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摆脱国民党官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重庆的环境同香港完全不同，所以宋庆龄经过了几乎一年的准备才得以恢复她的工作。她必须使自己摆脱国民党的官场，鲜明地公开宣布自己的原则并聚集工作同仁和支持者。这些事情在蒋介石的战时首都哪一件都不容易。
来到了这个自己连个住处都没有的城市，她不得不暂住在姐姐霭龄、姐夫孔祥熙（蒋的财政部长）家里。他们和政府当局都要她住下去。而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跳出这个镀金的、严实的“笼子”，因为在这个“笼子”里，她不能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见她要见的朋友。为了保持内心的和行动上的独立，她每天都要费很多心。一个外国人①曾在孔家见到过她，叙述了这样一幕：
①同上书，第108页。
“这是一次家庭聚会，我想是在圣诞节。蒋介石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快到半夜了。大家都站起来。她怎么办？蒋是国家的显赫领袖呀！宋庆龄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然后就又坐下了。这是一种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她在别处找到房子之后，有时也仍接受霭龄的邀请，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但总是用一种静悄悄的办法同他们保持距离。
那位外国人说：
“孔氏夫妇爱打桥牌。她不上他们的牌桌。有一次，她在屋子的一角，单独同史迪威将军①玩‘金罗美’（一种牌戏）。史迪威当时新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她同他的看法比较一致。”
①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人1986年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她的新居（两路口新村三号）位于政府要人居住区之外，是她弟弟宋子文给她安排的。在那里，她虽仍受到监视，但总算多了一点自由和保守工作秘密及个人隐私的条件。她同姊妹们一起在官方主办的活动中露面的次数减少了。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是1942年国际妇女节的集会，一是中美文化协会举办的游园会，为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行员授奖。由克莱尔·李·陈纳德上校率领的这支航空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脱下民间的外衣，正在改编成美军第十四航空队。
她慢慢地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活动空间。1942年7月，她在重庆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一篇为纽约《亚细亚》杂志而作的重要文章《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①中，她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她虽然居住在国民党权力中心的重庆，但决不是一个被供养起来而被封住嘴巴的“难民”。
①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1883—1946），1904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中国工作，曾任驻华大使馆武官。1942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他主张积极对日作战，对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素质甚为赞佩，后曾
这篇文章涉及的范围不限于题目所示。她像过去斥责国内反动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地直言不讳，重申她对中国人民和人民革命的信念。
她以自豪的气概写道，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中国妇女已经证明她们无愧于历史上的民族女英雄。自遥远的古代以来，尽管妇女的传统地位是“家庭中男子的奴仆”，“但也有些卓绝的妇女，她们的修养、见识、行政才干、甚至作战的勇敢，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记录。”到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使中国妇女有了新的、更广阔的远景。许多妇女……依靠工资独立生活。”首先进入社会和公共事务领域的妇女来自中上阶层，她们担任医生、公共卫生工作者和教师：“在政治领域内，许多妇女成为革命政党中杀身成仁的志士”，或指导革命运动并担任最艰难危险的工作。作为例子，她举了1907年壮烈牺牲的秋瑾以及她的老战友何香凝，“现在仍旧是我们最进步的人物之一”。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政权实际仍旧掌握在旧人手中”。“当两位国民党女领袖……在民国首次成立的国会中提出男女平等的议案时，反动派所操纵的多数轻而易举地把这提案否决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兴建了许多工厂，劳工运动也兴起了。“争取中国民主这个自觉的政治斗争，不仅包括了中产阶级并且扩大到工人和农民阶级里面去了。中国不仅看到了个别妇女的卓越表现，而且开始看到妇女们在……群众斗争中英勇活动。”
她带着深厚的感情，回忆1924—1927年大革命中女工、农村妇女和女学生和军队并肩作战的情况。“在这斗争过程中，许多从农村和工厂里来的妇女，脱离了半奴隶的地位……成长为十足的人和领导者了。封建反动头子所以痛恨那时候的‘短发女子’并且大批屠杀她们，使城市的沟渠被她们的血染红，不是没有原因的。”
革命的指挥机构中也有妇女的代表参加。她举出了何香凝、邓颖超和蔡畅。（她从不提自己，这次也不例外。）她特别说明，邓和蔡“是共产党的主要干部（共产党对当时的运动是有莫大贡献的）。”如同上面提到国民党的恐怖一样，这些话对重庆那些当权者是刺耳的。
像她一贯所作的那样，她把妇女解放摆在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而斗争的全局之中。“当一个国家有一半公民受到另一半公民的支配时，这个国家就不能算是自由的国家。”所以中国妇女“不是在内容贫乏的‘女权主义’的旗帜下，而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
她接着详细地叙述了1925—1927年革命被出卖之后，妇女解放运动也同时被叛卖了：
“被右派所夺取和死也不放的国民党，裁去了曾对它的胜利大有贡献的妇女部。有些妇女仍然能在名义上继续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但这不是由于她们自己的工作而是由于她们死去了的丈夫曾居于党的领导地位的缘故。她们并没有向这种新的趋势低头，她们流亡到国外去，宣布她们反对这种倒退。”
大家都能看到，她这里指的是她自己和何香凝，她们拒绝使自己只成为摆摆样子的。已故领导人的遗孀。“但是，不幸也有其他一些妇女却和现状妥协，并且劝那些处境较劣的姊妹们放弃争取广阔生活的斗争。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内战进行了十年之久，而媚外的政策却使日本人控制了我国很大部分领土和我国很大部分政治生活。”
这些话让国民党内那些高贵的夫人们（包括她的姊妹）听了也是不会舒服的。
宋庆龄接着强调指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及后来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妇女带来新的希望。
在战前的救国运动中，女学生和男学生一起“参加了抗议示威游行……实行绝食，冒着警察的殴打、监禁和枪毙的危险而大声疾呼。1935年底，北平的学生赶到街头，准备用他们的肉体来阻止日本人在中国文化首都建立傀儡政府的阴谋。……中国妇女会永远记住，当游行队伍被阻于上了锁的城门之前的时候，有一位参加游行的女学生①将她瘦小的身子从门底的缝隙钻了过去，不顾守兵们挥舞着的大刀，向他们解释示威游行的意义，并要求这些守兵打开城门，放学生通过。”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25—137页。
在上海，新成立的妇女救国联合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她们所呼的口号之一是：“妇女们只有参加抗日才能解放自己！”这个新的团体还成立了职业妇女、教师、学生、工人、家庭妇女等许多分会，出版了刊物，同其他妇女组织（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建立了联系。
对于1936年上海和青岛日商纱厂中女工的罢工斗争，宋庆龄特别表示敬佩：
“她们的勇气甚至于比学生们还要大，因为她们所遭遇到的不仅是暴力而且是立即挨饿。这些工资少得可怜的女工们，身上穿着缝补过的衣服，头发上沾满棉絮、从小起就每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时，许多人已经得了致命的肺病——她们将永远成为我们民族觉悟历史上的英勇人物。”
工人们的斗争启动了其他社会阶层。为了支持他们，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袖——其中之一是女律师史良①——被捕入狱，并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即“七君子案”）。这一事件进一步掀起了全国的抗议浪潮，宋庆龄站在最前列。
①这个女学生就是陆璀，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以后她历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部长、全国妇联国际工作部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多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并曾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委员和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美友好协会副会长。
抗战来临——中国妇女很好地迎接了这一伟大的考验。有的看护伤员；许多人不顾艰难险阻，偷越敌占区的封锁线去大后方或中共领导的游击区。留在敌占区的人，有的参加了爱国地下活动。
日本人攻占南京后大肆屠杀、奸淫，暴露出民族敌人“不仅向中国男子作战，也向中国妇女作战，并且对手无寸铁的妇女特别凶暴。”为了回答这种暴行，在一些城市组织了妇女战斗队。
1938年头九个月，“标志了中国民主团结抗战的高潮……也标志了妇女运动的高潮。”在国共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其中包括“许多内战时期被迫转入地下、遭到通缉的极能干的妇女，像邓颖超就是一个。”以开展文化宣传工作为主的妇女战地服务队中，有一支随军转战皖赣湘鄂①，还有一支由女作家丁玲率领，随八路军活动。
①史良（1900—1985），30年代在上海任律师，主持正义、保障民权、营救革命者，后致力于救国运动和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任司法部长。1979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直率指出，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才产生了承继1925—1927年的伟大传统的真正的妇女运动。在这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妇女人数不是以千计而是以十万计的，同时她们不仅从事救济工作而且全面参加作战，全面参加政治和经济的工作。”这些地区曾经是“中国一些最落后的地区”，“妇女仍旧缠足，文盲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深受压迫与痛苦的丈夫们对自己的妻子采取了无限专横的态度，来补偿自己在生活上的绝望。出卖或溺杀女婴几乎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当地的妇女一见到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这些奇怪而可怕地迈大步走路的‘女兵’，就吓得躲进门去。”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经过耐心的革命的群众工作；
“现在，边区的妇女……不仅比得上男子而且时常超过男子。在民主自治制度之下，妇女们参加了各种行政的工作。她们是男女村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妇女担任县长、镇长和村长是很平常的事。单在陕北，就有二千名妇女被选举担任地方行政上的各种职务。……
“到过这些区域的人，都会谈起那里的妇女在生活的一切方面所起的作用，她们如何在战争中摆脱了过去的封建黑暗而得到一种崭新的地位。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妇女来说，这种地位只有在将来才会达到。”
各地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对于妇女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工合”，来自武汉的纺织女工教会了两万名军属、难民和农妇生产毛线。“工合”的妇女组织者们显示出她们是能干的，在战争紧急情况下是英勇的。
但从全国来看，同令人振奋的1937—1938年抗战初期相比，出现了危险的阴云。
“……我们统一战线的情况已经大大地恶化了。……那些在抗战开始以后消声敛迹的反动分子，现在又能够抬起头来，大事活动来取消人民在四年战争中所赢得的民主果实。这种过程再一次地证明了妇女的地位是与进步和落后势力的消长有极密切的关系的。……例如，邮政局突然宣布不再雇用已婚妇女。女青年会的农村教育计划也停止了。……指导委员会本身……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对于居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一份它为召开妇女工作领袖会议而发出的正式文告。这份文告劝告妇女们加强组织、提高个人技术、加入国民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但告诫她们“如果每一个妇女，都力图参加政治，那是很有害的……”
宋庆龄尖锐地指出，这是“一方面要求妇女有同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却不给她们以平等的权利。不消说，这种观点既违背了孙中山的主张……也违背了中国所艰苦赢得的整个进步趋向。”
尽管如此，她响亮地宣布：“我国妇女们的觉醒仅仅是在开始。”
“我国妇女的斗争史不允许我们相信，她们将来会有一天听任民族敌人或者国内的社会反动势力奴役她们。只有扩大民主，包括妇女权利在内，才能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妇女在遍及全世界的法西斯恐怖和战争中，受到的痛苦甚至比男人还深。当打退了侵略而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妇女将与各国妇女站在一起……使将来的一切都向前发展。”
1942年6月22日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一周年。宋庆龄出席中苏文化协会（国民党所属半官方机构）举行的纪念会，一同出席的有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邓颖超、郭沫若和史良等。她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苏联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在于全民团结一致。这显然是为了反衬出中国国内团结的被削弱，间接地对国民党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加以批评，而对左派要求加强统一战线则加以赞许。
在她留居重庆的几年里，遇到苏联的一些纪念日和庆祝活动，她总是同左派人士一起出席。她对苏联及其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是一贯的、坚定的，体现了她对孙中山“三大政策”中的“联俄”一项的坚决继承。她很高兴地知道那边的朋友们在尽他们的努力。如在一封信中写道，“莱培”现在“是个大人物了，统率着一支大部队……”。①但她没有忘记那些在30年代后期被清洗的人——他们已经不再能参与战斗了。她在另一封信中说，现任苏联驻华大使“不像（前任）博戈莫洛夫那样讨人喜欢……看来我们认识的那个博戈莫洛夫已不在人世——在维希②和伦敦的那个（博戈莫洛夫）尽管名字也是季米特里，却不是同一个人。”③
①这支妇女服务队的全称是“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是胡兰畦，关于她的情况在前面的几章中均曾述及。本书作者曾在抗日前线见到过她。
②1940年6月纳粹德国攻陷法国首都巴黎，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投降，使将此卖国政府迁至法国中南部城市维希（故又称维希政府）。——译者
③同下注。
1943年1月下旬，她就英、美两国正式宣布取消在华特权发表声明。这些特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主要是治外法权（各该国国民在华不受中国法律管辖），英国还有在若干中国城市设立租界之权。宋庆龄分享了人民的喜悦，但告诫大家，正式宣布撤销这些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只是开始。第一，这还不意味着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已获得平等。“要使经济与文化臻于平等的地位，非外交谈判所得为功，必须国人从多方面奋发猛晋，始得实现。”第二，英、美虽宣布取消特权，但它们过去享受这些特权的地方“尚沦陷于日寇之手，故非将敌人驱逐出国境，则不惟特权无法收回，而沦陷区同胞呻吟于敌伪双重压迫之下，仍将不获享受此等新约所子我们平等解放的保证。”第三，“总理遗嘱，所期待于国人者两事：其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二是召开国民会议。余深信在抗战建国过程之中，国际关系已趋平等之后，国民精神必日见其发皂，民主精神因抗战建国而必日见其发扬。”①
①宋庆龄1941年9月14日及1942年11月7日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夫人函。“莱培”是对博戈莫洛夫任苏驻华大使时的使馆武官利帕宁将军的昵称。
象通常那样，她一再引证孙中山的遗教。但国民党对孙中山一向是只在口头上、而从不在行动上尊重，所以宋庆龄的声明国民党的报纸都不予发表，只在中共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刊载。
（二）恢复保卫中国同盟
在这段时间里，1942年8月，她在重庆恢复了保卫中国同盟，开始时只有两个人帮助她工作。一个是廖梦醒，香港时期的亲密同事之一。日本占领香港后，她和母亲何香凝、叶挺夫人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援救脱险，进入内地。经周恩来指派，她现在又在重庆帮助宋庆龄工作。另一位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炳南是周恩来在这战时首都进行外事工作的得力助手）。
保盟在香港的一些工作人员后来慢慢地都来到了——有人经历了极大艰险。如邱茉莉和本书作者是从一个外侨集中营中逃出来的（两人后来结为夫妇），但有人却不那么幸运，如名誉秘书海弥达·沙尔文一克拉克夫人就一直被囚禁在那里。杰姆斯·贝特兰参加了香港的保卫战，被关进了在日本的战俘营。名誉司库诺曼·弗朗士在参加香港城防志愿队作战时牺牲了。保盟在香港时期的主要支柱之一的廖承志，曾组织力量使数以百计的进步爱国人士从日本占领下脱险，但他自己在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却被逮捕，关在以残酷著称的国民党上饶集中营，直到抗战胜利后始获释。保盟其他成员和同事，包括金仲华、柳无垢和许乃波等先后进入国统区或解放区，但不久都到了重庆。奥地利的魏璐诗过去在上海时认识宋庆龄，也帮助过她工作，这时到内地来教书和工作，成了保盟的一个新成员。此外还有约翰·伯特·福斯特（关于他下面还要提到）。①
①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月29日。转引自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135页。
经过宋庆龄坚定不移的努力，并得到中共和八路军驻渝代表周恩来的积极支持，保盟不但恢复了，并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
重庆的环境比香港困难多了。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使保盟不能有一个正规的办公场所，也没有地方来承印它的出版物，只能在宋庆龄寓所的起居室里开会和工作。对捐赠者的报告只能一遍一遍地用打字机打出若干份来，或者把稿于设法送到国外去，请友好团体代印。有一个题为《在游击战中的中国》的年度工作总报告就是1943年由纽约的援华委员会印行的。宋庆龄为这个报告写了一个引言《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①，分析世界和中国的形势并再次阐述保盟的任务。
①《在游击战中的中国》（1943年在美国印行的保盟工作总报告）所列在重庆常驻的委员会名单如次（以姓氏英文字母为序）：琼·斯塔厄福思·贝克尔，苏西·陈（陈翰笙夫人顾淑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本书作者），邱茉莉（本书作者妻子，已故），约翰·福斯特，许乃波，廖梦醒，王安娜。（琼·贝克尔是曾在西班牙“国际旅”服务的德国医生罗尔夫·贝克尔的英籍妻子。）
关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她写道：
“这是我第三次向你们讲话了。……第一次讲话是五年前。……当时我请求你们帮助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对黑暗的伟大斗争发展为公开战争的战场之一。’我说过那是‘由于中国人民象西班牙人民一样，拒绝投降，因此连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
“那时你们和我都不能预料到，由于许多国家目光短浅到令人难信的地步，光荣地战斗着的、坚守着那些国家的门户的西班牙人民竟会遭到失败。……没能预见，反轴心国家直到极迟的时候（但还不太迟）才联合起来，付出了数百万生命的代价，最后才扭转了大局。”
至于中国内部的情况，她写道：
“在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武装部队仍然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卫，中国人民的武装部队进行斗争、实行民主，把许多孤立的游击据点扩大为敌后强大的抗日根据地。……
“我们的优秀战士……虽然作战时间较久，但他们并不借此就要求丝毫减少作为一个同盟国家应负的责任。……对于国内有些人们，认为现在可以让别人去争取胜利的意见，他们也给了极其严厉的驳斥。……”
保卫中国同盟征集援助主要是为了这些人民的军队：
“……他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的几乎一半兵力，但是他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国内政治的封锁使他们没有医生、外科器械和药品；甚至由国外友人送来的，他们也得不到。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取消封锁，并吁请大家不要对封锁默许。这种封锁在中国划出了一条无形的界线，一边是每一个抗日受伤的战士都可以有资格受到治疗，一边却不然。
“……当世界还没有完全加入这伟大斗争的时候，保卫中国同盟反对‘中立’的救济观念，主张首先把援助送给反侵略的战士们，因为如果不是他们用斗争来挡住了侵略者的路，那末，侵略者获得胜利之后就会造成那样深重的苦难，即使全世界的救济力量也无济于事了。……
“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没有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有民主，而这种积极性是建筑在对于大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了解这一基础之上的。
“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和按比例分配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每一块募集到的钱、每一个为这个目的而发出的呼声，都不仅是减除痛苦，而且是打击那些制造这种痛苦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予摧毁，它们就必然要带来新的灾难。这是最真实的人道主义。”
像过去一样，宋庆龄以她个人的独特地位和交往方式，努力在保盟内部及其周围、在中国内部及国外，建立统一战线。在香港的时候，特别是在她弟弟宋子文因皖南事变而退出保盟之后，她就开始邀请一些有影响的人士担任保盟的新的支持者。到1943年，保盟的支持者有：
在中国国内：孙科、何香凝、冯玉祥（以上三人同宋庆龄本人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茅盾（自鲁迅去世后公认为中国首位现代作家，保盟的新的赞助人）。
在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未来的印度总理，多年来一直同宋庆龄通信）。
在德国：托玛斯·曼（国际知名的小说家，自希特勒上台后住在美国）。
在美国：赞助的人为数很多，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除老一些的朋友如记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诺和文森特·希恩、著名歌唱家及黑人领袖保罗·罗伯逊外，又陆续添了一些新人，如以写作有关中国的小说著名的赛珍珠、剧作家克莱尔·布思（她的丈夫是中国出生的美国报业巨子、《时代》、《生活》杂志主编兼发行人亨利·卢斯，他们后来支持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进行反共内战，但当时还是赞成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的。）
专门支持宋庆龄的工作的美国团体“援华委员会”和“INDUSCO”（美国援华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分别由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母亲安娜·罗斯福和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担任。
这样大的阵势使国民党对保盟实行镇压或者即使是公开指为“赤化”都很为难，但也并不放过它，威吓和骚扰不断。在重庆时同宋庆龄在一起工作的人所处的环境，用当时在场的美国观察者的话说①，是“秘密警察监视着她的房子”，而她自己“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特务和武装警卫的俘虏”。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38—141页。
尽管如此，她在重庆仍然建立起广泛的友好关系，以减少一些困难。其中之一是当时重庆市长贺耀祖将军的年轻夫人、直爽而倾向进步的倪斐君。她对宋庆龄的救济工作非常热心，以后在新中国是红十字会领导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被折磨而死。
在外国友人中有一位很起作用的是年轻的美国人约翰·伯特·福斯特，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教士。1938年，他在武汉一所教会大学教书，遇到了周恩来和史沫特莱。后来他去访问过山西省内的八路军前线指挥部，遇到了朱德总司令。他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在美国政府的战时新闻局（美国新闻处的前身）重庆办事处任职，这个身份使国民党特务不敢找他的麻烦，而且他的身材魁梧结实，更不敢碰他。所以，没有人比他更适于担当陪伴廖梦醒去银行提取国外汇给保盟的捐款的任务。个子矮小的廖梦醒取到现款之后，就在福斯特的保护之下，送到停在附近的一部汽车上去，车里有周恩来派来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等候。办事处把这些捐款分送给国际和平医院及保盟在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其他有关事业单位。这些单位及时将收据寄送给保盟。
（三）利用战时首都的有利条件
宋庆龄一旦在重庆开始工作，就逐步地利用这个战时首都的一些有利条件，以抵消在香港时所没有的某些限制和障碍。其中之一就是能够直接接触周恩来及其他来自延安的领导人，包括东京时期的老朋友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和董必武（同国民党联系的中共主要代表之一）。他们使她了解解放区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为保持抗日统一战线而进行的斗争中错综复杂的党派关系。
关于解放区的医疗状况和需要，保盟通过周恩来的办公处，现在能相当经常地收到保盟驻延安通讯员马海德医生的报告。马海德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于1936年同斯诺一同到红军部队中去的。
重庆又是从日本占领的北平、天津和其他城市逃出来的西方人必到之地。他们的行程部要先经过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达延安，然后再到重庆，最后返回本国。他们长途跋涉，有时步行、有时骑马，经过的地方名义上是日本占领区、实际上已由八路军收复，他们的亲身经历极有说服力，特别在国民党对中共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的情况下更有价值。他们往往要走好几个月、路程长达几千公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可以说明抗战的范围和效果的无可辩驳的证明。而且这些人过去从来没有左倾的思想，所以没有人能说他们是“赤色宣传员”①。曾向宋庆龄和保盟谈过经历和见闻的有美国花旗银行北平分行的前经理盖伊·马泰尔·赫尔，两位法国人乔治·尤尔曼和勒内·唐永（他们立志追随戴高乐将军）和一位荷兰电气工程师卡尔·布隆基斯。
①格雷厄姆·佩克着《两种时候》（英文），603—604页。谢伟思着《在中国失去的机会——谢伟思战时报告集》（英文），第107—111页。
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是差不多五年前宋庆龄从广州送走的。队员巴苏医生在游击区和延安服务多年后回国，途经重庆。他在战地不只是一个抱着同情态度的观察者，而且是一个参与者奇*shu$网收集整理。宋庆龄见到他时详细地询问了医疗保健情况以及这些地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是如何应付环境的。这位年轻医生还写道，她以私人交往的方式表达了她对印度的同情：“像一位真正的母亲，她专门准备了鱼给我吃，说孟加拉人是爱吃鱼的，而我大概已经好多年没有尝到鱼的滋味了。”①
①有时是有人自己不敢多说。如燕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威廉·班德和他的妻子克莱尔（他们是英国人并打算到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委员会工作）就曾被英使馆告知，不要对人谈起在解放区的见闻、回避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这些代表受到监视），甚至拒绝接受宋庆龄的邀请（“她也受到差不多同样的限制”）。直到战后，他们在所写的《同中共相处两年》（英文）一书中才公开他们的经历。
这个医疗队的另一位成员柯棣华大夫在继白求恩大夫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期间积劳病逝。宋庆龄在给柯棣华在印度的家属写信时表示了深切的悼念，并像常做的那样，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及进步事业联系起来：
“白求恩大夫是一个加拿大人，受本国和美国的反法西斯组织派遣，先到西班牙、后到中国，为那些在这场全人类现均已卷入的伟大斗争中最早倒下的人救死扶伤。
“柯棣华大夫来自印度，受印度人民的派遣，为同一个进步事业服务。……
“当时，这一事业还不是普遍受欢迎的——正如现在，它仍然不是到处都受欢迎的。为之而战的人们受到诬蔑、为人叛卖并得不到战斗所需的手段。
“如同白求恩大夫一样，柯棣华大夫的名字将被永志不忘。那些在经受伟大考验中得到他的医疗服务和印度人民一致支持的人……（以及）我们这些把每一个争取自由的战斗都看作自己的战斗、属于各个国家的人，将永远怀念他……”
“未来将给予他甚至比现在还要崇高的荣誉……因为他是为未来而斗争的。我们自己深感骄傲，因为像他这样的人从全世界各地都来帮助我们战斗——承认我们的战斗就是所有人的战斗。”①
①巴苏日记集《延安的召唤——印度援华医疗队记事，1938—1943年》（英文），第329页。
她对印度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一贯给以支持。战争中期，蒋介石曾访问新德里。当时她给一位友人的私信中说，“委员长一行仍在印度，他此行的真正原因猜测很多。不管什么原因，我敢肯定，我们能够指望尼赫鲁和他的党领导印度人民，为争取自由进行英勇斗争。”①
①引自盛贤功等编著《一位印度的自由战士》（英文），第185—187页。宋庆龄的唁函日期为1943年2月7日，柯棣华病逝在1942年12月9日，因游击区交通不便，所以重庆得到消息较迟。
把保盟的医疗物资运送到解放区去，要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这件事在重庆有漏洞可以利用，（虽然开始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漏洞），这在香港的后期是没有条件的。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高级谈判代表在国统区享受着某种类似于外交官的地位，他们往返延安重庆之间可免受检查。因此，他们每次总能带一些体积不大、但很重要的东西如外科缝合用针、牙钻钻头等，在口袋或公文包里就能带上相当数量。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1943年6月），国民党被迫放行了一批供应给国际和平医院的物资。在同年9月印行的保盟年度工作总报告①中曾提及此事：“尽管总重量不超过一吨，这批物资确实包括了宝贵的外科手术器械和相当多的磺胺药品，这些都是通过美国红十字会和私人捐赠者的热诚合作而得到的……这批物资是在八路军谈判代表的护送下运输的，所以才得到许可……但这一行动不能被认为是封锁的永久撤销，这样的封锁已持续了三年，使医药供应到不了游击队手中。”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2年2月22日。
在那些年代里，一吨物资对于这支作战最积极的中国军队来说，是太微不足道了。这支军队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在敌后作战的区域内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但有这一点总比完全没有好，而且以后还有——虽然为数总是有限。
（四）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工作
在重庆，一种新的国际环境也在出现。日本袭击珍珠港后，西方国家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盟国。它们不再绥靖日本、也不再阻挠中国的作战努力。它们还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内部团结对这一世界性的战争有其重要性，而在抗日的力量和反对投降的坚决性方面，中共领导的军队位于最前列。
因此，当人们看清这些现实情况之后，宋庆龄在越来越多的驻渝外国官员、军人和记者中间，赢得了更多同情。他们所能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香港的外国人，因为他们是驻在中国的战时首都，而香港只是僻处一隅的地方。
由于是在重庆，宋庆龄还能有机会向一些短期来华访问的高级人物说明她的工作和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这些人物中有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曾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威尔基以所着《一个世界》（“One World”）一书著名，他在书中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来华访问的时间较早，是在1942年。作为到那时为止访问战时中国的最显赫的美国要人，他受到了国民党大吹大擂的欢迎。蒋夫人宋美龄亲自安排他的日程，并且尽可能地把他“包揽”下来——从而使他不受任何来自国民党对手的影响。宋庆龄对威尔基的印象不坏，但她没有机会接近他，周恩来等人倒是同他谈了话。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在几个场合见到他，但始终没有办法同他单独谈话……他的日程是别人给安排的，所以他没有时间去见他想见的人……但CEL（指周恩来，“周”的旧音译为Chou）会有机会在他临走之前同他谈一次……8ra（指八路军）的林彪明天将到达，所以他可能有机会向威尔基提供第一手材料，因为他刚从前线回来。”①
①保盟工作报告《在游击战中的中国》（1943）（英文）。
她对开明的副总统华莱士在对华关系上寄予更大希望，因为他是农村出身。他访华是在1944年6月间：
“华莱士先生很快就要从天而降了。我希望他有机会去访问一下农民，看看他们怎样耕耘、怎样生活……还要亲自看看在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谁的利益更重要——是地主、还是农民。”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思·格兰尼奇，1942年10月6日。
在见过华莱士后，她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同华莱士先生谈过了，谈得很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诚恳的人，同将军一样——我想他的访问会比威尔基有更大好处。”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5月29日。
这里说的“将军”是约瑟夫·沃伦·史迪威，1942—1944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同宋庆龄关系很好，很支持她的事业。他能干、诚实、痛恨虚伪、在军队中和社会上都同底层（而不是上层）感情相通，因此很受人爱戴。
不幸的是，这位副总统华莱士——宋庆龄把他同这位坦诚的将军相提并论——在这次访问中却被人利用了，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建议撤换史迪威。但这是另外一码事。
美国驻重庆的高级官员中，对宋庆龄的工作最同情、帮助最多的是史迪威。
史迪威曾长期驻华、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又会说中国话。他一直非常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普通士兵，对军政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则深恶痛极。早在1936年，当时任驻北京中校武官的他就从斯诺那里听到了关于中国红军的第一手材料，并且认为在同日本作战（他觉得这是必然的）时它将发挥不仅对中国、也对美国极端重要的作用。到1938年，他驻在武汉时，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取得的胜利证实了他的估计；他帮助史沫特莱（他逐渐喜欢和尊敬她）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征集医药供应。
迫切希望尽快赢得战争并赞赏中共领导的军队所作的贡献，史迪威下令，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中国的美军运输机内要留出一些舱位装运准备送到解放区去的救济物资。1944年年中起，美军派出观察组常驻延安，美军运输机也常直飞延安了。
在重庆，他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他在1942年8月4日的日记中把她同她的姐妹作了比较；
“在这三位妇女中，孙夫人是最随和的，也可能是最深邃的。她反应敏捷、性格可爱、文静稳重而思虑周到。”①（关于史迪威提供的帮助和他自己的遭遇下面还要谈到。）
①同上，1944年6月26日。
1942年以后，主要的外国战时救济机构也都派出代表常驻重庆。主要由于宋庆龄的名望和努力，他们开始给保盟的项目拨款。加拿大提供了一些援助以继续白求恩大夫开创的工作。美国的援助来自“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美国所有私人援华团体战时均参加此联委会）和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的援助则都通过“联合援华会”（在长期活跃的“中国运动委员会”鼓动下组成）。①其他提供援助的国际机构还有基督教公谊会资助的公谊救护队等。对于所有这些团体和机构，宋庆龄经常为保盟在解放区的项目提出各种申请，她的辛劳从至今还保存着的许许多多信件中可以看到。②例如：
①《史迪威文集》（英文），第133页。此书扉页题词为“献给孙逸仙夫人”。
②见阿瑟·克莱格着《援助中国——关于一个已被遗忘的运动（1937—1939年）的回忆》（英文）。这部书生动地以历史发展为基础叙述了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的活动，介绍了参与活动的人士及活动的趋向，说明了整个对中国的救济问题同当时更大的事件的关系。
致加拿大捐赠者的信有6封。①一封为国际和平医院呼吁的信中引用马海德医生的报告说：“到1942年底，所有来自外国的药品和其他供应品均已告罄”，“现代化的器械和药品能够挽救许多人的生命，否则这些生命将白白失去。”马海德所附的急需物资清单中，除了当时新出的磺胺药物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如麻醉药、注射器、针头、腰椎穿刺器。报告还开列了已收到的捐赠物资及款项的详细清单，说明了新的运输途径。信件清楚地告诉外国捐赠者，在这战争的最后年月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充满了矛盾：
①这些信件是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发现的。
“中国西南部的局势非常严重（日军自1944年4月至11月连陷郑州、长沙、衡阳、桂林、南宁，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少数日军窜至贵州独山，国民党军全线溃退，重庆震动。卜—…希望这一挫折能掀起群众抗战的一次新高潮，促进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中共是准备就任何问题进行谈判的，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力量和促进民主。……但封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致美国红十字会的信也有6封。①她为解放区要求再分给一些医药供应品（当时正由印度大规模运入），并为已收到的东西（包括一台由英国公谊救护队协助、经陆路运到的X光机）表示感谢。1944年夏末，美军飞机开始飞往延安，宋庆龄在信上写道，“运输问题能得到这样好的解决真是令人欣慰”，并特别代表国际和平医院致谢。稍后，战事逐渐平息，她又想到了将来：“现在军事需要将自然而然地减少”，希望“你们在促进中国广大地区内人民健康方面继续给以合作”。
①宋庆龄致重庆加拿大教会医院斯图尔特·艾伦医生，1943年12月19日及29日，由保盟秘书约翰·福斯特联署；致温哥华加拿大医药援华委员会鲁思·T·基普林女士，1944年6、7、8月。
这是宋庆龄和保盟在同美国官方及半官方人士保持接触最良好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正是史迪威在华任职的时期，此后，情况就每况愈下了。
（五）不忘记老朋友
宋庆龄在重庆期间，同老朋友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常常关心着他们。
路易·艾黎，这位身体结实、热心肠的新西兰人，在宋庆龄的大力鼓励下为开展和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做了许多工作。到了1942—1943年，他也成了国民党找麻烦的对象。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工业合作社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都必须要找国民党做靠山才能存在。但国民党对“工合”越来越想加以控制，使之变成它自己的工具，同时把开创“工合”的民主和进步人士排挤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