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她指出一个政治问题：
“说正经的，她这次访美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委员长（指蒋介石）决定在美国开展一场反对CP（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有人去找了立法院的温源宁（立法委员），要他负责这个运动。”
为了对付这样的发展趋势，她开始有了自己去美国一行的念头，但正如她告诉谢伟思的，国民党不准她去。她在给理查德·杨少校的信上说：
“我现在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去美国。听说孤立主义在美国正在抬头，所以我去也许可以有点好处……帮助提醒美国人他们的义务和责任。另一个就是去你那里的前线。但我不是宝莲·高黛，所以这第二个梦想也许比第一个还难实现。”①
①同注52，1943年7月16日。
这里提到的美国孤立主义抬头可能是指围绕着1944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气氛。罗斯福总统（民主党）谋求第四次连任，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E·杜威竞争很激烈。蒋介石周围的人把宝押在杜威身上，使劲支持他的右派竞选纲领——罗斯福称之为“历史上最卑劣的竞选”。宋庆龄对罗斯福很敬重，在他再度当选后她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为你帮助使FDR（指罗斯福总统）再度当选而感到骄傲。我们希望他能在最近的将来光临中国访问。”①
①同注53，1944年5月29日。宝莲高黛是美国著名影星并曾一度同卓别林结婚，这时正在前线作慰劳美军的演出。
在此之前，罗斯福下令调回了史迪威将军，宋庆龄对此是很感失望的①（详见下文）。尽管如此，她还是为罗的连任而高兴。
①同注52，1945年3月7日。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重庆时期，宋庆龄同她妹妹蒋夫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很不好？不完全如此，因为她们不是所有观点都不一致。宋美龄不论她有多少错处，她在国民党内不是投降派或亲轴心派。她也并不同她丈夫那样对史迪威深恶痛绝——据史迪威日记中一些记载，他相信在有些事情上宋美龄是帮他忙、替他说话的。据说，她同戴笠——蒋介石的希姆莱式秘密警察头子——也有意见不同之处，特别是在对待宋庆龄的问题上。
据在重庆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电话监听员的王正元回忆①，宋美龄有一次打专线电话给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等人）一下，不准在阿姊（指宋庆龄）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非常尖厉，很气愤。宋子文回答，“好的，我马上就通知他们。”戴笠对于孔祥熙、宋子文一向很尊敬，而且也很听话，因为要常向孔、宋伸手要钱。而且，戴笠的密探们虽只是在按蒋介石的意图行事，宋美龄的干预却使这个特务头子非常为难——委员长要这样、夫人不要这样，两口子吵起架来，他夹在中间两头得罪。这是宫廷侍臣常会碰到的两难境地。
①同注52，1944年10月28日。
宋美龄交待侍从室给宋庆龄住所安装一部专线电话。接线员（很明显，同时也是监听员）常听到她们用上海话交谈——虽然通话不是很经常，谈的也大多是一些家常，如做菜、保健、弟兄们的行踪等等。据这位监听员说，美龄对庆龄还是有点怕，称她“阿姊”，并且除非事先打电话约好，不随便到庆龄家去。
有一次，当宋氏兄弟姊妹都在重庆时，蒋介石想请全家吃饭。美龄打电话同庆龄商量，并且保证“光是家里人，没有外人”。即使如此，庆龄还是推托身体不好不去。但当美龄说要派个医生去时，庆龄却说不用了，她已经有药了。庆龄不忌讳在孔祥熙家会见蒋氏夫妇，但要到蒋介石家里去作客——即使是一次“家宴”——她是不愿意的。
关于宋子文，庆龄同他见面的次数较多，并且有时对他的作为在政治上表示肯定。1942年快到年底时，她在一封信中说：
“我的弟弟（指宋子文，时任外交部长）刚回国，但很快要回（华盛顿），取道堪察加半岛，这样走……比绕道非洲可节省一半时间。他希望中苏之间能建立起较好的关系。在他公出期间，因为他的一些部属急于讨好反动分子，使中苏之间产生了某些误会。为此，他很觉遗憾。”①
①王正元着《宋美龄的姐妹情谊》，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转引自尚明轩等着《宋庆龄传》，第470—471页。
她也像一个姐姐那样关心他的身体。在给理查德·杨少校（他认识宋子文）的信中说：
“几天前见到我弟弟，他要我向你问好。他体重减轻了许多，但我觉得他看起来比过去更健康了。”①
①同注52，1942年11月7日。
关于宋子安，他是她最小的弟弟，也是最喜欢的弟弟。理查德·杨少校在回美度假时见到过他，所以她在给杨的信中说，“你在T．A．（指子安）家过圣诞夜，我听了非常高兴。”①
①同注53，1944年8月5日。
（十一）史迪威去职——战争结束——美国支持中国反动派
1944年10月，罗斯福总统在蒋介石的坚持下，下令免去史迪威将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战区总司令是蒋介石）和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的职务，调回国内。
这是一个讯号，它显示美国同蒋介石一样已在考虑对日本的战事结束后恢复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的问题，而且美国为此会被拖着支持蒋介石打一场内战——一旦蒋介石确信这一点，他就一定会打。因此，史迪威的免职将证明是一个转折点——不仅在中国的战时政治局势上，而且在以后20多年的美中关系上都是如此。
为了活跃中国的对日战线，史迪威曾经想要把中共领导的部队（中国最有效的抗日作战部队）包括在美国援助和军事合作的名单之中。由于他的坚持，美军观察组才被派驻延安。他在1944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根据这个观察组的报告，“我们总要想点办法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些援助才好，他们是愿意作战的。”①
①同注53，1944年11月17日。
赫尔利采取的是一条正好同史迪威完全相反的路线。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奉罗斯福的派遣，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于1944年9月来华（后改任大使），罗斯福本来要他解决中国内部的政治纷争，而他却使这种纷争尖锐化到了濒临破裂的程度。他同蒋介石合谋迫使罗斯福召回史迪威。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的职务，他的观点同赫尔利大体一致。他们两个虽然在个性和一些技节问题上的意见不同，但都是以后被称作“冷战”的元勋。
赫尔利促请罗斯福总统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中央政府（蒋介石政府）在达成击败日本这一眼前目标的背景下，保存实力以便在战后国内政局上（对共产党）保持绝对优势，具有极大的重要性。”①
①迈克尔·沙勒着《美国在中国的十字军，1938—1945年》（英文），第168页。史迪威将军的文献材料在他身后存放在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胡佛图书馆，沙勤曾查阅了其中的史迪威日记。
魏德迈则认为，在欧洲，盟国应推迟在西部开辟反对希特勒德国的第二战场，直到德国人同俄国人在东部打得更加两败俱伤。在亚洲，他敦促不要完全摧毁日本的力量而应该保留一部分，“以对付苏联的扩张”。①
①同上书，引用赫尔利1943年11月20日致罗斯福的报告，载《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英文），第143—146页。
史迪威派遣观察组驻延安是为了对日共同作战、获得敌战区情报（中共领导的部队有这方面的情报并愿意提供给美军）并准备最后的联合军事行动——美军计划在华北登陆打击日军。
与此相对照，在赫尔利一魏德迈班子的心目中，这个观察组的主要任务就完全不同了——它应该收集共产党的情报，用以反共。即使在稍早的时候，在观察组里已经安插了至少一个人，他把情报提供给一个美国海军单位，再转给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他在三个方面进行侦察，一是中共，二是美军观察组中赞成在战争中同中共合作的那些成员，三是观察组同美国军政上级的往来通讯。
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将军决不是因为他对蒋介石有任何偏爱。蒋的讹诈伎俩他已经领教得够了（例如蒋曾吓唬说，如果美国不答应他的要求——10亿美元贷款加上每月经由危险的“驼峰”航线运入至少2万吨军用品——中国就要“垮台”）。罗斯福从史迪威等人那里得到的报告是，蒋不但不愿意派他的部队到缅甸去同美军联合作战，甚至不愿意为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提供足够的地面警卫兵力。蒋要把钱和武器都留下来准备以后打内战，而不是现在用来打日本。即使赫尔利本人也曾把蒋介石这帮人说成是“法西斯和窃贼”。①发现这份材料的美国学者中肯地指出，既然这些人是“法西斯和窃贼”，那末美国又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去支持他们呢？实际上，赫尔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目的是“在现政府下统一中国”。
①同上书，引用约翰·P·戴维斯着《攀住龙尾之后》（英文），第300页。这话是魏德迈对戴维斯说的。
整个过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最初有一段时间，赫尔利和魏德迈作了一些姿态，似乎他们所遵循的政策并不完全背离史迪威时期的政策。他们不这样做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因为他们到任的时候，正值国民党战场第二次大溃退（1944年4月到12月，日军连陷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南宁，前锋曾到贵州独山，重庆震动），证明了史迪威的正确。（约有两年时间，日军对国民党防线毫不触动，而是集中兵力对付中共领导的部队和解放区；1944年国民党战场大清退，看来除中共领导的军民外已不存在抵抗力量。）但赫、魏两人的基本方向，如以后的局势发展所证明，是始终一贯的。
在史迪威对蒋介石斗争及最后去职期内，宋庆龄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对他的立场表示强烈的同情并至少有两次在家里接待了他。
她在1944年6月24日给史迪威的信中，以赞赏的口气提到“人们对您和您的作为的看法”。①
①同上书，引用赫尔利在1944年11月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信。第21—22页。
史迪威本人在他1944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与孙夫人共进晚餐。她要投票选我代表中国去出席和会……说……我在中国人民中间存着为他们说话的好名声。”①
①宋庆龄致重庆史迪威将军，1944年6月24日。承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惠赠复印件。
在10月20日（他刚被免职）的日记中他写道：
“见到孙夫人。她哭了，很苦恼。说她盼望有一次公众示威。很想到美国去告诉F．D．R．（罗斯福总统）事情的真相，但不能（像她姐妹那样）在战时跑到国外去。要我把CKS（蒋介石）的真正本性告诉F．D．R。‘他是只纸老虎……’又说……‘为什么美国不收拾收拾他，让他安分一点。他们有这个力量，不该听信他。’……给了我一些礼物，是给威（指史迪威的妻子威尼弗雷德）的。”①
①史迪威1944年9月24日的日记。参看注64。
注意到她用“纸老虎”一词是很有趣的，因为这个词后来毛泽东用以形容美国战后支持蒋介石的力量，从而为全世界所熟悉。她知道这个词可能是由于在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时曾经用它来形容叛军。
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内美国对华政策的导向，可以读一读关于1945年3月2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战略会议的记述：
“赫尔利、魏德迈和……梅乐斯……都认为，只要给中国的中央政府较少量援助，就可以把叛乱（指中共领导的力量）镇压下去；一个月前，赫尔利已告知蒋介石，大战结束后，他那些美式装备的部队如果要打共产党，取得胜利易如反掌。”①
①史迪威1944年10月20日的日记。参看注64。
有些评论家指出，这样的看法是无视政治因素的单纯军事观点；还可以指出，史迪威和他的支持者对中国人民有所了解、也有一定感情，而他们的继任者却说不了解、也无感情。前者所关心的是中美之间未来以两国人民利益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而后者则只从如何主宰中国和太平洋来考虑。（同他们思想相近的麦克阿瑟将军要把太平洋变成“一座美国湖”，另外一个有势力人物、《时代》。《生活》报业大亨亨利·卢斯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历史将是“美国世纪”。
宋庆龄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
“此刻你大概已经知道史迪威将军离去的消息了。他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做了那么多事情。……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最富同情心、最讲求实际的外国人之一。我们全体人民都很热望他。F．D．R．（罗斯福）在召回他这件事上向我们的皇上（蒋介石：让步了。……这位善良的老将军……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在这里（中国）组成一条UF（统一战线）并打破可恶的封锁。接替他的新人（指魏德迈）是亲英的，只会充当那个皇上和这个皇上的听差。
“我担心从此以后抗战大概将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目前日本人正在全面推进，我们也许要退到新疆去了。”①
①据威廉·D·莱希的战争回忆录《身历其境》（英文），莱希（1875—1959）是罗斯福的生死之交，1936年晋升海军上将，1941年美国参战后任总统私人参谋长，1944年获授美国最高军衔海军五星上将，次年随罗斯福参加雅尔塔会议，1949年退休。
又据C·F·罗曼纳斯及R·萨瑟兰合著《中央情报局内时间已过》（英文）。两书均引用了谢伟思书，第304页。
美国海军情报部的米尔顿·梅乐斯海军少将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关系非常密切。这些关于中国预期将打内战的话是在对日战争结束前几个月说的，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约4个月之后，她在给理查德·杨少校的信中流露出她当时的心情（杨已与史迪威一同回国）：
“约翰·D（戴维斯）同我一起吃了晚饭，Y．K．Sze（斯义桂，著名中国男中音歌唱家）饭后唱了歌，但……我们都深深地沉浸在阴郁的思虑之中。约翰已去莫斯科，这个职务的变化对他是一种升级（在意识形态上说！）J．S．（谢伟思）回来了，但他可能会遭到类似的命运，因为他也染过颜色了，染得很深。
“A．C．W．（魏德迈）将军和P．H．（赫尔利）将军可能这几天就回美国去，所以你会听到所有的消息了。报上将多少会登一点不容掩饰的事实，但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像‘乔大叔’（史迪威）离开时那样闹得最后使人如堕五里雾中。
“人事变动无关宏旨。这一点在我们两个国家都一样。这是一种彻底瘫痪的局面。”
谈到国共谈判实际中断，她说：
“周恩来昨天又回延安去了，大家都很失望，我相信他自己也如此，因为在他那些人中，他是最有耐心的。CP（中共）不会愿意把他们的军队置于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之下，而KMT（国民党）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周行前发表谈话，重申希望国民政府首先释放政治犯（爱国人士）、废止一切压迫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撤走包围边区的部队。
“目前情势看来是漆黑一团、令人沮丧，正像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那样。（还记得不？）也许会又一次找到一条出路，但这一次有一个对局势起作用的新因素——美国。我们还必须打赢这场大战，如果中国是分裂的，中国人民既不团结、又不自由，那末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不能赢得胜利。这场解放的战争是一场复杂的战争——不仅在中国是如此。”①
①同注52，1944年10月28日。魏德迈在接任史迪威的职务之前是由英国领导的东南亚司令部（SEAC）的美国代表（司令部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史迪威认为，魏德迈认同了SEAC的目标，即：在亚洲恢复战前帝国统治，避免任何可能加强中国的行动，以免危及亚洲的殖民主义，特别是在香港。这是英国从邱吉尔以下都在执行的战略。
尽管情况复杂，她看来对于美国可能转而支持中国实现团结还保留着一点信心。这从前面所引她在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另一信中欢呼罗斯福第四次连任可以得到印证。在史迪威事件之后，罗斯福确曾对斯诺说过，“我一直在同那里（指中国）的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想继续这样做，直到我们能把它们拉在一起。”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美国理查德·杨，1945年2月17日。戴维斯被调到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因为赫尔利决心把他从中国撵走。关于谢伟思，宋庆龄的话可说不幸而言中了。调回华盛顿后他被抓起来，后来被解除外交工作，多年以后才得以复职。再往后，他才被公认为当时采取了正确的
那末，怎样来看待罗斯福的立场和行动的变化？他起初看来是站在史迪威一边的，后来又似乎屈服了——为此，直率的“乔老倔头”（史迪威的绰号）称他“老橡皮腿”，①但在撤掉史迪威职务后不久，他看来又转了方向。有些作者把这一切看作是策略而不是软弱。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美国取得了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地位，罗斯福要保持所有的关系和考虑所有可能的方案。他的主观愿望是：国民党的存在有赖于美国，所以美国可以促使它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如果看到美国是唯一能迫使蒋介石和解的外力，又是唯一可向他们提供战后经济援助的来源，会变得不那么革命。美国的总目标是防止他们靠拢苏联。至于苏联本身，它已被战争弄得精力枯竭，如果在战后的安排中给它一点“奖励”（包括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一些在中国领土上的利益，这是俄国始终垂涎的），就可以使它不支持中共，并且它会看到同国民党和睦相处对它有利，因为它打交道的对手还是国民党。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操纵一切。
①这个词有双关的意思，一方面指他在对华政策上不够坚定，另一方面因罗斯福患小儿麻痹症后双腿行动不便。——译者
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决定苏联对日开战的条件）上，罗斯福的政策以及为后来的波茨坦会议制定的政策（罗斯福4月12日逝世，波茨坦会议7月举行），包含了上面所说的一些因素。他开明、灵活、反对法西斯，但他在历史上是个“大海军”主义者，并且是在管理着一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变成的、空前未有的超级大国，因此他不可能完全没有“由美国领导世界”的想头。这一切的逻辑发展必然使他支持蒋介石，尽管他个人不喜欢蒋。
罗斯福在德国和日本投降之前就去世了。在中国，美国支撑蒋介石的努力到这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美国官员中站在史迪威一边的统统调任或回国。在史迪威时期任驻华大使的克拉伦斯·E·高斯在史迪威被召回后辞职，由赫尔利继任。他很快就除掉了中国出生、精通汉语、熟悉中国社会的两位外交官戴维斯和谢伟思以及其他了解中国的人。史迪威的后任魏德迈将军也很快召回了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他的汉语流利、对中国的情势很敏感。所有美国在华官员和军官，以及隶属美国陆军管理和进行新闻检查的美国记者都接到通知，警告他们不要做任何不利于蒋的事情或发表任何不利于蒋的报道，尽管在新闻记者、甚至在那些急于打完仗回家去的美国大兵们中间几乎普遍对蒋感到厌恶——需要发出警告，也许原因正在于此。
在延安，在1945年4月23日一罗斯福总统逝世后不到两星期——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它的领袖毛泽东，发出了它自己的、独立的声音。
在这篇题为《论联合政府》①的报告中，毛泽东首先指出，虽然对德战争已近胜利、对日战争的胜利也已在望，“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保证中国战后的进步，必须实现孙中山完成革命的遗愿，并以联合政府来代替蒋介石的国民党独裁政府。但是国民党内的顽固派正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指美国）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屠杀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希腊游击队）……企图把中国抛回到1927年至1937年的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
①斯诺着《复始之旅》。
毛泽东又说，在世界范围内，反轴心国的战争将获胜利，但“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
他在严肃地回顾历史之后说，中共不会再像1927年时那样，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突然袭击，当时国民党当局的转向使中国革命的胜利被葬送，并且使中国遭受了几十年的民族灾难。
他说，中共首先将为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而带头奋斗。中国要获得和保持独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将建立起来。实行“耕者有其田”。“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所有这一切主张都同中共现阶段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相一致。
他明确指出，中共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当前必须为实现现阶段的纲领而努力。
宋庆龄看来事先知道中共七大的任务，因为她曾对人预言，七大的内容将具有世界意义。
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很快对日宣战，击溃日军，解放了中国东北——日本在大陆上的最重要基地。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中有宋子文而不是误传的宋庆龄——她一直在重庆，从未离开过）。①
①《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9—1100页。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达重庆。他们是应蒋介石的电邀并由仍然以调停者角色出现的赫尔利大使飞往延安迎接的。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讨论如何在结束战争和战后时期保持团结。
8月30日，毛泽东到重庆后的第二天就去看望宋庆龄。这说明他对宋的尊重以及宋在他眼中的重要性。他们自1927年在武汉分手之后，这是第一次见面。
9月1日，她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出席了苏联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国民党官员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民主人士也都出席，象征着这是一次统一战线的聚会。
9月6日，她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名义，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9月8日，她出席了毛泽东、周恩来为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团体负责人举行的招待会，这些团体主要是通过保盟向解放区提供援助的。毛泽东在会上致词，感谢各方人士的援助并希望这样的援助在战后时期能够继续下去。①
①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说，“1945年8月，庆龄同子文一道被派到莫斯科，在8月14日在那里缔结了中苏同盟。这是从1931年以来她离开中国的唯一的一次——除了去香港以外。”（中译本，第440页）他的根据是埃德蒙·克拉布着《俄国和中国》（英文），1971年出版。本书作者手头没有这本书，无从复核。不管怎样，这不是事实。
这些活动无论在国内或国际上都空前地提高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声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盟的工作达到了顶峰。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同蒋介石进行了40多天谈判，在10月10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包括和平建国、逐步实现民主化、统一全国武装部队和改组政府。
在空泛的提法上，“纪要”中没有任何双方不一致的地方，但在具体问题上则并未取得协议——其中原由是很明显的。从国民党方面来讲，它下定决心要把中共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统一”到它的统治之下。在共产党方面，它同样下定决心，决不允许重复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要保卫解放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但为了显示诚意，它同意撤出几个重要的根据地、缩编几个师。
全国人民由于渴望和平建设，对双十协定还是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但事实证明这个协定是短命的。因为重要的不是纸面上的原则而是实际的行动。蒋介石的行动是部署内战。即使在谈判期间，他就向部下颁发了在十年内战期间编写的《剿匪手本》。在协定起草时，他已下令向解放区进攻；协定签字后墨迹未干，他又下令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约50万已经投降的日军奉国民党之命继续武装守备占领区或参与进攻中共领导的军队。所以，双十协定签订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军事冲突。
这时，外国干涉已如箭在弦上。9月末，也就是重庆谈判还在进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企图在山东烟台（旧名芝罘）登陆，为解放区军民所阻止。这标志着西方的“炮舰政策”时期（外国军舰在中国可以横冲直撞、毫无忌惮）的结束——至少在解放区是如此。数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是转而在国民党控制的天津和青岛登陆，他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像原来所计划的那样在华北登陆后对日军作战，而是阻止日军向中共领导的军队——正是它们一直在对日军浴血奋战——投降。美国陆战队在天津、青岛市外同八路军发生了冲突，并很快就同昨天的敌人（日军）共同来守卫桥梁等等重要设施。不久，美国军舰和飞机把史迪威将军当初装备训练出来作为抗日劲旅的蒋介石精锐部队，从印度运送到华北和东北，以用于内战。
在重庆，在双十协定签字前两天，即10月8日晚，发生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廖梦醒的丈夫）因意外事故被枪击重伤不治的不幸事件①。廖梦醒的父亲、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廖仲恺是1925年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的；她的弟弟廖承志1941年自香港脱险归来即被国民党逮捕，囚禁于上饶集中营。此时又发生了这一惨剧，廖梦醒悲痛欲绝。宋庆龄同廖家有长期的友谊和深厚的感情，她是第一个赶到医院去悼唁和慰问的。廖梦醒回忆说，宋庆龄安慰她、鼓励她并要她好好休息（梦醒在保盟工作），使她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①应邀的外国团体有美国的“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英国的“联合援华会”和“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和“世界学生救济基金会”。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中国、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未来，确实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但1945年究竟不再是1927年了。国内反对内战和争取新的未来的浪潮高涨。
何香凝在1945年11月1日致函宋庆龄、孙科和宋子文，把这一反内战浪潮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信中说：
“我们四人都是亲受孙中山先生的临终嘱言的人。我们不忍看见在国外的压迫解除之后，民族的前途又陷于黑暗。我不能到重庆去，希望你们三位向蒋先生苦言力争停止内战，一切问题以政治协商求得合理解决。如此，庶几能告慰于总理及先烈在天之灵与八年来流血牺牲的将士和同胞的英魂。”①
①关于这次事件可参看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第603—605页。
但是，蒋介石不听一切劝告，一意孤行，继续展开内战。宋子文和孙科虽然有时不同意蒋，但他们终究属于国民党的最高层，不可能同宋庆龄、何香凝联合一致行动。但人民群众不愿意回复到过去年代的情绪开始高涨和深化，逐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周围——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虽然反对内战，但能够对付它并最终击败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宋庆龄在抗战胜利后又在重庆滞留了约3个月，于1945年12月回到上海——她已睽违8年的家乡——并准备进行新的斗争。帮助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运送医疗器械及药品给解放区。1944年因与蒋的矛盾，奉调回国任美军地面部队司令，旋调第十军军长，1946年病故。立场并且可说是那个时期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