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和刘晓庆呕心沥血拍摄的《无情的情人》在上海首映了。当时，我在上海正在修改后来拍成的电影《大清炮队》的剧本。
算起来，我们这部戏的停机，已经是十五个月以前的事情了。这风风雨雨的十五个月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经历了那么多次的审查，经历了二十五次的修改，终于可以放映了，这足以显出这部片于顽强的生命力。
在影片公映之前，上海市的电影系统就把它和台湾的一部片子调出来放映。哼乡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丑媳妇总怕见公婆。所以每个导演把自己的作品呈献出来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迟疑，显得很不自在。特别是，《无情的情人》是我的处女作。观众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一点底也没有，心里非常忐忑，不敢去看。后来，还是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我硬着头皮去看了这部影片。
电影院里座无虚席，不知是那部台湾影片吸引着观众，还是我的这个有争议的片子使大家兴致更高？那时，台湾的影片还属于内部放映的范畴，能够看这样的片子被认为是特殊身份的象征，所以，观众们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
灯灭了，我坐在那里和大家一起注视着银幕上变化的每一个画面。所有做导演的，在他们开始这个行当的那一刻，就丧失了和普通人一样的欣赏电影的心境，他们在看到画面的同时，更会回想着这个镜头拍摄时的情景以及镜头外面的故事。所以，如果一部影片能够让导演们忘乎所以地融情其中，确实不容易。这不能不说是导演这个职业的遗憾，这也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我在看我的处女作的时候，心里觉得特别对不起和我坐在一起的观众们，因为，现在在他们面前展现的，已经是被修改了二十五次，割爱了很多精彩镜头的拷贝。
我是在准备《大清炮队》的时期到上海的。我想，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突然的，总会露出这样那样的蛛丝马迹，只是在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罢了。
记得有一次，刘晓庆突然问我，私生子是不是都很聪明？我乖禁有些诧异，因为我和刘晓庆已经名正言顺地结婚了，怎么又有了私生子的问题呢？刘晓庆连忙把话岔开了，说是同组的一个女演员想为一个画家生一个私生子，所以谈起来的。那时我并没有感觉有丝毫的不对头。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有些人就是那么傻，在众多的傻子中间，我可能算是最傻的一个了。因为，我傻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我常常在想，刘晓庆成为我忠实的妻子的日子究竟有多长虽然我一直希望它在半年以上，但是我想，也许不会吧！
在我和刘晓庆的故事里，有一个自始至终了解我们的旁证人——巴经理，这个当年由葛存壮介绍的好朋友，多年来一真变生活上关心着我们．当时我从长春调到北京，也是落在他的厂里给他作厂长助理。
由于刘晓庆在北影九号楼的住房被分给了一个落实政策的老同志，我们只好换到一个比较小的房间里。
这是个老式的两室一厅，所谓厅，不过是一个仅仅能摆下一个小饭桌的过道。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和刘晓庆的父母、小阿姨以及刘晓庆妹妹的孩子一起搬到了这个小单元里。六七个人呆在这个天地里显得是格外的拥挤。
就在这个时候，巴经理伸出了热情的手。因为我本来是厂长助理，理应享受厂级干部的待遇，这样，就在他们的宿舍里分给了我们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
说起来也怪，过了这么多年，每当我看到老巴的时候，都为没有报答他当年的慷慨感到欠他很多。因为在我和刘晓庆结婚到闹离婚的日子里，他都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旁观者目睹了一切。他是一个好心人，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他依然有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也总是劝我，浪子回头金不换，相信刘晓庆有一天会回到我身边成为我非常贤惠的妻子。对于老巴的好心，无论我怎么泼冷水，他依然是那么自信，以致于许多次他好心的劝说使我岂有些恼火了。面对这样“痴心不改”的好朋友，你又能怎么样呢？以致于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竟然会产生错觉，好像做锗的是我，是我对不起他。
不管怎么说，老巴还是这个故事的不可缺少的见证人。
在我和刘晓庆还在上海的时候，老巴帮着把我们全家都搬到了新居。于是从上海回到北京，我们又一次为新家兴高采烈起来。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我的中国心
我的中国心
高兴归高兴，事情还是要做。经过再三的思考，我们还是也定拍摄《大清炮队》，当时叫《中国炮队》。我们觉得，《中国炮队》这个剧本，不论是故事本身，还是故事里蕴涵的深刻意义都是很不错的，而且里面的女主角也很合适刘晓庆。综合了几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运作。
那时的电影制作方式已经有些活跃，允许各种各样的合作：为了筹集资金，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深圳。那时的深圳依旧是改革开放的先锋，许多内地办不成的事，在那里似乎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于是，在《芙蓉镇》的拍摄间隙，我和刘晓庆两人来到了特区。
到深圳的那天晚上，找不到深圳影业公司的人。原来，珠江电影制片厂正和香港的一些电影机构举办一个电影展，把国外和香港比较卖座的，艺术价值也相对较高的影片拿到国内来放。当时，这件事在全国还办不到，只能在深圳，利用特区的特殊政策，使国内的电影工作者们能够看到最新的国外影片，了解国外电影生产的行情。
说起来这不能不算是一种悲哀，一个电影工作者，却没有及时了解世界电影发展的机会，连国外的平常老百姓都可以看到的电影，中国的导演和编剧们却只能在一两年之后才能看到那些经过一些人删剪得支离破碎的影片，还美其名曰“参考片”，我们的电影希望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可是，我们这些电影工作者都连考察国外同行的作品的机会都没有。
中国的有些观众也很讨厌。记得有人在看了法国电影展以后，曾写信说要“救救孩子”。可是，谁又让你带孩子看这些影片了？难道大人们理解的世界和孩子们一样吗？难道让大人们了解的问题也一定要让孩子们了解吗？如果中华民族的所有的文化都要求能让孩子理解的话，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不就永远都是孩子的水平吗？客观他讲，在人生发展的不同的阶段，人们所理解和关注的问题确实不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人们自身的感情世界，随着年龄的推移，会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阶段性。不是“救救孩子”的问题，而是不要疏忽自己对孩子如何监护的问题。
其实，我非常赞成扫黄。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深知，在某些年龄段，有些事情让孩子知道得过多，是会给他们带来伤害的。可是，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这个就回避那些成年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完善一种制度，既让正常的艺术作品可以公之于众，又能保护那些孩子不受伤害。“救救孩子”，不是要求我们自己去面对那个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要让孩子们理解的灾难。
有一天，中国电影也应该建立一种等级制度。我十分赞同少儿不宜”的提法，这样可以把那些孩子们还接受不了的问题留到他们成人之后再去考虑，再去接受。也许有很多人不赞同这个观点，就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人都不赞成我们看外国人的电影一样，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他们不赞成就停止了向前的发展。我始终相信孙中山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我想，我们千万不要做那种看见女人旗袍里露出的大腿就呜呼哀哉的老太爷！虽然我们也常常感叹后辈失去了我们当年的很多优秀品质，可是，不要忘了，小孩子也会在某一大成为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在那里宣讲着被更小的孩子们视为金科玉律的警世名言……
世界从来不会因为某些人的不喜欢而改变。
在深圳的事情也很简单，我们把剧本交给了深圳影业公司的经理，剩下的事情只有两个字——等待。
在深圳，事情进行得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顺利，我们按照深圳影业公司的意见修改了剧本，但好像仍旧不能令他们满意。
《中国炮队》是一个非常有思想内涵的剧本，它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腐朽，歌颂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平民百姓抵御外族侵略的英雄气概。
正在我为这部影片左右为难的时候，又是我尊敬的师长，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孙长城同志伸出了友谊的手，他用他那敏锐的用光看到了我们所要表现的主题的深远意义，最终使《中国炮队》进入了拍摄的程序。
刘晓庆回上海继续《芙蓉镇》的拍摄，我则和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一起，开始四处采景，准备拍摄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刘晓庆那时好像表现出了一种回《芙蓉镇》剧组的急迫，可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感觉，一丝一毫都没有。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未来的新片上，力争把《中国炮队》拍成一部好片子，这种愿望需要我投入更大的精力和心血，使我根本无暇顾及那些情感变化的蛛丝马迹，也可能，我在这方面确实很迟钝吧！
那些日子，在我面前的是中国的历史，中国近代惨遭列强凌辱的历史，一百年落后挨打的历史，是那些在海岸线上时隐时现的曾经抵御过外族侵略的残破的炮台：虎门、定海、淤沪、温州、厦门、威海。烟台，刘公岛、大沾口、营口、大连……为了能真实地反映出影片当时的历史环境，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沿着这些炮台去采外景。
面对着这些炮台的残垣断壁，每一个中国人都避免不了地会让自己的心情渐渐地沉重起来，你会不由得想像着当年那曾经在这些炮台上弥漫的战火硝烟和那些在硝烟里慢慢倒下的中国军人。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军人，我曾经下决心以身殉国，报效民族、我和那些在硝烟中倒下的战士们一样，都是一个兵，我可以站在一个士兵的角度去揣摩那些消失在战火中的无名氏们的心情。
每每走上这些炮台，我都会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流血。也许；我们的人民中有那么一些多愁善感的人，我仅仅是他们中的一个吧。
那些炮台都被炸毁了，中国的海岸线上所有的炮台都被炸毁而且，还不允许我们中国的军队驻扎在我们自己的海岸线上！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这就是那些号称具有资本主义文明的国家们的所作所为。不让我们设炮台，就是不让我们在自己家胞大门口上安门，也只有这样，他们那些衣冠楚楚的绅士们才可以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而没有什么非礼之嫌了。
沿海的许多炮台现在都成了耕地，好多地方几乎连残垣断壁都找不到了，在威海，遥望对面的刘公岛，你似乎能看到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军队在那里驰骋，似乎能看到我们中国的第一支海军在那里怎样被倭寇一一，日军打得全军覆没。
谈起这件事，不禁会感慨万分。每到一个地方，你的这种痛苦的联想就会不断地加重，你不禁会问，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会落到这种可耻的境地？
想起来，那次采景，心情真的非常沉重，而且，一次更比一次沉重，说起来也怪，我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至今仍不能解释它有些朋友说这是我心理上的问题，也有些朋友说我这是精神上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那是真实的。
那是一天下午，我们从天津去大沽口。在大沽炮台，发现列里的许多工事都被炸毁了，有些炮台淹没在民居之中，有的早怎：被掏空了，看上去惨得不得了。好在大沽炮台是空军的一个雷达站，保存得还比较完好。
那一天，天上下着些许清雪。我和摄影师几个人走上了大沽炮台。
在大沽口曾经发生过两次战斗，值得高兴的是，在其中的一次僧格林沁指挥的战斗里，我们还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第一次把在那里登陆的英国士兵赶下了海，还把英国联合舰队的司玲击成了重伤。后来大沽炮台的工事也被拆掉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土墩子，上面有一个很落伍的老式雷达在旋转着……
我们站在炮台上，望着炮台前面那一块著名的滩地。
不远处的海里停了一艘巨大的船，听说是买来拆钢铁的。其他的地方便全部是灰蒙蒙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看着眼前的滩地。想像着英国的士兵被我们用枪和炮压制衣滩地上，趴在地上不敢起来，只有等到晚上才能偷偷地溜口刽再远一点的海面上，可能就是英国舰队抛锚的地方；而在我们的脚下的土地上．可能就忙碌着。喧嚣着、混乱着我们自己的士兵……呛喝声、喊叫声，汗水味、烟味、马尿的腥臊味……也曾经在这里弥漫着……
可是现在，除了一阵清风，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十分惆怅地走下炮台。带路的空军士兵告诉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弹药库。于是，我们来到了那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一用黄土和着江米垒成的四五米见方的屋子，里面什么也没有，也就刚刚能让人直起腰吧！
我走了进去，希望在墙壁上发现什么痕迹，或者随手抓到一些历史的遗留物，可是，尽管我仔细地端洋了半天，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心里不免有些失望。
外面的人在大呼，“走吧！
我只好依依不舍地走了。
风依然是那样冷清洁地刮着，小雪也依然在轻飘……
大概就在我走出了三十米左右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向小弹药库看去……就在那一瞬间，我真的看见，看见弹药库的门口站着两个人，还有两匹马……
三十米的距离不算远，我看得很清楚，一个稍微壮一点的人靠门站着，在他身后的门房子上，依着一个略瘦一些的。他们的眉毛、胡子、发辫，还有他们那几天没洗的脸、都历历在目。他们的身上穿着黑色的棉袄、上面带着一点甲胄，衣甲还掖在腰上，手里翻着疆绳，牵着一匹橘黄色的豹花马和一匹稍微矮一点的红马。包括马在内，他们都在转头注视着我们这些即将离去的人……
在那一刹那，我禁不住大喊起来：“这是什么？你们快来看！
可是，当我再回过头来和同伴一起朝弹药库看去的时候，却发现那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那是一个阴沉沉的下午。
我知道没有白天见鬼的道理，可是我真的不得不说，我确实看见了。我一直不能解释这个现象，还是后来一位权威的朋友跟。我说：“由于你多日来积累了很多的想像，所以在某一瞬间，你才会产生幻觉。
“这个我懂，不就是幻听、幻视吗？可当时我真的看得很清楚，而且我是在一种非常正常的状态下。又不是在黑夜，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想像去改变视网膜上的感觉？
我的朋友依然列举出一系列科学的道理来给我解释，但我却不这样想。
即使那仅仅是我的幻觉，我也知道，他们在注视着我。正是他们的这种注视，迫使我尽快地开始了《中国炮队》的拍摄。
我们选择营口炮台作我们的拍摄基地，这个沿海所有炮台里保存比较完整的营口炮台，是清代著名将领左宗棠守卫的，他也没有进行什么激烈的战斗，只是向日军开了几炮就撤离了。这些清代的炮台，这一百年屈辱的历史，在每个中国军人心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
《中国炮队》导演阐述
我的一点思絮。
这里是大沽口炮台。营口炮台，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衙门之黄泥山炮台，乍浦天女己宫炮台……中国近代的战场，改变中华瓦族命运的地方。
我深深地不安了，不知是昔日先人英灵的呼唤，还是在列祖列宗面前的一种忐忑的愧感，久久地冲击着我的心肺。
久违了，我的先人。圣地。你没有丰碑，没有鲜花和歌声没有祭坛，甚至没有怨言……和那些修整一新。香烟紊绕的庙宇相比，你太冷清了，太荒凉了。
我给你们下跪，我真想嚎喝大哭，为了我们的祖宗，为了我们的同辈……
我们按照历史资料建起了清朝的营垒，树起了清朝的绿营大旗。当海风扯起绿营大旗，旗上的黄龙在咸潮的空气里张牙舞爪地奔腾的时候，我的心里好像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安慰。
说真的，谁也想不到，《中国炮队》的命运并不比《无情的情人》好多少。
首先，它在拍摄的难度上就增加了不少。虽然营口炮台还保留着原来炮台的骨架，但是真是拍起戏来，离剧本的要求就差了很远，外壕上一些日本人搭的钢铁工事要拆除，四周遍地丛生的芦苇要清理，中心炮台的坡道也要重新修建……最难办的是，在大炼钢铁的年代，炮台的中央盖了几个不伦不类的房子，样子很难看却是钢筋水泥的。根据当时的史料，炮台的外面还应该有一个几米宽，两米多深的水壕，如今也荡然无存了。
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我们一件一件地去做。幸好中共营口市委的领导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调来了很多人替我们搭坡道、挖水壕……历尽千辛万苫，终于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在我们准备开拍的时候，厂里来人视察，带来了一个上面对这部戏审查的意见。
说起来，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不知为什么，这部戏和一本书联系起来。
台湾的一个作家柏杨，写过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不好意思他说，在当时我还无幸拜读这本“巨著”，可是，这并不妨碍有些人把我们的《中国炮队》说成《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的翻版。
他们还谈到了故事里的一个情节，就是当清军反击英军的时候，天上出现了月食，按照中国古老的刁俗，士兵们都停止了战斗，从隐蔽的地方站了出来，边敲鼓边呐喊：别让天狗把月亮吃了。这是寓言性的东西，意义很深刻，可是那些人却命令我们必须改掉。于是，这个情节就出现在另一个著名影片的结尾，而我们却失去了首先使用它的权利，人家大大方方地把它拿走了。“意见是非常明确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必须停机改本！”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蹲在外景地，让那些来自湿润南国的厂州同志可怜巴巴地在东北的营口陪我过着那漫长的到处是风沙的春天。
恰巧这个时候，刘晓庆要去法国参加一个外事活动，我把她送走了。本想亲自到北京送她上飞机，可是，我在负责一个摄制组，而且大家的情绪本来就很不稳定，气可鼓而不可泄，在这种时候，我再陪自己的爱人离开，无疑对大家的情绪是一个打击。这样，在我们之间依依惜别的情绪里，又多了几分悲怆的感觉我想，为大丈夫的事业舍去儿女情长吧。
刘晓庆还是和以往一样，在车窗里拼命地向我挥着手，明显还在念叨着什么。我虽然听不见她都说了些什么，但能猜得出来，她在叮咛我一些注意事项。那一刻，我还很感动。
后来才知道，她是和姜某一起去法国的，而且是根据姜某去法国拍《花轿泪》的时间安排的这次行程，
咳！真是个傻老爷们！当时她心里不会愿意我到北京送她的。那样的话，我一到机场，就会发现是两个人一起去，这无疑会使她难堪、紧张。
当时我竟然还很感动！不能不说，刘晓庆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也许。当时她的心里也存在着不少歉疚之情吧！正是因为这种歉疚，使那时依依惜别的感情显得那样真挚。感情这东西，有许多时候连自己都说不清楚，我这个外人又怎么能说出刘晓庆当时的内心感受呢？反正，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她一个人知道了。
送走了刘晓庆，我和珠影厂的王副厂长一起研究剧本的走向，删掉了不少好戏，删得我们的编剧心疼得直跺脚，直嚎牙花子。
剧本终于改成了，但是已没有时间分镜头，只好按照当时香港流行的办法——现场分镜头。这样虽然给各个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却能抢出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因为依照军委的命令，配合我们拍戏的将近一个师的部队已经来厂，我们没有办法再等了，只能仓促上阵。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在那个经历了大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炮台上，在那个驻扎过清朝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日本人的军队以及我们自己的人民解放军的炮台上，我们点起了狼烟。
族旗猎猎，海风阵阵，近一个师的兵力被部署在到处是没膝的滩涂上，战士们非常准时地集合在出发地域，信号弹腾空升起，镜头前面的火焰飞舞了起来。
汪厂长亲自带着一台机器在另一侧拍摄大场面，主角度就在我的身边，炮响了，一个个炸药包在滩涂上爆炸了，身穿英军战服的战士们呐喊着队海滩上冲了过来……
机器开始转动了……
身后是几个负责指挥部队的首长，和那些负责和各个部队联络的战士们。在我的号令下，大家协同一致，开始了恢弘的大场面的拍摄。
我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导演，也可能对这种战争场面的调度一直是我潜意识里的一种梦想。那一天虽然我累得彼惫不堪，浑身上下布满了泥浆，但是心里却感到极大的满足，我兴奋得到处走动，和大家不知在说着些什么，感谢那些在泥浆里滚动着的战士们，感谢那些即使是在宽大的银幕里也找不到自己面孔的战士们。感谢那些和我过去一样的战士们，我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
拍摄工作就像一套紧密咬合的大齿轮，一旦运转开来，很难使它们再停下来。从我打响了第一颗信号弹起，我们的拍摄就马不停蹄地进行着。
我依然会想起那些被忍痛删掉的好戏。
刘晓庆迟迟未回，我们拍摄的速度不得不慢了下来。这个时候，北影厂又让她参加了《红楼梦》的拍摄。为此，我不免焦躁起来。
记得有一次拍戏的时候，有很多人围观。
因为从来没有人在营口拍过电影，而且，由于我们把大炮台重新搭建起来，无疑修复了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又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便有一队队的孩子们举着队旗到这里来过队日。
我能理解这些孩子的心情，也不愿意伤他们的心，所以每当有孩子来参观的时候，我都尽量热情地接待他们，让他们站在后面，只要他们不影响工作就可以，因为，也许在这些孩子中间就会诞生一个比我还出色的导演。我觉得这是一个导演的基本风范，因为任何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那一天，也许是因为刘晓庆迟迟未归的缘故，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偏偏有一个人走来趾高气扬地对我说，“陈导演，我们有外宾参观，你能不能让他们进到圈里来？当时为了保证拍摄，我们拿绳子把参观的小朋友拦在圈外了。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可是这个人却要求让他的外宾享受一种特殊的待遇。
我回过头：“外宾？怎么会有外宾来？”
“哦。日本外宾要来参观你们拍戏。”对方好像在下命令。
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当时，我毫不客气地对他说：“请你把你的外宾带走，我的现场不允许外宾参观，特别是日本人。
也可能我的回答大出乎他的意料了，他不知该作何反应，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他的发呆却被我理解成蓄意抗拒我的意见，于是，我又放大声音对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说：“把他们赶出拍摄场地。”
制片主任免不了过来和稀泥，可是，他越和，我越火：“为什么我的现场要让外宾参观，外宾和我有什么关系，尤其是这些日本人，谁知道他们的父辈里有没有曾经占领过这个炮台的人”
我在那里大发其火，可把那些外宾吓着了，他们经过一番交头接耳之后，灰溜溜地走刀了。那个带队的年轻人显得非常气愤．但毕竟是在我的拍摄场地，他也没什么办法，只是很狠地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鄙视，也许他觉得我这个导演人没修养了。可是，他哪里知道，我的爷爷就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有这样的血海深仇，我哪里又有心情对日本人客气呢？
刘晓庆终于回来了，她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回来后，二话没说，马上化装，来到了拍摄现场。这是她一贯的作风，也是许多电影人的作风。
由于季节已经晚了，我们做的御寒的棉衣成了捂汗的桑拿服。即使这样，刘晓庆也丝毫没有怨言，内且还依然用长布缠着头；我有很多次都注意到，汗水顺着她的耳根浙沥沥地流下来，们衣的针脚处涸出了她的汗迹，她在这方面真是没得说。
谁不心疼自己的媳妇呀！我不时地提醒她脱了棉祆到车上去凉快凉快，可她总是摇摇头，继续和大家一起在炎炎烈日下工作，她这种敬业的精神是她最大的优点。
即使是这样，我们之间不知不觉在许多事情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记得有一天，我早早地起来去化装室看、一看化装进行得怎样。
珠影厂的化装师正在给刘晓庆化装，忙得很厉害…
正在这时，门口有一位中年妇女操着四川口音对刘晓庆说：“刘晓庆，我们来看你了。你是我们家乡出去的人，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其实当时化装室里的确很乱乎，而且楼底下的车不时地鸣笛催我们出发，可即使这样，我仍旧不能原谅刘晓庆的举动。她回过头，冲着门口说：“看什么看？看你妈呢？”
那个满脸笑容的四川老乡哑口无言了，正在给刘晓庆化装的老化装师何于云也不免停下了手，看了这一切，我真想狠狠地说她几句，可是，因为有她的四川老乡在场，我还是没有爆发出来，只是很客气地对那位观众说：“对不起，我们马上要出发了对不起啊！我希望能为刘晓庆挽回些什么，可是看得出来，那位老乡感到非常伤心。”
劝走了那位老乡，我回过身把刘晓庆叫到另外一个小房间。劈头盖脸地冲她吼了起来：“你怎么可以这样？她对你的人和艺术表现出那么大的热情，你怎么可以那样跟她说话？她的年龄不比你妈小几岁。”
从我严厉的态度里，刘晓庆已经意识到了我的怒气，她也觉得刚才自己有些过分。
我指着刘晓庆的鼻子：“你不许这样，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你更不能那样没有修养他说‘看你妈呢’！她的年龄比你要长记多，又是你的老乡，而且是一个以你为荣的老乡，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那一天我确实很生气，我觉得受伤害的不仅是我，也不仅仅是那位四川老乡，还有刘晓庆。这样会毁掉她在观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而且，我也不希望我的妻于表现得像一个泼妇。
刘晓庆有一个长处，就是只要知道自己错了，就会马上认错。但是，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选择适当的环境，那一次，刘晓庆没有认错，她只是低着头，走回了化装间…
化装室里一片寂静，里面的人一定电听到了我的吼声。
我坐在车里等着化装的演员出来，其他的人已经到现场去准备拍摄了。本来我应该坐第一辆车赶到现场的，由于刚刚跟刘晓庆发了火，我应该等她一起走。
刘晓庆和其他人一起上了车，看到我，她略微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抱着她那满是汗迹的棉衣坐到了我的身边。
车开了，明媚的阳光透过车窗照着我，也照在她身上，她无所事事地看着前面，装出一种悠然自得的神态，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其实，她心里很在意。
我转过头，对她说，“对不起，刚才我不应该对你发火。”
刘晓庆的脾气很倔，这种情况下，她是很难向你认错的。她的目光仍旧停留在前方，可是，却悄悄地把手伸了过来，拉住了我的手。我知道，她原谅我了，她也知道错了。
又是一片晴朗的天空，又是一个忙碌的日子。我们在炮台上一次次地喊着“预备，开始”，汗水一遍遍地淌过刘晓庆和所有演员们的面颊，我们在忘我地工作。
这个时候，北影厂的老厂长、《红楼梦》的监制汪洋，一次次地来电话催刘晓庆去上海——《红楼梦》的外景地，我们不得不连轴转着给刘晓庆抢时间。事情就是这样，好演员总是被大家抢着用的。
为了抢时间，我们在宾馆的后院搭了一个帐篷。这是故事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景。
这时，《芙蓉镇》的拍摄工作已经结束了，可是，事情却不会随着一个摄制组的解散而结束。
那一大，我们又忙着抢刘晓庆的戏。因为她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我们必须在中午之前把刘晓庆的戏抢完，这样，刘晓庆离开之后，我们再拍几场戏，就可以把这个场景拆了。如果不能按时拍完的话，这个场景就要保留很长时间，我们还要专门派人来守着它。
“导演，你的信。”组里负责取报纸的人递给我一个小小的油皮纸信封。
“我的信？”我正在和摄影师谈镜头的处理，随手接过信，放进了裤子后面的口袋里。
戏讲完了，开始打光，这个时候，导演已经没事了，我坐了一边，拿出了信封…
信封上写着：“陈国军先生收”，寄信人是“内详”，字迹很陌生。
我随随便便地打开了那封信，里面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张三十二开的纸，上面写着：
陈国军同志：
作为你的朋友，我不得不提醒你，你的妻子刘晓庆已经和姜某发展得起出了一般关系，我想，我这个“超出”的所指，你是明白的，
你的朋友
这封信在后来和刘晓庆打官司的时候交到了法院，法院的人把这封信收走了，没有还给我，但信的大意我记得清清楚楚。
不知为什么，看了信之后，我十分冷静，这不大可能，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两个差十二岁。
十三岁，我对这个年龄印象非常深。
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开忆苦思甜会。一个人来控诉时讲，邀到地主家作丫鬓，十三岁的时候就被地主霸占了，而且，十二岁的时候就生了她的第一个儿子，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十三岁是一个女人生育的年龄，也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相差的年龄，十二岁，她几乎可以做他的小妈了，怎么可能跟一个比自己小十三岁的男人谈恋爱呢？
现在看来，我真是过于传统了，但是当时我确实不相信，因为在戏里，她和姜某演一对夫妻，难免会经常在一起接触、聊天；而且，我是演员出身，对于这种对女演员的街谈巷议，我是十分清楚的；更何况，我和刘晓庆有那么深的感情基础……
怎么可能呢？这绝对不会的！
我不相信。不是因为十三岁，也不是因为有名没名，而是因为我坚信刘晓庆的为人，坚信我们的感情。而且，在我们当初相好的时候，刘晓庆就提醒过我，或许以后因为工作的原因，会有这样部样的传闻，让我不要去信，我也答应过她不信这些传言的．但我也曾经跟她说过：“如果你不爱我了，你坦率地跟我说，我想我会理解。
我根本不相信我们历时八年的感情基础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会受到挑战，而且我相信刘晓庆对我是坦诚的，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她早就跟我打招呼了。
看完了信，我就随手把它扔到了一边，还是后来我的场记捡了交给我的，当时，我根本没把它当回事。
照明过来说：“灯光布好了。”
“好，”我对大家说，“准备拍摄。”
我们终于在十点半的时候把戏赶完了，刘晓庆离开去卸了妆，又回来跟我告别，我笑着看着她，随手在口袋里摸着，想把那封信拿给她看，博她一笑，可是，信已经不知到哪里去了，我们只好相互叮咛了几句，就分开了。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醉里挑灯看剑！
醉里挑灯看剑！
晚上开完了布置第二天工作的生产会，场记把在现场捡到的那封信递给了我。我又看了一遍，还是觉得那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把信留了下来，作为以后的一个笑谈吧。
刘晓庆一去，音信皆无。这不禁使我担心起来，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她在北京？还是已经到上海了？到了那里为什么没有来电话？是不是工作太忙了？
我打电话到北京，说刘晓庆已经去上海了。又打电话给上海，打了好几次刘晓庆都不在。是不是有大多的应酬？她会不会累坏了？如胶似漆的夫妻，即使是短暂的分别，也会觉得度日如年。所以，虽然一天的拍摄已经使我感觉很疲劳了，但我依旧在那里等着。
已经到了午夜，电话打过去，没人接。
痴心的我还是在那里傻等。
不知不觉，我打起盹来，这一睡，就睡到了三点钟。
匆忙拿起电话。好在对方的总机还有人值班，我顺利地要到了刘晓庆的房间，然而……依然没有人接！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依然没有想到是出什么事了。我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眯了一觉。
第二天，打电话到组里，组里说这两天没有刘晓庆的戏，至于她回没回宿舍。就不知道了。我又要了一次刘晓庆的房间，还是没人接。正在我准备放下电话的时候，听筒里传来了一个女声。
“乖乖，你跑哪儿去了！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惊喜。
那边却冷冷的：“对不起，我是服务员。我顿时觉得尴尬万分，连声抱歉，但还是没忘记托付她：“我是刘晓庆的爱人，她回来了让她给我挂个电话。“她已经两天没回来住了，”对方依旧是冷冰冰的，“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没法帮你传。”电话“啪”的一声挂断了。
我拿着电后愣愣地站在那里：两天没回来了？哪儿去了？可能去了杭州？或者到女朋友那里去住了？不会！她如果离开了。一定会打电话告诉我的，怎么会连个电话都没有呢？
我带着满腹疑团又去拍戏了，只是这一天，在拍戏的间隙。我不免在心里暗暗打鼓：为什么她两天都没有消息呢？她去哪儿了？
晚上又一次打电话到《红楼梦》剧组，对方也在冲我抱怨：“你问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还在找她呢！”
当我报明自己的身份，对方的口气才有所和缓：“我们确实不知道刘晓庆去哪儿了，明天就要拍戏，我们也在找她！”
刘晓庆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我的心里七上八下。晚上。又给汪洋同志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他竞说：“刘晓庆回来了，她就在我这儿。”
电话里传来刘晓庆的声音。
你到哪里去了，怎么也不来个电话？
她支支吾吾的，不知所云，好像故意不让其他人知道我问的是什么，说了许多毫不相干的话。她在遮掩什么？她的思维从来都是很缤密的，怎么会所答非所问？我感觉到，她在撒谎！她的前言不搭后语使我的脊背开始发凉。
我撂下了电话，呆呆地站在那里：难道，那封信是真的？
她说去杭州的胡某家了，我又给胡某家挂了个电话，她爱人说，胡某一直没离开杭州，刘晓庆山没有去过。
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心头。
这件事后来才水落石出。原来，姜某的《花轿泪》摄制组在苏州拍戏，刘晓庆去见他了。”
也许是宾馆里的服务员太忠于职守了。她们发现姜某的房间进去了一个女人，而且，这个女人在正常的会客时间结束以后仍旧没有出来，于是，这些过于忠于职守的服务员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进入了姜某的房间……
不言而喻。她们发现了她们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女当事人出乎了她们的意料。
据说，刘晓庆当时的态度还很强硬，可是，她偏偏遇上了一个态度更为强硬而且刚直不阿的服务员，最后，事情只好这样了结，刘晓庆因违反宾馆的有关规定破罚了款，而这份有刘晓庆签名的罚款文书据说仍旧保存在那个宾馆的档案里。
我一整天都闷闷不乐的，虽然不断地在心里为刘晓庆也为我自己开脱，可是仍旧无法躲避那种灰蒙蒙的感觉。
晚上，我在宾馆里无所事事，或者说，即使有事我也没有心情去做。无意间．我发现这个宾馆的八楼竟然有一间小小的咖啡厅，于是，我带着沉重的失落感，爬上了八楼。
咖啡厅里已经有了好几个组里的同志了，原来他们早就发现了这个幽静的地方、我冲他们打个招呼，但依旧是闷闷不乐的。那几个人看出我心事重重，也不方便问。
我找了个靠窗户的地方坐了下来，望着营口市的夜空。
营口的海滩上建了许多养虾池，为了发展养虾业，还从日本请了许多技工。现在，这些日本农民也坐在这个咖啡厅里，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咖啡厅里应该是怎样一种气氛，一堆人凑在一起，又叫又闹，其中一个日本农民还脱了鞋，把脚跷到了桌子上。
本来心里就烦，日本人这么一闹，我登时就气不打一处来…
“从座位上跳起来，直奔日本人的桌于，指着那个脱了鞋的日本人，我大声呵斥：“请你们小声一点，请你把脚拿下去！”
日本人就是这样欺软怕硬，我强硬的态度使他们害怕了，那个光着脚的农民悄没声地把脚拿了下去，其他人也收敛了其中一个人还谦虚地站起来，冲我鞠一个躬。
我又得意又兴奋地回到厂自己的座位，冲着服务员大声说：为我拿一瓶啤酒！我是不喝酒的，但是那一天、我要了啤酒，我要用酒来奖励我的“壮举”，我也需要酒来压抑郁闷的心情，麻醉我的神经……
一瓶，一瓶，又一瓶……
再来一瓶！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喝了多少瓶，只是感觉着肉己渐渐地麻木了，忘记了……忘记了后来都发生了些什么。
再下面的记忆，就是第二人早晨制片的敲门声把找惊醒了
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又要开始新的一大的工作…
刘晓庆从上海回来了。由于我工作脱个开身，就请一个朋友帮我到大石桥火车站去接她，再顺便买许多毛钳，因为刘晓庆特别爱吃海产品。
她还是那样风尘仆仆的…回来就来到了现场，也许是怕影响我工作，她站在远处冲我笑了笑，摆了摆手。
我这个傻丈夫也冲她笑了笑，就又兴高采烈地投入到工作中过了好多年，我的那个朋友才告诉我，他那次到火车站的时候，发现刘晓庆的身边还有一个人，据说是从上海一直陪刘晓庆到了东北。当时，那个朋友虽然也在娱乐圈呆了很久，但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只觉得他特别像一个农民，后来才知道，那人是姜某。
我是在十年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现在想一想，刘晓庆那时只是远远地冲我摆摆手，或许是因为她在感情上已经开始和我疏远了？
晚上，一堆朋友为刘晓庆接风，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刘晓庆的回来，意味着摄制组的工作将要步入正轨，戏也能拍得快一些，离回家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