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夜里，是应该写上一笔的。我已经感觉到我会到指挥部去的，这将是我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以普通民工的身份睡在这里了！天黑又开始下雨，雨点在油毛毡棚上杂乱地响着。一盏灯吊在棚中的柱子上，无数的飞虫在纠缠。40多人睡在一起，有人在打扑克，有人在拉二胡，难听得像推碾子；更多的人躺下了，叽叽喳喳说话；有人就时不时张嘴出气，发着长声，似乎这一声会把骨骨节节里的疲乏能嘘出来似的，听着的人也感觉到了舒坦；有人让同铺的人帮捶打脊背，说往上往上，往左往左，然后是对对对的很舒服的哼哼，有人就说你是在日×吗？哼哼得把人的××都逗硬起来了！有人在放了很臭的屁；有人说着什么有人应了言，最后争论不休，突然翻脸，相互日娘捣老子地对骂起来。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我没有见到她，也没问堂弟她住在哪儿？从我们的工棚门口，可以看到水沟对面半坡处的另一个工棚，有男人和女人在棚前的灶口烧火，红堂堂的光里，他们在打情骂俏。我睡不着，拿起紧挨着我们铺位的一个姓雷的人枕头边的一本书翻起来。这一翻，竟一生都喜欢起了这本书。这本书没封面，也没了封底，揉搓得四角都起了毛，但里边的文章吸引了我，竟一气看了十几页。几年后我上了大学，一天，见同宿舍的同学拿了一本书，名叫《白洋淀纪事》。翻读了几页，大吃一惊：我在水库工地读的就是这本书！那天晚上，我读到了十几页，突然觉得被窝那边凉飕飕的，似乎还有什么在动，用脚一挑被子，天呀，一条蛇就盘在那里！我吓得跳了起来。全工棚的人都跑过来，他们要砸死那条蛇，尤其拉二胡的那个，叫嚷着剥了皮可以做二胡音箱。我没让砸，而是要堂弟用棍子挑了甩到工棚外的水沟里去了。我是怕蛇的，但我不害蛇，因为我属龙，龙蛇是一类，何况母亲告诉我，她怀上我的时候，梦见一条大蛇缠住了她的腰。而在一年前我去牛头岭上翻红薯蔓子，拔下了一些猪爱吃的草，就拢成一小捆放在地头，放工后我是将草捆儿像围巾一样搭在脖子上回的家。将草捆从脖子上取下来扔给了猪，草捆里竟爬出一条小彩花蛇。这第二次与蛇遭遇，使我那个夜里不敢睡，后来把铺移到棚中的柱子下边。
暗恋(5)
第二天，我到了指挥部，福印和安付在那里油印一份苗沟水库的工地战报，还有两个人坐在椅子上抽烟。福印介绍说那两个人是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后来我才知道，总指挥是公社书记兼任的，不常呆在工地——我对两位副总指挥笑了笑。我不喜欢那个黑脸的，他很严肃，烟吸得狠，口鼻又不出烟雾；那个矮胖子说了一句：“瞧他那手，细长细长的，天生吃文艺饭的！”福印就让我提了一罐红油漆，拿了一支大排笔，指令着去工地上下的崖壁和大石头上书写标语。我当然明白这是在考试我啦！整整的一天，我写下了无数的标语：“农业学大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我自信我的字是写得好的，因为指挥部房子的墙上有福印和安付他们写的标语，字的间架结构明显不如我，但我为了使每一个字都饱满有力，就用绳子把我吊在半崖上去写，红油漆就淋了我一鞋一裤子。福印陪着那个矮胖子领导，后来知道叫李治文，来工地看我写字，他们也惊奇我字写得这么好。我倒张狂了，说：“作文比字好！”他们就笑了，说：“今天起你就是指挥部的人啦！”在指挥部一天可以记8分工，近乎我在村里劳动一天的三倍工分，而且还可以拿到每月两元钱的补贴费，这是民工连的人享受不到的。如此的好事降临于我，我一个人跑到河滩的一处深水潭里去游泳，脱得精精光光，大呼小叫。我发誓要保住这份工作，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定要让指挥部的所有领导满意，长久地留用我。我游泳的深水潭在工地的下河滩，晚饭后并没有人来这里，但偏偏我暗恋着的人出现了。我是正从水里钻出脑袋，就看见了她从远处走过来。我“啊”了一声，立即潜下水去，因为我是赤身裸体的。当她已经走过了水潭，我穿上了衣服在后边叫：“喂！喂——！”她怔了一下，一下子跑过来，说：“听说你来了，可就是不见你，你到指挥部去啦？”我说：“下午才算正式去的。”她是比在村里时又有些黑了，但脸庞更加有轮廓，还新洗了头，头发蓬松光亮。她本是要去河下游那户人家里借东西的，突然决定不去了，领我返回，去了她们的宿舍。原来她和一帮年轻的女子住在离我们工棚较远的一户山民家。我们一进去，大家就都看我，我经不起这么多女子的目光，一时窘得耳脸通红。耳脸一红，她们就怀疑上我了，目光顿时异样。她说：“这是我叔，我把他叫叔哩！”大家说：“是吗？这么小的叔！”她说：“小叔。”她们说：“小叔？你这小叔如果再能高一头，就是个好叔啦！”“嗯，嘴大，嘴大吃四方，只是嘴唇厚了些。”“身体还好嘛！”她们嘻嘻哈哈作践我，然后就往外走，还说：“走呀走呀，咱们出去吧！”竟还拉闭了门。但她还是把门拉开，又开了窗子，坐下说：“她们胡扯！”我拿了眼睛开始大胆地看她了，她的目光先是迎着，后来眼里满含了笑意，终于不好意思，做个鬼脸，俯身往大的木板床上爬，要去取放在窗台上的核桃。她爬动如兔子，两只脚乍起，而一只鞋就掉下去，赤着弓弓的脚背和染着红颜色趾甲的脚趾头。那时候女孩子用指甲花捣碎了染指甲，但一般染手指甲，染脚趾甲的我仅见到她。我又“嗡”地一下要迷糊了，耳根下觉得麻痒，用牙咬舌头，伸手过去要捏一下那脚，但手伸出了并没有落下，一只狗悄无声息地坐在门口，它叫了一声：“汪！”把我吓得坐在那里老实了。
办报（工地战报）(1)
每个人活在世界都是有他天的一份才能的，但才能会不会挖掘和表现出来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的。极少数的人获得了展示他才能的机会和环境，他就是成功者。
工地战报是一张16开的双道林纸，两面油印了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福印和安付的作品，他们去各民工连采访人物，动笔写了，又用蜡纸刻成，再油印、散发。原则上战报没有出版日期，但没特殊情况还是三四天就得印一期的，福印几乎是固定人员，当然他还要做所有的宣传工作；安付除了刻蜡版，他却有兴趣去辅助技术员老陈，一个帆布口袋里总装着尺子和图纸。战报虽小，内容又简单，在那个注重社会舆论的年代，它却受到指挥部的重视，每期稿件要经副总指挥老李亲自审定，印出后要呈送公社和县革委会。我进入指挥部搞宣传后，刻了一期战报的蜡版，又写了两篇小文章。一篇为小评论，是为当时开展的大会战摇旗呐喊，尽管用夸张的字句；一篇则报道了负责运土方的民工连的生产进度。我并不懂得报道怎么写，把当时仅有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拿来，总结出了三段式，即开头讲形势，中间列举事实，最后要归纳，上升到一个政治高度。如此写了，没想被福印大加赞赏，连老李也表扬，从此安付就退出战报组，我取而代之了。以后半年，福印也慢慢退出来，战报就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是主编、是撰稿人、是排版工、是刻印工，然后去发行和在高音喇叭上广播。为了活泼版面，我开始学隶体字、仿宋体字、正楷体字，学着画题头题尾，学油印套红，还学起了写诗。我现在之所以能写文章能绘画和熟悉各种字体，都是那时练习培养的。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是有他天生的一份才能的，但才能会不会挖掘和表现出来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的。极少数的人获得了展示他才能的机会和环境，他就是成功者；大多数的人是有锅盔时没牙或有牙了没锅盔，所以芸芸众生。我的才能平平，但我的好处是我喜欢文字，而能很早地就从事文字工作；以至后来就读文科大学，毕业后又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行当。这犹如是相府的丫鬟久而久之也有了官宦贵气，小姐闺房里的苍蝇也喜欢了在菱花镜子上停落弄姿。
写诗最早是为了活泼战报的版面，写出了一首却来了兴头，惹得三五天就有了一首。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一直写诗，直写到大学毕业后的第五个年头，才停止了要做诗人的梦。有一天，县革委会来了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福印告诉我，此人是“大秀才”，“文革”中在陕西师大当造反派，写过许多轰动一时的打油诗，要我与“大秀才”交谈交谈。福印这么一说，我倒吓坏了，我不敢去见他，钻到工地医疗所的小屋里去帮医生煮针头。医生姓田，不修边幅，不要求别人卫生，自己更不卫生，他一边吃着一个生萝卜一边给我讲他在公社卫生院的故事。说中街某某的父亲肚子疼需要化验粪便，让去拿些粪便来，那老汉竟拉了一大堆全部拿来堆在桌上。说西街某某的儿子婚后不生育，让弄些精液查查，他当时没有小瓶子，随手给了一个玻璃杯子。那儿子拿了杯子去隔壁屋子了，一个上午没有出来，下班时杯子端来了，里边是一指深的精液，还哭丧着脸说他实在没办法弄满一杯子。他就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给我听，我被逗得“哈哈”大笑，福印就来叫我了，说“大秀才”要见我呢。我只好硬了头皮去，“大秀才”手里拿着我编印的战报，指了上边的诗，问：“这是你写的？”我说：“嗯。”他说：“不是抄别人的吧？”我急了，说：“怎么是抄别人的？”他就把眼镜推到额颅上，看着我说：“好，写得还好！你可以给《陕西日报》投稿嘛！”他就说了这一句，晚上我睡在铺上激动得不行，爬起来又到指挥部办公室去写新诗，福印也鼓励我今夜不睡，把诗写好了，他明日去公社就投稿到陕报去。他说：“投稿有稿费哩！”但这一夜我并没有把新诗写成。3天后，我觉得那首诗已修改得满意了，装在一个信封里，写上了《陕西日报》的地址，正好我的粮食吃完了，需要回家去取，就把稿件带上要亲自交给邮局。寄信要贴8分钱的邮票的，母亲却不给那8分钱。问干什么呀？我说：“你不要问干啥呀，权当我借钱，借8分，10天后还你8角！”母亲到底没给我，我还是向弟弟借的，他有一个牛皮纸叠成的钱包，里边有一角钱。寄完了稿件我就返回工地，估计着信得3天到西安，从西安再寄报纸过来也得3天，我的诗要发表那是10天之后的事。但从第10天起我天天翻看报纸，报纸上没有我的诗，看过了一个月也还是没有。我终于苦恼得把这件事告诉了才从部队复员回来待分配工作的顺正，他镶着两颗金牙，张嘴哈哈大笑，说：“人家怕早把你的诗擦了勾子了！”这给我打击不小，再不寄稿了，也再没提给母亲还8角钱的事。
自从办起了战报，所有民工连的人都知道了我，但大多的人并不知道我的名字，流传的而是“东街贾家的”孩子怎么样地有本事了！有本事又不张扬，坐在指挥部办公室门口的凳子上刻蜡版，坐得踏实，刻得认真，乖巧得愈发让一些人喜欢上了我。一次，一群民工，可能是陈家沟大队的，经过指挥部办公室门前，有人就说：“瞧，人家年纪小小的就吃轻巧饭了，咱肚里没墨水不掮石头谁掮去？！”有两个妇女跑进门，专要看我的坐势，嚷道我是方勾子，所以沉稳，将来还能当大官哩。我屁股是大点，但并不是方的，不晓得她们是怎么看的。到了年底，全县三个大的水库工地各项工作进行评比，苗沟水库除了土石方运输进度快外，战报是办得最好的，为此受到了表扬。而且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来到了工地视察工作，在河滩里开了一个会，讲话里又提到了战报。陪坐在主席台上的李治文就让坐在下边的我站起来让主任认认，我满脸通红地站了起来。李治文又说：“主任要认认你，你站起来呀！”我说：“我早站起来了呀！”全场的人都笑了，笑我的个子矮，主任也乐了，说了一句：“人小鬼大吗！”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我的屁股越来越肥，但我的个子却仍没有长。几十年后，在西安遇见了这位主任，他已经是陕西省的一位很大的官了。说起往事，他告诉我第一批工农兵上大学的花名册报到县上，具体负责招生的人汇报我是从苗沟水库推荐的。他就问是不是办战报的，个子矮矮的？负责人说是，他看那名册上写着我被分配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火箭系，说：“他学什么火箭，让学中文吧。”就这样调换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我感谢着这位领导，他对我办的战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的矮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一生，所谓的方屁股带给我的是丑陋，个子矮却赐给了我许多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办报（工地战报）(2)
我白天在指挥部办公室忙活，吃饭和晚上住宿还在棣花民工连的工棚里，民工连在一段时间里让我兼任了伙食管理员。其实，伙食管理员的工作非常简单，每个民工来交粮给灶上，我记个账，每次做饭下的米面和菜，我记个斤两，一个月到头了，将这些账目汇总给大家念一遍就完事了。难缠的是民工常常吵架，吵起来免不了手脚并用，因为都牵扯到粮食和吃饭的事，连长处理问题时总要叫我当场作证。西街村的那个刮刀脸饭量大，每每一份饭是不够吃的；他吃得又特别快，你无法想象那么烫的饭他低了头一扒就扒完了，扒完了并不去水沟里洗碗，而蹴在一边等着每个人都吃过了，谋算着锅底还有没有剩下的饭？他每次都能多吃到半碗到一碗。别的人当然有意见了，和炊事员吵起来，最后相互扭打在一起。炊事员的一颗门牙被打掉了，从此说话漏风。有人提议撤换炊事员，连长是不同意的——连长的宿舍单独安排在伙房旁边的小棚里，炊事员也常给他打的饭最稠——却问我怎么处理着好。我说刮刀脸多吃是多吃了，但刮刀脸收工后帮伙房干活，譬如劈柴火呀、提水呀、去水沟里洗萝卜呀，别人却一收工就进工棚睡觉了。连长立即宣布：给刮刀脸多吃一碗饭是应该的，谁如果每日帮伙房干活，就给谁多吃一碗！这么一公开，大家都没意见了，刮刀脸更积极了，以后伙房里脏活累活都归他干了。雷家坡村有一个姓雷的人在回家取粮时，回工地的半路上跌了一跤，袋子里的面粉撒在地上，他怕少了斤两，竟把撒出来的面粉连沙子一块装进口袋与干净面粉搅和在一起。结果有一顿糊汤面大家吃了都叫喊面条里有沙子，碜得牙不敢咬，就追查是谁交的面粉？为什么收粮时不好好检查？民工连整整一个晚上开追查会，我提供了近日交粮的人名，其中几个人指天发咒，信誓旦旦说不是他们干的。但姓雷的人不敢发咒，硬叫他发咒，他不说谁交了有沙子面粉死妈死大，只说要是我交了沙子面让我死了去！大伙儿就认定是他，再一逼，他承认了他的所作所为。众人一声吼地要叫他赔偿，姓雷的人趴在那里就哭了。我出来给他打圆场：“让他赔？他哪儿赔得起，这不是逼他上吊跳崖吗？饭碜是碜，大家还不是都吃到肚里了，吃到肚里了还耐饥哩！罚他给大家唱一段样板戏吧！”大家还是一肚子的气，但也不再说什么。姓雷的人就给大家鞠躬，开唱了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他是会唱样板戏的。灯光下，我看见他一边唱着一边脸上流着泪。
这期间，灶上发生了两件事使我至今回想起来细节还是那么清晰。每每想起了，欲哭，又欲笑，哭笑不得。
第一件事是工地大会战告一段落后，县上给我们拨下来了一批面粉，我和连长商量好好改善一下伙食吧，就派人下山在棣花集市上买了猪肉要包饺子吃。消息公布后，众人欢呼，自大年初一吃过了一顿大肉水饺，所有的人都六七个月了没有再吃过。许多人就把在此一个月内的生日都改到这一天。但怎么个吃法，意见极不统一。以每人多少个饺子为一碗，但饺子有大有小不可能公平；以所有人尽饱来吃，又存在着有饭量大的和饭量小的，饭量小的就不同意。末了，干脆一人称八两面粉，半斤生肉，萝卜白菜随便，自己做馅儿自己包，然后一人一煮。那一顿，我竟将我包成的饺子全部吃下，还喝了一碗汤。包饺子时，大家又说又笑，也按传统风俗在饺子里包一个一分钱硬币。肯定是自己包的硬币自己吃，无法测定谁吃了谁有福，可还都是包了硬币。刮刀脸和贾源村的关印是饭量最大的，他们比别人多加了萝卜做馅。关印吃过了还觉欠欠的，他是吃饺子从不咬嚼的，吃罢了往起站，猛地一低头，一个饺子从喉咙里掉下来，捡起来吹吹土又吃下了。我是最后煮饺子的，秃子安民饺子煮熟后让我吃，我不吃。他夹一个让我尝尝馅儿调得怎么样，我尝的那个饺子偏偏里边就包了硬币，遗憾得他捶胸顿足，骂我“有福”。
第二件事是45人一个大灶，炕面大的锅台上支着平日杀猪时烫毛的大环锅，炊事员是一女两男。一日，又是吃包谷糁面片，面片已经下到锅里了，姓李的炊事员用一张小锨当铲子去搅饭。站在锅台下搅着不得力，就蹲在了锅台上，这边搅了搅，又要到那边去搅。他应该是下了锅台转过去再上锅台，但他懒，一跨腿就从锅上迈过去，他的一只鞋就掉到饭锅里了。他的鞋已破得没后帮，是趿着的，一年四季没有袜子，鞋里是厚厚的土和汗合成的污垢，一掉进锅，4个人全都呆了，我拿了笊篱赶紧去捞，但锅里到处冒泡，鞋在打转儿一时捞不着，眼瞧着黑水像墨一样漾开来。姓李的也急了，拿火钳把鞋夹出来；要用勺把黑汤舀出来时，黑汤已浸染了半锅。那女人脸色煞白，但脑子还清楚，明白若要再舀，就舀得太多，饭就不够了，四顾一看，远近再没别人，急忙就拿勺把饭搅起来。她这一搅，我也灵醒了，立即用另一个勺从锅边还没有黑的地方舀了三四下盛在了盆里，准备给我们自己吃的。饭是搅匀了，但饭肯定已不卫生，又担心被人吃出了怪味，另一男人就舀了半勺菜油倒在锅里，又和了一些面水在里边，说：“这事谁都不能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谁说漏了嘴，谁负责赔粮吧！”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吃得特别香，还说：今天是什么好日子，饭这么稠这么油的?！
办报（工地战报）(3)
我已经买了一个硬皮的日记本，是用每月的两元钱补助买的，开始了记日记。我的日记并不是每日记那些流水账，而是模仿了《白洋淀纪事》的写法，写我身边的人和事。我竟然为我的记述才能感动了。写完一段就得意忘形，念给身边人听。大家听得十分开心，说写某某写得像，写某某还没写够，又讲某某的趣事。日记本平时是在枕头下压着的，我不在时常被人偷偷拿去当众念，竟还流传到别的连队，我写作的热情全是被这些人煽动起来的。到了后来，如麦场上扬麦粒，有风就多扬几木锨，如猴顺竿爬，我的写作竟完全是为了大家的赞扬而写了，稍一有空就写得不亦乐乎。没写日记前，休息时我就拉着电工房的小巩下棋，现在小巩拿着棋袋怎么邀我，我都失去了兴趣，他把我的日记本夺过去扔到地上，为此我们反目了一个月。1990年的夏天，我回了一次老家，一晚上和本族的一个侄儿说话，他突然谈起了我的日记本，说：“平叔，你那日记写得真好！”我觉得奇怪，我离开家乡时他还没有上学，整日鼻涕涎水的，他哪儿读过那本日记？但我也想不起那本日记后来放在了哪里。他说，日记本在棣花流传着，先是贾塬村的倒换了三个主儿；后又传到中街雷某某的手里；再又到东街，转到他手里时他就藏起来了，再不外借人了。我赶紧求他能否还给我，而且愿意再送他一本我的新书。日记本保存得相当好，外边包了两层牛皮纸，上面写着：这是贾平凹在水库工地的日记，凡阅读者务必爱惜，不得涂抹、撕坏和丢失。我把日记本贴在胸口，一颗眼泪骨碌流了下来。这本日记，我带回了西安，我的几个文友读了，竟认为并不比我现在的作品差，建议拿去出版，公之于世。但我不愿这样做，我送给了我的女儿保存。她现在已经到了我当年的年龄，我要让她了解她的父亲当年是怎样个生活，又是怎样个写作的。
我常常想，她只要能主动一分，我就会主动十分，可她似乎没有那一分的主动。我一生的胆怯也就从那时开始了，而敏感和想像力丰富也就在胆怯里一点点培养了。
指挥部的老任我总是不敢接近他，这个南方人说话含糊不清，阴沉个脸，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我问过福印，福印也说不清他的来龙去脉，说好像是地区水利局的干部，也是犯过什么错误，才到了县上又到了水库上。指挥部所有领导的家属都先后来过，惟独老任没有。他
有没有家属这是个谜，但谁也不敢问他。有一次，从苗沟下游两边山梁上负责开挖水渠的曹爷——他是我的本族，辈分高，我得叫他曹爷的——来到指挥部，带了一大篓软柿子，要我去找老任也来吃，我去了老任居住的那个小屋。小屋在指挥部办公室后的山坡上，门开着，老任就坐在门槛上望对面坡梁上的一丛杏树，嘴里叼了烟。他完全是下意识的，一根纸烟吸完，手里就把另一根纸烟揉搓着，待这根吸到一寸长了，烟屁股就接在另一根的烟头上，竟一连三根吸过了还没有注意到我就站在小屋旁10米之外。我终于咳嗽了一下，说：“老任，老任，曹爷叫你的！”他怔了一下，看见了我，纹丝不动，说：“是你曹爷可不是我曹爷！”我说：“是我曹爷，他让你去吃软柿哩！”他披着衣服就往指挥部办公室去，却要我把晾在屋后石头上的一件衣服收了放到屋里去，免得起风吹跑了。我收了衣服第一次进他的小屋，小屋里零乱不堪，但桌子上却有一只大海碗做了花盆，里边栽着一株花，花开得红艳如血。这使我十分吃惊。农村人，甚至在农村工作的干部，从来没有人养花的，而他这么一个黑脸大个子，都认为严肃得没了情趣的人竟养一盆小花?！半年之后，老任调走了，曹爷从水渠工地上又来到大坝工地，他住进了老任的那个小屋。我和曹爷的关系是亲密的，他喜欢打猎，用鸡皮包了炸药做成丸子状，夜里去山根放药丸炸狐狸就把我带着，我们说过一次老任。曹爷说，老任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学得一肚子的本事，可毕业后却没有用武之地，他发过牢骚，提过意见，因此受过批判，从此人就蔫了。曹爷说到这儿，指着对面坡梁上的那丛杏树，说：“你去过那树下吗？”我说：“没。”曹爷说：“老任说，他每天对着那树看，树给他说过许多话。”我说：“这不可能，树怎么说话，树成精啦？！”我去了山梁上看过那丛杏树，树上结了小而涩的山杏，树并没什么特别处，我就估摸老任是神经上有毛病了。后来李治文在办公室偶尔说过一次老任调走是因为夜夜失眠得厉害，我就得意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了，但老李哼了一声，说：“你这娃！怎么给你说呢？”他到底没有说。
李治文和我们嘻嘻哈哈混熟了，我们也就没高没低没大没小，学他在民工大会上讲话的声调，学他鸭子样的走路。他夸奖我的文章，说等水库修成了，他要推荐我去县革委会宣传部写材料。但他的毛病是爱修改别人的稿子，先是他怎么改我都没意见，后来他改过了我觉得不妥又恢复原状，他就生气了，说：“你以为我这样改动不好了吗？我在宣传部工作时乃是县上‘第一支笔’！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致敬电是谁写的？我写的！”李治文最终没有把我推荐到县宣传部去，因为水库还没有修起我就去上大学了，而上大学他是竭力支持的。他甚至在召集水库工地有关人参加的推荐会上，为我说了一大堆赞美话，说我的写作水平超过了他，是个人才，应该去深造。大学二年级的暑假里，我回故乡时专门去看过他，他那时发福得厉害，搂抱我又搂不住，两只短短的手在我腰际使劲地拍，说：“毕业后一定回咱县吧，你就到宣传部来，咱们一块写材料。你会成为‘第一支笔’的！”毕业了，我没有回到丹凤县，因为陕西人民出版社来学校把我要去了，我从此有了西安户口，是西安城的市民了。但我再次回到丹凤，苗沟水库已修好，他却去世了。他的老家在很远的深山里，我没有去他的坟上奠杯酒，只是伫立在寒风里，面向他家的方向，默默地祈祷他的亡灵安息。眨眼又过了10年，我采风去了一个边远的小县，小县里宣传部的一位干事发表过一些文艺作品与我相识。他接待了我一个礼拜，讲了许多关于宣传部的故事。那时，他并不是县上的“第一支笔”，但号称“第一支笔”的那位住院已经3天了，3天里昏睡不醒。当时北京的一位首长要来视察工作，“第一支笔”的任务是必须尽快拿出一批汇报材料。可怜那人就拿了五条纸烟住进了县委招待所，7天7夜没有出那间屋子。材料是写出来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认为这里没有写足那里没有写够，意见提了一大堆。“第一支笔”又关起门修改了两天。第三天，北京的首长到了，“第一支笔”回家去睡觉，但却怎么也睡不着了，送进医院，注射了针剂，睡着了却3天3夜不醒。我的朋友领我去医院看望了那“第一支笔”，他还昏睡着，守在床边的老婆流着泪，悲哀着她的丈夫，说他几乎搭上了命写就了那么多材料。据说首长听了一个小时的汇报后就不愿听了，提出要到一些乡社实际去看看，那一堆材料就没用了，成废纸了。出了医院门，我突然想起了李治文，暗暗庆幸着我没有分回县上的宣传部，没有成为县上的“第一支笔”。
我的日记本里记载了身边发生的故事，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写到他，并且要看看写出的他是什么样子，但指挥部的炊事员却惟恐我写了他。他说：“你写了我啦？”我说：“没。”他说：“顺政说你写了我啦。”我说：“人家是逗你的。”他说：“你不要写。如果你写，你一定得写我是英雄人物！”但我确实没有写他，他不可能是英雄人物，他只有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每天民工上了工地，指挥部办公室里就留下我和福印，还有电工房的小巩，我们正油印着战报，他从厨房里唱着戏走到办公室来，汗水光亮地在秃得没了几根头发的脑袋上，
肩头上搭一条毛巾，进门往长条凳上一蹴，必然开讲他的锅盔烙好了，锅盔烙得多么黄，或者是今天吃哨子面，面擀得一窝丝似的。我是烦他说这些的，他说起这些只能使我觉得肚子饥，不理他，福印也是笑而不答。他见没人理他，就去打开指挥部惟一的那台收音机，而且音量拧到极限，立即就能招引来一些人，最早笑嘻嘻来的就是关印了。关印是棣花民工连的愚人，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但他是最能出力的，什么苦活脏话，只要说：“关印你去干吧，今日灶上做了烧饼，多给你吃一个！”他说：“说话要算话哩”，“嘿嘿嘿”笑着去干了。他是工地上连续五次评选出的先进分子。“先进分子”在几日前的施工中被石头砸了脚趾，闲下来了，一听见收音机响他就“嘿嘿嘿”地踱过来。关印一来，炊事员就要作践他了，问他想不想媳妇？说想。又问哪儿想？说头想。炊事员就说：“头恐怕不想，是这里想吧？”用柴棍儿捅人家的交裆。然后摇头说人活到这个样有什么活头，就只会吃饭和干活，“当年我在县上给王主任做饭的时候，他家……”他又开始讲他的光荣历史了，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过给王主任做过饭，无非是王主任爱吃捞面，吃得满脑袋汗水，还要喝一碗面汤，不，面汤应该叫“银汤”。王主任嘴是方嘴，屙屎也是方的。还有，王主任的一个侄儿，在省城工作，坐着飞机上班的，读砖头一样厚的书。我说：“关印是先进分子，你就这样作践他呀？这一期战报上还有写他光荣负伤的报道哩！”炊事员就不言语了，闷了好久，却又问关印：“脚还没好？”关印说：“没。”他说：“去半崖上撬石头，别人不敢去，你却去了，你是怎么想的？”关印说：“我想，总得有人去吧，我就去了。”他说：“不对，你一定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不是？”关印说：“我背不过那么长的话。”他又摇摇头，越发看不起关印，说：“你去把厨房里的那个猪头拿到河边退毛去吧，煮肉的时候，你来啃骨头！”关印真的提了猪头去了。我和福印“哈哈”大笑，说你还真懂得采访嘛！他说：“跟啥人学啥人，要叫我当领导我不比老任差！”但偏偏老任就从门前小路上回来。老任一定是听见了他的话，但老任黑着脸没言传。他赶紧去厨房给老任端了洗脸水，老任没有理，也不洗脸，问：“什么饭？”他说：“你爱吃锅盔，专门做了锅盔，熬的稀饭，炒了酸菜！”就端饭菜上来，又去取筷子；似乎为了干净，竟将筷子在他的胳膊肘内擦了擦。老任就火了：“谁让你这样擦筷子？你那衣服就干净吗？！”他瓷在那里，满脸通红，我和福印就抿着嘴笑，小巩还嘴里啧啧咂着响，幸灾乐祸。他一怒敲了小巩的头，骂道：“响你妈的×哩！”
一个月后，老任终于不让他做炊事员了，他去了工地，在索道卸土处负责拉土箱的绳。没想干了几天就死了。大坝上需要填粘土，而粘土要从库区左边的山头上取，就从山头架一道铁索到大坝前的半坡。铁索上一溜六七个装土的木箱，木箱下行到半坡停住，拉动箱底的绳，土就可以倒下来。他拉了最后一箱的绳，原本这边摇旗的人一摇旗，山头那边才开绞索机，但偏偏出了差错，这边旗还未摇，那边竟开了机，木箱开始上行了，而他双手还握着绳头，众人喊：“快丢绳！”但他已不能丢，一丢落下来站不稳要滚坡的。木箱瞬间已离开坡道有几丈远了，众人又喊：“不能丢手了，抓住抓住！”木箱就越来越快地向山头运行，他也只好双手抓着箱绳吊在几百米高的半空。绳是系在箱底板上，一晃一晃的，又在半空遇着风，他便不停地旋转，左旋转，右旋转，旋转得看不清人形了。整个库区都目睹了这一幕，几千人一片惊叫；有人就随着木箱在地上的影子跑。已经经过了大坝上空，经过了那段河道，开始到了对岸的山头下了，如果再有3分钟，他就可以安全到达山头，但是他终于坚持不住，掉下来了。人们哭喊着往山下跑，他窝在了石头堆里，上下身子折在一起。脑袋压缩进了肩里，死了。他是水库上死亡的第二个人。他死后，我们都怨恨老任，但也在说：“他要是不死，坚持到了山那边，那他又不知该怎么吹了！”
我在水库工地时基本上是一个月回去一趟，每次回去，都要背一背篓柴的。民工灶上的烧柴是每天轮流一人到20里外的山头去砍，但差不多是每个人背了一百三四十斤的柴走到库区上游的山村里，就将一半卸下来存放在某一户人家的院里。待将剩下的柴背回交灶上了，又去山村背那一半连夜送回自己家。这种假公济私的做法谁都如此，谁也不说破。自然我也这样，但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连夜送柴回家，而是在指挥部的后檐存放得多了，一个月回家时捎带着。对于我在水库工地进入了指挥部办战报，父亲十分高兴。他让我将每一期战报带回去，他会戴了眼镜仔细地读几遍，常常就检查出了若干错别字。指挥部补贴的每月两元钱，我是极少花销的，拿回家交给父亲，父亲几乎是一半用来买了信封和纸继续投寄申诉材料，一半为家里买盐。但是，父亲染上了喝酒的恶习。他是好客之人，以前家里的客人不断，凡是来人，必是留着吃饭，去商店里买一瓶酒，然后对母亲说：“弄几个下酒的菜吧！”他只管吩咐，母亲却作难：拿什么去弄菜呢？就只好将仅有的几个鸡蛋炒了。而喝酒吃饭时，母亲就打发我们兄弟姐妹都出去，等客人走后再回来。有时母亲会在锅里给我们藏那么一碗挂面，有时只能喝点儿面汤。现在，客人是稀少了，即使是有人来，也没了面条吃、没了酒喝，父亲就会把水烟袋拿出来，用包谷缨子搓了火绳，一遍一遍劝人吸烟。星期天里，三伯父和大堂兄要回来了，他们肯定是拿了酒来和父亲喝。安慰的话已经没有什么言辞可以说了，酒就是他们的兄弟之情、叔侄之情，一切都在酒里。这样的一个晚上，兄弟二人和大堂兄一起轮流着用一个酒盅喝，没有菜，干喝着。然后水烟袋你吸几锅了，交给他吸，他吸几锅了，再交给另一个。我从水库上若是回去，就和弟弟妹妹坐在一旁，我们是派不上喝酒的，只被他们支使着去烧水，泡一壶像棉花叶一样廉价的粗茶，或去瓮里捞一碗酸菜，切一碟青辣丝儿。母亲也坐在一旁给我们纳鞋底，绳子拉得“哧哧”响，父亲就不耐烦了，指责着拉绳子声烦人。母亲是好脾气，就不纳鞋底了，坐在一边不吭声。酒都是一元钱左右的劣质酒，容易上头，常常是父亲先醉，一醉就给我们讲他的冤枉，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一生没有害人呀，怎么会有这下场？！”他一说这话，我就心酸，说：“不喝了不喝了，酒有啥喝的，又辣口又烧心！”父亲就瞪我，骂道：“这里轮不到你说的！”就又对母亲说：“让你弄个热菜，你也不弄，不是还有鸡蛋吗？”母亲说：“哪里还有鸡蛋，你不知道昨日集上我卖了吗？”父亲不信她的，对我说：“你妈抠得很，她舍不得给我们吃，你去柜里看看，还有没有鸡蛋？”我起身去堂屋开柜，母亲给我挤眼，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开了柜，果然发现那里还有四五个鸡蛋，偏也说：“没有，鸡蛋皮儿也没有！”父亲便说：“真没有了？那咱再喝吧。”他须要把三伯父带来的酒喝完不可，最后就醉得一塌糊涂。
父亲越是爱喝酒，三伯父和大堂兄就想方设法给他买酒；越是有了酒，父亲就越喝上了瘾。他的酒量却越来越小了，喝到三两就醉了。我和母亲曾劝三伯父和大堂兄不要再给父亲拿酒了，三伯父说：“他心里不好受，就让他喝喝，喝醉了他就啥也不想了。”后来听弟弟说，寄出去的申诉信亦无音讯，父亲有些失望，我拿回去的两元钱，常常说好去买信封信纸的，买回来的却是一瓶酒。我只好叮咛弟弟，劝酒是劝不住了，让他在父亲喝酒时多守在一边以防醉了栽在什么地方起不来。
有一天，淅淅沥沥下着雨，弟弟突然来到了工地，说父母让我回去一趟。我不知家里出了什么事，问弟弟，他又不说，擦黑到家，原来是生产队的一头老牛犁地时从坡上滚下去死了，各家分了些牛肉，父母让我回来吃一顿萝卜丝炒牛肉片。父母的心意我是领了，但我却生了一肚子气，觉得实在划不来。想想那次工地上吃猪肉饺子，原准备留一些送回家的，可留下那么一碗，又忍不住全吃了，这时候便后悔自己没孝心。到了“十一”国庆节，工地灶上又改善伙食吃了一次肉，这一次肉是集体做的，肉片切得一样薄厚大小，并有人专门清点了肉片的数量，吃时每人5片。我终于控制了自己的馋欲，吃了2片。将剩下的3片用树叶包了送回了家。送回家，母亲却告诉了我一宗大事，这便是提说了我平生关于第一次婚姻的事。母亲说，她托人给女方的娘说话去了，就是从陈家沟搬住到中街的那户干部的女儿，有文化，人才又稀，如果事情能行，也真是一门不错的婚姻。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笑了一下，温柔又苦涩，好像很对不起她的儿子。我那时不足18岁，却也是村里很少的几个没订婚的人。母亲的话我并不在意，我自信我不会成为光棍儿的，而且会娶下世上顶漂亮的女子。第二日一早，我要往工地去，母亲硬是不让走。一定得等媒人回了话再走，我就去泉里担水。清早的村路上便遇见了一位女子，高挑个儿，大脸大眼，蛮是漂亮，正背了一背篓锅盆碗盏；我以前似乎知道她就是陈家沟那个干部的女儿，见又背了灶具，像是在搬家，就意识到母亲提说的那个女子该是她了。但她漂亮，我不敢多看她，她原本要寻着地塄放下背篓歇歇的，抬头看了看我，脸色粉红地又走了。我想如果真是她，漂亮是漂亮，可心里已被叫我叔的那一位塞得满满的，哪里有位置放她进来呢？吃早饭的时候，媒人来到我家，见我也在，却并没有说什么，使眼色将母亲叫到了院门外，两个人就站在厕所边的短墙下叽叽咕咕说话，然后就走了。母亲回来，脸色铁青，说：“还不愿意哩，离了你，我娃就娶不下人啦？！”我说：“这事以后你不要管！——她怎么说的？”母亲说：“她妈说了，她女儿年龄还小，将来还要上大学呀，现在不谈这事。这是巧说哩，嫌咱家不好……”被人突然拒绝，又说这样伤人的话，我就有些受不了了，怨怪不让母亲管，偏要管，这不管出一肚子气来？！我说：“她是不是想招个女婿进门呀？我可不干那事！”她家是一堆女娃，没个男娃的。母亲一听，也有个台阶下了，立即说：“倒插门咱不干，她就是同意我娃也不去的！”我重返了工地，继续恋我该恋的人了。半路上有一棵柿树，叶子已经落了，但遗下来的几颗柿子红得像小灯笼一样还在树顶，我爬上树好不容易摘下来，没有吃，放在背篓里要带给她，但在她的宿舍里取给她时，柿子却被一路摇晃破了。
工地上的文艺演出隔三岔五地就举办一次，演员来自各民工连，都是些人尖子，她当然在其中。演出没能力排大戏，节目大致是些小演唱和样板戏的片断，别人一晚上或许出场一次两次，她是七八个节目里都有的。她一出场，我的眼睛就盯着她转，平日见面，我倒不敢死眼儿看她，现在她全在我的眼里。演完戏后，幕布道具和锣鼓家伙得放到指挥部办公室的。她来了，我就对她说：“你瞧瞧我这眼里有个什么？”她俯过身来看，以为我眼里落了什么东西，说：“没啥吗。”我说：“你再看看有没有个人？”她看到的肯定是她自己，一个小小的人。她脸红了一下，给我眼里猛吹一口气，说：“我把你叫叔哩！”
她这样对我说令我高兴，等她走了，我却想：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她并没有想到我在爱她？还是知道了我在爱她而婉转地拒绝我？但若是要拒绝我，那俯过身的姿势，那眼角眉梢上的神情，那吹气的肥鼓鼓的嘴，并不是拒绝的意思呀！我难以入睡，浑身火烧火燎的，我不能影响了我同铺的人，也不能让同铺的人看出了破绽，就独自去了月色明亮的河滩；在哗哗哗地流水声中忆想着她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嘴里轻唤着她的名字，而身体也发生着异样的变化。我决定明日一定去见她，说破我的心思；我甚至已想好了对她要说的内容，一环套一环，逻辑是那么严谨，言辞是那么华丽，我为我的天才都感动得双眼湿润了。可第二天见着她了，我却口笨不堪，说我是去工地寻找曹爷呀，没想到碰上你啦！就询问几时还演出呀，文艺队谁演的好，谁又不行；再就是说天气，说今年的雨水收成，都是些淡而无味的话题。我就是这么孱弱，话头绕来绕去，眼看着要绕到正题上了，又滑向了一边，像可怜的阿Q，圆圈的两个线头总对不到一块。我不敢吗！我一是说不出那火辣辣的话来，二是担心说出来了她变了脸骂我流氓怎么办？即使不骂我，好言好语地拒绝了我又怎么办？我常常想，她只要能主动一分，我就会主动十分，可她似乎没有那一分的主动。我一生的胆怯也就从那时开始了，而敏感和想象力丰富也就在胆怯里一点点培养了。
指挥部的办公室是借来的两间民房，房主一家住在了隔壁。他们家有一个女儿，长得小巧玲珑，自几千里来到了寂寞的山沟，她见到了许多世面，自己也如一枚青柿子一样迅速地红起来，变软变甜。她学着演出队姑娘们的样儿留起了马尾巴的发型，也买了雪花膏擦脸，还将一件灰蓝布裤子一会儿宽一会儿窄地变化着。她的娘常常当着众人责骂她：“叫你去地里摘豆角，三声五声你不吭，照啥镜哩？镜子里有鬼哩，摄了你的魂去！”我刻蜡版的时候，她常就坐在门前的石头上纳鞋底儿，她能纳出各种图案。我一抬头，发现她正看着我，看
见我看着她了，忙将头别开，慌忙朝河滩喊她妹妹，河滩里并没有她的妹妹。房东的邻居老太太长着一口白牙，她从来不刷牙的，牙却长得瓷一样白。一日突发奇想，她对我说：“你妈没给你订下媳妇了吧？”我说不急。她说，还不急呀，胡子都长出来了还不急？我摸摸嘴巴，是长了胡子，已经硬扎扎的，就拿夹子捏着拔，说：“媳妇反正在丈母娘家养着的！”老太太就指着在河滩地里拔葱的女房东说：“她是你丈母娘行不行？”旁边的安付就笑，似乎说了一句：“这倒是个好对象哩，两个人一般高的。”其实，我比那女子高。我说快别胡说，大家就哈哈笑。女房东提着葱过来问说什么呀这般高兴的？安付说：“平娃说你拔葱是不是包饺子呀？如果包了饺子会不会给他吃？”女人说：“行呀行呀，只要平娃不嫌我家脏，就来吃嘛！”果然这一日她家包了萝卜葱花素饺，给我端了一碗。这些玩笑可能也传到了那小女子的耳里，她见我倒羞答答啦。一日，我在她家房墙上的那块黑板上写指挥部的一份通知，中午时光，太阳白花花地照着，河水哗哗响，而树上的蝉又叫个没完没了。我写着写着，觉得山墙那边有人一探一探的，一仄头，小女子露出个黄毛脑袋，见我看见，极快地跑过来，手里拿了两个蒸熟的红薯，说：“给！给！”我刚接住，福印恰好从医务室那边过来，笑着说：“咦，咦！”小女子满脸通红地就跑了。我吃了一个红薯，福印吃了一个红薯，我警告福印：“这件事以后千万不要再说了，我没那个意思，也不要害人家。”小女子是很可爱的女孩儿，但我暗恋的有人，以后因自己心里没鬼，倒大方地去她家。而我的那个她也常去她家，我们可以随便翻她家的案板和锅台，寻找能吃的东西。小女子见我和这位叫我叔的人在一起话多，她就再没了那种羞答答看我的眼神，却仍一如既往地拿她家的东西给我吃，只是大方多了，没人时给，有人时也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