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平或内战
1945年宋庆龄回到上海的时候，她是53岁。自从她和孙中山1915年结婚起，30年已经过去；自从孙中山1925年去世、她独立进入政坛为实现孙中山遗教而奋斗也已20年了。
①本书作者这些年在美国，没有在上海同宋庆龄在一起工作。因此，不可能像上两章那样对于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和重庆两地的工作，结合亲身经历来记述，而是尽量依据那些同她直接有关的人士的记述。——本书作者
正如过去常遇到的那样，她居住地的改变同一次历史性危机的发生又是重合的。
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有过严重的压力和紧张的时期，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第二次合作由于民族生存的需要和绝大多数人民的要求，没有完全破裂。在即将来临的和平建国时期是否能够保持和发展？或者，是不是又要出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不幸局面？
大众对国内和平的希望因为蒋介石和毛泽东签订1945年“双十协定”而大为高涨。但事情很明显，蒋介石和他的集团正在把国家引向一场新的内战，他们最大的指望就是美国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任远东盟军统帅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下令侵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缴械投降。中国大片国土是由国民党放弃给日本侵略者的，后来由中共领导的部队夺取回来并在那里奋战近10年之久。按照麦克阿瑟这道命令，在这些地区（主要在大城市及交通干线）的大部队日军是不是就必须继续对解放区的部队作战，直到久已逃遁的国民党部队重新出现，然后向它们缴械投降？
咄咄怪事？但正在着着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谋略。美国的舰只和飞机把远在大后方的国民党部队（其中许多部队有第一流的美式装备，本来是为了打日本的）纷纷北运，为内战进行部署。国民党部队开进日军盘踞的城市和交通线后，不但不令日军缴械，反而要他们继续对中共领导的部队作战并与国民党军相互配合。在甫京，已经“投降”的日本在华占领军总司令同村宁次为蒋介石的国防部留用，充当反共作战的顾问。在地方上，据1946年6月号《纽约客》刊载的美国作者约翰·赫西的报道，他在山西发现武装的日军部队——这已是日本宣布投降10个月之后——在当地国民党“土皇帝”阎锡山的军队中对共产党作战。他的报道中还提到美国和日本军官一起参加了一个策划反共作战的联席会议，一个参加这一会议的美国军官告诉他，这样的事情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他们预期不用多久他们就将在一次更大的战争——对苏联的战争中并肩战斗。
大批为虎作伥的伪军直截了当地被收编为蒋介石的“国军”。在抗日战争期间，蒋的部下先后有57个将领归顺于日伪政权，他们本来就有这样一种“脚踩两只船”的打算。
就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1945年）又像第一次（1924—1927年）一样，为蒋介石在外国的支持下所破坏。1945年10月的“双十协定”夭折了。共产党人决心不让1927年蒋介石的“四·一二”流血政变重演，准备反击。蒋介石则决心要重蹈历史覆辙，为此玩弄政治花招、进行军事镇压，无所不用其极。经过4年断断续续的谈判和十分严酷的战斗，事情才算有了分晓。
国共之间的第一回合军事冲突发生在1945年末。1946年1月，国民党眼看无力占据上风，同意实行新的停战。这段暴风雨前的宁静是由两方面因素促成的：在国内，全国人民反对和厌恶内战；在国际上，胜利的各盟国之间达成谅解，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同意不干涉中国内政（它们之中谁也不想为了中国问题而产生对抗）。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方面，他们把停火不是看作迈向和平的一步，而是赢得时间的计谋，以便在美国帮助下运输、训练和扩充军队，对共产党作最后的摊牌。
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是在1946年1月上旬。为了实行这个协定，成立了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并在北京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执行小组——执行部及小组均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人员组成，执行小组分赴各对峙或冲突地区，执行调处工作。
即使在前线暂时平静的时候，国民党在它统治的后方地区仍加紧镇压反内战运动。1945年12月1日，在云南省会昆明发生了国民党军警特务以暴力镇压、四位西南联大学生惨遭杀害的事件。宋庆龄回到上海之后首先参加的公众活动之一就是有两万人参加的追悼四烈士的大会。
后来，她又参加了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大会。李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参阅第十四章），闻是著名的开明学者和诗人。这两位举国敬仰的爱国人士只因为公开主张中国在战后应实行和平民主，在1946年7月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手下暗杀。对他们的悼念活动成了对国民党暴行的抗议。
像这样的集会，宋庆龄总是亲自出席。与此适成对照，国民党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她就不去参加（她在名义上是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对她又一次运用“又拉又打”的手法，在这次全会上把她选入“中常委”。正如在一切关键时刻一样，她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她的立场。
她在上海居留的这一时期（1945—1949年），在国内局势的发展上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有六、七个月，为避免或控制内战的谈判继续着（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充当表面上的调停人）；第二阶段有三年，内战猛烈进行着。
这场内战本身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最初，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攻势，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城市，并在1947年攻占了延安，从而大事吹嘘它在全国已经获得胜利。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没有被摧毁。相反，它的力量发展起来。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踊跃参军，以保卫土地改革的果实——通过土改，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中，解放区扩大和增加了。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广泛地、巧妙地开展运动战，歼灭了国民党许多大部队（国民党军的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农民，土改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所以他们看不出有什么道理要为反对土改的国民党卖命）。许多国民党士兵被俘后很快就参加了革命的行列，一些技术兵种的士兵把技术带给了原本缺乏技术的解放军。一大批美制武器因俘获或国民党部队投降而转入解放军手中。
最后，从1947年下半年起，人民军队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然后是总反攻，大城市相继解放。
同上述历史时期中的两个阶段相应，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现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工作也可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它还能给解放区送去一些医疗用品及其他救济物资。在后一阶段，这样做已经变得几乎完全不可能，它的活动大多只能限于上海，给贫苦人民以援助——不只是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而是带着一种进步的倾向和动机。在她居沪的最后一段时间，革命已经胜利，又有可能向上海以外的项目输送供应了。
宋庆龄在1945年底回到故乡上海时，她个人的处境在某些方面较之战前更加不安定和危险。战前的上海有外国租界，租界当局虽然也是反动的并且常常同中国的市政府相互勾结，但多少还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活动余地。战后，租界已被取消，上海全归国民党统治，过去的一点活动余地也没有了。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有利因素，那就是宋庆龄的声望无论在国内或在国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都已大大提高。
至于她在上海的寓所，她发现她所喜爱的在莫里哀路上的那座房子——她同孙中山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后来她又一个人住在这里继续奋斗——已经不能居住了。她告诉友人，这座房子“已被荒废了八年……又遭到了日本人的劫掠和破坏……连自来水管子也被偷走了。”修理要花很长时间和一大笔钱。她不得不忍痛作出果断的决定：
“……我想还是放弃算了……住了那么多年。当然，我对它是有感情的……它有许多使我怀念的东西……但老是对一些已经消失的东西抓住不放又有什么用呢。”①
①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卷，第414页。
在上海没有住所是她迟迟没有从重庆回来的原因之一。直到抗战胜利几个月之后，国民党当局才拨给她一所小房子，在前法租界思利和路45号（当时更名“靖江路”），本来是德国人的，作为敌产没收。1948年冬，迁到前法租界霞飞路一座花园洋房里居住（当时为林森中路1804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以后，她在上海时就住在这里，直到晚年。她去世后，这里辟为“宋庆龄故居（上海）”。她和孙中山原来居住的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新中国成立后已照原样修复，作为“孙中山故居（上海）”，供世人瞻仰。
（二）从保卫中国同盟到中国福利基金会
宋庆龄在战后首先关心的事就是如何使“保盟”的工作适应新的形势并更改这个组织的名称。她给一位老同事的信上说，
“我们的‘保盟’由于形势的改变现在已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尽管可怕的战争已经过去，我们面前的工作还是堆积如山……情况很惨……人民面临着疾病和饥饿……没有希望实现经济稳定。黑市到处存在，我们过去认为必需的东西，现在只有少数人买得起了。”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45年10月13日及23日。关于宋庆龄自渝返沪后的住所，据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任舜提供的资料，宋于1945年11月乘飞机抵上海，即驱车去靖江路45号寓所下榻（房主原为德国人，作敌产没收），1947年下半年搬回香山路7号（原莫里哀路29号）旧居，至1948年5月间又迁至林森中路1804号（原房主因汉奸罪其房产被判没收，经蒋介石下令拨给孙夫人居住，香山路旧居改作中山纪念馆）。
这封信是给刘陈伊华的。她是一位美籍华人，在香港曾在“保盟”当打字员。这个例子说明，宋庆龄总是想着她的老同事，一回上海就同他们联系，并且不论他们职位高低，她都一样热情。
这封信还显示出，她总是把公众的需要放在个人的要求之前：
“……许多人邀请我访问美国，但我在这里的工作实在使我分不开身……我非常想去重访朋友们，再看看我儿时到过的地方。真是遗憾，环境还不允许我实现这个愿望……”
保盟的改名实际上是好几个月之前就在重庆决定了的，但直到迁往上海之后才宣布。这是因为在决定改名时定下一个条件，即：“在我们为实现战后的目标而在沿海地区站稳脚跟之前”①，暂不使用新名。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美国旧金山刘陈伊华，1946年3月1日。
但这不是说保盟的工作在迁移和改名时期要暂行停止。相反，还在重庆时它就迅速有力地利用抗战刚刚胜利的有利时机，把尽可能多的供应品运往长期遭受封锁的解放区去。
这一工作的紧迫性是由于形势的难以捉摸——既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也有爆发内战的可能。这种情况在支援解放区一所医院的事情上具体表现出来。在沿海运输恢复之后，宋庆龄就向在美国的友人发出呼吁：
“苏北的国际和平医院迄今为止收到的供应品是最少的，所以它理应首先得到运抵上海的物资的绝大部分。”①
①重庆保卫中国同盟致纽约美国援华会的信，1945年9月20日、10月1
这所医院设在敌后的新四军地区，保盟要从重庆运物资去无论从地理上或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现在在上海就可以想办法了。保盟用美国援华会提供的款项在马尼拉买下了美军作为战争剩余物资拍卖的一所有250张病床的医院的全部设备，运到上海，再转运苏北。但国民党的封锁事实上仍然存在，花了许多时间办交涉才从蒋政府那里拿到了许可证。即使如此，因为一路上国民党军队的阻挠，原定1946年4月运到，结果迟了两个月。
全部设备运到后，当地县政府把一座本来准备作办公用的房子让给医院——这种作法当时在解放区是很普通的。安装工作立即开始，这所医院为了报答国际上的友好支援，保证要成为本地区卫生工作的模范。为了帮助这所医院，受过西方培训的一些医生志愿从上海去苏北服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也派去了一位美籍医生和一位波兰籍医生（后者同他的从事医疗技术工作的妻子都是西班牙内战时“国际纵队”老战士）。担任医院化验室主任的一位中国医生是著名的长沙湘雅医学院（“中国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并曾在美国人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多年。他承担了为当地培训35名技术员的任务。这种志愿从大城市到艰苦的内地去工作的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人员代表了当时正在传播的一种新的精神和对中国未来的新希望。新四军的高级领导人在收到这所医院的全部装备后高兴地专函向宋庆龄致谢并开列了详细的收据。①
①同上，1945年10月16日。
与抗战时期游击战争中技术和物资都严重匾乏的状况相比，现在看来真是今非昔比了。但很快又出现了一场劫难。蒋介石重开内战后，这所医院所在地是最先受到攻击的目标之一。有些新设备还没来得及打开，医院又得转移到北面数百公里处山东境内的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并且又要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在这件事情上，时间成了最大的关键。如果宋庆龄和保盟的动作稍慢一点，这些进口的医院设备就永远不可能运进解放区了。
就保盟本身而言，在上海找一个办公地点是当务之急。上海的房屋本来拥挤，抗战胜利后那么多人从大后方回到上海，房子更加困难，房租也直线上涨。国民党当然不会帮助保盟解决房子问题。幸亏宋庆龄的交往广阔才算有了办法。她在战前就认识的友人理查德（迪克·史密斯）在颐中烟草公司任副经理，答应匀出一点地方供她短期免费使用。关于这个办公处，她写道：
“我们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放了6张桌子——经常有6到11个人在屋里挤来挤去。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屋子的一角还要用来堆东西。但这间房子是免费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房子都要付5，000美元以上的押租，另付房租。”①
①据上海中国福利会提供的史料，特此致谢。
一位年轻美国妇女西尔维亚·坎贝尔参加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她在家信中写道：
“在我们这个单间办公室里只有4个工作人员……房间很小。孙夫人到办公室来，我们之中就得有一个人坐在地板上。”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7年5月29日。
虽然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不断拓展，会址也几经迁徙，但它的办公室多年来总是挤得可怜。后来找房子的困难，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谈到：
“从苏州路颐中烟草公司大楼搬出来之后，我们搬进了中央信托局大楼的一间房子，但那个经理老是打电话催我搬家，说他们自己要用。在上海找房子真是伤透脑筋，除非你有金条去换得‘优先权’或付‘押租’，我们却什么也没有。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间席棚搭盖的平房，在（原来的）霞飞路一条弄堂里……这里的主人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有才能的木刻艺术家，他有志去外国留学深造。我答应他想办法从某个外国大使馆搞一个奖学金，他在出国之前就继续住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至于他什么时候能走成，那就天知道了，因为现在办护照很困难。这段时间里我们已着手修理和粉饰这间棚屋。”①
①西尔维亚·坎贝尔后来在上海同美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W·鲍威尔结婚。此处及以下引用的她的信件都是她1946年写给在美国的双亲的，承她在多年以后把这些信件的复印件惠赠。
（三）在新环境中保持老传统
尽管条件艰苦，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精神是高昂的。像在香港和重庆时一样，在同宋庆龄的接触中他们感到温暖和活力。西尔维亚·坎贝尔写道：
“我越来越喜欢孙夫人了……很幸运，这里的会议都很不拘形式。我们上星期天有一次精彩的野餐……她带来了‘热狗’（红肠面包）和啤酒，并且谈笑风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孙夫人一星期到办公室来两次，我们常常进行自由的讨论。”
在上海新参加工作的中国职员证实了办公室里这种活跃和民主的气氛。
一位儿童福利工作者回忆道：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她是一位伟大的名人而我不过是一个地方孤儿院的教师。但我一走进她的办公室，发现房间是这么小，又听到她对我说，‘欢迎’，我就放松下来了。她信任和尊重我们，平等待人。”①
①同注6，1948年7月19日。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几次迁址，据《中国福利会五十年（1938—1988）》一书的记载，1946年6月迁至南苏州路175号[按：即信中所说颐中烟草公司大楼]201室办公，1947年秋迁至广东路86号[按：即信中所说中央信托局大楼]104室办公，1948年下半年迁至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988A号办公[按：即信中所说原霞飞路里弄内棚屋），1949年12月迁至陕西北路369号办公。1950年8月1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正式改称中国福利会，迁至常熟路157号办公。
一位普通工人回忆道：
“我初来工作时不过二十多岁……从一开始起，她就使我感到她信任我并且像慈母一样对待我。
“在当时的上海，社会上等级分明，贫富悬殊，政治上白色恐怖横行。但在中国福利基金会，我们享受民主，中外工作人员都一样。
“办公室在一楼，库房在地下室，又冷又暗。孙夫人不但去办公室，还去库房。我送信到她家时，不论多早，总见她在打字机旁嘀嘀嗒嗒地打字——她在家就像在办公室一样，总是工作。
“国民党造谣说她多么有钱。实际上她一个钱也没有。她穿着朴素——总是蓝色或其他深色衣服。她住的房子、用的汽车都不是她自己的。后来我们办公地点搬了家，她的办公室仍旧很小，不过六、七平方米，只够放她的办公桌、椅子和打字桌。她常自带简单的午餐，如曲奇饼之类，还常常分给大伙吃。
“我就住在办公室里。她问我下了班做什么，我说上工人夜校，她听了很高兴，问我在学些什么、读什么书，还对我说孙中山是如何重视知识的。她说，‘我家里有地方给你住，要是在办公室觉得太不舒服，就上我家去。’实际上，她是怕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晚上被抓走，因为办公室有人（国民党特务）监视，形势又很紧张。
“我起初称她‘夫人’，但不久她就对我说，‘叫我妈妈吧。’（在中国，孩子或年轻人可以这样称呼和父母同辈又较亲近的妇女。）
“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但她总是注意到也让我们玩儿。她常在办公室里安排一些文娱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我爱唱）、跳秧歌舞。李姐（李燕娥）坐了汽车送东西来，暖瓶里是茶、脸盆里是面包和点心，大家就在一起吃起来。
“她喜欢小聚会。她说，在人多的场合她就头痛。”①
①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的老干部陈维博1986年2月在上海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四）围绕着战后救济工作的斗争
在救济工作中，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为保卫中国同盟）现在要同全国的和国际的专门机构打交道了。这些机构是专为满足战后的救济工作需要而建立的，比起“保盟”在重庆时打交道的那些救济机构来，它们规模更大并且在政治上更直接地受政府的影响。这种专门机构，一是世界性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主要由美国经管并提供经费和物资，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另一是国民党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海上交通恢复正常以后，“联总”的物资大批运到，主要通过“行总”发放。这个贪污腐败的机构坚持要垄断这些物资的分配，并且自然地把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排除在外。
为了击破“行总”的把持，解放区也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以便直接同“联总”联系。鉴于战时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医药封锁的惨痛教训，解放区决心不让那里的人民再次被排除在救济范围之外或者受到蒙骗。“解总”在上海的负责人是宋庆龄的老友董必武。他现在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共产党人，曾代表中共参加194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会议。
保盟在重庆尚未改名时就曾写信给在纽约的美国支持者，说明“在向‘行总’提出申请时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行总”企图否认保盟的合法地位，不为它的项目分配“联总”的救济物资。①
①王成根1986年2月在上海同本书作者的谈话。他悼念宋庆龄的文章《慈母心、同志情》刊载于1981年6月2日上海《文汇报》第3版。
“联总”救济分配的不公是如此严重，在战争已经结束9个月之后，董必武在给“联总”的信中仍指出，全中国受战争之害的人和难民，有五分之三是在解放区，而分配给解放区的“联总”救济款项和物资只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二。①“联总”驻华官员和职员对此加以证实，有300人（分属14国国籍）联名写信给“联总”署长菲奥雷拉·拉瓜迪亚（曾任纽约市长），抗议国民党把“联总”的救济用作政治上的武器。②
①据保卫中国同盟自重庆致纽约美国援华会的函件，1945年10月1日、13日、15日和16日。
②董必武和“联总”驻华工作人员的信件都在1946年7月上半月发出。
他们提供的数字是：全中国有资格接受救济的战争受害者共42万人，其中260万人在解放区；“联总”运抵中国的救济物资到那时为止共有65万吨，其中已送往解放区的仅3，300吨——即使是这么一点物资在运送过程中还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滞或干扰。
1947年4月，60名“联总”在华高级工作人员集会通过一项决议，用可比数字，抗议对解放区的歧视。一位代表他们的发言人谴责国民党政府“在救济物资运往中共控制的地区途中……设置各种障碍”，甚至“向运救济品的船只进行轰炸扫射……先后已发生过二次”，还对“运救济品的车队和‘联总’设立的医院进行空袭。”
这位发言人宣布，如果“联总”不能执行不歧视的原则（这本来是给予救济的必要条件），那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得胜”，“联合国把在日本的进攻中首当其冲的13，000万中国人民一笔勾销。”
这些高级工作人员认为，这样做是“违反‘联总’理事会决议和‘联总’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议的”。他们的决议说：
“我们抗议继续在没有下述保证并付诸立即行动的情况下运交善后救济物资，即：对于过去曾经受到过歧视的中国人民保证不再歧视，并向他们提供迄今尚未送交的、数量公平合理的救济物资。”①
①董必武和“联总”驻华工作人员的信件都在1946年7月上半月发出。
这些抗议确实起了作用，拉瓜迪亚署长命令暂停向中国运送农业及工业机械，因为这些物资一点也没有运到解放区去，倒是大部被国民党官员侵吞谋利或移作内战之用。
可笑的是，“行总”署长蒋廷黻居然辩解说，中共领导的地区不需要农业机具，因为那里的粮食收成不错。（延安有力地驳斥说，这一事实不能说明解放区的需要少，因为解放区的自然条件比国民党地区坏得多，而遭受的战争破坏却大得多。这只能证明那里的政治和工作方法好，从而能更有效地使用‘联总’的援助。）
在‘联总’的美国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中，对于中国的不公平状况感到愤慨的，不仅仅在口头上抗议，还做了不少实事。
加拿大的蒂尔森·夏理逊医生因运送一大批医疗用品给河北邯郸的国际和平医院而牺牲了生命①。国民党把装载这批物资的一节货车车皮扔在一股岔道上就不管了。他找来牛车，把物资卸下装到牛车上，自己跟着步行。这时正值严冬。物资虽然运到了，这位年已六十的老医生却因冻累而死。1947年2月7日，宋庆龄出席了在上海为夏理逊举行的追悼会，派代表出席的还有“解总”、中国福利基金会、“联总”和“行总”（它是为了掩饰一下国民党的罪责）。在解放区，邯郸的那所医院改名为“夏理逊国际和平医院”，就像解放区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在他的加拿大同胞白求恩大夫去世后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一样。经历了几乎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民仍然怀念他。在他百岁诞辰之际，在开封——他去世的地方——树立了他的雕像并将一所小学命名为夏理逊小学。
①美联社讯，刊载于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1947年4月5日，附决议全文。
在这些为宋庆龄所赞颂的“联总”医务工作者中，有三位被派到张家口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美国人，即；陶乐赛·桃爱尔、摩西·奥斯布尔和丽琳·凯泰。当蒋介石军队向这个解放区中心城市进攻时，医院也必须撤退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这三位美国人放弃了乘飞机回北平（北京）的最后机会，随着医院长途艰苦跋涉并在新址继续工作好几个月，始终没有停止治疗看护病人和培训中国医务人员的工作。
还有更多的“联总”工作人员主动地把药品、设备和技术带给解放区。他们之中有赫伯特·K·艾布拉姆斯医生、利奥·埃劳塞医生，美国黑人霍华德·彼得森医生和凯瑟琳·科尔塔德，捷克医生玛格达琳·罗比塔什利，还有曾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几位欧洲医生。在“联总”之外，还有公谊救护队的英、美籍队员，包括曾在延安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护士玛格丽特·斯坦利。这些人员的名字不可能一一列举，但不论他们曾在那里做过工作，那里的中国人民就会永远感激和怀念他们。
这些工作人员在不同程度上冲破了“联总”加给他们的限制——“联总”的高层在美国战后政策的压力下越来越背离这个机构自己制定的“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宪章，也越来越变得办事死板、机构臃肿、指挥不灵。原来在“联总”工作的西尔维亚·坎贝尔在1946年的家信中说，“在上海，‘联总’的人员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官僚机构来相互服务”。她又说，“只要我们必须通过腐败的中国救济机构（国民党的‘行总’）来办事情，那末真正需要救济的人恐怕会得不到什么东西。”因此，她步谭宁邦的后尘，离开“联总”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去工作（在这之前她已义务工作过）。谭宁邦在大战中曾任美军上尉，复员后从“联总”转到中国福利基金会任总干事。坎贝尔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后给家里写信说：
“我在这里一星期内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比在‘联总’或‘行总’一年里能做的还多。……坦白说，我在年轻时为了谋生也卖力气干，但没有这样拼命，而且总是有许多事做不完。在‘联总’窝囊了9个月之后，这真使我感到快活。”
她就这样继续干了3年，碰到了许多困难，但情绪却越来越高。
像坎贝尔这样的新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逐渐参加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队伍中来。这个队伍里的老人是在香港和重庆就开始工作并帮助宋庆龄完成从重庆到上海的转移的廖梦醒和德国人王安娜。
在反对国民党不正当地分配和使用“联总”援助的斗争中，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1938年6月，即抗战的第二年，蒋介石下令炸毁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利用洪水阻滞日军前进。这个军事目的并未达到，日军仍迂回前进，进攻武汉，而黄河的洪水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54，000平方公里土地、淹死89万人、受灾人口1，250万（炸堤之前不作任何撤退居民的措施，甚至事先不发通告）。现在，在8年之后、在战争已经结束之后，国民党却急于要堵口，使黄河复归故道，实际上又是为了军事目的，不过这一次不是对付日军，而是对付解放区。因为花园口以下的黄河故道已干涸了8年，两侧都是解放区，如果不作妥善安排，堵口后这片解放区就将尽成泽国，而这正是蒋介石的目的。周恩来和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要求先修复郑州以下黄河大堤并妥善迁移安置故道区内居民，然后再进行堵口，使黄河复归故道。尽管在这一工程的程序上双方早有协议，国民党却坚持在准备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强行堵口合龙，使下游许多人丧生。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在一份给国务卿的秘密报告中说，“共产党一直坚持要有五个月时间用以撤退住在故道区内的居民，然后才可以堵口，所以对国民党提出了强烈的谴责——多少有点道理。”①
①以下有关国际和平医院的记述，请参阅《永远和党在一起》一书中《复苏北国际和平医院齐仲桓院长的信》（1947年1月13日）、《向国外的呼吁信）（约1947年4月）、《国际和平医院》（马海德普，1958年6月）、《中国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伍云甫着，1958年6月）等篇。在提到的“联总”工作人员中，赫伯特·K·艾布拉姆斯医生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一直为增进美中友好及帮助中国人民的事业而努力，自1973年后曾六次访华，并向美国人民介绍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巨大成就。
“联总”在共产党谈判代表的压力下确实拨出了一些款项补助另行安置的居民，还有一些物资供解放区修复大堤之用。但由于交付时间上的延误及通货膨胀，使这些救济失去效用。
西尔维亚·坎贝尔在家信中具体地描述了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玩弄的花招：
“去年夏天，他们（指国民党）在谈判后同意支付150亿法币（国民党政府1935年11月4日后称其发行的通货为法币，即合法纸币之意）。现在他们最后决定付50亿现钞（比当初已贬值四分之三），其余为实物。
“‘行总’派出20辆卡车……满载票面为50元和100元的法币（官方兑换率现为12，000无法币换1美元，而一份普通日报要卖1，000元法币）。为了领取这20辆卡车的战区通行证要好多个星期，我敢打赌……到时候政府就会宣布票面为50元和100元的法币将统统收回，不许再在市面上流通了。”①
①司徒雷登1947年1月23日给国务卿的电报，载《被遗忘了的大使——司徒雷登报告，1946一1949年》（英文），第61页。
（五）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对美国和美国人民友好
关于宋庆龄一贯谴责美国政府在中国重起内战中的作用，上面已经有不少叙述。她对美国这个国家、美国人民和具体的美国人则态度截然不同。
1946年3月1日，她回到上海不久就在给保盟老同事刘陈伊华信中提到，她收到许多希望她重访美国的邀请，她也很想去，但国内的工作使她不能分身（见本章第二节）。不久，她在给亚历山德拉·斯利普的信中又提到这件事。前面已提到过，斯利普是她1912年就认识的少年朋友，两人一直断断续续地通讯（信的内容都是非政治性的），直到两人都年逾八旬。她在信上说：
“我多么希望现在就能实现访美的计划！但我想你知道这牵涉到很多事情……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遭受着饥荒的威胁，传染病和其他疾病也要努力防治……因此我留在国内是必要的，即使只是为了提醒人们，瘟疫和传染病是隔离不开的。当然，我也知道，我对美国的访问同样是会有成果的……除救济工作外，还可以激励美国人为中国谋福利……”①
①西尔维亚·坎贝尔家书，1947年6月30日。
这一年，美国“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执行秘书莫德·拉塞尔对她发出正式邀请。（这个组织反对美国站在蒋介石一边对中国进行干涉。）宋庆龄在复电中说，“由于重要原因”她不能应邀前往。①这里所说的原因不只是技术性的，在重庆时国民党不发护照给她，现在看来也不会给。很显然，在当前的政治危机和内战危险中，她觉得她不能离开中国或离开她在上海的工作。大约在同一时候，梅尔文·卡斯伯格医生也请她到美国去。前已提到，卡斯伯格医生战时在美国陆军服役，1944年曾去延安，回来后曾向她谈过他对延安医疗情况及需要物资的看法。在给卡斯伯格的复信中，她所用的比喻是他直到40年以后还记得的。她说，当孩子有死亡危险的时候，母亲是不应该离开家的。②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美国亚历山德拉（“阿利”）·曼·斯利普，1946年5月16日。据马尔科姆·罗舒尔特编《旧藏中国来信（1913—1976）》。
②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
在同一时期，美国一家讲演代理公司代表李·基迪克想为她安排一次在美国的巡回演讲并答应给以适当的报酬。她的答复很简单：“抱歉，不能应约。——孙逸仙夫人”。
在1945—1946年，她似乎还认为访美之行是有可能的，所以甚至准备了要穿的衣服。但到了1947年5月，她肯定已放弃了这个念头。这可以从西尔维亚·坎贝尔的一封家信中看出来：
“孙夫人刚送了一些西式服装来，是她打算出国的时候做的——给我和玛丽分。衣料都很好。”①
①卡斯伯格医生从美国加州索尔凡致本书作者。
邀她访美的请求以后还是不断。在更晚一些时候，哈佛大学著名天文学家哈洛·沙普利教授邀请她以主宾身份出席由他主持的“世界和平科学会议”（1949年3月25—27日在纽约最豪华的旅馆“华道尔夫饭店”举行）。她再一次婉谢了。这时北平（北京）已经解放，但上海尚未解放，形势十分紧张，白色恐怖仍然猖獗。
同一个月里，她写信回复老同事耿丽淑希望她应邀（可能指沙普利教授的邀请）赴美的建议。耿丽淑曾在上海女青年会工作，这时在纽约主持新组织的“中国福利呼吁会”，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争取支持4020.com.cn。宋庆龄在复信中说：
“坦诚地说，我承认现在非常需要……向美国人民说清楚美国正在进行的战争准备，并且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要制止这种战争准备工作。……但……即使在遥远的将来……我仍不能接受任何类此的热诚邀请。……如果情况确有改变，我一定告诉你，这一点你可深信。在此之前，我将非常感激，如果一切可能作出的努力都用在中国福利呼吁会和其他有关项目上，并想到我必须留在这里的这一实际情况。”①
①坎贝尔家信。信中提到的“玛丽”是玛丽·巴莱特（后为沃尔特·沙利文夫人），也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
所有这些回复都显示，特别是鉴于美国政府正力求阻止或限制中国革命的胜利，她认为她的工作在于国内。如果美国采取的路线是承认中国革命即将来临的胜利而不是加以阻挠，那末宋庆龄很可能是第一位从新中国到美国去访问的客人并将广泛地发挥桥梁作用。但华盛顿作出的选择——不是她的选择——使这种情况不能出现。
但在任何时候，她总是使人民与人民之间交往的大门敞开。在回到上海的初期，她为两位著名的美国人发去充满真挚友情的唁电——他们都是她在战时认识的并且被看作是为中美两国真正的平等和友谊而奋斗的战士。
在得悉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在美国加州寓所中病逝的噩耗后，她于1946年10月10日致电史迪威的遗婉：
“中国人民为失去一位亲密友人而同深哀悼。我们将深切怀念您的丈夫为民主和人类福利所作的不懈努力。他的名字和精神将永远留在中国。”；
半年后，1947年5月30日，她又电唁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埃文斯·卡尔逊将军。卡尔逊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曾任美驻华使馆武官，亲赴解放区考察，对中共领导的军队得到极为深刻的印象，并极倾慕宋庆龄所从事的工作。战后他回到美国，任“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主席，首先发起反对杜鲁门政府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斗争。她在这份致这一委员会的唁电中说；
卡尔逊的“早逝……是世界民主事业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将继续对世界进步事业的敌人作战……直到卡尔逊及千百万人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取得胜利。”
同一时期，她给上海美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W·鲍威尔（小鲍威尔）发去唁函，对他父亲约翰·B·鲍威尔（老鲍威尔）的逝世表示哀悼。老鲍威尔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上海出版这本杂志，担任主编。他早期倾向孙中山及1924—1927年的中国革命，但后来却滑向蒋介石一边。不过他仍然发表左派的观点，包括宋庆龄的文章，并且是最早发表斯诺关于中国红军及毛泽东的报道的报刊之——它还登过史沫特莱写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由于公开反对日本的侵略，被日本人逮捕后入狱多年，因坏疽失去了双脚。在以后的中国内战中，他同儿子小鲍威尔采取了不同立场，他强烈亲蒋。但宋庆龄并不忘记他过去多年中所发挥的进步作用，在给小鲍威尔的唁函中说，“您的父亲的去世对他在中国的许多朋友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
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中，宋庆龄也力求包括一些同情中国的美国人，不管美国政府执行的是什么政策。
她起初很希望格雷斯·格兰尼奇同她的丈夫马克斯·格兰尼奇能从美国回来工作。从抗日战争前他们在上海办《中国呼声》时起，她同格雷斯就成了好友，并且一直经常通讯。抗战胜利后她在重庆时曾打电报给当时住在纽约的格雷斯：“收拾行李，马上动身，目的地上海”，还引用周恩来的话说“来帮助我做救济工作完全可以”。（格雷斯是美国共产党工作人员，按照当时的做法，一个党的工作者从一国调到另一国去工作须征得两国党的同意。）①她又向他们建议，“路费可先筹借”，将来由中国福利基金会归还，还谈到马克斯在“联总”或“工合”找个工作的可能性（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她在信末总要说“深深的爱，急着想见到你们俩”这样热情的话。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耿丽淑，1949年3月28日。
她为争取他们来华工作作了近一年的努力，但他们终究未能成行，一个原因是马克斯的兄弟病得很厉害，另一个原因显然是美共不愿意他们来中国（格雷斯曾任已下台的美共领导人白劳德的秘书，但新上台的领导人不喜欢她）。最后来从上海给他们写信说，“我［因失望］而感到伤心。我一直在等啊、等啊，等你们来，但现在必须要开始工作了。”她告诉他们，“我们已决定请（过去在）‘联总’的谭宁邦担任总干事。”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5年10月23日。
谭宁邦出生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原来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广播演员，战时在美国陆军中任上尉，战后在上海曾帮助中国福利基金会做宣传工作。据宋庆龄向格雷斯解释，任命谭宁邦任总干事的原因之一是，纽约的“美国援华会”曾同另一个同类组织“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谈判过，“由谭宁邦担任驻华联络员，薪水他们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