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一切，一起旋转的还有最近这几个月恶语相向的那些画面……最甜蜜的、最温情的、最激烈的，最不和谐的……所有的画面都涌到厂一起，融合着、对比着、分割着，好像一个由许许多多的马赛克组成的大屏幕，时而演绎着一个相同的故事，时而又破碎成细小的画面，怎么也联系不起来……
连日来的精神折磨，使我的大脑疲于奔命地旋转着……
我会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跑到凉台上长时间地站着：会一下子冲到水龙头下面用水浇自己的脑袋；会半夜里爬起来，跑到楼下用手电筒砸自己的头……
我拼命地呼唤着自己的意识，想让自己停下来，让这飞快的旋转停下来，可是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
到最后，我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了，我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联想的错误：一个离我仅有一米的桌子，在我的眼睛里好像有一百米之遥；而在遥远的地方我想像中的物体，却会在我眼前产生一种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的效果；我会觉得，一个人的指甲比……个足球场还大，而我在这个巨大的指甲前面，竟成了一只羸弱的蚂蚁；我会想到，一个人的毛发比一棵大树还要粗，而我这个迷路人只能在头发的森林里漫无目的地奔波……
这种时空上的混乱使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想像，什么是事实了，那些曾经存在的事情竟然像幻影一样虚无，而那些仅仅在脑海中游离的情景却真实得要夺眶而出。
这种状态使我自己都恐惧，我拼命地撕扯自己；拍打自己。想把自己从那个毁灭的悬崖边拉回来，好在那时脑子里似乎还唯一有一点较为清醒的意识：明天是八月十二日，我要去法院，我要去法院，法院……
就这样，也可能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也可能是因为我好战的禀性，终于，我在最后那一个时刻停止了旋转。
这要疯的感觉真可怕，太可怕了！
八月十二日，我去了法院一一一那个对我来说庄严又陌生的地方，办完了有关手续。我才知道，我们这个案于的主审官就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个李法官，据说他很有名气。他看上去修养很好，处理事情有条不紊，说话的速度很慢，透着一种威严。
他问我：“需要不需要法院来调解？”
我说：“不需要。既然已经闹到了法院，调解也没有用了。”
“那你同意离婚了？”
“我不同意。”我的态度很坚决。
我当然不能同意，因为刘晓庆的起诉书上写着，我已经发展到了打骂她的地步，那么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同意离婚，就等于说我承认她在起诉书上写的是事实。再者，如果刘晓庆采取了这种强硬的办法，我就同意离婚，那我这个男人不就连一点基本的自尊都没有了吗？
“我不同意离婚，因为，我们之间还有爱情。”虽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可能也有些底气不足，但，这是一场有形式的诉讼，不再是我和刘晓庆之间私下的事情了。
在我家乡那个地方，老人们骂那种最不听活、性格最执拗的孩子为犟种，小时候，父母就经常这样骂我。这是我性格中最顽强的部分，现在父母不在了，这部分也就变得更嚣张了。
从那时到现在过了许多年，无论是我的兄弟还是我的朋友，都反复他说我念念不忘刘晓庆。即便是对我许多影视剧中的女主角，他们也认为我是按刘晓庆的模子去挑选的……无论我怎么和他们解释，他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坚持着。大长日久，闲暇之时。我不免会按照他们的思路去比较……不像，一点都不像！我真的有那持久不变的真挚的痴情？
答案是否定的。其实，远在我们没有分开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就已经变质了，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是对刘晓庆的恋恋不舍，还不如说是我性格中的那种犟劲儿在起作用。我不愿意让别人来安排我的生活和感情，尤其是让一个蒙蔽了我许多年的人。我既害怕失败，又不相信失败。不！坚决不！这种犟劲儿用老人们的后来说，是用十头驴都拉不回来的。记得我为电视剧《平南洋》写过一段歌词，它或多或少可以表现出我的那种犟劲儿：
大老爷们儿一呀嘛一根筋，
蒸不熟，煮不烂，性子就是良。
上边儿撑着天，下边儿支着地，咱就在这当中间，
不比谁软，不比谁差，从来不怂！
敢拼命，敢流血，啥也不怕！
一条道几跑到黑，认准打日本，
见了棺材不掉泪，撞破南墙头不回。
嘿嘿……大老爷们儿不达不达目的死不归。
哎！现在想起来，谁要是遇上了这么一个犟种，也真是个麻烦事。
我不同意离婚，我要对这种想用强权来压服我的行为、这种捏造事实的行为抗争。即使我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官司，也可能最后会以我的失败告终，但我仍要用我的行为来证明：我不是懦夫！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起诉书
起诉书
原告：刘晓庆，女，口口岁，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
地址：朝阳区酒仙桥流量计厂宿舍。
电话：四七三三八六
代理人：李绊，西城法律顾问处律师。杨曼铃，本市公民。
被告：陈国军，男，三十五岁，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
住址：朝阳区酒仙桥流量计厂宿舍。
电话：四七三三八六
案由：离婚。
我与陈国军一九八二年相识，一九八六年结婚，婚前后感情尚可。后发现两人性格不合，双方观念、思想、志趣差异很大，被告脾气日益暴躁。经常因一些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口角，严重妨碍双方感情。近来，被告发展到对我进行打骂、威胁的程度，造成双方感情破裂，无法共同生活。
诉讼请求，1．判令我和陈国军离婚。2．现有两套住房，一人一套。3．共同财产按法律分割。
起诉人：刘晓庆
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人啊人
人啊人
我把起诉书放在床头，不时拿出来看看。这份八月三日就写完了的起诉书，整整过了九天才到了我的手里。
傍晚的时候，刘晓庆来了一个电话。不知为什么，她的声音变得那么陌生，好像有几十年都没有通话了。
在电话里，她跟我说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离婚，可不可以调解？
我说可以，要离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她必须先跟姜某断绝来往；第二，她一定要回家来住。
刘晓庆说，“国军，离了婚我马上就回家住。”
听了她的话我禁不住又有些动心了。这么多年来，相信她的话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可这回我不禁有些诧异：“离了婚你就回家来往？那你这是为什么呢？”
她沉默了…
手里拿着电话，我不禁问自己：我还能信任她的花言”巧语吗？面前就是她的起诉书，而且今天我刚刚从法院回来。她说的能是真话吗？她离了婚就回家注？她离婚厂还回家付千吗？她已经不是我的妻子了呀！
也许，这是她这些年来众多假话中的一句真话；或者，仅仅在说的时候是一句真话，谁又能说准它在时间上能延续多久呢？
“刘晓庆，我好像这几天又长大了，不要再跟我说这个问题了。最起码，你的这种许诺我不会相信了。但有一点我想问你，你在起诉书上说，我最近发展到打你骂你的程度，我打过你吗？”
她说，确实没有打过她。
我禁不住提高了嗓门：“那你起诉书上为什么这么写？”
她拿着话筒，迟疑了半天才说，那是别人写的，她只是签了个字。
又是老一套，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别人。“如果你不默许的话，你怎么会签字呢？你签字和你写有什么不一样啊？”
她打断我说：“国军，我什么都不想，只是想离婚。”
“好吧，你的这个愿望我已经知道了。既然你希望法院来帮你解决，那我们就法院见吧。”
人生中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可当初谁又能想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呢？
那时候，我和刘晓庆的关系就是在较劲，你想这样，我偏偏不让你这样，谁也不肯服软。自己的行为对自己好不好已经并不重要了，似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让对方如愿以偿。我制造的阻力激发了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而她为了达到目的采用的手段更使我火冒三丈，非要使出浑身解数来阻止她不可。婚外恋的问题似乎也不存在了，一切都成了我和刘晓庆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人啊．怎么会这样？
有许多事情是在十年后的今天才知道的。如当时以“性格不合、动辄打骂”为由来起诉我已经是最轻的罪名了。听说最初还有一个动议，那就是以私藏军火、蓄意杀人来起诉我。他们所利用的证据就是我放在家里拍摄《大清炮队》时用过的发烟罐，再有就是我在拍《无情的情人》时花十元钱买的一把匕首。好在当时研究起诉我的问题时，律师还比较聪明，认为用这些来作证据是有些不妥。另外，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想离婚，并不是想把我置于死地，要不然，这恐怕已经是一个刑事案件了。
现在，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打官司了。
既然要打官司了，一切手续都应该是健全的。人家有起诉书，我自然要有答辩状；她请了律师，我当然也应该有辩护人。于是经朋友介绍，我找到了一位很有正义感的老律师。
那天上午，我到律师事务所去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所里面负责的老同志特意打电话到中级人民法院去了解案情始未。
过了一会，他把我的律师叫出去，小声他说了些什么。律师回来后告诉我，这个案子上面已经知道了，还有人批了条子。
在这里，为了免去很多麻烦，我想也不必说出究竟是谁批的条子，因为那个批条子的人终究在政治舞台上也栽了个大跟头。而且，我既不愿意和他们较量，也不因这种较量而得意。反正，这个条子会随着我们这起离婚案的结束而被锁在档案柜里，也许过了五十年、一百年，当这些民事档案可以公开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人发现这个“批件”。兴许我又是太天真了。
在我们国家，过去由于法律不健全，经常在法律实施的时候，会受到一些人物的干涉或阻碍。现在，听说人大在呼吁制定“错案追究责任法”，或许这会使这种情况减少一些吧。
许多见过那张条子的人都可以证明，上面是这样写的：尽快！缩小影响，按刘晓庆同志的意思办。（抬头和落款都省略了。）
我一直在想，这个人真的有资格做一个领导干部吗？他居然不知道让法律去“按刘晓庆同志的意思办”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
“按刘晓庆同志的意思办”？那么法律不就成了一纸空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岂不成了一句空话？这个人这样大言不惭地指挥法院判案，即使不算藐视法庭，难道还不算是玷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国家制度，岂容你这轻薄的一张纸来践踏？
不畏强权，这也是我的禀性，当我知道我的这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离婚案有了官方色彩，有人出面横加干涉的时候，我的斗志反而更加旺盛。我丝毫没有被这张批条吓倒，反而特想看一看他是否真的能力所欲为。
好在那些值得尊敬的老律师们并没有因为案件的这个背景而放弃对我的帮助。他们当时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对自己人格的自信，同时也投入了尽可能多的精力，使我至今想起来仍感动不已。
好吧，你有尚方宝剑．可我恰恰不在乎这个，看你到底能把我怎么样？（事实证明，这种滥批条子、丧失党性原则的人，最终还是犯了错误，得到了应得的下场。）
接下来，我就开始准备我的答辩状。哼！要打官司了嘛！
答辩状
答辩人：陈国军，男，三十五岁，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室导演。
往址：朝阳区酒仙桥流量汁厂宿舍。
电话：四七三三八六
委托代理人：张笃志
案由：离婚。
原告刘晓庆于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向贵院提出与我离婚。我认为她提出的离婚理内与事实不行，特提出答辩如下。
我们两人一九八二年相识，一儿八四年同居，一九八六年正式补办结婚手续。双方志趣相投，感情密切，家庭生活一直很幸福。除了为工作的问题有时发生口角外，为生活琐事没有发生过口角，因此，刘晓庆在起诉书中所述：性格不合，志趣差异很大，经常发生口角等情况，均不是事实，根本谈不上我们感情恶化。
于一九八七年底，由于特殊的家庭外部因素，曾发生过几次口角，引起这一事实的原因，不用我全部说明，刘晓庆本人是完全清楚的。我当然不希望我们之间由于外部因素而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还是在一起生活、工作，并没有影响到夫妻情感。她现在为了提出离婚，竟无中生有他说我动手打人，这完全是捏造事实，是我不能接受的。
另外，须要说明的事实是：我与刘晓庆于今年七月在大连等地演出时，她的朋友、亲属在八月一日突然将我与刘晓庆住所内的财物，背着我们两个私自进行分割搬走。八月三日，我俩回京后，刘晓庆离家不归，随后又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呈递了离婚起诉书，这一切事实的发生是非常出乎意料的，这是在愚弄我。
我认为，我们婚前有非常好的感情基础，婚后生活美满、感情融洽，能够共同生活，因此不同意离婚。要求法院调解和好。
此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陈国军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答辩状递了上去，官司自然也开始了。
朋友们常常会到我这里来，帮我出出主意。但那时，常常会从不同的朋友口中听到不同的信息。
一个朋友告诉我，刘晓庆在写起诉书那天晚上。哭得死去活来，甚至还直在地上打滚。一边哭，一边还不停他说：“我对不起国军，我对不起国军……”这个朋友眼底透着真挚、使我不得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可是，另一个朋友也对我讲述，刘晓庆怎么样在摄影棚里举着那个批条冲大家炫耀：“只要我想离婚，没有离不成的。哼！现在某某在支持我。”从他绘声绘色的描述里，我也根本无法怀疑事情的真实性。
我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刘晓庆是真实的。是那个为情所困的可怜儿，还是那个拉大旗做虎皮的招摇者？也许，两个都是在演戏吧！但这些截然相反的信息已足以使我搞不清了。
有一天晚上，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他自我介绍说是台湾某报社记者，愿意拔刀相助。把我和刘晓庆的故事以及我所遇到的种种不公平的事情曝光于媒介。甚至他还谈到了许多连我也不知道的我和刘晓庆婚变的内幕。
正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的热情的确是应该感激的。可是，他的热情却让我觉得有些异样。
我们经过一番相互信任的谈话之后，他承认，八月八日香港报纸上的那篇文章是他的大作。这样，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篇姜某为之打来匿名电话的文章；是该记者替天行道所为。
他希望我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他，然后，他在海外的报纸上替我鸣不平。
我党得，我没有理由不感谢他乐意帮助我的好意，即使这种帮助可能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他确实是出于一番好意，如果我对这种好意连感激都不懂的活，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然而，这是我自己的私事，我不愿意它成为别人文章的题材，如果真的有必要把事情公开，这件事由我来做会更合适一些。更河况，我受党教育这么多年，本身对台湾的记者就有一种本能的提防。
于是，我很客气地拒绝了他的好意。也可能，我真的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好心。
又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人。和我谈到了刘晓庆偷税漏税的
问题，希望从我这儿取得一些证据
那时，演员走穴的税务问题已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尽管我以前也提醒过刘晓庆，可她总是让我不要管。其实，作为她的丈夫，我曾经颇为担心因为据我所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一一定会动用个人税收的杠杆未增强国力，调节社会的贫富差距只要看看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不就一清二楚了吗？丙说，意大利的索非亚·罗兰就曾经因为税务问题被拒绝入境，我当然不希望刘晓庆在这方面也犯同样的错误。
现在，事情果然个出我所料。
尽管我们正在闹离婚，正是冤冤相报的时候，可是面对那两个税务局的来访者，我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我说：“首先，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父亲就教育我，对朋友要忠诚，永远不要做出卖朋友的事；第二，刘晓庆有税务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夫妻……第三点，我不知道…
我的确说了违心的话，但是我确实不想让自己成为那种“爱不成，反成仇“的小人，按照通常的说法，我可能原则性不强，可是我实在做不到。
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事情大多。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昨日还是夫妻的人们，转眼间就能把所有在床上谈的活都写成大字报贴出来：那些昨天还为父亲端茶倒水的儿女们，第二日就和爸爸划清了界线……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悲剧。
过去的记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不愿做那种人，昨天还是她的丈夫，今天就在这里罗织她的罪名，这种事，我真的做不到。
来访昔中那个较为年轻的人可能没有看出我的心思，竟然对我说：“我们现在的政策，对于揭发检举者有经济上的奖励，像你这样的，我想奖励会很多…
这句话恰恰把我惹火了，“你认为这世界上，许多人都是为了钱吗？我想，你还太年轻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谈。如果有问题的话，我想是刘晓庆本人的问题，你们问她去吧，即使你能把全部的上缴款都转给我的话，我想我仍不会帮你们的忙。”
还是那个年龄稍大一点的看出我是怎样一个人，连忙说那个年轻人不懂事，然后，很有礼貌地告退了。
后来，在刘晓庆出现税务问题之后，她逢人便讲，说我帮税务局搞她的鬼，把她所有演出的场次和所得都提供给了税务局。
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无情的情人》的制片主任。
从他那听到这件事后，我火冒三丈地对他说，“你去告诉刘晓庆，如果她再跟别人说这样的话，那我就真的要说了，我会配合税务局来查你，而且我还告诉你我怎么查。第一我……第二我……第三我……”我把我可能采取的行动都告诉了那个人，请他一定替我转达。
也可能我这些话的确击中了刘晓庆的要害，我怎么能不知要害在何处呢？这个消息传过去之后，终于使她闭了嘴…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我心依旧
我心依旧
日子在不知不觉中过得很快，转眼又到了刘晓庆的生日。
记得在我们相爱的时候，我曾经跟刘晓庆说，以后不管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在哪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就是在国外，我也要坐飞机赶到你的身边，在那以后，几乎她的每一个生日，我都是和她在一起过的，仅有上一年，我实在赶不回来了，只好让她一个人过了那个生日。为此，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对不起她，一个男人，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
现在，又到了她的生日。可是，我在不在她的身边对她来说也许已经不重要了，但那份食言的歉疚依然缠绕着我，让我怎么也摆脱不了。
于是，我去了花店，花四百块钱为刘晓庆订了一个花篮，虽然这个多余的举动又使我囊中羞涩，但我仍执意要选一个最好的花篮，为什么这么做，自己仍有一点想不明白，我全神贯注地注视卖花姑娘的一举一动……
在花篮插好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像太阳一下下来到了我的身边，周围明亮极了，我自己也禁不住笑了起来。我知道，刘晓庆一向喜欢漂亮、爱热闹，看到这些花，她上一定会开心的，那么，我对她的歉疚之情也能减弱一些了。
我让花店把这个花篮送到了北京饭店刘晓庆的一个朋友宋小姐那里，托她转交给刘晓庆，不知道在那个生日里，刘晓庆是否收到了我的祝福……
花篮送走了，官司还是要打的，
双方在紧锣密鼓地忙于取证，找对自己有利的证人…
刘晓庆是想证明我们俩的确性格不合，我如何对她不好。遗憾的是，她找到的证人都是《无情的情人》的演职人员，而这些证人们所能提供的证据都是在阿坝拍戏时我和刘晓庆的一次次因为工作发生的争论。但那时，我和刘晓庆还处于同居阶段，如果在那时她就感觉到我们性格下合，干吗后来还要和我结婚呢？我们是在办离婚案，却把结婚以前的故事拿出来做证据，这难道不可笑吗？
这些证人都曾是我和刘晓庆共同的朋友，于是在他们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表现。有许多人死话要作这些证言；还有一些人给两个人都作了证言，当这两份截然不同的证言出现在律师面前的时候，它的价值自然也就烟消人散；另外一些人，想表现自己对刘晓庆忠心耿耿，竟然按照律师的要求编造了不少莫须有的故事，但他们这样的趋炎附势不过使自己成为刘晓庆暂时利用的棋子，因为她也明白，当事情结束以后、这些见利忘义、没有主见的人是不能作为朋友信任的。
在那个阶段，我对友谊似乎有了更多的认识，对朋友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还有很多始终和我站在一起的朋友，他们相信我是对的。愿意为我伸张正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甚至很多从未谋面的朋友都慷慨相助，我一直很感谢他们．我知道这样的友谊是非常珍贵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这种真挚的友情显得犹为可贵。
对于我们的婚变，最为义愤填膺的还是我在哈尔滨的李叔叔。许多年前那次使我和刘晓庆的故事引燃的寻火索一一一“美的旋律文艺演出”就是他一手策划的。当时我和刘晓庆的如胶似漆他至今仍已忆犹新，所以对于今天的变化，他怎么也无法相信，更加气不打一处出。
由于快到元旦了，黑龙江省要举办一场晚会，所以，李叔叔也把我请了去。
原来的一○七宾馆已经改造成和平宾馆，原来三○九房间的那个位置上，盖起了和平宾馆的会堂。
站在院子里，那所有昔日发生过的事情并没有随着宾馆的改造而消失，旧地重游使许多往事更加鲜活地涌了过来。这也许就是触景中情吧
每一秒钟都历历在目的滋味确实让人感到无比难受。哎，我已经不再拥有了？
回到房间，我这种淡淡的忧伤并没有停止，反而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我对同屋那个年轻的歌手莫名其妙地厌烦起来。这也许是因为和刘晓庆分开以后，我已经习惯了独处的缘故吧。我禁不住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这里是什么地方？
一望无际碧绿的草原，上面洒满了各种颜色的鲜花，由于一朵自云在大空飞快地掠过，使太阳光在这些鲜花上奔跑，惹得人们不住地瞎笑着。
这是哪里？阿里河？还是阿坝？
脚下的白沙地还渗着水，刚刚雨过天晴。哦，是阿里河，那个我曾经理过发的理发店．刘晓庆从里面笑盈盈地走出来…
唯！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她穿着一件带格的西装，却把里面大大的领子翻在外边，胸前还系了一根红丝带，扎成蝴蝶结的样子。这是什么打扮？
她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来了一顿西式狂吻，使我非常非常难堪，不时转头看看周围有没有摄制组的同事。
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奇怪的是，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们的举动。
她又是那样一脸灿烂的笑容，象一摊泥一样靠着你，抓着你的手，一边嘴里“库库”地叫着，一边拧你的手指头，动作很大，可是一点也不疼，她是故意装成这个样子的，其实手底下很有深浅。
我低头一看，怪了，怎么穿着这么短的一条裙子？短得连里面的内裤都遮不注，又不知从哪搞到的一双哥萨克的皮靴。
我抬起头来看她，可不知为什么，她扭过头去不让我瞧，说马上就要开机了，就倏地一下脱离了我的怀抱…
我连忙跟她一起往前跑，因为我想把刚刚做熟的螺狮送给她，可是，当我抓住她、她回头看我的时候，我却突然发现，这不是刘晓庆，而是我的第一个妻子赵雅氓。
惊得我连忙睁开眼睛，原来，是个梦。
在分别后的日子里，我经常会做这样的梦…
说来真奇怪，生活里越没有什么，梦里却频繁出现。生活里已经踌躇相见了，梦里却偏偏风情万种、百般柔媚……
那时候，这种甜蜜的梦总是很有规律地在每个月固定的那三五天出现在我的睡眠里，我也几乎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管我什么时候醒来，只要把梦里那最后一帧画面记住，然后去干自己该干的事，回来以后再重新想一下刚才结束的画面，于是闭上眼之后，那个梦就能够续上，就好像我们做导演的能够把断断续续的画面接成完整的影片一样。
有时候，半夜回来，不想续梦了，就呆呆地坐在床上，看着窗外，那宁静的月光可以使我渐渐地把烦恼忘掉。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我的老大哥
我的老大哥
往哈尔滨，我遇到了赫赫有名的金铁林。
说起来也是缘分，我第一次注意到他还是在我和刘晓庆相好的时候，那时因为刘晓庆录了一个《原野》的磁带，于是很多香港的朋友鼓励她朝这方响发展，建议她跟金铁林教授学习声乐…当刘晓庆把这个建议告诉我的时候，我开始记住了这个名字。后来，他教的一些学生陆续成为著名的歌手，他的名字也渐渐响了起来。
也许是同病相怜，外面的满城风雨使金铁林对我注意起来；而处于苦难折磨中的我也非常希望能受到名人的指点，这使我也格外地注意这位老人哥，于是，在哈尔滨的日子里，我开始主动和他接近。
铁林确实像一个大哥哥，我们共同的遭遇使我们之间省去了许多客套，我也没有必要再详述我的心情，一切就都能心领神会了，他带我去玩，不停他说一些笑话，希望我能快活起来。他对我说，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一个男人要有宽广的胸怀，要相信世界上总有善良，总有道义存在那个时候，他就像一个老大哥，领着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弟弟，到处拜访亲朋好友，我知道，他是想用人间最淳朴的友情来驱散我心头的阴霉。
那些不平静的夜晚，我们坐在那里，看着灯红酒绿里那欢乐的人们，他总是回头宽厚地拍拍我的肩膀，用那深情的微笑和我沟通。他要说的和我想说的都尽在不言中了。借着他的鼓励，我努力想从那感情的泥潭里脱身中一一一台上的年轻人在声嘶力竭地唱着：“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
在歌声中，我仿佛也咬紧了冷冷的牙，不为别的，只为了传说中人类美丽的情感……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时常会去他那里找他，谈一谈自己的心情，听听他的教导。而每一次，这样的谈话都会使我有所收获，重新振作起来。
铁林他后来的际遇，上印证了那句话：他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又有了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儿子……老天有眼。
在厂门口，她特意转过头来看看我，路灯照着她的脸，脸上反着柔和的光，她叹了口气，“我们这么甜蜜的一对，怎么会离婚呢？”
晚上，回到家里，接到了老巴的电话，是来证实刘晓庆告诉他的关于我们协议离婚的消息的。我告诉他事情是真的，还和他约了个时间想把律师请来办一个手续。
放下电话，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一开门，我的大哥哥站在门外，他笑着对我说：“你看谁来了？”
我伸出头一看，楼梯上站着一个人一一我的儿子。
儿子靠在墙上，十分生疏地看着我。
一下子，我觉得很难过，我知道他个性里的这种矜持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原本，他是一个像野马一样爱跑爱闹的疯小子。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去，一把把儿子搂在怀里，我的泪水止不住奔涌出来。也许，儿子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男人的眼泪，他依旧呆呆的，始终盯着我的脸。
“好了，好了。”大哥哥拉着我的手，我紧紧地抱着儿子进了家门。
也许是因为血缘的关系，虽然好几年没见，但儿子很快就和我亲密起来，他乖乖地靠在我身边，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在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征求过儿子的意见，因为我想他看到自己的父亲曾经这样地爱过一个别的女人，可能会伤心。可是，儿子还是答应了我，虽然他并不知道他的允许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一些东西。
我跟他说，书出来了你不要看，他也答应了。也许，等他到了懂得什么是爱的年纪再打开这本书，恐怕对他更好一点。
看着儿子，我也一直沉默着，他，现在我身边只有他了，可是，我拿什么来养活他呢？我几乎已经一文不名了。不！不会这样的！
那时，我仍旧不相信刘晓庆真的会不把那原本属于我的钱给我。她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女人，又那么善解人意，她一定会考虑到我的窘迫，考虑到我还有儿子需要抚养，因此，她也一定会在最后的关头表现她的大度的。对于这一点，我那时丝毫没有怀疑。
刘晓庆也在催巴经理，巴经理也就迅速地跟街道办事处打了招呼。那边也同意在半个月之内就把事情办妥，但总要给他们一点时间走个过场。因为，牵扯到财产问题，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请一个律师，这件事也由老巴一手包办了。
约好的那一天，刘晓庆开车来接我。因为在电话里我告诉她大哥来了，而且赫赫也在我这里，所以，她特意买了些东西拿上来。和大哥见面的时候，她表现得依然像一家人一样，根本没有提我们离婚的事情，我的哥哥自然也不好问。
刘晓庆还特意跑到屋里去看赫赫，因为她实际上是赫赫的继母，虽然我们并不生活在一起，但这种关系却是客观存在的。刘晓庆和我谈恋爱的时候，就曾经面临过这个问题，可是现在，这已经是她最后一次以继母的身份来见我的儿子了。
她笑眯眯地问我的儿子：“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儿子从来没见过这个女人，也不知道她和我的关系，自然也不知道刘晓庆这样问话的含义，所以，他一个奔儿也没打，干脆他说：“这是我爸爸的家。”
儿子真棒！
刘晓庆一脸的失望，因为她并没有听到她所希望的那句：“这是爸爸和阿姨的家。”也就是说，在我儿子的心目中，她自始至终都没有继母的身份，现在，即使是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继母，她也不可能再当了。
刘晓庆站起来和哥哥道了别，我们一起离开了家。
这是刘晓庆最后一次以妻子的身份到家里来。
那天，在老巴家里，他一大早从郊区接来的律师拿出两张铅印的表格给我们俩填，说是例行公事。
那张表上除了姓名、年龄等一系列栏目之外，还有“家庭财产”这一格，当时虽然我已经答应刘晓庆一文不取了，但还是想着看她先填什么，于是，我借口只有一支笔，执意让刘晓庆先填。
刘晓庆二话没说，拿起笔就填了起来。在填到“家庭财产…那一格时，她连想都没想就写下了：男方放弃一切财产。
哼、我也没说什么、接过笔后飞快地填了起来，到那一格时，也是没有多想，写下了“同意女方要求”的字样。虽然心里并不乐意，可这个面子还是要撑的。况且，即使在那一刻，我也没有想过刘晓庆真的会绝情到把我的钱也要拿走。
填完表，刘晓庆充满感激地对我说：“国军，你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这句话还引起了坐在一边的一红的不满，“他是对你最好的人，那我是什么？”看来，妹妹并没有理解姐姐的意思，居然在那里和我争宠呢！
那一天，我们在老巴家吃的饭，还录了像。刘晓庆很聪明，把那个录像带拿走了，因为在里面，我们俩表现得依然像恋人一样，她害怕这样的带子将来流出去会对她不利。
饭后，老巴拉着大家打麻将，我因为不喜欢这些，就一个人呆在小房间里。呆了一会，也觉得有些闷，就出来想看看他们。
当我走到那个房间门前的时候，突然听到里面传来了老巴的声音，“刘晓庆；你这样是不是有些过分，国军自己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弃了，但你要为他想一想，国军也要活。”
刘晓庆用一种我很陌生的像市场上的人们在谈论价格的语气说：“怎么能说没给他留钱呢？家里的冰箱、电视机我都没有搬走啊？还有房子，我会让他去住。怎么能说一分钱没给他呢？”她的口气里透着对巴经理的不满，仿佛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天经地义的。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看来，我的慷慨大度并没有使刘晓庆觉得，我的行为是那样富于牺牲精神，没有半点庸俗；这种专门利人的行为，并没有使她产生感激之情，反而使她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刘晓庆，你不知我呀！我是看在我们那么多年的夫妻感情上才不愿意做出使你有一点不快的事情，可你井没有领我的情，却在那里觉得我仍然占了许许多多的便宜。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去看这件事，发现会有许多不同的感受。也可能刘晓庆的那些活不过是在巴经理面前强词夺理地保全自己的面子：也可能，这真是她当时的想法。这也正像当她成为亿万富姐之后对朋友说过的“你们告诉国军，我会管他”一样，都是“她的真话”，只是这种真话对她来说，是可以随随便便说出口而转眼又忘掉的。
刘晓庆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她是真买的话，那么也是她的截然相反的两个不同侧面的真实。
时间不早了，我和刘晓庆该回家了。在从巴经理家到酒仙桥的路上，刘晓庆让她的妹妹拿出两万块钱给我。可是，我没有要。我既然已经放弃财产了，要这两万块钱又算什么？刘晓庆和她妹妹看我这个样子，又把钱收了回去。
刘晓庆和我一同回家拿她父亲没有拿走的轮椅，可是，当我回到家打开家门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场面。“那仿佛是一个被国民党搜查过的地下交通站，东西被扔得满地都是，乱得一塌糊涂。
我的家被盗了！
一九八八年一定是我一生中最背运的一年。在那一年里，我的父亲去世了，妻子离开了我，我的家被人家背着我分了，而且，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家庭财产被盗的事情也发生了。只是，那些窃贼来晚了一步，我的家早被小姚领着人搬得差不多了，所以大概那些小偷们也很败兴吧。
对于我家的被盗，刘晓庆也不知所措，她把事情托付给老巴和我，就领着妹妹离开了。“我连忙找来警察，清点家里的东西，寻找窃贼落下的痕迹。警察们对刘晓庆家被盗也很感兴趣，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值得庆幸的是，在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我的许多东西还没有被小偷发现，那里有上千枚宋朝的古钱，其中有几百枚是稀世珍宝，还有六把燕大刀、一化、秦半两等等，甚至还有不少石斧、彩陶……
我庆幸这些东西没有丢，还拿出来给周围的人高兴地看着，然后依然傻乎乎地把这些东西包好了放回原处。我以为身边都是值得信任的人，可是，第二大当我再回家的时候，发现这些古钱也不见了踪影，看来，窃贼的消息的确灵通，家又第二次被盗了。
丢了就是丢了，破财免灾。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时常会用这样的后来安慰自己，我也知道，自打阿Q死了以后，还留下许许多多的子孙，我可能就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一个。
这些都是小事，我已经签了字，再过十五天，我和刘晓庆的离婚就生效了。
刘晓庆到法院撤了诉，法院也让我过去把起诉和撤诉的文件拿回来。记得那次，法院的一个同志间我，“接下来你想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家庭生活问题？
因为都是男人，我不想在他面前丢面于，所以大言不惭他说：“过节我到蛇口，在家里跟老人们谈得清清楚楚，刘晓庆想怎么做是不可以的，她得老老实实地回未做我的媳妇。”其实这里面透着一种无赖的意思，好像我要去要挟刘晓庆，让她回心转意。
这只不过是一些赎面子的话，但他兴许当真了，把这些话俺给了刘晓庆，所以又引出了后来的故事。
接连发生的事情，确实使我高兴不起来。丧失原则的绥靖政策、几乎是拱手相让的大方并没有使刘晓庆理解，这一点也使我耿耿于怀。我有些后悔，这是实活，我没有庸洒到底，我把许多朋友都找到身边，和他们商量，听他们嘴里说出那些我心里一直在想的话：如果她真像你想的那样，领了你的情，那她怎么一分钱也不留给你呢？如果说她侍你很公平的话，又怎么会利用你一时的气活而让你把全部家庭财产都放弃了呢？她为什么在自己先写的时候连奔儿都没打就先把家庭财产这一格填好了呢？国军你又受骗了。你真是个大傻瓜！
其实这种受骗的感觉在填表的时候我就有了，只是男人说话要落地生根，既然我答应了人家，我就一定要做到。
可是，我即使不想让别人理解，也希望刘晓庆的父母能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春节就要到了，我要去蛇口，跟刘晓庆的父亲。母亲和外婆把这件事讲清楚，然后再慌洒地离开。
其实，我在很多地方一直像一个孩子，做了什么事情总希望表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在这方面一直没有长大。
于是，我托老巴找到律师，对他说，把我和刘晓庆离婚的事先放一放，等我春节从蛇口回来以后再谈，可以吗？
律师说可以…
其实我并不是不想办这件事，只是想把它推后十几天，等我跟老人们表完功之后再办。可是，我刚到家，就接到了刘晓庆的电话，还没容我说话，那边就叫开了，叫得很难听，而且根本不容我插嘴解释，她就把电话挂了。她认为，协议离婚是我设计的一个圈套，让她上当撤诉……反正不是约好去蛇口过春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