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辉，1976——1981年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辉，1976——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宋庆龄已84岁高龄。在她的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尽管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她却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许多事情。她的活动和著作为数日增。《宋庆龄年谱》中，1976和1977年仅各有1页，但从1978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页。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这5个月的记录也有6页。
这种意志力和能量在晚年的迸发，反映出她对祖国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信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仍像半个世纪以来一样，丝毫没有因为近期发生的局势反复而减弱。
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写的纪念文章①中，她称颂他的优秀本质：
①《怀念周恩来总理》，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
“周总理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韧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热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她有意识地把周总理的高尚品格同“四人帮”的污浊作对比，她认为“四人帮”“在各方面与周总理完全不一样”
几星期前，她在私人通讯中谈到上海人民对于打倒“四人帮”的“普遍拥护”：
“毛和周的路线坚不可摧，这使我欣慰！他们两位都是如此具有远见，即使是‘可怕的四人帮’也休想使我们转向，哪怕只有一天！”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爱泼斯坦，1977年2月19日。
在毛泽东逝世两周年时，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①：
①手迹刊于《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19。
“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人们可以看到，在根本性问题上、她把毛和周两人是不分开的。而且她的总的看法不是根据一时一事，而是根据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中的意义。1978年，在筹备中国福利会四十周年纪念时，她写信给一位友人①说：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3月25日。
“……40年是一个长时期，并且如果往前看的话似乎遥不可测。但几乎是一闪就过去了，包括那些曲折的过程在内。现在的问题是要不停顿地前进——在即将来临的巨大进步中。直到2000年！”
至于对未来的希望，她写道：
“……我很高兴，我们的内部敌人（“四人帮”）终于被抓起来了，中国终于能够向它的目标奋进了。一个统一战线已成为现实，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能亲眼看到一个现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她一直认为实现四个（工业、农业、科学和国防）现代化是关键性的措施。这最早是由周总理在60年代提出来的，到70年代末成为一项重大国策，以2000年为重要转折点。
确实，革命和现代化是宋庆龄为国家操心的两件大事。在年轻时期的改革热情中，她曾把现代化当作头等大事，而把教育当作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但同孙中山一起以及她后来独立进行的斗争生活深刻地教育了她，使她认识到中国如不进行民族和社会革命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只有革命取得了胜利，现代化才能实心实意地去进行——不是模仿西方社会而是建设一个可与西方社会匹敌并最终超越它的新社会。
（一）继续关心儿童、妇女
在宋庆龄趋于成熟的思想中，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不但在当前是分不开的，在将来也是分不开的，而且同儿童教育也是分不开的，因为儿童将生活在未来并创造未来。从1978年到1981年，她有25次是为儿童写作或谈到少儿工作的；有6次是为妇女写作的（内容也常常联系到儿童）。
当极左思潮片面强调政治的时候，她大声疾呼反对在儿童教育中忽视科学技术。后来盛行技术治国论调时，她又敦促对儿童进行革命理想教育。
1978年《儿童时代》复刊，她撰文祝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儿童时代》很长时间没有能够出版……（现在）作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小红花又和小读者见面了。”①
①《儿童时代》1978年第1期，1978年4月1日。
为了重建儿童艺术剧院，她化了大量心血并力争使之保持原定的目标，即：用儿童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向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理想教育。“四人帮”曾妄图解散儿童艺术剧院，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她特地把寓所池塘里放养的一条大鱼，还有另外一些美味食品送给儿艺工作人员，并希望他们为儿童们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剧。两年后，她又坚决反对要把儿艺专业干部调走的建议。她说。
“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1979年2月12日给“儿艺”的信）
“儿童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我们多年来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允许调走。”（1979年2月13日给“儿艺”的信）①
①宋庆龄1979年2月12日和13日给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两封信，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26日。第二信的影印原函，藏上海中国福利会。
在她写了这两信后不久，儿童艺术剧院到北京演出由院长任德耀创作的新戏《童心》。这个剧描写一位献身教育事业的老师如何为反对“文革”摧残教育和毒害儿童而进行斗争。宋庆龄非常高兴地看了第一场演出，并写了《我看〈童心〉》一文①，文中说，“这样的戏，教师看了一定落泪，发生共鸣，要为培育四化的生力军而献身；学生看了，对比今昔，一定发奋学习，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宏伟理想。这是一出好戏。”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7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46页。
她对儿童文学也很关心。1978年秋天，她给全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一次集会写信说：①打倒了“四人帮”，现在是“畅所欲言”、“发挥智慧才干”、“为繁荣儿童读物迅速努力的时候”，“让百花园中少年儿童读物开得如梅花盛放。”
①载《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8日。转引自同上书，第343页。
后来，在为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授奖大会（在她逝世后这一奖项以她的名字命名）所写的祝词①中，她说：
①载《人民日报》，1980年6月1日。转引自同上书，第355—356页。
“少年儿童文艺的创作者都是辛勤的园丁，都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把亿万花朵培育得茂盛起来。……今天，百花齐放的方针重新得到重视和贯彻，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也随之繁荣起来了。……（要）更广泛地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活动……宣传新风尚、好习惯、好人好事；让犯罪的儿童受到教育，去邪改正以亿万儿童从中得到思想营养，培育出更多政治好、思想好、品德高尚的新长征的小战士，使他们能够接过前辈的革命火炬，向着灿烂的新世纪勇敢前进。”
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一次年会的讲话中，她指出培育儿童的工作涉及整个社会，人人有责任关心儿童。①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30日。转引自同上书，第345页。
在1979年儿童节的一篇祝词中，她对儿童们说，我“对你们寄与殷切的希望，希望你们在各个方面都达到‘好’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的好后代，共产主义事业的好接班人，新长征的好接力手。”所谓“好”，就是：“要勤奋学习……要练好身体……要成长为有教养的人”，而最要紧的是要“有远大理想、有革命志气，继承革命传统”，“成长为有益于人民的人，成长为对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对人类的前途做出贡献的人”。①
①载《儿童时代》，1979年第8期。转引自同上书，第347页。
全国各地许多学校、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化中心请她题字，她总是有求必应。
联合国决定1979年为国际儿童年，她表示热情的支持并号召加强中国少年儿童和世界各国少年儿童的友谊和团结。①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6月2日。
在所有有关少年儿童或专为少年儿童而写的文字中，她强调的重点因时而异，但下面几点是经常提到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获得知识、健全体魄、尊重和热爱劳动。此外，她还常提到美学教育、尊师、讲礼貌（后两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嘲弄和抛弃，对学校教育和少年儿童危害甚大）。但她所指出的总目标是要成为合格的未来建设者。
她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仍然是为少年儿童写的，题目是《愿小树苗健康成长》①。这显然是她为这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写的，但由于病情严重，所以提前在5月21日发表，8天以后她就去世了。她在这篇充满对孩子们的深情的文章中写道：
①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21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64页。
“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狂风暴雨、病虫害、环境污染，都会危害小树的成长。对那些长得歪歪扭扭的小树，还要进行矫正、修剪。同样，社会上某些坏思想、坏作风和坏的习惯势力，也是对你们的危害和污染。”因此。你们“需要认真学习、接受教育。增强抵抗力和提高辨别力……这样，你们就会……成长为栋梁之材，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接班人，为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
她在晚年写得最多的主题，除少年儿童外就是妇女，共有6篇。
1978年，她为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国妇女》复刊撰写贺词。（该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儿童时代》一样被停止出版。）她重申在革命和建设中妇女所起的“半边天”作用，需要有妇女自己的刊物。她希望这本刊物鼓舞妇女们的干劲，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①
①见《中国妇女》，1978年第1期。
稍后，全国妇联召开’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大会，她再次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在闭幕词中，她指出：“精心培养儿童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是新时期妇女的又一崇高职责。”她又号召中国妇女同世界上被压迫的妇女“团结起来，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她表示要为完成妇女的各项新任务“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①
①载《人民日报》，1978年9月18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43页。
1979年，她在《新长征中的中国妇女》①一文中指出。“正如康克清所说，‘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权利上的平等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平等”。她又指出，为了使迫切要求参加工作的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办更多更好的幼儿园、缝纫社、洗衣房等服务设施，逐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
①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9年第3期。
1980年，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联欢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七十周年（有几个国家会提供国家主要建筑物来举办这样的纪念活动？）。她在会上致词说，中国大陆的妇女除了建设祖国并同各国妇女一起反对侵略、支持民族独立斗争、维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外，热切盼望台湾姐妹们回来探亲访友，共同为祖国统一而奋斗。①
①载《人民日报》，1980年3月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53页。
（二）“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历史的结论
现在转而叙述主题更为广泛的活动和著作。
1979年9月她所写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①一文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时在全国发表的主要纪念文章之一。她指出：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9月29日。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口号是深得人心的。”
她强调必须采取步骤，为科学技术、教育、文艺、医务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尽可能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并且一定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为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她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因此教育青少年尤需“加倍地努力”。
她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时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闪耀着社会主义光辉的道路。九亿人民（当时对中国总人口数的估计）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虽然这条道路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战胜九亿人民的坚强意志。而且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人民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过去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我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她祝愿一我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加强团结，走向更加光辉的前程。”
在另一篇不那么正式的纪念文章，即为《中国建设》1979年10月号写的《致读者》①中，她对新中国的成就和前景表现出了同样的乐观向上情绪。她写道：
①《中国建设》（英文版），1979年第10期。中文稿承《今日中国》（《中国建设》）杂志社总编室提供。
“我们的三十年是一次广泛的新生。它的开始是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一是最终推翻了曾压迫和剥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制度；一是最终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在这种控制下，中国人民苦熬了一个多世纪。最后是，由于长期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的，中国人民得以根除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垄断，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国际关系方面，她接着说：“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斗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所有被压迫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有这些革命和斗争的思想和榜样都帮助我们前进。在我们长期斗争的实际过程中，真正为这种思想所鼓舞的许多外国朋友都和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一切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她在谈到三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清醒地指出：“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人民也有过挫折、停顿和错误。我们曾面临过，现在也还面临着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问题，如何在所有方面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潜在力量的问题以及改造社会、自然和人本身的问题。”
但在历史的天平上，成就和希望是主要的：“我们现在以平等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的舞台上。“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是孙中山在1925年的遗嘱中对他四十年来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的总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一目标在1949年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主席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已与一百多个大大小小国家建立了新的关系。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现在不可能有其他关系了。……”
她最后指出：“虽然在政治上中国与别国平等了，但在经济、教育和科学发展方面，我们还没有同先进国家取得平等地位。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新的长征，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的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寻求同一切愿与我们互利合作的人们进行合作。”
1979年是关键性的一年，因为1978年底中共中央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领导下，通过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对此，她是积极拥护的。在给友人的信①中，她说：
①指给美国理查德·杨的信，1979年2月15日。
“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出来一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大胜利。我们正在集中力量使我们的生产、学术和国防现代化”。
她也尖锐地指出了她所认为的仍然存在的弊端：
“……我们仍不能、也不去把干部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常常指派某个不合适的人去担任他（她）所担当不了的工作。”
她赞成放宽某些过分死板的作法，例如高考录取的新生统由国家分配到指定的学校就读，这些学校往往离家很远，但考生本人很少或没有选择的机会。“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她的总的看法是：“任何集体的利益都必须允许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否则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三）缅怀英烈、先贤和战友
面对未来，她从不忘记过去。在耄耋之年，在一系列为纪念英烈的题词中，她表达了她所看到的中国百年斗争经历的意义以及她自己的倾向。
1980年是鸦片战争140周年，她为广东东莞县虎门人民抗英纪念馆题词：
“虎门是1840—1842年中国人民销毁鸦片、广州人民组织武装斗争团体如平英团等抗英的地方，当年中国人民在虎门表现的爱国精神和进行民族革命的勇敢行动永志不忘。”①
①影印原件载《文物天地》，1983年第1期。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56页。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981年，她还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这不仅是为了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这一革命，也是为了向台湾当局呼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对此她是完全赞成的。在她心里又重新燃起了为全民族的利益实行国共重新合作的希望。为了促进这一努力，她希望同她的亲人（包括妹妹美龄、蒋夫人）重聚，此事后面将作叙述。
1980年，她还主持了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的集会。蔡元培是著名教育家，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对运动表示赞同。他还认为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应该允许对各种学说进行传授和研究，所以他聘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到北大任教。
宋庆龄称赞蔡元培提倡科学和民主，主张言行一致和百家争鸣，培养教育了一代人。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坚持保障人权（他和好友鲁迅都是30年代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赞同国共合作、力主全面抗战；他对中国的教育、科学事业和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她最后指出，今天纪念蔡元培有重要意义，他的精神可以激励知识分子更加奋发图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①
①宋庆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0年3月6日。
在这一年里，她还深情地怀念她的战友鲁迅和邓演达。
关于鲁迅，她写道：①
①《序〈鲁迅画传〉》（1980年9月27日），载《光明日报》，1981年6月6日。
“鲁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用犀利的笔作武器，冲锋陷阵，不屈不挠，以毕生的精力，同腐朽邪恶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勇敢而坚韧的斗争……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高度热情与战斗形象，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更好地团结，‘奋然而前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奔向我们的伟大目标。”
关于邓演达，她为《邓演达文集》题写书名并题词道：
“邓演达同志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为他逝世五十周年出版文集，以志纪念。”①
①手迹见《邓演达文集》。参阅季方着《宋庆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楷模》，载《宋庆龄纪念集》，第86—90页。
这一年的5月17日，她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刘少奇追悼会。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最大的打倒对象和牺牲者。十年前，他患肺炎，得不到治疗，凄凉地在外省的一处羁押地死去——当时为了保密，还给他用了一个假名字。现在，他的骨灰已找到并隆重地运回北京。
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回忆道：
“1980年5月12日，我动身去河南迎接少奇同志骨灰的前一天，接到庆龄同志写来的英文亲笔信。一开头就称‘我的最亲爱的同志和朋友’，信中说：一点小礼物‘却包含了我对你们所有的爱’。……在少奇同志追悼会上，我们互相注视了短短一刻，我看到，庆龄同志的眼中又闪出我曾见到过的胜利喜悦的光亮。我们紧紧地拥抱，紧紧地贴在一起。”①
①王光美着《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85—193页。1987年4月本书作者访问王光美时曾见到宋庆龄给她的一些函件，包括这封信在内。
在上一年，即1979年的4月25日，宋庆龄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田汉的追悼会。这位进步的老剧作家是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这首歌在抗战之前和抗战时期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从3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时期开始，他就是宋庆龄的老朋友。“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又一个牺牲者，至此始告平反昭雪。
她用花圈或挽词来悼念其他去世的友人，包括著名的文学家茅盾（沈雁冰）——他的去世只比宋庆龄早两个月。有的是病故的，有的是在十年动乱中死去的，后者中有《中国建设》第一任社长金仲华，在上一章已介绍了她写的怀念文章。她写这篇文章时已87岁，是违背了医生嘱咐而写成的。在送稿时她附了一张字条：“我又犯了气管炎。医生吃饭去了，我偷偷从床上爬起来草草为金（仲华）写了一点文字……我深深地敬重他，他在我的工作中对我或其他任何同志总是尽力帮助。金是无所畏惧的。”①
①宋庆龄致本书作者，1980年11月25日。
从以上这许多悼念文字——主要是纪念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文词——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庆龄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终认为已往的革命历史是神圣的、中国走向未来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这一切又进一步表明，她最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早就希望实现的一步——是何等的自然和适宜。
（四）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
她晚年生活中的另一特色是积极地恢复和扩大她的国际交往，其中有的是她青年时期在美国求学时的朋友。除了在第十九章中已提到的她同阿利·斯利普恢复通信外，她还在北京会见了同那个时期有关的一些美国朋友如亨利·弗劳尔医生、西德尼·拉尼尔（他的父亲是当时美国南方的一位诗人）。在中断了一个长时期之后，她又同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建立了联系。她给母校图书馆和不少美国老朋友按期寄赠《中国建设》英文版，并且总是亲自写签头。
她同重庆时期的“小朋友”理查德·杨恢复联系，上一章已经述及。如果说当时她是象一个长辈那样对待他的话，那末现在她改变了，因为他已入中年，所以她要他称她为“姐姐”。但他仍象对家中长者那样尊重她。
理查德·杨前妻已亡故，她鼓励他续弦，在见到他的对象后写信说：
“我要赶紧告诉你，我已经见过海伦·凯勒了。我觉得你的眼光很不错。她看起来很可爱而且……很能干。希望你们很快结合，因为人生是短暂的。”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5月19日。
杨是华裔，海伦是欧洲人。关于异族通婚，她在其他场合曾这样说过：“如果双方能相互清楚地表达，心灵会作主。我是赞成的。”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7年10月31日。
她非常高兴地接见美国百岁老人韦尔西·杭辛格·费希尔夫人。这位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寿星早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就在中国教书，亲眼看到中国君主政体的倒台和孙中山就任中国第一位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她年轻时曾是歌剧演员，后来成为一位主教的妻子，先后在印度和中国担任女校的校长。她历经几个历史时期，一直是一位改革者和活动家。40年代在纽约，她进行讲演和募捐，通过耿丽淑主持的“中国福利呼吁会”，支援宋庆龄的事业。现在已是70年代，但她的精力似乎一点也没有因为高龄和几星期前摔了一跤而有所损害，她热心地观看这个同旧中国迥然不同的新中国。宋庆龄看见这位硬朗的妇女感到非常欢欣，倾慕她的记忆清晰、精力不衰、战胜年龄。
她还欢迎了许多日本来访者，包括她很早、很早以前就认识的一些日本家庭的后辈。她同孙中山一样，是中日两国目光远大的人士间友谊的象征——这种友谊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前曾经存在，现在又在新的平等的合作中新生。
在文化生活方面，她同西方音乐的重新接触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前已提到，她因病未能出席伦敦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感到十分遗憾①。她饶有兴趣地听了其他一些音乐会。她在私人通信中写道：“经常有一些令人心旷神。冶的演出，艾萨克·斯特恩的小提琴演奏就是其中之一。”②她曾在演奏结束后走上台去向这位音乐大师表示感谢，还曾参加邓小平对他的接见，并且很喜欢他那种热诚的性格。她特别赞赏他对中国年轻小提琴手的注意、信心和培养。在通俗音乐方面，她很喜爱美国影片《音乐之声》（及其反法西斯的故事情节），曾多次在家里放映招待客人（特别是年轻人）。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朋友”，1979年5月25日。
②同上，1979年6月28日。
但在影片进口方面，70年代后期开始有大量外国乌七八糟的东西进来（可能因为这些东西价钱比较便宜），她对此很感不安。虽然她不是那种拘谨古板的女人，有一次在她家里放映的一部影片使她忍不住发火：
“这部片子……实在太坏了……叫什么‘纽约、巴黎及东京之夜’……那种不象话的脱衣舞之类的玩意。我真想站起来走掉，可是我找不到扶我走路的那个人，只好坐着不动……我真懊丧得要命，居然在我家里放这种东西给（两位客人）看。”①
①同上，1979年12月11日。
正如前曾引用过的她在1917年给梅屋家人的信中所显示，她对于电影一直很有兴趣并且很早就了解它对人们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很想去做这方面的工作。1980年，在她去世前半年，她对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的评奖活动十分关注，向司徒慧敏（中国电影界先驱之一、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父亲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海外国民党员）询问情况并说她虽只看过少数几部，但认为中国电影进步很快、很好，形式和内容都较新颖。在授奖时，她特意写了祝辞“热烈祝贺中国影坛百花盛开”，派人送去。①
①司徒慧敏着《永远记住这个光辉的名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59—163页。
宋庆龄自己为多种痼疾所苦，所以对中外友人中患病者都很关注。博学的美国经济学家、中国之友柯弗兰病重，医生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了。她听到后心里很难过。在他去世后，她写道：
“这样一个好人过去了，多么使人悲恸……他是一位很好的经济学家、极真诚的人，我们深深敬仰他。”①
①同注30，1980年6月6日。
路易·艾黎和马海德是同她有半个世纪深交的知友、他们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这成了她老挂在心上的事情。她努力使他们振奋起来，他们也不是那种老爱呻吟叫苦的人，总是想方设法使她开心。他们都是在她之后才去世的。本书作者的妻子邱茉莉那时也病了。她在信上说：“如果邱茉莉需要什么外国药，请告诉我，我在旧金山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寄来。”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80年3月15日。
有一些原来的朋友后来在思想认识上同她分道扬镳了。对这些人，她在晚年也仍念旧。
伊罗生30年代在上海时曾是宋庆龄主持的民权保障大夙盟的积极分子、《中国评论》的主编，但后来转向了——先是成为托派极左分子，后来又向右转，在美国成为替官方服务的教授。但宋庆龄没有忘记他过去一道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的那个时期，鼓励他重访中国。他后来同妻子维奥拉·鲁宾逊来华时，她仍热情接待他们，未因观点不同而受影响。
美国老记者兰德尔·古尔德在1927年武汉政府时期曾为宣传宋庆龄及她的政治观点做了许多工作。但后来他的自由主义极大地褪色了，到了麦卡锡时代，他竟跟着乱叫乱咬。1979年他同妻子都因老病侵寻而双双死去（他先开枪打死了妻子，然后自杀。）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又想起了他过去的好处：
“我（1927—1928年）在莫斯科时，因为朋友们都忙于公事，所以我非常寂寞，又没有什么英文的读物来消磨时间，他是唯一给我写信的人。”①
①同上，1979年11月（无日期）。
（五）同亲属的联系
在这个时期，她先是通过第三者打听现在海外的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戚，后来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中国访问的人获得签证。这是同国家的一项尽可能扩大接触面的新政策相适应的，这个新政策就是通过“一国两制”和“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的统一。这也是同她自己的亲属感情相适应的——她从来不允许因为这种感情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但除此之外她是很重亲情的，并且只要有利于历史进步，她也会发挥这种亲属关系的作用。
1979年，她在给理查德·杨的信①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杨同他们是很熟的：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9年4月21日。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霭龄和孔祥熙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最近听上海的一个老朋友谈起，子安（她最喜欢的小弟弟、已故）的妻子婷婷（胡其瑛）嫁给了一个埃及人！大约六、七年前，我的亲爱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念书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婚的。
“后来我又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化光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其后不久，她就同子安的遗孀婷婷联系上了：
“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①
①同上，1979年9月14日。
关于孔家，她看来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建立联系。事实上，她后来嘱咐理查德·杨“请不要为了我去找戴维他们”。但她对其他亲属还是很关心。他问杨：“你是不是知道，我那亲爱的小弟弟子安的两个儿子在做什么工作？”又提到大弟子文的遗孀劳拉（张乐怡）：“听说劳拉得了帕金森氏症（震颤性麻痹症），这种病很难治……”①在另一信里，她提到了孙中山的女儿“孙金琬（格雷斯·戴）刚在澳门去世，因为摔了一跤。”②
①同上。此信第1页未见，故日期阙。
②同上，1979年7月12日。
但她确实同孙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孙科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她们住在美国加州，后来曾回中国探亲，她接待了她们及家人。她在1979年7月给杨的信①上说：“我丈夫的孙女珀尔·孙（孙穗英）带着她的儿子（31岁）和女儿（28岁）来看我……”在另一信里，她提到任孙女罗恩娜·林（孙霞）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看她。还有一位侄曾孙孙必达（彼得·孙），是世居夏威夷的孙中山哥哥孙眉的后裔，也到中国来经营中外合资旅游饭店。
①同上，1979年7月6日。
在她逝世前3个月，廖承志给“亲爱的叔婆”来了一封信①。当时廖承志在中国外事工作及对台工作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您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
①廖承志原信是1981年2月27日用英文写的，中译文载《廖承志文集》，下卷，第789页。
据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她曾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在宋庆龄最后那些日子里一直陪伴着）的回忆，宋庆龄确实渴望美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既是为了私情，也是为了此行的政治意义。沈说：
“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现在她已经故去了，但我还是要把话传给宋美龄：她姐姐思念她，甚至于想到她可以在哪儿住。我愿意亲自到台湾去传这个口讯。”①
①本书作者1990年4月15日对她的访问。她已九十高龄，当时因病住上海华东医院，但记忆很清楚。
宋庆龄提到钓鱼台国宾馆，可见她所希望的不止是一次家人的私下团聚。
（六）对美国的态度和感情
她晚年的憾事之一是未能重访美国，虽然在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不少美国朋友和相识的人又一次劝她去。
《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是她扩大接触面之后新交的朋友之一。1972年6月，她回复索尔兹伯里的信中说：“我怕是不能够去访问我的‘第二故乡’美国了……因为我有膝关节炎，不能多走路，而且我又患讨厌的荨麻疹……”
有些作者把她对美国的感情解释为某种政治上的怀旧之情。实际上，她这种感情是很复杂的混合物，一方面是她在那个国家渡过青年时代、结识许多朋友的美好回忆，另一方面又因为她以后的经历所形成的爱国思想和社会观点在她心理上造成的矛盾。从历史上看，她这种感情同她父亲当时那些不断发展的观点有某些共同之处，同孙中山的相通之处就更多了——只是表现方式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所不同。她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了（她从同孙中山结婚那天开始就不再只是她自己了，踏上政治舞台以后更是如此），她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衡量其公众影响。
她同美国及其政策的关系，与她同亲属及友人的关系一样，是为一个核心思想所决定的——这个核心思想就是中国的利益，涉及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进步的利益，由此来决定离或合、和好或对抗，也包括在新条件下进行新的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并且成长起来了——是在挫败外国势力进行干涉、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的种种企图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已成为国际生活中一个重大的、必须平等相待的因素。美国政府二十多年来对这个重要事实总想置之不顾，现在终究不能不加以承认了。对此，宋庆龄自然是高兴的。尼克松访华7年后，中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她写信给索尔兹伯里说：
“我知道你对我们两国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你为此曾作出了如此艰巨的努力——一定非常高兴。我十分希望你在今年10月份能在这里同我们一道欢呼畅饮。”①
①宋庆龄自北京致美国索尔兹伯里，1979年6月2日。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减弱民族尊严或平等意识。她喜欢美国和美国人性格中那些美好的东西，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不讨厌——或者反而更加讨厌——中国实行开放后一些年轻人认为美国什么都好的盲目崇拜。她经常强调要对中国青少年加强有关祖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她抚养的女孩子J（较小的一个）同她的朋友去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赴美留学的入境签证手续，回来向她说了情况。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气愤地说：
“昨天美国大使馆对她们问了一些可笑的问题，如她们是不是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J那时在上海念小学！”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9年4月21日。
她并不反对到美国去留学，只要这样做有利于使中国得到有用的知识。这是她自己年轻时的想法，也是她父亲把孩子们送出去的动机。但她憎恶外国官员这样对中国人在本国的政治关系及活动进行盘查（在这个国家，共产党人是国家复兴的领导力量）。至于“文化大革命”，不管它有多少错误，中国人在其间做了些什么、或没有做什么，终究不是任何一个外国政府的事情。
造成她这种态度的不仅是中国百年来受欺凌压迫的历史，也由于中国当时这种屈辱的地位对她自己家庭的影响。1904年她姐姐霭龄赴美留学，在旧金山曾被美国移民局官员无理关押了19天——当时专门用来羞辱亚洲人的待遇。
她记得1924年一位来访者曾询问孙中山，他同夫人是否愿意回一趟美国。孙答道，“我是个苦力，他们不会让我进去的。”孙在这里是指美国的排华法案，这个法案从那时以后一直施行了有20年，最常用的借口是为了排除“苦力劳动”。现在这个法案已经消失了，但它还是“阴魂不散”，不过表现的形式有些不同罢了。
宋庆龄所持的许多观念中，最强烈的观念之一就是热爱和平。在她年轻时的著作中就已表明了这一点，虽然那时她的想法还相当天真。尽管她以后在行动中一直支持用武装斗争来对付武装的压迫者和侵略者，她从来都很明确地看到，击败了这些敌人以后必须实现和平这个目标。几十年来，她呼吁和平的声音在世界各地的讲坛上回响。在逝世前一年她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还说：
“战争是可怕的祸祟，所以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去防止再发生战争——战争给人们带来多少痛苦！”①
①宋庆龄致朱尼·陈，1980年6月17日。
（七）在最后的日子里
关于她自己的年纪和寿数，宋庆龄谈起来常常是用一种幽默的口气，有时还带点嘲讽。许多人显然是怕她在世的时间不多了，赶着要请她核实某些历史事件或证明个人经历及表现，这些她都尽自己所知或记忆所及，由她的秘书执笔回复。①还有另外一些事，“人们大概觉得我快完了，所以不断地要我题字等等，有的要拍电影、有的要做雕像。”②这是她对有人那种迫不及待的样子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