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五年，会占据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我还特意去打听过，像我这样的重罪犯，在监狱里可不可以看书？可不可以写东西？
回答是：如果表现良好，是可以争取的。
好！那我就用这十五年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写作。
我曾经多次筹划过这个正当防卫的计划，可是，有一次我把它告诉一个朋友的时候，他禁不住笑了，“凭我和姜某一起在大学呆了四年，我知道，他不是你想像的那种人，他是绝对不会和你决斗的！
他的话使我愣住了：如果他谢绝了我，那我的这一系列计划又如何实施呢？
他的同学远比我要了解他，而且，就我跟他的接触，我也能感觉到：他根本就不是我想像的那种人，他那只在女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敢使他不可能像一个男人一样站在我的对面来和我决斗。
事情过去了许多年，我再讲出当时的感受只是想把那时真实的我呈现给大家。凡是真实的东西部有存在的价值，只不过在叙述之余，仍为那种仇恨感觉有点惭愧，更增加了不屑一顾的感仇太不值了！这世上有多少美好的事情要去做，我禁不住又一次为我的狭隘感到尴尬。那阵风，那阵雨，都已经离我太远了，虽说是万水千山总是情，但未来的彩虹一定会更绚丽！
为了这本书，我还要把记忆再翻回来……
我把当时的心境写出来，千万不要给大家一个错觉——那时我真的生活在一种癫狂的状态。实际上，生活中许多事情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短兵相接
短兵相接
那时，刘晓庆正在和巴经理讨论成立“刘晓庆美的时装公司”；中央电视台也在邀请刘晓庆去主持《世界电影之林》节目《红楼梦》还在继续拍；李翰祥又请刘晓庆在他的《一代妖后》里出任女主角。
我和刘晓庆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还是要在一起吵架；有时刘晓庆会拉着我到处跑，去电视台、去看局里为她买的房子……总而言之，那是一段五花八门的日子，爱与恨、和谐与不和谐都纠缠在一起……
那时，由于各种各样的活动日渐冷却，刘晓庆也失去了和姜某在一起的借口，所以，好像出现了一种假象，一切都过去了。
可是，一朝遭蛇咬的我却处处留了个心眼，在正常生活的时候，时时替刘晓庆掐算时间。
那时刘晓庆每天部要去北影厂拍戏，每天去和回来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中午却有两个小时的空闲，问题就出在了这里面。据我所知，那个时间里，刘晓庆并没有和组里的同志在一起，也没有回我们在北影厂的家。她去哪儿了呢？我禁不住对这两个小时产生厂怀疑。
她会去哪儿？在北影厂的朋友家休息？我问过了所有家住北影厂的朋友，都说没有，或许，在厂里她有一处秘密的地方？也不可能，因为在电影圈有一个规矩，不管你是多么走红的明星。在厂里都是普通一员，没有享受任何特权的可能。
两个小时．她的活动范围不可能太远。有人说，曾看见刘晓庆出了北影厂的北门。如果她要去远的地方，“打的”就应该走北影厂的南门。那么，很有可能，她在北影厂附近有一处不可告人的休息地，当然，在那里所进行的，也只有不可告人的事情了。
正当我准备调查这件事的时候，家里忽然来了警察。
警察来做什么？原来，那一年，刘晓庆是好事不断，她被选为政协委员，警察是来保卫她这个政协委员的安全的。
家里人都高兴极了，真是蓬蔽生辉。老人们觉得自己的女儿为整个家挣来了无比的荣耀，叮嘱她注意说话，要多看、多学习。
我自然也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这是前几年种下的种子所结出的果实，也多少有我平时叮嘱和告诫的结果。
于是，刘晓庆就要在三个地方周旋：北影厂、《一代妖后》摄制组、政协委员会。
有一天，刘晓庆说去北影厂拍戏，我正好也在北影的家里看书，这时，有记者打来电话，说是要采访刘晓庆。我说刘晓庆不在，他仍旧坚持，我只好说替他找找。
放下电话，我就给厂里打电话。厂里说，今天的拍戏取消了．刘晓庆不在。于是，我找到了《一代妖后》的制片主任，他说刘晓庆今天没有过去。那么，她一定是去政协了。我连忙又打电话到政协，那边说：“刘委员没来开会。”
三个地方都没有她，她到底去哪里了呢？
那阵子，我哥哥也在北京。跟他打了声招呼，我就出了门。我在厂里转了好几圈，始终没有发现刘晓庆的影子。她会去哪儿？
对！一定是去了那个北影厂附近的秘密据点。如果刘晓庆是徒步去的话，那么那个据点：一定是在二十分钟的路程里，二十分钟！
我排除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离北影厂只有一墙之隔的总参干休所，这时，我突然想起，姜某的父亲好像是在部队里管后勤住房的，于是，鬼使神差地，我竟然向那个方向走去。
如果不是那个记者的电话，如果不是我在三个地方都没找到刘晓庆，如果我没有突然想起姜某父亲的工作，我也许始终都不会迈进那个大院的院门。
我在那幢大楼里坐电梯。上上下下走厂一趟，还在楼外面转了好几圈，没有发现刘晓庆的任何踪迹。后来，我又进入了电梯，拿出我的工作证，对电梯工说：“我是北影厂”的，来找刘晓庆，你能告诉我她在哪里吗？
电梯工的眼睛里顿时闪过一丝警觉，“没有，我没见过这个人。”她没能掩饰好她的慌乱。于是，我明白了，刘晓庆今天肯定坐过这个电梯，这个电梯工得到过特别叮嘱。
我没有再继续问下去，转身离开了，从楼的另一边，我爬上了楼梯。不知为什么，我的脚步停留在五楼和六楼之间，直觉告诉我，他们大概就在这里。
我反反复复地在五楼和六楼徘徊着，走过了每一个房间的大门。突然，在一个门前，我听到了里面传来的脚步声，于是，我也停了下来。
就是这里！我的直觉不停他说，我举起了手准备敲门。可是，理智又阻止了我：万一敲错了门，多不好？
我在那个门口站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离开了。
我又回到了家里。哥哥问我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我说出去随便走走。可是，在家里，我还是坐立不安，只好又一次离开了家。
我又往那幢大楼走去，这一次，心里好像老是有一种预感：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果然，离大楼还有几十米，就看见姜某带着两个武警走了出来。
看见了对方，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在那里站了一会，姜某指着我对武警说，“就是他。”两个武警默默地看着我。
“你们是哪的？我向武警们迎了过去。”
“北太平庄派出所的…”
“北太平庄派出所里也有武警？”
那两人没有回答我。
我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证，对他们说：“我是北影厂的，来找我的妻子刘晓庆。”
武警看了看我的证件，又看了看姜某，“你不是说刘晓庆没有结婚吗？”
姜某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武警把证件还给我，“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不管。说完，他们离开了…
只剩下我和姜某面对面地站着。
“你跟我走。”过了好一会，我说了这么一句，说完转身就走。姜某竟然乖乖地跟在了我的后面…
我们走到北影和儿影之间的岔道的时候，姜某突然问：“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我看了看路边儿影宿舍楼楼角的那个小小的电话室，估计它没有后门，就对他点了点头，“打吧。”
他给谁打电话呢？给刘晓庆？还是给他的哥们？如果是给刘晓庆，那尽可以让他打；如果是给哥们、哼，我倒是正想找几个见证人呢！
姜某打完了电话，我们又继续往前走。到了北影的住宅区，他又站住了，彬彬有礼地问我：“我可以再打一个电话吗？”
哼！既然对方表现得那么绅士，我也不好太失礼：“你要打就打吧！”
这一回，他打了很长的时间。在等姜某的时候，我碰到了《无情的情人》的剪接，就托她去我家把我哥哥找来。为什么要找我哥哥呢？我想，我要是和姜某并排一起走，明天电影界又会爆出一个大新闻；可是，如果我不和他一起走的话，我又保不准他会不会溜掉。
姜某打完了电话，我哥哥也恰好来到了。于是，我走在前面，哥哥和姜某走在后面，就这样，我们在北影厂绕了两圈。
可是，偏偏那一天，北影厂里人迹稀少，我们基本上没碰到什么人。哥哥和姜某还在后面说着话，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本来，我想把姜某带到灯光师赵某某家，因为我想这件事应该让一个刘晓庆熟悉的人知道，可偏巧老赵不在家，于是，我只好回去自己家。
一进门，我就到一间屋子里把录音机打开，然后把姜某领到了另一个房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任何一个不是“大男人”的男人，他们很有可能在事情过去以后翻脸不认账。
我和姜某面对面地坐着。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平静地说：“你把你和刘晓庆的事写出来。
他猛地抬起头来看着我，从他的目光里，我看出了他的不情愿。
这时，我把书架上的一把小折刀拿到手里翻来翻去，眼睛狠狠地盯着他：“你必须写！”
他迟疑着，好像期待会出现什么转机。
那是一把不到十厘米的小折刀，我下意识地把它打开，突然又有些后悔。如果想让这小刀带着恐吓的话，它的确显得过于纤细了。我对自己的这个举动格外不满，禁不住失望地把小刀合了起来，不经意地在桌子上敲……
“你快写！我的语气仍旧是坚定的。”
不知是我咄咄逼人的气势占了上风，还是我手里的小刀起到了什么作用，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拿起了笔。
姜某在那里写着，写完一张，团了；又写了一张，还是团了；好不容易递到我手里一张，还没等我看完，他又说不对，也拿回去团了。前前后后，他…共写了六张，我知道，他团的那些，可能是拿给刘晓庆看的，也不知道他最后会拿出哪一个版本？
我手里终于拿到了留有姜某笔迹的这张纸，上面写着。
一丸八七年在苏州拍戏，我与刘晓庆开始建立恋爱关系（包括两性关系）。
一九八七年底，我得知她已正式嫁人后，仍继续追求她，保持这种关系。
哼！这个男人，我真佩服他了。在他的这张纸上，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女方。他和她建立恋爱关系的时候，不知道她已经结婚，言外之意，他在说：“我是个不知者，不是不知者不怪吗？”我当然就没有什么责任了！
当时，我打心里为刘晓庆难过：你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
我看完了这份东西，姜某又把它要了回去，说：“我想添几个字。”
“你要添什么？”
“我想加上‘因为我爱她’。”
我心里马上又明白了：这下子，你不但没有了责任，反而有了正当的理由。是啊！爱是人正当的权利嘛！在不知道她已经结婚的情况下去追求她，那还有什么错误？世界上还有这么聪明的人？真是大让我长见识了！
我轻蔑地看着他，然后把那份东西又递给了他：“可以。”
他想在后面添上那句补白，可是却发现自己已经在“保持这种关系”后面画上了句号，只好又把那张纸团起来，重新写了一份交给我，上面还签上了他的名字及“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口三点二十分。
这时，电话铃响了，哥哥接了电话，一句活没说，把电话递给了我：“是刘晓庆。”
我接过话筒，“啪咯”一声挂断了。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估计还是她。我动也没动。
哥哥示意我接电话，我才慢慢地把后筒拿起来。
“喂？是我。”电话里是那熟悉的声音。
“我早就听出来了。”
“你怎么样？”
“还活着。”
“我……”
“你要说什么尽管说。”
她在那边迟疑了好一会，才吞吞吐吐他说：“国军，如果你还想要我，就不要打他。”
打他？她真是一直也没有了解过我，“没有别的话了吗？”
她在电话那边哭了起来…
我撂下电话，手里拿着姜某写的那份东西，看了起来，这时，姜某竟然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好像大功告成的不是我，而是他。
看着手里的这份东西，我觉得很可笑，的确，姜某正是像他同学说的那样，不是一个敢于为爱情决斗的男人，即使是在这种仅有硝烟没有战火的时候，他依然采用了这样一副勇于推卸责任的卑微嘴脸。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在这种时候，他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在自己的肩头而保全自己心爱的女人，可是，他却……
我不禁为刘晓庆难过起来：女人啊，为什么你总是被花言巧语所蒙蔽，永远也看不清那些男人真正的嘴脸？
这份东西已经到手，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把姜某带到了厂长办公室。当时北影厂的厂长还是胡某某，他见我领着姜某进来，有些愕然。
厂长示意我们坐下，我却依旧站在那里。把那份东西递给了厂长，等他从头到尾看完一遍，才提醒他注意：“厂长，你看，这上面写的是三点二十分，而现在是三点三十二分。厂长的目光又回到了纸上。
等他再次抬起头，我已经转向姜某：“好，姜某，我骂你了吗？”
“没有。”
“我打你了吗？”
“没有。”
“那么，这份东西是你在我的要求下，在非暴力威胁的情况下自己写的，对不对？”
“对。”
哎哟！此时的他是那样的温顺，那样心悦诚服地认错，他的谦卑使你几乎不忍心去惩罚他。反而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同情。
“好了。厂长你听到他刚才说的活了，那么这份东西是他自愿写的。我把那张纸收好，放到口袋里。”
这时，姜某站了起来，拉着胡厂长的手，一再说，“老厂长，对不起，我年轻……”
我实在没有兴趣看他那副卑躬屈膝的样子，跟厂长道了声“再见”，转身离开了厂长办公室。
站在厂门口，我禁不住有些寒心：我不期而遇地搞到这样一份证据，可以算是人赃俱获了，可是，我怎么再和刘晓庆一起生活下去呢？
还不容我想得更多，另一种愤怒马上又索绕在我心问：刘晓庆，你跟我保证过和他一刀两断，你怎么还在骗我？
这种念头使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酒仙桥。
回到家里，老人们带着惊恐的神色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半个小时前，刘晓庆回家收拾好所有的东西。离家出走了。随后，他们又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全部告诉了他们。我知道，那一刻对老人们来说是残酷的，他们亲耳从女婿的嘴里听到女儿与别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的事实，而且还人赃俱获。可是，我想他们也完全明白那件事对我意味着什么样的打击。
也许是为了平息我的怒火，他们把老巴请来陪批，我和老巴跑遍了北京城，寻找刘晓庆的下落，我知道，刘晓庆这时肯定不会在北影厂，也不会在姜某的家里，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一个值得我信任的朋友那儿。我们找了好几个朋友家，最后，才在广电部老张家里找到了刘晓庆。
刘晓庆回了家，被安置在楼上老巴的家里。接下来，是一片寂静，可怕的寂静。
晚上，刘晓庆也许想试探什么，从楼上下来了。她面无表情地在卫生间里洗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我很想把姜某写的东西拿给她看，让她知道自己到底爱上了怎样一个男人，可是，我不知道这样做对刘晓庆是不是过于残酷了。
我走进了卫生间，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她。她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了我一眼，又继续往脸上擦着晚霜。我随手把卫生间的门关上了，坐在澡盆上，默默地看着她，看着镜子里她那张略微有些歪的脸。
沉默了很久，我才开口：“刘晓庆，想不到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怎么办？老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自己都没了主意。
听到我的问话，刘晓庆停了下来，隔了一会，她看着我说：“我们去死吧。”
我像被什么激了一下，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
她依然十分平静地对我说：“我们自杀吧。”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震惊？感动？还是难过？她，一个女人，也有勇气面对死亡，而我这个全身心爱她的男人又有什么理由不陪她呢？况且，这么多纠缠不清的往事，这么多无法承受的屈辱，这么多不敢面对的真实，这么多……大多了！多得让我连想的力气也没有了。好吧，还是让我们俩用死来殉那份曾经真挚、曾经壮烈的爱吧！
“怎么死呢？吃安眠药？”
她笑了一下，“安眠药不是都让你吃光了吗？”
“那……我们……上吊？
她冲我点了点头。
于是，我抬头向天花板看了看，还好，有一根足够强壮的暖气管，也许能承担我们两个吧！那．我们就死！死了更好。
我找了一根铁丝，系在那根暖气管上。
现在想起来，刘晓庆当时还是那样沉静、那样从容，看来，她的确下了决心。
就在我系铁丝的时候，母亲也许觉得有些不对劲，从房间里出来，敲着卫生间的门。
刘晓庆冲外面扔了一句：“敲什么敲？等一下。”
门外的声音停止了。
我把铁丝系完，默默地看着刘晓庆。她依旧平静地站在镜子前面，用纸巾擦着脸，也许，她在试探我，或者，在打什么主意？
我们俩默默地对视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突然，她开口了：“我还有话对父母说。”
“当然，你去说好了。”我打开了卫生间的门。
刘晓庆一步跨了出去…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我绝对想像不到的事情。她突然抓住母亲的手，转身面向我，却对母亲说：“妈，他要杀我！”
我是搞电影的，知道什么叫反差，可是，那一次的反差强烈得让我都感到惊讶，以致于竟然失声笑出来。
我该从哪个角度理解她呢？称赞她高超的演技，显然会有嘲笑她的执著之嫌；也许，我更应该佩服她在于钓一发之际智慧的即时反应吧。只是，我并没有让她去死，是她自己先说要一起去死的，我不过是遵从她的旨意，怎么转眼之间我竟成了杀人犯？她的即时反应里大概也包含着这种撒谎的本能吧。
既然她没有勇气和我一起殉情，那么这只不过是个愚人节的小游戏罢了；只是，她的母亲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把那节铁丝作为我想杀害刘晓庆的证据。哼！既然是愚人节的把戏，我也用不着再费力气把那根铁丝取下来，还是让它留在那里，或许会成为一个坐标呢！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更觉得悲哀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要欺骗的话，她还能真实地面对谁呢？她又从哪里获得那种相互信任的安全感呢？
那一阶段，我和刘晓厌之间的感情变化就好像是高原的天气，一会是狂风骤雨，一会又雨过天晴，每一次风暴的来临，都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又一次被欺骗，现在看来，当时确实像在进行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我当时最大的希望，还是要赢，要从第三者手里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夺回来。我知道自己的这种希望是出于一种爱面子的心理，自己的女人被一个比自己小十来岁的男人夺走了，我无论如何也转不过这个弯来，为了把刘晓庆夺回来，我从各方面都希望表现得比对手强，并且不断鼓励自己要打赢这一仗。
暴风骤雨过去后，一切又部恢复了平静。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撕碎的红衬衫
撕碎的红衬衫
转眼之间到了一九八八年六月初，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芙蓉镇》要在香港举行首映式，刘晓庆义不容辞要去参加。值得我欣慰的是，这次参加首映式的演员名单里，只有刘晓庆一个人的名字。
刘晓庆从香港回来，又马上赶去参加在佛山举行的“十大明星”颁奖会。这些都是走之前说好的，可是在刘晓庆结束了香港的首映式之后，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本来她应该出现在佛山的颁奖会上，可是那里的组委会却说她不在。
一下子，我又警觉起来，马上去打听姜某的行踪，刚巧，姜某这两大刚刚从澳大利亚回国，而且他已经跟中影公司代表团的人说好了，直接在广州下飞机。
听到这一消息，我陷入了极大的愤怒中，这显然是他们预先计划好的，刘晓庆的失踪不过是必然。他们又在欺骗我。
马上，我买了机票去广州。从来不会发生纰漏的我，这一回却到了飞机场才发现没有带机票，可见当时是处在怎样一种心情中。
“新世纪十大影视明星评奖会”的组委会设在广州的小岛宾馆，这个宾馆我是十分熟悉的，《无情的情人》和《大清炮队》后期制作时，都是住在这里的。
在组委会里，我找到了厂长汪洋一一一这位中国电影界的老前辈，在我和刘晓庆的感情发生危机以后，我们确实没少麻烦他。那天晚上，我就睡在汪厂长房间的地毯上，老厂长和蔼可亲地和我谈着心，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批评我，告诉我人生中的许多事情不是靠冲动就能解决问题的，有时需要耐住性子，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
虽然对老厂长的一切教导，我都心领神会，但骨子里那股宁折不弯的傲气使我宁愿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姑息养奸。
刘晓庆依然没有下落，我也依然在四处寻找她。现在想起来，一个男人到处找自己的妻子，真是一件万分丢人的事情，可是那时的我已经顾不得这么多，我一门心思要找到刘晓庆，就是想指着她的鼻子问她：你怎么又在撒谎？你怎么又在骗我？
我想，刘晓庆恐怕再也没有勇气面对我的指责，面对我愤怒的目光了，她的失踪不得已也变成了将计就计。
那些日子，我整日里无所事事，除了寻找刘晓庆。就是在街上闲逛，再不，就是躲在房间里思前想后，日子过得混混饨饨的。
一天，我正在汪洋厂长的房间里呆着，电话铃响了起来，听筒里传来了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她还没有死，终于出现了。为了不使她马上把电话挂断，我把自己的声音处理了一下，对她说，“我是王秘书，你有什么事情？”
她居然没有听出我的声音一一一她哪还有心思来听我的声音？她在电话那边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到大会，什么时候离开，让我帮她订什么时候的票回北京……
我终于忍不住了，用我本来的声音对她说：“哥们，你在哪呢？”
对方在那边一定在发傻呢！
汪厂长回来，我把这个电话告诉了他，他也觉得很高兴，嘱咐我在大会进行期间不要做任何出格的事情，不要闹出乱子。其实，我是不会在那种情况下做出什么的，他们都不了解我。
大会也许是为了稳定我，还把我最尊敬的珠影厂厂长孙长城清来。我当然对这个好老师、好朋友保证，清他放心，我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第二天，大家一起来到佛山，还是没有见到刘晓庆的影子。我呆在一堆陌生人中间，安静极了，没有引起记者们的注意。
在宣布大会开始的时候，刘晓庆出现了，她穿着一件红衬衫。扎着黑色的领带，依然是那样神采飞扬。远远的，她看见了我。想过来跟我打招呼，我却转头避开了，因为她的目光会引导众人的视线。使大家注意到我的存在，反而会对她不好。
大会顺利地进行着。刘晓庆手捧奖杯站在舞台上，下面掌声雷动……这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自然，这个奖杯她受之尤愧，我也一直希望她能够达到今天的位置，可是，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掉她失踪这件事。
领完了奖，节目还在进行着，我们——我、刘晓庆和孙长城就提前离开了。
回到小岛宾馆，我们和孙长城道厂别，他还特意嘱咐我不要冲动，我也笑着答应了他，把他送走了。
跟服务员要了钥匙，我们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一进房门，我怎么也压抑不注愤怒在内心深处的冲动，终于爆发了…
我又怎么忍受得了？
刘晓庆，如果你已经不爱我了，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狡辩、欺骗、哭诉、恳求我原谅？
没有。没有，你不信任我，你在猜疑我。
刘晓庆的辩自和狡赖使我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我个信任她吗？我在猜疑她吗？
即使人家把信写到我手里的时候，我依然相信你；我还在为你们的幽会安排时间，让那段时间过得如此长以致可以用年来计算！
她仍旧不承认，每一次都证据确凿，可她死也不认账，仍旧在狡赖。
我终于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了…
那一大，我做得确实很过分，即使今天回想起来，我依然会产生对刘晓庆的歉意。是的，她的那件衬衣是我撕碎的，而且撕得稀碎。我知道，我的咆哮可以使许多男人都心惊胆战，更何况一个女人呢？
我爆发了，不可抑制地爆发了。甚至，我抽出了皮带，想像许多故事中描绘的那样，用武力来惩治自己不贞的妻子，来发泄蕴藏已久的怒火…
我想，我真想那样做。
而且那一天，我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喷火，我的整个身体都被怒火燃烧着，我跳着、叫着、歇斯底里地挥动着皮带……我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对不贞洁的妻子痛打一顿恐怕是最起码的责罚了，尽管这种责罚在现代文明面前显得那样的野蛮、落后，但是没有办法，灯像只有这样做才能平复我几天来一直被恨浸泡的心。
我扬起了皮带，运足了全身的力气…可是，正当我准备挥下去的那一刻，我看到她赤身裸体地跪在那里哀求……
好男人不能打女人，这是我多少年的信条，即使在这样怒不可遏的时刻，我仍然不能摆脱这信条的束缚。眼前这个跪在地上哭着求饶的，就是那个我一直视为掌上明珠的女人，就是那个曾经和我同风雨共患难的女人，就是那个多少个日日夜夜和我朝夕相伴的女人，就是那个我曾经无数次梦见的我的女儿的母亲……我……我怎么下得了手呢？
皮带在乎里颤抖着，看着她那让人怜惜的样子，我真是没了勇气。
我好恨！我恨我自己，我只有恨自己了。
皮带举起来又狠狠地落下，落在我自己的身上……疼痛，也许只有这种疼痛才能释放出我心中的愤怒、悲哀和对刘晓庆的歉疚之情。
我把她吓坏了，我怎么能这样？是什么把我变得这么残暴。变得像一只凶残的野兽、一个无情的魔鬼？
那天晚上的行为，恐怕是我一生中最恶劣的记录了，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仍旧觉得，那次……是我不对！
红衬衣的碎片躺在地上，红得那样凄惨，好橡我破碎的心……
一切似乎都过去了，刘晓庆洗了脸出来，看着那件被撕碎了的红衬衣，小声念叨着，那是她最喜欢的衣服了；我则慢慢地把目光挪开，好像在回避自己的鲜血，回避那摆脱不了的痛，回避自己最珍爱的情感……
门外响起了纷杂的脚步声——大会结束了，人们在往自己的房间里走。
刘晓庆说要去看看汪洋厂长，就出去了。过了一会，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去跟汪厂长打个招呼，也来到了老厂长的房间。刚进门，就看到刘晓庆坐在那里。
她一见我，就半开玩笑地对汪洋说：“厂长你看，他打我。”
我连忙说：“不许瞎说。我是想打你，可是没有下手。”
晚上，又是两人躺在床的两头，谁也不碰谁。
我一直没有睡着，脑子里总在不停地翻腾：难道，我们真的走到了尽头？我也明白，我和刘晓庆的分手已经成了必然，可是，我的面子还是迫使我一味坚持着——即使真的分手，也要等她与姜某分开以后，那样，我在面子上还过得去。
哼，面子？你还有什么面子可言？除了你自己，又有准在乎你的面于呢？即使你的妻子，也没有认为你的面子有多么重要，可你还在费尽心机地维护着，这难道不可笑吗？
那回，我是把刘晓庆押回北京的。的确，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我想她也一直这么认为。
在飞机上，我还像以往那样，把手臂放在前面的靠背上，让刘晓庆靠过来睡。可是，这一回，她却回避了我的胳膊。在她看我的目光里，我感觉到了冷漠，我知道，刘晓庆已经在恨我了！可是，她是否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呢？
她的目光使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多少年来，我一自习惯这样——当事情发生以后，总是在自己身上找毛病。也许正是我的这种习惯使刘晓庆忽视了别人的想法。她替自己想，我又总是为她想，这种思维的倾斜变本加厉，使她不能再考虑别人的伤痛、别人的屈辱，忘记了去体谅别人的心情。
那次，的确使她感到委屈了，好像我限制了她的自由、把她绑了起来。我也知道，如果有爱，是赶也赶不开的，那么，我们两个已经走到尽头了？
不，决不！我为她付出了那么多，这决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不是！即使我真的失败了，我也应该以一种光荣的姿态失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窝囊地任人欺瞒。
可是，这并不是战场。她是你的爱人，不是你的敌人。
哎！这是我最大的痛苦：那个不忠实于我的女人恰恰是我所爱的人。这，才是我屡战屡败的原因，是所有悲剧的根源。
而我又是那样的小容易移情别恋，也许真是浪漫的故事读得大多了。
曳可能，我太喜欢普希金那些吟诵爱情的涛句了。
普希金决斗死了。如果他不死，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丫
我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结局，都会给后人以启迫的，可是，他死了，他的殉情让肉己在历史中伟大起来后人想重复他的伟大，却无幸在决斗中死去，只好不断地演绎着那些令人肝肠寸断的悲剧，只是，不知道这些同样牺牲掉的后人们能不能伟大起来。
记得我和刘晓庆有一次在沙头角买衣服的时候，她告诉我：“如果你不想让我买什么，就千万不要说不许我买，如果你说了，我反而会非买不可。”这种天生的逆反心理是刘晓庆性格中最突出的东西，这也许是天下所有女孩子共同的特征…
可是，在处理我的家庭危机的时候，我却忘记了刘晓庆在沙角头对我的忠告…
当一位朋友劝刘晓庆的时候，她也曾说过：“你们不要逼我，”本来我的心没在他那，你们这样逼我，以会把我一步步往他那推…
事情发展到后来，我也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是，我却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厂，我知道，如果我采取另一种手段，也许事情不会发展成后来这样可是，我根本做下列就嫁人们说的那样，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我的愤怒和仇恨使我大去了理智，像一个醉汉一样，凭着感觉往那个命定的结局上摸…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不为瓦全
不为瓦全
那时，很多朋友都在劝我。曾经有一位好朋友举古论今、旁征博引地给我上了一课。他谈到当今的时尚，谈到了二十一世纪爱注定要上向衰亡的必然规律，谈到人们个体意识的猛醒和奉献意识的消亡……他从宏观到微观分析得头头足道，劝我暂时把这件事放一放，顺其自然，因为这种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在许多家庭里都存在着，你陈国军并不是唯一的一例；而且这种事情古往今来从来没有断绝过；更何况，这并没有影响你的工作，也没有影响你的生活，不管她在外面于什么，每天晚上仍旧会躺在你的身边做你的老婆。
当时，我很不客气地问他：“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刘晓庆的意思？”
他未置可否。
“那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心甘情愿地戴着这顶‘绿帽子’，还表现出一种悠然超脱的‘大方’，正像姜某所‘要求’的那样？是不是？”
“不！”我说，“我决不！”
在那一刻，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母亲、儿子和家人，我知道，他们绝对不会允许我这样屈辱地活着；就是我自己，也根本无法忍受。如果那样，毋宁死！她是我的妻子，就一定仅仅是我的妻子，妻子是绝对不能和别人分享的。
我的朋友充满惋惜地看着我，笑而不语。我知道他笑容里的含义，但是，我还是坚持着。如今，事情已经过去近十年了，我对我当初的决定一点也没有后悔。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错误的战术
错误的战术
当时，还有好多朋友出于好心，说：“你跟着她。爱情就是近者胜，只要你老跟她在一起，她还能跟姜某联系吗？”
这是一个很不高明的主意，但我当时居然相信朋友的这一忠告是正确的。
从广州回来是六月二十二日左右，离刘晓庆八月初的出走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那段日子里，我确实糊里糊涂地采取了这种战术。
因为刘晓庆在印尼的一位富商朋友通过香港的郑小姐赠给刘晓庆一栋别墅，一直空在那里，这回，妈妈说要去看一看。于是，照例是我把妈妈送上下飞机。
可是。在飞机场安全检查的时候，却出了麻烦。原来，妈妈随身携带了巨额现金，被机场的安全检查人员拦住了。自然又是我上前解释一番，然后把这笔钱拿回了家里。我回家把这钱交给刘晓庆的时候，她竟然没说什么。
我在家里是不管钱的，一直是刘晓庆的母亲在管。可是，这次母亲带了那么多的钱走，却一句招呼也没和我打，显然，她们并不想让我知道，她们在背着我转移财产。
其实那时我已经意识到她们的举动了，但我想，只要法律上没作出最后的判决，这里依然是我的家，她们依然是我的亲人，那么，我就应该照样信任她们。
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做得非常漂亮，不管是到哪里演出的收入，我都一分不差地交给母亲。我还清楚地记得她母亲在最后一次接钱的时候，眼睛里曾经闪出异样的目光，她一定在心里想，我为什么还是这么傻乎乎地把钱交给她呢？一点也没有察觉吗？其实，我完全察觉到了，不光是母亲这次的行为，包括从最近刘晓庆的大表哥的频繁造访以及大表嫂慌乱的神色中，我也察觉到他们在转移财产。
我什么也没有说。还是像以前那样把所有的钱都上交，记得有一次她访日回来。我在收拾衣物的时候，在刘晓庆的口袋里发现了两万美元的现钞，也当着刘晓庆的面交给了她母亲，这不是我们共同的家吗？我不应该这样做吗？我怎么能做那些见利忘义的事情？大小看人了，我是一个大男人，钱是什么东西？只要我有能力，千金散尽还复来…
那个阶段，家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刘晓庆的战友小姚，她是应刘晓庆的邀请到北京和巴经理一起筹划“刘晓庆美的世界”的；还有一个人，是一个活剧团的胡某某。
刘晓庆安排了一些演出。为了不让她有机会和姜某再来往，我真的遵照那个好心朋友的不很高明的建议，紧随刘晓庆左右。可能，也是黔驴技穷了吧。这样，由于演出中我们同进同出，或多或少使刘晓庆和姜某接触的机会少了一些。可是，总会有一些朋友帮忙，刘晓庆他们通过这些朋友进行联系。
这里面，刘晓庆最高明的地方、还是通过胡某某换取了我的信任。我却丝毫没有提防，因为胡某某在年龄上可以做我的母亲了，而我一向对她是很尊重的。可是如果是做母亲，也应该问一间她是准的母亲，在我和刘晓庆之间，无疑她更希望成为刘晓庆的母亲，那么，她就是刘晓庆安插在我身边的情报员，而我，也许是因为长期的压力，使我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使我疲惫得拿不起劲来。
我们一起在天津、湖南、秦皇岛演出，一起在北戴河游泳，又一起到了杭州、上海，最后回到了北京。
因为那时我已不是穴头，所以演出时常常能有机会在舞台下观看，体察观众的反应，刘晓庆也常常会问到我观众的反应如何。
有一次，在氢都体育馆演出，下面的观众有许多骂刘晓庆，而且骂得很难听，当我把这些话告诉刘晓庆的时候，她怒火万丈，认为我故意谎报军情、无中生有，使她产生错误的分析。好在那次刘晓庆的母亲和巴经理也在，我不得不过去请他们来作证。当母亲和巴经理也证明观众中有人骂她的时候，她才哑口无言了。这回还是有证人，而其他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这种坦白相告就会使她感到很恼火，那时的刘晓庆，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了。
然而那个阶段，刘晓庆表现得很好，也可能是因为她酝酿的计划在一步步实施吧；或许她知道离开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这时也总有那么千分之一的舍不得吧。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
其实说来可笑，我们匆匆忙忙地从上海回到北京，就是为了她和律师谈话。在西单的豆花庄，我和巴经理坐在这边，刘晓庆和她的律师朋友就坐在隔壁。刘晓庆当时是借口谈一些别的事情，可是，那两个人却是后来在我们离婚法庭上出现的律师及其丈夫。
对这许许多多的蛛丝马迹，我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察觉，其实，我当时所要求的已不再是和刘晓庆举案齐眉、白头偕老，而是在她和姜某分手之后，再谈我们的婚姻问题。我的要求只有这么一点点。
我们又要去大连演出了。离家的时候，父亲母亲还像以往那样叮嘱我要对刘晓庆好，我也连声答应。不知怎么的，刘晓庆突然看到了最初我们相爱时写的那个剧本，她对我说：“将来不管我们是不是在一起，都要把这个剧本排出来，因为那是写给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