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艰难的日子，1966—1976年.2
①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原稿时间注明为1981年2月。此文后用作《斯特朗在中国》一书的序言，该书198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
“早在一九二七年，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遇到乌云恶浪的时候，我在武汉遇到了斯特朗，并且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面。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经常见面，多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关于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非常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关心我的处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我们坚信，表面的混乱是暂时的，经过大革命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力量，仍然坚强有力，朝气蓬勃，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热情和智慧，增强了我同邪恶作斗争的力量，更坚定了我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决心。
“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音信还是相通的。后来斯特朗在苏联蒙受了不白之冤，使我感到忧虑。最后，在她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终于来到新中国。我热烈欢迎老友的归来。她怀着回到家里的喜悦心情和我一道回忆过去，谈论未来。她还是那样精力充沛，用她的笔向世界传播着新中国的信息，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这本集子就是她在中国的珍贵纪录。
“不幸她先我而去了。她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壤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宋庆龄敬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同她自己的立身处世准则一致的。这些准则是：信念，百折不挠，乐观，为事业全力以赴。在这篇充满热情的纪念文章中也体现了这些准则。
[同斯诺重逢]
这一年，宋庆龄在失去一位外国老朋友之后不久，却得到了同另一位重聚的忻慰。他就是埃德加·斯诺。他同妻子洛易斯·惠勒①来到中国显示，在“文化大革命’冲极左势力登峰造极的掌权地位略有退潮（在此之前斯诺曾申请来华但未获准入境），并且成为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的中美恢复接触的先兆。
①斯诺于40年代后期同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韦尔斯）离婚，同洛易斯·惠勒结婚。洛易斯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纽约戏剧演员，他们有一子（克里斯托弗）一女（西安）。斯诺早期在中国的经历和他的成名都有海伦的一份，而在他后期备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及半流亡的生活中，洛易斯成了他最好的伴侣和精神支柱。1970年的中国之行在洛易斯是第一次。
对斯诺回到中国，宋庆龄显然十分高兴。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道，宋有好几次邀请斯诺夫妇到家里吃饭，其中有一次是在国庆节（那天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同毛泽东一起检阅游行队伍，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每次都由她亲自来定菜谱（对于她最欢迎的客人她总是这样的）。洛易斯·斯诺叙述了这几次会面的热烈情绪：“宋庆龄一直是埃德①的亲密朋友，经过这几次到她北京寓所的访问，她也成了我的亲密朋友了。在她心里，不仅装着埃德，还装着我们全家。在她家里放着克里斯托弗和西安②的照片，是他们大约8岁和6岁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寄给她的。看见这些照片，真让我十分感动。埃德深深地敬仰这位英雄的妇女，她的价值观使她坚定而又奋发地站在革命一边，牺牲家庭关系和荣华富贵都在所不惜。”③
①对埃德加的昵称。——译者
②斯诺夫妇的儿子和女儿。——译者
③洛易斯·惠勒·斯诺着《庄严的死亡》（英文），第77页。
他们同宋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谈得很多，但在斯诺关于这最后一次访华的著作中却什么也没有说（这本书斯诺因患了绝症而未能亲手完成），这是很异常的作法，因为以往他总是详细地记述他同宋庆龄的每一次会晤的。也许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尚未完全平息下去，所以她嘱咐他关于这次会晤什么也不要写。
但在斯诺那些未经编辑加工的笔记中①有些线索可寻：
①斯诺笔记承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斯诺基金会的罗伯特·法恩斯沃思博士提供。
9月30日晚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庆宴会上，斯诺夫妇见到了宋庆龄（“作为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她在一群显要人物之中，包括老一辈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也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当权派江青、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席的还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以及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高级代表。
10月3日，宋庆龄请他们去喝茶，还有马海德和路易·艾黎。“我们在五、六个解放军士兵面前走过，她的秘书——一个健壮的男青年——出来迎接我们。园中已是深秋景色、显得有些凋零。池里水很少，鱼都已捞走了……她的女秘书对我们这样说。男秘书陪我们……走到一株已有120年树龄的石榴村旁——溥仪出生时这树已经在那里了。（孙）夫人看来有点疲乏、有点发福……”（完全没有提到同宋的谈话，显然是因为游花园后没有时间了，游花园也许是工作人员故意安排来消磨时间的。）
10月11日。“同孙夫人、艾黎、马海德夫妇共进晚餐（还有孙夫人的保健医生）……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谈话主要也是关于饮食的。”（看来是故意回避谈别的事情。）
在同一页上，斯诺附注道；北京的来信“最近批评我在《复始之旅》一书中的错误——很有道理。”①
①《复始之旅》一书是斯诺离开中国多年、处于低潮时期写的，宋庆龄曾指出其中一些事实错误以及一些她不能同意的看法，并嘱路易·艾黎转告斯诺。
1970年末斯诺离开中国。1971年7月31日，他写信给路易·艾黎，谈到自从轰动一时的、出乎意料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一事发生之后，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美国国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二十年来，他的著作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现在随着更加轰动的美国总统访华的即将实现，主要的美国传播媒介都来向他紧急约稿（尽管它们仍想进行歪曲）：“……化了一星期……为《生活》杂志写了一篇稿子，他们用的标题是《中国人期望从尼克松的访问中得到什么》。我原来的标题是《尼克松心向紫禁城》。在编辑中，他们设法做了点手脚，有一处压缩成周恩来谈话而‘毛听着’……在我那句‘中国从未放弃武力收回台湾’的话中，加上‘公开’一词。”他又带点嘲讽意味地接着说，“有一件事……使我大为得意。《生活》杂志在那张老大的《纽约时报》上为我那篇文章……登了整版的广告——也是这张报纸早些时候曾拒绝刊载重要的周总理访问记，深怕上斯诺的赤色宣传的当。现在美国却听不够了。关于乒乓（外交）的报道如此之多。”
在同一封信里，他对自己十年前访华后所写的《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作了自我批评式的评论：“……现在我重读这本老书，常常要惊叫起来……当时我对群众的无知和偏见过于迁就，以致对美国过于宽大了……现在，《纽约时报》也在发现中国是个好地方，但当时——在书评栏里除了抓赤色分子就没有篇幅登别的东西了……
“全世界现在看到毛主席是个伟人，他当然是。但我的任务是使人们看到他不是妖怪而是人，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在那些常常是文字拙劣的宣传中，他的行径使人觉得是有威胁性的。”
斯诺又说，除了一些错误，他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但他不愿对此自吹自擂。“请告诉对我的批评家们……我知道自己的过失，并愿在将来的工作中加以纠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保持了一贯的谦虚态度。
但时间不允许了。在他写这封信后不到一年，癌症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1971年：关键的年份]
1971年，《年谱》上没有任何记载，但这实在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年份。
在国内，毛泽东亲自指定的继承人林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败仓皇乘机出逃，飞机在蒙古境内失事，机毁人亡。这是9月13日的事。到11月，事情的内幕还没有完全公开，宋庆龄在11月11日给在摩洛哥养病的斯诺的信上，赞扬他没有急于报道此事：
“对于9月13日的飞机失事事件不作任何评论是明智的，因为尽是些揣测之词，人可不能做说瞎话的预言家。你不说话，我就放心了。就是那些在内层的人也不知道详情。这么说吧，这是一场噩梦——‘勃鲁托斯，你也在内吗？’①不管怎么样，勃鲁托斯还是L．P．（林彪英文拼音的缩写），都是他自己的阴谋的牺牲者。真是个无赖！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不已成了指定的继承人了吗？！只有时间会透露出你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
①语出莎士比亚历史剧《裘力斯·凯撒》（据朱生豪译本）。勃鲁托斯是刺杀凯撒的密谋集团首领，以后自杀。——译者
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个席位为台湾蒋介石集团窃踞了二十多年，现在主要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这反映出中国革命在它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改变了局面，而美国则支持蒋集团直到最后失败。
这样，中国尽管在国内遭到困难（一度有趋于危殆之势），在世界上的地位却不断上升。
宋庆龄也看到了这一点，在私人通讯中她写道：“（1971）对我们和对全世界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年……因为中国现已处于世界的中心，全世界人民从联合国的讲坛上听到了中国的声音。愿1972年给各国人民带来和平。”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71年12月22日。
正由于形势有所好转，所以她在听到大弟（只比她小1岁）子文去世的消息时，还不至于太难过。宋子文是因为意外事故（在美国一家餐馆用餐时骨头卡住了咽喉）而死的，享年77岁。这位金融家、前国民党要人同她在政治上的争执和歧见大体上和霭龄、美龄差不多，但两人之间的个人情谊要深一些——他有时还支持她的工作。
（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沉默五年后的第一篇文章]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来是为了重新恢复同中国的接触，或者更明白一点说，是为了承认中国革命胜利这一事实。二十多年来美国官方一直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这种情况现在结束了。也是在这一年，宋庆龄打破了持续五年的沉默，重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月，在尼克松访问前夕，她发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①。文章的论点不是说尼克松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说中国和亚洲的新时代把尼克松带到了北京；
①英文稿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1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美国总统宣布要来北京访问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极力主张轰炸中国，而现在，他又准备和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尼克松总统在他当选的前一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声言：‘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
“那末，中国的现实到底是什么？”她接着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人民建设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现在正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相互支持……”
在概述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不仅在数量上而主要是在质量上——之后，她接着说：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事务必然是和一个有益于全世界人民的国际主义联系起来的，而不是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工业一军事集团联系起来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中国的做法完全……是国际互助。”
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联合国内一切维护正义的国家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文章最后说：“毛主席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我们确实正处在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的开端。”
她为这一历史性的全面进展而感到自傲，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相对而言，挫折和困难犹如即将消失的乌云。
因患关节炎和尊麻疹，她没有参加官方对尼克松一行的招待会。
“我很高兴他们没有要我参加在尼克松访问期间的所有活动，但我在海外的朋友写信来说，他们在电视上没有见到我，感到失望。”
但她接着说：
“很多美国人去参观了我们在上海住过的房子……察看我丈夫书房里原有的藏书，甚至还有那些照片。”
她又尖刻地补上一句（显然是针对国外有人幻想新中国或她本人会改变根本观点）：“他们会发现卡尔·马克思仍然好好地在那里。”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72年3月4日。
1972年之后，来华的美国人确实越来越多，而且形形色色都有。有她在威斯里安上学时的朋友（来的常常是这些朋友的继承人或后代），有各个革命时期同她在政治上有关系的人，也有直到最近还对中国不友好、现在却成了中国的“新的发现者”的人。对这各种类型的人，她都欢迎，只有一种人她觉得难以接受——那些了解政治实情，而“在麦卡锡时代跑得同兔子一样快——毫无骨气”的人，“但现在他们却成了社会栋梁，所以我们必须欢迎！”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理查德·杨。
[痛悼挚友]
2月15日，一位同这些人截然不同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因患胰腺癌在瑞士病逝，宋庆龄为此极度悲痛。
她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①，她写东西通常是很快的，但在听到斯诺噩耗后她为了写给斯诺遗孀的唁电，通宵未睡。唁电写道：
①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张珏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痛悉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不幸逝世。在我们抗日战争期间，他坚定地支持了我们反对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略的斗争。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互相支持。我确信，你和你们的子女将继续完成他的遗志，促进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你可以感到宽慰的是：对埃德加·斯诺的记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将永远长青。”①
①《人民日报》，1972年2月17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34页。
洛易斯·惠勒·斯诺在她纪念斯诺的书中谈到这个唁电时说：“她在一生中永远是勇敢无畏的，她从万里之外发来的唁电也给了我勇气。”①
①同注29。
在反动势力面前勇敢无畏——这是宋庆龄认为最优良的品质之一。三十六年前，主要通过她的推荐和帮助，斯诺访问了延安，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一篇纪念斯诺的专文中，她称赞斯诺“勇敢地到了‘大河彼岸’的地方，去了解在新根据地的中国革命。”①
①《纪念埃德加·斯诺》，英文稿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6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斯诺最后著作之一的书名是：《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
她满怀热情地回顾她同斯诺相识四十多年来的历程。斯诺作为一位年轻的记者，“如饥似渴地寻求真理和知识”，首先来到上海，然后又深入到中国的红色区域。他在这次采访中所写成的书（《西行漫记》）“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这对他来说是最恰当的铭词。”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他“曾给予很大的帮助”。他“也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或称‘工合’运动的一位热情的发起人。”本世纪中叶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他备受政治迫害。“然而，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他要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鸿沟的决心。”
虽然当时埃德加·斯诺并不知道，正是他于1970年12月同毛主席所进行的长谈——当时中国人民的领袖谈到为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有必要同尼克松总统对话，导致了中美两国人民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友好往来的大门的打开，而这就是埃德加·斯诺毕生所致力的事业的一个目标……
“……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他……”
在当时的一封信①里，宋庆龄写到斯诺的遗孀洛易斯遵照斯诺的遗嘱正把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带到中国，并且称赞洛易斯“她多么能为别人着想！”——因为中国政府提出愿意负担她的路费，她就宁愿坐火车而不乘飞机以节约开支。护送斯诺骨灰来华的还有他的挚友、1936年同去陕北的马海德医生。马海德是随同一个由毛泽东派去治疗斯诺的医疗小组前往瑞士的。在北京，斯诺的骨灰被安葬在前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美丽的未名湖畔，年轻时的斯诺曾在燕大教新闻学并鼓励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
斯诺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宋庆龄又悼念了另一位同她的过去有密切关系的美国人，她的朋友、同志和经常的通信对象格雷斯·格兰尼奇，她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撞车事故中不幸丧生，开车的是她的丈夫马克斯，也受了重伤，但幸存下来。在一篇悼念文章①中，宋庆龄回顾了在战前危机四伏的上海，同格兰尼奇夫妇出版《中国呼声》的情形，以及在分离三十多年以后最近在北京重逢的景象——在美国乒乓球队1971年夏访华把道路开辟之后、在尼克松首次访华之前，中国方面邀请第一批美国老朋友访华，格兰尼奇夫妇也在其中。
①《哀悼中国的又一位朋友》，英文稿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9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他们重访中国的愿望终于在去年秋天实现了——这时格雷斯已74岁，马克斯（他们的朋友都叫他‘曼尼’）已75岁了！……他们一直都保持着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而且在他们退休以后还特别地把自己对中国的知识和了解转达给……青年人。
“……1971年10月5日周总理接见所有在京的美国人时，格雷斯·格兰尼奇就坐在总理的旁边。这次离开中国时，格雷斯和曼尼都满怀豪情，情绪高昂……
“很难以相信充满活力的格雷斯会这么突然逝世……她很早以前就相信中国革命最终会取得胜利，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也是这样认为。当她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个成功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时，她为这些成就感到光荣和自豪。她对于能够给美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介绍最近在中国的经历，感到如愿以偿……”
影响更为广泛的是1972年9月何香凝的去世，享寿95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在中国革命者中是同宋庆龄相识最早、相知最深的。这位伟大、英勇的中国女性亲身参加了孙中山同宋庆龄的婚礼、在孙中山弥留时同宋庆龄一起守护在他身边，她是国民党中极少几位能始终忠于孙中山思想的元老之一。几十年来，她同宋庆龄共同从事革命工作、妇女运动、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以及抗日救国运动，最后一同参加人民政府。
在一篇以史诗般历史长卷为背景的纪念文章①中，宋庆龄叙述了何香凝一生经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饱受外国侵凌掠夺的旧中国，这位出身于香港富有家庭的年轻妇女，心慕太平天国爱国将士，变卖掉首饰来资助她的丈夫廖仲恺去日本留学。她随着丈夫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队伍，并受到了最大的信任——策划反清武装起义的最机密的会议都是在他们的住所举行的。后来，这位坚强的妻子、母亲和战士（她还是一位有才华的画家）追随孙中山实行进步的、依靠群众的新政策。在她的丈夫廖仲恺为国民党右派暗杀之后，她把子女都教养成革命者并参加了共产党。
①《何香凝——一位坚定的革命者》，英文稿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3年第1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解放后，她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何香凝的一生是异常丰富和有益于人民的，她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这是宋庆龄对她这位至友——她们两人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最后褒奖。
在这一年年初，陈毅元帅逝世。这位刚强的军人、才华横溢的诗人，在红军时期就是一位高级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是威震东南的新四军军长，解放战争时期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接着他又出任解放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后调任外交部长、副总理。他为人直率，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因而招来“四人帮”的嫉恨，在最后患病时得不到适当的医疗。同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出席了他的追悼会。这一罕见的行动被普遍认为是表示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受到了许多冤枉。宋庆龄也参加了这一追悼会，这是她自己坚持要去的。
1972年，总的说来，气氛有较快的缓和。宋庆龄开始接待更多的外国来访者，包括《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①（在此之前几个月他们已开始通信）。索尔兹伯里发现她虽年近八旬，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漂亮……充满活力……光彩照人，非常机敏，脸上几乎没有皱纹”，而且虽听说她有病，“看起来气色很好……难得那样健康”。索尔兹伯里在宋的寓所还遇到了廖承志，“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后刚释放出来。像许多其他释放出来的人一样，他很快又身任要职——参加与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判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廖承志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是宋庆龄看着长大的，后来曾是宋在工作上的有力帮手。他的获释当然使她非常快乐。
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着《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英文版），第280页以后。
对本书作者和他的已故前妻邱茉莉来说，1973年是他们在经过了长达五年的“审查”之后重新恢复自由、恢复正常活动、回到宋庆龄周围友好圈内的一年。本书作者夫妇、还有其他几位外籍或外国血统人士的清白无辜及恢复自由（均在1968年被捕），是由周恩来总理在3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际妇女节招待会上宣布的。这个消息最早是由一位在场的外国友人告诉宋庆龄的，那时她在上海，还没有得到官方有关此事的通报。她回信给那位友人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瑞士血统的奥尔加·李夫人），1973年3月25日。宋庆龄逝世多年后，承李夫人允许本书作者抄录了这些信件。
“……听到有关8日的庆祝活动……以及聪明的总理的消息，真叫人高兴。（在这些人中）我只认识爱泼斯坦夫妇，当初听说他们‘背叛’了我们，我就不相信……我还没有给他们写信，我想等等有关他们的罪行或我们的误断的权威方面消息。”
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后就给本书作者和邱茉莉写信：
“亲爱的朋友：……但愿以后先审查后判断（我自己也碰到过一些没有料想到的不愉快的事情，以后再谈）。此刻先向你们送去我的问候和友爱。
你们的始终如一的，
SCL（宋庆龄英文名字的缩写）”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和邱茉莉，1973年6月25日。在9月份的一封信里①，她再次流露出深厚的友情：“在前几年里，我几乎时时在想念你们”。接着她又像以往那样轻松地开玩笑说：“你们的信封上那几个中文字很漂亮，我猜想一定是邱茉莉教授的大笔！”（60年代她高兴地同意邱荣莉去一所大学旁听中文课）
①同上，1973年9月1日。
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没有中断过。两年后，她在1975年5月28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嘱托在她身后为她写传（详见本书序言）。
[恢复同国外的交往]
在这十年里宋庆龄同外国（特别是美国）友人接触的不寻常的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
美国记者和作家文森特·希恩20年代曾在武汉、莫斯科和柏林同宋庆龄有很多接触并经常采访她。1966年6月，正当“文革”风暴酝酿之时，希恩写信给她，要求她协助安排他参加当年11月的孙中山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并且这样就能重新见到她（他们上次的短暂见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上海）。
8月间，她复信说：①
①宋庆龄自北京致美国纽约文森特·希恩，1966年8月18日。此信及在本书其他各处所引用的宋致希恩的信均由希恩遗孀黛安娜·福布斯—罗伯逊提供复印件，附此致谢。
“我已……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争取你能来参加百年纪念。但碰到了障碍，使我们不能重聚，使你——我的好朋友——不能来看看中国在解放后所取得的进步。
“……只要美国政府坚持占领中国的台湾和其他岛屿并对我们实行敌视政策（……它提出在各个领域进行交换访问……只不过用以掩盖其敌意行动），我看美国人要得到中国的入境签证是不可能的。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真使人极感遗憾。
“向你致热烈的问候，希望很快有一天形势会改变……使你能重访中国。”
七年之后，“文革”最狂暴的阶段过去、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中美关系有所改变并使互访成为可能，希恩和他的夫人黛安娜写信告诉她，他们即将到达上海。她为不能在上海会见他们道歉，因为她在北京，并正患皮炎。但她保证他们在上海将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做到使他们（当地主管单位）了解，你在1927年后给我们多大帮助。”这是她在一张短简中写的，这张短简他们一到上海就收到了。①
①宋庆龄致希恩夫妇，1973年6月3日。
一年后，希恩在纽约西奈山医院接受癌症治疗。她给他写了一封使他高兴和快慰的信①，开头热情地称呼他“我的亲爱的朋友杰米（希恩的绰号）”。她另外给黛安娜写了一封信：②
①宋庆龄致美国文森特·希恩，1974年10月27日。
②宋庆龄致美国黛安娜·希恩，1974年12月25日。
“我一直不知道杰米病得这样重……这消息使我十分震惊……我在想念着你们，虽然我无法飞去看你们。”
接着，在1975年4月给黛安娜的信中，她鼓励这位新寡的夫人投入工作：
“你越早动手写你的书（黛安娜曾告诉宋，她打算写作），对你的精神就越有好处。真的，你一定要写一写你的中国之行，乘现在印象还很新鲜的时候。”①
①同上，1975年4月29日。
对宋庆龄来说，她的朋友——不论已故的或尚健在的——是那些对她的祖国和她的事业（中国和中国革命）持积极态度的人。早在60年代初，当时中国由于外来的敌对压力、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如“大跃进”）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她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身体不好（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当我们的革命斗争极端艰苦时……生活高度紧张的后遗症”），她在给埃德加·斯诺的一封信①中说：
①宋庆龄致斯诺，北京，1960年11月3日。
“……但如果我必须重头再做一遍的话，我仍会按同样的路子生活，因为落后的东西自己是不会消失的，而必须用剧烈的斗争去清除”
她接着用一种提意见的方式补充道；
“……你已亲自见到我们新生活的许多情况，还有我国人民现在为自己和别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劲头。……要把这些情况告诉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众。我知道你会碰到某些问题和困难
“既要写目前，也要写远景。生命是短暂的，但历史是恒久的。而历史肯定地是在走向人民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以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她在70年代重新见到30和40年代的朋友——当年都还年轻、而今都上了年纪——时，她很快活，甚至很轻松。
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位就是思想进步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他了解中国，看清楚中国将选择什么样的前途，并且敦促美国在处理它同中国的关系时要着眼于未来的中国而不是过去的中国。就因为这些，他成了牺牲品，被赶出国务院。但现在他的远见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1951年他曾重访中国，1975年再度来访——这一次是同前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抗战时期由罗斯福总统和史迪威将军派遣）的老组员一起来的。他在北京时，正好曼尼·格兰尼奇也在，宋庆龄风趣地谈到他们：“我已经见到过谢伟思了。他的头发全白了，三十年的时间当然要把一个小伙子变成一个老头子。女人也一样……不过曼尼·格兰尼奇正相反，看上去比过去还更年轻，脸色红红的，两眼炯炯有神，走路也不再有点驼背了。也许他的新夫人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她名叫伯莎。”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北京，1975年5月6日。
她也很高兴地同另一位重庆时期的老朋友。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重逢。（关于这位码头工人出身的工会组织者和有才能的作家以及他和宋庆龄的关系，在第十八章中已经叙述。）有吉不懈地为促进美中人民的友好联系而努力，成为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创始人之一。70年代初，他已患胰腺癌（同斯诺一样的病），仍奋力工作，再度来华访问并会见宋庆龄。1976年，他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在比较新一点的朋友中，有的在1972年中美恢复交往后同宋的关系变得更亲密起来，其中就有杰出的耳外科医生萨缨尔·罗森和他的夫人海伦。罗森夫妇都是进步人士、都是美中友协创始人并且成为开展美中医学交流的主要人物。宋同他们最初结识是在60年代，尼克松访华后他们频繁访华，所以她常能见到他们并保持通信关系。罗森医生年纪比有吉大得多，也在70年代后期去世。宋庆龄对这两位友人的去世都表示了诚挚的哀悼。
美中友协的发展，特别是在美国许多地方（包括她念过书的南方）建立起分支机构，使宋庆龄感到很高兴，但同时又为这个组织内部的严重分裂而苦恼——常常两边都是她的朋友和相识的人，如罗森夫妇和韩丁（威廉·欣顿）是一派而有吉幸治则是另一派。这些情况反映出美国“新左派”中存在着同样的分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文革”时期中国的“派仗”的影响。当有人问起宋庆龄的意见时，她总是赞成团结。
在这个问题上，她在一封私人信件①中曾谈到美中友协希望在它成立五周年时她能给他们发一篇贺词去。她接着写道：
①同上，1973年9月1日。
“我觉得我们必须教育这个友协的会员们更深刻地相互了解，这样才能在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使友谊长存……大多数友好团体的一个缺点是……仅仅介绍变化了的中国的表面现象，4020电子书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而不去着重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
她还希望友协的工作能开展得更广泛些：
“……在扩大和加深工作范围方面，应该把眼光放开。除了中国的朋友、学者、医生、律师、工会人士和少数民族人士（他们都有代表访问过中国），还有工商界……”
在重庆时期的老朋友中，她很快就同曾任史迪威将军副官的美籍华裔理查德·杨（杨孟东）（前面第十六章中已叙述过他）恢复了接触。在隔了很长一段时期之后，杨又给宋来信，她高兴地回复道：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美国帕洛阿尔托市理查德·杨，1976年7月1日。
“我又重新同你恢复了联系，真不知道有多高兴！27年来我一直在想，你到哪儿去了。遇到可能知道你下落的朋友，我就打听你的地址。知道维维恩（杨的第一个妻子）已去世，很难过……你的结婚照，用象牙镜框镶着，这些年里一直放在我的壁炉架上……我常呆呆地看着它，希望有一天能再见！
“生活大变样了。艰难和紧张已在我身上留下印记，除了腰身和白发之外！
“我希望在哪一个好日子里你会来看看我，也看看1949年以来所发生的惊人变化。”
部分地由于杨的荐介，她同以前没有见过面的史迪威将军的两个女儿结识。她们是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夫人和艾莉森·史迪威·卡梅伦夫人。这两姐妹都是在中国长大的、能流利地说中国话，并且同她们的父亲一样，对中国人民极为钦慕（在中国出生的文莉森从小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学中国画，是一位中国画画家）。
杨在来信中提到史迪威姐妹，她在回信中说，她们已请她帮助解决她们的来华签证问题，她已交给北京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去办。
这样，原有的纽带又重新联结起来了——也把杨和史迪威姐妹同新中国联结了起来。在宋庆龄的鼓励下，他们三人都很快到中国来访问。杨后来在北京工作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担任一家合资旅馆长城饭店的工程师和开发师，他同他的家属成了宋家的常客。史迪威姐妹每隔一段时期就到中国来作一次短期旅行，她们在促进大洋两岸人民友谊的工作中都发挥了自己的积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用。
在这段时期中宋庆龄同《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开始通讯和会见。（他们在1972年的第一次见面，前边已经提及。）索尔兹伯里曾在苏联进行长期的采访报道。他告诉宋庆龄她在1924—1927年结识的苏联友人的命运（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悲剧性的），她很感兴趣，因为她一直关心着他们。索尔兹伯里到中国来采访的宿愿得偿，1972年及以后他来华时，他和妻子夏洛特经常是宋的座上客。他给她寄报纸、刊物，还有他所有的著作，她为此感到高兴。特别使她欣慰的是在她尖锐地指出了他书中的一处错误后，他立即道歉并表示要作更正。这个错误涉及到她同孙中山结婚的日期和情节，他采用了国民党的说法（在美国的参考书中很常见），而这种说法是意在贬抑来的地位的。①
①承索尔兹伯里先生惠赠几年来宋庆龄给他的信件的复印件，志谢。
索尔兹伯里在同宋的谈话中，喜欢引导她怀念青年时期在美国的生活并在报道中描述她的表情。他曾多次敦促她重访美国但未获成功。
在结识新朋友的同时，她也没有忘记老朋友。亚历山德拉（“阿利”）、曼·斯利普是她少女时代在北卡罗来纳州蒙特里特的一次女青年会露营活动中认识的，以后她们多年保持通讯关系。这些用“亲爱的阿利”这一热情的称呼开始的信件，最近被发现了——最早的一封是在1913年，有几封是在她结婚以后，还有几封要更晚一些。①
①《旧藏中国来信，1913－1976》，马尔科姆·罗舒尔特编，载于《威斯康辛历史季刊》（英文），第73卷第2号（1989—1990年冬季等），第111—133页。
在1976年9月9日的信中——她们的通讯自1949年后显然中断了一个很长时期——宋庆龄表示出她对这位少女时代的朋友仍然充满着纯朴的、始终如一的感情：
“你在护理院①里干什么呢？你身体好吗？阿利亲爱的，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在北卡罗来纳州蒙特里特渡过的那个愉快的夏天。我很愿意再去看看美国，可是我的腿不行了，害风湿性关节炎，不能旅行了。再说，尽管年岁大了，可是我要做的事情很多，特别是在这次可怕的地震②之后。当其他人都在拼命工作，重整和重建我们的可爱的祖国的时候，我不愿意离弃我的家乡。但我倒很愿意在这儿能见到你。”
①美国的护理院（Nursing Home）专供年老体衰者及康复者付费居住，设有专业人员照顾生活。——译者
②指当年唐山大地震。——译者
在这些给“亲爱的阿利”的信中，她所表达的完全是浓厚的个人情感，但同时她又旁敲侧击地联系到中国的局势。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启发了阿利，在她的社会层中开展工作，通过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援助中国的伤员。（参见第十五章）中国的朋友成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成了中国的朋友。
除美国友人外，她也记得其他国籍的友人。王安娜在同她原来的中国丈夫离婚后，在德国重新结了婚。在“文革”中，她突然听不到她留在中国的儿子的消息，非常忧虑。安娜托人来向宋庆龄打听。宋庆龄回复说：
“……我无法知道他的地址。我劝你别去打听了，因为他同他的父亲看来都‘消失’了。”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2年9月18日。下面的另一信是1977年6月1日。
宋庆龄说，她想不出有什么道理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确实觉得奇怪，因为我一直把他们看作最可靠的同志。让我们希望他们很快就会重新出现。”
在这场政治风暴过后，他们的问题也像别人一样弄清楚了，王安娜也担任了德中友协主席，政治上和私人方面的障碍都不存在了，可以重访中国。为此，宋庆龄非常高兴地表示：“没有理由会排斥她的，她为自己曾入籍过的这个国家（指中国）做过那么多的工作！我们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民族。”后来，王安娜真的来了，受到了荣誉的接待——并且不止一次。
（七）巨人的逝世
1976年是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的一年。中国失去了三位革命领导人和人民共和国缔造者——1月份是周恩来总理、7月份是朱德总司令、9月份是毛泽东主席。
宋庆龄对他们三位去世深感悲痛。作为一位革命家，她深知三位的去世将是何等巨大的损失。在公众场合，她参加了他们的治丧委员会并专程从上海赶回北京向他们致最后的敬意。在私人通信中，她称他们是“我所爱的朋友”、“三位极好的朋友”、“（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我的兄弟”。①
①第一句见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77年2月19日；第二、三句见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7年3月12日。
周恩来去世不久，她在1976年2月24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
“我必须回上海住些日子，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且不说我迫切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第二年发表的《怀念周恩来总理卜文①中，她概括地称颂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回溯到周恩来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
①怀念周恩来总理》，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她接着叙述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长征和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是她同周恩来在40年代在重庆的会见：
“在那些岁月，通过谈判的方式揭露中国的反动派，是一桩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亲眼看到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40年代初期，周恩来在重庆曾为了我的工作的问题来看我。那时他经常处在危险之中，但他表现得英勇顽强，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