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忘记这一大，我想刘晓庆也是忘不了的，只不过她不敢承认罢了。
那个时候，她的父母还没有搬到北京来，我们的第一部戏《无情的情人》的后期工作还没有做完。
本来，我在那个鞋盒子上写下了日期，准备留作纪念。可是后来在打官司的时候，被法官拿去了，存入了档案。我本想在写书的时候，把它拿回来，但是，拿回来又有什么用呢？我也并不想再用这个去证明家里的财产了。
其实，钱并不是好东西。
也许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这种看法，但是我仍然会坚持。假设我们从那个时候打住，只要这一百万就够了，我想，我们也许会白头偕老。
有很多人是只能做患难夫妻的，我和刘晓庆就是如此。
在大家一点点创业的时候，在大家一分分积累的时候，在大家牺牲了自己的许多愿望，为了对方和自己在忍耐的时候，在孤独寂寞的时候。才会有我们。
很可惜，我们在一九八五年就有了一百万！如果这笔钱是在十年以后才攒到，很可能，我的第二次婚变就永远不会出现了。
也可能，我们现在还在那里互相帮衬着过着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生活。当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才积累了足够多的财富。也可能因为一时的不如意，我们也会产生离开对方的想法，但是。事过境迁，我们已经走人了人生的后半段，大家的心怀、初衷和目的也可能早就改变了。
不过，我也并不遗憾，因为我一直相信那句话：是你的，早晚都会是你的；不是你的，永远都不是你的。
在那一百万中，我占的份额太少了，里面真的没有我多少钱。
可是，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也会那样的乐。也许是因为刘晓庆总说：“咱们家的所有的钱，每一分都有你的一半／
虽然我并不贪财，但是我太诚实了，我相信了她，因此也一自觉得那伟大的一百万里有我的一半，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的钱自然是你的，别人的钱自然是别人的，即使是同床的夫妻，也避免不了走上法庭的那一天。
人就是这样一种自私的玩意儿。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审查
审查
在奋斗的人群中，有这样两种人。一种人。不管他们要什么，都能达到目的。而且幸运之神常常会偏爱他们，无论他们想做什么，总有人会帮助他们，使他们很快地做出成就来。而且在成功的光环中，会聚集越来越多关怀的手。所以，从他寸门刚刚踏上个人奋斗的道路，就伴随着鲜花、掌声和眩目的光环。
还有一种人，不管他们多么虔诚。多么刻苦，可是办什么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且也几乎从来没有贵人相助，又总是出现很多小人和他们作对，使他们处处碰壁。虽然他们并不妒忌别人取得的成绩，但也总在心里祈祷着好运气。可是，不知为什么，命运之神对于这一类人又格外地吝啬，从来不施舍半点的好运气。于是，在人群叫民快就出现了天之骄子，也出现了更多的倒霉蛋。
我大概就是那些倒霉蛋中的一员吧！
我对于自己的处女作虽然处处小心，几乎为它呕心沥血，但是它在还没有诞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要背负着失败的命运。
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我们终究可以把它送到电影局去审查
一开始，我们的局长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这令我们受宠若惊，可是局长的欣赏并不能改变它的命运。
在中国电影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但凡涉及到了那个行当，就必须要得到那个行当的代表的首肯。
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文艺界已经奉行了很多年。我们这吧子自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还是要送到民委去审查，而且还要我们自己出面…
其实，民委对这种事也很反感。他们认为：“我们并不是国家规定的电影审查机构，为什么一宝要我们审查影片呢？而且。如果我们说好，那么大家高兴，万一我们要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就成了九斤老太了吗？
可是没有办法，上面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只好苦口婆心地求他们出来看看我们这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片于。
我不详细谈审查的事情，因为我还要在影视圈里继续干下去，我还会面对很多审查也许有一点是不得不说的，当我的《无情的情人》有幸能和观众见面的时候，已经剪了二十五次了。而且我们花在审查上的时间远比我们用在拍戏上的时间要长得多。
记得有一次，当我们又面对一批审查官员，希望他们看到影片提意见的时候，刘晓庆泣不成声，我站在她旁边，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呜咽着，心里就像刀割一样，但是，我只是装出一副很轻松的样子拍了拍刘晓庆抽搐的肩头，把她带到了外面，然后让放映室的放映员开始放片子。
黑暗中响起了宏伟的音乐，银幕上出现了布达拉宫的图像。我、刘晓庆还有制片主任垂头丧气地坐在放映厅的外面。那情景，很像在公审大会听着最后的判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听到里面传来了枪声，影片终于该结束了。
娜梅琴措终究没能超越家族的仇恨，开枪打死了自己的至爱，使自己成了“无情的情人”；与此同时，她也终究没能摆脱厄运，被土司带来的骑兵打死了。
画面定格，颜色慢慢地淡去，娜梅琴措拍着自己情人的画面成了一座雕塑，从远处飘来了他们热恋时的情歌：
阿哥是茂密的吉祥树，
阿妹是美丽的吉祥花……
这首歌的歌同是我写的，由吕远老师谱的曲，旋律很美，是我和刘晓庆唱的二重唱。当时在电影中导演和演员为自己的电影回唱，我们也算是首开纪录了。放映室里灯光大亮，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了进去。和以往每次差不多，审查影片的人站起来，默默无声地朝外走去。我们连忙脸上陪着笑容，跟人家说着客气话。他们依然还是那一讯“我们回去研究研究再说吧！
这样的重复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刘晓庆的泪也流了一回又一回。可是每次的结局也部一样，谁也不愿意站出来说一句担责任的话。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这一年也快要结束了。在这种绵绵无期的审查和期待中，我们把刘晓庆的父母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喜欢和老人们住在一起的女婿可能在中国并不多，虽然每个人都有孝敬父母的责任，可是小两口和父母住在一起，特别是在房子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尤其是我，在帮刘晓庆写《我的路》的时候，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在家里总爱赤身裸体的，父母一来，就不得不注意一下。另外，那种亲密尤间的行为也不能随时随地地发生了。但是这些不能成为不孝敬父母的理由。这一切和父母的养育之恩比起来，那就根本算不上什么了。
所以，在刘晓庆很客气地提出要把父母接到北京来的时候，我十分体谅她的心情。尤其是，又快到冬天了。南方的冬天似乎比北方都要难过，因为屋里是没有暖气的。刘晓庆说，父母常君会在冬天冻坏手脚。
现在，我们漂泊的生活终于结束了，大家在一起乐融融的再也不用担心父母会冻坏手脚了。
于是，我们就把刘晓庆的一家接到了北京…
当我从车上把刘晓庆的父亲背出北京站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虽然刘晓庆的父亲并不是她的亲生父亲，但是，我很敬重他，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刘晓庆的养父就放弃过自己的责任，能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父女俩的感情很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这种感情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
和老人生活在一起的比子里，他们一开始还很客气，但是我党得这样完全没有必要。在老人没来之前，我是家里的财务部长。家里所有的钱财都由我来掌握，老人来了之后，我就元条件地把财政大权交给了母亲，因为她是刘晓庆的母亲，世上还有什么样的关系能够比这更令人信任呢！
我当时的这种慷慨之举，也造成了日后不可挽回的局面。因为她毕竟是刘晓庆的母亲，这种关系也决定了她日后必然要站在刘晓庆一方。无论道德上她多么不同意女儿的行为，但是，亲情是没有办法战胜的。
我并没有责备她的意思。一切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注定了门是我当时没有注意罢了，可是谁又能在信誓旦已白头到老的时候，想到日后会有分开的一天呢！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童年往事
童年往事
那时候，每天到处奔波，到处托人，使影片能够最终通过审查。可是日子一天大过去了，我们所盼望的影片通过、阴云散去的那一天迟迟没有来，这时候，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的任某某来请刘晓庆去录一个专集，叫《我的歌》。
因为计划中这盘录音带有一芮《无情的情人》的插曲，是我切的二重唱，于是，我就和刘晓庆…起到了广州，又一次住进了东方宾馆。
录音需要准备，我们选择了乐队，选择了指挥，处理完这些事情，晚上，当我把刘晓庆哄睡了以后，我就会瞪大眼睛．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我好想我的妈妈，真的好想
小时候的许多事情都翻厂上来。
那时，我们家里很穷，随军生活又是动荡不安的。每次爸爸出差回来，都会带来很多好吃的，干豆腐啊．大米啦．白面呀……可是爸爸走的时候，家里就只有由妈妈来支撑了。
我还记得，过元宵节的时候，一人分五个元宵。妈妈知道我们爱吃炸元宵，就用平时积攒的油炸给我们吃。
当时家里穷，也舍不得花钱买好煤，用的劣质煤怎么也烧不旺，油也烧不开，元宵放在里面，就像放在热水里一样。
我们总是站在一边，问：“妈妈，元宵怎么还不熟啊？
妈妈告诉我们，“等元宵后面长出一个小尾巴，元宵就熟了。
我们哥弟几个，就像哨兵一样，站在炉子旁，眼巴巴地看着锅里的元宵慢慢地冒出了泡儿，逐渐由白色变成焦黄，最后，终于长出一个小尾巴。
说来不好意思，小的时候，我也有很多毛病，我曾经偷过家里的钱。
那次，我从爸爸的兜里偷出了十块钱，那时的十块钱可不但现在的十块钱，那时的十块钱能干好多的事情，偷了钱的我自然知道犯了错误，在一阵胡吃海寒之后，才知道自己没有胆量回家了。当天晚上，我一直在家外徘徊，没有勇气进去。我知道，性格暴躁的爸爸一定会狠根地揍我一顿。我挨过这样的打，根本吊敢回去。
夜深人静了，没有办法，我就在离家不远的菜市场的一个卖肉的柜台下面躺了下来。夜里很凉，那里可能还有一点点温暖吧。
我不知这时家里发生了什么。
夜很静很静，气温越来越低，我蛤缩在里面，想睡也睡不着，这时，我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了妈妈的呼喊声，妈妈叫着我盯小名，一声一声地叫着……
我的眼泪僻里啪啦地落下来。
妈妈的声音一自没有停，可是，我依旧不敢回去。仟凭妈妈喊破了嗓于，我还是在里面哆哆晾味地躲过那一夜。
因为那时我还是少先队的代表，第二天还要到少年宫去主持一个会议。当我主持完全市的活动，走出少年宫的门口的时候。天正下着雨，我一眼就看到妈妈打着伞站在马路的对面。我低着头朝妈妈走去，妈妈把我紧紧地抱在了怀里，什么都没说。
回到家里，爸爸也是什么都没说。
但是从那以后，不管我在朋友和同学面前夸下多大的海口，也不管我多么需要几毛钱在同学面前壮壮面子，我都没有偷过家里的一分钱。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夜里，妈妈撕心裂肺地呼唤着我小名的声音，永远也忘不了……
每当我想到这些，眼泪就会止不住流下来…
身边的刘晓庆伸出手来，替我把眼泪擦去，这时我才知道，她并没有睡，虽然她不知道我想什么，但是她明白，我心里不好受，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把头枕在我的肩上，“我们这次回北京，把爸爸妈妈接到广州来玩玩吧厂
我看了看她，心里充满了感激，然后，我们俩就在一起筹划着，怎样才能把我的父母接到广州来，是在北京上飞机呢？还是直接就在哈尔滨上飞机？
“不行，”刘晓庆说，“那样的话，老人家可能不适应这样的温差。还是先到北京住一阵子、再从北京坐飞机来吧。”
我们盘算着，让父亲母亲吃遍广州所有有名的菜肴，住在最好的宾馆里，用这些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来补偿我和刘晓庆造成的使他们离开孙子的痛苦。
在这种美好的打算中，我们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录音工作马上就开始了，大家一丝不苟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我们又一起唱了那芮电影里的插曲，而且还挑选了几首好歌翻唱。
当时，我们选了一首日本歌曲，叫《相逢在夕阳下》为了唱这首歌。刘晓庆还跟我起了一次急。
因为我本身对日本歌曲感觉并不好。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姥爷喝过日本人的辣椒水，我的爷爷、奶奶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所以对于日本歌曲，我始终不能进入最佳状态…
可是，那首歌的歌词写得很好，“陪伴我到永远“，“我要你。你要我”。最后，还是我屈服了，我们比较满意地录制完了这首歌，而且，我抓住了日本歌曲的特点，模仿得还比较像。后来这个专集发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我这首歌唱得好。
就这样，我们在广州大获全胜，满载而归了。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探母
探母
回到北京，我就发现了家里拍来的三封电报：“母病危住院速归”。
看完电报，我半天没有说话，刘晓庆也呆呆地看着我。
她猛地转过身，到另外一个房间里拿了几千块钱塞在我手里，“赶快走吧。北京的事我来料理。你还是先回长春，带着赫簿一起回去。如果妈的病再重的话，你给我发电报，我也回去。
我一路来到长春，刚下飞机，就直奔长影厂的宿舍接我的儿子。
赵雅氓去外地拍戏了，那里只有她的妈妈一一一一个善良的老人——在照看着外孙子。当我进门，跟老人把情况说明了之后，老人告诉我：“赫赫刚出去。
话音还没有落，门响了。我转过头，见我的儿子站在门槛上，正怯生生地望着我。他可能还在犹豫，我是不是那个忘恩负义的爸爸呢？
说来也怪，父子间的那种感情能够胜过很多东西。
当我蹲下身来，冲儿子伸开双臂的时候，孩子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一步步地朝我走来。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
时间很紧，我们要赶当天晚上从长春到佳木斯的火车。所以，我只是简单地和赫赫的姥姥说了几句活，连饭也没吃，给孩子穿戴好，就直奔火车站。
这时．天上开始下雪了…
我和儿子坐在摇摇晃晃的电车上，我所熟悉的街道从我的眼前掠过，还有我们熟悉的人们，已经不知该么好了。
母亲可能也感觉到我回来了，她轻轻地翻过身，只匆忙地看了我一眼，视线就被我身边的赫赫夺走了。母亲看了看自己的孙子，有气无力地叫了声“赫赫”…
我的儿子真为我争气，我一直担心着儿子会忘了自己的奶奶，可是，我的儿子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叫了一声奶奶，就必了过去。
妈妈紧紧地搂着自己的孙子，这时，我的心里似乎也好受了一点。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决不比任何电影明星逊色，当时，在母亲的家乡兰西县，她是全县闻名的美女，而且，妈妈当年是全县电考上伪满洲囚高中的唯一一名女性。
我父亲为了我的妈妈，当年电曾经演出了一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
听我的姑父说，那个时候，我的父亲是兰西县的副县长。天性爱好文艺的父亲曾经跟妈妈一起演过《兄妹开荒》，也在一起演出过《白毛女》。可能就是在这种演出中，父亲和母亲开始恋爱了…
那个时候。国民党已经大举进攻了，父母的恋爱显然不合时宜…
当父亲向组织上谈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并没有得到组织上的允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母亲的家庭成分，母亲的家庭成分是一个小业主，以这样的出身，怎么能嫁给一个副县长呢？
但是，听我母亲说，她实际的成分并不是这样。这里不能不谈到我的姥爷。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母亲同样因为这个问题给当年在庞东锯齿牙山根据地的领导写过信，来证实姥爷的那段经历。
我的姥爷是胶东根据地锯齿牙地区地下党的交通员，那些年，他打进伪军内部，为根据地买枪，最后，由于叛徒的出卖，被伪军抓了起来，我姥爷在日本人的据点里受尽了严刑拷打，喝过辣椒水，坐过老虎凳。
那时，锯齿牙根据地已经把我的姥姥和母亲接到了根据地里，怕敌人报复。后来根据地的人民包围了敌人的据点，一定要把姥爷救出来，如果敌人不放姥爷的活，就要把据点消灭。
当姥爷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精神失常了，好多人说，他这是被敌人打坏了，最后没有办法，只能计姥爷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兰西，当时关外的组织生活并不像关内那么普遍而严格，所以姥爷因此失去了组织关系，而且以后也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虽然父亲向组织上反复强调母亲的出身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没有书面文件的证实，所以组织上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
在父亲因为这个和组织上闹崩了的同时，姥爷也开始反对这桩婚姻了。因为爸爸在打四平的时候，被子弹在腿上钻了三十窟窿，所以在当时，爸爸是个瘸子从姥爷这方面考虑，向然也不愿意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瘸子。
最后，没有办法，父亲给组织写了一封信，把枪挂在县委办公室，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匕带着母亲跑回了自己的家乡，私奔了…
但是父亲并没有因此脱离革命队伍、他回到家乡，又马上参加了革命工作。
记得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温莎公爵演绎了一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可能在我的祖先的血液里也有这样的遗传基因，准也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的家里又出了一个同样的我。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同样也把一切都抛弃了。
妈妈自从跟上了父亲，并没有过上幸福的日子。爸爸依旧口到队伍里，每天仍然是行军打仗，带着自己的骑兵连驰骋在战场上。母亲只能带着自己的孩子，过着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母亲很早就参加工作了，而且在当年的肃反中还抓过特务。我见过妈妈因为那次的行为而得到的奖品。
在近些年的一次政协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是不是动员女工回家。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提议。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动员所有的妇女离职回家。在那一年。妈妈也响应厂党的号召，回到了家里，后来，妈妈因为跟着父亲东奔西走，最后把工作关系失去了，不得不在很多年以后，又重新加入工作。
母亲活着的时候，总是为了这些事情不断地啼啼叨叨。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为了证明自己的出身和工作经历，才不得不给北京的一些同志写信。幸亏当年姥爷的一些老上级还在，他们来信证实了我的姥爷曾经是党的一名出色的交通员。
这份材料我亲眼见过。可是，当我们接到这份材料的时候。我的姥爷已经在十年前死去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因此，他的脾气一直很坏。
在我的记忆中，姥爷就像一个军阀，不管坐在哪里，腰板都是直直的，他习惯于把手撑在自己的膝盖上，威严得像一只老虎，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
姥爷走了，直到最后也没能证实自己的历史。
母亲抱着孙子又亲又笑，没完没了，虽然她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但是我心里明白，妈妈在对孙子的爱抚中，也在原谅着我。
在母亲的病床前没呆几天，我就被叫回了北京。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再审
再审
并不是刘晓庆不懂孝道，而是这件事非我做不可。
美国邀请刘晓庆到美国去举办一个个人影展，这对于中国女演员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殊荣。虽然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一位没有任何背景的老华侨发出的邀请，而且影展的规模很不尽人意。但是当时我们一直打算刘晓庆能够把《无情的情人》带出去，在国际上取得一些影响。因此，我们要赶在出国之前让《无情的情人》通过审查。因此，我必须马上赶回去做最后的一次修改。
其实在我没有回佳木斯之前，就有好多人提议，是不是把这部片子拿到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放一下，有些国家的文化参赞还主动跟我们联系过这件事。只是当时我们并不想这样做，因为搞得不好，会使影片的审查工作落人一个被动的局面。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听话的孩子，争取能够走正当渠道通过影片。
我回到北京，马上按照人家提出的意见对影片进行了修改，然后，把这部影片送给某位领导审查。
我和刘晓庆都坐在那里，陪这位领导看片子，看着被改得面目全非的影片，我的心里的确委屈，有许多我认为是得意之笔的地方都被剪掉了，还有许多地方做了非常幼稚的修改、但是没有办法。我一边看，一边在心里嘀咕，这已经不是我的影片了。
影片放完了，灯亮了起来，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位领导身上，希望他能够谈出一些和以往不同的，对我们有利的意见。
他微笑着，我的心不禁怦然一动，看来他对影片还是满意的，而且尤其喜欢里面的音乐，他说：“影片的音乐把我带回了我的年轻时代，很让人感动……”
他说了很多，惟独没有谈这部影片能否通过。
我忍不住悄悄地伸出手，在后边扯了扯刘晓庆，刘晓庆会意了，马上必恭必敬地问：“那么，我可以把这部片子带出去了？
“这部片子……还是不要带出去了……“说完，他站起来，和周围的人打着招呼走了。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回家
回家
转眼又到了年底，由于母亲生病，刘晓庆和我决定，一起回我的老家过春节。
无论对什么样的女人，和自己的男人回家见自己的公婆都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尽管我和刘晓庆还没有正式登记．但是和上次刘晓庆从阿里河回佳木斯毕竟大不一样了。上次我还没有离婚。总是名不正，言不顺，而现在，我们俩都是自由人，而且我们对自己的爱情是那样坚定，那样忠诚。
刘晓庆问清了家里所有的人，给每人都准备了一份礼物，看着她忙碌地包礼物的样子，真的想不到她是一个大明星，那神态和所有善良的女人没什么区别…
我们大包小裹的，总算回到了家。
也许是因为过春节，也许是母亲的身体稍微好了一点，医院同意妈妈回家来往，我们“一大家予又凑到了一起，好不热闹。
刘晓庆里里外外忙得不可开交，一天到晚喜上眉梢，和妈妈总是有说不完的心里话，而且处处部做得那么得体，我在一边青着，心里真是高兴。
那天早晨，天刚亮，外面还是灰蒙蒙的。
不知为什么，我醒得很早，睁着眼睛躺在床上。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走动，我出去一看，原来母亲正扶着沙发挪动着。我连忙走过去扶着母亲坐下来，靠在她身边看着她：
妈妈老了很多。
我乐呵呵地看着她，心想，妈妈，你看我给你带来的媳妇怎么样？
妈妈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也笑了，她用手拍了拍我的腿。我知道、她在夸奖我呢！
“你们什么时候登记啊？妈妈看着我，突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这还算什么问题呢？我有点不屑。
可是，从妈妈的语气里，我听出了无限的担忧。
不知什么时候，刘晓庆也出来了，听到了妈妈的话，她连忙说，“妈，你放心，我们回去就办。
妈妈看着她，满意地笑了。
刘晓庆忙着准备早餐去了，妈妈也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拿出相机，给妈妈拍了几张照片，这时弟弟们一早赶来了。于是。我忙着给大家拍照几乎每个人都和妈妈照了合影，惟独我没有，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是妈妈最后一次照相了。于是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我没有和她在一起的照片。这不能不是我终生的遗憾。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除夕饭
除夕饭
东北人很讲究过春节，北方的春节比全国各地的春节部有意思，不仅仅是放鞭炮，吃好的，还有很多讲究。那是一套每年都要重复的仪式：请灶王爷上天；把自己家的祖宗请回来过年；给过世的老人烧纸……
这里面最为大家看中的就是除夕的团圆饭。
我们家里的除夕饭，除了母亲，其他女人是不能上桌的，她们统统要等我们这些男人吃过了饭以后，再在在一起吃。可是这次多少有些为难，那就是让不让刘晓庆上桌的问题。
其实，我们家以前是一个地主。听老人讲，在长春还叫宽城子的时候，那里有一块地皮是我们家的。后来在德惠的陈家楼，一直到土龙山的万发屯，老陈家一直是有名的大地主。用老人的话讲，那是跑马占荒的年月。骑着马在外面跑一大，还没有跑出自己家的地界。
“文化大革命”时搞两派武斗，为了逃避另一派对我的追缴，我曾经回过我的老家，去看过过去陈家楼的遗址，那时候，院子的土墙还有半腰高，整个院子的面积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往当地很了不得。
在“九·一八”之前，日本人要从我们门前的官道上路过的时候，也要提前下条子，经过家里点头同意了，日本人的军队才能从门前开过去，而且还必须把枪栓卸下来…
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爷爷曾经带领当地的农民组织了一个抗日队伍，抗击日本人对我国东三省的侵略。当年这支部队就用爷爷的字号起名为“继英部队”，这是在当地的文史资料里都有记载的。
当年爷爷带领继英部队在草帽岭、大来杠一线狙击日军。在老百姓中间还流传着这样的童谣：草帽岭、大来杠，四十八炮没打上…
原来日本人曾经朝我爷爷的部队打了四十八炮，可是依日没有攻下草帽岭，最后只好又退回依蓝县。
后来爷爷又参加了土龙山暴动，打死了日本大佐饭家。爷爷和谢文东也是磕头弟兄。
当日本人又来进剿的时候，由于当时我奶奶重病缠身，爷爷不能随队伍一起离开，只好留下来，后来日本部队对土龙山的老百姓要实行报复行动的时候，当地百姓不得不派出一些有名的绅七和日本人谈判，我爷爷就是谈判代表。谈判结果，虽然日本人没肩”屠戮土龙山的老百姓，但是却让每个人献出“干血三钱。”我至今仍然不知道，究竟要多少新鲜的血液才能晒出这“干血三钱，反正那次，上龙山的许多爸百姓都流很多的血。敌人虽然没有报复，我的爷爷却被日本人抓走…
爷爷被抓走不久，奶奶就被活活地气死了，当地的乡绅和百姓请愿，要求放我的爷爷出来大家交了许多许多的银元，才把爷爷赎出来，当爷爷出来的时候，已经再也站不起来了，据当年目睹过这件事的老乡讲，那时爷爷所有的骨头都断了，但他还是坐在门板上不肯躺下，就这样一直坐着被抬回家。有人说爷爷根本躺不下了，只要一躺下，肺了就会出血，然后就是大口大口地吐鲜血。
奶奶咽气之后，尸体就停在屋子里爷爷回到家以后，让所有的人都退了下去，然后，用木板封死了门窗他不吃不喝，不见任何人，守着死去的奶奶足足唱了六天大戏，反正当人们再也听不到屋里有任何声音的时候，拆开门窗进去一看，爷爷已经躺在奶奶身边死去了。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老人们给我讲的这些故事里，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我曳想像不出爷爷这六大的绝食抗议里都唱了些什么。但爷爷的故事却给我树：厂一个榜样，男人和女人的事情就应该既浪漫又壮烈，爷爷被抓走了，奶奶被活活气死，爷爷回来后，得知奶奶的死讯，也是痛不欲生，才会唱了几天大戏以后离开。用鲜血来捍卫民族，用生命来陪葬爱情，这才是每一个大男人、大英雄的结果！
在人们眼里，爷爷是一个英雄，他的血液遗传到我的身体屯便自然而然地凝结成一个“英雄情结”，让我无时无刻不在按心中那些英雄的信条生活着。我不能……不能……大多的不能使我远离那些果雄们崇尚的利益；使我在寻找英勇故事的时候多了一分固执；使我偏爱那充满了艰辛的荆棘路，虽有捷径，却有急功近利的小人之嫌。即使刘邦和曹操是成功者，人们更怀念的庄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楚霸王，千百年来的传统，我们都以悲壮为美，我们都渴望成为英雄，渴望建功立业，这种英雄情结在胎里就带上了悲剧意识。这一点，也许我比别人继承的更多。
我是爷爷的孙子，对日本人至今耿耿于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除夕饭
越说越远了，现在还是回到我们家的除夕饭吧。
尽管我很为难，不想让刘晓庆不上桌，但是我还是没有勇气求父母让刘晓庆和我们一一起吃。
还是父母明白事理，当我们全家所有的男性和母亲围着桌子坐下的时候，我的母亲破例让我去把刘晓庆叫来，刘晓庆也是非常通情达理的女孩子，她也不愿意因为自己就打破家里的规矩。因为不管她是多大的明星，但她毕竟是陈家的媳妇，所以，她推辞了。
在我和刘晓庆离婚的时候，她曾经把这件事跟许多人讲，想说明我们家是多么传统，多么守旧，出生于这样一个传统家庭的我，思想又是多么顽固不化…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妈妈病故
妈妈病故
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还是那个倒霉的《无情的情人》。还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长期不在长影，厂里也知道我不会再回去了就催我赶快把关系办走。这时，我就得去跑一个北京户口。好在当时遇上了我的好朋友巴经理，他几乎停下了手里的工作，正天开车陪我和刘晓庆到处求爷爷告奶奶。
办北京户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办下来的，我们所求到的人都答应帮我办，可是事情还是没有任何进展。最后没有办法，巴经理只好鼎力相助，拍着胸膛对我说，可以先让我委屈一下，到他们厂落个户，他们的厂于是一个街道小厂，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个地方落户，人事关系已经不错了。就这样，我队长影调到北京流量计厂做了老巴的厂长助理。
刘晓庆出国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我们在为拷贝和宣传资料忙碌着，时间一晃又过了一个月。
这一大，突然接到了家里来的电报，可是，谁都没有勇气拆开它，因为我已经预感到，不是什么好消息。
“母病重，火速归。
拿着那份电报，我呆呆地坐在那里。刘晓庆也走过来，默默地坐在我的身边。
回家的火车是晚上零点的，现在离开车还有几个钟头。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不知该干什么好，刘晓庆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关切地看着我。我别过头去避开了她的眼睛…
我是怕回去见妈的：离开家的时候，刘晓庆一再向妈保证：“我和国军回去就登记.可是，这回我依然是以独身男人的身份回家，我怎么跟妈说呢？
“这回你回家，就跟妈说我们结婚了，好让老人高兴.刘晓庆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
其实，结婚登记的事我倒是一直没有想过。因为我和刘晓庆是那样相亲相爱，何必走那么一套形式呢？而且，我根本没有任何两个人会分开的感觉。
“我们就是现在去登记也来不及了，怎么办？刘晓庆凑过来，抱着我的头说，“如果妈妈问起来的活，跟妈妈撒个谎吧。”
在离开北京的时候，我特意去火车站的小卖部里买了很多糖和烟，这可能是我为我的谎言准备的道具吧，我的妈妈很聪叭要想骗过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拿了这些糖和烟发给大家，或许能使妈妈相信。
妈妈的病有增无减，这回，连远在香港的妹妹也赶了回来。我们六个孩子一直紧紧地靠着妈妈，可是，对于她的身体，我们确实无能为力了。
所有的办法部想过了，甚至我的大哥还用我们家乡的老办法，在门前偷偷地烧了几张纸，跪在那里许了愿，如果狐仙能够救我们的母亲，我们愿意在母亲病好后的百日杀一只猪。
家乡的老人们都说这种方法很灵，可是妈妈的病并不见起色。
那一天，不知是准竟然介绍了一位信奉上帝的人。哎，不管她信什么，只要能治好我母亲的病就行。
那个老太太其实连小学的文化都没有，却在我的面前给我讲了很多“主”，教我怎么侍奉主才能得到主的恩惠。我真是很虔诚地在听她讲话，可是，我所希望的奇迹却没有发生。
有一天，母亲在病床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对我说，“有个人我见不着了.
当时我真的僧了，这个人是谁呢？我把身边所有的人都想到了，可是仍然没有想起来是准，想着想着，就把这个念头扔开了。
在母亲过世以后，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妈妈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几个拉扯到这么大，可是，当我们生活得越来越好，越来趟有能力侍奉她，让她过好日子的时候，她却离开了我们。不是说，好人一生平安吗？不是说，好人必有好报吗？可是，为什么我妈妈这个天下最好的好人却没能享一天的清福呢？就在她刚刚可以享受的时候，她却走了。
那天下午，哥哥弟弟们都回家去了，从香港赶回来的妹妹也因为连着劳累了好几天，支持不住，睡在了一边的床上。我拿了一个小板凳，坐在妈妈的病床边，头放在妈妈的头边稍事休息。突然，妈妈的头动了一下，我连忙醒过来，看着妈妈。
妈妈笑眯眯地冲我问道：“你们登记了吗？她是那么平静地问了这个一直令我忐忑不安的问题。
我也平静地笑了笑：“没告诉你吗？回去的第二天我们就登记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妈妈，我还能骗你吗？
不知是因为妈妈不愿意拆穿我的谎言，还是因为那次我装得特别的像，妈妈又笑了，露出一口雪白雪白的牙齿。
“以后，要把儿子接到你们身边.她相信刘晓庆是一个好心历的人，不会虐待她的孙子。“妈妈还和我谈了很多我小时候的事。
小时候家里苦，我为了补贴家里一点。星期天和同学一起兴了一天的煤，给妈妈挣了五块钱；我们在爸爸的单位里演《血债》，我扮演一个孩子，在台上哭死去的父亲的时候，一会儿喊着“爸爸”，一会儿喊着“爹”；我三岁的时候，还曾经拿斧头把邵队里另一个参谋的孩子的脑袋给砍坏了。
这些连我都记不得的事，妈妈还记得那么清楚，她如数家珍一般一样样他说出来，也许是怕我忘了吧，以后如果没有妈妈记得，恐怕再也不会有人记得这些事了，当时，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并不是因为妈妈说起的这些事使我难过，而是因为我在妈妈的面前，看着妈妈的眼睛的时候，撤了一个不可饶恕的他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妈妈却相信了。因为这个美丽的谎言，她将不再为她的儿子担心了，她相信自己的儿子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归宿了。
医院已经给我的母亲下了死亡通知书，但是我们几个孩子并不就此善罢甘休。弟弟到处求人，让妈妈转进了我们那里最好的医院…
可是，刚刚办完转院手续，妈妈就发病了。她在床上痛苦地抽搐着。为了怕妈妈咬伤自己的舌头，我把自己的手伸到了妈妈嘴里。
妈妈的牙关咬得越来越紧，但我仍然在坚持着。当我终于坚持不住的时候，只好喊了一声，“妈妈、疼啊！”
那时，妈妈已经陷入昏迷状态，也许是听到了我的喊声，她睁开了眼睛，看了看我，松开了牙。
那是妈妈最后一次清醒了。在那以后的两天时间里，妈妈一直处于深深的昏迷状态中，但是，她始终没有再咬紧牙。
做儿子的最后一次呼唤虽然把母亲拉回到现实世界中，但是，谁也没有能力留住她了。我的妈妈，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一个一辈子为了抚养儿女长大成人而含辛茹苦的女人，就这样走了。
一九八六年三月九日下午两点三十九分，母亲去世了，享年五十六岁。
当天晚上，我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那个被美国子弹打伤的肺部又一次肺细胞破裂，成了气胸，我们不得不在极大的悲痛中，忙三倒四地抢救爸爸。
接下来的那几天，我们都处于一个非常的状态，很多事情的时间和空间关系都是混乱的。
只记得，当我的母亲被推进火化炉的时候，我们要在铁栅栏外等着领取母亲的骨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给那个负责火化我母亲遗体的工人跪下了。我哭着求他：“好好待我的母亲，好好地……轻一点，轻一点……”
当我们为母亲烧纸的时候，我仰头看着那蓝蓝的天，我知道，妈妈一定在那里，在天堂上。我大声地喊着，希望还没有走远的妈妈能够听到我的喊声，听到我们的挂念。
妈妈，你听见了吗？
这个时候，远处开来了一辆火车，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以后，我们每年来给妈妈烧纸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列火车匆忙地经过。我知道，这只是巧合，但是为什么巧合总是能发生呢？主妈妈不在了，我一下子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在我人生中，每当我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从来不考虑后果，也从来没有想过失败，总是义元反顾。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遇到多么难的事情，也不管我犯了多么大的错误，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唾弃我，我仍然不怕。
因为，我有妈妈。
因为我有妈妈，我可以不怕任何人的背叛；出为我有妈妈，我能够永远不担心失败；因为我有妈妈，我愿意面对所有的坎坷：因为我有妈妈，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