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完成了《无情的情人》分镜头剧本之后，我的制片主任把我的稿费支付给了我，整整有两千四百块钱。
兴许是那次去深圳，看到了香港富豪们送给刘晓庆的礼物以后，我被深深地刺激：了。于是，在一个黄昏，我和刘晓庆来到了白孔雀艺术世界，用我全部的稿费，为刘晓庆买了一个用九个娃娃脸的红珊瑚镶嵌在一起的十八K金的手锷。这是我第一次给她买东西，她非常高兴。
那关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歉疚地对她说：“真是对不起，我送给你的东西和别人送的简直没法相比。
咖寸我说：“你买给我的礼物虽然不是最贵的，但这是你的全部；别人送的礼物虽然比你送的贵重十倍二十倍，可那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她的话使我很感动。的确，虽然我的礼物不能和那些钻石黄金相比，但是，我的礼物后面的心却比那些黄金钻石要珍贵得多。如果我真的能够摘到天上的月亮或是星星，如果我能够拿到世界上最大的宝石，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都给刘晓庆。
遗憾的是，我做不到。我所能给予她的，只是那颗经历了再多的风雨也不会改变的心。
有很多事情在当时看起来是不值…提的，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会渐渐地显露出价值来。
就在我们即将出发去外景地的时候，在一份报纸的评论文章里谈到了我们正在拍摄《无情的情人》，也谈到了我们这个戏的艺术特色。撰文者在文章的最后，也谈到了刘晓庆的创作和我的合作。我清楚地记得那篇短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但愿他们的合作是愉快的，但愿他们不会成为‘无情的情人’。
哈！当时我还特意把这篇短文拿给刘晓庆看了。她和我二样，对此嗤之以鼻。
可是，过了这么多年，我真的恐惧于写作那篇短文的作者的料事如神了，我不知道，他仅仅是随手一笔呢？还是真的有先见之明？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奔赴外景地
奔赴外景地
第二年的春天，我们带上自认为很强的创作班子，带着满腔的希望，义无反顾地向那个神秘荒凉的世界进发了。当时大有“岚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势在必成的悲壮气氛。说来圈外的人可能不信，有很多搞艺术的人都有一种飞蛾扑火的精神，为了他们的理想，他们从来不知道畏惧，也从来不考虑在他们的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和结局。他们不计后果地向前飞去，向那个他们自己认定的光亮飞去。我们把影片《无情的情人》的外景地选在了四川最北边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阿坝县。
其实，这并不是我们最初的选择，一开始，我们和所有人一样首先想到的是拉萨，是布达拉宫。可是，到了拉萨才发现，原来藏族分两个区域，一个是衣区，一个是牧区。像拉萨，就是典型的农区，这里的藏族同胞，一般戴着礼帽，穿着布质的袍子，他们居住在相对固定的用土垒起的小屋里，以种青稞为生。
还有一个就是牧区，藏胞们通常都是睡在帐篷里，夏天随着牧场的转移而转移。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那种头上缠着红穗穗，身穿皮袍的，其实都是牧区人们的打扮。我们影片里的一切故事都是发生在牧区。
阿坝是一块非常美丽的地方。氓江从这里流过。
在阿坝境内有一个分水岭，山这边的水流迸了黄河，山那边的水流进了长江。站在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山脊把来自天上的水分成了两个部分，向两个方向流下去。那时，我不禁想到了那句唐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其实，长江之水也是天上来的。
大队比我早两大出发了，坐火车先到了四川成都。我因为要处理一些事情，是后来坐飞机赶去的。
虽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去成都了，但是对于成都平原更加形象的认识，是这次坐飞机才有的。当你在万米高空俯瞰下面的时候，那浩浩荡荡的苍翠群山一览无遗，尽收眼底，突然。在群山中出现了一团雾气腾腾的东西，如果让我比喻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装满了纱中的盆，他们告诉我，那就是成都。
这团雾被高空气流压在那个盆地里，似乎是永远也不会散去的。而且，这高空气流的力量非常强大，我们乘坐的小飞机，费了好大的力气，几次都像撞在了胶皮上被反弹了回来，最后，弄得乘客们惊慌失色，好不容易冲过了这股高空气流，窗外就一下变成了一个混饨的世界…
在成都，我们又去看了刘晓庆的母亲，并且把刘晓庆的家也当做了我们对外联络的中转站，刘晓庆的妹夫也成了我们最得力的助手。当然，他已经离开了拘留所，并把那条毛裤还给了我。于是，我穿着那条毛裤，告别厂刘晓庆的父母，和刘晓庆一起踏上了通向阿坝的路。
从成都去阿坝要走整整两天路越来越不好走，可是这并不宽的路正是当年产许多多的“金珠玛米”用自己的生命开凿的。
我们在泱川还看到了纪念这些筑路英雄的纪念碑。那里的一切都保留着它们原始的风貌，甚至过江的大桥，还是那种悬挂式的索桥，汽车和人都要从那座桥上通过…
在经过那座桥的时候，整部汽车都在晃动着，很像一张巨大260的水床。两面山上可以依稀看到羌族的山寨。他们把房子建在高高的山岗上，一簇簇的，看上去好像随时会掉下来一样，也许他们是故意追求这种居安思危的生活方式吧！
我们的车一直往前走，终于来到了我们必须翻过的大雪山一贡嘎山。
在还没上山的时候，我们就在路边看到了一些仰面朝天的汽车，据说，那些都是从山上翻下来的。那些车咙牙咧嘴地向人们提示着一一一这是一条多么危险的路，使每一个坐车的人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心提在手里。好在为我们开车的司机都是来自四川省林业局的，他们走这种山路很有经验…
四千米的地方叫做雪线，因为不管在多么炎热的地方，只要海拔超过了四千米，这里的积雪就会终年不化，天上不管下雪还是下雨，在这里都会冻成厚厚的冰。
也怪，只要在雪线上，周围就会笼罩起一片迷雾，令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而且风力会成倍地增加，大风卷着那些碎冰碎雪，劈头盖脸地向你袭来，动摇着你的一切决心
我们连忙把车窗关上，又加了几件衣服。
汽车小心翼翼地在风雪里挪动着通过了山i顶，终于又开始下山了。车窗两边的绿色逐渐地多了起来
当我们在山的另一边停车休息的时候，我们之中的一位演员晕倒了。他把大家刚刚翻过雪山的兴奋劲儿一扫而光，通过手忙脚乱地抢救，好在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但是，这告诉我们，我们脚下的这块鸟语花香的地方，却埋藏着巨大的危机——高原反应。
在这条路上，我们继续行进着。
江水不断地冲击着车道，在江水的起伏之间，可以依稀看到昨天的车道、前天的车道、甚至年代更为久远的车道，它们部破江水无情地拉到了江心…
突然间，耳畔响起山崩地裂的响声，放眼望去，原来，江的另一边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你能够眼看着对面山上的巨石断裂开来，然后呼啸着，跳跃着滚落到江里。
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前面的路被堵住了，有许多推土机在那里清理着路上的碎土和稀泥。当地人会告诉你，这是山体沮坡。虽然滑动的速度非常缓慢，但是从来也不会停止。如果选好一个参照物，你会发现整座大山都在静静地往下挪动。
推土机清理出一条路，冲过去几辆车，可是，不一会儿，路又被滑下来的山体挡住了，只好再去清理，再冲过几辆车。
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条坎坷的路。
我们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一条路是经过刷经寺，经过红原县到阿坝县的，另一条路去马尔康一一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解放初期川西国民党匪军盘踞的地方，这里曾经发生过许多战斗。而且，猖狂一时的国民党匪帮在这里打过好几个胜仗。但是，即使是复杂的地形和蒋介石的空投援助，也没能使他们免遭溃败的下场。
驶过刷经寺，眼前的路豁然开朗，我们来到了红原县著名的大草场。
停下车，回头再看看我们刚刚翻过的贡嘎山，那漂浮在空中的白皑皑的积雪令你很难相信自己就是刚刚从那些积雪里钻出来的。
我们的车在草原上奔驰，心情也一下子开阔了起来。
“我们像双翼的骏马，奔驰在草原上……”我的心里回响起那首著名的歌来。
就这样，我们又翻过了一些并不太高的山丘。
可是，在翻这些小山丘的时候，我们的车却怎么也提不起速度来。原来，在高原上我们的车由于氧气不足，汽油不能充分燃烧，因此也很难产生平原上能够轻而易举地产生的动力，自然跑不快唆！我们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婆，或者说像一匹飞不起来的骏马，晃晃荡荡地来到了目的地——阿坝。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可爱的藏胞
可爱的藏胞
阿坝虽然算县城，可是在我们眼里，它只是一个市镇，里面很少有楼房，全县只有一两条正式的街道，但是，这样大的市镇在荒元人烟的大草原上确实算得上是…个都市了。
我们住进了中共阿坝县委招待所，这是县上最好的驻地阿坝县委对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客人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们把最好的房子给我们注，不管是县里的领导，还是武装部的同志。都向我们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
我对藏族同胞有着很好的印象，他们正直善良，很像我们传统的汉文化要求的那种道德完人他们对所有的朋友都是热情的，那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常常会令你感动不已，他们的友谊也是纯洁真挚的，在他们的面前，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龌龊。
不过，我的两次西藏之行中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一一藏族的小伙子长得非常漂亮，也许是高原的生活造就了他们那高高的颧骨。笔挺的鼻梁，大大的眼睛，被太阳晒成紫红色的脸膛。藏族的姑娘们也是非常出众，如果去掉她们脸上的那两块高原红，你会发现，拉萨的街道充满了美丽的姑娘，嫁鲜花一样遍地开放。
如果没有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我想，那里也许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影明星供应基地，最漂亮的演员一定会出在藏族。
采景的时候曾经去过苦尔盖，那里的县领导很犯愁，在若尔盖找不到市场，因为若尔盖人的信条是，如果你需要，就到家里
我们听了，哭笑不得之余，又不得不扪心自问。的确，几时父辈们不正是一再教导我们以诚待人吗？
高原是很美的，即使是没有到过高原的人，也知道那里的天衷有多蓝，那里的云彩有多白。可是，只有到过高原的人才真正知道高原那美丽的风景后面还隐藏着一个残酷的问题一一氧。
海拔越来越高，氧气越来越稀薄，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了。
阿坝的海拔高度才三千八百米，和拉萨一样高，但是在这里你已经可以感觉到呼吸困难了。人们都向往着高原的美丽，可是，除了藏民外，没有人愿意在那个地方长期生活。因为，你不可能永远背着氧气袋在那里欣赏蓝天白云，那时时刻刻缠绕着你的窒息感，会令再美丽的风景也变得让人厌恶的。
阿坝地区的空气含氧量是北京地区的百分之五十，这个数字意味着你要想达到和北京一样的正常的耗氧量，就要增加一倍的呼吸次数。
离开阿坝很多年之后，我依然会一闭上眼睛就想起那个地方，那里的太阳每天都是暖融融地照着你，环顾四周，是望不到边的草原和雪山，随便往地上一躺，就会做“一个五彩缤纷的美梦。但是，我们千里迢迢来到阿坝并不是为了做梦来的。关于躺在草地上做美梦的想法，是我离开了阿坝以后，真正闲下来的时候才萌生的。在阿坝的那几个月，我真的没有一点闲暇的时间可以用来躺在草原上，把手枕在脑后，望着那湛蓝的大空，尽情地睡上一觉，尽情地做一个梦。
经过紧张的准备，终于可以开拍了，第一场戏是多吉桑走过荒原。
我们把机器架好，演员也站在了准备的位置上，当我正准休下令拍摄的时候，突然来了一片云彩，哗的一下就把太阳遮住了。我们抬头看去，天上已经飘下了雪。没有办法，只好脱下衣服把摄影机罩起来。刚才还是阳光灿烂、四处葱绿的草原，现在被一种令人非常不舒服的阴错包裹着。云彩遮住了太阳，大地一片苍茫，那徐徐落下的雪花更令你大惑不解：怎么刚才还是夏天，一下子就变成冬天了？
雪下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地面上目力所及的范围内，绿色消失了，一层白白的积雪厚厚地盖在了上面。
就在你为当天能否拍戏发愁的时候，不知何时，云彩又跑得无影无踪。太阳继续火辣辣地照射着草原。眼看着白茫茫的雪逐渐地消失，逐渐地变成雪水滋润着渐渐现出本来的绿色的草地。
在这里用不上半个小时，就经历了冬夏春秋的季节变化，就亲眼看到了漫天飞雪和春雪消融的场面，也亲身经历了阿坝草原带着神秘色彩的天气变化。
这，就是我们在阿坝草原上工作的第一天。
摄制组的拍摄并不顺利。在拍了一百多个镜头以后，又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件是，林业局的司机因为补助的问题集体罢工；另一件是，组里的部分创作人员和部分主演也因为待遇的问题和组里的领导发生了矛盾。真是雪上加霜。对这两件事情，我们丝毫没有客气，没有采取绥靖主义的政策，而是当机立断对摄制组进行了大换血。
关于这些事情，刘晓庆在她的书里写得也很清楚了，我就不再呷嚏了。总之，我们在阿坝停拍了半个月。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和藏胞联欢
和藏胞联欢
北京的朋友——我们制片主任的妻子四处奔波，我们终于有幸请到了北影优秀的摄影师李月斌，又在当年电影学院的毕业生里挑选了我们的男主演——张康儿。
乍到高原，人们还不适应，每天脑子都疼得非常厉害。这是一种发自脑髓的疼痛，就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炸出来一样：其实，就是一个压力的问题，女同志在这方面适应得要快一些，因为女性的腹腔和外界是相通的，而男性的腹腔却是封闭的，腹压很难随着外界气压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男同志的高原反应要相对强烈一些。
一来。组里遇到了两件不顺利的事情；二来，有剧烈的高原反应：再加上那永远也煮不熟的饭，那永远也热不到温度的水。这一切，都使整个摄制组被一种低沉的调子笼罩着。
士气可鼓不可泄，不能这样！我们还要在这里工作很长时间，以这样的精神状态，不要说拍戏，就是一直坐着等到拍摄完成都不可能。
怎么想办法把大家情绪提起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好朋友，阿坝县的副县长噶尔泽给大家出了一个好主意。因为正好赶上“五·一”节，按照藏族的习惯，这一天，人们要高高兴兴地支起帐篷，到草地上去欢度节日。
于是，我们也决定在这一大和当地的藏族同胞们一起联欢，以此来提高一下大家的兴致。自从离开成都，一路上的艰辛困苦，接踵而至的高原反应再加上又遇上了这样两件令人心烦的事情，这一切使刘晓庆焦虑万分。
因为这时她已经不单纯是一名演员了，作为一个实质上的独立制片人，她对组里的一切都要负责任，可以说，这种生活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去当名演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别人围着她转。
这回，她要主动地提起兴致，处理组里的每一个问题。她梳着满头的小辫，因为剧中的女主角娜梅琴措是一个藏族姑娘，刘晓庆自然也要一副藏民的打扮她就是带着这样满头的小辫一趟趟地跑县委，一趟趟地和北京联系，组里所有的事情吃穿住行，没有她不过问的，她就这样辛苦地操劳着，调解着组内各个部门的人际关系。
那个时候，刘晓庆确实很辛苦。我知道，她并没有当独立制片人的痛，她的这一切辛苦都是为了我，她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好导演，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今后的导演之路铲除障碍。即使她以后做了那么多令我无法原谅的事情，可是，每当我想到当时在阿坝的情景，心头就不由得产生由衷的感激…
真不知道那些日子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仅仅说是工作条件艰苦还不够准确，那是没有任何休息的操劳，即使是在睡觉的时候，她都在为第二大的事情担心。
而我，相对来说要轻松得多，我只要把戏拍好就成了…在“五·一”节那天，拉了一天肚子的她，为了使表演的气氛更加活跃，依然在台上为大家表演着她的拿手好戏——美国的爵士舞。
藏族同胞非常喜欢跳舞，他们似乎在骨干里就有跳舞的天分．他们的踢踏舞跳得很是样子，而且动作还特别萧洒。刘晓庆的舞蹈一上来，就非常受欢迎，不少人还围来和刘晓庆一块纵请地舞着。
我们的身披着藏族同胞送的哈达，虽然依旧是有些气喘吁吁，但是欢快的心情还是不由自主地溢于言表。
刘晓庆跳完了舞，一屁股坐在我的身边，把身子靠在我的腿上。我能够感觉到从腿上传来的她的心跳，就像在哈尔滨的那个夜晚…看着她喘不过气来，我真是心疼。除了歌舞，我们还进行了射击比赛，我们从摄制组里挑出二名选手：照明师老赵，他曾经在《原野》里担任照明工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他是北影最棒的照明师了。
他自诩是一九四九年的机枪手，因为是部队下来的，据说枪打得很准，因此我们第一个就选上了他。
又有一个一九六八年的老兵，是我们组里的道具师老杨。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了。当时我心想，我们这几个当过兵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枪法自然不会败在藏胞手下了，于是，我们提着枪，雄赳赳地上了靶场。
老赵摆出一副老军人的样子，熟练地把于弹推上膛，接着，啪、啪、啪……帅气十足地打了五枪，那风采决不亚于奥运会冠军。可是，当他兴冲冲地跑到靶前找弹孔的时候，却慢慢转过步，很腼腆地像个姑娘似的笑了。原来，这个一九四九年的机枪子的射击成绩竟然是——零！接下来是我们一九六八年的杨老乒。啪啪啪……五枪。只有两发子弹上了靶。
这时候，县委的噶书记也举枪打了五发子弹，弹弹中靶，而且环数还很高，一共打了四十五环。轮到我上场了，刘晓庆瞅着我，我自然也很想表现一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侦察兵出身。前面两位老兵败下阵来，我自然也不敢大意，小心翼翼地打了五枪，还好，两个十环，三个九环。一共是四十六环。五四式手枪是很难打的，当过兵或者打枪的人自然都知道我这个成绩还算不错。
为了照顾女同志，也让刘晓庆扫了五枪，可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五枪连二十环都不到。但是，我还是挺高兴的，因为在短枪射击中，我拿了冠军。紧接着是长枪射击。藏族同胞有一种独特的打法：他们把瓶子在不远处摆成令儿．打瓶子。这对于我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
虽然在部队时长枪射击是我的特长，我的有依托射击成绩从来没有出现过九环，都是八枪八千十环。可是。这种射击和正规的射击不同，首先，它的距离不是在整一百米上，弹道高不好讨算；第二，射击时，阳光正好照在瓶于上，会产生眩光，但是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打吧！
结果，我的成绩是十枪中九，而噶书记是十枪十中，一举夺得冠军。摄制组和藏胞平分秋色，这是最好的比赛结果了。
那一天，组里的所有人和藏族同胞们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五·一”节。大家的脸上又绽开了那少见的笑容，晚上，摄制组的剧务搞到了一个录音机，请大家去跳舞，为了让大家高兴，我们带头去玩了一会儿，随后，就扶着刘晓庆回到了我们的房间。看着躺在床上的她，我真是心疼，这一天下来真够她受的。她拉肚子的毛病还没有好，我帮她脱了鞋，把她扶上了床，给她盖好被子。躺在床上的她，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丝毫力气，当我倒水回来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心里暗暗地想：我明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我一定要把这个戏拍好，一定要对得起你对我的爱和付出。
阿坝的夜是很静的，汽车的声音想听也听不到。虽然没有任们声音可以把你从梦中惊醒，可是每天晚上，你仍然会不时地坐起来。因为高原缺氧，连梦中的你都会感到呼吸不畅，而突然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然后再躺倒人睡。这种现象可能所有去过西藏的人都经历过，而且也渐渐地习惯了。
在阿坝的那些夜晚，每当我晚上坐起来喘气的时候，总会回洗头，看着她，替她掖好被子。即使没有光，我仍然知道她那苍白的脸上也散出了高原红，高原的风已经使她的皮肤变得粗糙起来，那满头的小辫使她不能经常洗头，而且在阿坝，洗澡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每当注视着我心爱的女人的时候，一种感激之情就会在我心头油然而生。这个女人和我一起度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还为我做了那么多艰难困苦的事情，我这一辈子要做得多好，才能回报她对我的憎感呢？我要做出多么出色的成就，才能够不辜负她那颗热爱我的心呢？
这样的念头又把我的思绪从身边的爱人拽到了我的日常工作中来，我会一遍又一遍地思考我每天要拍的戏，思考着那些对我杂说还十分生疏的镜头。我要把这个动人的故事搬到银幕上，得到所有电影界同仁的认可、得到观众的好评。
我想，只有观众的掌声、才是对刘晓庆最好的感谢，我要为此而付出我最大的努力。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怀念吴喜千
怀念吴喜千
导演在摄制组就像一个挑旗的大元帅，各种创作人员都聚集在你的旗下。导演是需要凝聚力的，是权力和主宰。但是，对于每一个导演来说，都有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一一一他们的这种权力被认可的过程，《无情的情人》是我的处女作，也是我第一次开始行使导演的权力。
在我的摄制组里，有化装界赫赫有名的大范；有在北影首屈一指的老赵一一一而且老赵的脾气也是非常有名的，他曾经跟许多著名的导演都撂过挑子；还有许多北影厂和电影学院的人。
那个时候，如果说我多么有权威性，多么有凝聚力，都是瞎扯。包括后来才到组里的摄影师，他们对我都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想法。但是，我党得，这个过程很快就消失了，我相信我的这种感觉是正确的。
虽然在导演的能力上，我很多情况下是边学习边打仗，但是，我相信我十几年积累的文学素质和艺术鉴赏力。我相信我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华说服每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首先要感谢的是那些老同志，像老赵、大范月斌……还有我的副导演陈证一一一若干年之后，他在我执导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中扮演小木匠这个角色。他是刘晓庆在成都话剧团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就是吴喜千。吴喜千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老同志，他在那部戏里扮演多吉桑的父亲。
若干年之后，他在我的长篇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里扮演过菊大爷。如今，他已经过世了，但我仍然忘不了他。
一九九六年冬天，我在哈尔滨拍电视剧《飘雪》的时候，因为在北京，《迎春花》还有几集的后期混录没有完成，我从外景地坐飞机回北京，在通往机场的路上，司机告诉我，“你知道吗？吴喜千去世了。
当司机进一步证实了消息的准确性以后，我沉默了。在那一赐，我一直在想着吴喜千。从阿坝草原，到《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回到北京，我要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他。我跟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呢！
当年在阿坝，就是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就是他毫不客气地对刘晓庆说：“干别的你还可以，干导演你真的不行，比陈国军差多了。”
还有以后的那么多岁月里，他一直关心我的婚事，一直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结婚，拍个电报，我一定来。而且，他还反复给我提着那个久久盘踞他心头的愿望，试图说服我……
他就这样走了，走得无影元息。
回到北京，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们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因此，在我们发唁电的时候，还特意打了长途电话给上海，证实事情确实是真的。
他就这么平常地没有打一声招呼就走了，只有他的朋友们会记住他。他的成就还没有达到那种辉煌的境地，可是他却走完了人生的路……
有很多时候，只要一想起他，眼泪总是忍不住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这个爱喝酒、爱发牢骚、爱吵吵嚷嚷的有着一副非常具有男性怎力的笑容的吴喜千，那个襟怀坦白、落落大方的吴喜千……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我和刘晓庆的争吵
我和刘晓庆的争吵
在阿坝排戏的时候，我做导演的能力被大家逐渐地承认了人
组里所有的创作人员都是这个行当的专家，他们能够很快地鉴定出一个人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
电影就是这么个职业。一百个导演来拍一个故事，绝对不会拍出九十九个版本，一定是一百个版本。每个导演对他的故事都有自己的说法，每个摄影师对每个镜头都会有他自己的角度，向样、对于《无情的情人》的拍摄，我和刘晓庆之间也存在着分歧。
《无情的情人》可以说是刘晓庆的一个孩子，它还在母腹里躁动的时候，恐怕是刘晓庆对它的想法更加直接一些；可是慢慢地，孩子生下来了，它同样也是我的孩于，随着对它的接触，我自然会越来越了解它，因此对于它的前途，我自然也会加进我的意见。我是导演，我对于这部影片的摄制和最后的成功要负全部责任。
我们两个即使是每天睡在一起，也是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我一直认为刘晓厌是一个非完“聪明的演员，但是也不能否认，她的表演有痕迹，有过火的地方，对于这一点，即使是我的妻子，我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有很多情况，这种问题是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自然要当着大家的面指出她的问题。我也知道，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令人舒服的事情。
开始还好，但是后来，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了争吵，因为作为一个导演，我不能允许一个演员按照她自己的想像去表演，我要求每一个演员都应该按照我心里的标准去演戏，我相信我对每一个角色的感觉和节奏都是对的。
当然，刘晓庆也有她的道理，有她的经验。但是，我恰恰觉得，她以往的经验正是我前进的绊脚石。我认为，她应该以一个崭新的面貌来塑造这个人物，她不应该再复制一个“张岚”，或者是“小花”。我想，我们之间的这种争论是很正常的，而且也都是为了这都戏好，只不过是因为两个人在艺术上的见解不一样，角度不同。可是，我没有想到，这种正常的、纯粹是为了艺术的争吵，竟然成了我们以后离婚性格不和的证据。就是我的好朋友们也认为．我们既然是夫妻，工作中就不能发生争执，争吵了就是不爱了。
我历来认为这是一种庸俗的看法，有多少夫妻能够始终相敬如宾呢？而且，那些相敬如宾的人又是否能够坚持自己的看法呢？连自己的看法都没有的人真的可以算一个出色的人吗？
争吵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在艺术上的争吵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执著和诚实。我相信在《无情的情人》中，我和刘晓庆吵架都是为了她好。
记得有那样一场戏：她在森林里对藏族青年多吉桑说：“你敢不敢撩开我的裙子“当时，我觉得刘晓庆把这场戏给演浅了，因为她勾引多吉桑除了是因为喜欢以外，还有这样一种关系，她想让多吉桑帮她复仇。与其说她看上了多吉桑这个人，不如说她看上了多吉桑那出色的枪法，所以她的这种勾引还有弦外之意。可是刘晓庆却没有表现出这种意思来，只是局限于“性感”上。那天在现场，我觉得她的戏过于表面化，所以就跟她吵了一架。
事后，她说我架子大了，太不给她面子了。其实，她没有理解我，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她成功。也正因为如此，我不能允许有一点点失误。我深知，刘晓庆表演上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分寸感不好，容易流于表面化，如果想跻身于性格演员的行列，必须改掉这个毛病其实，表演的夸张只是内部感受不充实的外部表现形式，对于打扬琴出身、从部队宣传队折腾出来的她来说，是不自觉地形成的习惯。可她，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经常流露出“演”的感觉，让人觉得做作。作为她爱人的我，在导演的位！上，不能不矫在过正地指出这一点，我相信，这种艺术上的分歧不会对我们的情感带未影响。正是因为爱她，我才比任何人都固执地、不留情面地要求她改掉这个毛病，因为我愿意她比世界上所有优秀的演员更优秀，去征服全世界。
为了这件事情，刘晓庆那天晚上哭得好伤心，她好像一下子发现我竟然这样不驯服，一下子发现我竟然这样有主见，这样的倔，这样不愿意随着她的指挥棒转。现在看起来我似乎也很蠢。其实，我也完全”可以用另一一种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会什么叫圆滑：。
也可能是刘晓庆发现在拍摄现场，她的权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自己竟然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所以，她开始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了。
我们那次把一位香港朋友送的《天龙八部》也背到了高原。倒是这本小说让她看得津津有味。她还告诉我，“千万不要看，一看准放不下了。一定会影响工作的。所以，这么多年，我－直没有机会看这部小说，我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像刘晓庆说的那样，有那么大的诱惑力。
在高原的工作是很艰苦的，即使扛一盏灯，都要慢慢地走，走快了就会心里发慌，就会上气不接下气。
那些年我的身体真棒，我不但能够应付日常的工作，回到驻地，”我还能够像在北京一样过正常的生活。
刘晓庆这个阶段除了拍戏，几乎无事可做，她的兴趣转移到了打麻将上。每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只隔了一层木板墙的隔壁会传来一阵阵瘪笑声和麻将碰撞的声音，那一切声音使我烦躁得不行，也可能我的高原反应还表现在我的脾气越来越坏上。
记得有一次，隔壁打麻将的声音太响了。而第二天，我还要一早起来工作。因为心烦，我曾经生气地把水壶摔在墙。上，隔壁打麻将的声音一下子就停住了。过了一会，门吱扭一声打开了，刘晓庆踞着脚走了进来，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我：“哥们，对不起瞩／她用手推了推我，我故意不去理她。她帮我解开了鞋带。腕下衣服，轻轻地对我说：“我和大家打麻将，是为了把关系搞好，看看组里对我们有什么反应。
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她是制片人，她的肩。上同样背着沉重伪压力。她要向那么多的投资商负责任，所以她不可以掉以轻心。
夫妻间就像嘴和舌头，哪有不打不碰的？一切又都烟消云散了。
因为房子不隔音，所以床上的每一点动静会传得很远，这也使你不得不格外地小心。
那个时候，我是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根本没有把高原的生活当做…回事。
年轻，真好！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替身演员
替身演员
我们每天都在高原上进行外景拍摄，虽然进度并不快，但是，我们在尽我们最大的能力。
因为，我们无法预测高原上的天气，也许出发的时候还是万里无云，刚拍了两个镜头，就是漫天风雨了。组里的轿车很有限，一下雨，所有化了妆的演员都要到车里去，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就只好站在露天里，任凭天上的雨水抽打着你的身体了。不过，这也是欣赏高原美景的一个绝好的时机，可以亲身体验凤是怎么停的，雨是怎么住的，可以亲眼看到远处的山脉里升腾出一道七色的彩虹。
这个时候，躲在车里的演员们又卿卿喳喳地跑出来，我们又开始工作了。在那样碧透的天空下，在那样灿烂的彩虹旁，你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工作起来特别的惬意。
我们的拍摄工作遇到了难题，剧中有几个纵马翻身落地的幼头，可是即使是在拍摄中配合我们工作的阿坝军分区骑兵连的战士，也不敢从飞驰的骏马上一头栽下来。年轻的排长不得不跟我说实活，战士们没有这个能力。
“晦！不就是往地上摔吗／最后，我让摄影师支上下机器，“我来跑厂
这个时候，我的副导演陈证、副摄影李建新、还有道具大宾子部挺身而出，看得出来，他们没有人愿意拍这个镜头，但是我既然坚持要拍，而且也决定自己亲自上马了，他们也觉得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他们穿上厚厚的藏袍上了马。
“一个……”
“好！
“两个……”
“好！
就这样，我轮番拍了拍三个人的肩膀，三个人飞身上了马，又飞身从马上摔了下来，而且，摔得还特别的逼真。
当时在电影界还没有替身这一说，这三个人用他们超人的勇气，用他们对电影事业的执著，完成了这些特技演员才能完成的镜头。
哈哈，为了报复我这个倔导演，他们刚从地上爬起来，几个人就把我抬起来，扔到了牛粪堆上，那可是一滩鲜的牦牛粪啊！结果弄得我一身牛屎，臭味好长时间都散不完。可是，我依然感激他们，我真的感激他们。
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还记得为此摄制组奖励了他们几个每人一瓶啤酒。
就这样，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同志们凭着对作品豹喜欢，凭着我们艺术家的良心，努力工作，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完成了这部影片，我会永远记住有许许多多人为这部影片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趟河
趟河
刚到高原的时候，听到过一种说法，据说西藏人洗澡次数少。我当时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是啊．守着这清澈得可以一眼望到底的河水，怎么会少洗澡呢？
那天，我们要拍悬崖的戏，娜梅琴措发现自己的恋人就是自己仇人的儿子，在爱恨交织中开枪杀死了他，自己也被仇人上司杀害了。
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悬崖拍这场戏，我们走了很远的路，已经走出了阿坝的境域。在过阿坝境界的时候，我们还下车打了一计霍乱疫苗和一针鼠疫疫苗。因为在西藏的草原上有一种旱獭、它们身上携带着霍乱病菌，所以，每个人都挨了一针。
车继续前进，在一个河谷里，我们发现了比较合适的拍摄场景，可是中间有一条小河。河水很浅，充其量只到大腿跟。看来没什么问题。于是，我们准备过河了。
我把刘晓庆背在背上，兴冲冲地走到河边。可是，当我把脚插迸水里的那一刹那，我几乎失声叫了出来，这哪是什么水啊！简直是流动的冰。从雪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温度是极低的，那种凉冻彻骨头。当我把腿从水里拔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所有沾到水的地方都变得通红通红的。这个时候，我才恍然明白了当地的藏胞不爱洗澡的原因。这么凉的水，就是我，也不会爱洗澡的。而且藏族同胞烧的是牛粪，日常用还不够，哪能有这么多的牛粪来烧水洗澡呢？
我这个人向来有这样的优点，因为当过兵，而且还是当一个小班长，所以总是觉得要冲锋在先，享受在后。如果我都被这河水吓住了，那么其他的人又怎么过去呢？
我又一次把刘晓庆背在了身上，然后，一步一步地走下了河……
嚯！那滋味真是冷得你从心里往外打哆嗦，但是，即使比这再凉的水，也不能退却了。“大家纷纷效仿我的样子，挽起裤腿，涉水过了河。
最让人可怜的还是我们的摄影师。李月斌天生长得很白，所以被水拔出来的红色在他的腿上格外明显。就这样，我们拖着一条条通红的腿，迈上了悬崖。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在悬崖上拍戏
在悬崖上拍戏
那悬崖非常陡峭，而且上面还都是被雪水冲得很松软的沙石，一步迈错，就有可能摔个人仰马翻。
有一个镜头我们要从悬崖的侧面拍摄，刘晓庆在悬崖上，把她在剧中的父母的骨灰从悬崖上洒下来。这样的镜头需要她离悬崖边很近。拍出来效果才好看。
我不知道读者们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当站在悬崖边上。再迈一步就会掉下去的时候，会觉得脚下的地都在动，好像随便一阵微风就会有被刮下悬崖的危险。这种滋味真是心惊胆战，可是，因为剧情需要绝对不能含糊。
我领着刘晓庆，走到她要站的位置上。
她比我想像的要坚强多了，这家伙，有时候真的很勇敢，在这方面，她真的像一个小男孩。那时候，她毫不犹豫地跟我走过去，坚定地站在那里。为了使她安心，我站在她的身后，站在了离悬崖更近的地方跟她说话。
我的心怦怦地直跳，但是，我站在悬崖边上，可能会给她增加更多的勇气。因为我用我的身体，我的位置来告诉她，这里是安全的。
悬崖上面绿油油的青草，衬着身边的蓝大自云，显得分外好看。但是悬崖下面那被冲刷得几乎笔直的峭壁却令人在这样美好的景色中不寒而栗了。
刘晓庆站在悬崖边上，蓝色的大幕把一身藏袍的她衬得格外突出。
随着我的一声“开始”，刘晓庆进入了角色。
她拿出包着她“父母“骨灰的布包袱，放在头前悼念着，然后，手一扬，那个红布包在空中划出了一个美丽的弧线，飘下厂悬崖。她慢慢地转过头来……
“停！
这是最危险的一个镜头了，因为是大全景，没有办法借位查。下来的戏就好拍了，都是我们在另一个环境里借的位置。
从山上爬下来，踩着松动的泥土和滩草，我们又来到了河边。
他们飞快地跑了过去，而我却要背着刘晓庆一步一步地走，河水似乎没有刚才那么凉了，刘晓庆趴在我的身上，我可以清晰池感觉到她的腿在发抖。头，捂得全副武装地蛤缩在下面。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想起了北极狐，它们在风暴来了的时候、就蛤缩在一起，把头和鼻子插在尾巴里。虽然人不可能像狐狸那样蛤缩得非常圆满，但是，在狂风里，他们还是不约而同地做了和狐狸相同的反应。
可是，我依然得站在大风里，随时观察着天气的变化，看看云彩何时才能够散去，露出阳光，然后，好打响我“准备“的第一枪，让藏民和战士们翻身上马，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