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麻子的仇恨，我和弟弟是记了相当久的年月，但我们最终没有报复，因为待父亲平反后，我又考上了大学，一家人的日子蓬蓬勃勃旺起来，倒觉得报复这么一个狗样的小人已没有了意思。“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之后，社会在清算“四人帮”的流毒，许多在当年殴打人的人开始忏悔，主动地向被殴打者致歉谢罪。弟弟从老家来了信，谈到大麻子并没有来给父亲说一句还算过得去的话。直到5年前，他来信还说这件事，显得耿耿于怀。我在回信里，讲了一件我的一个在西安工作的朋友的故事。那位朋友在某次运动中仅仅上街游行过一次，清查时名单报到了有关部门，负责清查的一位小处长却不相信我的朋友仅仅是游行一次，要她交待是否煽动过别人？是否上街讲演过？她当然否认，小处长竟一个耳光拍在她的脸上。这一个耳光使她仇恨了他，不久她的问题得到落实，确实仅仅去游行了一次，宣布无事，但她就是咽不下挨了一个耳光的气。恰在这时，小处长生病住院，查出患了癌，并已扩散，她听了偏去了医院探视。小处长已经奄奄一息了，瞧见了她，说：“我估计你会来的，你来要看我的下场的。我是快要死的人了，我向你道歉，不该打你……”他说完这句话，我的朋友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倒觉得自己太那个了，俯下身去为他掖掖被单，安慰他什么也不要想了，好好养病。后来，小处长去世了，我的朋友特意买来花圈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那次学习班后，父亲可以十天半月回家一次，每次回来，造反派要求他必须戴写着“黑帮”字样的白袖筒。父亲就在进村前偷偷地把白袖筒摘下，将草帽低低地压在额前。然后回校时，走出了村口，又把白袖筒戴上。到了秋天，已经穿夹袄了，我同一群妇女在牛头岭上的地里拔白菜。一个夏天没有落雨，白菜长得又黄又小，生满小黑腻虫。但大家还都盼望着能分到这批白菜，说洗不净那小黑腻虫，全当是吃没骨头的肉吧。拔下的白菜还没分到我家，看见岭下的公路上有3个人走过，前边的似乎是父亲，后边的两个人认不得，好像背着枪。我正疑惑，本族的一个婶子慌慌张张地从岭下小路上跑来，悄声对我说：“你大大回来了！”我们把父亲都叫大大的。我看着她，紧张得没有说话，婶子又说：“你大大被开除回来了！”我转身就往家跑，脚上的一双鞋同料浆石一块踢飞了。跑回家，父亲已经躺在炕上，一见我，竟“哇”地哭了：“我把我娃害了！我把我娃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出声地哭。对于我，他是从来都寄以厚望的，即使高中大学都停办了，我初中毕业回了乡，他仍觉得我不是平地卧的人，总有一天要发达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在那个讲政治讲出身的年代里，我将坏在他的手里，永无出头之日啦！我站在炕前，和父亲一起哭，我并没有像父亲那样想得那么多，只是可怜我的父亲。
父亲初回的那两三个月，他是四门不出。他有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他嫌丢人，但他在家里什么活都干，吃饭时总要把稠的给我和弟弟妹妹吃，好像他对孩子们犯下了罪。他越是这样，我们越是伤心，越是要尽量减轻父亲的痛苦，即使在外受了什么委屈，一进家门，脸上都笑笑的；又主动给父亲说这样说那样，逗他也有个笑脸。又去求所有的亲戚好友到我家去陪父亲说话，将挖药卖得的钱买了酒，托别人给父亲带来。但是，有一些亲戚好友以各种借口不去我家了，他们宁可让我捎几个鸡蛋拿回来，也不肯来见父亲。父亲成了反革命分子，政治上完蛋了，工资也突然没有了，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境。生产队分粮时，以往我家是缺劳户，要分口粮必须先交一批粮款的，而那些劳力多可以分红的人家常常是争着为我家垫上；现在，无人肯垫款了，家里又没有现钱，高高兴兴地拿着口袋去分粮，粮却不分给我们，扣留在生产队的库房里。父亲的一些朋友，曾经来过我家的又吃又住，说过十分殷勤的话；如今见了我家大小，好像根本没有见到似的，脸一扭就走过去了。穷困，我们是能忍受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世态的炎凉。那时候，我们多么需要安慰，母亲日日出去上工，对一些以为可以信赖的人诉说苦情，明知道他们说一句“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的，总会平反的”的话其实毫无用处，但就希望人家能这么说说使自己心里安妥；可人家偏就不说，还教训道：现在风声紧，你们不要乱说乱动啊！
父亲终于出门了，他想通了，既然已经是人下之人了，还要那面子有什么用？死了，你是“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那就活，偏要活下去，活得旺旺的！他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去出工劳动，挖地、修渠、挑粪担、割牛草，什么都干，什么都干得卖劲儿。他收拾了背篓，穿上了草鞋，领着我和弟弟到30里外的山上砍柴去。
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吃的时候，常常也就没有烧的，隔三岔五得去砍一次柴。先是堂兄承携着我去条子沟、苗沟割梢子柴，穿着的草鞋未下山就破了，光着脚一路走回来，背了30余斤，被安民、三兴他们嘲笑道：你不是去砍柴哩，你是图着吃干粮哩！砍柴要吃早饭，还要带干粮，干粮有时是冷剩米饭，冷熟红薯，或碗口大的一张薄饼。自第一次上山穿破了草鞋，我有了经验，以后每次去都带三双草鞋，柴也砍得越来越多，慢慢就不让堂兄承携，而和弟弟两个人单独行动。一次鸡叫了头遍，我们就起来了，站在院子里看星月。天气是好的，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做饭，我收拾背篓，弟弟磨砍刀。村后的瞎脸叔——他就叫做瞎脸——提着木桶去泉里打水，经过我家院外，听见说话声，隔墙问：“平，你们是去砍柴吗？”我应声是的。他说他也去，打水做饭吃了一块走吧。但是，待他吃了饭，临出门时，屋里的灯泡突然爆炸，他说什么也不肯去了，嫌不吉利。我和弟弟就顺着条子沟河道往深处走，河道里黑黝黝的，流水潺潺，鸟声呜咽。已经走到前几次来过的一面沟坡下，天在放亮前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就不敢再走。坐到路边一处较高的地方。弟弟一坐下来，手就伸到干粮袋里取干粮吃，我阻止了，甚至骂他：“还没砍柴哩就吃，吃完了中午吃什么？饿着肚子能背动柴吗？”弟弟和我吵起来，接着哭。他一哭，山里就起回声，我们都害怕起来，看着远近黑乎乎的树木、石头，怀疑那后边藏着狼和豹子，或者是鬼。好不容易天亮了，使我们惊骇不已的是我们坐着的地方，正是一座荒坟！我想起了瞎脸叔，担心今日出什么事，砍柴过程中，不停地叮咛弟弟小心。还好，一切平安！我将砍好的梢子柴扎成捆从山顶推下坡，又在坡下收拾好了背篓，就招呼弟弟取干粮来吃准备背柴返回。但是，就在弟弟从藏在石板下的干粮布袋里取出了薄饼，刚要一人一半地分，一只大的乌鸦突如其来地从一棵柿树上飞来，我是知道乌鸦吃砍柴人的干粮的，大叫一声。弟弟不知事理，回头看我，那乌鸦已猛地叼了布袋腾空而去。我忙将手中的砍刀抛向空中掷打，乌鸦却已叼了布袋落在半山的一块石头上吃起干粮了。弟弟发疯似的往半山腰跑，乌鸦是飞走了，那空布袋遗在石头上，破了四个大洞。遭这一场抢劫，使我们饿了大半天的肚子，却不敢对人言语，那是太丢人的事。砍梢子柴不耐烧，但近山的树全砍完了，要弄到栲木一类的硬劈柴，须得去丹江南的乌山和苗沟的沟垴，来回得60多里路，这又是堂兄们承携我了。我心贪，在乌山顶第一回砍到硬劈柴，总希望能多背一点。堂兄帮我装好背篓，他是把劈柴尽量架高、朝前，又给我的草鞋上系上几道葛条，拄一根棍杖，让我一直走在他的前头。从乌山顶往下走，路是盘山道，细得如绳，心慌腿颤地下行了10里，放下背篓歇息。我瞧见身下的沟堑里是那样壮观，云如棉絮一样一片一片浸上来，伸手是抓不住的，但你脸上感受到了潮湿和柔软，一阵风后，又荡然无存；沟壑里的河流、危崖，满身附长了苦药藤蔓的古木尽收眼底。深山的中午异常寂静，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听见一只蚂蚁从腿上爬上来，倏忽我瞧见了就在10米之外的崖头上长着一株我不认识的花，鲜红如血，在风里寂寞地摇曳。这次惊艳，使我数年里印象深刻。后来我到水库工地，与县政府一位通讯干事聊天，忽然说到那朵花，惊奇冬天里怎么会有花开，而花怎么竟开得那么艳！通讯干事说了一句：“它可能一生就只让你一个人看到了它的美丽。”又是数年后，我在大学里以通讯干事的话写成了一首诗。我和堂兄歇息之后，准备起程，或许是我太兴奋了那株花，或许命有劫难，我蹲下背了背篓往起站，突然头顶上的柴分量过重，平衡未能把握住，人和柴背篓就翻下去，并且连续翻跟斗到了崖畔。我的堂兄在那一瞬间吓呆了，他竟瘫在那里不动也不喊，眼看着我已滚下崖去。心里在说：“完了，完了，滚下去尸体都寻不着了！”这是事后他对我说的。但是，半崖上偏偏有并排的三株白桦，我和背篓卡在了白桦上。我的堂兄见此跑过来，先从背篓上往下卸柴，然后把我拉上来。我的额上就破了一个洞，血流了一滩。堂兄不要我背柴了，要我对着白桦磕头，对着群山磕头；但我怎么能空手返回呢？我还是坚持要背柴，当然只能背原有的一半，直到一个小时之后，两个人下到了河畔。
当父亲领着我和弟弟去砍柴时，我们是去了苗沟垴的。天虽然没有下雪，但山上的雪极深。山梁上已没有了栲树，我们又跑到梁后的沟里去，砍是砍下了整棵栲树，却怎么也掮不到梁上。穿着没有衬裤的光筒子棉裤，汗把衣裤全湿透了，又结上冰，裤管成了硬的。我几次掮着树干已经到半梁上了，一个趔趄又滑落下去，直到第四次才爬上来，累得倒在雪里几乎要闭了气。父子三人相互呼应着，担心走散，又担心受伤，呼应声在山林里“嗡嗡”回鸣。父亲也到了梁上，他掮上了一棵树，开始用斧子劈，他做这样的事远不及我的任何一个堂兄。弟弟满脸汗水道，像花脸猫，兴奋地说：“瞧那边山头上的雪，白凯凯的！”山头上是一片白雪，太阳光下，银光发亮。父亲说：“读皑，不读凯！”父子三人啃了黑馍，黑馍冻硬如石头，啃不动，抓雪吃了几口，背柴下山。从沟垴下来先在河滩里走10里路，又爬上河边的半坡，那是砍柴人最头痛的一段路。因为一边靠坡一边临河，沿途有固定的歇脚的地方，但走不到每一歇脚地，你是无法停下来的。歇脚地与歇脚地的距离是砍柴人久而久之形成的，是人负重能力的极限点。我们都坚持不了了，坚持不了也得坚持。我咬着牙，默数着数字往歇脚地赶。我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须赶到歇脚地不可的劲头成为我干每一件事的韧性和成功的保证。许多人在知道了我的并不好的生存环境后，惊讶我的坚忍和执著，说我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我就笑了，这有什么呢？我在小时候走过无数次的歇脚地呀！我们背着柴火回到了离家大约8里地的地方，母亲背了空背篓来接我们啦。母亲的个子矮，又有病，一手捂着肚子，口里又咬着包在头上的手巾角儿，远远地站在河边的石头上。我们是全村砍柴人最迟回村的，我告诉母亲，我回去要好好睡觉呀，明天睡一天；可回到家了，竟兴奋得毫无倦意，借了秤来称劈柴，我背的是70斤，弟弟背的是65斤，父亲背的竟是112斤。我又用斧子把所有的柴劈碎，粗细长短差不多整齐，再一一在台阶上垒好了，然后坐在院中的捶布石上观赏。这如同年轻的母亲在看着熟睡的婴儿，也如同后来我发表了作品，把杂志放在书案上，打开窗子，又让阳光照在杂志上，感到是那么的亲切。
父亲是1989年秋去世的。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祭文，其中有一段写到我们父子去卖猪的事。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说他们都是读到那一段时哭了。写关于回忆的文章我是一点也不敢虚构和扩大或缩小事实的，我每次回忆到那段经历，也是胸口就堵得厉害。这部回忆录写到一半时，家里干扰的事太多，我寻到一处僻静的房子，昨天夜里，竟在新床铺上又梦见了我的父亲。我每到一处陌生地，就常梦到父亲，我也不明晓这是什么原因。今早起来，忆想着梦中父亲的样子，心里又难受起来，禁不住又想到了我家的关于猪的故事。猪是我们全家的指望，它重要到是家庭的一员。每次我们吃饭，一端上碗，就要问母亲：“给猪倒食了吗？”晚上关门睡觉时，我总问弟弟：“猪圈门关啦？”我那时是很丑的，细胳膊，大肚皮，形若蜘蛛；而猪更丑得有些怪样，它下陷着脊梁，黄瓜嘴翘得老高，生出一身的红绒。越是盼着猪长，猪就是不长。也难怪，人都没啥吃，又能给猪吃什么呢？每日喂食后，我和弟弟就在它的脊梁上按按，摸着上了膘没有，幻想着几时就可以给国家交售了。那时把猪交售给国家，除了付款外，还可得到价钱便宜的30斤包谷。等到它终于长大了，这一天早上我们决定把猪用架子车拉到商镇生猪收购站去。父子三人并没有吃饭，却给猪煮了一大盆红薯和麦麸的食看着它吃。猪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食，它响声极大地把一大盆食都吃了。父亲说：“把猪卖了，咱们下一顿馆子！”这话有极大的诱惑力和鼓动性，让我想起邻村那个老红军讲当年他们攻打榆林城的战地动员：打开榆林城，领个女学生！半中午，我们赶到了商镇，收购站门口排队卖猪的人很多，为了防止日晒，有人将衣服浸了水披在猪身上，有的猪脖子上还挂了花。我们在那里排队等了大半天，我和弟弟肚子就饿起来，拿眼睛盯着公路对面卖花生、糖糕、油饼的小食摊。但我知道不交售了猪，父亲是不会给我们买那些东西的，就扭别了头，不去看小吃摊。心里说：那些东西有啥吃的，又贵又不顶饥！但弟弟去公共厕所了，回来悄声对我说，远处那棵柳树后有饭馆，卖面条的，饭桌上还放有辣子，他已经侦察好了！他说：“我要吃三碗！”我瞪了他一眼，让他快把猪往前拉。因为前面已经交售过了几头猪。在猪群里，我们的猪最小最瘦样子最难看，我就挠了它的肚子，让它卧下来，把毛根处的红绒往下拽。眼看着可以轮到我们了，但收购站的门关起来，收购员宣布下班，下午再收购。这无疑让我们丧气，因为离下午上班还得3个小时，这3个小时哪儿也去不了，只能死等。死等就死等吧，等到了下午上班，收购站的门已经打开了，收购员正戴橡皮手套哩，猪却又是尿又是屙。屎尿在这个时候意味着就是将要失去多少重量、失去多少钱票和粮食！弟弟赶紧用脚踢猪屁股，希望它立即停止，但它却同我们赌气一般，屙了一大堆，尿成了一条河。什么叫“屙金尿银”？我算是体会到了。收购员耳朵上夹了铅笔，过来按按猪的脊梁，踹踹猪的肚子，问：“喂了多长时间？”我说：“一年。”其实是两年。收购员站起身，说：“不够等级。下一个！”后边排队的“噢噢”地拉着猪就往前来。我们父子三人全都急了，求人家：“不够头等标准，可以够二等吧；就是二等也不够，难道还不够三等吗？”收购员吼了一声：“不够等级就是不够等级，你让我亏国家吗？”他已经去按另一头猪的脊梁了。我们就傻立在那里，觉得天上的太阳在快速旋转，汗水湿了一脸，而且汗水直往眼睛里钻，钻得眼睛睁不开。猪却不知趣地过来偎着我的腿哼哼，它是那样地难看，黄瓜嘴，红绒毛，额头上满是皱纹，我狠狠地踢了一脚，又踢了一脚，弟弟捡了根树条就抽。旁边一人说：“算了，孩子，它是不会说话的，没交售上总比养了个扁尾巴的好哩！去年我养了个扁尾巴的，让狼叼去了，难道我就不活啦？”扁尾巴猪我是知道的，就是尾巴梢是扁状，乡里人认为这样的猪前世欠了狼的债，不管你养它多大，这一世都会被狼吃掉的。太阳底下，猪又被绑在了架子车上，父子三人默默地拉着往回走，我和弟弟再也没敢提说吃饭的事，连公路对面那些卖吃货的摊子看也没看一眼。
这一年是我们村最晦气的一年。有来伯出门时，刚一仰头，一粒鸟粪就落在他的口中。他果然就得了一种病，肚胀如鼓，浑身上下黄得发亮，不久死去。安民上树吃蛋柿，他原是比猴子还能爬高上低的，常骑在树梢儿闪晃给我们表演，但这回是从树主干杈上掉下来将腿跌成跛子。百善的那个小弟明明是活人，睡觉时老鼠却咬吃了半个耳朵。弟弟把10斤米背到深山去，同深山人家兑换了60斤土豆，一切都很顺利；返回时，承携他一路的一个堂兄身上却生出瘤疮。瘤疮是腰带瘤，有危及生命的可能，直伐掉一棵树卖了，用钱抓药服了半年多才好。我丢失了那顶黄军帽，被狗咬伤过腿腕子，被取消了民兵的资格，任何学习班也不让我再去做记录，生产队的会上要念报纸，也轮不到我来念了。但是，我的声音开始变粗，嘴唇上生出了茸茸的胡须，下身也生出毛来，已经磨练得吃什么都能克化，什么活儿都能干了。几乎成了规律：今日去深山砍柴，明日就去浅沟割草，再到生产队出工一天，然后周而复始。我学会了打草鞋，学会了给弟弟剪头发，学会了用毛柳枝编篓筐，学会了打胡基砌墙垒灶。我总是忙忙碌碌地每日将身子弄得很累，然后倒在炕上像倒下的一捆柴，而沉睡如猪。我难以启口的是，平生第一次在梦里遗了精，醒来惊慌失措。回想梦里的事，我觉得自己很流氓。但也曾经大胆地对村中一位大我数岁，按辈分应称呼她是嫂子的说：“我梦里背你上了一夜的山。”她笑着说：“那还不累死你？！”3月里，村里来了一位讨饭的女人，30多岁，人长得眉眼生动。我虽然讨厌她见着大小男人都称呼“叔叔伯伯”，而我又喜欢她身上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头发光洁，在脑后留一个小髻儿。她呆在我们棣花几乎有一个多月，帮窝嘴婆婆洗过衣服，帮李家人锄过地，还给我的二婶娘做过一次面条，做得酸辣香。我看见她的时候，总想，她是不该出来讨饭的，讨饭怎么能是她这种人呢？她告诉村人，她不生娃娃，丈夫在修梯田时土塄塌了，别人什么伤也没有，偏偏把丈夫埋在土里，挖出来就瘫了，她出来讨饭是要养活丈夫的。山区里有一种不符合国家婚姻法的乡规，若是做丈夫的瘫痪了，没了劳动能力，日子无法维持，就可以再招一个男人到家，叫招夫养夫。这女人的话使几个光棍儿动了心，据说村东边的那个光棍儿已经托人给那女人把话说白了，但女人却在一个早晨离开了棣花。又是3个月后，突然传来消息，那女人叫狼吃了，说是有人在西边二道岭的土地神庙前发现了她的尸体，衣服被撕破，肚里五脏没有了，只有头是完整的，头上还梳着髻。一连十多天，晚上一闭上眼睛那女人的影子就在我眼前晃，而且每次她都是头发光洁地一丝不乱，圆乎乎的脸上在笑。我因此而神情恍惚，茶饭顿减，被母亲请来了会阴阳的傅先生念了一回咒，喝了三次黄裱符烧成的灰水。
暗恋(1)
<b> 我知道我是爱上她了，我也明白我与她绝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辈分异同，宗族有仇，而我家又沦落成人下之人，但我无法摆脱对她的暗恋。每天上工的铃响了，我站在门前的土圪上往小河里看，村里出工的人正从河上的列石上走过，我就看人群中有没有她。若是有她了，陡然地精神亢奋……</b>
村里一个多年流浪在外的人突然回来了，穿着时兴的衣服，额上有一个疤。村人都在私下议论，说他是个扒手，跟河南的一个大盗学的艺，有很高的行窃手段，是逃避城市公安部门的搜捕而回来的。大家又是害怕他又对他神秘，与他在一起，身上是不带钱的，即使有钱，也全放在鞋里。对于他到底在西安干些什么，没有人敢直接问他，但他同我们一伙去河堤上抬石垒堰，歇气儿了，他主动给我们讲他在西安吃过羊肉泡馍，吃过奶油面包，吃过腊汁肉和火腿香肠，穿过四双牛皮鞋，而且还有女人……他说到女人时，眼睛一眨一眨的。他嘲笑邻村的一个姓刘的青年也赶时髦戴口罩，但口罩是脏兮兮的；又嘲笑我的七堂兄把手电筒系上带儿黑天白天地斜挂在身上。一个月后，他又要走了，这次他没有去西安，而是要到新疆去，他说新疆是天下最肯包容的地方，地富反坏右、小偷、流氓、贫穷、不幸、可怜、受难的人去了都能接收。他已经同另一个村的一个人说好了去的，问我肯不肯去？我那时还真动了心，但我又难以相信他，更看不起他行窃的行为。我征询过与我友好的伯安，他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新疆，那里冷得很，一尿尿就有个冰棍儿撑住了身子。而使我最终没能下成决心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得帮父亲写翻案的申诉书，父亲患了手颤的病，一提笔写申诉书手颤得握不住笔；二是我开始暗恋了一个女子。而邻村的那个人也没有去成，他的出身也不好，修河堤时他在南山崖上凿炮眼炸石头，明明是点燃了八个炮位的导火索，爆炸时却响了七声，他去查看时，那哑炮竟又“轰”地响了；他的尸体看看完整，但却拾不起来，爆炸起的碎石全钻进他的身上，烂得像个蜂窝。
在80年代中，我写过一首小诗，名为“单相思”。诗是这样写的：世界上最好的爱情／是单相思／没有痛苦／可以绝对勇敢／被别人爱着／你不知别人是谁／爱着别人／你知道你自己／拿一把钥匙／打开我的单元房间。这首诗是为了追忆我平生第一次爱上一个女子的感觉。爱着那个女子的时候，我没有勇气给她说破。十多年后写这首诗，我的读者并不知道它的指向。而巧的是，我的一位老乡来西安做事时，来到我家，提到他买过那本诗集，竟然在买书时那女子也在场，他们站在路边读完了全部诗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问他：“×××读过之后说什么啦？”他说：“她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我觉得很悲哀。这位老乡见我遗憾的样子，企图要安慰我：“她哪儿懂诗？倒是她抱着的那只猫说了一个字‘妙’！”他说完，“哈哈”地大笑起来，我也随之笑了。我一时的感觉里，她是理解了我的诗。也一定明白了这是为她而写的，但她已经早为人妻了，她的灵魂只能指使了猫来评说！
我最早对她留意，应该追溯于在魁星楼上睡午觉。魁星楼在我们村的大场边，楼南边就是一直延伸到河堤的水稻田。两人多高的楼台上，四面来风，又没蚊子，凡是没结婚的人整个夏天的晚上和午休都睡在那里，村人叫“光棍儿”楼。这一个中午，吃过了午饭，我们去丹江玩儿了一会儿水，就爬上楼“呼呼”地睡着了。但一个鸟总在楼台边叫，我睁眼看看，就看见了她一边打着绒线衣一边从官路上走过去，绒线团却掉在地上，她弯下腰去捡，长长的腿蹬直着，臀部呈现出的是一个大的水蜜桃形。几乎她也是听到了鸟叫，弯下的身子将头仰起来，眼睛有点泊，脖子细长长地勾勒出个柔和的线条。我的心“咯噔”地响了一下。我是确实听见了我心的响声，但我立即俯下头去，害怕让她看见了我正在看她。从此，我就在乎起她了，常常就见到，见到就愉快。她与我不是一个姓氏，按村里辈分排起来，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她是该叫我叔的。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是浑身不觉的楞小子，还嘲笑过她的皮肤黑，腮上有一颗麻点，可现在却发现她黑得耐看，有了那一颗麻点更耐看。我知道我是爱上她了，我也明白我与她绝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辈分异同，宗族有仇，而我家又沦落成人下之人，但我无法摆脱对她的暗恋。每天上工的铃响了，我站在门前的土涧上往小河里看，村里出工的人正从河上的列石上走过，我就看人群中有没有她。若是有她了，陡然地精神亢奋，马上也去上工，并会以极自然的方式凑在一块儿劳动，那一天就有使不完的劲儿，说不完的话，而且话能说得风趣幽默；若是人群里没有了她，我出工是出工了却嗒然若丧，与谁也不说话，只觉得身子乏，打哈欠。生产队办公室与她家近，每天晚上去办公室记工分，原来是要弟弟去的，但我总是争先恐后，谋的是能经过她家院门口。她家的门总是半开半闭，望进去，院内黑黝黝的，仅堂屋里有光，我很快就走过去，走过去了又故意寻个原因返回来，再走过去，希望她能从院门里出来。有一次她是出来了，但院门外左侧的厕所里咳嗽了一声，她的嫂子的脑袋冒出了厕所土墙，姑嫂俩就隔了土墙说话。我贼一样地逃走了，千声万声恨那嫂嫂。心里有了鬼，我是不敢进她家去的，怕她家的人，也怕她家的狗。等我回到家里，我憎恨自己的怯弱，发誓明日上工见到她了，一定要给她说破我的心思；可第二天见了面，话说得多，却只是兜圈儿，眼看着兜圈要兜到圈中了，一拐又说起不咸不淡的话。于是，那时我老希望真有童话里的所谓“隐身帽”，那样我就可以戴上去她家，坐在她的小屋炕沿上，摸摸她照脸的镜子，摸摸她枕过的枕头。甚至幻想我们已经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有了约会的暗号，我掷一颗小石子在她家院里，她就立即出来，我们到那水磨坊后的杨树林子里去……有一次，我和村里一个很蛮横的人在一起挖地，他说：“我恨不是旧社会哩！”我说：“为啥？”他说：“要是旧社会，我须抢了×××不可，做不成老婆，我也要强奸她！”我吃了一惊，原来他也想着她，但我恨死了这个人，我若能打过他，我会打得他趴在地上，扳了他的一嘴牙，让他的嘴变成屁眼儿的。
暗恋(2)
我已经感觉到她也喜欢我了，她的眼睫毛很长，对我笑的时候就眯了眼，黑黝黝的像一对毛毛虫。而且越来越大方，什么话我把她噎急了，就小孩子一样地叫喊“不么，不么”，拿了双拳头在我身上捶。那一个晚上，生产队加班翻地，歇气儿时在地头上燃了一堆篝火，大家都围上去听三娃说古今。她原本和几个妇女去别处方便了，回来见这边热闹，说：“我也要听！”偏就挨着我和另一个人的中间往里插，像插楔子般地插坐进来了。我双手抱了膝盖，一动不动，半个身子却去感觉她。半个身子的血管全都活跃起来，跳得“咚咚”响。三娃说了一通古今，有人就让说“四硬”、“四软”、“四香”、“四臭”，还有“四难听”。这四溜句形象生动，但带点颜色。比如“四软”：新媳妇的舌头猪尿泡，火晶柿子女娃子腰。她就不好意思听下去，起身走了。她一走，三娃透漏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她的父母为她在找婆家哩，而且已经从山外，即关中平原的某县来了一个青年相亲了。我神情自然落寞，回家后没有睡好。第二天，我在荷花塘挖排水沟，看见一个黑红脸的小伙子也在塘边蹲着，观水里的游鱼，有人说那就是她家来的山外人。我走过去，问：“你是从山外来的？”他说：“嗯。你们这儿水真多。”我说：“听说了，女子嫁到山外，得尿三年黑水哩！”他说：“我们那儿能吃蒸馍！”我说：“蒸馍吃得你那么黑、那么瘦！？”他站起来要走，我不让他走，在排水沟里抓了一条黄鳝向他扔去，吓得他“哇哇”大叫。我就骂道：“你滚回山外去吧！”那么一个小男人，有什么地方比我好呢？他真的是来要把她娶走吗？晚上，我又去记工分，她也在办公室，站在门口给我使眼色，她是从来没有这么个眼色的，我是那么驯服，竟乖乖地跟了她走。我们一直走到黑乎乎的戏楼前，那里有个辘轳，她立在辘轳的那边，我立在辘轳的这边。我盼望已久的时刻来临了，真想弯过身去拉拉她的手，但没出息的我浑身发抖，牙齿也“咯咯咯”地磕打。她说：“平叔，你冷啦？”我说：“不，不冷。”她扑哧地笑了，突然说：“我家来了个山外人，你知道不？”一提山外人，我怒气不言传了，闷了半会儿，说：“是那个黑赖薯？”黑赖薯是红薯的一种，颜色发黑，常被用来作践人的。她没有恼，说：“老鸦还笑猪黑呀，你觉得我去不去？”我那时竟蠢，毫无经验，一瞬间里被她证实了相亲的事令我冲动。如果不愿意，那人能在你家住这么多天吗？既然你是同意着要去了，你来给我说什么，是成心羞辱我吗？我硬硬地说：“那是你的事，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她久久地立在那里，没有说话，还蹬了一下辘轳，后来转身走了。我们在无人处单独的说话就这么短，又是这么不欢而散。第一次的初恋，使我恋得头脑简单，像掮着竹竿进城门，只会横着，不会竖着。那晚分手后，我倒生气得不愿再见她，发誓不去想她。可是，不去想她，偏又想她，岂能不想她呢？我躺在牛头岭上的地里看云，猛地醒悟她能把这件事说给我，并且听了我的话生气而走，正是说明她心里还有着我呀！她或许面临两难，拿不定主意；或许是以此事来试探我的爱的程度？我翻身坐起，决定着寻个机会再见她一面，我要勇敢地捅破这层纸呀！苍蝇不停地在头上爬，赶飞了，但它立即又来，我觉得苍蝇是勇敢的，我得向苍蝇学习。但是一连十多天，却再也没有见到她，我以为她是跟了那山外人走了，后来才知道她被抽调到生产大队文艺宣传队，早出晚归。文艺宣传队在西街的一座古庙里排演，我去了数次，每到庙后，听见庙里人声喧哗，就又怯于进去。那一个早晨，我是起床很早的，借口去荷花塘里给猪捞浮萍草，就坐在塘边的路上等她去庙里。她是出现了，但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人，我只好钻入荷塘，伏在那里，头上顶着一片枯荷叶，看着她从前边的路上走过。她的脚面黑黑的，穿着一双胶底浅鞋，走一条直线，轻盈而俊俏。不久，听三娃说，关中的那个黑小子回去了，原本十有###的婚事不知怎么就又不行了。我听了甚为高兴，三娃那日是在猪圈里起粪的，我很卖力地帮了他一上午。
一个黄昏，是那种大而红的太阳落在山垭上，而红光又匆匆地灼蚀了我家厦子房土墙的黄昏。家里人都出去了，我一个人趴在卧屋炕沿上看《水浒传》。先是听得见细风把落叶和柴草吹得在院子里沙沙地响，后来就什么也听不到了，只是月夜里石秀提了刀在青石街上奔跑。倏忽，院门里响了一下，有人问：“人在没？”故意踏动着沉重的脚步就走进来，一直到了堂屋门口。书上的光线暗了一下。我仄了头从卧屋小门往外一看，竟然是她！立即欢喜起来，欢喜得手脚无措，给她取凳子，又要取壶倒水，过门槛时竟把脚趾头踢了一下。她说：“哟，我这么重要呀！”我说：“你第一回来嘛……”她说：“看什么书？贼把你偷了都不知道！”她是手里拿着一块米饭的锅巴，嘴里还嚼着。我从炕上取了书给她看，她趴身子过来，她的头发毛哄哄地拂着了我的脸，我没有动。她把手中的锅巴喂给我，我小小咬了一口。我这时完全是在梦里，心跳得厉害，满脸通红，差一点在咬锅巴时咬向了她的嘴。但我又是不敢，额头上鼻尖上都是汗。接着，一种离奇的事发生了。我似乎感觉我的灵魂从身子里脱离出来，悬在了半空。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我的身子开始忙乱地翻箱倒柜要给她找些可吃的东西，但堂屋没有；又搭了凳子去卸从木梁上吊下的竹篓里拿柿饼柿皮。柿饼柿皮也没有了，我骂了一句馋嘴的弟弟，站住发了一下呆，小跑去厨房的筛子里抓了一把红薯片儿给了她。她不接，母亲就从院外抱了一大捆干包谷秸从门里挤进来了。她大声说：“婆，你让我叔趴在那里看书，要把眼睛看坏呢！”
暗恋(3)
我们的恋情，发展到此即是最高潮了。这是一开始就注定不能成功的恋爱，以后在苗沟水库工地上，恋情还在继续，但直至我离开农村来到西安读书。两个人的关系都没有说破。大学暑假探亲时仅仅在路上见过一面，她已经是别人的媳妇了，而且厮跟着她的侄女。我们只说过几句话，从此几十年没有遇见过。现在的社会一切都在速成着，包括爱情。有人告诉我，他们报社曾调查过100名未结婚的女孩子，竟有87人坦然地承认她们有过性的体验，且不是同一个男朋友。但也说：“没有刻骨铭心的快乐和痛苦，记不住什么细节了。”我羡慕着她们，也幸运着我的经历。欢乐和烦恼是生命的基本内容。作为人，就是要享受欢乐也要享受烦恼，而苦难构成了我们这50年代出生的人的命运。拯救苦难惟一的是爱情，不管它的结局如何。在漫长的有生之途，我们是一头老牛了，反刍的总是甜蜜。前几年流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歌曲《小芳》，虽然我在厌恶着歌曲是唱那个抛弃了真情过后又有一丝淡淡的忏悔的男人，可每当听人唱起，却也想起了那个我本不是她的叔，她却口口声声叫我叔的女子。古人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成。古人说这话的时候其意是要批评的，但人的本性里确有一种珍贵得不到的东西的秉分。初恋常常是失败的，而事过境迁，把人性中的弱点转化成了一种审美，这就是初恋对于人到中年者的意义。每个人都要恋爱，每一本书里都写着爱情的故事，所以，我的这一段初恋并不足夸，我也不愿意将在乡下的5年写成苦难加爱情的内容。炫耀失败的恋爱是一个事业成功的人的话题。我或许有虚名，但我并未成功，我之所以记录着这件事，因为这段生活无法回避它。如今，或许我已经要老起来了，和我的孩子在一起，喜欢讲述往事。孩子说：“爸爸真可怜！是谁制造了这种罪恶的深渊？是‘文化大革命’吗？是毛泽东吗？”我严厉地批评了孩子，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他领导的中国走出的每一步，是有着具体的国际大背景的，有着具体的天地大自然的环境的，有着具体的共产党内部矛盾状况的。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和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又是农民出身，如果设身处地的为他领导的政府着想，他做什么都是能理解的。所谓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那是到了非常时期的非常语，未达到质变的常规期，芸芸众生哪里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呢？“文化大革命”触及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一个人又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那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每一个年轻人都在积极响应着。亲自经历了的我，如果现在一味地倾诉苦难，一味地怨天尤人，那违背了历史，也违背了人性。只有冷静地反思，检讨那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我们自身的缺点，以防我们的国家再出现类似的情况，这才是我们要留给我们孩子的东西。在苦难中，精神并不一定是苦难，这犹如肮脏的泥潭里生出的莲却清洁艳丽。当然，那时人的理想是非常简单和渺小的，“吃过了吗？”这句话是人与人见面最关切的问候和祝福。给一碗稀饭可以使我们感激涕零，一个烧饼足可以使一个人的灵魂变异。记得当时批林批孔，村里人议论最多的就是不能理解林彪：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难道还没有他的好吃的吗？好喝的吗？他竟要谋害毛主席？！人活到了温饱状态，就心思多了，心思多了又不能实现，痛苦随之产生。现代社会的人的痛苦不是一件两件，是周身的，充满了细胞的，说也说不清的痛苦。我说这样的话，更年轻的人是不大相信的，这是我的经历，是我经历后的体会。我不希望别人能有我这种体验。我只是在记下我个人的经历时，把倾诉苦难变成歌颂苦难和歌颂苦难中的爱情。
1970年，我暗恋的人上水库工地了。
70年代大兴着水利基本建设，丹凤县一举上马了三个大的水库工程。回过头来看，那种人海战术的做法和1958年大炼钢铁一样，但，凡是了解中国农村的人又不得不承认，落后的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环境也正是那时完成了改善。以至于邓小平时代开始，解放了生产力，农业得到大的发展，却与那基本生产环境的改造不无重大关系。棣花公社修建的是苗沟水库，离我们村10里路。第一批进入工地的全部是基干民兵，并且都以连队的组建形式分片施工。后来工地全线铺开，需要大量的劳力，公社给各生产大队分配了名额指标，各生产大队又把名额指标下达到了每个生产小队，三四千人的施工大军就呼呼啦啦拥上工地了。我没能去，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已失掉了当民兵的资格，而后生产队劳力紧张，也抗拒着完成上边分配的名额，我只能窝在村里。没有了活跃的年轻人，更没有了我暗恋的人，每日同老弱病残们在田地里劳动。我的生活无聊苦闷，常常一整天里不说一句话。邻村有个矮子，他比我还矮，人叫“勾子粗”，是说他吃稻皮子炒面时一次拉出的屎粗得像镢把。往常我是极看不上他的，碰见了，总问：“痔疮好了没？”他会瞪着眼睛恨我。可再没有了说话的人，我俩倒成朋友了。我真不明白我俩怎么就能成了朋友，一块去南山沟给猪寻草打糠，一块拿了镢头去条子沟浅山里挖树根疙瘩。他能吃苦，也肯帮我，在山上坡陡的地方，他总是先用镢头前边挖脚窝，自己踩着过去了，然后才让我过。帽山上有一户人家，屋后洼地里种着菜。我们去那里割草时免不了偷吃萝卜。一次被人家发现，放出狗来咬我们，他大声叫喊着要我跑，但我跑不快，眼看着要被狗撵上了，已经跑远了的他扬着镰刀又折回来，狗就扑倒了他，将腿咬伤。在白茅岭上砍柴，他带了碗口大一个饼子，我也带了碗口大一个饼子，饼子就揣在怀里，柴砍好了，我蹲在那里大便，一起身，怀里的饼子掉下来，竟滚动着直往粪便处去，眼看着就要碰着粪便了，饼子停下来。我捡起了饼子，吃不下去，他把他的饼子让我吃，而把我的饼子吃了，说：“我不嫌的，又没撞着屎！”他待我样样都好，但他是个没趣味的人，劳动毕了，他就坐在那里搓身上的泥垢，搓一个黑卷儿丢去，又搓一个黑卷儿丢去。我说：“人是女娲用土捏的，你会把自己搓小的！”他不知道女娲是谁。我说：“你连女娲造人的故事都不知道，你没上过中学？！”他羞愧地笑笑。我于是又说笑话给他听，他听得很认真，可我觉得他应该笑的时候他不笑，不该笑的时候他却笑了，使我顿失了再说笑话的兴趣。
暗恋(4)
“勾子粗”是我的劳动伙伴，不是说话的对应人，我就谋算着一定得去水库工地了！当比我小几岁的堂弟从工地回来取粮时，他讲了许许多多工地上热闹的事。比如宿舍的油毛毡棚是如何搭在沟底的；下雨天山坡上滚下石头，怎样把棚顶砸出一个洞来；几十人的大灶又怎样让不会做饭的人做饭；晚上的大探照灯照在坝基上一队一队比赛着打夯；而5天一次的文艺晚会一直从晚上演到夜里两点……我没有问那个她在没在水库，晚会上表演的是什么节目，我极想把心里的喜悦说给他，让他将一份喜悦扩大成两份喜悦。可他是长嘴男，我忍住了，没有对他说。堂弟却提供了新的情报：各生产队都没按要求上足劳力，所以若去工地，工地上一定会接纳的。另外，工地指挥部的人到棣花民工连来希望推荐一名能写字的人去做宣传员，大伙儿没有字写得好的，有人提到了我……我不做声了，第二天找到了队长，提出去水库工地，队长不允许。又过了两天，天下起大雨，不能出工，又没处去串门，抱着头睡了一会儿，闷得要命，我就装了一口袋包谷糁，对父母说我要去水库呀！父母还没反应过来，我已出了门，一个人戴一顶破得没了帽沿的草帽走了。我好犟，好像与什么人赌气一样，全然没有考虑后果：工地上肯不肯接纳？队长会不会惩罚？父母又作如何想呢？我赶到了工地，民工午休起来快要开下午工了，但我还没有吃饭。堂弟领我去见了棣花民工连的负责人，又领我去灶上问还有没有剩饭？正好剩着一盆子糊汤面，我蹴在那里吃了三碗。民工连负责人问：“饱了没？”我说：“饱了。”他说我估摸你也该饱了！下午你就得掮石头呀，要不晚饭就没你的了！我点着头，去库房领取了劳动工具。工地上的规定是，每人每天必须从河滩或采石场掮三方石头到大坝上，方可以记一个10分工，然后在灶上吃饭——在灶上吃饭，国家给每人每月补贴15斤白面。我掮了一下午石头，累得黑水汗流，但我掮的不足一方，收工的号角一响，我坐在河滩里，浑身散架一般。贾塬村的高启对我说：“我考你个问题，世上啥最沉？”高启是个政治人才，在村时就和我的那个本族的哥争夺民兵连长的职务，两个人闹得水火不容。我说：“过秤的锤，棉花里的水，你的心，我的腿。”高启哈哈大笑，却说：“你的腿？就那麻杆子腿？”我说：“我这腿实在沉重得抬不起来啦！”晚上，我和堂弟搭铺睡在油毛毡工棚里。一夜风声雨声，声声烦心，我想这样下去我怕是不行的，我并不是冲着掮石头来的，我为的是能去指挥部搞宣传呀！第二天，堂弟就把我来了的消息告诉了指挥部宣传干事福印，然后就要我到指挥部门前那儿溜达着。我依计行事，在指挥部门口转了两圈，就伸了脖子看别人下棋。我爱下棋，观棋不语是不可能的，眼瞧着红方架了炮，准备跳马逼宫，黑方竟还只攻一个小卒，我就蹲下去替他走了一步，不想肩头上被重重地拍了一掌。扭过头来，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人，四方脸，红卫服，我说：“走得不对？”那人说：“你是不是叫贾平娃？”我的大名叫贾李平，是纪念在金盆村李家大院出生的。但乡下呼孩子爱挂一个字而加个娃的口语，我就一直被人叫小名叫到了十###岁。我说：“嗯。”那人又说：“你写过大字？”我说：“在学校写过大字报，也写标语横幅。”那人拿眼睛久久地看着我，他一定怀疑我的回答，我又瘦又小，形象委琐。这时候，我的心还牵挂着汉楚河上，红方果然逼宫，黑方护士，黑方是不应该护士的，得紧急出将。我嘟囔了一句：“臭棋！”看见了不远处堂弟在给我使眼神，才猛地明白了站在面前的这个人可能是指挥部的，立即又说道：“我搭梯子在商镇街道的墙上写过斗大的标语哩！”那人说：“是不是明早你到指挥部来吧，我叫张福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