的国民党政客也发出特别愤怒的声音，但他们中已有人在开始谋划“退路”。他们想更多地依靠那些还在他们的旗号下的职业军官，以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来自蒋介石和群众运动这两个方面的可能伤害。对于工农群众迄今为止对北伐的支援以及把革命推向全国的要求，他们是满意的。但对于群众的社会要求、他们有一种出于阶级本性的恐惧，因为他们和他们部下的军官都有许多亲属是地主或工厂主，而农民要分地主的地，工人要厂主大大提高低得可怜的工资，这是同他们的利益有抵触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忠实信徒的宋庆龄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注意的中心和风暴的中心。在武汉和南京两者之间，她坚定地站在武汉一边。在武汉那些图谋私利的动摇分子和劳动人民两者之间，她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国民党内各派的政客和军人都竭力要拉孙中山这面大旗来装裹自己。因此，如果宋庆龄反对或揭露他们，他们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对她造荡中伤，或施加威胁，或——如果可能的话——把她争取过去。
对她的攻击和造谣——政治的和个人的——真是无奇不有：但对年轻的孙夫人来说，对她掷去的污泥再多，也不可能把她抹黑。
尽管她的外表看去柔弱，想要用命令（蒋介石确实对她下过一道命令）或劝说（即使来自她的家人）使她改变立场，却是办不到的。对她的弟弟宋子文，两边也都在拉他。他犹豫不决，干脆丢下武汉政府财政部长的职责，溜到上海，住进莫里哀路宋庆龄寓所。她试图说服他返回武汉；但他正倒向蒋介石，反而想要她也来上海，最后归顺——至少不要妨碍——蒋政权。她的妹妹美龄（未来的蒋夫人）从上海赶到武汉，一时报章盛传她将使庆龄回心转意，同返上海）。“很明显，她是来把孙夫人带回去的——把上海报纸上由主观臆测而来的谣传变成事实。但她在武汉没有果多久，就一个人回到上海。”这是一位目击者的回忆。①庆龄所挚爱的母亲也来劝说，但同样无济于事。宋庆龄长期以来一贯的特点——对公众的责任感大于家庭私情——丝毫没有改变。
①中文引文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166页。
关于她的家人，据有人记述，她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最看重的是安全，蒋比我能给他们更多的安全。”①但这不是她的价值观。
①陈思兰《历史的注脚）（英文），第82页。关于宋子文的动摇，尼希恩《个人的经历》（英文）。
因此，不论是威胁还是引诱，都不能使她做出违背原则或良心的事来。（她常常用“良心”[Conscience]这个词，可能是所受基督教教养留下的习惯，但以后主要的含义是指政治上的正直。）
（三）外国记者笔下的孙夫人：一位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文雅妇女
有两位当代美国记者记述了在1927年5—6月间（即武汉政府时期）她的言行和立场，为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位是合众社的兰德尔·古尔德，另一位是作家文森特·希恩，当时在“北美报业联盟”工作。
下面先引用古尔德所发电讯中的几段。①这是一篇对宋庆龄的访问记。她明确表示，继续支持处于包围之中的武汉政府（她是这个政府的成员），反对南京的蒋介石政权。她还驳斥了后者对她的造谣和攻击——这位记者根据自己的观察也对之作了反驳：
①见上引陈思兰书。
“‘中国的革命必须进行下去。我们不能容忍任何阻碍……我没有改变……我仍然相信国民政府……我觉得，只要我们保持良心，没有任何一种反对我和这个政府的力量能够得逞。’
“说这番话的是孙中山夫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理想家的遗孀。谈话的地点是武汉。武汉国民政府的敌人硬说她是被‘监禁’的，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对武汉政府表示支持。谈话的场合是她单独接见合众社记者，目的是澄清各式各样关于这位年轻、吸引人、受过美国教育的女士的耸人听闻的谣言。她出于本身的原因正在迅速地赢得领导层中的地位。
“孙中山这个名字闪耀着光辉。这一点现在更为确实，因为孙中山逝世几个月以来，他在国民党中国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只有列宁在苏俄支持者中的地位可以比拟。
“在武汉国民党人的反对者中，有一种倾向是把孙夫人说成是个庸庸碌碌的人、是背了一块响亮招牌的傀儡。确实，孙夫人很谦逊，很少见客，喜欢集中精力工作。但一般人所不认识的是，她是一位既有巨大精神力量和独立性，又有突出的个人魅力的人物。
“‘他们说，我留在这里是被迫的，我不是真心实意拥护这里的政府，’孙夫人微笑着向我解释。‘你自己看吧。我像是被关在自己屋子里的吗？我像是愁眉不展、被迫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的吗？’
“‘这样的谣言，以及另外一些性质更加恶劣的谣言，正在暗中传播开来，想要败坏我和我的家庭的名声、败坏我所献身的伟大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名声，但这将是徒劳的……我并不为此感到很不安，因为我是凭良心行事。如果我的良心是清白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
“在这位纤细的妇女——她的微笑中常带着沉思——的身上有一种使人感到温馨和被吸引的特质，这种特质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有危险性，因为记者在进行采访时常常需要同采访对象保持职业性的距离。所以，应该看一下孙夫人生活的实际条件以及她忙于参加的活动。
“孙夫人不是像一位美国主教板着面孔所报道的那样，乘着私人汽车在前线冲来冲去，指挥作战。她也不是被严密地看管起来，为了使孙中山的名字仍然留在汉口。她安静地住在一套位于三层的公寓楼房里，可以俯瞰汉口的江岸和停泊在长江上的外国炮舰。①她白天晚上都代表她所参加的政府，参与各种没完没了的活动。
①见《在汉口访问孙夫人》一文，载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1927年6月11日一期（未载明合众社原电电头日期及访问日期，总在一周或十天之内）。
“她最近担住的一项工作是红十字会组织工作。她一直致力于武昌政治学校的工作，特别是女生的工作。但目前红十字会工作花去她很大一部分时间——她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吸收外国人参加；她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国民党组织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机构——的成员，又是国民政府的官员。
“孙中山认为有必要取得国外的援助，孙夫人也如此。她指出，她的丈夫相信‘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①。就她自己来说，她曾受外国教育、精通英文、具有个人的吸引力，因此能够发挥很大作用。如果武汉政府能够顺利渡过眼下的危机并真正控制全国（这一点目前还做不到），她能起的作用，无疑将会更大。
①她住在汉口中国银行大楼的二层楼，鲍罗廷一家也住在这里。
“‘我们必须有信仰。’她说这句话时所表现出来的热诚，其强烈程度几乎像是宗教徒。‘我们必须同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听任谣言和警报来扰乱我们，革命便将失败。但我们将坚定不移，而革命也不会失败。’”
下面是文森特·希恩的记述。这位敏感、有才华的作家生动地刻划了他同宋庆龄的首次会晤，并就他后来对她和时局的进一步了解加以补充。①
①这可能是古尔德没有顾及上下文而断章取义的结果。孙中山认为国家应以公有制为主，资本主义企业应准许存在但须加节制。
“黑洞洞的会客室一端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位穿着黑色丝服的小巧、含羞的中国女士……她一开口说话，她的声音竟是如此温柔文雅，我几乎要跳起来了……我猜想，她会是谁呢？孙夫人是不是有一个女儿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美好的形象——如此弱不禁风和怯生生的样子——会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妇女革命家……
“我听说过关于她的许许多多事情，绝大部分都是胡说。美国报纸在这方面跑在最前头。照它们的说法，孙夫人是‘中国的圣的贞德①’；她率领一支中国女兵作战；还有其他种种说法，随报纸头版头条新闻作者的幻想而定。关于她确曾带兵打仗的说法，传播得是如此之广，甚至于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有人相信。在上海，这一荒诞传奇又掺杂了许多更富攻击性的谎言，污蔑她个人的性格和动机——在上海这样一些‘条约口岸’”②，这是在政争中人们爱用的方法。尽管我还不至于糊涂到相信大多数这类谎言，但种种说法加在一起，一定在我心中造成了某种关于她的印象——我在期待着会见一位庞大可畏的人物。但正相反，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很纤弱的身材，带着最迷人的楚楚动人的神态……
①“圣女贞德”（1412-1431），欧洲战争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曾把法国从英格兰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她自言奉上帝意旨，请缨作战，所到之处，军中土气大振，后因伤被俘遇害，年仅19岁。——译者
②指中国因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通商口岸。——译者
“但是，孙夫人同时具备着另外一些特质，常能帮助她努力克服自己的羞怯……她的庄重是如此自然和确切，简直可以称之为雍容华贵……她还有罕见的精神力量，使她在严重的危险中镇定如常。她对孙中山的忠诚以及她作为孙夫人的责任感，使她能够永远经得起各种考验……死不能吓倒她……贫困和流亡、自家亲属对她的忿怒、世界各地对她的诬蔑也都不能使她的意志屈从于她认为错误的道路。”
希恩然后总结道：“她是‘中国的圣女贞德’——这是从真切的意义上说，而不是像头条新闻作者们所希冀的那样只不过制造一个形象。但你必须在认识她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后，才会认识到在她那完美、纤弱的躯体中所蕴藏着的精神力量。”
希恩的话也许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一些外国人把她描绘成一个凶狠的“布尔什维克的双枪安妮①”固然是荒唐的漫画，她作为一个武装战士的形象——尽管距实际很远——对于中国的被压迫人民（特别是妇女）来说却有着一种十分不同的作用。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回忆说，正是这样一种关于宋庆龄的传说——既令人振奋、又合乎愿望——使她从一个农家姑娘成为一名游击战士。
①双枪安妮是过去美国西部片中的女主角。——译者
在中国，为国家和正义而战的“女英雄”一直是受人们欢迎的古老而有力的象征。有一定史实根据，但加上许多传说的女英雄如穆桂英、花木兰等等，千百年来通过小说、戏剧、民间文艺、说唱（“会走路的、给文盲读的书”），广为传颂。她们的事迹反映出中国妇女所具有的、长期为封建社会所束缚的巨大而活跃的潜力。同样地，官方推行的关于孀妇终身守节的故事则强调了封建社会所称颂的消极的“女德”。在宋庆龄身上，从1925年以来，许多中国人看到了作为一个贞节的遗孀和一个女战士的双重结合，这是为了适应国家的新的要求，是予人印象极为深刻的。
（四）领导妇女运动及伤员救护
古尔德在他的访问记中谈到了宋庆龄在教育和动员妇女以及帮助伤员方面的活动。这些确实是她经常关心的事情。
1927年2月，她作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在武汉创办了一个妇女政治训练班。这个班可以被认为是在广州已经着手的工作的继续和扩充。①随着北伐的进展，妇女运动在国共两党联合主持下迅速发展（同农民运动一样，共产党员担负主要的组织工作）。妇女联合会会员达30万人。在湖南和湖北农村，妇女运动和农民运动汇合成对封建统治的巨大冲击，为北伐的不断取得胜利打开道路。在武汉，在群众收回租界的斗争中，妇联会员（多数为纺织工人）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①文森特·希思着《个人的经历》，第208—209页。
创办妇女训练班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政治领袖以发挥这样的积极作用。第一期学员100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工人，其他是学生，以后还计划推广。训练内容既有理论课程，也有革命实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课程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国际形势等。教员主要有著名共产党人张太雷和恽代英①，还有五四运动老战士刘清扬（女）等。宋庆龄有时也去讲课，还担负大部分行政工作。技术课程有宣传工作、战地救护等。学员毕业后被派到北伐前线、医院和农村，把学到的东西用于实践。武汉政府从革命变为反动之后，极大多数学员保持了坚定的立场，有的为信仰而牺牲、有的转入地下或进入游击区②、有的被派往苏联学习，一路上冒险犯难、艰辛跋涉。
①刘家泉着《宋庆龄和大革命中的妇女运动》一文是一篇很有用的概述，载《人民日报》，1985年5月5日。
②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中央委员。张太雷于1927年底“广州公社”起义中牺牲。他可能是宋庆龄最早认识的共产党人，是在他陪同马林于1922年到桂林同孙中山会谈的时候。恽代英也参加领导“广州公社”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1930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1931年春为蒋介石政权所杀害。
从广州到武汉，宋庆龄对妇女运动的关注——人们会注意到——已从大学女生转向全体中国劳动妇女。在柏林学生1927年编印的一份简报上曾发表过一篇有关妇女训练班的她的谈话，后来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在印度转载发表。①她一开始就表达了很高的希望。她带着武汉革命高涨时期的乐观情绪说：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特别是《为女权斗争的战士》、《中国的新女性问题》、反动统治下的“赤色”湖南》等章）记录了一位老练的新闻记者的印象。
“我们的祖母比美国妇女落后五百年，但我们的女儿可以比美国妇女先进五十年。”
她接着把妇女解放事业同孙中山的遗教联系起来：
“孙博士……在他的著作中不断指出，不仅我国的男人、我国的女人也必须获得自由。他不只是一位政治革命家，还是一位社会革命家，在妇女问题上尤其是这样。不管他到什么地方或做什么工作，他总是为所有阶级和男女两性的自由而战斗。同他一起坐在会议桌旁的总有他的女同事，现在在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上，仍然有妇女继续参加……”
她接着说：
“从整个历史看来，中国认识到它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并决心自求解放只不过是一个钟点之前的事情。……中国的母亲们发现她们的女儿们有点怪，祖母们则把这些孙女看作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但我们年轻一点的妇女感觉到，在年纪比较大的妇女们的心中也许有一种模糊的对我们的妒羡心理，以及对我们今天生活的不敢明说的赞同。”
她把自己的祖国中国的妇女同她留过学的美国的妇女进行比较，称赞后者的“责任心、严肃性和勇敢精神”，接着说：
“但是我怀疑，美国妇女能否想象得出今天中国妇女运动的规模。我在美国留学的四年中，同许多妇女有过亲密的接触。我看到她们为争取选举权而进行的殊死斗争，也看到她们不断鼓动实行‘法律面前男女平等’，但我知道，她们所要粉碎的束缚她们的锁链，比起中国妇女身上的锁链来，恐怕还没有一半粗。……我有时觉得中国妇女要得到美国妇女已经获得的自由，恐怕要过几十年或上百年。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
但在结束谈话时，她表达了强烈的希望。这种情绪是当时武汉——虽然危机四伏——特别是包括宋庆龄自己在内的青年一代的主调：
“但是我错了。我们妇女身上的锁链固然沉重，但在革命的强力打击下，这些锁链今天正在破碎……中国国民革命正在为自由奠定坚实而广泛的基础，从而把所有的社会罪恶和奴役连根拔起。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一伟大的潮流之中——最上层和最底层的人、男人和女人、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我们曾一度以为我们距离目标非常遥远，但现在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不必一定要像蜗牛一样爬行……”
接着，她再一次宣扬“国民党起草的新宪法”对妇女所作的伟大保证：
“保证妇女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在新的中国，我们妇女用不着为选举权和对自己子女的监护权、为平等公正的婚姻法去斗争。结婚和离婚对男人和女人都将一样。平等的公民权利、普选权和男女相同的财产权将成为我们的革命纲领的基础，就和中国在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享有绝对主权一样。……我们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这意味着它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合乎道德的。”
这些话所说的也许更多地是宋庆龄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当时武汉的现实——她很快就将知道这里隐伏着的陷断。她年轻、活泼、乐观，深深感染着西方的民主理想，并且坚信这些理想将在东方的革命中实现、甚至超过。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所写的报道中也有一篇是关于“孙中山夫人为训练女宣传工作者而创办的政治学校”的。①
①据《今天的中国妇女——中国孙中山夫人访问记》，载《现代评论》（英文），加尔各答，1927年7月。文末注明出处“柏林，中国新闻局，转自史沫特莱的德文”。由于史沫特莱当时尚未来中国，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她把这篇文章从德文翻译过来。也可能是这样：访问孙夫人的原来是一个美国人（这一点从她一再把中国妇女同美国妇女相比较显示出来），史沫特莱当时在柏林把这篇访问记译成德文，然后在印度又有人把它从德文译回英文（史沫特莱同印度保持着联系并有密切的政治和私人关系）。这篇访问记的一些具体内容在宋庆龄的《论中国女权运动》一文中都有。此文载于1927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广州《民国日报》（在武汉也一定同时发表），并收入1966年出版的《宋庆龄选集》（第16—17页）。据斯蒂芬·麦金农所著的史沫特莱的传记，在这段时期，史沫特莱在德国已听到了许多中国革命的经验，所以急于在印度发表家的访问记。
章克回忆说，宋庆龄在妇女运动中的态度不只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而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的——这是思想的核心。她对训练班的学员们说，“我们一方面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另一方面也反对有钱的女人压迫穷苦的女人。”对于那些被卖给有钱人家太太作婢女或童养媳的穷苦女孩子，她竭力声援和帮助她们；凡到妇联来求救的，她总是根据新的法律使她们得到解脱并送她们去上学。有的成为积极的革命工作者。
在另一方面，当她听说汪精卫的太太陈璧君坐公车到汉口最大的英商惠罗公司为她女儿购买豪华服饰却把发票交给公家付帐时，非常气愤。她发怒道，“她算什么革命党？这些人还有丝毫人格吗？”从此以后，尽管陈璧君是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妻子，并且本人也是国民党中执委，宋庆龄同她没有任何来往。
也是在武汉，宋庆龄被任命为卫生部长并成为北伐军红十字会首任会长。1927年5月，在河南省内发生激战时，她建立起伤兵医院并参加工作。据当时在场的一位苏联妇女薇拉·维什尼亚科娃—阿基姆娃①说，从前方撤到武汉的伤兵有8，000多人，运送伤兵的列车在侧线上都停满了。
①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汉口杂忆》（英文），纽约《亚洲》杂志，1928年，第794页。
另一位苏联目击者马克·卡扎宁①记述了宋庆龄主持的义卖会。“在义卖会上出售的有吴佩孚将军逃走时留下的书画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全部收入用于对每天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的救护……[买主中有]大腹便便、仪容整洁、穿着黑色长袍的中国商人，这些人对古董很识货，也买得起。”这一描写反映了武汉社会的某些矛盾，新的和旧的并存，并且很快就显示出发生冲突的趋向。
①薇拉·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姆娃着《在革命浪潮澎湃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俄文），第230页。当时阿基姆娃是中国国民革命军苏联顾问办公室一名年轻的女工作者，先在广州，后到武汉。她是一位敏感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她记下的印象保留了新鲜感和真实性。
阿基姆娃还叙述了另一种集资的办法。宋庆龄曾组织过一次晚会，到会的有武汉党政领导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也在内）。表演者中有专业演员，也有业余演员（包括领导人的子女）。后者中有陈友仁的两个女儿思兰和玉兰，她们是用英语演出的。思兰后来回忆道，她们异想天开，“把在伦敦学来、后来又在特立尼达‘炒冷饭’的一些圣诞节上的童话剧改头换面一番……观众对我们这两个小女孩的努力表现出高度的容忍……”
话很轻松，但形势是严峻的。陈家姐妹两人也参加了医院工作。“我们坐在过道里，制作药签和绷带……尽管设备和条件非常原始落后，这里是全省最好的一家医院。起初，看到人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很害怕，但过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
阿基姆娃则观察到宋庆龄在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思想，她能把不支持北伐的个人和组织也动员起来参与人道主义的工作，如伤兵救护。教会办的医院除伤兵救护外，还参加了为伤兵募捐的工作。思兰也提到，“一组美国医生和护士刚到汉口负责伤兵医院的工作。”①她还说，宋庆龄“知道怎样做最合适……（她）邀请了所有外国领事官员”参加一个红十字会办的游园会，在经济上收获不小。美国外交官约翰·卡特·文森特后来回忆说，他当年曾参加这个游园会，宋的美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①马克·卡扎宁着《中国在二十年代》（俄文），第266—267页。
所有这些活动——目的明确，气度恢宏——预示着在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将从事的类似工作。
在武汉的医院里，宋庆龄不但做医疗工作，还做政治工作。在一所医院里，伤兵们用手榴弹威胁医务人员，几乎闹出事来。国民革命军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宋庆龄赶到医院，以热情的、同志式的态度同伤兵们谈话。宋庆龄说：你们在前线负伤流血，回到后方来，没有很好地关怀照顾你们，我们感到遗憾，也十分难过。她接着说明了这次北伐对国家民族的重大关系，对伤员们晓以大义，又热泪盈眶地表示同情与关怀。负伤官兵听了之后，深受感动，闹事立即平息。后来查明，这次闹事是南京蒋介石方面派人来暗中唆使的，以打击武汉政府。邓、宋的热情和勇气帮助挫败了这一阴谋。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