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性的悲剧
在她的一生中，宋庆龄经历过许多充满风暴和困苦的时候，但从未有过思想混乱的时候。尽管她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洪流的一部分。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从她74岁到84岁——这位意志坚强而精神则永远年轻的妇女却感到被孤立了起来，使她思想混乱，有时甚至觉得孤独凄凉。这是从未有过的。她尽了最大努力想去理解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但常常陷于困惑。
这场新的运动被说成是中国革命的深化。中国革命是她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她想跟上运动的步伐，但却常常发现运动所宣布的目标同实际发展情况不相符合，她对实际情况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
像极大多数中国革命家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她对这场运动的突然性觉得意外，而对它所提出的目的则印象深刻。目的之一是使社会加速由社会主义阶段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另一个目的是使全社会的成员以未来的价值观来改造自己，有意识地同那些植根于过去剥削社会的思想、行为和组织模式相决裂，建立新的准则。
改造的动力在于千百万群众——特别是那些“生在红旗下”并决心高举红旗前进的青年——的行动。青年应该同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具备工农的思想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要作老一代的学生。但青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充满活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应该成为扫除所有旧思想残余的有力工具。（这些旧的剥削阶级思想和价值观是几千年里积累下来的，有的从旧社会直接保留下来，有的以官僚主义特权或其他特殊化的新形式死灰复燃。）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的应该去教年老的。
教育事业也必须彻底改造，学校都把课停下来，直到教育者本人受到新精神的再教育。
对“老革命”来说，他们感到的压力是：千万不能在这场改造运动中落后，因为这场改造运动被说成对整个未来具有历史性的决定作用。如果他们不改变自己去适应运动的要求、特别是如果他们阻碍运动，他们过去的功绩就将一笔勾销。他们就将自外于革命队伍——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这更痛苦、更不可思议的结局了。
这些就是这场运动的理论。总的说来，人们在思想上都接受了这些理论并且付诸行动，特别因为这些理论是毛泽东提出的，而直到这时为止他的卓有成效的领导是事实俱在、无与伦比的。
那末，这是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吗？毛当然想使这场运动成为“新”战胜“旧”的权力斗争。但实际的结果却正好同他的精神和不断宣扬的意图相反——派性斗争连绵不断并且常常诉诸暴力，各派都发誓要比别人更忠于他和他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些狡猾的野心家在争夺他身后将留下的权力和地位。他从来不会想到，“文化大革命”在每个领域里所带来的都是挫折而不是前进。
他自己在一些场合谴责了粗暴行为和派性对立——这些情况虽然多次试图加以制止，却不但不消退，反而长时期到处蔓延。毛泽东曾号召进行说理斗争，尖锐地批评“用法西斯方法审问干部”。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指责某些年轻的红卫兵的做法太残酷，并且指示在这些红卫兵就读的那所中学里办个展览会，以引起公众的愤恨。但其他许多因素（包括上层的派性）导致了许多新的暴力行径，并几乎引发内战。
不幸的是，这些严酷的事实并未导致对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及两者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重新进行检讨。毛主席相信，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办法是进一步开展“文革”。他以他的崇高威望从整体上来支持这场运动。最后，随着他的精力衰退，他被一些野心家所包围，他要了解情况或会见什么人都由这些人控制。这些人说话做事都是打着他的旗号，实际上则完全为谋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回顾这场运动时，极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位伟大领袖犯了深刻的错误——他们把他同“四人帮”严格区分开来。对于“四人帮”，事实上是没有人不卑视和咒骂他们的，认为这是一群专事歪曲毛泽东的思想的投机分子、政治流氓。但人们确实得到了一条教训，就是不应该再出现权力只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并终身如此的现象。
毛泽东思想仍被认为是有永久价值的财富，是创造性地、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但这不再意味着是把毛说过的每句话、作出的每个指示都当作教条来遵守，并且毛泽东思想也不再看作完全是个人的创造，而是——正如所有有气度的领袖都会认为的那样——集体智慧的结晶。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同千百万人是一样的。多数人起初都为它所提出的宏伟目标以及它所造成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而感到鼓舞。后来，随着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多数人开始产生怀疑。又后来，多数人或早或晚地受到一些打击，并为其他人所受的打击而感痛苦。最后，他们看到这是一场灾难——一场永远不应再有的灾难。
宋庆龄也是如此。她为“文化大革命”的无数无辜受害者之一（一位被迫自尽的忠诚的进步朋友）所写的一篇悼念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我写了上面这些文字，作为对同志的怀念泪的是使读者对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骤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中国人民决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这一类悲剧不再重演，安定团结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①
①《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建设》，1981年第2期。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她终生坚持的理想。
（二）狂飙初起
现在让我们回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
这一年8月，宋庆龄写信给格雷斯·格兰尼奇①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出现。
①宋庆龄致格雷斯·格兰尼奇，1966年8月24日。
“你读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①了吗？我寄给你上下两册。这部书说明，人是能够教育改造的。……
①该书英文版书名为《从皇帝到公民》。——译者
“我每天如果不开会要化八、九小时看东西。（显然是指与运动有关的大量文件材料一引用者）。”
她在信未说，“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呢？”
她在这封信上的口气显示出她对这场运动的广泛目的是赞同的，她相信这是推动社会和个人（包括许多过去的敌对分子）前进的动力，并且期望猛烈的动乱将会很快过去。（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已对“造反派”发出警告，要避免粗暴行动并且记住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但要解放本阶级还要解放全人类）。
她在信中提到溥仪同格雷斯提出的一个问题有关系。格雷斯问，据说她现在住在一座宫殿里，是不是真的？她答道，是的，因为她是国家副主席，所以人民政府拨了一所原来的王府给她作为寓所。她描写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寓所里还是保持清静的情况：
“我住在醇亲王①的王府里，溥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园子有小溪环绕，园里有许多美丽的树木……草地几乎一年到头都是绿的。园里还有一所两层小楼。过去住在这里的皇亲国戚常来听云雀和别的鸟儿歌唱。……我确实在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②
①醇亲王载沣（1883-1952）是溥仪（末代皇帝宣统）之父，1908年溥仪即位时只3岁，载沣为摄政王。今北京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故居系就原王府花园旧屋修葺并增建小楼而成，宋庆龄于1963年春从上海迁居于此。——译者
②同上。
但在事实上，当她写这封信的时候，她那花园住宅里往常的安静气氛已经大大改变了。她听到墙外不时传来红卫兵们在抓“走资派”或其他“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那种刺耳的叫喊声。各派的高音喇叭一个比一个响，都想让本派的声音压倒对方。最使她难受的是那种低沉的声音——打人的声音和被打者的呻吟。
她把这些“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况写信告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嘱咐斯特朗把信阅后销毁。斯特朗在回信中说，“我在收到你第二张便条的当天就亲自把你的第一封信撕成碎片，扔进下水道冲掉了……没有留下丝毫通信的痕迹……”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北京致宋庆龄，1966年10月22日。斯特朗当时曾把宋的信给本书作者看过，所以对内容还有印象，具体文字就记不确切了。
过去，宋庆龄也常要通信的对方把她的信件销毁，但当时这样做是防止革命的机密落入敌人之手。现在这样做却是为了对付那些自以为是“超级革命派”的人。这在她还是第一次。
在同一时期，她写信给本书作者：
“……我想，对那些无端污蔑，我只有闭上眼睛——外面那种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已经够叫人心烦意乱的了。希望你离得远，听不到。”①
①宋庆龄致北京爱泼斯坦，1966年8月27日。
这里的“无端污蔑”是指在西方报刊上重提有关她私生活的一些陈旧的谰言。这些谰言可以追溯到当初国民党反动派散发的造谣传单，现在又被那些极左分子翻腾出来，这些人不择手段地去公开“揭露”别人。她为之悲叹的“无端污蔑”还不限于对她本人，而是对其他许多人。
她还曾写信给马海德医生。马的住处同她相近，信都是由忠诚的李姐（李燕娥）或司机老刘送去的。这些信马都没有保存，“因为留着对她或对我都不好”（他后来这样说）。她在信中所表示关心的主要是别人而不是她自己，但她确实也担心会不会有一天她不得不抛弃她所喜爱的绘画和其他艺术性的纪念品（她喜爱和收集青花瓷），因为这些东西也可能被当成“四旧”。她把一部分艺术品送给马海德，请他把它们转存到“比尔大叔”（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她这样称呼路易·艾黎）那里去。马后来说①，他是亲自把这些东西转送去的，这样做要担一定风险，因为他当时也已经受到尖锐的口头攻击，他的妻子苏菲被她工作的那个电影制片厂的造反派关起来，他家被抄，个人的文书资料都被拿走。
①据马海德在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路易·艾黎是外国人，所以他的住处可能比马海德家安全些，马已入了中国籍，又是干部。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写信给宋庆龄：
“西方报纸纷纷用大字标题报道你的住所被红卫兵洗劫，所以我在这一期《中国通讯冲加以彻底的否认，同时登了我写的报道《毛在天安门上》，里面提到你也在场。”①
①从1958年到1976年，斯特朗在北京以她个人名义编印英文《中国通讯》（Letter from China），两周出版一次，发行到世界各地。这里提到的是第42期，出版日期为1966年10月20日。
她写的关于1966年10月1日北京庆祝国庆的报道中说：
“游行群众达150万人，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至少有半数是红卫兵和革命学生……
“国外国听到谣传而不安的人们将会高兴地知道，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同领导人们站在一起，同往常一样神采奕奕……说红卫兵抄了她的家，全是谎言。”
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没有被人闯进来（在上海的寓所有人闯入）是由于周恩来的及时过问。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①，送毛泽东批准，名单之首就是宋庆龄。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
两天后，因为出现了大字报，要求把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撤掉，并扬言要冲进宋的寓所，同时发生孙中山塑像被毁事件，周恩来严厉告诫北京的红卫兵：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①
①同上书，第451页。
周恩来在把宋庆龄列为应保护的干部名单首位的同时，建议她搬进中南海去住，以保证安全。她对此婉谢了，解释说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再一次显示了她的刚强。
这时，宋庆龄遭到了一个比抄她的家还更严重的打击，这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
上海的红卫兵破坏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尸”。他们因为万国公墓过去安葬的大多是中外富裕人士，所以把它看成是昔日特权阶层的纪念碑，必须予以摧毁。至于宋家的墓地，这里埋葬的不正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查理”和“妈咪”吗？在他们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应该从这个地球上消灭掉呢？
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来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着所有六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龄一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能有更多的要求了。“文化大革命”告终之后，又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①
①承史学家尚明轩提供资料。
（三）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
1966年11月12日，宋庆龄在她丈夫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了讲话。她为这篇精神饱满、思想丰富的纪念讲话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①。它的主题是，随着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孙中山能够改变他自己的观点和方法，以推动革命前进而不是加以阻止。
①《宋庆龄选集》，第530—546页。
“他生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开始统治世界之前。他出生的时候，国内的封建王朝刚刚受到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震撼，我国人民还刚刚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接触。
“当他离开人间的时候，帝国主义力量正不可一世，欧洲列强处心积虑要瓜分我国领土，近邻日本的军国主义也不断威胁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存。……”
尽管不断遭到挫折，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从不动摇，因而成为以建立新中国为最后胜利标志的中国革命的先驱——虽然这一最后胜利的到来是在他逝世四分之一世纪之后。
“今夭，中国发生了多么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但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要做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必须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在连续不断的困苦和危险中，他从不低头。他是一个决心不断学习的人，他克服了自己早期的幻想和失误。
在推翻清廷的斗争中，他因单纯依靠军事手段举行武装起义多次失败而认识到确定政治纲领、建立政治组织的重要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民国，但一个独立、进步的中国仍然没有出现。他从中悟出了更多的道理。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赢得了初步胜利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但当它没有决心去满足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要求时，它就失去了这种支持。应该把社会和政治问题放在首位。
孙中山出身贫苦，所以他一直同情贫苦和受压迫的人。他在革命行动中无所畏惧，个人生活则十分简朴清廉。他走过的道路上充满了惨痛的失败，但他从不绝望。
“他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严肃的探讨。当他发现他所建立的政党都缺乏坚实基础时，他并不畏缩。……他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走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革命只能依靠那些最迫切要求解放的人，即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他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就不再为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漂亮的装饰所迷惑了，他看穿了这不过是骗局。今天，反动派力图欺骗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青年，叫他们不要搞革命，不要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些都已经‘过时’了。……但四十多年前孙中山已经得出结论，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已过时了一百年……”
宋庆龄在这篇讲话中还谈到了孙中山的国际主义，他同亚洲各国革命党人的合作，以及在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威胁要干涉中国时，他向驻华外国军队的士兵发出呼吁——所有国家的老百姓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
孙中山在晚年从他一生经验中归结出三件必不可缺的要务，即；在国内联合中国共产党、在国外联合苏联、在各地扶助工农。
“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如果孙中山还健在，他会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
在另外一段中，宋庆龄还提到了以后被称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推动革命。这一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获得解放，我们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坚持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使我国在各方面实现现代化，并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在讲话的最后一段中，她又提到“我国人民……鼓足干劲发展生产和攀登科学、教育和文化的新高峰。”
当时那种极端复杂的形势可以从她三天后所写的一张私人便条中看出来：
“我很想请所有帮助我准备这篇讲话的人来吃一顿饭，随便聊一聊，但现在不是时候……”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和邱茉莉，1966年11月15日。两人都参加了有关这一讲话的研究和校对工作。
她的这篇讲话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起草，定稿后曾送周恩来审阅同意。
这是她在长达六年时间中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她的下一次公开讲话要到1972年。）
（四）宋庆龄同刘少奇
这次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也是刘少奇一生中最后几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之一。他是纪念大会筹委会主任，并且作为国家主席在国家和党的地位上比在场的任何人都高。但在官方报道中，他的名字却被降到在第七位，世界闻名的朱德总司令则排在刘少奇的后面。
这些羞辱人的做法显然是故意的——部分原因是从8月开始的、因“文化大革命”而改组中央领导班子的结果。就刘少奇而言，名次的变动只是他被彻底整垮的前奏，对朱德则是作为一种惩罚，因为他没有参加极左的大合唱（红卫兵已贴出大字报，把这位革命老英雄骂成没有改造好的军阀）。
宋庆龄已经意识到乌云正向刘少奇压去。她的一位女同事罗叔章回忆道：“1966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她。她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①
①罗叔章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一个国家副主席居然要靠从街上拾到的传单来了解国家主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奇怪的时代的又一个特征。
宋庆龄对刘少奇很熟悉。他们分别是国家主席、副主席，又是中苏友协总会（在一个长时期中是重要团体）的会长、副会长，所以在建国以后的17年中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她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是对刘少奇表示的；她1953年1月在莫斯科最后一次会见斯大林是刘少奇安排的。在私交方面，她同刘少奇一家人都很亲。①她有很多时间住在上海，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每次去上海总要去看望她，他们的孩子参加了支持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的示威游行，宋庆龄称赞他们有国际主义精神。每到新年，她总给他们寄贺年片，他们就把自己画的贺年片回寄给她，她收到后会一个一个指名道谢。
①此段主要根据1987年4月24日在北京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一次长谈。以下宋庆龄给刘家孩子们的信的复印件均承王光美提供。
同时，甚至在她同刘家的关系中，人们也能看到她始终保持着的希望——这个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将会克服本身的缺点，真正去从事它原来意图中的工作，即：清除停滞倒退的东西、放射出充满革命信念和创造力的新的光辉。就人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也很可能就是刘少奇本人的想法。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是早期的红卫兵，她写信给宋庆龄。在回信中，宋庆龄亲热地称呼“平平”的小名：“阅读了你满怀革命激情的来信，犹如看到了你们兄弟妹妹……健壮成长……你们虽然生在新社会、挺立红旗下、蜜糖水中长，但是，你们没有忘记革命，没有忘记阶级斗争，你们强烈的记忆着革命前辈为了人民的解放所进行的披荆斩棘、浴血奋战的艰苦斗争；你们怀念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获得解放”。她称赞孩子们支援越南民族解放战争并去农村参加劳动，认为这是知识青年革命化的道路。她还赞扬给她寄去的婷婷的两篇日记和源源的美术创作表达了革命的思想感情。
1967年新年来到了。这时她已经知道刘少奇的“问题”十分严重，但她仍然给刘的孩子们送去贺年片、笔记本和糖果，仍签上“宋妈妈”三字。第二年，刘少奇和王光美都已失去自由，一家人流散四方。孩子们万般无奈，只好写信给宋妈妈求援，她把信转给毛泽东，希望这些孩子们不至流离失所。她又回信给孩子们，勉励他们振奋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直到1972年，也就是他们的父亲惨死两年之后，他们才获准去监狱探望母亲。王光美看到孩子们时的快乐以及她听到孩子们悄悄告诉她宋妈妈对他们爱护照顾时的感激之情，她至今还记忆犹新。
（五）在“文化大革命”前期
虽然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保护，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中，她很少露面，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关于她的活动没有任何公开的记载，甚至在她逝世后出版的《宋庆龄年谱》中这几年基本上也是一片空白。
本书作者在这几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同她失去了联系——说得确切一点，是被单独监禁在牢房里——所以关于她这段时期的情况也无法从个人回忆或通讯中作些补充。但从其他的来源，可以多少理出点头绪。
[1967年]
如1967年，《年谱》上只记录了两项礼仪性活动——作为国家副主席，接受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瑞士、越南、朝鲜和毛里塔尼亚新任大使呈递国书；参加国庆招待会和检阅。
实际上，这一年对她来讲充满了苦恼和斗争。在北京，她大部分时间呆在自己的屋子里，看到的只有四面的墙壁。在上海，她的事业正在被拆毁，她竭力设法加以挽救，就如她后来所说的那样：
“1966年，也就是当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工作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儿童时代》杂志不再出版了，我也接不到一份中国福利会下属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艺术剧院和其他单位的报告。这些单位的领导，当时正处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或受到了攻击。我于是请当时任副市长的金仲华帮助。他像以往一样认真负责，走访了这些单位，鼓励他们继续工作。”
以上是从她对金仲华这位杰出的进步新闻工作者的悼念文章①中摘引的。金从30年代救国会时期起就是她的同事，后来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及其后继者上海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都在一起工作。《中国建设》创刊，她又选任他为第一任社长。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
①同注1。
关于江青一伙罪犯在上海建立的新政府里那些人如何对金迫害致死，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后来，当我回到上海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金仲华本人也遭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残酷迫害。他们不准他与外面的人接触。我想设法同他见一面，也没成功。在几个月时间里，他们接连不断地对他进行审讯、批斗。……他一生中所做的好事都被歪曲、颠倒，成了败坏他的名誉的‘罪证’。……他一直确认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毛主席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却被指控‘反对毛主席’。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立世界人民的友谊，他曾和许多外国朋友接触过、一起工作过，就因为这，他被诬为‘外国间谍’。他与周总理在各个时期的交往，也成了那些‘审讯人员’辱骂他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想打倒周总理。在迫害金仲华的过程中，江青的恶意中伤起了直接作用。她的每一句话都被那些爪牙们奉为圣旨。张春桥也施展了阴险毒辣的伎俩。”
有一件事她没有谈到，也可能她始终不知道，那就是金仲华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要他交出多年来她给他的信件，但金宁死不从。由于不堪忍受残酷的政治迫害，金仲华于1968年4月3日含冤自杀。
在这里不妨附带说一些有关宋庆龄与江青之间关系的情况。
据说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的时候对她的印象不错①，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①见罗斯·特里尔着《白骨精——毛夫人传记》（英文），第185、228、250—261页。这部书有耸人听闻的倾向，但这些说法作者引用了谭宁邦所提供的材料，谭当时在宋庆龄处工作。
1949年，宋庆龄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后回上海，毛主席派江青到车站送行。据说，她后来对别人讲过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1956年，她在上海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江青和刘少奇夫妇都出席作陪，据说她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很表赞赏。
（令人惊奇的是，据说就在那一天江青要宋庆龄劝毛泽东穿西装、打领带，因为孙中山常穿西服，而且外国人总认为中共官员们的穿着太单调。）
但江青在1966年的表现却大不一样了。当时红卫兵要冲宋庆龄的寓所，甚至要她把头发剪成他们所喜欢的那种短发。（她一直保持一种后梳圆髻的传统发式，并曾答应她的母亲永不改变这种发式，所以据说她曾生气地说，“要是他们碰我的头发，我就把他们的头发全剪掉！”）毛主席派江青去向宋庆龄解释“文化大革命”。这时的江青完全采取了一副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听到宋庆龄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时，江青的脸立刻沉下来了。
很久以后，在1973年，当说一句江青的坏话就得掉脑袋的时候，宋庆龄在本书作者和邱茉莉面前把这个报复心强而又权欲薰心的女人挖苦地称为“女皇”，她对江青的看法由此不言而喻了。“四人帮”倒台以后，她在写信和谈话中可以更尖锐、更明白地把她的看法表达出来了。她在1978年给美国理查德（迪克）·杨的一封信（无日期）中说，要不是“江青这帮家伙进行破坏，不让他得到必要的药物治疗”，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可能不会那么早去世。“我知道你谨慎，所以把这情况告诉你。”在同一年的另一封信里，她写道：
“……我的所有西式衣服都给我表弟的几个女儿了。在那个无耻婊子江青炮制的‘字化革命’期间，她们都被红卫兵从家里赶出来，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6月5日。
她是难得使用这种骂人的字眼的，由此可见她的愤恨之深。
[1968年]
1968年，《年谱》没有宋庆龄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任何纪录，只记载了她给当局的一封信，证明路易·艾黎是一位忠诚的外国朋友，因为在当时那种“怀疑一切”的气氛中，对他也散播了许多疑问。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签名）
一九六八年八月卅一日”①
①宋庆龄手迹复印件，《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片编号317。
这一年留下来的史料还有她在8月份写给格兰尼奇夫妇的信（这封信只有月日、没有年份，所以也可能是1969年的）。她在信中还对马克斯·格兰尼奇的哥哥（美国左翼作家、笔名迈克尔·戈尔德）之死表示哀悼：
“多年来，我常在《工人日报》上读到他那写得很好的专栏，后来看不到这张报纸了（该报由美国共产党出版，后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而不能在中国发行），觉得若有所失。”
她为迟迟未复信道歉，并解释说：
“……在这场闹哄哄的文化运动中，你们的新地址我夹在一本书里，找了许久，今天才找到……”（这说明她有些东西已收起来了或者被弄乱了。）
尽管遇到麻烦和限制，她对这场运动的广泛意义仍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
“……我担负了更多的对我并不适合的那种职责。时局发展得很快，要求不断学习以跟上形势。失眠症和关节炎是我想要做点事的两大障碍。但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紧跟，我不敢落在后面。
“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但将改变我国人民，还会改变世界的其他地方。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的伟大胜利。他无疑是马克思和列宁之后最伟大的人物。”
她以热烈的心情谈到美国1968年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民广泛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示威以及黑人群众的奋起：
“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令人感到鼓舞。我很高兴，一向反动的南方各州也卷进了这一伟大的洗礼。”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麻省特鲁洛市格兰尼奇夫妇，1968或1969年8月10日。
[1969年]
1969年，《年谱》的记载仍然极少，只有她参加国庆招待会和检阅以及她个人所做的一件关心后辈的事——在知道杨小佛未收到所寄去的《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后，又把自己手头的一套请她的助手带到上海，作为礼物送给他。
实际上，这一年和下一年都是极富戏剧性的。
总的气氛是备战。美国侵越正向中国南部边境迫近，在北部边境则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准备对付来自任何一方或者双方的进攻，甚至核攻击。在僻远的内地山区建起了新的工业。全国各城市都在地下挖了迷宫似的“人民防空工事”以用于隐蔽和疏散。多余的和被怀疑为不可靠的人都得离开中心城市，到其他地方安置。关于这种情况，宋庆龄写道：
“甚至孩子们也都在忙着备战工作。战争要是打起来，我们是不会措手不及的。苏修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话，‘上帝要谁毁灭就先让他疯狂。’我们的孩子们都到农村去工作和学习了，和农民同吃同住。他们长大后不会变修、也不会沾染资产阶级思想。农村生活使他们经受了锻炼。”①
①宋庆龄致格兰尼奇夫妇。
她认为当时确实存在战争的危险，备战是必要的（备战工作是防御性的，尽管当时中国挖防空洞也被莫斯科谴责为“好斗”）。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林彪和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势力加紧控制中国的政治，他们把所认为的国家面临的危险作为消灭异己的借口。
这在确定哪些人应该撤出北京及其他重要城市的问题上经常表现出来，因为要撤走的人都是被认为不可靠的或不必要的或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撤走是一种战前的预防性措施。从廖梦醒给宋庆龄的信中可以看到一个辛辣的实例。廖梦醒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女儿，一位忠诚的、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但她却被极左分子划入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一类。廖给宋的情仍像通常那样用“亲爱的叔婆”开头，接着写道：
“我正打算收拾行李，虽然我仍然不知道上哪儿去。……我被划入‘老弱病残’一类，将不需要留在北京。我正在把我所需要而又拿得了的东西清理出来……到了新的住处我会写信给您。上海也是一个海岸城市。我相信您早晚也得走……希望您将来会有一个愉快的新家，颐养天年……不管我到那里，我都会想念您……”①
①廖梦醒致宋庆龄，1969年11月10日。原信是用英文写的。
廖梦醒这时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好，但她的工作单位全国妇联的“造反派”老早就把她软禁起来，使她备受折磨。她告诉宋庆龄：“我有没有对您说过，我家那扇离我居室最近的后门被钉死锁上了。我常常是孤零零一个人在家，两手常常颤抖……我相信我们之间来往的信有几封丢失了……只要能写，我会继续给您写信的……我太想念您了，我无法表达……”在收到宋的回信后，她又写道：“这么久听不到您的消息，老在盼您的信，现在总算盼到了，我真不知道有多高兴……”①这两封信都不是通过邮局而是由人送去的。
①同上，1968年9月23日、27日。
在折磨人的1968—1969年，宋庆龄的亲属中还发生了两起不幸事件，使她精神上备受打击。一是她很喜欢的一位有才华的表妹、二舅倪锡纯的长女倪吉贞1968年5月在上海被迫自杀。这个表妹全家被扫地出门，挤住在一个汽车间里，自已被作为“管制分子”强迫劳动，不堪凌屏。消息传来，她内心极感悲愤。二是她最喜欢的最小的弟弟子安1969年2月病故。她又为之伤心落泪。她为了要往美国发一个唁电，还得请周恩来和邓颖超帮忙获得特许——在那段紧张的时期，事情就是这样的。①
①本段据本书作者对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的访问。
[1970年]
1970年，《年谱》的记载只有两条，一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检阅，二是接受保加利亚新任大使递交的国书。
在给格兰尼奇的信中①，她还是表现出一种认为整个形势令人鼓舞的语调：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70年1月31日。
“……真希望你们也在这里，可以亲眼目睹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中国通讯》中，你们可以……随时有所了解。不幸的是，她已84岁了，身体不好，所以她不能再继续这项极有益的工作了……”
关于她自己的行止，她已回到上海了。“离开家到首都去已4年了，我现已回家休息。”离开这座家乡城市那么长时间当然不是她自己愿意的。
她写到在北京的朋友、来往的减少和惯常生活的中断，字里行间也隐含着对北京现状的批评：
“路易·艾黎不是很快活，因为他不能到处跑（为写作收集材料）。他也在发皮肤病……马海德生了肺炎，现正在康复。虽然我们都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见到他们了。
附记：2月6日是春节，但我们现在不过这些节了。”
[悼念斯特朗]
宋庆龄这封信是1月底写的，已提到斯特朗因年迈停止了工作。3月29日，这位战斗一生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在北京逝世——宋庆龄的历史最长的联系外国革命的纽带之一折断了。斯特朗最后一次住院时，宋庆龄想起她所最喜爱的花，并把这些花送到了她的病床边。195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到北京之后，她们见面很少，遇到节日或其他事情互致问候时，信的开头总是称呼“亲爱的宋庆龄同志”和“亲爱的安娜·路易斯同志”（或甚至称呼“亲爱的斯特朗小姐”），不像对其他老朋友亲热地叫人绰号。可能由于斯特朗个性太强并且总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也可能由于斯特朗的新闻记者“职业本能”总想把她所听到的所有消息都报道出去，在宋庆龄同她长期相识的过程中，发生过某些意见相左的情况。但她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深、很牢固的，她们相互对对方本质上的敬重也是如此。
有一点是宋庆龄从来没有怀疑过的，那就是斯特朗为人的正直。据说，早在1949年，宋就曾敦促毛泽东为斯特朗向莫斯科说情，因为她被扣上“间谍”帽子抓起来关了几天之后被驱逐出境了。“为什么对斯特朗这样做？她是个好人，对中国和其他地方做了许多好事。她是一个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据说宋曾这样对毛说。①
①罗叔章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给斯特朗的信简显示出对她仍很信任。她的《中国通讯》宋每期必读，很赞赏并向海外友人推荐。她去世时，宋着文颂扬。在回忆她时，宋庆龄不可能不想到她们那些在30年代后期苏联大清洗中死去的共同的朋友加拉罕、加伦将军、博戈莫洛夫等，还有鲍罗廷，这位1923年来华任孙中山顾问并参与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苏共老党员，他是1949年初与斯特朗差不多同时被捕的，但他没有像斯特朗那样“幸运”（加上罪名、驱逐出境），而是被投入监狱，两年后死去。宋庆龄不能不想到那些在自己国家的“文化大革命”中受谴责、被拘押的老革命者，他们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呢？苏联在共产党掌权这么久之后却发生了如此致人于死地并且又是如此大规模的镇压，而中国则避免了这种情况，这一直是值得我们党和国家为之骄傲的事情——但现在还能这么看吗？
后来，她写了《斯特朗的名字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里》①一文，这是她对这位美国友人盖棺论定式的最后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