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2
“伊罗生先生说，‘我问典狱长，如果在我下次探视前，牛兰夫妇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典狱长回答道，‘嗯，那也没有办法。’”①
①另一篇叙述载《中国网》（英文），1934年1月13日，没有著名，可能是伊罗生自己写的。
牛兰夫妇活了下来，在狱中又被关了五年。宋庆龄从未停止要求释放他们并曾多次亲往探望，还请外国友人去看他们。最容易获准去探视的是年轻的黎巴嫩一美国籍医生马海德。（他后来同斯诺去访问中国红军并留在那里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入了中国籍，成为国际著名的消灭麻疯病的专家。）
宋庆龄还设法使牛兰夫妇能经常看到他们的年幼孩子吉米，最后并协助把他秘密转移到苏联去。（他现仍生活在苏联，他的真名是吉米斯奇·亚特列维奇·莫斯切科，有一段时期他从事苏联外交工作，现在已退休。①）
①据纽约州立大学教授A．汤姆·格兰菲尔德的来信。
牛兰夫妇直到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几个月才获自由。南京陷落前日机大事轰炸，狱卒们逃离前把狱门打开。牛兰夫妇溜出监狱，辗转到达上海。宋庆龄把他们安顿在一个空闲的公寓里，又从自己家里搬去一些家俱，使他们隐藏下来。最后他们也被转移到苏联，一直住到60年代去世。（最近本书作者才知道他们的原名叫雅科·然德尼科和塔季扬娜·莫斯切科。）
（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2年，宋庆龄还在忙于营救牛兰夫妇的时候，就着手组织力量，从事营救全国政治犯的工作。在她领导下，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加同盟的著名人物有蔡元培和鲁迅，还有杨杏佛（任秘书长）。其他成员有胡适和林语堂，他们后来都转入蒋介石阵营中去了。同盟中有两位活跃的外籍成员史沫特莱和伊罗生，他们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委员会中也是积极分子。同盟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成立后立即开展宣传运动和法律斗争。
在第一个案件中，白色恐怖的魔爪已伸到靠近宋庆龄的地方。1933年3月，庆龄的至友何香凝之子廖承志被捕。当时24岁的廖承志是庆龄从小看他长大的，前一段时期在柏林和巴黎还时相过从。他回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及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专事出卖同志以求苟活的叛徒发现了他。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也是在外国租界被捕的，然后转送给蒋介石的警察局。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即：在上海秘密养伤的红四方面军的师长陈赓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
宋庆龄立即挺身而出，发表声明《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①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45—48页。
廖仲恺是国民党的烈士，国民党要杀害自己的烈士的儿子实在太说不过去。因此，廖承志这位热血青年很快就获释，条件是由他母亲保证他以后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
他获释回到母亲家几天以后，宋庆龄突然去看他，对他说她“代表最高方面”要他写出（1）在白色恐怖下能否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的意见；（2）他所知道的叛徒名单。他把这两条都写在一张很薄的纸条上，她把一支烟卷的上半截掏空，把纸条卷塞进去，放进皮包，就从容地走了。他回忆说，宋告诉他这“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①
①廖承志《我的吊唁》，原载1982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周年）《人民日报》，收入《廖承志文集》时标题改为《我的回忆》，下卷，第650—652页。
不久，他在母亲的支持下，逃出上海去参加正在长征中的红军，开始新的光辉的革命历程，直到80年代。
宋庆龄两度设法挽救红军将领陈赓的生命。陈赓负伤后秘密来沪，她安排他到表兄弟牛惠霖医生的诊所治疗和庇护。牛惠霖医生的遗孀对本书作者回忆说，①“陈赓到我丈夫的诊所时，一条腿里有一颗子弹，人很萎顿。当时规定，医生遇到有枪伤的病人须向警方报告。陈赓说，‘不要去报告。我不是一个逃犯，我是一个共产党。’我丈夫打电话给孙夫人，夫人说，‘治好他。’所以我丈夫就把他隐藏起来，治疗了一个月。”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的；牛医生在把事情弄清楚之前，无意中把陈赓放在一间已有一个在“剿共”中受伤的国民党军官住着的双人病房里。陈赓同这个军官曾在黄埔军校同过学，彼此很快就认出来了。但由于这次会面纯属偶然，并且是在一个“中立”的地方，所以双方都同意保守秘密。这个故事在抗日战争中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流传很广，可能是用以说明两党的军人既有如此深的渊源，是能够、也应该并肩战斗的。不管是否确有其事，人们传播和相信这个故事反映出在中国的革命史上那种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
①1985年在上海访问牛医生遗孀的谈话记录，她在美国居住多年后那时刚回国。
陈赓康复后在伪装掩护下做了一段时间地下工作，其后被捕。他被关押的时间较廖承志长一些，是宋庆龄再一次把他救出来的。她在毛月间亲赴南京，当面指斥蒋介石：
“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东江之役（1925年）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①
①据廖梦醒着《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一），《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在1925年东江之役中，陈赓时为黄埔军校学员，在蒋介石指挥下作战。一次总指挥部遭敌突袭，蒋惊惶失措、体力不支，陈赓把他背起，脱离险境。
这一次蒋介石的作法同对待邓演达不同，他没有下令杀害陈赓。
陈赓后来从关押的地方脱逃，回到红军中，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61年在国防部副部长任上病逝。
正是与这些案件相关连，宋庆龄于1932年12月发表了她的纲领性文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①。她列举同盟任务如下：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31—42页。
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
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
三、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
任何人不论属何党派均可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只要他们不是限于个别案件而是准备对现行反动恐怖制度和箝制民主权利的行为发起挑战。她说：
“民主权利是不能与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国的斗争分开的……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对革命都是必要的。我说对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不然，除了投降与分裂，就没有其他出路了。”
宋庆龄正面回答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你们要求释放绑票匪吗？”
“我们的答复是：绝不！绑票匪和匪徒们是今天统治中国的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反对这一制度。……正如美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私酒的贩卖上，中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就奠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的政权以及鸦片的买卖之上。而且，我们所反对的是正在全国及租界中进行的对反帝战士的绑架和逮捕，那是中国人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干的，而且常常由他们的工具——棍徒们来执行。……害怕跟这些罪恶作斗争的人们最好不要参加本同盟。”
在前面提到的《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中，宋庆龄称罗登贤等五位被捕的革命者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她引述罗登贤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
“‘你们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组织与领导了香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作战，打击日本强盗。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
罗登贤未经审判就在8月间被枪决，年仅29岁。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很少几个出身工人的领导人之一（在香港的英国太古造船厂做工10年），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宋庆龄还指出在中国的外国当局所扮演的可耻角色（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他们忙于搜捕革命人士，送给蒋介石去屠杀。在这方面，捕房督察长英国人吉文斯和法国人若贝兹都是臭名昭著的）。
“租界的法律规定，在引渡被告前没有表面证据，使控告他的案子能够成立。……在处理杀人犯、绑票匪、鸦片贩与一般流氓的案件时，租界当局是热心地维护它的司法权利的。然而昨天，并无真凭实据，只凭巡捕房眼线的一句话‘我认识他们，他们是共产党’，五个革命志士就过了堂而且被引渡了。……而法庭上的国民党代表却全副武装……据说在开庭之前他还对人说，‘全部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她说，被帝国主义者誉为“安全与公正的岛屿”的上海公共租界实际是“卖国活动的大本营”。“在此地，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们正与日本侵略者的代表们忙于公私酬酢，准备签订秘密条约，把我们的国土和千百万人民奉送给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正当这阴谋进行着的时候，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工作者和领袖们却因为反对祖国被瓜分和奴役而受到了逮捕、酷刑、处死、在中世纪的牢狱中活受罪。”①
①同注30。
在另一件要案、即邓中夏的案件中，宋庆龄坚持不懈的营救努力未获成功。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和最有实绩的劳工领袖之一。他被上海法租界警方逮捕时是用的假名“施义”，身份没有暴露，只是涉嫌。宋庆龄委托进步的女律师史良向法租界交涉释放。但后来一个叛徒指认他是邓中夏，蒋介石获悉后坚持要求引渡给南京政府，法方照办了。
像邓演达一样，邓中夏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在1933年9月被枪决，年仅39岁。
邓中夏之死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参加过同孙中山的谈判，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1925年期间，参加领导中国最著名的铁路工人和海员大罢工。1927年后他帮助老朋友毛泽东在农村地区建立新的红色根据地——如果不是牺牲得这样早，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成就。
在白色恐怖下保护革命者是很危险的。很快，民权保障同盟本身就成了打击的目标。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法租界距宋庆龄寓所不远的街上被蒋介石的“蓝衣社”分子所暗杀。杨有学者风度，又有无畏精神。他早在1912年就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总统府秘书处任职，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口国后在南京任教。1925年孙中山灵梓迁葬南京，他是丧事筹备处总干事。遇刺时，他是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遇刺的地点在他的办公室和住所之间，①和他同行的儿子小佛腿部也中弹。他是一个非共产党的自由主义者，国民党的老党员，学术上很杰出，是安装技术专家。但这一切都未能使蒋的蓝衣社刺客们发善心。
①杨杏佛之子杨小佛1985年在上海与本书作者会晤时曾对出事经过作了详细叙述。
杨的遇害对宋庆龄和她的事业的打击可以从当时流传的一句话中表达出来——“邓演达之死使她失去左臂，杨杏佛遇害使她失去右膀”。①
①同上注。
这位瘦高个子、口衔烟斗、充满活力、沉静而勇敢的人早就接到过许多恐吓信，如果他不解散民权保障同盟、不停止“干预”反动派的乱捕滥抓，就会被置于死地。但他没有被吓倒，因此反动派就决定对他实行暗杀，借此不仅可以摧毁民权保障同盟，并且警告宋庆龄，她将成为下一个目标。为了加强这一警告，还给她寄去了“经典性的”象征物——一颗子弹。
她的回答是发表声明，给以有力回击：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杏佛）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①
①载《宋庆龄选集》，第79页。
她在毫无防卫的情况下亲往参加杨杏佛的丧礼，一方面是表示对敌人的蔑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孙夫人”在场，丧礼可以得到一定保障。当记者问到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务时，她说，“当然继续进行”。但其后不久，同盟被迫解散，因为杨铨的遇害不仅使一些人感到恐惧，也说明了应采取另外的方式继续斗争，而不是使同盟的领袖和积极分子遭受同总干事一样的命运。
在同盟存在的半年时间内，它所完成的业绩是很多的。除上面已记述者外，它还曾派出工作组去北京，成功地救出了因抗日爱国活动而被国的人士，其中有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积极分子许德来，还有不到20岁的中学生。许获释后立即加入同盟北平分会。
老新闻工作者刘尊棋是这些获释者之一。他的回忆录叙述了这次营救活动是怎样开始的，从中反映出宋庆龄的品格和行动的迅速。①
①刘尊棋着《庆龄同志，感谢你的救援！》，戴《人民日报》，北京，1981年6月4日。刘以后曾任多家报纸的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重庆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建国后在50年代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长、80年代任英文《中国日报》总编辑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有20年他因受极“左”路线之害，不是坐牢，就是被剥夺正常的工作权利。在彻底平反后，他除上述职位外还任全国政协常委。
在狱中，从偷送进来的报纸上，刘尊棋看到了宋庆龄领导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以及上海英文《中国网》报关于同盟的介绍。他就同狱中难友（包括以后成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薄一波和刘澜涛等其他共产党人）商量，打算写信给宋庆龄。大家同意后，推刘起草，因为他的英文很好。信中揭露他们被关押的所谓“反省院”实际上是一座军人监狱，犯人们都是未经审讯就被无限期关押在这里的。他们受到残酷的折磨，不能读书和写家信，也得不到医疗。犯人们要求释放他们出狱，让他们上前线去抗敌救亡。
这封信冒着巨大风险被偷送出去。宋庆龄收到后不但立即交给《中国网》报发表，并派出小组到现场调查，由总干事杨杏佛带领，成员中有同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他们去向当时掌握北平军政大权的“少帅”张学良陈情。张因日本强占了他的故乡东北，深为悲愤，所以对抗日运动表示同情。他派了一个部属参与调查。几个月后，刘获释。
在这次营救活动中，北平分会主席胡适表现动摇，因而被同盟开除。胡愿意请求释放这些犯人，但却实用主义地为犯人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加以粉饰。宋庆龄指出：“中国有许多所谓‘知识分子’，胡适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除非酷刑在他们的眼前施行，他们是不相信监狱中施用酷刑的。可是，有哪一个犯人敢在狱吏面前公开说话呢？有哪一个狱吏会让调查者看一看刚受过酷刑的囚犯或者让他亲眼看看酷刑的场面呢？”①
①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述请参阅《宋庆龄纪念集》中许德珩、胡愈之等人的文章。关于开除胡适，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中已作了解释。据许德珩说，胡“大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暗中则和丁文江通过反动政府和驻德领事馆撤销了史沫特莱的（《佛兰克福报》）驻华记者的名义”，“当民权保障同盟提出监狱黑暗的问题时，胡适……竟向外国记者吹嘘监狱中如何自由……为反动当局粉饰罪责。”
作为一种在犯人们中间制造不和和互相怀疑的诡计，国民党警方释放了一部分人，而继续监禁了另一部分人，从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刘尊棋还在狱中时，他们把他的名字偷偷写在一份“自首书”上（实际上他自己从未签过字）。这使他蒙受了几十年不白之冤，直到最后查清了事实，证明“自首书”是伪造的。
同盟还成功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绑架著名女作家和女权运动者丁玲的事实，从而救了她的命。总的说来，同盟向全国和全世界舆论界揭露中国当局的白色恐怖，使这些恶人处于被动地位。
同盟也曾设法要求国民党释放陈独秀。陈是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后转向托洛斯基派，所以他的观点同宋庆龄及其他同盟积极分子是大不相同的。
在同盟所有这些活动中，宋庆龄的声音和威望起了主要的作用。
（七）谋害宋庆龄的阴谋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30年代的上海，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忙于策划消灭她或使她不能开口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被派到上海法租界去领导这一秘密工作的“军统”少将沉醉①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如何监视和骚扰宋庆龄。有一次他还拟订了一个从肉体上消灭她的计划，得到军统头子戴笠的赞同，上报给蒋介石。
①这里引述的材料来自沉醉和文强合著的《戴笠其人》和他所著的《军统内幕》、《我这三十年》两书（后者由北京外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英文版，书名改为《国民党战犯在新中国》）。近年来沉醉任全国政协委员并在其文史资料部门工作。
据沉醉说，蒋本人痛恨宋庆龄，想除掉她。但他又怕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公众的抗议浪潮，因此想先用一场神经战来封她的口。特务们被派到她莫里哀路寓所附近进行监视，并不断打电话或写信去威胁和侮辱她。前面已经提到，杨杏佛是在蒋的亲自命令下被杀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杀杨儆宋”。
沉醉每天要写一份关于宋庆龄活动情况及来访客人的书面报告。因为在法租界有所不便，他想让她搬到更便于他掌握的地方去住，或者干脆把她赶出中国。但一切计谋都由于她的沉着坚强而归于泡影。其中有一个试图收买她家佣人的打算。据说有一个诡计是由戴笠得意地亲自制定细节的，内容是安插一个适当的人去追求宋庆龄的贴身女仆李姐（李燕娥），因为这时李在经历一次被残酷破坏的婚姻后正想重新物色对象。老实的李姐把事情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对这个伪装成出租车司机的年轻漂亮的小特务问了几个问题，就发现了破绽。①
①关于李姐的故事说法不一。有人说她主要只是在家里从事家务，不大外出，不可能受到这样的“培植”。
沉醉自己为戴笠设计了一个使宋庆龄“发生车祸”的计划。他从上海大流氓头子、鸦片大王杜月笙那里借来一部特别加固的汽车，准备用它去撞来的座车，为此还进行了“演习”。他们的设想是使宋受伤致残，最好是使她头部重伤，永远不再能思维和说话。沉醉自告奋勇，愿意自己去开车撞击，如果被控有罪，他不怕坐牢。戴笠称赞他的“忠心”，并告诉他不用担心法国人会抓他去坐牢（“车祸”预定在法租界“发生”），会有办法把他弄出去的。戴笠还单独请沉醉吃饭，进一步商讨了行动细节，但这个计划一拖再拖，最后被取消了。其间戴笠一再追问他，是否有把握使来致残而不是致死？如果致死，那会引发一场全国性、以至世界性的怒潮。很显然，是蒋介石最后把这个计划搁置起来的——因为他还是想在宋的事情上使自己保持清白。
（八）抗议纳粹暴行——同萧伯纳谈话——反战大会
在这段时期内，宋庆龄的国际性活动除营救牛兰夫妇外，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即；抗议德国的法西斯恐怖，同萧伯纳的谈话以及在上海举行的远东反战大会中发挥领导作用。
法西斯主义从一出现起就为宋庆龄所厌恶。在20年代，反对中国革命的外国反动分子就自称“上海法西斯蒂”。蒋介石请德国的军官和警官来充当他打内战和“反颠覆”的顾问，还请来了一个意大利空军代表团。现在，他又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队和希特勒的褐衫队，组织起自己的“蓝衣社”。另一方面，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反法西斯力量曾给中国受困的进步人士以有力支援。因此，在希特勒1933年在柏林掌权、这些德国友人自己成为牺牲品时，宋庆龄和她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事鲁迅、杨杏佛、史沫特莱、伊罗生和林语堂，立即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去提出强烈抗议：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全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
“……自从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与数千工人阶级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已被逮捕了。被捕者在牢中、在纳粹冲锋队的营房中以及在集中营中受到酷刑……成百的人被杀害后，尸首常常被抛到河里、湖里或丢弃在森林里。其他的人被枪杀后，当局还要散布消息，说他们是逃跑时被射击而死的，或者说他们是……自杀的。不用说，所有这些都是残酷的谋杀。
“……德国工人阶级数十年斗争得来的权利被粉碎了……所有德国进步的学术与文化生活全被摧残。”
她列举了被迫害和放逐的知名人士，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小说家佛希特万格和托玛斯·曼、艺术家马克斯·里伯曼和凯绥·柯勒惠支、名指挥家波卢诺·瓦尔特等，指出“其他成千的无产阶级与进步作家们的命运，甚至更糟。”
她接着指出：
“报纸在法西斯铁蹄下喘息着。整个工人阶级的报纸，甚至那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喉舌如《世界网报》和其他一些更温和的报纸全受到箝制……至于德国政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动起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更是人类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个征象。
“最近这种野蛮行为是表现在焚毁进步作家、无产阶级和犹太作家的书籍上，这种事只有在人类历史上野蛮和无知的黑暗时代才发生过。……
“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上述的事实……”①
①《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大人民的迫害》，载《为新中国奋斗》，第49—51页。
这一声明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特别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声明中列举了许多详细的具体事实不只是让德国法西斯知道他们的暴行已大白于天下，还使中国公众知道了真相。
在抗议德国纳粹暴行之前，宋庆龄于2月17日会见了在环游世界旅行中抵达上海的萧伯纳。上海有许多人邀请萧伯纳，但他都拒绝了，只要求见孙夫人，八五八书房当她和朋友们登上他所乘的“不列颠皇后号”时，他说，“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去呢？”但在宋庆龄邀请下，他还是同大家一起上岸到莫里哀路29号来寓。在游轮上、在接送他们往返码头的小艇上（每次需两小时）、在宋家中，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参加谈话的先后有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伊罗生和林语堂——都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史沫特莱把谈话详细记录了下来，共有21个打字页，①下面摘录一部分：
①原稿复印件承史沫特莱传记的作者贾尼斯和斯蒂芬·麦金农惠赐本书作者。
萧：请明确告诉我，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宋：几乎没有……南京政府把最精良的军队和武器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萧：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军队和红军组成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
宋：去年12月，在华中地区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苏区推进，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队达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协议。
萧：这个建议够公平的。
宋；但没有被接受——从那时以来，南京的军队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
萧：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国民党……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萧：但是谁选出这个政府的呢？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呢？
来：……谁也没有选谁。蒋介石有他的军队，所以他是独裁者。
萧：……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什么呢？
宋：当革命统战线（1927年）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你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你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请告诉我，南京政府有没有想收回你的“孙夫人”的称号。
宋（笑）；现在还没有，不过他们会要这样做的。
萧伯纳的问题是很锐利的，对他的主人的许多意见也表示同意。但他没有像宋庆龄等所希望的那样，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筹议中的上海反战会议公开表示支持。（他宁愿信任“国际联盟”的“知识合作国际局”。）萧在老年总是逃避作出承诺和建议，但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机智为乐，如以下的对话：
宋：萧伯纳先生，我愿意陪你看看闸北（在1932年被日本人在战争中破坏）地区。
萧；但所有被毁坏的地区都是差不多的。有一次我被带去参观佛兰德①，我看到那些瓦砾堆时对我的向导说，‘这要同复活节那个星期后我的家乡都柏林比起来②，根本算不了什么。’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译者
②指1916年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的民族起义。——译者
宋：我愿意陪你去看看中国的一些真相……那就是中国工人工作的厂子和一些工人的家庭。
萧：我早就知道了！他们极度贫苦。像伦敦和其他类似城市的贫民区……
[关于新闻界：]
宋：新闻界完全听命于当局。国民党发表消息，说我是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我说了这个、那个，或者我和反动将军们一同旅行，或者我参加了这个、那个委员会。当我出来否认时，他们就下令报纸不许登载我的声明。
萧：当然，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就不得了了。但他们也有一些新闻专业上的借口。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丈母娘，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说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丈母娘一起用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
[关于斯大林：]
萧：一个不大在乎光讲理论的人……一个实际的人，而当一项计划实现了，他就说，“瞧，这是马克思主义！”他是个民族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我的意思是说，他星期一试验一项计划，如果行不通，那末星期二他就换另外一个计划……他并不把理论当作追求的目标。他做到了，至于怎样做到的，他不在乎。
[关于劳合·乔治①：]
①劳合·乔治（1863-1945），英自由党首领，曾任首相。——译者
萧：同我在一起的有罗斯曼利勋爵。他向斯大林建议邀请劳合·乔治访苏，因为劳合·乔治总是想取悦于他的听众……很快他就会发表革命的演说。
[关于自由：]
萧：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销这个判决，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言论自由？……唯一有价值的、真正的言论自由或者民主就是让工人和农民在受伤时有机会号叫，并改变一下使他受伤的条件。在苏俄现在有的就是这种自由……
[关于萧自己：]
萧：我早已死了。……年轻一代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忘掉我了。他们说我属于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但现在高尔斯华绥、哈代和穆尔①都已经死了，他们倒记得我，他们叫我“老长辈”……
①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年）、托马斯·哈代（1840-1928年）都是英国小说家，乔治·穆尔（1852-1933年）爱尔兰小说家，他们都是萧伯纳（1856-1950年）的同时代人，去世则均在萧之前。——译者
以上是萧伯纳当天谈话的片断。
热诚的中国进步人士置身于严酷的斗争之中，看了萧伯纳的戏剧和其他作品之后本来希望他会对社会问题持更积极态度，但他却显得含糊其辞、言不及义，这很使他们失望。不过听到他一些刺痛敌人的话，他们还是感到高兴的。
1933年夏秋，宋庆龄忙于准备和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的远东大会。这个大会的召开证明了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上海组织虽然受到白色恐怖的摧残和一些叛徒的破坏，仍然保持着活力、勇气和组织能力，因为具体的准备工作是他们担任的。这次大会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会议本来是打算公开举行的，事先发了不少预告消息。①但不论是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都不准许。即使如此，宋庆龄同一些群众仍然手持鲜花，热情洋溢地到码头上去迎接国际反战代表团。但所有其他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计划是大会仍如期召开，但确切的。地点、日期和时间严格保密，直到大会结束。②
①如宋庆龄以远东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名义在7月28日发表的声明中就宣布“在这个委员会的国际倡导之下，决定于9月在上海举行反战大会”。（《中国网》，1933年8月6日。）见《为新中国奋斗》，第60页。
②本书作者在1985年2月13日在上海访问了郑育之。她是1933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以下的记述根据她的谈话，大部分是原话。同时参考了《中国网》当时的有关报道和不少回忆录。像这样的事情，当时的记述虽距事件很近，但由于安全的考虑，某些主要的细节不可能像以后追记那样毫无保留。其他曾参考的回忆录中，有蒋曙晨对年逾八旬的黄霖（会议安全负责人）的访问记，（《蒋曙晨访问黄霖谈半个世纪前的一次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领导整个准备工作。会议的地点在一座空闲的阁楼里，食物和所需的供应品（包括炭炉子）都是一点一点偷运进去的。穿着伪装的纠察队员负责警戒，如果发现警察前来袭击就发出警报并加以阻击，直到与会的人全部疏散完毕。这些纠察队员有男有女，都是可信赖的人，他们都有在必要时不惜牺牲生命的决心，率领他们的黄霖是曾参加1927年南昌起义的久经锻炼的军官，当时任中共地下党沪中区委书记。他们阻击敌人的武器都是最简单的，如铁棍、石灰（撒向敌人的眼睛）。当电工的党员设置了一个警铃系统。这个开会的地点选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一个侦探头目的寓所附近，这是既大胆、又巧妙的安排，因为巡捕房不会想到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开会。（党在巡捕房内部也有耳目，对他们的行动不会一无所知。）
如何使总数达三百之多的与会代表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会场也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从开会的前一晚开始，他们就三三两两地无声无息地上楼，外国代表都把皮鞋脱掉，免得出声（在此之前，他们已从所住旅馆结帐迁出，以防止有人跟踪）。代表中有77人来自外地（包括苏区）和国外。欧洲代表有英国工党上议员马莱勋爵、法国共产党人伐扬一古久列和雅克·多里奥（后来变成法西斯和希特勒的傀儡）、法国社会党人布比、比利时共产党人马尔度。《中国网》的伊罗生也作为外国代表与会。日本和朝鲜代表在来沪途中不幸被捕。
宋庆龄在9月30日拂晓时分到达会场。代表们批准了名誉主席团名单——罗曼·罗兰和巴比塞（法国）、高尔基和伏罗希洛夫元帅（苏联）、台尔曼和托尔格勒尔（德国）、工人阶级老战士汤姆·曼（英国），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片山潜（日本）①、朱德和毛泽东（中国）。
①台尔曼为德共领导人，后被纳粹杀害。托尔格勒尔（共产党国会议员）和季米特洛夫后在希特勒一手炮制的“国会纵火案”中成为被告，季在法庭上的英勇表现使他赢得国际声誉（他从而成为共产国际的领袖）。片山潜是日本初期社会主义者，后成为共产党人，也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
选入主席团的有宋庆龄、外国代表、“中国苏区代表、‘满洲’代表（代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抗日力量）、一位上海丝厂女工、一位上海纱厂年轻女工”（据10月4日出版的《中国网》的报道，当时不能写出真实姓名。）
会议一清早就开始，甚至早餐都还没有来得及吃。全部议程压缩在一天之内完成，直到天黑才结束。代表们都以面包充饥，只为外国友人准备了一些果酱罐头。宋庆龄担任主席，还要帮忙把中国代表的发言翻译成英文和法文给外国代表们听。中国发言者中有东北抗日义勇军、去年在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和秘密进入上海的中国红军战士。
大家都站着或席地而坐——只有宋庆龄和外国人有“座位”，就是运面包进来的小木箱。窗户不能开，上海在9月份还相当热，所以室内空气污浊，但大家的热情一直很高。
会议结束后先送外国代表出去——为了他们的安全和休息。宋庆龄一直等到所有的人散尽才走——因为如果遇到警方袭击，她的在场可能使警方不敢过分地公开使用暴力。
不仅是与会人员，就是借来的物件也都不声不响地撤出，无人发现。警方直到第二天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们在阁楼里只发现几个用作便桶的油桶。
警方后来大肆搜查，但没有发现多少线索，而且都不重要。他们抓到了几个买面包的“顾客”，这些人把面包一小批一小批地买来，然后一起送到会场上去。但警方从这些人身上查不出什么名堂，因为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有任务时伪装成“夫·妇”，任务完成就分开，并且往往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地址。
为本书作者提供材料的人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虽已时隔50年，仍然激动不已：“这是忠诚和有纪律的组织工作的胜利。只要有一个奸细、一个叛徒或者发生一点疏忽，就会导致一场悲剧。这次胜利使进步人士大长志气，使强大的敌人丢尽了脸。没有党，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它也显示出宋庆龄对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任。她依靠我们的同志安排一切，包括往返会场——她如何离开在特务严密监视下的寓所、悄悄地乘上预先停在附近的出租汽车。有共同一致的努力才取得胜利。冯雪峰是负总责的，但他一个人能完成所有这一切吗？”
宋庆龄在会议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讲话①，以历史的眼光观察现在和过去，并像局势演变所显示的那样，正确地预见到了未来：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64—72页。
“……中国早就在战争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
“现在有句很流行的问话是：‘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如何能够与这样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获得胜利呢？’可是，我们祖国的历史不是已经给我们一个回答了吗？北伐战争教导我们：革命的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中国的工农红军屡次与十倍于自己力量的军队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武装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思想意识也有其作用的。……
“我们在进行着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
在结束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述之前，有一件事情值得在这里一提，那就是她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帮助了胡志明（当时用名为“阮爱国”）①。早在1924—1925年在广州时，她就认识了胡。1931年6月，胡在香港（化名李瑞）被英国人逮捕入狱，后经“国际红色救援会”聘英籍律师辩护，1933年获释。出狱后他到上海，但发现很难同党组织恢复联系，就向宋庆龄求助。她帮他同前来参加远东反战会议的法共领导人伐扬一古久列接触，由此恢复了联系。
①见《宋庆龄怎样帮助胡志明同志找到党》，《人民日报》，1981年6月9日。
（九）30年代初期的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
在远东反战会议上，宋庆龄不只是代表个人而是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所以在上面引用过的那篇讲话里，有一些段落反映了中国最强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当时奉行的极左路线，如：
“这些依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中国军阀，必须消灭净尽。”
“我们对全体中国人民，对劳苦大众还有一个呼吁，呼吁大家在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一致！……让我们团结起来，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这次的进攻直接受到美国贷与蒋介石政府的五千万美元中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帮助，受到美国的飞机、炸弹和飞行教练的帮助，受到日、英、美、法的军舰对国民党的全力帮助（如最近的闽变）……”
“让我们联合起来保卫苏联，反对干涉苏联的战争！让我们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像这样只有空泛口号而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提出的指导性意见，是“左”倾路线的产物。谈到人民，只提工人农民，言外之意是其他社会阶层不能起爱国或进步的作用。但实际上，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包括一些军界人士），民族意识正在高涨，为团结一致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开辟了道路。在国际上，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敌对势力，不去分析它们之间日趋尖锐的对立并加以利用，孤立日本。而且，由于存在这种相互对立的情况，帝国主义联合反苏的战争危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小——但干涉苏联的战争仍然被看作是主要危险。关于法西斯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这一点固然是正确的，但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即：法西斯主义并非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产生，而在当时只是在一群国家里居于统治地位，而且是踩着另外一些国家爬上去的。“左’顺路线不是从联合起来反对最凶恶敌人法西斯着想，而是仍然一味避免同任何一种旧的力量打交道——即使是敌人的敌人也不例外。它全不考虑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斗争中联合各种不同的国内和国际力量（包括一些政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1935年才改取正确的方向，其正确性在后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实所证明。但在此之前，“左”倾宗派主义继续加深苏联和各地革命力量的孤立状态。在中国，在红色区域（农村地区），毛泽东采取了更适合时代的策略并取得军事、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良好效果。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中共领导下的各种组织在以日本为主要敌人的明确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其中有宋庆龄等人主持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但在中共中央（当时仍在上海并处于地下状态），占统治地位仍是那些“不可更改的”古老教条，并且直到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才得以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