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蛇年，一个属蛇的人在蛇口
蛇年，一个属蛇的人在蛇口
好，那我更要到蛇口去，当面给你解释清楚。
我坐在飞机上，还没坐稳，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这儿吗？
“是。就是这儿。”
一回头，果然是刘晓庆和她的妹妹。
因为想起刘晓庆在电话里的恶语相向，我十分生气，故意不去理她。她们也没有发现我。
后来刘晓庆的妹妹去厕所从我身边走过，本来我并不想拦住她，可是不知为什么，当她回来路过我身边的时候，我还是叫了她一声，把在飞机上发的礼品递给了她。
看到我。她一下子怔住了，接过了东西，什么也没说，就走回到她姐姐那儿。我听到她们在小声嘀咕什么。我本来想过去和她们打个招呼，恰巧这时飞机又遇到了气流，空中小姐正告诫乘客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要动，系好安全带……等飞机平稳了之后，我又失去了要跟她们打个招呼的热情一一一反正见面的机会还多，一个春节都要在一起，我干吗要急着理你呢？在你妹妹面前，不是太跌我的面子了吗？
飞机在广州机场降落了。我仍旧没有理她们，自顾自地下了飞机。出机场的时候，我看到了靖军。他一见我，也愣住了。我只是跟他说了句：“你姐姐在后面。”就离开了。
我要了一辆车，直奔珠影厂。这是早就约好了的。我有了一个剧本，想拿过去给朋友们看看有没有拍摄的可能。
等我把该办的事情办完，赶到蛇口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五点多钟了。
那一天，天下着雨，广州的天气就是这样，如果晴空万里的时候，即使是在腊月，仍会让人感觉很热，可是，只要天一阴，海上的寒流就会让周围一下子冷下来。
总之，那时是冷风萧萧、寒意弥漫。
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街上冷冷清清的，该回家过年的都回去了。
又是那熟悉的蛇口，又是那熟悉的碧涛园。我和刘晓庆第一次来蛇口的时候，就住在碧涛园一号。在那里，刘晓庆曾经感慨万分，如果将来有这么一套房子，把父亲母亲接来一块住就好了。如今，她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此刻，她一定和父亲母亲在碧涛园二十六号那间别墅里开心地准备过节呢！
关于这套房子，刘晓庆在她的那本书里还是写漏了。印尼华侨通过郑小姐把这套房子馈赠给刘晓庆的时候，所有的文件都是通过我转给刘晓庆的。按照法律严格他说，刘晓庆在婚姻期间接受的馈赠也应该有我的一半。但是，我并没有为此提出任何财产要求，那是送给她的，不是送给我的，我不稀罕。我想，只要我有双手，我自己也能挣到钱买别墅，这些又算什么一
其实我这次来蛇口过节不过是大家当初约好了的，另外我也想跟老人们告个别，仅此而已。如果我想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绝对不会来！
我来到院子前，按响了门铃。
出来的是刘晓庆继父的妹妹，她在刘晓庆一家举家迁徙的时候正好也在家里帮着做饭，按理说，我应该叫她姑姑。
可是，她一见到我，就非常鲁莽地问，“你干什么？你找谁？你是什么人？”
我不禁万分惊愕。我干什么？我找谁？我是什么人？哼！这已经是明知故问了。即使她当时年龄已经比较大了，可是，从这种剽悍的劲头来看，她还不应该丧失基本的记忆力。
“是我啊！你认不出了？”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是谁？你赶快走！要不然我们叫警察了。”
一下子，我不知所措了。是不是搬家过于劳累，老人得了老年痴呆？而且，屋里也不应该只有她一个人，从时间上掐算，刘晓庆、一红和靖军也该回来了。
这时，靖军从屋里出来了，他也宛如换了一个人一样：“你到这里干什么？这里不是你的家，赶快走开！”
这就是当年被送进监狱时将妻子托付给我的靖军吗？
我压了压心里的怒火，还是很缓和地跟他说，“我到这来过节是跟你姐姐约好的。你姐姐呢？没接到？”
“我姐姐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们已经离婚了。”
“啊！？”我愕然了。
离婚了？法庭什么时候下的离婚判决？怎么我这个当事人还不知道？说到这，我禁不住火往上蹿。
这时，刘晓庆的母亲从屋里出来了。可是，还没等她开口，开头出来的两个人就翻身把妈妈推了进去。
门关了。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提着沉甸甸的礼品，傻呆呆地站在门外。
怎么会这样？
左思右想，我似乎才有一点点明白了。也许是我跟律师说的“缓办”被传成了“不办”，而我在法院里对那个办事员的逞能也被传到了刘晓庆的耳朵里，那么，她可能会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系列的计谋：先想方设法让刘晓庆撤诉，然后通过刘晓庆的母亲来达到我不可告人的目的——不离婚。
她会这么想，以我对她的了解，她一定会这么想。
正在我一个人想的当儿，几个保安出现在我的面前：“你是谁？”奇怪，今天晚上似乎所有的人都只会问这一个问题。
我被带到了保安室，在那里反反复复地跟他们讲，我是刘晓庆的丈夫，来这里和她一起过年，还拿出了身份证、工作证。他们仍旧将信将疑。一个保安拿着我的证件出去了，也许是去打电话证明我的身份吧。
过了一会，那个保安回来了，从他脸上的表情看，我的身份已经被证实了，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到证实的。北影厂？还是刘晓庆那儿？
“你既然是刘晓庆的丈夫，为什么他们还不让你进门？”
“我还想问这个问题呢！
保安看了看我，无可奈何他说：“你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吧。我们的责任只是负责这里的治安。
如果没有保安的出现，也许我当时就会打道回府了，既然别人不欢迎你，你还耗在这里干什么？况且，广州有那么多你的朋友，你的亲妹妹高这里也不过一江之隔，你在哪里找不到一处栖身之地呢？
可是，既然保安来了，而且还进行了这样一番身份的调查，我的倔劲就怎么也控制不住了。
好你个刘晓庆，你约我到这里过年，我就千里迢迢地跑来。可你竟把家里人放出来挡我，让我吃闭门羹！哼！我偏不走了！看你把我怎么办！
记得，我一直站在她的门口。背着我的背包，一动也不动，倔得像一尊塑像。
入夜了，所有的灯都亮了起来。在寒冷的冬夜里，它们相互温暖着、相互陪伴着……只有我，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一个人站在那里，站在合家团聚的房子外面……
腊月二十九，蛇口的夜已经很冷了，我只穿了一条单裤，像一尊石雕一样站在寒风里，但，我不是石头，阴冷的空气让我不能岿然不动。我……在不停地发着抖、磕着牙齿，用我自身非大脑控制下的运动所产生的热量来维持正常的体温。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习惯——随身带上一个小本，记录一些可能转瞬即逝的思想火花，在那夜留下的这本随感，也记录了我在人生遭遇最低点时的心情。
一丸八九年二月四日二十一时，碧涛园二十六号门前。
你还有什么理由忘记这件事情？
心碎！一九八丸年春节。
九点二十分。
派出所的人走了以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生地瓜（带给刘晓庆父母的礼物，老人们喜欢），很脆、很香。
心里惨极了！
月儿弯弯照九州。
九点五十五分。
天下雨了。
哎！老天真的有眼吗？
十点十分。
一个以前不相识的同志——小潘送了一块塑料布给我，心里啊……
十一点。
小潘送来一床被子，嘱咐我不要对别人说…
天上飘着零星的小雨。我仰头，发现天空是多么的美，人是多么的少······
你睡在洋楼里，我睡在街头。
当年相亲相爱，发誓共到白头。
如今……
天气很冷，我能挺得住吗，
“晚上要趴着睡，不要把身体搞坏了。”瞅我的人说。
又吃了一个地瓜，居然还挺管用。
那么多的多愁善感，还不如横下一条心，来个你死我活！
一分一秒地过吧，总会挨到天明。在痛苦中才更知道生活的滋味，被别人关在门外的滋味真不好受。
吹过了一阵风。下过了一场雨……
你该高兴了，这次你不是解脱了吗？
最毒莫过妇人心。
记住，她此时此刻正在屋里暖洋洋地看着电视，谈着家常，我在室外冷冰冰的。
能忍别人不能忍的痛苦，为大忍者。
记住。记住！
十二点了。
睡觉了，看看能否睡得着。
真他妈的冷！从心里往外冷。
天朦胧，夜朦胧，人朦胧，心更朦胧。
我睡在大门口，恩断义绝。
凌晨一点十分。
我被冻醒了。
在路灯下望着对岸香港的灯火，想着我的妹妹；望着洋楼里已经灾了灯……
他们睡得着吗？
今生难忘的春节，今世难忘的仇恨！
二时十五分。又冻醒了。
五点四十分。
又冻醒了。
我在房子周围踱着步。灯亮了一下，有人起来上厕所，来了一个捡破烂的，险些把我的地瓜和蜂王浆通通捡走。哦，对了，背包里还有一个相机。
六点十分。
下雨了。又把我“下”醒了，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两个上班的姑娘一边骑车，一边说好冷。
是啊，今天早上好冷。
雨下得很大，把被子都淋湿了，一会怎么把被子还给那个小潘同志？真是对不住人家。
我突然发现后背好痛。
六点四十分。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扎上一条红腰带。这是从北京带来的。它能给我带来什么？幸运？
走着瞧！
六点五十五分。
也许是肚子饿了？我随手捡了一个干果壳，结果发现是空的，突然，我的手僵住了。怎么？我在做什么？难怪那些流浪汉们，有时也是身不由己，不亲身经历这种饥饿，这种生活是体验不到的。
真该感谢她，如果不是她，你能体验这么多吗？谢谢了。
今天是年三十，我不知道今天该怎么度过。将发生什么？会是什么？顺着自己的意识走吧，别大为难了自己。
腰病、背病……哎哟！
七点二十分。
女人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真是魔鬼与天使的混合体？
越是漂亮的女人越是如此。
这栋房子是红瓦盖的。而我喜欢蓝色的。
一阵鞭炮声响起，顺风飘来一股火药味。多么熟悉的味道！多么让人感触！许多年了，那陌生又亲热的味道。如今，如果我能有那么一大块……我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吗？
不能！我的心已经老了，不那么勇敢了。我已经变成一个废物，我身上已经没有那种血气方刚，而是任人宰割，忍人屈辱，像一条狗，在门口瑟瑟发抖。
不，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很难受，我相信他们也不好受，如果他们是这样的话，他们还算人吗？
自己怨自己吧！
上午十时二十五分。
哎！累了，累了。坐下来喘口气。
海风习习，抚弄着我的头发。风，难道是你在抚慰我的伤感吗？
给妹妹和北京的朋友打个电话？
禁不住寒冷。
十一时四十分。
我走在红黄色的土路上，这条路伸向大海。海鸥在飞翔。它们幸福吗？狗屁！它们在为生存忙碌，累得要死！
我痛苦吗？狗屁！只不过是小事一桩，是在为明天的幸福打基础，省得到时候不知道甜！
一货轮上靠着船栏的那一时多么甜蜜。哦，在拍照片。
年轻的朋友，要珍惜，要警惕，要学会怎样去爱，小心别人把你心爱的偷走。
这里的海岸比以前扩展了许多，当年的海岸不见了，当年的情意也不在了，只有愁和怨和一颗软弱的心。不能说这是件坏事情，这也是财富，只是负担起来很重很重。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知道那心死了，我该怎样做？
他们为了这栋房子红了眼，丧失了人格，丧失了人性。
“在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多么好的歌词啊！难道这世上也有人和我一样的痛苦？哦，多不幸，可怜的人！
远处……你看到了吗？刘晓庆带着她的一家人在海边散着步，他们在笑、在闹，用我的痛苦掺着喜悦，享尽人间的快乐。上帝啊，你为什么如此不公平？
眼酸、无力，可别是要病了！在这个时候，可是自找倒霉，没有人管你。
振作起来！往好事上想！想想太阳，你会觉得暖和的。
不能倒下去！真的不能倒下去。
公元一九八九年的除夕饭，一碗扬州炒饭，还有一个蒜子塘虱堡，别苦了自己。
流落他乡的人，离家在外的人。
吃完了这顿除夕饭，因为这是我近两天来的第一顿饭。我带给家里的地瓜差点被打扫卫生的人拿走了，我看着他们拿走的，也没有去拦他们，虽然那兴许是我的供应储备，但是我知道这些地瓜已经不可能再有用处了，可接下来我忍不住还是追上去把它要了回来。也许留在院子里，在我离开的时候。老人们会知道我是特意带给他们的。
除夕夜，蛇口很漂亮。很多香港人特地过海到这边来放焰火。
远处膝朦胧陇已经看到…束束焰火升起来，在天空中炸开，呈现出一朵朵绚丽的花。
说来也怪，我在海滩散步的时候，看见袁总从远处走来，他可能是去南海酒后。他看着我点了点头，我想老人家一定认不出我一一一这个当年在蛇口海滩上聆听他的一番宏论，把蛇口誉为“改革中的延安”的小伙子了。
我也冲他点了点头，但不想跟他说什么，也许是不想让自己身上的晦气和那种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惭愧打扰他，只好目送他远去了。
海边只有我一个人。
一个工人模样的小伙子走了过来，跟我聊了起来，“大哥。你为什么一个人？是不是生意上不顺？要想得开，这里的海浅得很，走很远才齐腰深。”
哈！这个好心人把我当成要寻短见的了。
我笑着跟他说：“我的命还很长，我不会做这种傻事的，因为我已经做过了。”
他在我身边坐下来，和我聊李嘉诚，聊霍英东，讲他们历经苦难，终成大事的传奇。最后，他还约我参加他们大年初一晚上的拜年队，去舞龙，他说我的个头和力气一定能行，而且还说舞龙会讨到很多的钱，很多老板图吉利，会给我们红包。
我真想和他们一起去，却没有答应他，只是在心里想像舞龙时的热气腾腾，可仍怀疑那究竟能不能使我的心情好起来，更何况，我不喜欢别人的施舍，即使这种施舍可以使我渡过眼前的难关。
不过，我确实很希望去体会一下那种普通人的欢乐。那种在欢呼雀跃中相互感染的能够扫除一年败兴的欢乐，那种在鞭炮声中浓郁起来的过年的气氛，那种摩肩接瞳时萌发的感动……
这人间的快乐，我多想要。越是没有，越感孤独。
送走了那位好心人，心情也回复到原来的状态，不由得想起了夜。今夜怎么过？露宿街头并不是难事，只是，不要有雨，不要、有雨太冷了，那刻骨铭心、无时不在、得寸进尺的阴冷是那样恐怖，让我连想的勇气都没有。
怎么办？
我太傻了，为什么不睡在院子里？我知道，在那个别墅前面的玻璃门下有一个很大的挡雨棚，我可以睡在那下面。
夜已经深了。
为什么我不离开这里呢？也许是一种诅咒，让他们的节过不痛快？我仍旧抱着一丝希望，即使她们忘记了以前的情谊，但也许还依然善良吧，或者不会忍心让我这个样子呆在门外？而且。大年三十，我离开这里又去哪呢？即使我有很多的朋友，可是，难道让我在除夕之夜跑到别人家里告诉他们我被我妻子拒之门外了？
算一算身边的钱，仅够买一张回北京的火车票了。如果我找一个旅店栖身，恐怕就没有能力买车票回家了。
过了这么多年再去想那个晚上的决定，恐怕更多的还是因分无奈吧。
小潘又给我送来了被子和一床棉絮。千恩万谢。这个春节，只有小潘和那个年轻人是值得我感激的。望着小潘远去的背影，我不禁潸然泪下。
夹着被子，翻过那堵装饰性的矮墙，我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千家人正在看春节晚会的节目，甚至能听到里面传出的笑声。
我太累了，很快就在屋檐下睡着了，或者，是因为潜意识也希望这个夜晚快一点过去吧。
周围怎么那么多人？哦，是过节了！鞭炮尽情地响着，到处弥漫着那淡蓝色的烟雾……人们忘情地笑啊，笑啊…老人、孩子、女人……爸爸？妈妈？哥哥、弟弟……怎么所有的熟人都来了？在喧闹的人群中，我奋力举着一个巨大的龙头，忘情地挥耍着，随着我每一次甩头，汗水洒落在明亮的阳光里，像无数细小的珠子，向四方弥漫……那龙头带着我的视线升到苍穹中，连我也拽了起来，投入到那片金色的灿烂中。突然，一束强光笼罩了我。周围的一切顿时消失了，只有那束光依旧是那样强烈，直照得你不自在起来……
天亮了？
不！仅仅是光。我睁开眼睛，发现面前围着几个警察。怎么，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我拼命在脑海里搜寻着什么，想弄清楚发生了些什么！哦，睡觉。我不过是想在人家……不，我妻子家……也应该是我家……的屋檐底下好好地睡上一觉，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连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要求都不能满足我，却叫来了警察。
那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刻了，我像一条狗一样被赶了出来，被我那曾经同甘共苦的妻子、被我那叫过无数遍“爸、妈”的岳父岳母，被我那生下孩子后就放心地交给我抚养的妹妹妹夫从他们家的屋檐底下赶出来了。
为什么？
仅仅是因为我在除夕夜里想避开投奔朋友的难堪和无钱回家的局促。
朦胧中的我还是理顺了我大脑中的时空关系，我终于醒了，在醒的同时也在心里涌起了愤怒：是你约我来过春节的，又是你把我拒于家门外，甚至连露宿屋檐下的权利也不给我，还叫来了警察……你们太过分了！
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愤怒却在这样的沉默里越积越厚，几乎我所有的血管都在热血沸腾，我所有的细胞都激昂起来，那愤怒像岩浆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心扉，那种冲击一波大于一波，这种力量越来越集中，它像一柄刀子，在切割我的抑制力……我几乎丧失自制能力了。下颚在不由自主地抖动着，我知道，我要爆发了。
我恨不得！我恨不得！……
一个老警察看出了我情绪的变化，他过来用力抱住我的肩膀，使劲把我拉到一边，说：“好兄弟，我虽然在执行公务，可是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因为昨天我们已经知道你是刘晓庆的丈夫了，所以这里也是你的家。你的心情我们理解，只是，你要是在这里闹出什么不愉快，就更让人家有借口了。而且有一点，我跟你说你可能就会理解，我们蛇口的收容所春节都放假了，如果闹出什么不愉快的活，我们还得把警察叫来。你说，哪一个人没有家？哪一个人不想过一个团圆年呢？你好好想一想。
他的几句话，使我一下子泄气了。我不怕事情闹开的后果。或许在拘留所里也可以有一个伴，让自己不至于寂寞。可是，如果我被关起来了，还要有人来陪绑，人家也是有父母、有妻室的人啊！我不应该用我个人的痛快使很多好心人丧失了与家人共享天伦的机会，那些躲在洋楼里的人可以这样不顾道义，但我不能
一句话也没说，我和警察一起离开了。
那些人也许开始得意了，终于找到可以降伏陈国军的招数了一一一他怕警察。
其实，你们错了！大错特错了！我陈国军自打降生在这个世上从来没有怕过谁，只不过我比你们更善良，更有人情味罢了。
就这样，在十一点二十分的时候。我走了。在那个无数人正期待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在那个举国欢庆的除夕，在那个万家灯火、合家欢乐的夜晚，一个人走了，走在蛇口凄清的大街上…
这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春节了。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流落街头
流落街头
我坐上最后一辆小巴，到了深圳，我在街上徘徊，站在我们第一次到深圳时落脚的北国风味大酒楼……不知怎么走进了附近新建的新都宾馆的咖啡屋。
坐在吧台前，我要了一杯咖啡，一首不知名的萨克斯音乐像一条绳索紧紧缠住我的脑袋，越来越紧…吧台里的镜子映出了两三天没有洗脸的我，显得我是那样的邋遏……在那个记录了很多伤心故事的小本子里记下了我这时的心情：
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在酒吧里，除了镜子里反射的那个我以外，再没有其他人了。
你在想什么？
麻木！
音乐在响，可是我好像什么也看不见。
我是一只孤独的狼，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说一句话，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
我的口袋里连有几个小钱，我不会被撵走。
你是平什么来了？为什么会这样？
在你本命年的春节，一颗苦透的心……
望着镜子里的我，举杯祝福吧！向那个我告别吧！
再见！死去吧，陈国军。别再自贱了。
刘晓庆，我永生永世地恨你、咒你……哎！还是愿你幸福吧！
这是一杯酒加咖啡，是我要的，那是我自找的，自作自受吧！
算了，感想千千万，怨语万万千，沉默吧！像死一样。
记住，不要再提起这最丢人的春节，如丧家之犬流落街头。
一只狗，疡皮狗。俊瓜狗。
别再多愁善感，回家去吧，这个没骨气的东西。
告别了，过去的生活。
当我算账的时候，才发现，这一杯咖啡竟要花掉九十三块钱。哼，看来，我回家的路费真成问题了。
即使到了这份田地，我仍然把一百块钱交给小姐，然后潇洒他说了句：“不用找了。”真是穷大方。
离开了酒吧．漫步在深圳街头，只有我一个人在这样的冬夜里用脚步勾画着悲哀的情绪。
路边有一个建筑工地，用防护网围着，里面当然没有人。我走进去，找了一块干净的水泥地，吹走上面的浮尘，把相机用背包包好，枕在头下躺了下来。
已经是大年初一的清晨了，但天还没有亮，人们大概依然沉浸在狂欢后的疲惫里，在温暖的房间里做着预示一年吉凶的梦。
我也累了，很累……不知什么时候，也人梦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是旭日东升。
工地前面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站。这时候，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气球的人们已经在那里等车，准备四处拜年去了；小孩子们穿着鲜艳的花衣服，在人群里活蹦乱跳。一支舞龙队敲锣打鼓地从街前走过，也不知道那位好心的年轻人在不在里面，是不是已得到了许多红包……
即使是这样亢奋的气氛，也无法感染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不知是太困了，还是好不容易才麻木的大脑不愿意接受痛苦的刺激，我又睡着了。
再睁开眼睛，已是艳阳高照。
街上的人少了许多，在旁人眼里的这种难得的宁静，更使我即使躺在太阳底下也照样寒冷不堪。哎！这么冷，我为什么不多带几件衣服？哪怕多带一件也好啊！
想着想着，又睡了。
一天里。我就是这样醒醒睡睡，连动也懒得动。回北京时才发现，我的胯骨和踝骨附近，压出大片的青紫。
当我好不容易完全恢复意识的时候，已经是大年初一的晚上了。街上还是有行人过往，可是他们准也没有注意到网子里还有我这么一个人。
我慢慢地爬起来，头晕目眩的，痛得天崩地裂，牙齿在嘴里激烈地磕碰着。我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不远的地方有几个破纸箱子，大概是以前露宿街头的人留下的，现在，连他们都不用了，都回家了……
我支撑着挪过去，把那几个纸壳捡过来，连想吹也没力气吹了，垫在身子底下，又昏睡过去。
醒了，冷。
再醒。浑身燥热。
又醒了，几点凉意激在滚烫的身体上，开始下雨了，雨下得很大。我不得不往里挪着身体。
两个女孩顶着手袋跑进防护网，在我不远的另一根水泥柱子旁站下来避雨。小姑娘们兴奋地谈论着什么，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后来，还是那个高个的看见了我，于是，我听到了大年初一的第一句话：“那个人是不是死了？”
两个女孩向这边探了探头，又害怕地缩了回去。我怕吓着她们，连忙说：“不要怕！我还活着。”
看来我的声音也不能使她们相信自己没有遇到鬼，那边半天没有声响，终于，两个女孩顶着书包逃掉了。
我死了？怎么会？我不禁为自己和那两个女孩之间的问答搞笑了。
过了一会，也许是那两个女孩的缘故，来了一个警察和一个打更的老头。把我从地上叫了起来。
也许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或者是因为爱面子的本能，当我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脸上已带着微笑，好像还是很亲切很惬意的那种。
警察自然又是一番盘问，然后我又是拿出身份证和工作证来解释。哼！这个节过的，尽和警察打交道了。
那位警察用于电筒在我脸上和工作证上照了半天，还是将信将疑，“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哦，我们正在搞一个作品，其中有一段流落衔头的情节，怎么也找不到感受，所以我出来体验体验。
“还是你们搞电影的浪漫，大年初一的晚上，出来体验生活！”警察终于相信了。
那位打更的老大爷也笑了，“看着电影上一晃而过，想不到你们还这么辛苦。”
我冲他们笑着月是浑身却抖个不停，我快支撑不住了，也不知道这样勉强的笑容能维持多久。
他们大概也看出我在发抖了，眼里露出关切的目光。
不行，我已经坚持不住了，所以，还没等他们问寒问暖、就强笑着说：“过一会有朋友来接我，你们去忙吧！”
两人放心地走了。
我的笑容也维持不住了。一下子，我仿佛掉进一个巨大的冰窖，浑身上下都冷冰冰的。
街上的行人已经不是在走了，而是在云雾里缓慢地飘。路灯也在空中游离，好像是鬼火。一辆辆车从街上驶过，明亮的车灯透过防护网，烧的着我的身体……整个世界都在摇晃，摇晃……
嘴里像堵着什么东西，令我有窒息的感觉，应该把它吐出来。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吐，不能。堵在嘴里的是我的心，如果吐出来，我也会像那些行人一样飘起来的。
昏睡过去，又醒来，还是被雨淋醒的。
那两个女孩又一次顶着手袋跑进来躲雨。我估计，那时已经是初二凌晨两三点钟了。看来，这两个女孩是在附近做黑夜生意的。住处离这也不远。
这回，我似乎已没那么可怕了，她们凑过来，也开始了“盘问。”
还是那一番谎活，可是骗得了警察，却骗不了这两个经常与男人打交道的女孩。“哼，要是来接你，早该来了，你不用骗我们。”那个高个于很大方地又问一句：“大哥，你怎么了？大过年的！”
听口音。她也是个北方人。虽然不至于两眼泪汪汪，但这种老乡相见的亲切也使我心里热乎乎的。
“你是不是病了？高个子伸手在我额头上摸了一下。
记得和刘晓庆一起写《我的路》时，我曾经说过：“一滴水并不珍贵，可是把这滴水放在上甘岭就无比珍贵了。”
她过来伸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一一一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这个平时我看不起的女人，这个很多人提起来都嗤之以鼻的女人，并没有丧失那种善良的大性。她摸了一下我的额头……
我并不想把她和哪一个人作比较，但生活这样不经意的剪辑使我愕然了。
萍水相逢，在昏暗的灯光里她可能都看不清我的模样，在我的心目中，她也不过是一个昏黄的轮廓，甚至没有五官。可是，多少年来，每当我想起这个女孩的举动，就会激动不已。也许，她就是那个春节里，上天派到我身边的天使吧！
矮个子女孩拿来一瓶药，还有一大瓶可乐。
她们把药送到我嘴边，帮我服了下去，还嘱咐我要四个小时吃一次，药才会起作用。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女孩慢慢地跟我说：“大过年的，我们的生意也不好，要不，再给你留两个钱。
我怎么能要她们的钱呢？“不，不，我有钱，真的有钱。”
紧接着，她又问我：“你这里有朋友吗？有电话吗？我可以帮你打，让他们来接你。”
我能怎么办呢？我知道我既不能告诉她们我朋友的电话，也不能用她们的钱，因为那是她们的辛苦钱。
我法律上的妻子离我并不远，我不知道如果我把她的电话告诉这两个女孩，她们一个电话打过去，她知道我病了的消息后，会不会赶来。
会的，这一点不容我置疑。只是，我不想给她任何补偿的机会了，在我心里，她连这两个上“夜班”的女子都不如。
我只能用这样的手段来报复她！
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的事情，也许我会把我的地址留给那两个女孩。可是这时．来了一个矮胖的女人，她穿着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一扭一扭地走了过来。她对那两个女孩说：“你们死了心吧！他这种人，怎么会看上你们姐妹？还不快回去！要不，我告诉大哥了。”
显然，“大哥”这个名词是她们所惧怕的，女孩们什么也没说，乖乖地跟着那个胖女人走了。
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件我永生不能忘记的事情：我的身上盖着一床破旧的毛巾被，上面还有一件雨衣。
当时，我禁不住哽咽了。
我知道，这一定是那两个女孩偷偷送来的。
这使我相信了，世上还有善良，还有温情，还有素昧平生的热情相助。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遗憾的是，我不知道那两个小姐妹的姓名，也无法报答她们对我的恩情了。如果她们看到这本书，希望她们想起当年的这个春节，如果能和我联系的话，这将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不管她们做着什么或者做过什么，我都把她们当做我的朋友。
也许是药起了作用，也许是那旧毛巾被的温暖，我的感觉好了一点。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哎！谁买草莓
哎！谁买草莓
身体好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划下一步的行动。
当然应该回北京，可是，拿出钱来一算，路费显然已经不够了。怎么办？
找朋友，找妹妹都不可能，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这副熊样。去乞讨？哼，若干年前在北京火车站都没有拉下面子，今天自然也不会进步多少。
可是，形势所迫，我不能这样继续流落街头啊！我尝试着从地上站起来，两条腿虽然有些哆嚏，但是还是支撑住左右摇摆的身体，没有倒下去，地面变得有些柔软，感觉就像踩在棉花包上……脖子倒觉得支撑脑袋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样倒使脑袋转动自如，我在街上，没有目的地走着，腿悠悠荡荡地迈出去，又迟疑地落下来。从路人的目光中，我知道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是怪怪的，只是呼吸格外的好，好像每一次深呼吸都把无数个精灵吸到肚子里，使我的每一处血管都兴奋起来，我突然产生了巨大的饥饿感，我知道，我的病好了。我在一处工地接出的自来水龙头下饱饱地喝了一顿……水真甜啊！
我发现了一个自由市场。进去溜达了一下。看见不少人在批发草莓。以前我曾在街上见过一些人，脖子上挂着一个小篮，沿街推销草莓，没想到这是他们的大本营。我打听了一下，得知这些草莓是论包卖的，十五块钱一包，批发价是十二块，卖出一包可以赚三块。
看来，谁也靠不了，我只能靠自己了。
我拿那个相机作抵押，批发了二十五包草莓。拿走草莓的时候我还特意跟那个批发商反复叮嘱：“你可别给我弄坏了，我这个相机值五千块钱呢。”那个批发商很奇怪地看了看我，似乎在说：有这么好相机的人怎么会卖草莓呢？
第一大，我一直在街边走来走去，低着头，连叫卖的勇气都没有，不过，我还是卖出了九包草莓，一共得了二百八十五块钱，我交给批发商二百二十八元，自己挣了五十七元。后来批发商拽着我说，剩下的这六包草荡已经不新鲜了，让我自己处理掉，可以折价卖给我，每包六块钱。于是，他又拿走了三十六元钱，这样，我一天工作的结果挣了二十一元，外带六包草莓。
这毕竟是我自己挣的。
我跟批发商说好，明天我还拿相机作抵押来批发草荡，他答应了。
离开自由市场，我在路边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街上的行人还是那么喜气洋洋，节日的气氛还是那样浓郁。我心里一点悲伤也没有了。
二十一元钱，还有六斤草莓。这六斤草莓，就是我的晚饭。
吃下这六斤草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刚吃下一包，就开始反胃了，可是，在部队接受过生存训练的我知道，这个时候，生命比胃要重要多了。要把它吃下去！我这样鼓励着自己，可是这六斤草莓我分三次才吃完。
接下来的两大，我把那二十五包都卖完了。还是没有大声地沿街叫卖，只是小声地对经过我身边的每一个人询问着：“要草莓吗？可能是我的声音很亲切的缘故，草莓卖得很快。最后两天，我又赚了九十块钱。
和草莓批发商算完了账，天色还很早，我拿回了相机，漫无目的地走在深圳的街头，天气很好，阳光依然那样纯净，南方的冬天是最美的季节。只不过，一阵阵北风毫不迟疑地钻过衣服的纤维，直扑肌肤，让人体验到它带来的冰凉。真是无孔不入！把太阳带给你的温暖一扫而光，我不知不觉地停下脚步，让风裹着我，使我更清凉，这种清凉好像拨去了我脑子里的所有混饨，几年来的酸甜苦辣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我好像成熟了许多，好像看到了我和刘晓庆两条不同的道路所必然导致的不同结果。我不禁问自己，为何在感情上屡犯错误。总在一个恶性的循环圈里转，屡战屡败？我为什么总也看不清她的本来面目．总是相信她的每一次许诺？难道我真的从一开始就错了，爱上下一个不值得我爱的人？难道爱真的不是永久的？一想到这些，我真的感觉到恐慌。难道真像有人说的那样：爱和性是可以分离的？我落伍了？我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这一段人生的道路。我总不能走到这一步还总结不出一个于丑寅卯……
尽管风依旧清凉，但答案还是含混的，我总是不能当断则断，在应该清醒的时候总犯糊涂难道这是我性格的误区？看来爱情只是一种感受，真是很难用逻辑思维推一个道理出来。
街上的行人仍旧很少，连卖草莓的人也踏上了回家的路。我看着他们，知道我自己也该上路了……
深圳的遭遇对我来说充满了耻辱，还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悲惨呢？如果不是刘晓庆把这件事写进她的书里，恐怕我不会跟任何人谈起这段往事的…
那是我三十六岁的本命年，一个人一生中有几个本命年啊，有几次系红腰带的机会？这是我的第三次。
第一次本命年的时候，我可能还不知道人间的滋味；第二次我还是个军人，不知道要系红腰带；第三次，当我已经希望用红腰带拴住我的运气的时候，却遭遇了这样一场屈辱的经历。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也许是上苍慷慨的施舍，是孕育作品的土壤，可是，它太苦涩了，它会在你心里留下那永远都不能痊愈的疤痕。
我不愿意再往深处想，可是另一个念头却在我头脑中越来越清晰，这个念头就是两个字一一活该！难道真是自作自受？当年我又如何？难道这不是自食其果吗？
回想我经历的两次婚姻，我给自己定下了双重的道德标准。当年我拆散自己家庭的时候，抛开了所有的传统道德观念，认为自己是为了神圣的爱情，是进步的，是反封建的。我自喻为“反封建的斗士”，不管别人的死活，上不孝父母，下不管妻几，义无反顾如飞蛾扑火似地去追求，想到过给别人造成的痛苦吗？而今天，当我的家庭又面临崩溃的时候，我却站在一个巨大的传统文化书架前，不管是远古的还是近代的，凡是可用的道理、我都把它捡出来，作为自己的武装，又顽强地去和别人争斗。
哎！我对自己的双重标准、我对别人的双重标准真有点像现在的美国佬。这一点虽然在深圳时只是隐约地感受到，井没有想得很清楚，但现在细细想来，许多苦难对我来说真是罪有应得。用最解气的办法，就是指着自己的鼻子，用尽所有气力使劲大喊：“你一一一活一一一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