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写给格兰尼奇夫妇的信中（他们在上海时就认识艾黎），几次提到他：
“路易正在‘冬眠’。他很伤心。这里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会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他撵走了。但卡彭特的到来使他们要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现在想把事情弄得使他到处碰壁，这样他为了‘面子’就会辞职。但我想，尽管他伤心，他有勇气坚持下去。”
“抓人还在继续并且越抓越多……”
（信中提到的卜亨利·卡彭特是著名的合作运动者，他到中国来研究和帮助工作，对艾黎在“工合”运动中的积极作用他也有所了解。信中提到“抓人”不仅指“工合”中的进步人士被捕，而且也泛指社会上因反动势力益趋嚣张而出现的状况。）
“比尔（她在信件中有时用这个名字称艾黎）……虽然谦让，还是受到许多厉害的打击。他的工作合同没有续签……他有勇气，将在‘工合’坚持干下去，但我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
“比尔……又害疟疾了……他要做的事很多……但由于政治原因，他只能少说少动。他的真心朋友们同他通讯要采取间接的方式。艾达·普律德在纽约，她可以直接寄信给他……（艾达·普律德是“美国援华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Indusco）的负责人，在艾黎被国民党官方控制的“工合”组织排挤出去之后，这个组织继续支持他的工作。）
“这些日子，比尔成了个垂头丧气的人。他出力建设起来的一切正在很快垮掉，他这些年里的一切牺牲和劳动看来只给他带来失望。”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昆明美国红十字会R．D．帕克先生及夫人，1944年8月4日及30日；致重庆美国红十字会R．D．尼科尔斯；1944年9月25日及12月22日；致重庆美国红十字会罗伯特·M·德拉蒙德，1945年8月20日及9月8日。
但艾黎后来完成的工作比她当时所设想的要好得多。他被排挤出“工合”组织之后，就把全部精力用于创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在甘肃省山丹县，招收农村贫苦儿童入学，教他们工业生产技能和合作社的原则——这些学生后来在解放本地区的斗争中作了贡献，不少人今天成了中国石油及其他技术界的高级人才。艾黎同宋庆龄的友谊一直继续着并且在战后和解放后的日子里更趋深厚。
这些信的收信人格兰尼奇夫妇，宋庆龄是很喜欢的，曾多次想让他们回中国来。她在给他们的信里介绍其他许多老朋友的情况和遭遇，谈论各种事情。
同史迪威将军对救济工作的帮助有联系、又同孙中山及宋庆龄的一位早期助手有亲属关系的是史迪威的副官理查德（迪克）·杨（杨孟东）少校。这位夏威夷出生的美籍华人当时二十多岁，他大学毕业当上工程师不久就遇上战争，志愿从军。他同宋庆龄虽然过去不认识，但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杨的祖先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移民海外，和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同乡。杨的伯父杨仙逸1923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宋庆龄曾乘该厂组装的第一架国产飞机“洛士文号”试飞，见第六章），后在东征运送军火船上因爆炸事故不幸殉难。宋庆龄在知道迪克·杨的家庭关系之后，实际上把他当侄子来对待，并且在他调赴缅甸战场后经常给他写“家信”。下面从她给他（还有别人）的信中摘录几段，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时局及她的活动和情绪：
“在远离现实的重庆的和平气氛中，很难想象一场猛烈的生死搏斗正在到处进行——在陆上、海上、空中，还有在险恶的丛林中……我如果现在是在前线积极参加战斗一定会好受得多……你要为我多打几个（敌人）。没有什么比干坐在这里、对这场为一切值得活下去的东西而作的严酷斗争作壁上观，更令人泄气的了。
“你不在的时候，我写了几篇争取支援救济工作的文章，其中给美国劳工的一篇惹得这里的大官们火冒三丈，为它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闭眼不看事实，一个劲儿地责备我呼吁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①
①摘自宋庆龄自重庆致格雷斯·格兰尼奇，1942年10月6日和11月7日，1943年7月16日。
这里所说的那篇引起风波的文章就是《致美国工人们》，1944年2月8日由“联合劳工新闻社”发表，这个社专向美、英及其他国家的工会报刊发稿，本书作者当时是该社驻中国记者。在这篇文章里最使国民党恼火的可能是这样几段尖锐的话：
“美国工人要表示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关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求把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中国军队，不论它在什么地区；凡是不积极抗日的军队，就不予分配。
“他们要表示对中国民主的关心，只要公开声明反对中国发生内战。中国反动派正在准备这种战争，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力量。这些力量就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在那些地方，工人运动得到了扶持和鼓励，许多矿工和铁路工人武装起来与游击战士通力合作，以割断日本与它在华北、华中的主要大陆基地的联系。”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3月11日。
在另外一封给杨少校的信中，她写道：
“我不能到前线去工作——至少可以护理一下伤员——真叫我生气！战争和它造成的痛苦变得如此遥远！应该让我更接近一些。当人们在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抗日战争由此开始）捐出几元钱时，他们不应该认为他们已经尽了责任！”
她把前线的紧张和危险同重庆的腐败空气作了尖刻的对照，对她的亲属（杨少校认识他们）也毫不宽假：
“上星期天我的姊姊和妹妹乘C—54（一种运输机）去里约热内卢（巴西最大海港及政经中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飞机，就像是一节普尔门式卧车车厢（普尔门设计，设备特别舒适）。我希望她们的荨麻疹能治好，到秋天就回来。这件事当然又引来了一大堆谣传，尽管‘大元帅’（指蒋介石）请了不少大官、记者和教士参加一个招待会，用以驳斥这些谣传。”
这里最后一句话说的是蒋介石夫妇举行的一次盛大聚会，专门为了辟谣——谣传宋美龄出国是因为蒋又有了一个情妇。
宋庆龄接着在信上又提到苏联的战况——对纳粹侵略者的反攻正在加强，而在国民党中国，则前线正在崩溃：“顺便提一下，你一定听到了苏联红军近来取得的迅速进展。我预料他们在1945年之前就可以欢庆胜利。”①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42—144页。
她全心全意地为击败法西斯轴心国而努力，所以一直怀着同情和希望，注视着苏联对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以及美国对日本主要在海上进行的战斗。她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热切地希望在苏、中、美三国之间能够建立联盟。我奇怪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害怕采取这一步骤。除了卖国贼和反动分子以外，全国人民都会赞成。”
同时，对于英国在全球的作战及其目标，她的看法不那么乐观，认为英国主要是想恢复和保留它的殖民帝国，这个帝国“他们是永远不会体面地放弃的。”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7月16日。
（六）史迪威时期
前面提到过美军运输机把“保盟”募集的一台X光机运往延安的事情，这是宋庆龄通过理查德·杨少校向史迪威将军提出的请求。史迪威不但同意，并且在得知机舱门太小、X光机进不去时，甚至下令——当时人们都这样传说——“用喷灯”把舱门弄大。
即使在美军观察组（称为“迪克西代表团”）派驻延安之前，史迪威就派遣陆军军医梅尔文·C·卡斯伯格陪同第一批外国记者（本书作者是其中之一）到八路军前线去访问。卡斯伯格在他的报告①中完全否定了国民党的说法（中共领导的部队不打日本人、没有伤亡，也没有抓到过日本俘虏）。他写道：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2年11月7日。
“根据我的观察，我深信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说法）更不符合事实……士兵们……几乎完全是用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武器弹药装备起来的。我自己亲眼目睹，在一夜交战中，缴获的军用物资足够装备八路军的一个连。……我也见到过被抓来的日本兵……我看到（八路军）许多伤兵。……士气……极高，我相信这就是他们在开展游击战争中能够取得胜利的秘密。”
卡斯伯格医生注意到了抗日根据地民兵——他用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后备民兵（“Minute Men”）来与之相比——所用的地道战、地雷战和其他战术以及军民一条心的种种表现。
在他自己的医疗专业方面，他赞扬八路军的医务工作人员在几乎完全没有现代设施的条件下对伤病员的医疗和看护。
在另一个报告中，他这样描述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它坐落在“一排排窑洞里”，但管理得出人意外地良好，如果我们考虑到它的困难情况。“器械和用品的消毒是在灶火上进行的……绷带、纱布、毛巾和其他布制品都是自制的，由医院职工和还能做些劳动的病人就地自纺自织。器械……都已过了使用期限……只有一台小X光机，已旧得几乎不堪使用了……（外科缝合用的）肠线完全没有。”但输血所需的血液却很充足，“过去一年里本院职工就有34人献血”——这表现了士气的高昂。
尽管物资极端缺乏，这所医院还是做了相当复杂的手术，开办了卫生学校，培养出200多名医生。医院里有一些老师和医生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国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
卡斯伯格写道，“我不能不赞佩这些人面对巨大困难所取得的进步……人们如果去分析一下这些困难，那末极大多数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
关于美国将来可能给予的援助（像史迪威等人所主张的那样），他建议说，“如果向这些军队供应军火去打日本，我们务必也要供应他们医疗用品。”
同史迪威一样，在美国国内问题上，卡斯伯格的立场是右而不是左的。但他访问八路军归来后，对于国民党拒不发给中共领导的部队以医药供应品，极为愤怒，并且后来在史迪威将军的支持下，送了一些进去。
自从埃德加·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1937年出版以来，1944年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对延安的先后访问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提供了关于中共领导的地区的亲见亲历的充分资料。对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已发展成为一支力量，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以及战后中国及世界的局面都有其重要作用。
关于记者团的访问，宋庆龄在1944年9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大约4个月前去访问延安的记者们已经回来了。他们都为在那里所看到的伟大行动而热情高涨，还有那里丰衣足食和进行大生产（虽然使用的是原始的方法）的情形。所以我们该改变看法了……他们已不再仅仅是些游击队员，而是生气勃勃的九千万人口……为抵抗日本而组织起来。确实，他们不用惧怕任何国内或其他敌人——这是个解放了的区域。在党的大会之后，他们将会发表一些令人大吃一惊的宣言，也可能使全世界震动……”①
①《美国军医M·S·卡斯伯格少校给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报告》，多年后她公开发表。见《在中国失去的机会——谢伟思战时报告集》（英文）。另一个报告是《一位美国医生1944年夏访问中国游击区后关于游击区医疗服务的报告》，作者卡斯伯格的名字没有写明，由纽约美国援华会油印后自行散发。
当美军观察组继记者团之后出发赴延安时，她评论道：“两星期前，由戴夫·包瑞德上校率领的一组20名军官启程前往‘禁城’（指延安）。谢伟思也在这兴奋的人群之中。由于Y城的地面非常泥泞、天气又不好，飞机撞到了地面上，幸好没人受伤……我真是高兴，因为有200多磅医疗供应品送到了我们支援的医院，还有3架显微镜和磺胺药品。”①
①宋庆龄由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4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45年4月举行的，关于召开这次大会她可能早有所闻。
宋庆龄同史迪威及其僚属、还有外国外交官（特别是一些同清中国、有民主思想的年轻外交官）的接触，无疑有助于不少人了解和赞赏中国进步人士的观点和情绪。这一点由于中国国内局势的恶化而更显突出。对于其他国家参加对日作战，国民党不是把这一发展看作加紧抗日的良好时机，而是表现得越来越倾向于让别人替它打仗，自己则尽量保存军队和军需供应品（包括来自国外的日见增加的供应），以便将来进行反共内战。
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记载了他同宋庆龄的重要谈话。谢伟思在中国出生、性格直爽、当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个年轻秘书，被派到史迪威将军总部任政治助理。
1944年2月14日的报告中说，宋庆龄在这次谈话中表现得比过去四五次谈话的任何一次都来得“更坦率，并且显然已经近乎激烈的程度”。“有好几个组织”来邀请她去访问美国，她也已表示接受，但接着国民党“却干脆对她说，不准她出国。”她认为，这一禁令是出于“她的家族和国民党高官”对她发给美国救济团体的一封信件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工因为她在信中揭露了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区域实行封锁，要求国外援助的医药用品平等地分配给所有对日作战的中国军队。这事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张治中将军一个接一个地来拜访她。这些人——用她自己的话说——都来对她蝶碟不休地进行“幼稚可笑的说教”，说“中国的家丑不可外扬”。她的家族也“很生气”。①
①宋庆龄由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8月5日。
她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WTC（吴铁城）让自己担起了当面申斥我的任务。他还不满足……又让H将军（何应钦）的代表……帮他来围攻我。他们不承认事实，只是一个劲地责备我呼吁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①
①谢伟思书，见本章注12，第108—109页。
谢伟思把宋庆龄同她的家属及国民党权贵的关系看作是衡量国民党同开明人士之间关系的标尺。这种看法肯定更符合事实，不像近来有人把宋庆龄同她的家属的关系情绪化，似乎他们之间的骨肉之情胜过政治上的分歧。亲人之间的感情当然是存在的，但对宋庆龄来说，原则决定一切。
让我们再来引几段谢伟思的话：
“我不能不得到这样的印象：孙夫人现在的处境极为窘迫和艰难，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了一个囚徒。这一点她在谈到关于她为解除反共封锁而努力所引起的不快时所说的一句愤愤不平的话语中流露了出来。她说，‘他们所能够做的无非是不让我出去旅行。’”
国民党不但限制她出国旅行，连在国内旅行也有限制。她在1943年4月7日给格雷斯·格雷尼奇的信中说，“我希望能去一趟兰州和西安，但能否成行要看警备司令是否批准。我渴望亲自去看看。”但她到底没有去成。
在谢伟思上面谈到的那次访问以后三个星期，在1944年3月5日，他又去看望她并且发现她更加愤懑：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正好在拜访她。（我一到）他就走了。我表示歉意，她笑着说，这是一次很令人难以忍受的谈话，而且谈得太长了……这位部长的意思是她在一个中国国内问题上，向国外散布不真实的情况和无稽之谈。
“部长来找她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为了她已同意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发表广播演说，关于演说的内容要求她接受妥协的方案。这一演说是美国纪念活动的一项内容……是赛珍珠和其他有影响的美国人士向宋庆龄发出邀请的。……她拟的演说稿……在送审中被作了大量删改，因此她表示要取消这次演说……她绝对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妥协。她原先已同意美方的邀请，如果后来又取消了，中方主管宣传的部门很难交待，所以部长赶来同她谈判，希望双方能够妥协，但没有成功。她毫不对他觉得抱歉。”①
①宋庆龄由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3月11日。
她后来于1944年3月12日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所作的广播演说《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①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①谢伟思书，第109—110页。
“孙中山在反对满清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决不会认为国外朋友对于我们人民的运动的支持是有损国家主权的一种干涉行为。今天我们人民也不会那样想。对于像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压制印度独立之类的现象，我们认为有权加以批评，同时我们也承认别人有权分析我们国家中的情势并提出批评。
“有人批评我们有依赖外国的倾向。我要指出，固然所有中国爱国人士都认为我们的抗日军队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只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对人民缺乏信心，以致哭哭啼啼表示说，倘使明天外援不来，后天我们就会垮台了。为我们的国家和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们为之而作了这样多牺牲的目标是不受任何条件的影响的。”
现在再接着介绍谢伟思就他同宋庆龄谈话所作的报告：
“谈到最近关于宋子文被捕的谣传，她付之一笑并说他要是被抓起来审判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使气氛澄清。我说总要有个罪名才能起诉……她回答说，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被说成是一种罪名。从（她的）态度看来，委员长（蒋介石）一定对宋子文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指控。她接着又说，如果把她同子文关在一起倒很不错。
“她说，（她的姐夫）孔博士很为她担心。他说过，‘你要是老这样说话，他们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她回答道，她欢迎他们来抓她。”
她对恶劣环境的挑战不但勇敢而且泰然自若，充分显示出她的精神力量。
谢伟思还报告了另一次有关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谈话。宋庆龄说，戴笠正在把重庆一些防空洞用作秘密监牢，这是一个被关在那里的青年托人偷带出来的条子上透露的。
为了更有效地对日作战，谢伟思同史迪威一样反对封锁中共领导的地区、赞成重庆政府实行改革。在1944年6月20日写的题为《中国的局势：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的报告中，谢伟思提出了在华北地区未来对日作战中“帮助共产党和游击部队或同他们合作的问题”。至于促进重庆的改革，“一个非常有效的行动……将是由白宫对孙逸仙夫人发出邀请’。①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45—147页。
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是宋庆龄与之建立某种有效联系的另一群人。
美国（时代一生活》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1943年亲眼目睹了河南省的大饥荒后回到重庆。他想要让蒋介石知道这些惨状并采取一些行动，但起初没有成功，后来——
“全靠（蒋的）二姨、孙逸仙的圣洁的遗孀的帮助，……她坚持要这个独裁者接见我。
“她最后给我写的一张条子使我对会见坚决起来，她在条子里安排了这一约会。‘……他们对我说，他（蒋）很累……但我坚持说这是一件牵涉到千千万万人生命的事情……’她写道。
“她又说，‘我想对你建议，你在写报道时要像对我谈的时候一样坦率和无所畏惧。如果对此而倒霉受罪，那也不要泄气，否则局面就不可能有丝毫改变。’”①怀特所写的关于河南饥荒的毫不留情的报道在《生活》杂志刊出后，宋庆龄很快就对这位记者大加赞扬。“我看这样一来他要再来（中国）会有麻烦，”她写道，“但他如果知道他为中国人民办了一件好事，他会感到欣慰的。”②在同一封信中，他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另一位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一个有才能、有新闻敏感并对中国老百姓有深厚同情的人。“我读了杰克·贝尔登关于三年前缅甸撤退的书，很感兴趣。它至今被认为是关于这一战役的最佳作品。”
①谢伟思书，第155页。
②西奥多·H·怀特着《寻找历史》（英文），第154—155页。
前面提到她通过当时任“联合劳工新闻社”驻重庆记者的本书作者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也属于她同外国新闻界联系这一范畴。
（七）统一战线——以及救灾
在中国社会中，在明晃晃的重庆政治舞台上，宋庆龄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以表明她在建设一个争取更多外援、反对国内压迫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中的立场。她的一个办法是，只要有可能，就同她在30年代救亡运动中的老同事在一起公开露面。这些人1941年在重庆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的核心后来成为“中国民主同盟”）。
同她和她的老同事们常在一起的有革命学者、诗人郭沫若。在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时，他曾负责北伐军的宣传工作，后流亡日本多年，不作政治活动，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才回国。
国民党某些著名人物采取抗日和反对内战的立场（如冯玉祥将军）或者即使暂时向这个方向转变（如孙科），她都注意到使公众有机会看见她同他们在一起。
她参加对已故爱国进步人士的纪念活动，从不缺席。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邹韬奋在香港沦陷后辗转去苏北新四军工作，1944年7月24卧因病去世，以参加中国共产党作为遗愿。10月1日，由宋庆龄领衔发起的追悼大会在重庆举行。在反动气焰趋于嚣张的时期，她特别注意参与这一类型的活动。她的在场会提高这些活动的声望、扩大影响，还会提供某种安全保障。
两周之后，即10月19日，她又同救国会老人沈钧儒、作家茅盾等人出席鲁迅逝世纪念大会。如同8年前在上海为鲁迅举行送殡仪式时一样，有人企图捣乱，因宋庆龄在场而未敢轻举妄动。她自己这样写道：
“上星期我们为鲁迅开了一个纪念会。那些SS①在我离开之后（因为我有另一个约会）冲进会场，桌椅横飞，出现一场暴乱。”②
①SS可能是Secret Service“特工处”的缩写，也可能借用纳粹党卫队的缩写作为比喻。——译者
②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5月29日。
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中，宋庆龄坚持在重庆——尽管受环境的限制——举行一些募款活动，因为这对建立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有好处。王安娜引用她的话说，“我们总是请外国朋友捐款，这不是办法。这里有的是富翁，应该请他们为崇高目的捐献，哪怕是一个人几块钱也好。我们在这里也开展一点工作的话，那我在海外的工作也好做了，可以争取到外国朋友和华侨更多的捐款。”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4年10月28日。
她和保盟举办的救灾活动不但在救济工作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很大效果。在1943年和1944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广东两省受灾人数以百万计——除自然灾害外，还因为国民党官员和军队的横征暴敛以及地主奸商的重利盘剥。这些救灾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并且不取任何费用，同国民党政府只说空话、不做实事以及重庆那些发国难财的阔人对灾情视若无睹适成对比。但由于是孙夫人发出的呼吁，所以甚至这些老财们也不好意思不拿一点出来了。
救灾活动所募集的款项一部分由保盟交给“工合”，为河南灾民组织生产自救。有许多灾民逃往解放区，生产自救在那里开展得最有效，灾民的口粮和劳动生产都安排得很好。
1943年5月中，由宋庆龄主持、“保盟”举办的赈灾国际业余足球比赛在重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个主意是许乃波先想出来的，宋庆龄立即接受。许是一位爱好体育的工程师，在香港时是“保盟”的技术顾问，到重庆又参加了它的常设委员会。他是在英国上学的，同半官方的“中英文化协会”有关系。他为筹办这次义赛举行了一次宴会，邀请几个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出席，席上得到了他们的赞助。在中国官员中，重庆市长贺耀祖将军（也许是因为他那位支持“保盟”的夫人对他做了工作）授权市足球队参加，还命令市政府的军乐队到场演奏助兴。消息公布、请柬发出、赛票售出之后，国民党才匆匆忙忙通知说，只有它所属的机构才可以募集赈灾捐款。保盟没有理它，国民党要强制取消这样的国际比赛，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当宋庆龄到场主持开球式时，许乃波要军乐队演奏中国国歌。“我们只在国家典礼上才演奏”，乐队指挥起先不同意。许坚持说，“孙夫人是国母，到会的还有要人和大使（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苏联和美国）”。军乐队到底还是奏了国歌。①
①王安娜书，第390页。
许乃波还记得，在筹备足球义赛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足以再次显示，宋庆龄总是灵活性和原则性两者兼顾。这次义赛的一位重要的外国赞助人是英国大使霍勒斯·薛穆爵士。在那次宴会上，在随便谈话时，薛穆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辩护，他的论据是当时英国人常用的，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取得一致。宋庆龄马上反驳道，有一件事情他们确实是一致的——英国统治必须结束（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包括她的朋友尼赫鲁当时都在狱中）。她所以这样坦率地讲话是因为她始终保持一个基本的观点，即：不能因为战时的同盟关系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保持缄默。后来，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1944年纪念孙中山对美广播演说中，她又明确指出，“压制印度独立”是该受到批评的。
尽管她同薛穆大使有这样唇枪舌剑的交锋，这位大使并未因此而撤回他对足球义赛的支持。大使夫人维奥莱特也没有因此而不志愿参加宋庆龄的救济工作。这都可以证明宋庆龄所受到的人们的尊敬。
这次足球义赛还有一段有国际意义的插曲，那就是由流亡的朝鲜人组成的一支足球队参加了义赛，并且高举着日本吞并朝鲜之前的朝鲜国旗。
据本书作者回忆，有关赛事的安排是很简朴的。观众席是用长木板铺在架子上制成的，只有少数贵宾坐折叠椅，但上面也没有遮阳。就重庆来说，观众算是很多的，许多人没有地方坐，一直站着，其中有人是为了表示对孙夫人和她的事业的热心支持，而不只是为了看球。外国使节成群地来参加，他们从各自的考虑出发，都认为出席这场义赛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其中也确有精明内行的足球迷，包括通常较为沉默的苏联大使。他是足球迷这一点过去可能不为人知，现在无疑也为那些收集个人情况者所注意到了。
宋庆龄同每个球队队员握手，代表灾民向他们致谢并发给每人一枚纪念章。
保盟还主办义演，其中有专业剧团的演出。有一个剧团是由进步演员和导演金山领导的。在重庆，从事舞台生涯的人过着艰难的生活。有人在义演过程中看到他们的生活情况后说，“当我看到这些男女演员们睡在一间大厅的地板上、连床铺都没有时，我意识到他们对孙夫人是多么敬爱和信任啊！”①
①许乃波1987年11月8日致本书作者函。
有一场舞蹈义演是由特立尼达出生的戴爱莲组织的。这位中国芭蕾舞创始人之一在香港也曾帮助过保盟。
还有一些不那么正规的音乐会也是为了赈灾举办的。参加演出的是驻重庆的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年轻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在音乐会上，有时听众同演出者一起引吭高歌，有苏联歌曲，也有英国约克郡民歌。
这些义赛和义演在战时首都重庆得到中外人士的热烈参加，使人们注意到救济工作是何等迫切，而国民党统治者都并不重视。这些活动使许多人有机会看到宋庆龄并进一步增高了她的声望。同时也使更多人看到保盟仍在积极工作，而这正是国民党所不愿见到国民党统治者直试图把宋庆龄“包裹”起来，并且预期保盟在香港陷落之后便会悄悄地收场。相反，保盟重建后充满活力，它对局势如实报道，经手账目一切公开——同当权派的贪污怠惰可说泾渭分明——表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
保盟内部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比宋庆龄工作得更辛苦。事无大小，她都认真去做，任何细节都不放过，并贯彻始终。虽然成就都是靠集体的努力，但如果没有孙夫人出面、没有她那种果敢、务实、一丝不苟的领导作风——这方面从本节的叙述可以窥见一二——那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根本不可能取得的。
（八）在重庆时的生活
宋庆龄在重庆时的生活情况，当时亲历的人有所记述。王安娜说，她的生活很俭朴，穿当地出产的荨麻布做的衣服，有些她所需的穿着因经济问题而置备不起。对于她的姐妹们从美国进口奢侈品，她曾直率批评。据美国艺术家和作家格雷厄姆·佩克的记载，①尽管她有一所房子住，她的兄弟们又借给她一辆车，她作为孙逸仙博士遗孀所领的恤金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她想在屋里置一个座钟，但自己没有钱买，又不愿去求她的亲戚。
①同上。
她特别喜欢外出走走而不被人认出来。有时她同王安娜一道在长江南岸乡间小路上长时间散步，就很感高兴。
“……在路上擦肩而过时不期而遇，常常有许多人目瞪口呆地站着不动，不由得喊出；‘孙夫人！’这时候，她像一个年轻少女似的，脸顿时变得通红，立即匆匆离去……在路上的小茶馆里歇息时，她不必担心那些令她讨厌的视线。……抬滑竿的苦力或农民……大概连孙逸仙是谁也不知道。而在农民们看来，她的妹夫蒋介石就像是一个寻常人见不到的有权势的皇帝。蒋介石那黑色的大型华贵轿车被警卫和随从的车辆保护着，以最高速度在街上行驶。如果说重庆市民有机会看到蒋介石，也只是这个时候而已。
“长途跋涉之后，又饿又累，这时候，我常常在孙夫人家里弄吃的。
“‘请把你的煎锅带来！’她事先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还是做土豆煎饼。’”①
①格雷厄姆·佩克书，第604页。
许多外国人想见她。有人纯粹是为了可以对别人说他见到了孙夫人。谢伟思回忆说：
“……她几乎成了一个旅游热点。到重庆来的许多重要的访问者、将军们等等，常常想去拜访她，如果他们能事先找到人介绍……她不大出门……人们能进去看望她，但他们得准备挨骂，因为她被（国民党政府）认为是‘出圈，的。”①
①王安娜书，第388页。
格雷厄姆·佩克写道，“秘密警察监视着她的住所”，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去看望她“可不是件随便的事”。她自己“对于接见外国记者或外交官也很谨慎”，因为她怕他们想要利用她。“但她喜欢招待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①
①谢伟思书。
她来往的主要是老朋友和一些对她工作有过帮助（或可能有帮助）的人。那种单纯的社交来往，她很怕（见了一个人之后就难以拒绝会见另一个人，否则会得罪人），并竭力避免，认为那是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但她并不想当隐士，并且像王安娜所记的那样，喜欢同年轻人无拘无束地在一起——他们不会在她面前必恭必敬地坐着一言不发，也不会想从她嘴里得到一些有趣的或政治上有调和色彩的话语。她爱跳舞，特别是华尔滋，但在保盟举办的活动中，她为了不失自己的身份，从来不跳。①
①格雷厄姆·佩克书，第603页。
在她所喜欢的年轻人中有一些是盟军的士兵。同军官们不同，他们在重庆没有什么社交娱乐场所。她有时在家里专门为他们举办圣诞或其他晚会，愿意去就可以去，不用专门的邀请，这使他们感到温暖——特别因为军官们反而要接到邀请才能来参加。
这样的场合使宋庆龄从离开威斯里安学院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同年轻的美国人在一起。；她在一封信中说。“……一帮子真正的山姆（美国人的绰号）。我喜欢他们那种活泼直率的样子。”①
①王安娜书，第392页。
在另一信中，她说，为了举行一次这样的聚会，他们差不多来了60个人，把她家里的地下室装饰一新。一个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说，这些美国小伙子认为，“在他们在重庆参加过的所有晚会中，这一次是最棒的”。
格雷厄姆·佩克记述她这些小型晚会说：“它们常常使人们渡过愉快的夜晚——聚餐、交谈，可能还跳跳舞。她很少谈政治。她只是用旁敲侧击的方式或者用语调来表示她对她那些亲属的意见。譬如在提到她的妹夫（蒋介石）时，她会把他的头衔“Generaliiissimo”（大元帅）这样拖长声调来念并且瞪大了眼睛，带着一点温和的讽刺。我还记得有一个晚上，她在脚脖子上拍了一下蚊子，笑着说，‘没穿袜子，你瞧。我破坏了‘新生活运动’的规则，可是我不能像我那位小妹妹‘皇后’那样到美国去买尼龙丝袜呀！’”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8月。
佩克插叙说，“在她自己的国家里，她比妹妹蒋夫人名气更大并且更受人尊敬”，“有时她被称作‘中国的良心’，因为她对她那些贪婪的亲属以及他们曲解她丈夫的理想的作法十分不满，并且对此从不掩饰。在对国事的立场上。她是一位“坚如磐石的妇女”；但对待私交，她总是“轻松自如，毫无架子并且爱找乐趣”。
她的幽默感有多种表现方式，有时作为一种嘲笑的武器，有时则纯粹为了逗乐，以放松一下心上的负担。后者的一个例子是1943年5月，她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是代她新得到的一只名叫“少校”的小狗写的（小狗是一位美国军官送给她的，这位军官的军衔是少校，所以取了这个名字）。信上写道：
“亲爱的艾培①叔叔：
①爱泼斯坦的昵称。——译者。
我正在受训。我觉得纪律——说得轻一点——真是有点讨厌。但我将竭力不把它放在心上，因为那个妇女看来真是非常喜欢我的。
她问我，‘你多小年纪’‘你打过犬瘟热和狂犬病预防针了吗？’我想她很快就要把我带到军事代表团去打针了。
希望很快见到你。
你的热情的狗侄子
少校
1943年5月10日”
（九）充满危机的年月：1943——1944年
但在后来的一年里，她却没有这样轻松的心情了。欧洲的战局正迅速走向胜利，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却呈现出一幅分崩离析的景象，不论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或人民生活条件上。
蒋政权仍然觉得还有能力做的就是对陕甘宁边区及其首府延安进行军事威胁。1943年7月，宋庆龄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上说：
“由于有一则广播新闻说胡宗南集中7个师在边区周围并向边区守军发射迫击炮，在我们的朋友们中间引起很大震惊。如果这条新闻不是直接来自延安，我是会一笑置之的，因为现在肯定不是发动一场内部冲突的适当时机。不管美国还是英国都不会赞同……尽管外国记者一再质询中央宣传部，我们还是得不到进一步的消息。
“与此同时，周（恩来）、他的妻子和林彪将军正在回延安的路上。他们是两星期前离开这里的，共有4辆卡车。由于许多外国组织的同情支援，我们托他们带去一些医药供应品……（还有）一大笔钱给PH（国际和平医院）和其他（“保盟”承担的）项目。钱的数目看来不小，但通货膨胀已使国币贬值到这样的地步——大概很快就要用一篮子钞票才能换到一磅面包。”①
①格雷厄姆·佩克书，第603—604页。“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2月由蒋介石发起的，提倡所谓“礼义廉耻”，以抵制革命思想。
第二年在写给前线的理查德·杨少校的信中，她写到日本人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海上交通线因美国海空军的反攻而被破坏）发起进攻，许多城市陷落，而在重庆却依然醉生梦死。她接着写道：
“但也不都能那么安闲，因为长沙——接着是衡阳和其他城市——的失利使我们精神上大受刺激……可悲的是，这些失利本来是能够防止的……出现的情况是我们的政治路线造成的——这里说的‘我们’不包括你、也不包括我。
“西安、桂林等地的人都在慌忙撤退，以至于要花5万元才能买一张票回来，火车挤到要从车窗里爬进去……即使为了这样一个机会，也得等上好几天。
“昨天晚上我邀了几个人来吃晚饭，因为是端午节，我们怀着深情为史迪威将军、也为你干杯。”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3年7月16日。
她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是很了解的。她也同老百姓一样，关心不断上涨的物价，痛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依然过着奢侈糜费的生活。这不仅是出于同情或哲理的空洞的事情——她自己总是在手头很紧的情况下过日子，懂得生活的压力。
在一封信里，她写道：
“通货膨胀逼得许多人自杀，在一个学校里一夜之间有4个人上吊——已经3星期没有肉，鸡蛋要3元钱一个……学生们很受苦，学习水平到处都下降——从前60分及格，现在有35分就过去了……”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1944年7月26日。
重庆的夏天闷热不堪，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受人工降温。有一次这些人也“吃苦”了，她是以这样尖锐的笔触来讽刺他们的：
“上星期……因为本地的制冰厂出了故障，城里几乎发生一场革命行动。外交官们也凉快不了、文雅不了啦。他们买冰的优待证不起作用了。他们都像苦力似的把湿毛巾挂在腰带上，赴宴会时根本不穿上装、卷起衬衫袖子就去了。冰厂门前每天都摆起了长龙。在街上发生抢冰的打斗，所以现在人们都用汽车装……常常还有挥舞手枪的卫兵保护着。因此，冰也出现了黑市……50磅1200元，老爷！”①
①同注52，1943年4月17日。
（十）亲属关系
在一年前，在一封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①，宋庆龄曾用同样嘲讽的口气以及同人民痛苦相对照的含意，描述了她妹妹蒋夫人访美归来的情状：
①同注53，1944年8月5日。
“ML（指美龄）看起来是这样阔绰高贵、举止又是那样的像最时髦的名流，我们发现她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生理上的变化……她看来很会适应并且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在这方面她很像克莱尔·布思（美国《时代》、《生活》杂志主编亨利·卢斯的夫人）。”“不管人们怎么说，她为中国做了最广泛的宣传，并且正如她自己对倾慕她的人的一次集会上所说，‘我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国必须为此而感激她。”
接下去又写道：
“听她座机的机组人员说，她带了无数的行李，还有那么多的罐头，等等。但我并没有见到一听烤豆或……一双鞋。我听说，她带不下了，所以我的鞋要等‘下一班飞机’。好哇！……大概等到战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