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即使现在老了，依然风韵犹存。妈妈的个于很高，眼睛大大的，她的五官是那样的壳美，在任何女人面前，她都是出类拔萃的…
当两个杰出的女人凑在一起的时候，也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妈妈对刘晓庆看得很准，也看得很透。刘晓庆对妈妈的好电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有人也许会问，你的母亲既然看人那么准，那么，她对后来的事情，为什么没有看到？
咳！谁又是先知先觉呢？再说，当年的刘晓庆和现在的刘晓庆宛若两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别说小小的人了。我所说的是当年的那个刘晓庆，那个活泼的善解人意的刘晓庆。
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回到家以后，刘晓庆表现出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的模样来，端茶倒水，还亲自下厨房做饭菜。
她的这种举动对我来说是太陌生了，因为我知道刘晓庆实际的生活能力，她连煮面条都可以把锅煮糊，可是，在妈妈面前。她却表现得这样能干。
也许是因为她急于得到未来婆婆的承认吧！可是，我的妈妈从来都没有做过她的婆婆，那是因为，在我的母亲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并没有正式和刘晓庆登记结婚，当母亲能够听刘晓庆叫一声妈妈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但刘晓庆依然像一个媳妇，不，像一个女儿一样对待妈妈。
我和妈妈在屋里聊天，心却不住地往外面飘，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刘晓庆居然下厨房了！
我听到厨房里的水龙头在哗哗地响——她在洗菜，也听见她打开冰箱的门拿东西，听见了她擦火柴的声音。
我和妈妈谈着家里的人，谈着我们家乡的事情，心里却在惦念着厨房里的情况。
突然，我听到里面发出“当嘟”一声，是筷子掉到地上了？我连忙一边笑着和母亲说着活，一边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一进厨房，锅里的油正开着，铲于却掉在了地上，我的小兰妇刘晓庆正在那里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发呆。
原来，没有经验的刘晓庆把油锅烧着，铲于放在锅沿儿上，就去洗菜。锅底下的火苗正好舔着铲子把，当她回过身再去拿锅铲的时候，那铲子已经烧得非常热了，结果也自然可想而知了。
我赶忙过去把火闭了，看看她的手，她的食指上清晰地印着锅铲的印子。抬起头，我发现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嘴紧紧地闭着，一声不出。我心疼地拿着她的手，在水龙头下面小心翼翼地冲着。
一滴晶莹的泪终于夺眶而出，她冲我一笑，把手从我的手里抽了出去，对我说：“你去陪妈说话吧！说完转身又去洗菜。
“还是我来吧。
她一边洗菜，一边回过头，“你快去吧！
刘晓庆知道我们北方人的习惯——男人不下厨房，虽然她并不赞成，但她也希望让妈妈知道我找了一个特别能干的媳妇。
“你别着急，洗完菜再点火都来得及！我小声在她的耳边指导着。
她突然转过身来抱住我，眼里泪花闪闪的，那样子真的让人心疼。我轻声地叮嘱了她几句，她又转回身去了。
看着她的手烫成那个样子，看着她一边流泪，一边还冲我不好意思地笑着的神态，我的心都酥软了，真的想马上接过她手时的活计。可是，我也能够理解她想在妈妈面前表现一下的心情。所以当然要配合她把这一切做好，让妈妈知道她是一个好媳妇。也帮刘晓庆圆了她那做女孩时就有的梦想。
“怎么了？
我一回头，妈妈已站在了门口。
也许是明察秋毫的母亲早就从心神不定的儿子的神态里发现了事情的溪跷，妈妈也赶了过来。
“是不是烫手了？
刘晓庆转过身，连忙冲妈妈摇着头，可是她又下意讽地把那只烫伤的手举了起来。
“哟，妈妈心疼地看着刘晓庆烫伤的手。
其实，我那善良的母亲并不在乎她的儿媳是否能够给她做一桌丰盛的饭菜，只要孩子们有这样的心就足够了。
妈妈不容分说，拉着刘晓庆就往屋里走，回头说：“他会，让他去做吧！咱娘儿俩拉拉家常。”
妈妈真是解了大围，虽说我希望帮着刘晓庆把戏演好，可是她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饭菜。我的心里也没数。搞不好，她是不是又会把洗衣粉当咸盐搁到菜里？或者再做出什么别的花样来？我部无法想像。总之，这场婆婆考儿熄的戏总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从那以后，妈妈也知道了刘晓庆根本不会做饭，所以每次到了做饭的时候。总是把刘晓庆从菜板边拉开。刘晓庆也很自觉。总是把菜洗好了放在那里，等着我来下厨。
她一直在为自己不能做出可口的饭菜而歉疚着，也常常想补偿些什么。妈妈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她总是把我们从湖南带回来的那些银耳在头天晚上用水发好，然后把泡过的莲子拿出来，人颗一颗地挑着，第二天一早，睡惯了懒觉的她总是一大早就悄悄地爬起来，偷偷地为母亲做莲子银耳羹，当妈妈起床的时候，她已经把妈妈的早餐端到了妈妈的面前。
虽然妈妈没有说，但是我知道她老人家是满意的，妈妈那颗曾良的心很容易得到满足。
可是，即使刘晓庆这么殷勤地孝顺着，也不能减轻老人心中的伤痛。每当我们三个人坐在那儿谈起我的儿子的时候，妈妈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总是以泪洗面，刘晓庆也拉着妈妈的手，陪着她一起流泪。有许多天的晚上，都是这样的场面。
这傍晚的谈话，就像一层细雾，让那些本应该很甜蜜的夜晚，蒙上了淡淡的忧愁。虽然我和刘晓庆住在另一个房间里，但我深知妈妈会度过怎样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为了摆脱我心中的忧伤，刘晓庆总是用万般柔情和我聊着我们的未来。
当时的她没有细想过为什么一个孩子会给几个人带来这么撕心裂肺的悲伤，她雄心勃勃地发誓，一定要为我生一个健壮的孩子。虽然每每提起“我和她的孩子不是我唯一的孩子”这一点，她都会表现得有一点不满，但是她仍然希望能有一个既像我又像她的小女儿。反正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再要的小孩是男是女都无所谓。
我一直觉得，女人只有当了母亲以后才真正伟大，我也一直认为，我和刘晓庆的孩子会改变她，也能改变我。
从我母亲对孙子的感情，我又想到了养育我们长大的姥姥。
由于当年我们是随军家属，家里总是随着部队的调动跑来跑去，所以不得已，姥姥现在被孤零零地埋在了另一个地方，因为姥姥去世的时候我们都还小，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姥姥的坟在哪里。如今，我的母亲也去世了，就是说，不会再有人知道姥姥埋在哪里了，也再没有人会在清明节的细雨中，为她烧几张纸，献一束花了。她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化成了一堆黄土。可就是化成了这堆黄土的姥姥曾经那样呵护过我们，照顾过我们。我们是一个一个地在姥姥的怀抱中晃大的，还有什么样的爱能比这一辈辈岁于爷孙之间的爱更永久更浓烈的呢？还有什么样的感情能高于这种感情呢？
所以，我把这些想法告诉给刘晓庆，使她产生了浓烈的想当一个好母亲的愿望。甚至在那些不眠夜里，我们还一起想像着她做母亲会是什么样子。说着说着，我们就会不约而同地笑了。
当时我妈妈到北京看病，确实惊动了很多的人，就连我十分敬重的老厂长汪洋也曾经派车让刘晓庆陪我母亲去医院看病。
那个年代，医院对我来说太生疏了，我几乎从来没有去过。所以，看病的时候，几乎总是刘晓庆在跑，挂号、交钱、找医生，她不停地低着头（怕有人认出她未）在大厅里跑来跑去。
我们在积水潭医院托关系请了最好的医生。如今，我依然很佩服这个医生，在当时，母亲的病已经很重了，大夫很不客气地对母亲说：“你不好好爱惜自己的话，也就几年了。
她当时说了一个数字，后来，母亲去世时我们一算，果然大致如此。
妈妈听了医生的话，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记得，当刘晓庆看到妈妈眼里流出泪水的时候，她紧紧地抓住了我，用手摇晃着我。
当时的我真是一个傻蛋，一个蠢货，一个不可救药的笨瓜。我可能写出浪漫的诗篇，却找不出任何安慰母亲的话来。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该斥责那个不懂礼貌的医生，还是讲几句让妈妈宽心的话？也可能我两者都想做，却又什么也没有做出来。
刘晓庆走了过去，拿出一条手绢，为母亲拭去了脸上的眼泪，说了许多许多，就像一个女儿安慰她最爱的妈妈一样。
二
走廊卫的光线并不很亮快到中午了，忙碌的医院也渐渐静了下来。
刘晓庆和妈妈就站在那里，手拉着手。刘晓庆的嘴里一直在说着什么，说了许久许久，最后，还是她搀着妈妈走了出来。而我，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在旁边木讷地跟着，没有一句活，也没有任何表示。
也许是医生的活震碎了我的心？
我一直发自内心地否认着这句话，以为正嫁人们说的那样，听医生的活就别活了。
中国人有时就是这样愚昧，这样自欺欺人，从来不懂得爱惜自己。我的父辈们有一句话，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这句话，也像一个巨大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们这一代，我们也不懂得爱惜自己，我们也同样是，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挣扎着于。其实，这不过是匹夫壮志之勇。
“小车不倒只管推”？其实，把小车停下来，加加油，也许小车能跑得更快，更远呢？
妈妈走了，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也带着满意的微笑，坐着火车远去了。我的心，我的思绪，我对母亲的祝福，也伴着远去的列车一同走了。可是，粗心大意的我，根本没有把医生那句话当回事。
我和刘晓庆一同走出了车站。
又是一片灿烂的阳光，又是那未知的明天。我想去争取更大的成就，争取更大的辉煌来给我的母亲，给风风雨雨陪我走过这么多坎坷的爱人，给我那天真烂漫的儿子。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我的处女作一一一《无情的情人》
我的处女作一一一《无情的情人》
虽然走穴演出带给我们不少收益，但是，在那观众热情的掌声里，我仍然觉得很孤独。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并不是我所钟爱的事情，我更喜爱的，还是电影。刘晓庆也赞成我的看法，她也认为走穴不过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权宜之计。因此，在演出的间隙，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电影剧本的选择上。
那个阶段我们看了很多电影剧本，最后，还是选择了著名剧作家徐怀中的一个剧本《无情的情人》。这个剧本是徐怀中在一九五九年发表的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的一个故事。从小说公之于世到一九八四年我们准备把它拍成电影，这期间，有很多人看中了这个题目。国内的制片厂曾经先后六次把它列入了本厂的生产计划，特别是北影，特意为它组织了创作班子，而且还去了外景地。后来，都是因为民族问题比较敏感而下马了。
当时，我和刘晓庆只是想独树一帜。我们深深地被故事中的情节和主人公的命运吸引了，而已。那种希望干成别人干不成的事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使我们选择了这个剧本，根本没有去想可能出现的后果。
回想一下，我们当年上《无情的情人》的那股热情、真的有些像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们的心态，好像一下子就能跨入共产主义一样，可是，如果没有这股热情，也许《无情的情人》永远不会被拍成电影。
那时，我们凭着一股年轻人的热情，朋友们凑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怂恿，使我个人的信心也不断地膨大。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有后来分手的遇某某和她的丈夫吴某某，这个人很可爱，具有神奇的先见之明，很有见解。
大家选定了剧本，可是怎么把它搬上银幕呢？
这又谈到了一个关于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问题，那就是现在早已在社会上风靡了的那种制片人制。
说来也很有意思，在我和刘晓庆分手以后，有一位记者来采访我，谈到了关于谁是中国的第一个独立制片人的事。虽然我和刘晓庆已经分手了，但是不能因为分开了就不承认现实，我觉得这决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应该做的。
公正他讲，刘晓庆确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实行了独立制片人制度的人。尽管后来很多人都希望把这个桂冠加在自己的头上，可是只要查一查电影局的资料，就可以知道，当初电影局为了删掉独立制片人这个字幕，还特意发了文件。刘晓庆当时的举动确实开了中国电影独立制片的先河。
当时，一些朋友都建议我们到南方去，因为拍电影，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办不到的。而当时改革开放的中国，真正的经济屯乙是在南部沿海地区。改革的延安是深圳。
这个时候，我们认识了香港的郭氏夫妇。于是，我们带上了我们预选的制片主任程学钦，一行人马浩浩荡荡下了珠江。
到深圳下车后的第一站，我们住进了北方风味大酒楼，那里就是现在新都饭店的附近。
进入有冷气的房间里，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立时，我们就被香港那五花八门的电视节目惊呆了。
在大陆，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好的电视信号，而且，当时大陆的电视节目还是很单调的。虽然我们根本听不懂香港电视台的播音员在讲些什么，但是那种快节奏又新颖的节目形式使我们瞠目结舌。而且，这是资本主义的电视，谁知道下一分钟会不会出现那种大家都知道的三级片？
出于各种各样的心态，刚放下背包的我们，一坐在电视机前，就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了，
当然了，饭是不能不吃的。那一顿，我们和郭氏夫妇一起吃了北方风味的饺子。吃完了饭，郭氏夫妇要回香港了，刘晓庆特地拿出一千港币，托他们带些东西过来，尤其要托他们给我带一双鞋。那时，我脚上的鞋已经旧了，一直没有时间买新的。
可是。谁想到他们会给我带来怎样一双资本主义的鞋啊？。
饭后，我们和中共深圳市委进行了联系。由于当时全国各地的人才纷纷向深圳涌来，所以，我们这种只报大名，又没有介绍信的投访也不足为奇。深圳市委把我们安排在市委招待所，也就是后来的新都宾馆的一号楼。一号楼是当时条件最好的住房了，也许是因为深圳市当时的市长对刘晓庆的表演及为人很欣赏的缘故吧，我和制片主任也沾光住了进来。
南方和北方真是不一样，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尘土。由于经常下雨，所以，空气中的灰尘都变成了泥土，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这些泥土还没有来得及干燥起来，另一场雨又翩翩而至了。
这里的植物也永远是那样的郁郁葱葱。那象征着生命的绿色，在阳光下发着油脂的光亮，不时地闪迸你的眼帘。
南方的雨也很可爱。不知什么时候，只需淡淡的一阵清风，就能够吹来一阵弱雨。在那飘雨的天空中，依然悬挂着神采飞逸的太阳。太阳的光芒照在细小的雨滴上，使那些弱小的雨滴也变得华光四射，像无数道金光从天而降，沙沙沙地轻打在那些绿油油的植物上。随之而来的清新潮湿的空气，一下子就沁人你的五脏六腑之中，让你感到从头到脚都透着一股舒爽劲儿。
可是一转眼．那些细密的雨丝就不知躲到哪里度假去了，天边只剩下那依旧神采飞扬的太阳，把那些留在枝叶上的雨滴，变成了一个个光亮的珍珠。被太阳晒热的路上蒸腾出一阵阵湿雾，让所有的建筑都像美人出浴一样亭亭玉立，娇媚异常。
南国的雨，仿佛一位神秘的仙女，悄悄地来，又悄悄地去，来得那样自然，那样美丽；走得又那样清新，那样无声无息。
南国的雨，太阳的雨。
那是滋润生命的雨，也是给我留下许多记忆的雨……
第一次来深圳，我总是爱站在窗前，看着那些满眼的苍翠，看着那带着阳光味的太阳雨，听着那细细的雨声，做着白日的梦。
呵呵，现在想一想，那些幼稚的，不合实际的伟大计划难道不是白日做梦吗？
我唯一觉得有点庆幸的是，那居然是一个做成了的白日梦。
梁湘市长对刘晓庆的印象很好，他看过刘晓庆演的很多影片．他甚至告诉我们，他是刘晓庆的影迷。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他对我们关于电影改革的看法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无条件地对我们表示支持。
那时，我听说深圳正在准备组建一个影业公司，当时，梁湘同志还力邀刘晓庆来深圳参加这个影业公司的筹建工作。
刘晓庆说：“我要建公司，就要叫刘晓庆公司。”
娜说，“好嘛！刘晓庆公司也好嘛！我这里有钱，不论是贷款，还是外汇，都没有问题。”
总之那天晚上是非常愉快的。梁湘市长是那样平易近人，而且还特别豪爽。我不知道梁市长的祖籍是哪里，只觉特别像一个北方人。高大的身躯，爽朗的笑声，明亮的眼睛里透出一种男人的坚韧。
我的热情又被梁市长加了一把柴，搞得我们浑身发烧。市长离开之后，我和大家就在想：有这种可能吗？我到深圳办电影公司？
我们三个人的态度都是否定的，我们是国家正式职工，怎么可能离开组织到深圳来办电影公司呢？
那时真可谓鼠目寸光了。可是当时，我们就是把这种鼠目才光的想法看成了绝对高瞻远瞩的大道理来束缚我们自己。虽然我们的心里有改革的念头，可是，当真正的改革到来的时候，我们却没有抛开铁饭碗的勇气。在当时，电影界人士中有那样的胸怀和勇气的人还不多。
我们的心胸开放仅限于在影片《无情的情人》这一点点，而且，为了稳重起见，我们只是想把它拍好。或许，它能够成为一块敲门砖，能敲开中国电影改革的大门；如果不是，我们也可以拍一部好的作品。这样，进可攻，退可守。
我们把南方影业公司的经理许先生请到了深圳，和他谈《无情的情人》的发行事宜。
可是在和许先生分手的第二大，香港的报纸上却出现了一向题为《刘晓庆的爱情和事业》的文章，第一次报道了我的存在、并且还有照片为证。这实际上等于把前几年的那些小道上的传问都证实了，这使我和刘晓庆一直非常恼火。
因为当时，我的人事关系还在长影，我是借出来的。这种消息如果传到厂内，会给我带来很多不方便。在后来《无情的情人》拍摄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打陈国军的名字，而是用了一个笔名。
事情的开头毕竟还是挺顺利的。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逛沙头角
逛沙头角
这时，离刘晓庆出国还有两天了，我们没有理由让这两天过得暗淡无光，所以，就兴高采烈地一起去了沙头角。
沙头角那个一半是社会主义一半是资本主义的地方，对于很多没有出过国的人，的确有很大的勉力，大家一直想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那时的沙头角是可以随便走来走去的，可以到对面的街上去买东西，也没有人对你吃三喝四的，那个地方除了便宜的电器，甚至有人说，手枪都能够买得到。
没想到，兴致勃勃的我和刘晓庆却闹了很多不愉快。
初迸沙头角，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我时刻注意的是，这街上有没有资本主义的书，那种不受任何限制、自由出版的书籍。可是，非常遗憾的是，沙头角那么多的商店，几乎卖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卖书的。看来，这个地方只有金钱，只有物质享受，而文化生活和精神享受是根本不存在的。
刘晓庆却对一切都那么有兴致。可是，这么多的兴致都是为了我，因为她自己马上就要去香港了，所以根本不存在为自己购物的需要。她来沙头角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彻底地武装我一下，所以，不论到哪个店铺，她的目光总是落在男人的服饰上。
一件件地看，一件件地选，又一件件地试。
那里的衣服虽然也有大号码的，但基本是按照南方人的身材设计的，所以，我这个北方大汉很难找到合适的衣服。
本来这件事就够刘晓庆烦的了，更讨厌的是我。可是，换一个角度想上一想，刘晓庆当然希望她的丈大不仅令自己弃次，电能够让众口称赞，这样才能满足她那女人的虚荣心。
可能是因为家里困难的缘故，我一直很节俭。
说起来有人可能不信，我当兵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六块钱的津贴，可是，我一年竟能够攒五十块钱，本身，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这是因为我的母亲非常了解我，她知道只要我性子一上来，就会不顾一切，所以命令我：“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你如果是我的儿子，…定要做到、、十六岁的我，记住了妈妈的这句话，而。巨一宣记了这么多年…
我平时一点儿电不讲究芽戴，所以刘晓庆平时没有一点儿机会来表达她对我的关心，所以，这次她极力想通过她给我买衣服，来表达她对我的…种情感。
可是我认为根本没这个必要，何必花这个冤枉钱呢！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也真蠢，人家用这种行为来表达自己的爱慕、可是，你却连机会都不给入家。自然，你有爱别人的权利。别人也同样有表达爱的权利：。
其实。刘晓庆是很看重一个人的外表的。可是，她在婚姻中却选择了一个一点儿也不注重外表的我，这不能不说是她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也可能这一点使她在以后的日子里非常地苦恼。
当年，刘晓庆在沙头角为我买衣服，就像一个男人希望把一束鲜花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可是，我却不能理解她的心理。
一来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衣服，二来我又总是在那里抱怨，所以我们的兴致越来越小，甚至有很多时候，她一定要板着脸，瞪起眼睛，做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才能够使我停下脚，瞎皮笑脸地走过去，把胳膊伸进她手里拿的衣服里…
哈哈，遗憾的是，那一天，我像一个试衣模特一样，从沙头角的街头，试到了沙头角的衔尾，但是，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
罢了，罢了！心到佛知。
刘晓庆的一片好意我已经心领了，可是刘晓庆依然不满足。
那一天，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那样的新鲜，塑料菜板，大包装的味素，还有当时在国内根本见不到的那种力士香皂……。当时在沙头角有那种五港元的杂货铺，有许多衣服放在外面，只要你扔给老板五港元，就可以把你挑中的衣服拿走，这些东面依然引起了刘晓庆的兴致，她在那里兴致勃勃地挑着，装着，只有在我们返回招待所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是她准备将来回佳木斯看公公婆婆时给每个人带的礼物。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新鞋
新鞋
车行进在盘山路上。
当时还没有那条著名的隧道。
窗外的阳光射进来。满头大汗的我抱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在那里昏昏欲睡。
这次沙头角之行，我根本就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连想买几本书的愿望都没有实现，只是看到了几个身穿黑色制服的香港警察，没什么意思。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在沙头角的不愉快已经烟消云散了。我不知道刘晓庆是否理解了我不舍得花钱的心情，我却被她替我家里人着想的行为感动了。一想到我拉着刘晓庆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情景，就禁不住发自内心地高兴。
回到了宾馆，又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安于介老先生托人造来了一台电视机，名片上还写了祝贺新婚之喜的字样。香港的这份报纸确实发行量甚广，我们在感谢安子介老先生的同时，也觉得有些不安。因为这本来是一条假消息。却让我们的安老先生破费，真是受之有愧。
安老先生曾在一九八四年的年底到北影来采访过刘晓庆，他和徐子明先生曾经就《我的路》这本书和刘晓庆聊了很多，也可能老先生也想借此表达对那次采访的感谢之情吧！
另一件事情就是郭先生从香港回来，受刘晓庆之托带了一些女人用的小东西和一双很漂亮的日本产的皮鞋。那双鞋整整花了五百港币。好家伙！这是我长这么大拥有的最贵的一双鞋了。可是，如果退回去，既有失礼貌，又显得我们太小气了。“刘晓庆高兴得不得了，这双鞋可报了她在沙头角的一箭之仇了。她笑眯眯地看着我。
那双鞋从买来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虽然它在我的皮鞋中已经不是最贵的了，但说来也怪，我依然会像一个农村的二哥，遇到什么正式场合，才把它拿出来穿一两次。所以，直到现在，它们依然跟新的一样。
多少年以后，我和刘晓庆离婚打官司的时候，我一病不起。在深圳流落街头的时候，脚上穿的也是这双鞋。
又过了两天，刘晓庆如期随代表团出国了，我和制片主任就拍片的一些问题再次和深圳市委接洽。
可是，我们到了市委宣传部就发现，接待我们的人不再表现得那么热情了，而且，也和我们谈到了审查剧本的问题。可是这一切，我们都和梁湘市长谈过了，不知为什么，这次又重新提了出来。我们一打听，原来，梁市长也出国考察了。
其实，深圳市委宣传部的态度和《无情的情人》没有关系、而是和“刘晓庆影业公司”密切相关的。
在我们到来之前，深圳市委宣传部一直在筹划这个影业公司，没想到刘晓庆来插了一杠子，居然想成立一个“刘晓庆电影公司”，那他们的劳动不就白费了吗？
他们对我们的排斥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很快和深圳中里各个方面就这件事结成了一个联盟，大有趁刘晓庆不在赶走我们的声势。
那个时候，刘晓庆哪有一天下来电话呢？经过了黎明前的黑暗的爱情，一旦到了自由的天空，就更加甜蜜了。当天晚上，在和刘晓庆通话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她。为了从大局考虑，我们继续在深圳稳扎稳打，”等待梁湘市长回来，而刘晓庆则在香港寻找新的投资伙伴。
梁市长没有等回来，刘晓庆在香港却意外地碰到了两个人，一位是珠江电影制片公司的老总孙长城，一提到孙总，我心里总涌动着一股难以压抑的敬意。我的前两部影片，都是掏他监制的，仅就这一点，足可以使他在我的艺术殿堂中占有最高的位置，甚至，在许多我期盼未来成功的时候，也只是希望我能有一个涌泉相报的机会。另一位就是招商局的老总袁庚。
“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招商局有的是钱，我们只是想打破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发行不景气的局面。袁庚坦率地对刘晓庆说，“你有改革电影制度的志气，可是又有实际困难，我们会支持你们的事业，你要好好干。
“一定！刘晓庆激动地回答，“我也不是为了赚钱，我们生活得很好，只是热衷于电影事业，想闯一闯。《无情的情人》是个好本子，但是多少年来一直上不了银幕，这很不正常。这是一部很好的戏、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是后来一篇叫做《刘晓庆和她的情人》的文章中记录的刘晓庆和袁庚的谈话。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在蛇口的小山上
在蛇口的小山上
刘晓庆的出国访问很快就结束了。
我们事先和海关的人打好招呼。进到里面去接她。可是走了很远的路，还是没有接到。听说后面还有一条通道，我们又忙三忙四地赶到后面，依然不见刘晓庆的影子。我不禁担心了起来。
我知道，刘晓庆是非常顾家的，每次出国访问回来都要带大包小包的东西。我的存在更增加了她的购物欲，我也知道，如果这次我不去接她的话，她也许就回不来了。
终于，我们在铁道旁边看到了她的身影。
她拖着一个巨大的箱子。在吃力地往前挪。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小顾的小姐，她后来成了我和刘晓庆的好朋友，她总是十分亲热地管我叫“大胖”，据说，是香港的一位朋友托她照顾刘晓庆，我也没有挂在心上。
其实、刘晓庆和小顾的结识也许是一个可怕的信号，也可能这就是今后生活变化的开始。现在看起来，在那时，就种下了使我和刘晓庆最后分手的种子。至于它怎样发展成了我和刘晓庆之间的巨大屏障，还是留到以后再说吧。
我们又来到了新都宾馆。
梁市长去美国还没有回来，我们感觉到在这里已经不受欢迎了，所以就连夜去了蛇口工业区，找到了香港招商局的老总。
说来也很奇怪，深圳旁边的蛇口工业区虽然也算是特区，但是却不像深圳那样属于中共广东省省委管辖，而是属于香港招商局管，也就是说，它的上属领导单位是国家交通部。
招商局是李鸿章办洋务时期搞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它成了我们国家在商业、金融和交通方面一个极端新的东西。在离深圳不远的蛇口，招商局向国家要了一块土地，办了一个工业特区。它和深圳一起成了当初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两个不同的实验品。
蛇口是当年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一个最佳地点。
站在蛇口的海岸上，可以看到对面香港的灯光。当年在蛇口海滩，经常会有一些被海浪卷上来的偷渡未遂者的死尸。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中等城市。
袁庚给我的印象和梁市长一样，也是一副高大的身材，只不过他有一点文人的感觉。
当天晚上，他领着我们在蛇口工业区的海边转了一下子，聊了很多他的想法。后来，我们走到了当时蛇口的小山上，也就是现在南海酒店的所在地。他并不喜欢高楼大厦，按照他的想法。在蛇口的建筑最多不能超过四层。但是现在，这种想法也被打破了。
那一大，我们站在蛇口的小山上，海风温和地吹着，轻轻地掀起众人的衣襟。举目望去，蛇口一片灯火辉煌。
就像当年的进步知识分子站在宝塔山上的感觉一样，我们这些立志于电影改革的影人，站在蛇口的小山上，心情异常地兴奋。
在蛇口工业区，有一个了不起的改革措施，就是取消了行政领导。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大家投票选举的…
当时的蛇口也没有犯罪，虽然派出所、公安局、拘留所一应俱全，但基本上形同虚设。
袁庚把我们安顿在海边的一栋别墅里。
这栋房子全部由花岗岩建成，阳台全是落地窗，房子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站在花园里，可以看到海上。房子里设备一应俱全，非常方便。
我们站在窗前，非常兴奋地看着外面。
我对刘晓庆说：“如果有一大，我们能够住上这样的房子，就可以了。
她看着我，撇了撇嘴：“真是，有一天，咱们能够住上这样的房子就行了，楼上楼下，再把父母接来，又有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在楼下招待朋友，再找一个小阿姨做饭……
那天晚上，我们睡得很晚，在那栋别墅里禁不住浮想联翩。我们兴奋地在那里做着美好的梦，就好像我们真的已经有了这样一栋别墅，真的在这样一栋别墅里招待所有的朋友，孝敬我们的父母，在这样一栋别墅里养我们自己的孩子，干我们自己的事业。
这虽然只是一个梦，但似乎我们都相信这样的梦是能够实现的，因为我们都在努力着。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礼多人也怪
礼多人也怪
在蛇口的第二大，我们就签了胁议书，当时在蛇口工作的电影界的黄宋英老前辈也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这样，影片《无情的情人》的投资由四方筹措：蛇口招商局、珠江电影制片厂、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和黄宗英主持的都乐影视公司，各方投资二百万。蛇口招商局负责执行拷贝事务，珠江电影制片厂负责国内的发行，南方影业公司负责对外发行。
胁议签完了，还要等几方的人到这里签正式的合同。于是。我们又在蛇口多呆了两大，这期间小顾又回了两趟香港。当她再次回来的时候，给刘晓庆带来了许多礼物。这些礼物的确让我大为吃惊。里面有巨额港市、金银珠宝、钻石饰物……
我禁不住问刘晓庆，“为什么港商会送你这么多东西？
“你真土厂刘晓庆笑话着我，“香港有许多著名的富商，他们有捧电影明星的习惯，他们很愿意为明星花钱，而且花这种钱是没有代价的。
我的心里却不这样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给予，部是希望得到回报的，更何况是那些深涪此道的生意人呢？
人们不是常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我们这些穷光蛋凭什么来和那些富商们交往呢？他们一掷千金，而我们这些穷文人却阮囊羞涩。况且，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他们送了这么多贵重的礼物，我也总觉得心里很不自在。
凭借当时我在刘晓庆心目中的地位，如果我断然拒绝她和富商们的这种来往的话，我想恐怕不是完全办不到。刘晓庆也许会不高兴，但是几天以后，一切风波就会过去。
也许正是因为我的潜意识里也是一个贪得元厌的家伙，我没有拒绝。
当时我也很矛盾，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决不是慷慨的施舍。如果是馈赠的话，那么它又过于厚重了。可是，这些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钱。那厚厚的一沓，沓的港市，即使是来钱来得很快的走穴，也要走上半年才能够拿到；那些闪烁着豪光的钻石，还有那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金表。项链、耳环……
我的确有些发借，但是因为没有在国外生活的经验，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反对。
看着打扮得珠光主气的刘晓庆，我的心里灰溜溜的；，我知道，即使从现在开始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省钱，那么，就是到死，我也不可能买下这全部的东西送给她，我所能给她的，仅仅是我那些诚挚的情感和们伴终生的承诺。
看着刘晓庆那高兴的甚至有些忘形的样”，我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刘晓庆跟所有的普通女人一样，她绝对也喜欢那些华丽的服饰和珠宝。
很多年以后，曾经有人对我说，刘晓庆足个坏女人、，但我总是告诉他们，这样说不对…
刘晓庆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有所有女人的优点、也有所有女人的缺陷，她之所以产生了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因为她坏，而是她面对的诱惑太大了，即使是那些指责刘晓庆是。一个坏女人的女人们．当她们面对刘晓庆曾经面对的这些诱惑的时候，可能还不如她呢！刘晓庆在这种巨大的诱惑面前，毕竟也犹豫过，毕竟也坚持过自己独立的人格，她毕竟也在那些富商云集的追求者之间，选择了清贫的我，仅是这一点，也可以判断她是一个好女人
刘晓庆的喜悦是无法掩饰的，当时的我们就像一条鱼，看到水中漂浮的精美食物，就扑上去狠狠地咬上了一口，可谁又知道这些精美的食物里掩藏着黑森森的鱼钩呢？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筹备拍摄《无情的情人》
筹备拍摄《无情的情人》
生活中的事情决不是排着队而来，可以令你从容地办完一件之后，再处理后面的。事情总会平行地一股脑儿地向你涌过来。就在我还在忧郁，要不要和她大吵一架，让她把所有这些都退回去的时候，我们的合作伙伴们纷纷来到了蛇口，大家在一起签订了最后的合同。
当时，为了尽快地把电影拍出来，需要马上组建班子，招兵买马。、
袁庚预付了我们五万块钱的启动资金，我们很快就离开了那栋别墅，离开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打道回府，投入到影片《无情的情人》筹备工作中。于是，我和刘晓庆之间的那一点点不愉快的苗头也很快地被我抛在了脑后。
本来，按照我们的计划，这部片子应该在年底完成。为了赶进度，我不得不和刘晓庆分开，和制片主任以及刚刚组建的创作班子一起下云南，去丽江北边的一个藏族自治州。
可是，当我们到达丽江的时候，却发现路已经被雪封了。这样，我们的拍摄计划只好中途搁浅了。
也就在这时，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这样一条新闻：刘晓庆离职，到深圳办公司。
这条新闻确实害苦了我们。
在中国似乎有这样一个习惯，只要是通过媒介传出来的消息就总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来刘晓庆这里求职的，希望合伙的人络绎不绝。
为了《无情的情人》，我们风风火火地准备着，办公室就设在九号楼我们那套房子里，而且，我们还请了小说家遇某某来秘我们的助理导演兼场记。组织了一群年轻人，第二次去采景，把景地选在了四川的阿坝，也就是红军长征通过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又在北京张良洞的山上风餐露宿，拍了一场山洞里的戏，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场戏没有用，但当时艰苦的情景令我至今难忘，我们基本也是大当房子，地当床，每天部睡在山洞里。
因为开始工作了，不得不宣传，尤其对于电影来说，宣传的早晚和程度直接影响将来的发行量。
可是怎么宣传呢？
那时由于我的关系还在长影，为了怕影响以后的调动，我和刘晓庆商量了之后，就以“晨逢”的名字开始对外工作了…
为什么叫“晨逢”呢？
“晨“自然是我的姓的谐音，而“逢”字却是代表刘晓庆。因为刘晓庆的生父姓冯，按照中国的传统，刘晓庆应该叫冯晓庆才对。由于很多不便说的原因，后来刘晓庆跟她的母亲姓了刘。由这件事情来看，刘晓庆对她的生身父亲还是时常挂念着的，在以前她也曾经托付我帮她找父亲。她一直认为自己是冯家的闺女，因此，也许是为了纪念她的生身父亲，她给我起了一个“逢”的笔名。
我非常明白她的心理，但是当我问起她的时候，她却调皮地眨眼间我：“你还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吗？
“早晨，”
“我们是在早晨相逢的，所以叫‘晨逢’啊。
我当然知道这是她在掩饰，也不好揭芽她。虽然她嘴上不承认，但我也知道，这一直是她心中的愿望，人不能不知道自己的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