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有关1933年在上海举行的反战大会，本书第十三章有详细叙述。.2
“我们要向他们保证，我们或任何人民掌握政权的国家，都不会威胁他们或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美国人民知道，我们各国人民有许多理由应该合作……
“我们这些亚洲及太平洋国家人民要和美国人民一道来答复这个问题：‘在朝鲜、越南和马来亚进行战争、订立把别的国家当做殖民地的片面条约、重整军备、限制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一切究竟使谁发了财？’……
“换言之，我们和他们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一小撮靠战争发财的恶人。……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把美国人民看做一个盟友，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道缔造和平……”①
①《为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和平而奋斗——为〈人民中国〉而作》（1952年7月31日），载《宋庆龄选集》，第308—314页。
这段时期，在她的中国福利会任职的美国人谭宁邦和西尔维亚·坎贝尔继续照常工作。1952年，她还克服了许多困难，把老友耿丽淑从纽约请回上海，担任中国福利会顾问，一直工作了四十多年。
在1949年以后，词以前一样，她急切地盼望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夫妇（抗战前在上海办《中国呼声》时的老同事）能够回到中国来。她在1951年5月12日写给他们的信显示出她在新中国政府中的高位并没有使她对老友们的友情冷淡下来，尽管由于朝鲜战争他们之间的通信曾一度中断。她在信中写道：“我看只要存在紧张局势，情况就会总是这样捉摸不定。老哈利①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根源。不管怎样，有一点你们必须记住：在你们的朋友这边，没有音信并不是因为缺乏忠诚和友爱。她太了解你们了。是的，苏西②是这样的，你们对她永远不应该怀疑。”③她像通常那样在信里谈到了一些旧友们的近况，还谈到她新创办的刊物《中国建设》，她希望格兰尼奇夫妇能参加这个工作，但始终未能实现。
①老哈利指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译者
②苏西是宋庆龄青年时用过、后来对老朋友们仍用的名字。——译者
③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55年4月25日。
在这封及以后的信里，她还谈到了一些有关她自己生活的琐事。有一次，她说，由于眼病，医生禁止她在一个月内看书写字。“但你知道，当人们看到有那么多的工作堆在桌子上需要清理时，这是多么难以做到！”
当她在上海去一位眼科医生那里看完病之后，她满怀深情地给格雷斯写信：“……这位眼科专家正巧就住在你和曼尼（对马克斯·格兰尼奇的昵称）在多年前曾住过的那一幢大楼里。我的心里顿时想起了你和许多往事，我没有先到那位眼科医生那里，而是多上了一层楼，到你们当年住的地方……很自然，现在在我外出时陪伴我的孩子们（指她作为国家副主席的警卫员）对我这种‘心不在焉’的样子，觉得十分奇怪。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我的好朋友在这儿住过，当年我常常来这里渡过一些珍贵的时光，在这里我能自由地说话并且感到‘不孤独’。”
她以无比自傲告诉格兰尼奇夫妇，中国福利会为上海劳动妇女和儿童的服务工作已有很大发展：
“你们如果能来访问我们的中国福利会所属的一些单位，一定会感到很愉快。我们的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和妇幼保健院——工厂女工在怀孕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指导和照顾。我们的工作在进步。外国访问者在参观后都得到很深的印象，几位英国客人说，在英格兰也没有这样好的托儿所。脸颊红扑扑的孩子们见到这些外国陌生人时现在一点也不害羞了，跑过去拥抱他们——过去他们会一面喊着‘外国人！’一面逃开去——而且这些孩子现在又是多么爱劳动和有独立性。是呀，我们必须在他们年纪小的时候就训练他们。”
在1955—1956年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前，她给格雷斯写信道：①
①同上，1955年4月25日。
“我得准备一大堆服装……我非常讨厌，因为我对穿着已经毫无兴趣。过去五年里我一直穿制服，身体已经全方位地膨胀起来……想到要穿‘紧身衣’真让我吓坏了！我真希望我能就这样穿着制服去！”
很显然，她喜欢解放初期在衣着方面那种朴素的风气。但她一直未能见到格兰尼奇夫妇，直至1970年（其中情况将在下一章叙述）。
对于那些从中国回去后受到麦卡锡主义①迫害的美国友人，她尽力给以帮助。有吉幸治是一位美籍日本进步青年，40年代在美国史迪威将军麾下服役时认识了宋庆龄。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他曾短期派驻延安，发回的报告被赫尔利大使认为过分说延安的好话，因此被遣国美国。他在夏威夷成为工会积极分子并出版友翼报纸《火奴鲁鲁纪事报》。1951年，按照反共的“史密斯法案”，他被捕受审。宋庆龄把一件传家宝——她母亲的一套锦缎绣花结婚礼服送给有吉幸治的亲属，以便变卖后得款进行诉讼（有吉的亲属没有变卖而是留作宝贵的纪念，并在1981年10月送还中国）。②
①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1908-1957），美国参议员，共和党人，50年代初因骇人听闻地而又未经证实地指控共产党在高级政府机构中进行颠覆活动而横行一时，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决议，正式谴责他的不适当行为，从而结束了麦卡锡主义时代。——译者
②请参看本书第三章。这套礼服是由美国人玛格丽特·斯坦利女士带回中国的。这位美国护士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参加“公谊救护队”来华，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和“洛杉矶保育院”工作，这两处都是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资助办理的。
她积极支援为约翰·鲍威尔和他的妻子西尔维亚以及他们的同事舒子章辩护的活动。鲍威尔从他父亲手里接办了已出版多年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英文）；西尔维亚（娘家姓坎贝尔）曾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舒子章曾经当过兵，学过中文，40年代后期作为记者回到中国工作。按美国官方侦查用语来说，这三个人都不属于“共产党员或曾一度为共产党员”之列。但他们从亲身经历中对国民党感到厌恶，因此对中国的革命表示欢迎。他们的《密勒氏评论报》一直办到1953年他们返回美国之前。
回到美国，他们被控煽动罪，因为《密勒氏评论报》公开反对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的政策，发表在朝美国战俘的消息（战俘们的家属赞赏他们这么做，但华盛顿不喜欢），并且认为美国确实在这场冲突中试用了细菌战，而对这一切他们三人要负责任。人们应该会想到，他们返回美国（鲍威尔夫妇还把年幼的孩子们也都带回去了）就是以证明他们的良心是清白的。但在当时美国的政治空气中，这根本没人理会。而对他们提出控诉是在他们拒绝了中央情报局的暗示——如果他们“合作”，把美国进步人士名单提供出来，就可以消灾免祸——之后。很可能，中央情报局还对他们假惺惺表示同情呢。
宋庆龄获悉他们的处境后曾说，她警告过鲍威尔夫妇，如果他们这时候回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称赞西尔维亚是“一个聪明的姑娘，还是一个勇敢的姑娘”，希望他们夫妇“能很快摆脱这群跟在他们脚边狂吠的恶狗”。她还说，她下次遇到周恩来时将请他支持任何帮助这些中国的朋友的可行措施。①
①这一段内的引文都根据宋庆龄1953年在上海给邱茉莉的两张便条（日期不详）。
当起诉这几位美国年轻人的检察官把她的名字也拉扯进案件时，她在纽约出版的《民族》周刊上撰文严正斥责。①她在文中写道：
①《给美国（民族）周刊的公开信》，英文发表在该刊1955年5月19日一期，中文载《人民日报》，1955年5月20日，收入《新华半月刊》，1955年第6期。
“……在最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一次关于约·威·鲍威尔夫妇——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有过长时期关系的受人尊敬的美国记者——的意见听取会上，参议员真纳认为……凡是多年来和我或我的工作有过联系的美国人——这样的人有好多——无论怎样都是他们国家的卖国贼……
“凡是熟悉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我有幸在不同时期领导过的那些团体——保卫中国大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使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有可能同我们一起，在我们历史上的危难时期……对中国人民提供医药和其他方面的服务……这项工作也成为各国人民在彼此有权铸造其本身命运的基础之上的友谊的象征。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的赞助人中包括具有各种观点的美国人……后来，在当时帮助我们的工作的一些美国人开始认为，他们能够指令中国接受怎样的政府统治，因此，我们就分手了。另外一些人因为在美国受到了压力而离开了。有些继续根据他们认为中美两国人民能够而且应当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和平相处的信念行事的人……都受到只能称为恶毒的迫害的遭遇。
“各地人士将认识到鲍威尔夫妇的案件是这种迫害的显著的例子。鲍威尔夫妇在中国出版了三十年之久的美国杂志赞成上述的意见，他们并不害怕在回国后把这种意见在本国同胞之间传布。鲍威尔先生正被指控为犯有‘叛国’罪。他的夫人因受到公开迫害而失去了工作，甚至他们的几个年幼的孩子也遭到牵累……
“是否要我们认为，美国政府认为唯一爱国的美国人是那些对我国的关心仅限于追求战争和颠覆我们在斗争了一个世纪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发觉非常适合我们的制度的美国人？……就我本人而言——我知道我国大多数同胞也是这样——我不相信，有理性的和爱好自由的美国人也是持有这种见解的。
“在中国，主张国际间保持良好关系和和平共处，即‘自己活也让人家活’这一颠扑不破的原则，已经认为是同起而维护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安排各种事务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样，同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
“我国的大多数同胞肯定地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允许他们的理性和勇气被淹没，像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理性和勇气曾一度被淹没那样。”
在她的主持下，在北京组成了一个“鲍威尔一舒子章后援会”，由耿丽淑任秘书，成员中有中国人、美国人及当时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人，大多是同鲍威尔夫妇相识或与《密勒氏评论报》有关系的人。后援会成功地使这三个被告所聘请的“公民自由事务”律师威林来到中国——这次旅行本身便是一个突破，因为当时美国政府一般不许持美国护照的人到中国旅行。中国提出愿为证人去美国加州法院作证，为被告辩护，证明被告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的内容属实——特别是在细菌战问题上，因为许多人是在现场目击的。但要这样做，必须由美国同中国根据国际惯例签订司法互助协议。当时的美国政府甚至拒绝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故对此不作回答。辩护律师于是申诉，被告团召唤为他们作证的证人受阻，被剥夺了得到公正审讯的权利。这可能成为这个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案件在法院拖了多年之后终被放弃的主要理由。
（五）家常聚会
不论在北京或在上海寓所，宋庆龄都喜欢在家里招待客人——还常常是用自己家里做的菜。客人中有贵宾、也有私交；有高级人物，也有普通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中国人这方面，这样的家庭式聚会使她同别人的交往——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变得温暖和活跃。在同外国人交往中，这样的聚会为她在人民外交中的作用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活动空间。
她在家中招待过的中国客人中有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情况许可，她会同时请一批人来。如1963年保卫中国同盟（她所钟爱的中国福利会的前身）成立25周年时，她就同时邀请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朱德和夫人康克清、董必武（同她一样，是国家副主席）、陈毅和聂荣臻元帅，还有中国红军最早的军医之一傅连障大夫。她请这些人并不只是考虑到他们的地位。他们有的同保盟有关系、有的接受过保盟在战时的援助（通过辖区内的国际和平医院）。
曾赴宋庆龄家宴的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有胡志明（越南）、伏罗希洛夫元帅（苏联）、尼赫鲁（印度）、苏加诺（印度尼西亚）和恩克鲁玛（加纳）。
其他在历史上和社会上声望卓著的贵宾中有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和思想进步的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
在非官方的来访者中有一些美国人，他们用不同的办法（包括改变国籍）绕过了中美建交前美国政府关于禁止来华旅行的规定。在这些人中有几位是美国黑人——年逾九旬的杰出学者和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博士（他为了抗议美国的政策已移居非洲）和他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曾为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后在英国以非洲及加勒比事务专家著称的克劳迪娅·琼斯；黑人斗士罗伯特·威廉斯和他的妻子梅贝尔。宋庆龄在会见这些客人时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她对美国南部（黑人在南部很多）很熟悉，也有很深感受。她多次对未能会晤伟大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他的护照被没收了）表示遗憾。她对他是非常敬重的。1940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罗伯逊曾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次年又灌制了包括这首歌曲在内的一套中国爱国歌曲唱片，总题为《起来》，宋庆龄为这套唱片集写了序言。她写道，“保罗·罗伯逊唱出了全世界人民的声音，他灌制的这套唱片使美国人能够听到中国的爱国歌声”，她为此感到高兴。这套唱片有中国合唱队的伴唱，由中国救亡歌咏活动的创始人之一刘良模指挥，他当时正在美国。保罗·罗伯逊的这一套、还有其他的唱片，她是常听的。
她在家里再次接待了她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他在1960年和1964年是作为作家经特许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作为记者，因为美国国务院当时仍然禁止美国记者前往“红色中国”，也不准中国记者去美国，尽管北京提出了交换记者的建议，华盛顿害怕作出可能被认为“承认”中国的任何暗示。所以当时两国交流的障碍并非到处谈论的所谓“竹幕”而是美国的政策。这在现在听来可能觉得奇怪，因为现在美国坚持，世界各地不管愿不愿意，对美国记者都应该敞开大门。
她在家里款待的客人中还有一些在地下活动期间就结识的朋友如陈赓将军（关于她在30年代初期在上海秘密为陈赓治伤及在陈被捕后亲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进行营救的经过在第十三章中已有叙述）。1953年陈赓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时，她不但宴请陈赓和他的家属，还亲自去采购食品。1955年陈患心脏病到上海治疗，她又一次这样做。
她家的常客是一些完全属于“民间”的人士，其中有保卫中国同盟和其他团体的老同事，还有外籍或外国血统的朋友（如路易·艾黎、马海德和本书作者及他们的妻子），还有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等等。她在家里放映电影时总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她相识的人把大一点的孩子带来一同看，因为她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为小一点的孩子，她在复活节时请他们到家里来“找彩蛋”、在其他节日则请他们来玩别的游戏——这些游戏都是她自己小时玩过的。
在上海和北京的寓所，她在节日和重要的周年纪念日会邀请各种级别的同事们来聚一聚——有时并非节日或周年纪念日，她只是觉得想见见他们。我记得有一次她邀请《中国建设》英文版的中外同事们去。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她还请了周恩来总理，他轻车简从地来到，还同女士们跳了舞。
她的亲戚们——或青年时的好友也常来看望她。
在有客人来共餐时，她总是自己订菜单，有时还自己下厨，特别是为一些她知道他们口味的朋友。她请外国人尝中国菜时，如果客人们是第一次吃到这种菜，她就解释给他们听，如“杏仁豆腐”、“杏仁茶”等等。有时应客人的要求，把菜谱及制作方法写出来送给客人。一般情况下，她是不受礼物的——但食谱是例外。如果所请的外国女客人带来自己家里做的点心或蜜饯、腌菜之类，她会请她们把做法告诉她，日后她就找时间卷起袖子到厨房里去试试。
在餐桌上，遇到上一些待别的菜，她会谈起孙中山作为一名医生对营养的注意。孙中山在他的著作中曾写道，烹饪不止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艺术和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他曾说，“中国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们食饭的文化是比欧美进步得多，所以我们的粮食多是靠植物。”（《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三讲）宋庆龄说，孙中山热心宣传植物蛋白（如豆腐）对人体健康的好处，要是在今天，他就时髦了。①
①这部分材料有的是本书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根据曾任宋庆龄秘书的张珏在《上海商报》（1985年10月10日）上发表的一篇回忆录。前面所引宋为保罗·罗伯逊唱片集所写的序言据休·迪恩着《好事与炮艇》（英文），第169页。
在50年代中期，有一次她到处寻找英文的中国菜谱，要送给当时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夫人去试做，因为这位夫人很爱做家事。邱茉莉在这件事上帮了忙，宋庆龄特地写信道谢：①
①宋庆龄致邱茉莉，北京，1956年9月。
“从心底里感谢你帮助我找到了这些难得的食谱。相信‘阿里大妈’收到后会不知有多高兴，因为他们在中国访问时始终没有找到，而他们夫妇都喜欢中国菜。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夫妇在印度尼西亚被人们称作‘阿里伯伯’和‘阿里大妈’，因为人民热爱他们——当然，玛斯友米党人①除外。”
①玛斯友米党是由严格的穆斯林所组成的一个保守党，反对苏加诺的国民党。
（六）她的刊物《中国建设》
《中国建设》（1990年起改名《今日中国》）杂志是宋庆龄创办的，在她的指导下发展，多年来她亲自为它写了许多文章。它的创办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敦促下实现的，周总理认为人民共和国应该使宋庆龄的声音在国际上发挥特殊的作用，而且她在向国外读者卓有成效地宣传中国革命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就英文出版物而言，她不仅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版过《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她就先后办过《中国评论》和《中国呼声》；更早一些时候，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在武汉办《人民网报》。至于她自己的写作，那就开始得更早了——可以追溯到她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院刊上发表的欢呼辛亥革命胜利的那篇作品。
《中国建设》在1952年创刊时只有英文版的双月刊，编辑部只有6位工作人员（其中3人以前曾参加过来领导下的出版及其他工作）①，每期发行量不过几千册。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它已发展成有五种文字版（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的月刊②，编辑部工作人员超过一百人，每期总发行量约20万册。杂志的性格是从一开始就很鲜明的：它有明确的宗旨并以慎重的求实的态度报道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内容则以人民的生活为主。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有过一些偏离正确轨道的时候，但总的来说，它是一直保持这些特性的。
①《中国建设》草创时期的工作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陈翰笙博士所组织和领导的，他自20年代起就同宋庆龄相识。本书作者在30年代后期曾主编《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邱茉莉（本书作者的已故妻子）也曾在香港和重庆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过。1951年，本书作者和妻子应宋庆龄之邀从纽约回到中国，帮助这本杂志的创办和编辑工作。最初编辑部在北京连办公室都没有，所以创刊号的设计工作是由陈翰笙和李伯悌在中山公园的一条长凳上进行的。李伯佛是美国麻省霍利奥克大学毕业生，英文水平很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曾在美国《时代》杂志工作，解放后到新华通讯社工作——她是最早参加《中国建设》工作的编辑。陈翰笙的夫人顾淑型是一位摄影家，她也是宋庆龄的朋友，《中国建设》的彩色页原来由她负责，完全是义务帮忙。
②以后，俄文版停刊，增出德文版和葡萄牙文版，还有为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阅读的中文版（繁体字）。英文版又增出了一个北美版。
在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中，杂志编辑部也同社会上一样，头脑发热，但正如前面已叙述过的那样，宋庆龄及时提出了警告，告诫不要吹嘘、更不要不顾事实地瞎说。当时国内盛行浮夸风，她在看了一篇文章的初稿后批评说：
“读后给我的印象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在福利方面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因为我们还处在建设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经济基础的过程中。应该说明……虽然我们已有很大进展，但目前还不能满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爱泼斯坦，1958年3月27日。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过左的倾向开始抬头，同美、苏的对抗加剧，杂志受到了压力，要它“在政治上更加鲜明。”宋庆龄认为杂志的立场应该明确，但同时应保持原有的风格和表达方式：
“在所有那些为反动派及机会主义者继续攻击我们的事情上，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同时要努力向各国人民传达我们需要同他们发展友谊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种温和态度来处理这一事情，……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事实报道出去，把各国之间友好的真正基础保持下去。我想我们刊物一直是这样做的，我觉得应继续这样做。……”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中国建设》编委会副主任（后为代主任）唐明照，1958年9月30日。
周恩来总理完全同意宋庆龄的这一意见，通过办公室主任齐燕铭转告《中国建设》编委会负责人唐明照：“《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情况，就已经具有了政治的内容，不要‘政治化’过多，改变了它原有的风格。”①
①齐燕铭致唐明照，1958年11月1日。参阅《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中国建设创刊35周年纪念册），第8页。
在60年代初期，外交部长陈毅曾赞许《中国建设》保持“稳定”，既不偏右，也不极左。①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句话成了批判他的材料之一，因为“稳定”被认为至少是无原则的骑墙态度。
①据当时编辑部工作人员所听到的传达。
关于宋庆龄自己为《中国建设》写的稿子，她总是非常谦虚。她听到有人说她的文章连一个逗号都不许编辑们改动，非常生气，说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她习惯于征求别人对她的文章的意见，并且一般地总是接受别人的意见。有一次她特地给编辑写信，称赞编辑部对她的文章的某些部分“改得确实好……现在读起来好多了”。当编辑部给她寄稿费去时，她都不收。1958年11月间，她专门写信嘱咐编辑部：“不要给我寄稿费来”。①
①本段可参看本书作者《宋庆龄与〈中国建设〉》一文，载《纪念宋庆龄特刊》（《中国建设》1981年第9期的附册）。
从1952年到1966年，她共为《中国建设》撰写了24篇专文，为其他报刊写的文章就为数更多了。
《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是她为《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而作的。①她在文章中回顾了《中国建设》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历史。她写道，当时中国人民正进行“争取民族生存的尖锐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反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斗争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正在为民族的复兴开辟道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和文明”，而中国国民党则“妄图实现其摧毁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根据地的梦想……对日本侵略者作战则采取消极态度”。“这就是那些年代里中国局势的真实情况”，她继续写道，“然而，这种情况是决不允许向世界各国透露的，国民党对于新闻报道和新闻发布实行严密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保卫中国同盟……感觉到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我们把报道实际情况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①《中国建设》，1962年第1期。载《宋庆龄选集》，第451—454页。
1949年后出现了一种新的重要的真实情况；
“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我们……在为我们自己建设新的生活。斗争依然是艰巨的；……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是……繁荣富强的未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正在成为现实”。
正是这一真实情况，《中国建设》要承担起宣传和保卫的责任，反对国内或海外任何企图加以抹杀或逆转的尝试。同时，它“坚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对那些业已取得或者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给以完全的同情和支持。”
这样一本刊物，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位参加创办工作的老人回忆道——“却不能获准在美国发行。美国政府把《中国建设》列入不准进口的出版物之列，并训令邮局和海关官员，该刊一经发现，即予销毁。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制局还规定，任何订阅或购买《中国建设》的人，均须进行登记。”①直到70年代初，尼克松应毛泽东之邀访华、中美关系有了突破之后，《中国建设》才能正常地进入美国。
①陈翰笙着《草创、艰辛成长和发展前景》，《中国建设》英文版1982年第1期（创刊30周年纪念专号）。
宋庆龄关于新闻工作的观点——好的新闻工作应该既有真理性、又有战斗性——在1959年她给老朋友、老记者文森特·希恩的夫人的一封信①中，说得很明白：
①宋庆龄致黛安娜·福布斯—罗伯逊·希恩，1959年12月2日。
“……关于报道中国的问题……像报道任何事物一样，这是（作者的）立场和观点的问题。不是任何事情都黑白分明——这是确实的。但在观察中……在概括时，人们必须有一种选择。”
换句话说，必须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她引用中国当代伟大作家、她的战友鲁迅作为范例。在他的晚年，尽管他有文学的天才，他的作品只能在当时受迫害的左翼圈子里出版和流传，因为他不在原则问题上作丝毫的修正和妥协——如果他愿意，本来他是大可以这样做的。
“……有时有人以为对若干不同观点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是为读者着想，实际上却只能使读者思想混乱。”
宋庆龄说，她有一个西方的作家朋友，大概为了想使她能顺利地获得更多的读者，“把我描写成一个基督教徒一改良主义者，但我并不是这样的人……（这）对我或对中国都既不忠实、也非友好。”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妥协态度会将人引向何处。”她在信中还对另一位作家朋友表示担心，怕这个朋友“骑在墙上下不来了”。
她自己“不是骑墙派”，这是她在另外地方公开宣布过的。她也不喜欢她的朋友采取这种态度。这不是狭隘——没有人比她更善于在观点截然不同的人们之间寻找哪怕是最微小的共同点。但在她看来，绝不应为了一时的相安无事而把基本的现实情况掩饰起来。从长远说来，即使为了广泛的团结，把话说清楚也要比含糊其辞好得多。
稍早一些时候，她曾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表过她的见解：
“现代收集和传布新闻的设备有了高度发展，但是人们往往也不知道怎样去应付浩如烟海的新闻，而不致给埋在里面，忽略了以前的一切……人类坚持不懈地谋求一个没有苦难的社会和世界……但是人类的前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它趑趄、停顿，甚至挫折……不过，人类的发展遵循着一条不可避免的道路，从低级的形式前进到高级的形式，从剥削制度前进到没有剥削的制度……既有真的新闻，也有所谓的新闻；既有真的历史，也有所谓的历史……真理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就在你发现那揭橥、保卫和促进人类事业的地方。”①
①宋庆龄着《漫谈新闻与历史》，《新观察》，1956年第23期，北京出版。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62页。
（七）维护妇女权益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宋庆龄继续深切关怀中国妇女问题。在人民胜利前的几十年中，她唤起中国妇女首先致力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作为妇女解放的前奏。现在，她号召中国妇女参加国家的经济和文化重建工作，同时要巩固和保卫她们的平等地位——男女平等现在虽已载入法律，但仍有待于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具体实现。
对于亚洲那些尚未赢得民族独立或完全独立的地方的妇女，她仍然强调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首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不过两个月就在北京举行了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她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
“当前亚洲……妇女……有着共同的敌人。这些敌人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它所造成的殖民主义以及在国内所产生的封建主义及其高级阶段的买办主义。……
“妇女在社会上及政治上都沦落到奴隶的地步……竭力把妇女锁在家庭工作的牢笼里，把妇女看做不配学习或工作的下等人——典型的封建与法西斯方式就是这样。”
她接着高兴地指出，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共同纲领》第六条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后面，她又高度赞扬了十月革命使苏联妇女地位大大提高并推动全世界的妇女运动。
她对亚洲各国独立斗争中妇女所担当的英雄的角色极为钦敬，这一点在本章前一部分已经提到。一旦赢得了独立，亚洲妇女除参与国家发展的总任务外，仍然应该为妇女本身的利益而努力，如：在婚姻、家庭和财产继承等方面的平等权利，母亲对儿女的权利，儿童保育设施的建设，同工同酬，分娩假期工资照付，禁用童工，所有儿童均受免费义务教育，设置妇女高等教育基金。
她提出，“我们必须培养一种完全新的‘家庭’观念。”她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近代工业……给予妇女……在生产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地位，并且造成一个新的经济基础，一个能产生更高的家庭方式及两性关系的经济基础。”
她指出，“首先我们必须努力提高我们妇女的政治水平”。只有这样，妇女才“能懂得基本的胜利以及我们的胜利的必然性……为了要获得这些胜利，我们必须采取怎样的方法。……就能为我们的解放事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解放’不会是别人装在银盘子里给我们送上来的。”
“第二……我‘门必须为促成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而参加有关各方面的工作。……第三……必须积极参加（在生产工作与政治活动）这些方面起领导作用的团体的工作……例如工会，也可以参加妇联或农民运动组织等。”
她说，“亚洲的妇女知识分子将是我们人民进步中的重要力量。但是……她们的作用的大小决定于她们与群众接近的程度……因为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解放全亚洲。”
她又进一步指出：“妇女也可能在取得平等权上有某些进展。但是除非男子完全理解，而且坚持男女平等，否则这一切都会落空。我们妇女有事实证明，许多男子在其他事情上是进步的，甚至愿意为人民的事业冒生命的危险，但却固执他们对妇女的旧思想。”她引用列宁的话说，“我们在妇女群众中间的政治工作包括用相当大的努力来教育男子，我们必须在党内及群众中间彻底铲除这种陈旧的当家长和主人的观念。”①
①《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11日），《宋庆龄选集》，第204—221页。
50年代中期她在对亚洲国家的国事访问中，除了参加政府高层和对华友好团体的招待会之外，总要同当地的姐妹们相聚。在印度新德里和加尔各答，她应邀出席了当地主要妇女组织的联合招待会，还分别出席了国会女议员和西孟加拉省女议员的招待会。她很高兴地会见了卡玛拉德维·查多帕提亚——这位印度妇女1939年曾在香港访问过宋庆龄，英国警察当时为此盯她的梢，现在在独立的印度，她担任了国家手工业局局长。宋庆龄是生产合作社的倡导者，又是编织的业余爱好者，所以对手工业是很感兴趣的。
总的说来，宋庆龄在对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国事访问中，极大地有助于把妇女导入亚洲国际事务的范畴。在加尔各答，她提到妇女的潜在力量——中国和印度当时共有5亿妇女。她每到一处都强调妇女对本国和整个亚洲的重要性。在缅甸，她由缅甸已故独立运动领袖昂山的夫人陪同访问各地。当这两位本国革命先驱者的遗孀一再并肩出现在群众中时，人们情绪激动万分。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及以后在斯里兰卡（当时的总理是班达拉奈克夫人），妇女问题也总是她注意的重点。她在各地都要去看看为妇婴服务的一些设施，并把妇女事业同和平事业联系起来。
1955年，在一篇纪念国际母亲节的文章中，她写道：
“我们要尽力使我们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使我们相互间的了解和尊重更加牢固，因为友好关系对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任何战争，妇女总是最先和最沉重的受害者……如果在保卫妇女儿童的权利方面没有进展，那么人类和国家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保卫和平也是不可能的……妇女应站在阻止原子战争的最前线。”①
①《我们将尽一切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为即将召开的世界母亲大会而作），原载《人民日报》1955年5月31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20页。
即使是在非常官式的访问中，她也从不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所关心的事情，特别是同中国福利会有关的事情。她常常抽出时间去考察一些同中福会设施类似的项目，学习人家的经验。对中国本国妇女，她的关心是多方面的，包括她们的健康、福利以及在政治、社会和教育上的进步。
在保健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她十分重视中福会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扩充和改善。所需费用一是来源于政府的补助，另外就是前面已提到的她所得的1951年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后来保健院的新院舍就是用这笔钱兴建的。保健院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现在不仅是一所医疗机构，并已成为全国妇产科实验研究中心。
在那几年里，她为中国妇女写的文章主要有两个主题。那时新中国刚建立，仍处于再受侵略的威胁之下，所以强调要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国民经济并力求排除外来侵略威胁。她在195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给上海《解放日报》的题词中就指出了这两个方面：“团结起来，以整个的妇女力量，对内提早完成土改，加紧经济建设；对外摧毁帝国主义阴谋，巩固世界和平阵营。”①
①上海《解放日报》，1951年3月8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78页。
完成土改对中国妇女（同整个人口分布一样，她们有五分之四是农民）有特殊的意义。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男女平等是人民共和国的基本人权之一。土改在实现男女平等中起根本的作用，因为依法没收的地主的土地和财物是按人分配的，不分性别。中国的农村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耕地、牲畜和农具——当时的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合法主人，并且几乎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的半数。
到了1953年，外部危险已经减轻，内战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损坏已大部恢复，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开始。在这样的形势下，她讲话的重点有些变化。
在这一年给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贺词①中，她指出“中国妇女还没有完全解放，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男尊女卑的观点根深蒂固，需要反复不断地教育来改正，不是立刻可以根绝的。妇女如果不参加所有经济部门的工作，她们的解放以及整个国家的前进都会受到影响。妇女的解放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她们也要得到她们的特殊权利。必须提供更多的妇产科医院、托儿所、学校，以便逐步地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妇女的解放越是彻底，国家的力量就越是强大。
①《给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贺词》（1953年4月16日），《宋庆龄选集》，第326——328页。
宋庆龄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观点是在长期斗争中、在失败和胜利中成熟起来的，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她在大学求学时期，她持一种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观点，并认为起关键作用的是知识妇女。后来这些年中，她强调妇女解放有赖于民族解放和劳苦大众的解放。现在，她看到了国家和人民的进步有赖于妇女的进步。1927年在革命的武汉她曾经有过一种一厢情愿的乐观心理，以为发布一些宣言和法令就可以万事大吉。现在她已大不相同了。她看到，即使在取得经历了长期斗争的1949年的胜利之后、在选择了社会主义、从而奠定了发展基础之后，仍然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成功。但有一点她没有改变，那就是她对已经取得的每一成就感到自傲、对长远目标的实现充满信心。
在这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她同何香凝一起被推选为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标志着这两位国民领袖和妇女革命运动旗手自20年代以来的亲密战友情谊。
1953年底，她重访武汉，并为九女墩题诗。九女墩在武昌风景秀丽的东湖边上，传说埋葬着太平军的九位女战士。这是她一生所作有数的几首诗之一，诗中充满了激情和浓重的历史感——中国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首诗可以说是她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反映，是对革命、妇女地位和人类进步的深厚关切的表白：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过去很久的日子里，
九个无名的中国妇女，不肯屈膝，不肯低头。
她们反抗，为了人民，
她们献出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她们之后的年代里，
更有千千万万像她们似的继承者，
燃烧着革命的火焰，
裹扎起战斗的创伤，
在人类新时代的歌声中向前迈进。
许多人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
我们为那九个无名的妇女树立起碑石，
为了敬仰她们，也为了敬仰所有的中国妇女。
我们今天纪念过去，但也展望将来；
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着明天，
为了所有的人民。”①
①《无名烈士——为九女墩题》（1953年12月），《宋庆龄选集》，第329—330页。这首诗由何香凝亲笔书写后刻在石碑上。
在新中国，她不论走到哪里，都要询问妇女的状况。她曾用两天时间访问上海一家棉纺厂和女工家庭，她询问了女工们在生活、保健、婚姻、育儿、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到各地农村视察时，她就了解农村妇女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