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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最珍视的自传：我是农民 作者：贾平凹
自报家门(1) 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分配于陕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1980年至今在西安市文联供职……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20221121。
昨天下午，我把钥匙和电话本丢了。
我原本一直将电话本装在上衣的口袋，钥匙也是拴在裤带上的，但一个朋友送给我了手提皮包后，电话本和钥匙才装进去一天就丢了。电话本和钥匙怎么能不带在身上呢？这有什么难看的？现时的中国人，即便一个街头饭店摘菜洗碗的小工、司机和妓女，甚或是政府大楼里的处长和厅长，谁不是电话本装在口袋，钥匙那么一嘟噜地挂在裤带上？！那个该死的出租车司机——我吃过许多出租车司机故意弄坏计价器乱收费的亏，我灵醒了，上车前看了一下他的车号尾数是12——我说去雁塔路8号。他说8号院，那是省委家属院呀，你家住在那里？我怎么能住在那儿，没脑子，住在8号院我能搭你的出租车吗？！我是为一个亲戚的就业去求助姓周的领导的。“我看你也不像8号院的人！”长舌的司机立即对我不以为然了，他开始哼着一首流行歌曲“走呀走，走呀走，走过了多少年华……”车剧烈地摇晃了一下，险些撞着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人，他骂了一句“仄”①，同时一口很稠的痰从车窗吐向那人。我知道这司机一定是城里的泼皮出身，就不做声。他却从此粗话再不离口，不停地指着路边的年轻女人说：“小姐！”“又一个小姐！”他看穿得暴露的女人都是小姐，开始骂妓女就是妓女，偏大名叫“小姐”！生殖器叫得再文雅还不就是个××吗？他骂贪官，又骂污吏，骂美国，也骂伊朗，骂下岗的工人多，骂街道的路不平，又骂股票下跌了，骂白粉也不纯，骂除了娘是真的什么都成了假的。他说他什么都不怕，只怕交通警察，“我要是不开车了，我须杀几个交警不可！”我害怕起来，赶忙让他停车，我就是急促促下了车而将皮包忘记了，待那辆出租车已经走得无踪无影，我才想起我的皮包还在车上！
没了电话本和钥匙，我从8号院回来进不了门。明明是我的家，我不能进去，贴在门扇上的宋版木刻门神拓片，秦琼敬德不认我。直等到孩子从学校放学回来开了门才歇着，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又都中断了。同事的老婆患病住院，我得去看望，不知道了医院的电话和病室的床号；熟人的孩子参加了成人考试，答应了替孩子去查查分数，忘记了自考办的同学的呼机号；一部中篇稿件邮递了北京一家出版社，收到了还是没收到；为盗版而引起的官司，需要通知律师商量出庭的事宜；家乡的父母官到了西安，住的是哪家宾馆哪个房间；单位出现人事内讧，急需向上级领导汇报而先要和领导的秘书约定时间……没有了电话本我一下子被这个社会抛弃了，是个瞎子、聋子、星外的来客，一条在沙滩上蹦的鱼。我大声地发着脾气，门却“咚咚”地被敲响，是市人事局送来一沓表格要填。我坐下来写：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农历2月21日，属龙相，身高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分配于陕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1980年至今在西安市文联供职……这样的表格我至少是填写过一百多份，看样子我还得继续填下去。若论起官衔来，我也是有着相当多的官衔的，小到《美文》杂志的主编，大到全国政协委员。但我从未体会到“人上人”的滋味，把掌柜的当成了伙计我是有经验的。我想，它们对于我在活着的时候百忙而无一利，好处一定是会在我死后的追悼会上念出职务一大串的。但这样的表我得一份又一份填写着。又有人狼一样地叫喊了：“407—！4—0—7—！”这当然喊的是我。我走下楼，是邮递员送来电报。“你是407吗？”他要证实。我说是的，现在我是407，住院时护士发药，我是348，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20221121。说完了，我也笑了，原来我贾平凹是一堆数字，犹如商店里出售的那些饮料，包装盒上就写满了各种成分的数字。社会的管理是以法律和金钱维系的，而人却完全在他的定数里生活。世界是多么巨大呀，但小起来就是十位以内的数字和那一把钥匙！我重新返回楼上继续填写我的表格。在四楼的楼梯口上，隔壁的那位教授(他竟然正是数学系的教授！)正逗他的小儿玩耍。他指着小儿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对小儿说：“这是你的头，这是你的眼，这是你的鼻子……”小儿却说：“都是我的，那我呢，我在哪儿？”教授和我都噎在那里，亏得屋里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就那么狼狈地逃走了。
“谁呀？”
“我找贾平凹！”
“你是哪里？”
“我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您是贾平凹吗？”
“是……贾平凹的哥哥。”
“贾平凹还有个哥哥？”
“是堂哥吧！”
“哇！我终于找到啦！我寻不着贾平凹，我却寻着了0298302328！”
“……”
“他现在在哪儿？我有急事要找他，要不，我明日就坐飞机去西安了！”
自报家门(2)
我是离不开电话的，但最令我胆战心惊的就是电话，它几乎是每10分钟就响一次，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呼你、催你、逼你，永远不让你安静地呆一会儿。一个人的名字，当然包括他的数字，就是咒与符，有的名字和数字会给你带来吉祥，有些名字和数字带给你的却是烦恼和灾害，我称我的电话是勾命的无常！现在，电话里的声音是个女的，好听的东北语调蛮有节奏，说着说着已经开始带有“哭音”了，我只好坦白了我就是贾平凹，问什么急事？她在那里高兴得拍桌子，啪啪啪，她说他们在编一套关于知青的回忆录丛书，一定得我参加，然后是一大堆“奉承”我的话。奉承是廉价的，当年全国都在说“毛主席万岁”，但毛主席并没有活到1万岁；我是40过半的人了，自觉已经静正，不以宠辱而动心。我说，我现在正身心交瘁，上有老下有小，还都有病；我也肝心胃坏了，需要去养一养，这套丛书恕我不能参加了。女编辑却就是不肯放我，而且允许我放宽交稿的时间。我没出息，缠不过她，也是我一时要逃避，就说那好吧，让我考虑考虑，3天后给予答复。
进入中年后，我是明显地衰老了。头发脱落，牙齿松动，四肢愈来愈细，腰腹日渐宽大，是一个“人蜘蛛”。我诅咒我的中年偏偏是在了世纪之末，国事家事个人事是那样日日夜夜烦扰我。我没有失眠的时候，只是没时间去睡。我的同学，住在楼下另一个单元的已经是文学系教授的冯，他和我做了两年邻居，他说：“你是党员，特殊材料制成的，我要是你这般累，恐怕已经死过两回了！”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之所以不死，是并没有得道，或者说，一个人的苦难还没有受够，上帝是不会让你快乐地死掉的。我和冯教授喝酒——我们常常喝酒——他常常就醉了，他爱说：“但知酒中趣，勿与醒者传。”而我则把我经受磨难的秘诀告诉了他，那就是逃避。
我逃避了女编辑的硬缠软磨，窝在了大沙发里喘息，脑子却不由得不想到了往昔知青的岁月。说来真是奇怪，距离了知青生活25年，25年里每每作想了那5年的岁月莫不是咬牙切齿地诅咒，而现在却变得那样的亲切和珍贵。漫漫的长途上，竟然有一片林子，林子里有野花和荆棘的草坪，有划动着蜉蝣的水池，该坐下来嚼嚼身上口袋里已经风干的馍饼了。
初中生活(1)
但我毕竟还是一个好学生，我上课用心听讲，不做小动作，从没和人打过架，也不给别人起外号，虽然个子矮，下课后同学们拿我做夯来打，我没恼过。我虽然体育成绩不好，但那是因为谁也不肯将球传给我，怕我个子矮守不住。我跟着队员跑过来跑过去，就觉得没意思了，再也不爱球类。我在没人时可以唱很好听的歌，只是牙不整齐，后来就羞口了。
我是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那时14岁。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脑袋的当旋上有一撮毛儿高翘。我打不过人，常常被人揪了那撮毛儿打，但我能哭，村里人说我是刘备。
回家已经半年了，书包就挂在土墙壁的木橛上，门前的公路上见天有红卫兵在串联走过，扛着呼啦啦的红旗。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从河里摸了七八个老黑鳖，用柳条穿了，站在那里对路过的汽车喊：五毛钱！五毛钱！汽车没有停下，一个红卫兵摇摇晃晃地从那一片冒着白烟儿的路上走来。他是个光杆儿司令，打的是一面“独立战斗团”的旗子，我和堂弟就“嗤嗤”地笑。堂弟穿着的是件花衣裳，动不动就从地塄上抠一点土放嘴里吃。他爱吃土，令我不可思议，就压住他掰开嘴要掏。司令立在那里看了好久，最后提起那串老黑鳖走了，交换的是那一顶草绿色的军帽。我的脑袋大，军帽戴不进去，但我偏不给堂弟，回家后用剪刀把帽子后沿剪了一个口儿，直戴过了一个夏天和冬天。
许多人开始改名了，改成“红卫”、“卫东”和“卫彪”，我改做“志强”。但这名字没有叫开，因为我姓贾，叫起来是“假”的。30年后，西安的一家夜总会，有人用粉笔在门墙上写了对联：假名假姓假地址，假情假意假亲热。横批：钱是真的。我就想到了那次改名。我那次改名倒是一派真诚，只是姓不好。这个姓决定了我当不了“左”派。即使从政做领导，也天生地不会让部下生畏的。
那天，军帽差不多戴得油腻兮兮的，端了碗蹲在猪圈墙上吃早饭。棣花街是世世代代每日吃三顿饭的，9点一顿，14点一顿，晚饭就没迟没早了。据说县城附近的村庄已开始吃两顿饭，这就让棣花街的人非常骄傲。我吃的是煮了洋芋的包谷糁米汤，一边吃一边将碗里的米汤往猪槽里倒那么一点，哄着猪呱呱呱地一阵吞食，一边与同样蹲在另一个猪圈墙上吃饭的人说闲话儿。那人的饭同我的一样地稀，但咂嘴的声音却比我大得多。我们由没有馍吃而说起了吃馍的山外人，又从山外人有馍吃却长得黑瘦如鬼说到山里人饭稀但水土硬人还长得白里透红的。不远处的一个茅房墙头上就冒出一个乱蓬蓬的女人头，恶狠狠地瞪我们。我们是知道她蹲在茅房里的，她是才把自己的女儿出嫁给了山外人，获得了100斤麦子10斤棉花，是故意要让她听的。我们在继续作践山外人，说山外人那么有粮，吃完饭却要舔碗的；舔碗是什么感觉呢？孩子拉过了屎，吆喝了狗来，狗就伸了软和的舌头舔屎###子！这时长来、安娃、忠勋来叫我，说是去商镇领取初中毕业证啊！
“咱算毕业了？初中才学到一年半就毕业了？！”
“你没有收到通知书？毕业了！”
我把饭碗放在墙头上，心里想，这就彻底不上学了？！那女人提着裤子走去，走到村边的地塄上检查几窝南瓜结下的瓜；突然发现一只瓜被人偷去了，扯着高声叫骂，骂得全村人都听见了心发烧发慌，骂得鸡狗不安宁。但骂着骂着，骂出了一句：“你×你妈的吃了我的瓜，让你嘴烂成###子，让你###子烂得流血屙脓！”和我说话的那人就拾起了话头，变脸责问你骂谁呢？因为他患有严重的痔疮，这几日走路屁股缝里还夹着纸。两厢一交火，骂人没好口，都发急，一个扑上去扇了一个耳光，一个顺地倒抓了一个交裆，双方的家人就闻声赶来了。我害怕，抽身就走，一边走一边说：“打啥哩，有啥打的，咱领毕业证去啦！”
学校在商镇，离家15里。丹凤境内十之有七都是山寨，平川地就是丹江两岸，而两岸的好地方只有龙驹寨、商镇和棣花。龙驹寨是县城，称城里，棣花称街，商镇就是镇。两年前第一次到镇上，是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的。镇上的街道那么长，正逢着集市，人多得像要把两边木板门石房挤塌了似的，父亲和我好不容易进到镇西头的大集市场上。那里有一棵大药树，几个人搂不过来，父亲去给我买作业本，我靠着药树一动不动地蹲着，看旁边一个钉鞋的，钉一会儿鞋，从怀里掏出个小酒瓶喝一口，真是羡慕死了！后来，父亲过来，牵着我往东走，路过一家国营饭店，饭店的主任是我们棣花街人，头圆圆的，肚子很大，父亲和他说话，我却一眼一眼地盯着锅台上放着的三碗面条。面条已经捞出来时间长了，上边的一层有些硬，旁边的长凳上有个笸篮，里边是烤出的烧饼，一只苍蝇在上面起起落落。我是很长的日子没吃过这样的纯麦面面条和烧饼了，盼望着父亲能买一碗，我毕竟是中学生了，而且棣花的考生我是第三名，难道还不该奖励吗？但父亲没有给我买。我们又往前走，我恨我不是那只苍蝇。在街东头，那里有粜卖粮食的，父亲把那一口袋一口袋的麦粒抓起来看成色、问价钱，又把包谷抓起来看了，问了价钱，最后却和一个卖烂米的人在那里讨价还价。烂米是里边有着稻皮角的，吃不成蒸饭，可以做米面儿，价钱便宜。但父亲买不了那一口袋，卖主似乎在嘲笑父亲是教师，挣国家钱的，一口袋的烂米还买不了吗？父亲仰了头沉思着，好像在计算着什么；后来吸烟，烟影在地上呈着土红色，嘟嘟囔囔地说要给孩子报名的，真的没钱了，就买了半口袋。父亲到底是好父亲，他将烂米装在早已拿着的一只口袋里后，却跑过去给我买了一把水果糖，这令我喜出望外！我剥了一块用舌头舔，抬头瞧见旁边铁匠铺拉风箱的小儿在瓷眼儿看我，我立即将糖囫囵含在嘴里，我的腮帮子鼓起了一个包。一直走过了长街，直到学校的门口。校门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老头儿威严地坐在那里的长凳上吸旱烟。我知道他是门卫，害怕起来。不知怎么，我不害怕老师就害怕门卫，他头上方写着的“准时到校”四个字，像我在城隍庙里见到“你来了”一样心怀恐惧。父亲和我立在路边，他指点了远处河对面的山说那是商山——山形果真像个商字，我却看它像个坐着的巨人——商山是历史名山，商鞅当年封邑在这里，秦末汉初的“四皓”也曾居住在山上。我听父亲说着，心不在焉，又看了一眼那门卫。中学的门卫比小学的门卫更瘦，脸更凶。父亲说：“糖甜不甜？”我说：“甜！”父亲说：“将来上大学了，我给你买一筐糖！”商山顶上有一朵云彩，停住不动，太阳将四边照得通红通红的。父亲却说：“我就送你到这儿，你去吧，你自个去报到吧！”说完他就推了驮着半袋烂米的车子折身要走。父亲是严厉的，他一旦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原指望他领我去报到，到宿舍里帮我安顿床铺，但他偏要我独自去，我只好拿了一卷钱走进了校门。回头看看，父亲却站在那里，一眼一眼地看着我。
初中生活(2)
我终于是个住校的中学生了，上衣的口袋里插上了一支乌黑的钢笔，在那个有窗子没有玻璃的宿舍里与两个同学搭铺或与三个同学搭铺。我是尿过床的，也在身上发痒的时候摸出一个肉肉的小东西在窗台上用指甲压死，天明时那里留下一张瘪白的虱子皮。学生灶上的师傅有一颗发红的秃头，给我打饭时总是汤多面少，画过一次他的漫画在第三排教室的后墙上，而且配上一句话：秃，灯泡，葫芦，绣球；也因肚子饥偷吃过学校后院的毛桃，因作文本上错别字多被老师在课堂上示过众。但我毕竟还是一个好学生，我上课用心听讲，不做小动作，从没和人打过架，也不给别人起外号，虽然个子矮，下课后同学们拿我做夯来打，我没恼过。我虽然体育成绩不好，但那是因为谁也不肯将球传给我，怕我个子矮守不住。我跟着队员跑过来跑过去，就觉得没意思了，再也不爱球类。我在没人时可以唱很好听的歌，只是牙不整齐，后来就羞口了。在学校里文体活动积极参加者都能引人注目，这两方面我都不行，就盼考试，一考试就能显示我的存在了。规定是一周一篇的作文，我几乎一直是一周写两篇。我曾经重写过一位老师为我起草的在全校会议上的讲话稿，也曾经被语文老师关在他的房里替他为别的同学批改作文。学生灶上的饭常常使我们挨不到时候，但为了节省吃饭，星期日回家带来的黑面馍和冷熟红薯，有两天就用开水泡了吃。街西头的国营饭店里，永远在诱惑着我们，我无数次地在那门口走过来又走过去闻香味，而我仅有一次进去用8分钱买过一碗面条，面条吃完了，发现碗底竟还有一只苍蝇。星期六的下午从来是不吃灶上饭的，赶15里路回家去吃一顿糊涂面。糊涂面即是包谷面糊糊里煮面条和酸菜，算是最丰盛的饭了。我可以一口气吃三大搪瓷碗，肚子就像气蛤蟆一样凸起来，鼓腹而歌。星期日的下午，背着粮食，提着酸菜罐，徒步再往学校去。这个晚上的宿舍里大家几乎都吃坏了肚子，响屁连天，不停有人跑厕所，天明总会发现有稀屎从门口一直拉淋到厕所去。我提的酸菜罐系儿很短，因为个子矮。村人见到就说：罐罐来罐罐去，回来提个罐罐系儿。我真的常常提罐罐来，罐罐撞碎了，系儿保存着。天晴的时候，我们穿布鞋或草鞋，天一落雨，就打赤脚，我穿破过十几双布鞋和几十双草鞋。村里的一个孤老头子是经年编织草鞋的，他编织的草鞋是用从河滩捡抛死婴的裹布做鞋耳的，穿着那鞋子我总觉得有孩子在哭。穿透了底，就脱下来高高地抛起，让它挂在树梢上或电线上。15里的路边树上和电线上常能看到那些破草鞋，摇摇晃晃的，提示着行人这是一条学生的路。
但是这次，我们再没有提酸菜罐，也没有穿草鞋，我们是毕业生了，毕业生应该有毕业生的体面。校园里很冷清，并没有多少老师和学生，野草丛生，墙上到处是被雨淋得已经肮脏不堪的大字报。据说这里曾做过一派组织的营地，高高的院墙里设有木架，还堆放着破砖和桌椅板凳腿儿。门卫已经很老了，患着哮喘，他看了我们一眼就剧烈地咳嗽，只说一阵咳嗽完毕，但又“咔咔咔”地咳起来，整个身子缩成一团，倒担心他从此就要过去了。我们吓得忙去扶他，他却又活了来，口里吐出吊线的痰来。俄语老师抄着手，踽踽地走过来，他看见了我们，喜欢地说：“毕业啦？”我们说：“毕业啦！”我们突然觉得应该送老师一件礼物，但我们身上什么也没有。我上课的座位总是在头一排，老师教卷舌音的那堂课，他一直站在我的课桌前，他的唾沫溅湿了我的课本，也溅湿了我的脸，我不擦，一动也不动。老师说：“回家了，有空儿得翻翻书，学俄语还是有用的。”还有什么用呢？国家已经与苏联反目了，即使专业人员也已没有了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机会，何况我们毕业了，就永远去做农民了！告别了老师，我们觉得他有点迂腐，一转过墙头就笑起来。说实话，我们很快乐，从今以后，再也用不着一趟一趟步行15里到学校去了，再也用不着整日背诵那些枯燥的俄语单词和数学公式了！
我们领取了毕业证，在校园里四处走动，破烂不堪的校舍使我们产生了破坏的邪欲，我们抬起了脚，看谁能把脚印按在墙的高处；又左盼右顾，希望能拿些东西带回家去。但是，到处是废纸、砖块和桌子板凳腿儿，所有的教室都上了锁，隔着没玻璃的窗子望进去，我的那张课桌还在，凳子没有了，桌面上蒙着厚厚的一层尘土，一只麻雀在上边走出几行“个”字。这麻雀前世也是个学生，我这么想。我趴在窗口上，趴了很久，一回头竟瞧见了前边一排房子屋檐下的电线上还挂着一条破布，脑袋里“嗡”地响了一下。一年半前，我们批斗了姓王的老师，批斗的那天许多人上去打他，把他的衣服都撕破了，有人就将撕下的一条布扬手一甩，布条便挂在了那电线上。王老师是第二天黎明在商镇的一个水库里投水自尽的，没想到这么久了，那布条还挂在那里！于是，我想起了教生物的刘老师还在不在牛棚？刘老师情况又怎么样？王老师被批斗的前3天，刘老师被剃了光头游街，我的那个头上长疮的同学在她游街时把一双旧鞋挂在了她的脖子上。我问：“挂旧鞋干什么？”他说：“她是破鞋！”我那时并不知道“破鞋”是什么。也就是这位同学，我们去西安串联时他是队长，夜里在新城广场排队买毛主席纪念章，我因去了一趟厕所出来，坐在厕所外的台阶上歇了一会儿，他便指责我排队不积极，惩罚我，不给我发买来的纪念章，使我坐在广场上伤心地哭。这时候我想起了刘老师，也就想起了长疮的同学，刘老师头上的头发是不是又长长了，那长疮同学的疮肯定还没好，活该他一辈子长疮！
初中生活(3)
离开了窗口，下台阶时，我看见了另一个门口前的小小台阶。那小小的三层台阶是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修的。我们是学过雷锋的，在学校的范围内挖空心思地做好事。有一天，当发现班长和两个团员修起了教室南边的台阶，我们就商议修教室北边的台阶。虽然教室的地势是南高北低，北边根本用不着修台阶的，可我们还是修了，老师和同学走不走这台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学雷锋做好事。那一年是学雷锋做好事最多的一年，有那么多的同学都拾到了钱交给了老师，我就奇怪路上怎么总有遗失的钱呢？后来才明白他们是将自己的钱说成是捡的上交了。下午放学后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丹江，那里有一座木板桥，我们就在桥板下支了一块石头，专等有人过桥时落在水里我们去抢救。结果并没有人过，却有一只狗从桥上跑过，掉了下去。我们没有去救它，它被水冲走几十米远后爬出来又跑走了。我们去宿舍，宿舍的门大开着，门扇上画着个大乌龟，那个瓷烧的尿罐还歪在门口，里边竟长出一株狗尾巴草来。往日里放尿罐的地方永远是湿汪汪的，半夜的月下，我们站在门口往外尿，看谁尿得远、尿得猛。那时是多么厉害呀，可以将尿罐下的一窝蛆冲死，就像电影中警察用高压水龙头冲游行的人群一样。有一次下雨，我闭着眼睛在那里尿——我爱做梦，往往起来小便眼不睁，小便毕了回床睡下，那梦是可以继续往下做的——怎么尿也尿不完，我在迷瞪状态里误把房檐流水当做在尿尿了，在那里足足立了半个小时。前几日，我从街上过，坐在路边栏杆上的两个人在说话，偶尔有一句在感慨他们老了。一个说：“一看电视就迷瞪，电视一关，却又醒了。”另一个说：“年轻的时候按着按着就尿倒了墙，如今扶着扶着偏还是尿湿了鞋。”我听了，回头看了看他们，就想起了当年在中学宿舍的情景。冬天里，宿舍里如冰窖一般，夜里常有老师来检查是否按时熄灯，我们已经感觉到老师就潜藏在窗子外边，嘴都不发声，却在被窝里故意努屁，惹得这儿那儿有“嗤嗤”地笑声。当然是老师进来要追查是谁故意放屁了，当然又是小鼻小眼的陈××要打小报告。可怜的陈××在这个晚上就遭殃了，他有起夜的毛病，他一出去上厕所大便，宿舍门就关了，任他回来怎么敲也没人理，只好翻窗子进来。陈××现在是某县的一位副县长了，不知道他怎么就当上了副县长？！我站在了窗子下的那张床板上，这里曾经是我睡过的地方。安娃说：“你是欠我半口袋炒面的！”我点头承认。有一天夜里我俩搭同铺，饿得睡不着，他就拿出了他的炒面口袋。口袋并不大，炒面却装得满满的，就你抓着吃几口把口袋递给我，我抓着吃几口把口袋递给你，竟把口袋里的炒面吃完了。从宿舍出来，靠院墙根的那一片小树林子旁边是王老师曾经住过的平房子，长来、忠勋和安娃赶忙走过去，而且一边走一边“呸呸呸”地往空中吐唾沫，我却往平房子的后边去。他们说：“王老师来了！”我没有整过王老师，做了鬼的王老师是不会寻我的。我走到了小树林里去看那棵小桃树，小桃树已经有胳膊粗了，它并不是枝叶茂密，但亭亭玉立，临风摇曳。就是这棵小桃树，在它第一次结果的时候，我于一个星期五的午后发现了，是5个毛桃。于是，我保守着秘密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放了学，别人都回家了，我钻进来，摘了所有的桃子吃下。后来，我有了奇异的感觉，看什么都是有生命的。譬如我住院，老觉得医院的人群里是混杂着鬼的，医院的一草一木或许就是曾经去世了的人幻变的；在大街上，又总疑心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是有着神祗或狐狸精以人的形象出现着。有这样的感觉就想到了这棵小桃树。是个好心的女子，它给了我一顿饭食。我抱着小桃树，向小桃树再见！安娃在那里大声地喊我，我出了林子，他们问我干什么去了，我支吾着不肯实说，学生灶的红秃头师傅就迈着八字步过来了。我和师傅吵过一架后，他每次打饭，勺那么一拐总会给我留得比别人的饭稠，但长来是仇恨他的，他从来都给长来留的饭稀，长来皱了一下鼻子，把头转过去。师傅说：“来领毕业证的吗？”我说是的，“几时到棣花赶集了，到我家去喝喝水呀！”我交待着我家的地址，他说：“去嘛去嘛，一定去的！”但他没有去过，据说他后来得了厌食病，活活地饿死了。
我们已经走出了校门，并且已经商量了今日每个人都掏出自己身上的钱，去商镇街西头的国营饭店里一定要每人吃一碗素面的，然后不走公路，从河堤上，沿丹江溯流直上回棣花，天黑能到就天黑到，半夜能到就半夜到，反正要逍遥快活一次。我们掏钱的时候，长来将一枚5分钱镍币含在了口里，被我和安娃发现了，按在地上从嘴里掏出来。但走出校门，看见别的班级的学生有几个在那里照相留影，我们心里就来了酸劲儿。留影的是家住在商镇的学生，他们其中有干部子弟，穿得好，梳着分头，骑自行车，裤带上总别着乒乓球拍。棣花来的学生都是农民的孩子或“一头儿沉”干部的孩子，一进校就人以群分了。
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依然有，人性天然使然。知识决定着人的素质，钱财可以提高人的境界。城镇的孩子与乡下的孩子智商并没有什么差别，城镇的孩子表现出来的聪明、大方、灵活是因为见多识广，乡下的孩子却因穷产生自卑、萎缩、胆怯而转为强烈的嫉妒。人穷越是心思多，敏感而固执，仇恨有钱人，仇恨城市，这就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基因，而又使我们从孩子时起就有了农民的德性。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泛起。环境是改变着人的思维的，当我收集着各种汉代陶罐，在一只巨大的陶罐上写着“大观”二字时，我理解：大罐便是大观，大观便是大官，能从大的局面看问题的必然能做大官的。我住在西安，常常接触各方来的人，比如北京上海的人和西安人思维不一样，西安人和县上的人思维不一样，县上人和村中的人思维不一样。当然，也有一类人，即从农民变成城里人后，比城里人更城里人。我的一个大学的同学，他是由农村来的，他成为城市人后决不再回老家，老家来人从不请吃和请住，老家人一走，就会用消毒水、空气清新剂喷洒沙发。他越来越讲究，到了40岁，发展到了洁癖，买来的任何菜都必须用洗洁精浸泡，以至于有一次菜蔬没浸泡，全家大小都拉起了肚子。
初中生活(4)
看着商镇的学生大呼小叫地照相留影，我们就盼望有一只狗冲过去，或者，在哪儿找一只老鼠，蘸上煤油点着了，让老鼠跑向他们。但哪儿有狗和老鼠呢？我们不能把学校的影子留在照片上带走，我们得拿些学校的东西！于是又返回学校，走到图书馆，图书馆的门窗全被木条钉死了，走过那棵丁香树下，伸手就折断了一枝，在北边西头的那间教室里，终于发现窗子上还有5块完整的玻璃，忠勋、长来、安娃皆卸下一块，用纸或衣服包了，夹在胳膊下。我该拿些什么呢？去扳动窗子上的铁皮活页和窗扣，用力过猛，擦伤了手皮，血流不止。我们最后离开学校时是真真正正地做过一次抢窃者的，然后还蹲在教室角落里拉下了一堆臭屎。
回乡(1)
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那些孩子。我的家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农民。
回到了棣花，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在农民里又居于知识青年。但是，当我后来成为一名作家，而知青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走红于中国文坛，我却是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知青文学作品。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那些孩子。我的家却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农民。报界里有一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回乡的知青不是落难的公子，政府不关心，民众不关心，文学也是不关心的。
我读过许多关于知青的小说，那些城里的孩子离开了亲情，离开了舒适，到乡下去受许许多多的苦难，应该诅咒，应该倾诉，而且也曾让我悲伤落泪。但我读罢了又常常想：他们不应该到乡下来，我们就应该生在乡下吗？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着贴往厕所，灶台上的呼天抢地，哪里又能听到厕所里的啜泣呢？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俗话又说：家无三代富，风水轮流转。城市就是个优胜劣汰的营盘，在城里住久了的一部分人走出城门到农村去，一部分农村的有为者离开农村到城里来，城市就永远是社会文明的中心，也符合城市的性质。如今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之后，面临困境最大的是那些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特大工厂。为什么这些工厂败家？其中一个原因是大的工厂除了生产外拥有着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中专和服务性的娱乐性的一系列完整的设施。工厂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子女及子女的子女几代人的内部消化，工厂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村庄，哪里还具备现代社会的先进性和文明性呢？在我的经历中，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老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书、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西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见识多，口才又好，敢偷鸡摸狗，敢几个人围着打我们一个。更丧人志气的是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前几年社会上流行一首歌曲《小芳》，暴露的是时过境迁之后那些知青对于后来进城时又抛弃了乡下姑娘的一份忏悔和追忆。我听见那歌曲中的“谢谢你，给我的爱，伴我度过那个年代”，我心里厌恶着小白脸的浅薄。他们在时代中落难，却来到乡下吃了我们的粮食、蔬菜和鸡，夺走了我们的爱情，使原本荒凉的农村越发荒凉了。姑娘们选择他们，是认作他们毕竟是城市人，终有一天会回城市。狼狗天生的比土狗漂亮雄健而有价值，我们作为男子的竟也是这样认为。所以，当征兵、招干、招工以后，城市来的知青先先后后都走了，我们回乡来的知青并没有嫉妒和做过什么破坏工作，因为天经地义，他们是应该的。这如同都是窑里烧出来的，而瓦就是用在屋顶，砖块只能砌在屋基。但不能使我们心理平衡的，倒是长着吹火状嘴的，老流着鼻涕，在人面前抓虱子的那个与我同过学的一位，他为什么就能去地质队呢？我们一群土著知青忿忿不平，密谋过、递交过攻击他的意见书，散布过他的种种不是的谣言。农民就是这样，方圆七八里，谁都知道谁家爷爷的小名；在村道里看见一只鸡，也清楚这鸡是谁家的媳妇喂养的。对于左邻右舍，若是日子过穷了，就嘲笑作践他的无能；若是谁家的饭比自家的稠了，又百般嫉恨。我们破坏“吹火嘴”去当工人的阴谋最后破产了，因为终于弄清楚“吹火嘴”的姐姐与公社大院的一个负责人有肌肤之亲，那干部是无法报复的。但“吹火嘴”家的几棵柿树被人用刀剥了一圈皮，不久就都枯死了。那时候，村里经常来一位阉猪的，骑一辆自行车，车头上插一根铁丝，铁丝上系一条红布条儿，工作轻松又收入丰盈。那天我正去看他给公路边那户人家的猪“摘蛋”，公社那个干部从“吹火嘴”家里出来，“吹火嘴”在临走时请客，那个干部喝酒喝得脸红红的。说：“你们几个同学都去喝酒了，你咋地不去？”我说：“我忙哩。”他看着我，笑笑，却说：“听说你在你们班学习最好，你就在村子窝一辈子？”我说：“我学阉猪呀！”转身就走，心里说：我学会了，我先阉你！20年后，我坐在书桌前读一本知青小说。我的女儿比我早几日读过了这本书，她感动得不得了，问起当年知青的苦难，我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遇到饭店饿了一整天的饥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孩子！”
我们回到了家。我们每个星期六都回到过家，但这一次回家我们变成了另外的人，我们再没有了阳历，也没有了星期几的概念，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取下来，墨水瓶里开始有第一只苍蝇出入。村里李家的那个儿子新婚的第二天，在门首对人说：“一夜淑女成佳妇，从此男儿已丈夫。”我们像那儿子，也像那媳妇。
回乡(2)
象征着我的中学时代的那个菜罐早已被酸菜中的盐蚀得外边一层白，回家来把绳系儿割断，母亲装着了辣面放在了柜台上。20年后，我喜欢每写一部长篇小说时脖子上就佩戴一件玉或石，作品完成后就将佩件赠送给我所心仪的人。再后，我热衷了收藏，其中最多的就是唐代陶罐和汉代陶罐，它们大到如瓮，小到如核桃。每每欣赏它们的时候，就想到了我的那只酸菜罐。那是个没人能接受赠送的年月，装辣面的菜罐后来不知如何就没有了。在相当长的岁月里，我不堪回首往事，在城市的繁华中我要进入上流社会，我得竭力忘却和隐瞒我的过去，而要做一个体面的城市人。母亲被接到城里与我同住后，有一天突然记起了那只酸菜罐，母亲竟也说不出那只罐子后来是怎么就没有了！我想，一只普通的罐子的存亡没有被记住，这是应该的，长长的日月就是这么逝去的。世上的万物都是来自于土、树木、鱼虫和人物，末了又归之于土，我们都不过是尘土的一场梦幻。如果我现在不是城市人，不是一个作家，不是过着还算优裕的日子，不是要写这本书，对于菜罐将不再提及。试想，世上有多少怀念母亲和老师的文章？细查一下，作者都是有成就有地位的名人，不是所有的人不热爱自己的母亲和老师，而是名人才有歌颂母亲和老师的价值与意义！母亲讲，她却是记得我的堂弟的那个菜罐的，堂弟比我低一个年级，同我在一年里毕业，他的菜罐原本是瓷的，类似于沙锅，毕业后家里就用它做了熬药罐。这只药罐一直在村里使用了许多年。谁家有病人需要熬药了，就来借，熬过的药汤喝下，药渣则倒在村头的十字路口，用意于散病。病好了，药罐是不还的，还药罐有还病的忌讳。再要谁家有病人了，再去借着药罐去熬药。堂弟的酸菜罐救活过无数的村人，我的酸菜罐没有这份功德，它默默地消失了！
初回村的数月里，我们是出了鸟笼的鸟儿，终日快活。早晨一般起来得很晚，总是母亲揭了被子，用扫炕的条帚磕打着屁股：“还睡，不上学了就这么睡，睡死呀？！”起来仍是迷瞪，蓬头垢面地要坐在堂屋的门槛上或台阶上半个小时。有时也是起来得非常早的，那是头一天夜里几个同学约定了要去3里外的另一个同学家的，或许是堂姐的婆婆家过红白事，家族里要去许多人，去了能吃到人家的柿饼和核桃。中午里，我们去丹江河里戏水，爬到高高的石堤上往河里扎猛子，或者手探进石堤的石缝里摸鱼。丹江里有一种五彩鱼，颜色极其艳丽，但我们摸到鱼却是不吃的。老家的人是从来不吃鱼、虾、黄鳝、鳖的，即便在1960年遭年馑，将村前村后的树叶树皮全吃光了，也不去吃鱼吃鳖。我们偶尔将鱼在锅里煮了吃，大人要将锅碗用草木灰洗搓数遍，祛其腥味。在石缝里摸鱼，常常会摸出蛇来，这蛇是不会咬人的，顺手扔出去，它会从水皮子上斜斜地游走，样子甚为优雅。大人们最反对我们在正午去河滩，因为正午和子夜一样，是鬼出没的时候。村里曾发生过一人在正午去河边的芦苇丛里割草，突然头往沙土里钻，待人发现后已死。鼻孔耳里口中眼内全是沙。我们并不怕鬼，将鱼用荷叶包了，再用青泥包，拾柴火在河堤上烧，待青泥烧干，掰开来吃鱼肉。当然是吃一半扔一半，只觉得好玩儿。待回到家，很老实地溜进门，母亲问哪儿野去了？回答在魁星楼上下棋睡觉了。母亲伸手在我的肩头一抓，抓出五道泛白的指印，立即生了气：“这是在魁星楼上？河里哪一年不死几个人，你好好去么，去给横死鬼当替身吗！”玩儿过水，经太阳一晒，手在身上能抓出白道的。至后，我们再从河里出来，要先去泉里擦擦身子才敢回家的。
到了夏末，河里开始发大水。在小的时候，丹江的水常常漫过大堤，淹到村里来。有一次水来了，人都往房上跑，眼见着水浪“啪”地把房门压倒，好像是压倒了一张硬纸板，随之浪又一收，水从屋中退出去，柜子、箱子、包谷棒子、被子、筛子一溜带串地也跟着出去了。但现在丹江没那么大的水了，河堤上响着巡堤人的锣声，村人都去护堤，水终于没有翻过堤顶，而人们就开始用长长的捞斗站在岸边捞水面上的浮柴。浮柴里有粗的树、鼓着肚子的死猪，胆大的人就钻进水里向树和猪游去。我不敢，用绳子将自己拴在岸边的树上，只是捞那些树枝柴棍。天黄昏时刘叔则捞上来了一个女人，他以为是一头猪，待抓住了才发现是人，骂了一声：“你要拉我当替身？！”丢开手，又去抓那一根木头。但那女人翻了一下身，说了一句：“救我……”，刘叔才知道她还活着，便又去抓她，她却一下子死扣住刘叔，刘叔险些随她一块冲到河中去。刘叔一拳把她砸昏，抓着那一蓬长发到岸上。这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女人被背回了村，俯身架在牛背上，牛被牵着在大场上小跑，女人就在牛背上“哇哇”地吐水。她开始说话了，说的是蛮语，她说他们一家人都淹死了，跪下给刘叔磕头。这女人再没有离开棣花，嫁给了一个老光棍儿，逢年过节，老光棍儿和女人就提了鸡蛋来看望刘叔。我那时常疑惑，刘叔怎么不娶了她？刘叔的婆娘是个母老虎，整日像个茶壶似的一手叉腰一手指了刘叔骂，刘叔竟能容忍了婆娘而把那个白胖胖的女人送给了老光棍儿！
回乡(3)
一场大的暴雨之后，秋季里更是连绵不绝的淋雨，村里许多人家不是院墙倒了，就是檐角发朽的绽板终于折断，泥巴和砖瓦就塌下来。修在门前或屋后的尿窖子全灌了水，又溢出来，粪便就漂得哪儿都是。差不多的猪圈都是用石块胡乱砌的，于是塌得七零八落，大猪和小猪在村道里跑。逢着连阴雨，大人们就抱着头睡，睡三天四夜，头都要睡扁了。雨还在下，他们就收拾着稻草在门槛上打草鞋。我们是睡不着的，先是去看五林叔骂他的老婆。五林叔是因一顿饭没有吃好而骂老婆的。他瘦高的身子竟能盘脚搭手坐在蒲团上，像女人一样有条不紊地开骂，时不时嘴一噘，一口唾沫从上牙豁口处喷出来。我们称五林叔是“棣花第一嘴”，他骂人骂得幽默、狠毒，他的老婆倒只会“呜呜”地哭。后来又去看大伯父用鞭子撵借宿在厦房里的孤老头儿。孤老头儿在雨季里没柴烧，竟去捡了猪、牛、狗的骨头。当然也有人的骨头来烧饭，骨头的臭味弥漫在院子里令人胸口发呕。这时候，安民肯定是会在院门外向我们招手，他是大我3岁的，原本是小学的同学，但他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小学四年级就不念书了。他是除了不会念书而样样都会的人，上高爬低，泅水打架，还会配钥匙和钉鞋。他现在用木板制做了高跷式的雨鞋，呱达呱达地在村里走，我们就去向他学着做木鞋。学做木鞋的还有邻村的那两个从城里来的知青，后来我们就在他的房子里玩儿扑克，一直玩儿到天黑。一个知青已恋上了另一个村的女子。他说：“想不想吃鸡？”我说：“当然想。”他说：“那咱晚上就吃###！”村里好多人家已叫嚷丢鸡了，还用鸡皮包裹了炸药埋到牛头岭下去炸狐狸，原来偷鸡的是他们！去偷鸡时，我害怕了，但我已经不能退出，我只有随着他们，在被偷的人家门前放哨。知青是有手电的，他一道光照在人家院门处的榆树上，栖在树上过夜的鸡就一动不动；安民就举一根上边钉了木板条的棍子捅捅站着的鸡，鸡便走到木板条上；一连偷了三只，那个知青在怀里揣了一只去孝敬未来的丈母娘了，另两只拿回家，藏下一只，宰掉一只，我可以吃到一只鸡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