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起源于秦岭，流200里地，到了棣花，河道就非常非常地宽了。原本是直直地要往东去，到条子沟口，山为之一束，像拐过一个墙角，收纳了条子沟的小河，忽地掉头往南，顺着苍苍莽莽形成内弓状的南山缓缓而去；大约去七八里，到马鞍岭，又向北流，南山几乎与北边的牛头岭的山尾相接；出山口又掉头往东南去了，棣花就成了一个盆地。丹江上下有盆地的并不多，规模大的仅四处，一个做了商州城，一个做了丹凤城，再就是商镇的金盆和棣花。金盆那地方是一趟平的盆地，出了全县最大的地主李玉海，也是我的出生地。母亲生我的前头曾生过一个孩子，但没有成，怀上我后为了我能平安地活着，被姨接去住进了驻扎在金盆的解放军的团部。大姨父解放前是陕南游击队的负责人，解放后任独立团的团长，而团部就在李玉海的宅院里。我是生在金盆里的，生命里既沾有共产党军队的光，也沾有大地主的光。棣花盆地的盆地是不平的，几乎是对等着，一半高一半低。高的是旱田种玉米、小麦、谷子、大豆；低的是水田，冬种麦夏插秧。棣花是饿不死人的地方，遭旱，水田有收成；逢涝，旱地有收成，但终年却吃不饱。高低交界线是那塄畔，塄畔下是棣花的老街。早年，从条子沟下来有一条石板铺成的路，那里有一个石牌楼、一个亭子，亭子下常年停泊着一只木船，撑船的雷老头家就住在塄畔上。河边待渡的人一吆喝，老头就跑下去，“吱吱吱”地将船摆到对岸刘家源的渡口，刘家源的人也提着篓子和口袋到棣花老街上赶集。这一路风光是十分地好，路南水田稻浪起伏，蛙声一片，长满高大柳树的河堤下有成片成片的芦苇，芦絮放白，随风卷来如漫过一层云似的；而路北的塄坎，红沙石壁上凿满了题词。经过一座庙宇，庙宇是建立在突出的塄角上，下有石头砌成的蹀门，就进入了西街。然后是中街，过小小的石拱桥，桥是将西街后的一溜荷花塘与中街后的大片的荷花塘分开的。中街两边是高高的台阶，人家都是丈二高的木板门面，各家店铺卸动了门扇，门扇又平支在台阶下，摆满了应有尽有的家用杂货。中街的东头，是几家饭店，吊面坊和一家铁匠铺，铁匠铺打出的镢头是名牌。再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这桥又是分隔了中街一片荷花塘与东街的一溜荷花塘。棣花的荷花塘像一顶平放的官帽，中街处是帽顶，东西街处是帽翅。如果有扁平的船，可以从东街荷塘一直荡到西街荷塘。夏日里荷塘荷花放香，成群的蜻蜓在空中飞，相当多的人家在稀饭里煮摘来的莲子，或者用荷叶铺笼底蒸红薯面馍，红薯面馍上就留下荷叶的脉络印痕和清香。冬日里，荷塘全结了冰，冰层上稀落着干枯的荷茎，有人就拿了铁锨在冰上铲荷茎回去烧饭，一边铲一边将一支点着当烟卷吸。腊月天是产藕的时节，藕出奇的是11个孔，四面八方的人都赶来买。棣花的藕全然在外边涂上泥，保鲜又增斤两，这是棣花人最开心的日子。卖藕和一年喂一头猪，是农户全年最大的收入。到了东街，那就是我所在的生产队，虽然没有门面房，但有戏楼、魁星楼、老爷庙和二郎庙，有戏楼和老爷庙之间最大的一个广场。再后，官路通过了一条从苗沟下来的小河，这小河与丹江南岸山间出来的小河遥遥相望，过河即到了贾源村，自然又是青石板道，直斜斜地铺到盆地东头的拐弯处。半圆之上的塬上，靠东，就是牛头岭。牛头岭是土岭，正面看似乎平地而起，其实有根有脉，向北一线直到苗沟的主峰月亮山。我家的祖坟即在牛肚下，父亲的坟又迁埋在牛鼻孔下。立于牛头岭上往南看，南山诸峰皆往盆地供迎朝揖，分别有太阳山、虎山、龙山、马鞍山、笔架山、帽山、案山、锣山、鼓山，还有一垭，形成弯月状。垭里生满古松，以天幕作背景看，如松中藏月。松中藏月下的河南岸有塔，塔对面遥遥相对的是塬地半塄上的法兴寺，寺里早没有了和尚，一对大石狮和铁锤还在，坐满了学生，是棣花小学。
棣花·社员(2)
村人们常常念叨棣花昔日的兴隆，其实时间仅隔了20年，那时丹江的水大，从丹江下游的商南县渡船一直可以上行到龙驹寨，再到棣花。搭船而来的商人带着烧纸、食盐、瓷器、布匹、木炭就在中街的店铺里出售，聚聚散散着方圆十多里的人。这些人给棣花增加了相当的福利，那些饭店、客栈、剃头铺、小炉匠铺收入了多少无法估量，单是中街两头的两个公共厕所，粪尿的积攒是相当快的。商人们和船工售完了货并不立即返回龙驹寨和荆紫关，他们踏着青石板街道去法兴寺敬神焚香，然后沿街去铁匠铺和吊面坊。巩家的吊面细长如丝，中间却是空心，远近闻名，当然闻名的还有巩家的三儿媳人长得稀。三儿媳是个年轻的寡妇，惹动过许多凄美的风流故事。天黑了，东街的戏楼上如果有戏演，远远近近的人打着火把就来看戏，看戏的孩子喜欢一路上点燃路畔的荒草。但凡黑夜里看见远山近岭火光一片一溜的，就知道棣花的戏楼上在演戏了。若是一日两日戏不上演，船工们可能就回去了。偶尔谁家的媳妇或女子悄悄地坐在了船头，为的是贪图坐便宜船，更为的是受不得船工那一把五彩丝线或一块头油和篦梳的引诱。商人们却要留下来，他们就住到街上的客栈里，或寺庙的厢房里。更多宿于老爷庙和二郎庙。这两座庙据说先有老爷庙，后金人入侵，以小河为边界，金人也就以老爷庙的样子要修二郎庙。修庙正愁没有木料，一夜苗沟山洪暴发，从山地冲下无数的巨木，天明待人捡回建造，庙起，木料竟不多一根，也不少一根。
我在《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和《商州再录》的系列散文中都曾详细地介绍过商州，说商州是秦头楚尾，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汇过渡地，是陇海线没有开通之前，关中平原通往东南的要道。龙驹寨是相当繁华的水旱码头，而棣花则是龙驹寨的门户。历史上，有相当多的一批文人，如李白、杜甫、韩愈、苏东坡都经过了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踪迹和诗文。但更多的是这里出产两种人，一是隐士，二是土匪。白狼、李长有、长毛等川粤滇豫的诸多流寇在这里时间最长，危害严重。我的外公就是李长有过境时被抓去，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又后来，土著的兵匪蜂起，为避匪而为匪几乎成了一种风气，丹江沿途的大的村落差不多都有匪徒。外地人描述过去的商州是：山坡上耕作的农人，正挖着地，见坡下有陌生人背包袱经过，就招之吸烟，将烟袋递给客人，并亲自用火绳点燃，指着不远处石壁上的刻字，或许刻字是“野心被白云缠绕……”一镢头就往客人头上刨去，那人就“扑”地倒了，从死人的嘴里取下还冒烟的烟袋自个吸着，说，“咋恁不经刨的？！”掘个坑埋下了，又平静地挖他的地。人人要生存，不为匪害而要成匪，棣花就有人去过西安抢军警的枪，结果被捉住了，在西安的南门城楼上被砍了头。据说那人的坟还埋在牛头岭下，埋时是以一截木头做身子的，头是一个葫芦上画了眉眼。此人被杀后，没人敢去弄枪，却盛行了拳脚功夫，棣花就应运产生了许多拳脚师傅，教授一种“熊拳”。我家老院居住的刘家，也就是五林叔的胞兄，年轻时便学过拳脚，吃一筛箩小米做成的干饭，用肚皮可以掀起一尊辘轳，他抢人杀人，最后也被人打死在一个厕所里。隐士呢，在这么个地方，各朝各代却有相当多的文化人隐居于此。其中，最早也最有名的就是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这些隐士逃避的是政治，却把知识传播开来，而民间的语言和风俗也就有着浓厚的典雅之风。在我很小的时候，印象里逢年过节，家家都要贴对联的，联语多是自编，平仄对仗工整，字极有功夫，这是由村里的老先生执笔的。谁家有人过世了，已经没有了在石碑上刻墓志铭的豪华，但红绸子上却要以金粉书写铭文，且门前的墙壁上要贴一张白纸，上写：恕报不周。几乎是历来的规矩，家居的房子再小，都要造高大门楼，门楼上要砌一块石刻横批。都是“耕读传家”、“紫气东来”、“三阳开泰”一类。60年代，几个有名的拳师相继过世，文化人却正红火，这就是西街的韩家和贾塬村的贾家。这两家的成分都高，是地主和富农，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但棣花崇尚文武的风俗，再加上他们的人格高洁，威望甚重，反倒少有受到轻视。两家的家长都有一肚文墨，所有的才智就集中表现在写对联的铭锦上；两个人几乎平分了棣花的东西两片，渐渐地也形成了各自的风格而争胜好强，以至街东的人不服街西的人，街西的人不服街东的人。对联和铭锦的高下优劣无可定判，惟一要压倒对方就是在正月里耍社火。各家的社火朵子挖空心思要做得玄、做得妙，为的是要赢得如山如潮的观赏人群的一声叫好。棣花的社火因此在丹江上下十分著名，每次县上社火比赛，拿头奖的必是棣花，而没有棣花的社火参加，任何社火比赛都毫无精彩和意义。若是棣花单独闹社火，总是早饭一过，各村锣鼓就敲响，然后抬着朵子集中于中街的店铺门前的台阶上，那些是高跷的，分别坐于人家的屋檐和墙头上，等候东西二街的社火一到就游行每一条道路，然后去戏楼的广场上。越是精妙的朵子越是迟到，而做朵子的则常常就在韩家院和贾家院，同时有一些探子相互深入到对方的村中窃取情报，然后回去通报。若觉得自己的设计不及了对方，立即修改方案。几年过去，西街的是压倒了东街，他们的《游西湖》是能在一只船上艄工的篙尖上立于一人，而船又能起伏波动；《宝钗荡秋千》更能使人在秋千上来回摆荡。东街刺探情报高明过西街，西街就严加防范，关了韩家大院门，且村口布了岗哨。东街已经数年斗不过了西街，出奇制胜，就出社火穗子，即以丑角逗乐，五林叔和迷糊叔自然是最佳人选。他们化装成奇丑的老妪，胸部挂着猪尿泡，手里拿着风箱，猪尿泡里装上了水，见人就挤奶出水，风箱里又装了灰，在人窝里喷射。丑角最能夺彩，成百成千的人围着他们跑，一边用土坷垃掷他们，用柳树条打他们，一边嬉笑着说：“这活鬼，你这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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棣花·社员(3)
我是棣花公社棣花大队东街村的社员了，我已经能闭着眼睛说出居于我们村的土地在前河滩里多少亩水田，西河滩里多少新修地，东里多少亩旱田，西里又有多少梯田。我爱土地，爱土地上的每一株庄稼苗。牛头岭下有一片谷子地，谷子成熟了的时候，成群的鸟儿要去糟蹋。妇女队长分配我去看护，说好中午后有人来替我的。我一个人整上午站在谷子地中的一座坟丘上，大声吆喝，甩响鞭，直到嗓子发哑，精疲力竭。到人影儿已经偏西，顶替我的人仍没有来，我蹴在那坟丘上突然感到了恐怖。坟丘上有一个鼠打的洞，总疑从洞口中冒出一股烟，烟雾散去要现出女妖怪来。但我不能走，无人看守的谷子鸟是会来糟蹋的，我就一直在那里吆喝到下午，又吆喝到天黑。天黑了，母亲见我一天没有回家，以为我自己到小河边的那一溜柿树上去吃蛋柿而摔下来了，柿树下当然没有我。她去问妇女队长我下午干的什么活儿，妇女队长才猛地想起我还在谷子地里，和母亲赶来看，我果然还在那里。队长说：“你这娃真老实，不来替换你，你就饿死在这儿呀！”她是这样责骂着，却从此信任起来。那时候天已旱了很久，丹江里的水也开始能支列石，稻田的灌溉水很紧张，我们村灌水的时候，常常渠的上游有人就岔了水灌他们的地。那个晚上队长就派我沿渠上下跑动，以防渠漏和被人岔水，到了下半夜，我困得难受，摘了一颗青辣椒在嘴里嚼，真的发现有人岔水。我据理力争，双方就打起来。我被对方提了腿扔到水田里，但我不退却，跳出来还是去用手搬石头泥块堵他挖开的渠口。那人就用烟袋杆子在我头上敲，梆，梆，梆，他敲他的，我还是堵渠口。他说：“你是条狗吗？血头羊了还扑着往前咬？！”我们村的人闻讯赶来，水是保证我们灌溉了，我的头上却起了5个青包，又都渗了血，数天里都粘着止血的鸡毛。
村人都开始夸我是好社员，但我知道我不是，因为好社员是能犁地、能扬场、能插秧和拥红薯窝子，这些我都不会，甚至我连像样的农具也没几件。我干什么就喜欢侍弄干什么的工具，比如现在，我好写作，就爱收集各种类型的笔和砚台；好烟茶，但凡在哪儿见到稀罕的茶具就买，烟斗也是着人出国捎回来有十多种。我有了社员劳动手册后，我是重新更换了家里镢头和锨的把杆的，而且用瓷片刮磨得光溜锃亮。可我们家也仅有镢头和锨，别的农具需要钱买就没有再置。一天，也就是第一回担尿水往牛头岭上栽红薯苗，母亲走了三家，才借来了两个尿桶。我的个子矮，水担的系儿就挽得很短，但还是在上坡时前边的尿桶撞在地堰上；我一个趔趄滑倒。尿倒了一地，尿桶滚下坡，而一个尿桶底板如车轮一样一直滚到坡下。我坐在那里大哭，这不但浪费了一担尿水，更害怕的是尿桶的主人要我赔尿桶！我就下坡捡了桶底，双手在那里安装起来，又返回家用棉花泥巴糊塞桶底缝儿，弄得一身的肮脏。我的诚实被我的笨拙破坏得一干二净，村里人就嘲笑我，连有来伯也说：“这娃今辈子是冬生，要难过了！”冬生是邻村人，棣花人都知道，他长得单单薄薄，却会纺线、纳鞋底、演旦角戏，装什么女人像什么女人。这样的人在农村肯定吃不开，尤其在一次铡草中伤了右手两根指头，什么重活也干不了了，家里穷得如洗，只好娶了个貌丑又脑子不清楚的女人为妻。有来伯的话使我受刺激，我羞愧，但我不服，偏要让村人看看我到底怎么样！
真正的农民的德性我就是在那一年里迅速形成的，我开始少说话，一切都刻苦，不要求吃与穿。每日空手出门，回来手从未空过，不是捡些柴火，就是挖些猪草。这如小偷偷惯了人，一日不偷心发慌手发痒似的。我家的院子里总是晒有各种树枝树根蒿草和落叶稻根豆秆，更有捡回来的绳头、铁丝圈、破草鞋、碎砖、烂瓦。能节省一粒米就节省一粒米是我的快乐，能给家里多拿回来一样东西就多拿回来一样东西更是我的快乐。所以，我们家的猪总是有食吃，猪圈里的土垫得干，尿窖里及时灌了水，柴总是有，虽是野枣刺，剁得短晒得干，饭稀是稀，但从未断过顿，有客人来还能吃上一顿面条。当我端着饭碗蹲在猪圈墙上一边扒饭一边经管着猪吃食的时候，我给人描述我的设想：“这头猪卖了，要喂一头母猪，母猪一年生12个猪娃，一个猪娃12元，12个猪娃……还有，养鸡呀。鸡生蛋，蛋生鸡，生生不已。”旁人说：“你昨晚是不是梦见挖金窖啦，那金窖能深只管深？！你真个是银来伯的接班人。”银来伯是极节俭极勤苦的人，他家是中农，他比小说电影中的中农更像中农，常年见他忙着，衣衫破旧，腰里系一条草绳，帽子上头油腻得软塌塌的，叼一杆旱烟袋，用火镰“咔咔咔”地打火；见人就笑，笑而无声，哭穷，十指短而粗，指甲里满是泥垢，但就靠着他的节俭和勤苦使日子过得很宽裕。把我比做银来伯，我喜欢。当然，在那贫困的环境里，我学会了自私，因为一分钱，一根柴火，一把粮食，对于生命是那么重要，你少了一份就再也没有了那一份，你不争取那一份就不会是你的那一份，就那么一点东西，周围又都是如狼似虎的人，他多吃一口，你就得少吃一口。为一分工记错了，我与记工员争吵；队长在分粮分菜时秤高了低了，我也有意见；我去借别人家的农具和生活用具时被人家说一堆刻薄话，而感到难堪；别人来我家借东西，我也同样骗说没有或是某某借走了。出门在外，憋屎憋尿要跑回拉在自家尿窖里或自留地里；实在赶不及，拉在野外了，偏不让别人捡去。拿石头把粪便砸飞。雁过拔毛，过河屁股缝里夹水。该显摆的时候打肿脸充胖子般地显摆；该藏富时就瘦猪哼哼，肥猪也哼哼。而且我学会了嫉妒，左邻右舍谁的日子好过了，心理就不平衡，旁人诋毁他们我也加入其中，却也常常笑话谁不会过日子。五林叔家的日子过得很糟，每每春荒二三月家里就揭不开锅；麦子还未熟，他家就收割自留地的麦，用碾子踹了麦糠熬麦仁糊汤；包谷还嫩着，掰下来砸了做浆粑吃；一旦生产队分了麦和稻子，他们家就上顿吃烙馍下顿蒸米饭。他们家就成了被嘲笑的对象，每当他们家关了院门，必有人说：“又在胡吃海喝哩，到春上，喝风屙屁去！”我们家的东西从未发生过彻底没有的现象，但什么东西又从未吃过新鲜的。比如红薯，总是捡坏的吃，把好的留下来，再有坏的，再吃坏的，吃到最后全都吃的是坏的。母亲在阴历六月六的那一天，要把全家所有的衣服拿出来晾，然后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入箱中，而有事无事爱把柜里、瓮里的麦子稻子包谷豆子倒出来量量，筹划着全年的分配，计算着逢年过节和家里人或亲戚们有什么红白喜丧事需要的支出。日子越贫困，年节和行“门户”人情越十分看重，这如边远地区才流行民歌一样。对于粮食的珍惜，是我们最基本的道德。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不孝敬，对粮食不珍惜，这样的人我们是不交的。每一顿吃饭，剩那么一碟半碗，肚子再饱也要吃下；在路上见着一颗麦子或豆子，捡起来也得放进嘴里。别人曾经取笑过我买了一把扇子，为了不让扇子烂，把扇子夹在腿缝里，头在扇子前左右摆动着起风取凉。这是编造的，但我吃芝麻烧饼，芝麻掉进桌缝儿里了，就一手猛拍桌面，使芝麻跳出来用另一只手接住了吃。人死了入土为安，食物进口算没浪费。几年前，每顿吃饭前，我和弟弟抢先藏铲子，为的是在饭盛完后去铲锅底的稠的，为此我们吵过嘴、打过架。我现在是这个家的主要劳动力了，弟弟也从学校回来务农，我们当家了，每顿饭倒埋怨母亲做得太稠了。在那年的春天，我们在河边摘新绿的柳叶和杨叶，回来煮熟了经泉水拔过苦涩当下锅菜。后来河畔村头的杨柳全没有嫩叶了，就将院墙头上去年秋后架着的红薯蔓取下来，在锅里炒熟了，在碾盘上碾碎罗出面，我和弟弟就抓着吃，竟吃得过多，当晚拉起肚子。拉出来的屎是稀的，并不臭，紧迫得跑不及厕所，稀糊糊地从裤管往下流。冬天里白天短，黑夜长，肚子饥得睡不着，母亲从檐笸下取两颗帽盔柿子在热水里温了给我和弟弟一人一个，或者我们吃萝卜。萝卜和柿子是不能一块吃的，吃下去胃里就翻腾得难受。或者萝卜和柿子也没有了，就喝辣子开水，弟弟也因此常常尿床。那时候，村里害胃病的人多，尿床的孩子多。我也尿床的，每每梦里去谁家贺寿吃宴席，有红条子肉端上来，席上的人举着筷子去抢，肉盘子还未放到桌上在半空就被抢夹完了，我吃得嘴角流油，这晚儿就尿床了。
棣花·社员(4)
收麦天里，农家说龙口夺食，那是能把人肠子头挣出来的日子，没黑没明地干活儿，稍一立在那儿就打盹。我常是在大片的麦田割麦时，一人一溜往前割。你不能拉下，你脑子麻木，身子僵硬，你只是机械挥镰、拢麦，一步一步往前走；你要想解脱，你就用镰往手背上砍。那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砍伤了手，我倒在麦捆上，血从手上往下流，我却趴在那瞌睡了。邻村有人就是倒在麦田里瞌睡，大张着口，蛇从口里钻进去而死的。我瞌睡在那里，队长让我回家去歇歇，回来我头疼的毛病就犯了。我那时经常害病，不是肚子疼就是头疼，太阳穴处老留着拔过火罐的红痕，额头上也常被针挑破做放血疗法。在家睡过一天，我给队长说头还疼，出不了工，实际上我却打我的小算盘，躲避着村人，和弟弟去邻村的地里拾麦。拾麦就是在收割后的地里捡拾遗落的麦穗，或者用小笤帚连土带沙扫地头上的麦粒。当然，拾麦人一半是拾一半是偷。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手那么一捋，极快地捋过一把麦粒。我的怀里揣着一把剪刀，能潜入地中“嚓嚓嚓”地剪麦穗。少不了被看守人发现，那就得扔掉篓子兔子一般地逃跑。那一年我丢失过两个篓子，跌伤过膝盖，但我和弟弟一共拾到30斤麦子，这些麦子单独磨成面后，母亲给我们烙过一张很大的饼。那时，农民，几乎没有不偷盗的。就在这个夏天，本家族出了五服的六婶娘是个小脚，扎着裤腿，穿那么一双粽子般大的鞋，她看见别人播麦时故意让麦粒溜进鞋壳，然后走回家把麦粒倒出，她鞋里装不下多少麦粒，就将麦粒塞进裤子里，结果塞得过多，裤管下坠得厉害而被发现了。六婶娘脸皮薄，回家后羞愧得喝了老鼠药。但老鼠药过时了，她没有死去，只昏昏沉沉睡了一天。村里人知道了倒同情她，去对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们都是没抓住的贼，你是被抓住的好人，当农民哪能不厚脸皮？！”迷糊叔的家在村口，出门几十米就是麦田，他半夜起来小便，忽然觉得手痒痒的，便去麦田里把白天割倒的麦子抱了那么一大捆。天亮了，李过秤发现麦田麦堆有了异样——他是负责分粮分菜分柴火过秤的，我们就叫他“李过秤”——他告诉了队长，队长就顺着一路遗落的麦穗寻找，寻找到了迷糊叔家。迷糊叔面不改色心不跳，指着日头起咒，但麦子却从他家楼顶上的一副空棺材里搜了出来。迷糊叔把一捆麦子又抱回麦田，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说：“是我拿的？我害了夜游症了，生产队的麦子我怎么就拿回来啦？！”
妇女队长是不会生育的，她风风火火，敢说敢为，得罪过一些妇女，背地里都骂她是“绝死鬼”。她也有心让自己生出孩子来，想尽了一切法儿，终未成功。乡里的风俗，新婚的夫妇在八月中秋的夜里，家人偷偷地在其被窝里塞一个南瓜或包谷茄子，来年就可抱上娃娃。忽一日，是中秋节的前一天，那个窝嘴的说话一声高一声低的前院婆婆对安民说：“你们怎么不给六婶的炕上塞些东西呢？真让她当‘绝死鬼’吗？”安民将这事告诉了我们七八个同伙，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好像六婶生育不生育与我们有极大的关系。于是，晚上吃过家里烙的垫有核桃仁的饼，就云集于村头，决定去偷生产队的南瓜、包谷棒子、茄子给六婶塞炕了。如果是给自己偷着吃，我们做贼心虚；这回是为了六婶生育，我们胆大妄为，竟各人怀抱了摘来的南瓜、包谷棒子、茄子、萝卜、莲花白还有葫芦去了她家，在那土炕上堆了一大堆。这件事第二天村人就知道了，开始议论这是一场阴谋，是窝嘴婆婆和妇女队长合谋要侵占生产队的财物；并且说头天晚上我们离开后，有人看见窝嘴婆婆从妇女队长家抱走了两个南瓜。于是，我好懊丧，想那些东西他们足足能吃几天的。后来，妇女队长什么也没有生出来，她家的檐笸上倒晒出了那么多的南瓜子。
秋后收获了红薯，牛头岭就空闲了，我们就开始整天地去捞红薯。捞红薯是在收获过的地里，用锄头挖寻着遗散的红薯，我是捞得最多的人。一般的经验，站在一处地方，齐齐地挖寻过去会捞到红薯的，但我嫌那样费劲，拿着锄头满地跑，这儿挖一下，那儿挖一下。出奇的是，凡是我挖过的地方，没有不捞得着的。同伙们都眼红，问我怎么知道哪儿有红薯，我说不上来，嘴上却得意：我眼睛能透过地看的！前些年里我回了一趟故乡，和我当年的同伙们喝酒，大家还说起我捞红薯的本领，啧啧不已。他们仅知道我捞红薯，但谁也不知道在那些日子里，每晚上我和弟弟出去偷生产队的红薯蔓。真是贼不打3年后自招，我告诉他们在偷红薯蔓时是在半夜，在门卷窝里灌了水，开门就不响，然后月色苍茫中潜入生产队的红薯地里，用镰刀去砍红薯蔓根儿，一口气砍那么几行，极快地装在背篓里幽灵一般地进村进院。那阵儿心里怦怦地跳着，自己在前边小跑，老觉得身后有人也小跑着撵来，回头看看，却并无人，就疑心有鬼。有一次背篓突然被拉住了，怎么也迈不开步，咔嚓扯了裤管，回来身子像筛了糠一样地抖。母亲是知道我们的行为的，她没有反对，只是担心我撞见了鬼。乡下的鬼很多，据窝嘴婆婆讲，她夜里路过牛头岭下，听见坟上两个人在吵嘴，一听声就是雷老汉和贾家的七爷。雷老汉和七爷都是死了的人，坟埋得很近，他们的鬼魂吵没吵架我是不知道的，但他们生前为了砍河堤上一棵树而打闹过一场，是一对仇人。所以，母亲为我叫了“魂”，但第二天，我去那地畔查看，原来地畔上有一个小树桩，树桩上还挂着我裤子上的一块布。我这么说着，我的同伙都笑起来，说他们都有过晚上去偷红薯蔓喂猪的经历，甚至到包谷地里偷摘套种的黄豆叶，有时连黄豆杆子一起拔回来，就剁着豆叶和还未饱满的豆荚一块喂猪。大家说着往昔的偷窃行径，是那样地轻松和快活，也令我平衡了长久以来每想起就觉得自己丑恶的心理。说实话，毛主席那时实行公社化，他的用意或许要让农民过富裕日子，最后达到共产主义，但农民是并不爱公社的。记得我小时候吃食堂，家家不准存私粮，不准有锅。我们家人口多，正愁得没吃没烧，当然是欢呼雀跃。但离我家不远的二姨家却恨得咬牙切齿，因为她家殷实，她就把所有的粮食磨了面，突击着变法儿吃，吃不完，烙了饼晚上送到我家，最后吃干吃净了入公共食堂。食堂先是吃得特别好，后来什么都没有了就喝能照见人影的稀包谷糁汤，喝得肚皮发亮，喝得出了人命，食堂制也就垮台了。公社化是集体劳动，人人都在偷懒，都在磨洋工，都在混工分，集体的利益犹如一头牛，每个农户手里都拿着小刀和小炒勺，一点一点割着牛肉去炒。一年四季，生产队的农活总是干不完的，庄稼却长得黄瘦稀薄。我们给牛割草，并不是想着牛爱吃什么，而是想方设法要增加草的分量，就拔而不割，拔出的草连根带泥，又常常故意浸水。各家尿窖中的粪水是定期收缴泼往生产队地里的，一担粪水8分钱，轮到收谁家的粪水了，头一夜这户人家必是往尿窖里灌水，把草木灰倒进去搅成黑色。特定的体制使人的私欲未能扼制反倒极度膨胀，大家都在哄着，大家心里都明白，但谁也不说破。“人民公社万岁”的标语写得满村的墙上都是，农民却认作那是在墙上写字哩，写的内容从来不在心上引起感觉，犹如小孩子看见人民币也只认做是纸一样。
棣花·社员(5)
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话是对的，农村是一片大树林子，里边什么鸟儿都有，我在其中长高了、长壮了，什么菜饭都能下咽，什么辛苦都能耐得，不怕了狼，不怕了鬼，不怕了不卫生，但农村同时也是一个大染缸，它使我学会了贪婪、自私、狭隘和小小的狡猾。
记忆——“文革”(1)
<b> 我曾接待过几个欧洲记者，不知怎么谈起了阶级斗争。他们说，真正有阶级斗争的是欧洲的国家，斗争异常激烈。有人是代表着大资本家利益的；有人是代表中低产阶层利益的，谁上去就为谁说话。所以，为议会席位的斗争是具体而实在的。他们弄不明白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地富反坏右何以能成为一个对立的阶级而那么长期地斗争下去？</b>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渗透在每一个人的血液中。任何革命，都是年轻人的节日，当革命并没有革到自己头上时他们都是热情而快活的。围猎可以使人疯狂，革命也同样使人疯狂。写到这里，我或许老了，总认为，那一场我们身在其中的“文化大革命”，不管它的起因是千种万种，责任应该是大家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日日夜夜的躁动不安、慷慨激昂、赴汤蹈火、生死不顾，这里有着人的自以为是的信仰，也有着人的生命类型的不同，这如蜜蜂巢里的工蜂、兵蜂和蜂王。我亲眼目睹了武斗场上，我的一位同学如何地迎着如雨一般的石头木棍往前冲。他被对方打倒了，乱脚在他的头上踢，血像红蚯蚓一般地从额角流下来。他爬起来咬住了一个人的手指，那手指就咬断了，竟还那么大口地嚼着，但随之一个大棒砸在他的后脑，躺下再不动了。那场武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我的那位同学的右眼球掉出来，像一条线拴着一个葡萄，而他的嘴里还含着没嚼完的一截手指。他当然是这一派的“革命烈士”，他家的门楣上钉上了红色的“革命烈士”的牌子，当然后来这牌子又被摘掉了，他又永远不是了“革命烈士”。我还是在中学的时候，参加了造反队，那时期不参加造反队，别人不说你也自觉到是很可耻的事。我们的造反队叫“刺刀见红”。这名字够可怕的，但我们只会与人辩论，又都是小个，与他人辩论时要一跳一跳地才来劲儿、才来气势。我的嘴唇厚、口笨，造反队能让我参加，为的是我的语文好，可以每日为造反队写大事记和大字报。我极羡慕另一班级的“风雷激”造反队的大字报，上边有相当多的新词新句，比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可忍，孰不可忍”、“惊回首，峥嵘岁月稠”。似乎懂得，似乎又不懂，不晓得从哪儿弄来这么好的句子。学校里先是从早到晚地辩论，后来社会上的两大派组织插手进来，学生两派的总头儿各自成为社会上两大派的领导成员。作为临委会下属的小组织“刺刀见红”慢慢无所作为，况且我写的大事记也被人偷去了。我就不大正常去学校，不是呆在棣花就是去商镇我的舅家。舅家常做搅团饭吃，我爱吃那东西。终于，全县的临委会失利，筹委会的势力浩大，且武斗开始，我们棣花的同学就彻底不去了学校。革命是起起伏伏的，两派的势力也是水中的葫芦，一个按下去一个浮上来，形势日日变化，这时候我就毕业了。棣花的造反派绝大多数是筹委会的，我回到棣花后就不敢说在学校时我属于临委会。记得有一夜，家人在院外乘凉，不知什么地方“轰”地一声爆炸，许多人就拿了木棒、长矛向大队部跑去，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只是静等消息。过一会儿，传来话，是贾源村有人在试验炸药包，结果把自己的双手炸掉了。后来又传来消息，说手是炸掉了，但不是在试验炸药包，而是邻村一位姓田的老干部从临委会人手里被抢了回来，为庆贺而放了炸药包。姓田的是陕南游击队出身，能双手打枪，因站在筹委会一边，临委会是一直要打倒他的。我在校时是反对田的，忍不住冒了一句“那田麻子……”我还没说出个怎么样，仅仅说他是个大麻子，旁边几个人就“呼”地站起来训我：“住嘴！田麻子是你叫的吗？”我吓得不敢言语，跑回屋去。母亲跟回来说：“你是小娃，别人可有这样观点那样观点，你不要有观点！”我说：“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母亲说：“死了才有鬼魂哩，你死啦！”
武斗是越来越升级的，棣花最有名的有一个“榔头队”。其实他们并没有全拿着榔头，而是棣花历来有拳脚功夫，他们的能打善战使临委会闻之丧胆。312国道是通过棣花，又是丹凤与商镇的交界地，这里就成了两派争抢的关口。筹委会得势，临委会的人做鸟兽散，我家屋后100米处的公路上，一棵巨大的原木就横在那里，有一队荷枪的人守着检查出境的车辆行人。荷枪的人中有斜眼雷善，常端起枪瞄准地塄上停着的什么鸟，“叭”的一声，鸟是打不着的，地塄上却“呼”地冒一股土烟儿。听父亲讲过，雷善的父亲解放前就是“逛山”，跟了商镇的土匪刘松林背枪。一次去山阳，刘松林下令3天后放枪，第三天听号角集合。号角已经响了，这“逛山”还到一家农户的檐笸上去端人家的烟土——那时商洛地区种有罂粟——刘松林就将他一枪崩了。雷善有其父的遗传，也喜欢摆弄枪，但他的枪法打不准。关卡上并没有抓到临委会出境的人，可是在一个晚上，父亲从学校回来了，已经是半夜，我忽然听得有人说话，睁开眼，是父亲和一个陌生人坐在小屋里，接着是父亲和那人开了门出去。我问：“啥事？”母亲说：“少说话，睡吧睡吧！”我重新躺下，母亲却没有睡，惊慌失措的样子坐到院中的捶布石上。约摸过了一个小时，父亲回来了，我听见母亲在问：“走了？”父亲说：“嗯。”母亲说：“河堤上没有巡逻的？”父亲说：“走的是芦苇园。”我立即明白那个陌生人是“偷渡出境”的，就说：“那是临委会的？”父母听见我这么说，倒吓了一跳，进来叮咛道：“这事对谁也不敢说！他是我的同事，不跑出去就会没命的。”我当然知道事情的轻重。可是第二天早上，一家人正在吃早饭，是蒸土豆蘸着盐吃，中街那边“当当当”地敲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邻居好几个人放下碗就跑去了。一会儿邻居的儿子回来，他拿着一副假牙让他娘戴，他娘牙掉了数年，嘴窝缩着像婴儿屁眼儿。但他娘戴不上，儿子就把假牙扔到尿窖去了。我的母亲问哪儿弄的假牙，那儿子说：“昨夜里在西河岸上抓住了临委会的一个头儿，他是往省城搬援兵，被抓住了，假牙就是那人嘴里的。”父亲当下脸就白了，怀疑是他送走的那人，但他又不能去现场，打发母亲去探个虚实。母亲去了，中街上正游斗那人，并不是昨晚来我家的，他被游斗到街口，押他的人一抬脚，将他踢到了水田里，他跪在泥水中磕头求饶。村里人是瞧不起他这副模样地说：“你这熊样还当头儿？”拿木棒打他的头。似乎是觉得直接打他碍眼，有人就拿了一条麻袋，套住了他，立即木棒擂如雨，我看见鲜红的血在泥水里漾开来。
记忆——“文革”(2)
不久，临委会的势力却大起来，“榔头队”的头儿们和骨干又纷纷逃散了。我的邻居家的那儿子，据说已是一个什么副指挥，他在一次夜里双方对峙的阵地掩体里和人吸烟，对方一个冷枪照着烟火亮光打过来，原本那冷枪瞄得很准，照烟火亮光左边半尺远的地方打，那正是心脏，但那副指挥是个左撇子，用左手拿着纸烟，结果他左边的一个人就挨枪子儿死了。副指挥在这场失利的武斗后逃去了西安，好长时间没有踪影。而村人对他颇有意见，说他是拿着筹委会的一笔巨款的。那巨款就有他好过了。
之后，棣花有过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县上的临委会的一大队人马进驻了小学，屋顶上的大喇叭不断报告着临委会的革命主张。喇叭在一个夜里被一颗子弹打哑过，临委会的人搜查了几天，没有结果，却在贾塬村的一个女人屋里抓住了一个奸夫。奸夫是她同一生产队的，女人家的同族不答应，奸夫死不承认有那种事，结果被解了裤子，在尘根头上一按，一道白汁拉出多长，奸夫就险些被打死。住在小学里的人拉来了许多整袋的面粉，天天烙锅盔、捞粘面，村人倒眼红了，说：“过的是毛主席的日子！”他们有吃的却没烧的，就在学校会议室后的地塄上砍那棵古槐。槐树是法兴寺的百年物事，粗得3个人牵手才能合抱，用斧子砍了一天，还没有砍去四分之一，就要拿炸药包埋在树根下爆破。古槐是棣花最大的树了，历来认作是风脉树，要爆破古槐的消息一经传开，许多老年人就呼天抢地，但谁也不敢前去阻挡和劝说。一声巨响，古槐是倒下了，压塌了大殿后檐的一角。整个树干被他们劈碎后拿去做饭了，而树根却被我们东街村的人蜂拥一般前去挖刨。人们在那里争抢，有两个人就打起来，各自的家人也参与其中，双方都打得焦头烂额。我知道得较晚，待到小妹来叫我的时候，弟弟已经在那里占着了一条延伸的树根。我们就随着那条根刨了一天，竟弄到整整三背篓劈柴。约摸一月后，一日黄昏，风呼呼地刮，突然石畔沟口枪声大作，村人就传说筹委会又回来了。就见从小学里跑走了许多人，从中街口的石桥往南，顺河上了南山，一边走一边往后面放枪。村里人见临委会一走，就张狂起来，去棣花那些属于临委会观点的人家门前示威，去大队猪场里揪来了在那里下放喂猪的公社原党委书记。这位书记是临委会保护的人物，有人就喊：“让他背炸药包！”已经从安康地区传开消息，那里抓到四类分子、走资派，每人反绑了手，又系上炸药包子，点燃导火索，让其在河滩上跑，跑着跑着炸药包一响，什么都没有了。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给党委书记背炸药包。我们一伙年轻的就到小学去，看那里睡没睡生病的未能逃走的人。学校的大门敞开，一条狗也没有，走到食堂窗外，向里一看，喜得我们都叫了一声，那锅里还有一张未烙熟的锅盔！立即破窗而入，七八只手去掰锅盔，灶口的残火烧着了三兴的裤管，七哥弄了一个踉跄，柴灰迷了眼睛。六哥把每一个人踢开了，叫嚷着由他来分。他就用手指比画来比画去，长而黑的指甲在上边画道儿，然后解开来，递给了我们，而他是没有吃锅盔的，端起了案板上一堆已揉成的面团，揣在怀里拿走了。
不久，两派实行了联合，武斗基本上结束了，县上两大派的头儿都进了革命委员会，且都来到棣花检查农业学大寨的工作。这两位头儿文质彬彬的，戴着眼镜，他们的到来，棣花的许多人家，或是在武斗中亡者的家属，或是受伤残废的人，要求解决他们的救济。这当然已不可能，苦得一个亡者的老娘就精神分裂了，见谁都叫“我儿”！黄昏里站在村口呆呆地往南山上望，老太太的手永远都插在长襟下，脖子前伸着，像一只猴子。
两派虽然无战事，隔阂却并没有消除，渐渐又发展成了宗法斗争。我们村主要是贾姓，也有以李姓为主的一些杂姓。贾李两家族曾各是一派，时常大睁了眼寻找对方的动静。李家族的人书写了毛主席语录，贾家族的人发现了某个字写错了，就无限上纲；批斗四类分子的会上，贾家族的人喊口号，一声接一声地喊，越喊越快，就出错了。明明喊的是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却出口变成了打倒毛主席！刘少奇万岁！李家族的人就闹一场轩然大波。一日吃午饭的时候，几个堂兄变脸失色地在我家厨房里开会，原因是得到消息，李家族的人明日要出大字报，揭发我的六哥在厕所小便时嘴里说着毛主席，手却抓着自己的生殖器，是严重的恶攻行为。这样的事是极不得了的，县城附近的村子有人因发生了猪瘟，别人家的猪都死了，惟独他家的猪没死，他激动得抱住猪说了一句“万寿无疆”，结果被抓去坐了牢。大家就追问六哥到底抓没抓自己的生殖器，六哥说小便哩咋能不抓生殖器！本族的二哥就扇了他一个耳光：“那你去坐牢吧！”六哥就呜呜地哭起来。骂过了也打过了，亲人毕竟是亲人，总得想办法呀！有人提出去给李家族的人求情，但更多的人不同意，说这样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二哥就出了个主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晚就把事情化险为夷了。二哥的主意是，既然在厕所小便时只有两个人在场，对方说咱的人抓着生殖器说毛主席，咱为什么不可以说是他抓着生殖器说毛主席？于是，就立即写起揭发大字报，又让我去李家找三娃，想办法要让三娃看到正写着的大字报。三娃是政治观点不鲜明的人，但基本上属于临委会的。我约他来我家看一本《说岳全传》，他来了，瞧见了写好的大字报，立即回去通报了李家族人。果然，李家族的人自己倒慌了，竟派了三娃来说情，协定谁也不要揭发谁，一场恶性事件就不了了之了。
20年后的今天，我因病去看医生，一位老中医在他的诊所里悬挂着一面告示牌，上边写着：土改时期不谈田，四清时期不谈钱，文革时期不谈权，改革时期不谈烦。我笑了，老中医或许是几十年间明哲保身的澹泊人物，或许是经历了大灾大难不死的角色。在中国，一般的百姓，说安分有世界上少有的忍耐性；说不安分却是没有不对政治发生兴趣的。狐狸因美丽的皮毛而产生了猎人；人以口无遮拦而引来杀身之祸。其实，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芸芸众生，我们就归其之中，多言多语有什么用呢？如我们去足球场看比赛，踢进球了，我们排山倒海地欢呼“牛×”！踢不进球了，我们万口一辞地骂“傻×”！如今我之所以特别喜欢韩国的围棋手李昌镐，并不在于他的棋艺天下独步，而是他那张永不言笑的石佛一样的脸。在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一家出版社工作后，社会上正流传着关于江青的是是非非。我那时轻狂，在单位里说过一些，后来追查谣言，出版社的人都面如土色，表态没有传过谣，也没有听到过谣；如果有人揭发自己传过谣，愿负一切责任。有一个人还站起来念了写在纸上的四句诗，他永远开会发言是念四句诗的，四句诗的最后一句永远是“高举红旗向前进”，念完了就坐下，再不吭一声。追查会开到一半，另一个人站起来发言，突然就提到了我，说：“我没有传过谣，平凹……”他的目光从眼镜片子上斜着看我，会上的空气凝固了，我紧张得手心里出汗，但他不说了。他或许良心发现，不想害我；或许看到了我的可怜，要同情我。总之，他再也没检举我，我的一场灾难就这么过去，飞机安全着陆，也从此忌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