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上，我和那位慈祥可亲的胡老师谈了许多许多。她是那样亲切地开导我、安慰我，使我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跟她讲了许多心里话，包括我必须要在胡老师面前表现出来的男人的自尊。跟她谈话的时候，我一丝毫没有顾及我的面子。可是，我想这些活都毫无保留地传到了刘晓庆的耳朵里，如果没有添油加醋，已经是胡老师的慈悲了。
其实在当时的一行人中，只有我还蒙在鼓里。后来小姚告诉我，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刘晓庆已经给了小姚一份手令，让刘晓庆所有的朋友都按照小姚的意见来办。实际上，去大连的演出不过是借口把我支开罢了。
我依然沉浸在那种回光返照的情感旋涡中，就像一个久别烟枪的大烟鬼一样。在如饥似渴地感受着爱的温暖……我还暗暗地告诉自己：这次从大连回来以后，我要完全换个样。既然我说原谅她了。就一定要做到宽宏大量，相信她的善良远比监视她、引起她反感更重要。我还要再作一次努力，和当年一样，死马当做活马医。在这惨淡的人生旅途上，保住我们那爱的小巢，保住我们的家。
八月一日。大连。
晚上的节目已经开演很长时间了，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刘晓庆的身影。就在我俸急万分的时候，胡老师陪刘晓庆走了进来，刘晓庆在路过我身边的时候，还看了我一眼，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可是人家来催场了。刘晓庆忙不迭地上了台。
她想跟我说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里有点狐疑。
台上演着《原野》中的片段，我一个人走到后台，在门卫那要了一个北京的长途。家里的电话响了很久，也没有人接。我又把电话打到巴经理那里，他在那边支支吾吾的不知在说些什么。
我问他：“家里人是不是都走了？”
“你怎么知道呢？”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诧异。
“我给家里打过电话，一直没有人接。”
“……”那边沉默了一会，才慢吞吞他说，“他们走了。你不是明后天就回来吗？等你回来再说吧。”巴经理匆忙地放下了电话。
老人们都走了？他们去哪？怎么走呢？一定有人来接他们。要不然他们没有办法走。那，肯定是靖军来接的。如果他们离开北京，一定是都搬到深圳、搬到蛇口的那栋别墅里去了。可是。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呢？
人在某一个特殊的阶段会表现得非常笨，即使是平时轻而易举能够明智地解决的事情，放在那个阶段就会根本醒不过憎来。这样的阶段在我的一生中出现过好几次。那回，我也是一直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老人们不等我回来就搬走了，而且就差一天了。
演出结束了，刘晓庆一直在回避我，即使在吃夜宵的时候。她也端着碗坐到别人桌子那去了。其实，我心里已经知道家里东西被澈走了，可是却丝毫没有露声色，而是和朋友一起谈着晚上演出的事情。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刘晓庆才回来。当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刘晓庆在一边漫不经心地摘耳环。我知道她的轻松是装出来的，在她心中的搬家和我所理解的搬家是截然不同的。我当时只是以为老人们到深圳去住一段日子，哪里想到整个家都被搬空了。刘晓庆一直矢口否认她知道这件事，过了这么多年，我也无从证实她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可事实是，我们的家已经在她的战友小姚的指挥下，被搬得空空荡荡。名义上的搬家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分家。
那天晚上，刘晓庆在摘耳环的时候已经知道“分家”结束了，所以，她转过头来，故作轻松地对我说：“爸妈已经搬走了。
我看着她，“是吗？”
“是。”
这就是所谓的同床异梦吧。她知道的，却还在蒙我；我已经知道了，却还是装着不知道…
“哎！”我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当时只是在心里可怜外婆，老人家年事已高，走起路来步履蹒跚，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受得往这样的长途迁徙呢？火车站里那么拥挤，如果我在的话，还能想想办法让老人们提前进站，可是现在，三位老人只能和许多壮小伙一起在剪票口里挤，他们受得了吗？
那天晚上，我从梦里被刘晓庆掐醒了，原来我的鼾声吵得刘晓庆睡不着。想起来也真叫人烦，人家本来就被父母搬家的事搞得难于安寝了，我却还在那里添乱。
现在回想起来，刘晓庆远不像我所想像的那么简单。那天晚上，她也许并不是仅仅沉陷于担心之中，可能还在筹划着什么新的计划。
后来，在我和小姚谈活的时候，她拿出一张刘晓庆的手令。在上面，刘晓庆让自己所有的朋友都听小姚的调遣。那么这件事是刘晓庆一手策划和操作的。
可能，策划这件事的是刘晓庆，既成事实之后又感觉不妥的也是刘晓庆，她的确也是这样一个性格中的两面很对立的人。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机场。我们刚下飞机，就发现老巴已经在等我们了。
老巴递给我一张纸条，是母亲留给我们的，这张纸条后来被刘晓庆拿走了，没想到竟然出现在她的书里；然而纸条上的后已经被篡改了。母亲在纸条上承认拿走了许多东西，但她老人家希望我们处理好我们之间的事情后，能够将这些东西完璧归赵。但是对于这一点，刘晓庆在她的书里却只字未提。在她拿走纸条的那一刻，我并没有多想，也没有想到那会是一份证据。好在那仅仅是一张纸条，老巴在给我们之前一定也看到上面的内容了，将来如果需要的话，他也许能出来为我作证。
那天，我们很快就回到了家。
奇怪的是，那扇平时很好开的门，却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我们试了好几把钥匙，仍然无法打开它，最后，只好决定把它揣开了。
在我端门的那一刹那，刘晓庆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恐惧，她用手紧紧地堵住耳朵，眼睛也紧紧地闭了起来，现在想起来，也许所有与别人发生不正当性行为的人，都害怕这种破门而入的事，因为即使是在他们最愉悦的时刻，也不可抑制地会产生这样的担心，也许正是这种长期的心理压力的积累，使刘晓庆在那时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恐惧吧。
门被我踢破了。我的家！？
那时，用“四壁皆空”来形容我的家恐怕并不为过。除了冰箱、电视机、钢琴、洗脸池子、澡盆以外，能搬走的东西差不多全被搬走了。而且，我发现，毛巾只剩下我的一条，拖鞋也只剩下我的一双。看来，搬走的并不仅仅是父母，我的家已经被分掉了。我不得不佩服刘晓庆的那个战友，可能他们把叠在一起的短裤都一一分开，该拿的都拿走了。
后来，听厂里的人说，他们先后一共搬了九次。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也许这种无言已经足以表现我对刘晓庆的责备了。这是我们的家，在法律上是受保护的。怎么能在我和刘晓庆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把家搬走呢？其实，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了犯罪一一一侵犯他人家庭财产罪，只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小姚实施的，而以为真的是刘晓庆父母的意愿。
后来，虽然也有朋友提醒我完全有理由到法院去起诉，可是，我起诉谁呢？那个和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岳母？我妻子的母亲？
我一声不吭地靠墙站着。同来的老巴和胡老师想安慰我，却无从下嘴。刘晓庆也和我一样一声不吭，可她却表现得比我聪明多了。她拿了一块抹布四处擦拭着、表演着，还安慰我说：“不要紧，我们还可以找一个小阿姨。”说完了，就马上和巴经理商量起怎么去劳务市场的事情。
我连忙说：“不用，反正我这一阵子也没事，我可以自己做。”
后来，一些朋友开玩笑说：“她哪里是在打扫卫生啊，她是在检查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搬走。”
那天，我一直表现得木呆呆的，无所事事。家已经空了，我还有什么事可干呢？
刘晓庆忙活了一通。就说要去参加法国大使馆的活动，于是重新化了妆，背着那个大包离开了。傻乎乎的我即使在那一刻也没有意识到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刘晓庆在她的书里一再强调我是多么的精明、具有多么超人的智慧。可是，比起她来，我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你看。她布置得那么周密，那么滴水不漏，而且表现得那么从容自如，每一步都按照她的设想一一实施了，而且一直还使我像一个大傻瓜一样跟着她的指挥棒转，听从她的差遣。她安排了大连的演出，把我支走；写了手令给她的战友；还安排蛇口的租借户把房子腾出来：调回了妹夫靖军；还把财产转移到了大表哥那里……
这一切，难道不能让人相信她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有谋略，而且非常仔细的女人吗？
她，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一个人的日子
一个人的日子
在给我自己的这本书区分章节的时候，我并没有把刘晓庆和姜某性关系的开始作为一章的开头，因为说句心里话。我也说不准那件事发生在公元的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我唯一能够记住的，就是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下午，大约四点钟左右，她离开家走了。
她走了，走得很平常，以致在她已经离开好久了，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我站在那里四处望着，想看一看被洗劫一空的家里究竟还剩了些什么。哦，几斤大米，还有……六个鸡蛋。老巴把老太太临走时托付给他的东西交给了我，一只英国表。一个煤气本、自行车本以及过去家里的一张铁床的连接螺丝，就这些了。家里原来用于装钱和首饰的箱子乱糟糟地摊在那里，里面除了几个空纸盒以外，什么也没有。
突然间，我发现刘晓庆的几本日记、我和刘晓庆的通信以及她第一个丈夫写给刘晓庆的信件乱七八糟地散落在那个箱子里。这些信是我们当初约好要留下未出书的，所以我还是把它们收了起来。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我在上中学时经历的一件事情。
在那个情窦初开的时期，也可能因为我那时也是很扎眼的男孩，所以有一天，我在书包的底下发现了一封厚厚的信。就在我发现这封信的时候，我同桌的男孩也发现了它，他一下子站了起来，冲大家喊道：“你们看，陈国军书包里有一封信。于是，大家一下子围了过来。
那时，我已经下不了台，就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对大家说：“信是写给我的，但我没有看过，你们可以拿去念。
居然真有一个调皮的同学拿去念了起来。那是一封异性同学对我称赞的信，虽然赞美得很拙劣，但感情是真挚的，信的末尾署着我们班一个女生的名字。
当时，我已经觉出自己的不是了。那以后过了很多年，直到我入伍了，也一直认为那是我做的最不应该的一件事。
好在在后来的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我们班里的一个同学告诉我，那个女生要结婚了。于是，我为她准备了一件很贵重的礼物。说贵重，其实也不过是几十块钱的东西，可对于每月只有六七块钱津贴费的我来说，已经是一年的收入了。
我把那件礼物送给她的时候，充满歉意地跟她谈起六七年前的事情，请求她原谅，她笑了笑：“都过去了。”
可是，这件事在我心里却一直没有“过去”，每回想起来，就忍不住发自内心的歉疚。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再次尴尬地面对这个问题。我仅仅是想证明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事情，因为事情只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如果她不为我证明的活，恐怕没有人会确信一切都是真实的了，但是，我知道她决不会站出来为我作证的。
时钟已经指到六点钟了，刘晓庆仍无踪影。巴经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已经约好了区里的领导一起谈“刘晓庆美的世界”的事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刘晓庆还是没有音信。我、老巴、胡老师一起守着那个电话。
晚上十一点了，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我们三个人间时站了起来，可不知为什么，竟然让胡老师这个老太太抢了先。她非常灵敏地冲上去拿起了电话，而且几乎还没有听到那边的声音就转过头来对我们说，是她弟弟的电话，然后又做出有意回避我们的姿态。
我和老巴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既然是人家弟弟的电活，我们在场就不方便了，所以，我们借故离开了。
其实，这是刘晓庆的电话。
刘晓庆在电话里问到我的情绪，我一直是很平静的，可不知为什么胡老师却说我很暴躁。也许老人家想表现她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如果失去了我暴跳如雷这个规定的情节，她的肝胆相照还有什么意义？“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电话。鼓起了刘晓庆将错就错的勇气，从而使她彻底下了决心，再不复返了。
过了这许多年，我的那个好朋友老巴还这样分析和埋怨我。可我心里不能赞成他的说法，他把刘晓庆看得太简单了。古往今来多少事都证明了女人的心，一旦发起狠来……
我们三个依旧在那里等待着，说着不咸不淡的话，只有胡老师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和老巴还都被蒙在鼓里。
已经到后半夜了，胡老师劝我们去休息，可我却一点睡意也没有。自从我和刘晓庆相识以后，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刘晓庆回来之前，我不会自己去睡。这回，我照例按着我们夫妻间这个默契的时间在等着刘晓庆。
我一次次地走到楼下，站在路边的电线杆旁，看着远处驶近的每一盏车灯，盼望着其中的一盏在我身边停下，我的妻子从上面跳下来，说声“对不起”，然后我们一起回家。
时间不等人，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我又一次回到家里，胡老师已经在另一个房间里睡着了。老巴也回到了楼上。
我拿了手电筒，又一个人来到路边，等待着刘晓庆的归来。一边站在那里，一边心里还想着：明天要给老人们打个电话，然后好好地安排一下家里的生活……
我想了很多很多，甚至想把这件事当做我们和好的契机。我们俩可以单独在一起，再也不用顾忌在任何人的面前保全自己的面于了。我相信刘晓庆的聪明和善良，我们能够很好地沟通，而且从此我要给她尽量多的信任、尽量多的自由，哪怕我仍然不敢想像这种信任会带给我什么，但这是我们继续走下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路上的车渐渐少了，到后来几乎没有了，但我仍旧在那里聆听远处隐隐约约的马达声。抬起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它们好像还是那么平静，或者说，还是那样的冷漠。蚊子在我的耳边嗡嗡地叫着，我似乎已经呆傻了，再也听不出那声音里面的嘲笑了。
开始，我还在路边站着，后来当希望逐渐渺茫的时候，我坐了下来，但还是一点睡意也没有。远处的天空渐渐明亮了，路上的车又慢慢多了起来，早起的人们也开始出来活动，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慢慢地往家的方向踱去。
我的妻子一夜未归，这还是第一次。它预示着什么呢？当局者迷，即使到了那一步，我也没有想到，刘晓庆已经离家出走了。
那个夜，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我仍旧忘不掉，那夜里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像一段段永远也不会磨损的胶片，时时放映在我的眼前……
许多有家的人常常抱怨等人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可我却不这样认为、如果你真的有人可等，真的有人需要你挂念，那种沾满了焦急的苦涩的等待也是一种幸福。等人是难熬的，但等到的喜悦也是无法替代的。
只是、这种永远也没有结果的等待却是可怕的。
第二天，我要去北影厂打电话，胡老师借口她弟弟来接她，匆匆地离开了。她也许马上就去了刘晓庆那里，继续昨天晚上电话里的话题，描述一个既紧张而又激烈的场面，以此来表现她对朋友的义气。不管怎么样，她也没有必要继续呆在我这里了，因为我的表现对于刘晓庆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接下来的岁月是孤独的。因为孤独，所以不会有任何人、任何物件来为我证明，我所保留下来的，仅仅是一些个人的内心感受。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坚信她会回来。
那时，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屋里，发着呆，听着自己的喘息声，听着自己心脏的跳动……尽管巴经理时常送来一些吃的摆在那里，可我连看一眼的心情也没有。
在我的盼望中，电话铃第一次响起的时候，我飞快地冲过去拿起了活筒。我以为是刘晓庆，可是电话里却传来一个老朋友的声音，他出差来北京，满以为能见一见我和刘晓庆，想不到却在我这里听到了刘晓庆离家出走的消息。那时他唯一的反应就是坚决不相信，因为我和刘晓庆在广州录音的时候，他一直为我们俩之间那种毫不避忌的甜蜜感动着。
我把椅子搬到过厅里，好使自己能够看到门。从那一刻起，楼道里的每一个动静，都会使我像着了魔一样警醒。我想在那些脚步声里，分辨出我妻子回归的声音。可是，每一回，那些脚步声都是匆匆地从我的门前掠过，即使有的会有稍许停顿，可不一会又无情地离开了。我就是这样一次次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煎熬着、分析着、想像着……
那几天，时间是停滞的，脑子是空白的，好像下一刻就会发生这样的情景。
脚步声突然在门前停止了，接下来，是敲门的声音，我兴奋地冲过去把门打开，发现刘晓庆站在门外看着我，轻轻地一笑：“哥们，对不起。”就这么淡淡的一句。
于是，犹如一束光一下子把屋里照亮了。她那灿烂的笑容、洁白如贝的牙齿……然后，她看也不看你一眼，晃着头，把手袋扔在那张用八百元买来的大床上，把脚上的鞋甩在沙发旁边，再服拉着拖鞋走到洗漱间，面对着镜子，用力向下绷着嘴唇，让鼻翼两侧的皱纹都张开，再往脸上涂卸妆油。不时地，她会通过镜子看你一两眼，然后把头左右轻轻转着，审视着自己的形象。再后来，是哗哗的水声、门玻璃上晃动着她的身影……
可是，门却老是紧紧地关闭着。
我在那里等着、盼着，我不相信刘晓庆居然连一声招呼也没打就这样悄悄地走了，走了……要知道，我们当年是共度患难、相亲相爱的一对啊！
她曾经说过，我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了，是无数次背着她上楼梯的人，是在多少个夜晚拍她人梦的人……
过了许多年以后，我曾经执导了一部电影《慰安妇七十四分队》，它的命运和《无情的情人》一样，刚放映不久就被枪毙了。
当时在海南，我们拍一场戏，一个电影学院刚毕业的女孩子由于经验不足，还不会组织自己的感情戏，所以当化完了妆、打好了灯准备开始的时候，她却说：“导演，对不起，我集中不起来，很难进入，你能帮我说说吗？
我在她的对面坐下来，给她讲述了那年八月份那几天的故事。
我说：“我的妻子就是从这扇门走出去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又从西边落下去；外面的世界喧闹了，又寂静下来：楼梯上来来往往的脚步声有了，又没了……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那扇门，相信在下一分钟，它就会被打开，她就会回来，就会冲我一笑，说声：‘哥们，对不起。’我就这样等啊，等啊……，也不知道自己要等多久，但我始终相信，我会等到她，等到她回来的那一刻……”
我的摄影师发现演员的情绪已经很好了，就悄悄地打开了摄影机，镜头很顺利地完成了。
我不知道那个女演员是听了我的故事，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还是因为在她的过去也有过与我的故事相同的经历？
我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想像着她的每一个细节，把她身上的一切在我的脑海里一遍一遍地重新组合，让她在我的思想里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可是，当这种组合进行到她的脸上的时候，我竟然怎么也想不起来她长的是什么样子。
说来很怪，大约有几年的光景，我一直想不出她长的是什么样子，虽然我能回忆起她的每一根眼睫毛，能够想得出她脸上每一个细小的部位，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它们组合起来。
在我的思想里，那个活生生的人一直没有面孔。因为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应该是怎样的一副面孔了。也可能，我所回忆起来的，都是像指甲盖这样不会变化的东西。可是，那张脸会产生大多的变化。那么多面孔，我该把哪一副放在那个活生生的人体上呢？
我的状态使朋友们很着急。哥哥特意赶来看我，他坐在我的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别傻了，刘晓庆走了，她不会回来了。
我还是那样木呆呆地看着他，把溢满眼眶的泪水咽下去，拼命地摇着头：“不，她会回来，会回来的。
哥哥的目光里充满了焦虑。
这是我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啊，我们都是在一个母亲的怀里长大，可是，哥哥的命要比我好很多。
哥哥帮我收拾屋子，把我从沙发上拉开，拼命地做各种事情，想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来。我也渐渐地感觉到我在慢慢地活过来。
这时，妹妹从香港打来电话，说那里的报纸上有刘晓庆的最新消息，她在那里辟谣，说所有有关她结婚的传说都是谣言。看来，世界并没有因为我的沉沦而停止运转；有些人也并没有因为我在这里痛苦而不再继续处处为自己考虑……
“好消息，好消息。真是一个好消息，它可以使我在和哥哥的争论中占上风了。”
小姚打来电话，说要和我谈谈，如果我们的谈话进行得顺利，她谈完之后就把刘晓庆送回来。
“你看，怎么样？我说晓庆会回来的吧！”我得意地冲哥哥笑了起来。
哥哥却未置可否。
晚上，小姚来了。这个精明强干的女孩子一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说，在搬家的过程中，她一个人把一堆男人指挥得服服帖帖，表现得十分出色。
我指着那三百个空空的衣架对小姚说：“你看，你把衣服都拿走了，却把衣架留了下来，那些衣服怎么挂呀。”
小姚坐下来，拿出一张纸交到我的手里，那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刘晓庆的手令。小姚把事情的经过跟我讲了一遍，和我谈了好久好久，我们一直谈到了第二天的九点钟。从那次谈话，她大概对我有了新的了解，不再认为我是一个只懂得残暴的野蛮人了。
后来，小姚拿起电话，说要把刘晓庆叫回来。看样子，她对自己很有自信。可是，电话打过去，那边却是另一个人接的电话，说刘晓庆已经不在那里了。
小姚也着急了，她对我说：“那边可能出了什么事，我回去看看。你放心，我一定把晓庆给你送回来。”
小姚走了，我却平静了下来。看来，小姚的使命也完成了，刘晓庆再也不需要她出面做什么了。
小姚走了不久，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她没有办法和刘晓庆联系，刘晓庆已经被另外的人封锁了。
我说：“如果是封锁，那晓庆连给你打电话的可能性都没有吗？”
“不会的，那些人也是晓庆的朋友。”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晓庆不愿意你再为她做任何事了。”
我的电话放下没多久，老巴走过来，说刘晓庆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我们不要理小姚，说她是个精神病患者。
看来，在这个剧目中，不止我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好像这个刘晓庆的肝胆相照的战友，最后也被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牺牲掉了。但是我想，小姚最初的意愿是为刘晓庆好的、到后来也是为刘晓庆考虑的，只是不知道到底是小姚的草率惹怒了刘晓庆，还是刘晓庆利用了小姚的草率。反正，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也只有她们自己才能说清楚了。
那段时间，老巴也在四处找刘晓庆，因为关于“刘晓庆美的世界”的事情一直搁在半空中，他也很着急。好不容易联系到刘晓庆，约好了在北京饭店见面，但等老巴他们赶到北京饭店，刘晓庆又来电话说去长城饭店，等他们再赶到长城饭店，等了好久也不见刘晓庆的踪影，只好悻悻而归。
我本来可以去找刘晓庆的，而且我想如果我愿意的活，一定能找到刘晓庆的下落，只是我并不想去找她。也许我是担心，担心我万一在某个朋友的住所找到了刘晓庆，同时也发现了姜某的身影，那少不了是要有一场死拼的。不是因为害怕才不去找她。而是因为那时我党得这样的寻找已经没有了意义一一一不辞而别的人已经不再有寻找的必要了。
汪洋厂长忽然打来电话，严厉地批评我：“你怎么可以让晓庆身无分文地到处漂泊？”
她身无分文，家里的钱不是全被拿走了吗？
还没等我开口，汪厂长又开始了谆谆教导：“你现在在法律上还是她的丈夫，你还应该关心她，照顾她。”
是，我还是她的丈夫，我还要关心她，照顾她。也许钱全让老人们拿走了，大连演出的酬劳还在我的包里，她确实身无分文。
我打开那个演出回来后一直没碰的包，在刘晓庆粉色的演出服里发现了九千块钱。我又发现还有一个十二万的存折，是已经到期，刘晓庆的父母让我取出来另存的。关于这笔钱我以后还会提到。
我把那九千块钱分成了两份，五千块给刘晓庆带走，剩下的我自己留下。另外，我还拿了几件我的干净内衣给刘晓庆拿去换，反正那个阶段，我们也是不太分的。
我知道应该把这些东西送到什么地方——西单的豆花庄。那个曾经大言不惭地宣称每一次离婚都是一种新生活开始的女老板，那个曾经无数次在自己的饭店里安排刘晓庆和律师见面的女人，这一回依然丝毫没有掩饰地很痛快地把衣服收下了。她的行为尤疑已告诉我她知道刘晓庆的下落。如果我真的想知道刘晓庆在哪儿，我只需叫一辆车，跟着这个貌似精明的女人走一趟，就完全能把刘晓庆找到了。
可是，我没有那么做，我根本不想那么做。我送了这些东西，只是想证明我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只要法院的判决没有下来，我仍然有义务去履行一个丈夫的责任。
出了豆花庄，由于车站等车的人大多，我决定索性走回家去。
那一天正好下雨，而且下得很大，路边的水飞快地聚集着向下水道冲去，在下水道口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抬眼望去，那雄伟的纪念碑、天安门，还有北京饭店都像蒙上了一层纱，在雨雾中朦胧地闪现着……
开始，我还打着伞，后来，把伞也拿开了。就像儿时放学回家的路上偶遇大雨一样，又开始在雨中漫步。任凭这天上之水沐浴着我的身体、我的灵魂……我一边看着街旁躲雨的人们，一边在心里膨胀着一股英雄气概。只是那一年，我已经三十六岁了。
我小时候就有这样的毛病，下大雨的时候，别人都躲起来了，我却用妈妈给我的雨布把书包包好，然后，一个人在雨里走。当年在我们家乡，柏油路上本来车就很少，一下雨，更是四处不见人影，整条路好像都属于我一个人一样。两只小脚，啪吐啪吐的踢着水。夏天，马路总是热的，我把凉鞋提在乎里，像个大将军一样，在雨里一往元前地大步走着。
我喜欢淋雨的毛病一直保留到现在。
记得在海南拍《慰安妇七十四分队》的时候，有一次下大雨，不能拍戏，我这个快四十岁的人又站在了雨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喜欢淋雨了。
你想想，那籁籁的雨滴敲打着你的身体，就像有轻微的电流流遍你的全身。在雨水里，只有你一个人无所畏惧地站立着。天地之间只有你是最勇敢的，只有你会成为一个胜利者。雨水顺着你的脸，脖子、胸往下流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地消失，慢慢地融化，融化在大自然淋漓尽致的发泄之中。那一刻的感觉，也许是人生最美好的享受。
有人说，只有失恋的人才喜欢淋雨，因为他们把大雨当成了情人的手，把雨水流过身体的感觉当做爱人的抚摸。这样的说法，也许有它的道理。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渴望胜利、渴望战胜失败的心理。
雨太大了，浇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雨水顺着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往下流，在腰带上面聚集起来，从前面衬衣的纽扣处往外冒，又碰到了外衣，只好顺着外衣齐刷刷地浇到我的裤子上……我真希望这洁净的天上之水能够帮助我找回我自己。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我替刘晓庆送战友
我替刘晓庆送战友
那大的淋雨使我回来就病倒了。
躺在床上，时隐时现的低热使我浑身哆味着，却麻痹了我的大脑，反而使我的痛苦减少了许多。
不知过了多久。电话铃又响起来了，是小姚。她说有件事情要找我谈，我问她什么事，她说这纯属她个人的事情，和刘晓庆无关，如果我能去，她希望跟我说一说。
从电话里听她的声音，好像很为舱。我想，一个女孩子打电话来，尤其是找这种情况下的我说一说，说明了她对我的信任，那么即使这件事和我的利益无关，我也应该去听一听。于是，我放下电活，拖着还发低烧的身体来到了小姚的住处。
走的时候，老巴还特意提醒了我一句，刘晓庆来电话说小姚是精神病患者。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反而在心里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你已经弃我而去了，我和谁来往也和你无关，你越不让我去，我反而越要去。
在相约的地方，我看见小姚正在和几个四川老乡在租来的房子里煮着方便面。小姚见到我时一脸窘相。原未，刘晓庆约她到北京来担任“美的世界”总经理已经两三个月了，在成都的丈夫一直希望她回去，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刘晓庆连见都不愿意见她，她自然觉得在北京呆着也没什么意思，想回四川。
听了她的谈话，我觉得：哎！人情真是薄啊！前几天还是刘晓庆信任的帮办，今天竟落到这副样子，我不免替她感叹。
现在刘晓庆的许多朋友都把刘晓庆当做一棵摇钱树，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想拼命利用和刘晓庆的关系为自己多捞一些，他们都想垄断刘晓庆，自然要把小姚孤立起来。而小姚，冒着侵犯他人财产的罪名替刘晓庆把家分了——这是刘晓庆的任何一个在北京的朋友都不会为她做的。可是，事情结束了，小姚也物尽其用了。
不管怎么说，小姚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刘晓庆。她为朋友不计后果，甚至冒着承担法律责任的危险也不在意，她的身上，恰恰有那种值得朋友信赖的东西，因此，我除了为她惋惜以外．还对她这种勇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行为心存敬意。
小姚找我谈话的中心意思是：她想回家了，可是没有钱，刘晓庆一分钱也没有给过她。正像她所说，当初她来北京是我们请来的，现在，要走了，却没有钱离开，这不能不说没有我们的责任。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刘晓庆的丈夫，就算不是刘晓庆的丈夫，我也应该帮助她。
我拿出家里剩下的四千块钱的二分之一交给她，对她说：“小姚，按说你来北京这么长时间，里里外外地操心，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可是，你看，这四千块钱是我全部的所有了，虽然我手里还有十二万的存折，可那存折上写的都是晓庆父母的名字，这虽然是我和晓庆两个人的钱，但晓庆不在，我不好自己去动它。这两千块钱算我代表晓庆……”
“不，”她说，“你不能代表晓庆。小姚打断了我的话，她的眼里有些潮。
“那好，就算我送你的路费，回到家里看到你的爱人，给我带个好。我可以替晓庆向你道个歉。
这是我和小姚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她什么时候回的四川．我就不清楚了。反正小姚从此退出了刘晓庆的战线，退出了这件事情。
过了许多年。当我向朋友打听这个人的时候，别人告诉我，她已经疯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似乎也相信了刘晓庆当年给她下的断言。我翻了很久，才找到小姚丈夫的电话，想打个电活过去，表示我的同情和理解
我的电话打过去，真巧，接电话的恰恰是小姚。她听起来依然很健康。
我对她说：“听说你疯了。”她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我把我要写书的消息告诉她。
她说：“你应该写。”
我说：“我会尊重事实的。”
电话里还是那个既有主见又干脆利落的小姚，人没变，声音也没有变。
离开了小姚．我又回到家里，躺倒在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睡了醒，醒了睡。每回醒来，都觉得嘴唇干干的，很难受，整日里昏昏沉沉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一些什么，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样挨过去的…
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下午，我接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他们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了刘晓庆的离婚起诉书，让我在规定的时间里去法院应诉。
好像有人在我背上击了一掌，我猛醒过来。
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个被告。电话里李法官的声音显得很有修养，语言也很得体，但语气里却透出一种坚定。我想，这种事己不以我的意志转移的了。既然电话已经接到了，就应该算通知到我了，那么，即使我不去，他们也可以作缺席判决。
可是，我为什么不去呢？
我答应了法官，放下了电话。
也可能是一种精神作用，我竟然清醒了许多，再也不愿意坐在那里听楼道里的脚步声了，再也不会想像门会为我而开了。对方已经把我拉到了法律的面前，故事已经发展到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了。
好吧！既然你这样选择了，我还有什么值得顾忌的呢？
我马上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开始坐在那里精神抖擞地给我所有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和刘晓庆之间故事的最新变化。
不到一个小时，朋友们就聚集在我的家里。一种崭新的、活跃的、具有生命力的气氛把几日里纠缠我的孤独、痛苦、懦弱和自卑赶得元影无踪。
我的家里沸腾了，这些好多年都没有联系的朋友凑在一起为我出谋划策。即使是那些一直不赞成我、疏远我的朋友们，这一回也一起义愤填膺、同仇敌汽了，他们甚至带着包办色彩地替我决定该怎么办。
我一再劝说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伤害她。即使她已经打到了法院，但在我的心目中，她仍然还是我的妻子。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终于露出了尾巴
终于露出了尾巴
朋友们纷纷离开了，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家里又剩下我一个人。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
我拿起电话，里面传来一个十分遥远的声音：“谁？”
我说：“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一个朋友。”对方的声音含混极了，好像话筒前面挡着什么东西。
我的一个朋友？我的朋友当中怎么没有这个声音？我的脑子飞快地旋转，努力辨别这个不敢大声说话的人是谁。突然，我猜了出来。是他，打这种电话的人是没有勇气说出自己姓名的。
“你来电话干什么？”
“你在报纸上登出了一条消息，其实这样不好。”
“什么消息？”
“在香港报纸上，登了一篇你和晓庆要离婚的消息，你不应该把这件事公开出来，因为晓庆她并不想离开你。”
“你把声音放大点，不用捂着了，我已经听出你是谁了。尽管你捂着话筒，可是你并没有改变你说话时的腔调，所以它发出的音频是没有变化的，我知道你是谁。”
对方匆忙把电话撂下了，我也放下了电话。
当时，不知为什么，一股莫名其妙的沮丧充斥了我的心头。我马上替刘晓庆感到莫大的惋惜，惋惜之中又有一丝对自己以往判断的肯定，禁不住恨恨的……哼！自作自受！
这个电话明确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这绝不是爱刘晓庆。电话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不要把事情搅大，因为刘晓庆并不真想离开我，而实际上，对方也并不想刘晓庆真的离开我。这个电话意思已经很明白了，过去的甜言蜜语、信誓旦旦不过是装出来的。当刘晓庆真的准备离婚，甚至有可能成为他妻子的时候，他却突然觉得这个大他十三岁的女人无疑成了一个包袱。所以，他打来这个电话，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他匆匆忙忙地撂下电话，也足以证明了他的心虚。
看来，他和刘晓庆也走不长。一股替刘晓庆难过的情绪油然而生，你怎么爱上这么一个人？
后来，在刘晓庆的书里，曾多次提到过我打电话去威胁姜某，哼！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连姜某的电话号码都不知道，又怎么去威胁他呢？那么，刘晓庆可能就是在编故事了；或者，是那个男人告诉她我老去威胁他，以此来表明他是多么坚定；看来，两个人中必定有一个在撒谎，不知是她，还是她的情人。
有人说，刘晓庆本来不想跟我离婚，是看到我在香港报纸上发的那条消息以后，才下决心起诉的。
听到这种说法，我不禁再次翻了翻刘晓庆的起诉书和那份香港的报纸，发现刘晓庆起诉书上的日期是八月三日，而那份香港报纸却是八月八日才发行的，前后竟相差五天。看来，不是她记错了，就是她又在编故事了。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要疯的感觉
要疯的感觉
高法院规定的最后期限八月十二日还有几天，我又一次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独自在家，一个人躺在那张记载了我们无数欢乐的大床上。浮想联翩。整个大脑，就像一个陀螺，不停地旋转着、旋转着……现在的、过去的，甚至将来的，天上的、地下的、早上的、夜里的……都搅到了一起，根本理不出个头绪来，只感觉到一切都在旋转、旋转……
在一种模糊中，我似乎又被带到了哈尔滨，“四月二十五日”……还是那个夜，还是坐在地上的我和躺在床上的她。两个人不均匀的呼吸声……又回到了长春火车站，两个人沉浸在耀眼的阳光中，她对我说要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旋转着的陀螺把我带到了承德的避暑山往，朦胧的月夜，她靠在我的身边，一遍一遍地唱着那曲《艳阳天》……带我回到北影那些甜蜜的日日夜夜，她趴在我的耳边，说要为我生一个女儿，一个像她一样乖的女儿……
还是旋转、旋转……仿佛又回到了湘西的王村，我坐在石凳上，她大声地喊着我的名字，那声音在夜空里显得格外响亮……好像是在营口从海边回来的那一夜，月光透过车窗洒进来，她偎在我的怀里，在令人感伤的歇声里为我擦拭着眼泪……大概又回到北新桥，她抓着我的手不停地扭着，非要听到那“啪咯”一声响……然后是我们之间最隐秘的红豆和绿豆的故事，小猪嘴。冬、夏和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