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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在第一回书中,曹雪芹披露了自己的小说美学追求。

作者:石钟扬 当前章节:8673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14:49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

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曹雪芹在理论上对《金瓶梅》的反拨(2)

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啧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

由此可见,曹雪芹在小说美学上有几点特殊追求:

其一,取材。为自己“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或情或痴的“事迹原委”,反对连影儿都没有的“胡牵乱扯”。

其二,人物。要“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他自谦“虽不敢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实则有志达到“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即行止见识皆出堂堂须眉之上的异样女子,一反“男尊女卑”之通行原则。

其三,方法。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其中之“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反对千部一套的创作方法。

其四,立意。大旨谈情,亦可使闺阁昭传,“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反对那种“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的风月故事。

其五,效果。“令世人换新眼目”,以新奇别致、深有趣味之文,悦世之目,破人愁闷,反对历来野史那令人生厌的通共熟套。

曹雪芹的小说美学追求,除出于对才子佳人小说陋处的反拨,还来自他对自我价值及读者心理的清醒分析与把握。

曹雪芹经历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到“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大跌荡,在“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于“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对曾“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的反思与忏悔,更觉当年自己生活圈中的几个女子的可贵,“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因而于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这以幻记梦的小说,决心“使闺阁昭传”。

曹雪芹清醒地认识到“今之人,贫者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因而“市井俗人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

所有这些,既是曹雪芹的小说美学追求,也是他超越“《金瓶》壸奥”——即打破传统思想与写法的理论基础。

曹雪芹在艺术上对《金瓶梅》的反拨(1)

《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他在什么作品上删,增删了些什么?

据甲戌“重评”本第一回之评语,原来“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这里的“新”当然是《红楼梦》,而所谓“旧”自然是《风月宝鉴》。裕瑞《枣窗闲笔》即云:“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红楼梦》)。”

《风月宝鉴》今虽见不到,但从甲戌“重评”本的《〈红楼梦〉旨义》所云:“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推断《红楼梦》的第十一、十二两回文字可能与《风月宝鉴》有相似之处。这两回一方面写贾瑞“起淫心”,一方面写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害了相思病的贾瑞,从跛足道人那里获得“专治邪思妄动之症”的“风月宝鉴”,正面是艳冶之美人,反面为可怕之骷髅。欲治邪症,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贾瑞淫心难平,正看宝鉴,结果如西门庆髓尽身亡。这个故事为《风月宝鉴》点何睛呢?《〈红楼梦〉旨义》说得分明:“《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欲“戒妄动风月之情”,自然要将妄动风月之情的故事写足。从现存贾瑞的故事看,其“妄动”的细节已大大删节了。从第八回嘲顽石“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看,红楼人物死于淫者还大有人在。从柳湘莲冲着宝玉所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焦大醉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其间当有众多的“妄动风月之情”的故事。但从《红楼梦》中已难知其详了,即使是贾琏、贾珍、贾蓉、贾瑞、薛蟠、贾赦等这一伙好色之徒,“妄动风月之情”的故事也无多少细节了。

大致能推知其详的大概要算秦可卿的故事。《红楼梦曲》与《判词》中:“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秉风情、擅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等,都与秦可卿之淫有关,但在具体描写除从她室内充满淫荡色彩的陈设布置,从她死后贾珍“哭得如泪人儿一般”,而贾蓉反倒平淡,略露她不洁的蛛丝马迹之外,平日她却是贾府上下推许的人物。贾母认为她“是个极妥当的人,生得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妇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只怕打着灯笼儿也没处找去呢”。如此大的反差从何而来呢?还是脂评泄露了天机。脂评云:

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甲戌眉批)。

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也,叹叹!壬午春(庚辰回末总批)。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故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诗曰:“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请观《风月鉴》,多少泣黄泉”(甲戌本以此为畸笏叟语)。

由此可见,在《风月宝鉴》中“秦可卿确实是一个‘性解放’的先驱,她引诱过尚处混沌状态的贾宝玉,她似乎也并不讨厌她的丈夫贾蓉,但她也确实还爱着她的公公贾珍”。如果包括其他妄动风月之情的故事,也都如《金瓶梅》有详细的描写,《风月宝鉴》或许就是一部仿《金瓶梅》之作。

《风月宝鉴》中的贾宝玉,或许也是西门庆一流的人物。贾宝玉是《石头记》的主人公,也是《风月宝鉴》的主人公,他的风月故事也当是贯串全书的情节主线。现在只能从《红楼梦》的某些情节裂缝中去寻找那旧宝玉的若干痕迹。如《西江月·嘲贾宝玉二首》说他“行为偏僻性乖张”。贾政在宝玉抓周时就预言他将来是个“酒色之徒”。王夫人首次向黛玉介绍就称他为“混世魔王”,“孽根祸胎”。黛玉未到贾府之前曾听母亲介绍宝玉“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在床笫不仅与袭人有过“初试”,而且与晴雯有过“再试”(不然他为晴雯所写祭文中“蓉帐香残,娇喘共细腰俱绝”,“红绡帐里,公子情深”云云,就不知作何解释了)。

更有第十五回:“秦鲸卿得趣馒头庵”。在为秦可卿悼丧的日子里,秦钟居然与小尼智能儿混得得趣;宝玉居然有雅兴摸黑去“捉奸”,捉奸之后居然以秦钟的隐私相挟,到床上去“再慢慢儿的算帐”。作者底下用了一段暗示性话语了帐:“不知宝玉和秦钟如何算帐,未见真切,此系疑案,不敢创纂。”虽未明写,也够糟糕了。这行径与贾蓉他们在贾敬居丧期间调戏尤二姐、尤三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宝玉与蒋玉函也有“染”。阚铎《〈红楼梦〉抉微》中有怪论:玉为宝玉之命根;玉函者,装玉之函也。可见在《风月宝鉴》中的贾宝玉的风月故事是够丰富的,男色、女色皆略可与西门庆比美。有人考证曹氏原稿中宝玉沦为击柝之役,“贫穷难耐凄凉”的宝玉好似穷途末路中的陈敬济。这才真是“孽根祸胎”,足“戒妄动风月之情”,“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风月宝鉴》既继承了《金瓶梅》的长处:以一个家庭之琐事去写一个时代的风貌;也未摆脱《金瓶梅》的短处:为戒妄动风月之情却将风月之情写滥了。用曹雪芹在第一回所批评的旧小说模式的话:“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移来批评他的旧稿《风月宝鉴》也是合适的。或许可以说他就是在批评旧我,他就是在小说美学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唯其有如此勇敢、如此彻底、如此明智的自我革命精神,曹雪芹才能完成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的飞跃,亦即从模仿《金瓶梅》到超越《金瓶梅》的飞跃。

曹雪芹在艺术上对《金瓶梅》的反拨(2)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不仅洗净了贾珍与秦可卿乱伦的风月故事,他还借警幻仙姑之口,将“淫”剥析出两个精神层次来:一为“皮肤滥淫”,只知道“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美女尽供我片时之趣兴”;二为“意淫”,为“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前者多被理解为指宝玉之外的淫鬼色魔,后者即为宝玉。其实若从发展眼光来看,前者或可指《风月宝鉴》中的宝玉,后者则为《红楼梦》中的宝玉。这样,宝玉的性格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与升华。他就由一个西门庆式的滥淫之徒,变成了“闺阁良友”。成为一个被世俗世界“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形象;被贾雨村视为“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被脂砚斋论为:“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同时作者又写进了众多“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女性形象,创造了一个芳香净洁的女儿国——大观园。这就使全书之立意也有了根本性改变,由“戒妄动风月之情”到“大皆谈情”。这过程,有如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卡列尼娜与玛丝洛娃的改造一样,是彻底改弦易辙式的。

这就是说,《红楼梦》正是曹雪芹在小说美学领域中的自我革命,从而超越《金瓶梅》的伟大成果。

《红楼梦》对《金瓶梅》的超越,前人也多有发现。就艺术创造而言,邱炜萲有云:“(《金瓶梅》)文笔拖沓懈怠,空灵变化不及《红楼梦》”(《五百洞天挥麈》);哈斯宝则说:“《金瓶梅》中预言浮浅,《红楼梦》中预言深邃,所以此工彼拙”(《新译〈红楼梦〉》)。就艺术概括而言,杨懋建说:“《金瓶梅》极力摹绘市井小人,《红楼梦》反其意而用之,极力摹绘阀阅大家,如积薪然,后来居上矣”(《梦华琐簿》)。就艺术境界而言,张其信说:“此书(指《红楼梦》)从《金瓶梅》脱胎,妙在割头换像而出之”(《〈红楼梦〉偶评》);诸联在《红楼评梦》中也说:“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亵嫚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这些论述,都是可取之处。

以今天的眼光视之,《金瓶梅》的作者既不见《三国》中的仁君贤相,也无望于《水浒》中的呼群保义,更找不到《西游》中美猴王,于是将愤世的锋芒插入玩世的刀鞘,虽将黑暗势力推上了因果报应的刀俎,也是以美来审丑,自己毕竟尚畏缩在宿命论的泥淖中裹足不前。曹雪芹则从中国传统文化与他所处时代中反拨出理想的诗情与光束,于萧瑟中觅春温,于死灭中寻火种,给假恶丑以抨击,给真善美以歌颂。因而同是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金瓶梅》只是晚明社会的百丑图,《红楼梦》则是一支动人心弦的人生交响曲,从而登上了中国人情小说的光辉顶峰。

余论:《金瓶梅》与《儒林外史》

《金瓶梅》影响所及自然远不止《红楼梦》。孙述宇有云:《金瓶梅》讽刺艺术,开《儒林外史》的先河(《〈金瓶梅〉的艺术》)。不想多言,只举两例,相信读者自能判断此论不虚。《金瓶梅》写西门庆的伙计的自吹自擂,自露其馅:《儒林外史》书影那韩道国坐在凳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说道:“学生不才,仗赖诸位余光,在我恩主西门大官人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有谢汝慌道:“闻老兄在他门下做,只做线铺生意。”韩道国笑道:“二兄不知,线铺生意只是名目而巳。今他府上大小买卖,出入资本,那些儿不是学生算账!言听计从,祸福共知。通没我,一事儿也成不得。初,大官人每日衙门中来家摆饭,常请去陪侍,没我便吃不下饭去。俺两个在他小书房里,闲中吃果子说话儿,常坐半夜,他方进后边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轿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饮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无忌惮。不可对兄说,就是背地他房中话儿,也常和学生计较。学生先一个行止端庄,立心不苟,与财主兴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财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几分,不是我自己夸赞,大官人正喜我这一件儿……”刚说在闹热处,忽见一人慌慌张张走向前,叫道,“韩大哥,你还在这里说什么,教我铺子里寻你不着!”拉到僻静处,告他说,你家中如此如此,(中略)这韩道国听了,大惊失色,口中只咂嘴,下边顿足,就要翅走。被张好问叫道:“韩老兄,你话还未尽,如何就去了”这韩道国举手道:“学生家有小事,不及奉陪。”慌忙而去。(第三十三回)《儒林外史》则几乎是如法炮制了严贡生的吹牛情节:张乡绅道:“总因你先生为人有品望,所以敝世叔相敬。近来自然时时请教。”严贡生道:“后来倒也不常进去。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汤父母虽不大喜欢会客,却也凡事心照。就如前月县考,把二小儿取在第十名,叫了进去,细细问他从的先生是那个,又问他可曾定过亲事,着实关切!”

范举人道:“我这老师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赏鉴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贺!”严贡生道:“岂敢,岂敢。”又道:“我这高要,是广东出名县分。一岁之中,钱粮耗羡,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税,不下万金。”又自拿手在桌上画着,低声说道:“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时节,实有万金。他还有些枝叶,还用着我们几个要紧的人。”

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一个蓬头赤足的小使走了进来,望着他道:“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道:“回去做甚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严贡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罢。我就来。”那小厮又不肯去。张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请回罢。”严贡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第四回)

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1)

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

——自跋

我从小爱读小说,到“恋爱季节”才读到中国古代的“青春之歌”——《红楼梦》。我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期间的那段恋爱生活,毫无浪漫情调且以失败告终。苦闷之余,就钻进《红楼梦》,与宝玉们同苦同乐去了。书是从小镇上一位医生朋友那里借来的。那时我边看边抄录里面的诗词,后来在大学二年级时以此为底本在师友的协助下做了本《红楼梦诗词评注》,竟成了我治中国小说的起点。

我在大学上的是中文系,却无缘读到《金瓶梅》。第一次读《金瓶梅》,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游学南开大学朱一玄先生门下时的事。1982年寒假前从图书馆借了部所谓《古本金瓶梅》,带回家看了一个春节,勉强疗饥。

田晓菲称《金瓶梅》为“成人小说”,信哉斯言。但与《红楼梦》对读,我则主张以成人心态读《红楼梦》,以少小心态读《金瓶》;若是倒转过来,那你读了《红楼》就永远长不大,读了《金瓶》就被沧桑感堵住胸口,难有审美好奇心。理顺了就叫“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

在南开时,我就拜读了宗一师振聋发聩的大作《试论〈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油印稿)和朱星先生启风气之先的《金瓶梅考证》,于是蠢蠢欲动,也想写点关于《金瓶梅》的文字。当我与学报编辑言及这一意向时,他善意地劝我缓行,说正在清理精神污染,别自找霉头吧。《金瓶梅》研究涉嫌“污染”么?未及细论,就去忙别的事了。而对《金瓶梅》研究动向的关注,我却从来没有懈怠过。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见到卢兴基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金瓶梅〉——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那令人耳目一新又让人疑窦重重的大作,才真正思索起《金瓶梅》的问题来:“新兴商人”说符合《金瓶梅》的文情与自宋到明的中国国情么?带着这个问题,我重新读起了《金瓶梅》,同时对自宋到明的中国经济状况进行了研究。大概是1995年清明前后,我推开手边所有的事,一鼓作气写了篇三万多字的长文《流氓的喜剧——论西门庆》,与卢兴基的“新兴商人”说商榷。

长文撰讫,把卷迎风,如饮醇醪,快慰无如。但敝帚自珍之后很快陷入难以排解的郁闷之中。那就是拙文如我一样背运,在大陆若干大杂志间漂泊了两个年头无着落。于是我一方面在大陆拆整为零卖,一方面投寄海峡彼岸的《大陆杂志》。大陆先是《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1期发了一节,名为《西门庆是“新兴商人阶级”的典型吗?》,再就是山东济宁的朋友向我约稿,正好又给他一节,叫《十六世纪一个新型流氓的喜剧——论西门庆》,刊《济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台湾《大陆杂志》第99卷第3、4两期(分别于1999年9月15日、10月15日出版)以上、下篇的形式全文刊登了拙文,冠题为《流氓的寓言——论西门庆》。《大陆杂志》寄给我近百份的抽印本。除了广送师友之外,2000年10月我扛着这些抽印本赶到山东五莲参加了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被友人称为“迟到的金学家”。“金学家”不敢冒充,“迟到”则为实情,一则我在这个队伍中露面甚晚,二则那次会议是10月23日开幕,我从长江之滨乘汽车颠到五莲已24日了。好在师友们宽容地接纳了我这个迟到者,对拙文亦多有美言。最令我感动的是,香港梦梅馆主梅节先生几番为之举杯邀饮,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归台后立即寄来条幅以予勉励,并有幸结识了吴敢等实力派的金学家。

此后虽有吴敢先生不断赐我以《金瓶梅》研究书刊,但我除有《〈红楼梦〉:从深得到超越〈金瓶〉壸奥》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2期之外,并未继续写《金瓶》文字。

再次为之一鼓作气,并写一部关于《金瓶梅》的书,则是去年暑假以后的事。陕西人民出版社刚出版了我的一部拙著《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出于友谊与信任,他们又邀我写这本书。师友常谬夸我治学勤奋,其实我是个散淡之人,很少一鼓作气写完一本书。有的书断断续续写了一二十年,如《西游记》研究,朱一玄先生的序早发表了,我的书却至今未完工,每念及此,实愧莫能当也。这次如此痛快地写完了这本书,真得感谢鲁小山、李向晨两位编辑朋友笑嘻嘻地又鞭又策,让我挥发潜力加快了写作步伐,也享受了写作的快感。

九十五岁高龄的朱一玄先生仍时时悬念着我的小说研究,为我写此书,他三番两次地寄来《金瓶梅》资料。南京大学的新锐学者苗怀明先生对古小说文献有一网打尽之势,他也慷慨解囊,为我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文献。吴敢先生是中国金学界的领军人物,胸有金学全局,他的序自然更实在。他称我为“金学”界的新人,我不禁狂喜,仿佛又回到了煤油灯下读《红楼梦》的年代。从当年的写《红楼》文字,到今日的写《金瓶》文章,我虽老不长进,吴先生却估量我这奔六的老少翁还有余勇可贾。另,愚笨少有如我,在“现代化”时代至今没有“换笔”,仍持着杆“金不换”在那里作手工劳动,使得同仁中若干少帅为我又敲又打,耗费了许多美好时光。凡此种种,岂一个“谢”字了得?!

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2)

罢笔临窗,遥望云天,不知东方之既白,恨不能把酒邀秦淮。

钟扬2006年2月18日(丙戌年元宵后六日)凌晨于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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