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我真的身无分文了
我真的身无分文了
回到北京，我一直在等刘晓庆约我去协议离婚。虽然朋友们一再说：“既然她不仁，你也可以不义，就不和她协议离婚。”可是，我知道这样不好，因为刘晓庆撤诉以后，六个月内是不允许再次上诉的，如果我不同意协议离婚的话，不就真的像刘晓庆想的那样，我骗她了吗？所以，我还是打算和刘晓庆协议离婚，做到仁至义尽。只是不知为什么，刘晓庆却一直也没有跟我联系，大概她也觉得无颜面对我这个被赶出家门的丈夫吧。
媳妇走了就走了吧，本来走的就不是同一条路，如今分道扬镳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可我还是要面对满目疮痰过臼己的生活，只是。不时会有一些社会舆论来骚扰我内心的平静。
记得那时有一篇文章叫《刘晓庆休夫记》，哼！时代不同了嘛！丈夫也是可以休的了。
在那篇文章里她通过她的朋友反复地强调着一个问题：我的错别字，我到现在也不否认，可能写文章的时候还会出现错别字，可是，我知错就改。我知道，错别字还会继续伴随我一生，我也会不断地学习，也许世界上真的有那种从未不写错别字的人，我很佩服他们。
那时．北京电影学院的夜大学正在招收三年制的大专生，我报考了，一方面是想圆了我多年的宿愿，一方面也想跟刘晓庆斗一口气——你这个音乐附中的学生充其量不过是个中专生。我从夜大毕业以后，就是本科生了。现在想来那时的心态有些可笑。学问的多寡不仅仅是由学历来判别的。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将来我在事业上的崛起需要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理论，而这种获得不能期盼某一天房檐上会掉下馅饼，只能靠自己孜孜不倦地积累。
虽然夜大学并不如真正的本科生光彩，但是自学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记得后来我常常跟我的同学说，“大家挺起胸来！我们是夜大学，但没有关系。是时代使我们错过了上大学的年龄，我们还是好样的，你们看，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就是夜大学毕业的。
这里面当然也有自我安慰的成分，可是我仍为自己能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一下而高兴。
在我忙于准备考试的时候，赵雅氓来到了北京，并约我出去吃了一顿饭。
隔着餐桌看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许多话涌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还是那么善良，虽然好多年前就预言的故事结局已经被事实验证了，可她却没有半点幸灾乐祸的意思，也没有一丝埋怨。
她说，她的一个同学邀请她到日本去留学，她要走了，只是，不得不把孩子留给我。
好吧．这正是我巴不得的。我很感激她，因为在当时，我的儿子已经是我的唯一了。有儿子伴在我身边，那苦涩的日子可能会过得容易一点。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香港的一家出版社来了一封约稿函，又三顾茅庐，希望我写一本关于我和刘晓庆婚恋到婚变的书。这么算起来，我现在的这本书已经迟了九年了。
港方许以重金，这对于当时囊中羞涩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诱惑。怎么办？
正当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谢大哥。认识谢大哥是通过他的妻子樊大姐。还在我和刘晓庆热恋的时刻，樊大姐就是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许多关于我和刘晓庆相亲相爱的报道，都出于樊大姐的手笔，她所写的都是她亲眼目睹的事情。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我是他们家的常客，樊大姐和谢大哥经常充当我的忠实听众。也许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自始至终目睹了一个男人悲哀的境地和受屈辱的无奈。
要说了解刘晓庆和我的，莫过于樊大姐了，她的材料可能比任何人都多，因为她是我和刘晓床共同的朋友，几乎成了摆在我和刘晓庆之间的一个双面镜，那边照着刘晓庆，这边照着我。
后来，有人曾劝樊大姐把我们俩的事写出来，可是她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从来没有避讳过我，所以不管我知道多少，我也不能出卖朋友。
也就是樊大姐这种做人的道理和谢大哥的谈古论今、语重心长，使我在当时打消了出书的念头，如果不是刘晓庆的那本《自白录》，也许这些故事永远会埋在我的心底，然后和我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消逝。
为了参加考试，我，不得不忙于补习功课。托朋友从北京师范大学请了一个学生做我的辅导老师，她补习得很认真，我的底子也不错，所以很快就不再需要她帮助补习了，但还有地理、历史……好多东西都要面对，即使是神圣的教育也需要金钱来支撑的。而我已经拿不出给老师的授课费了。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那十二万元的存款，那笔钱我一直没有动，即使是在打官司最需要钱的时候，我也没有打它的主意。虽然那是我和刘晓厌最初走穴挣的，存钱的也是我，但存折上写的是刘晓庆父母的名字，要动也要等协议离婚以后再动，所以我一直把那个存折放在那里。可是，现在我太需要钱了，我个能拖欠老师的补习费。
别无办法了，于是我开始打那十三万元的主意了。
我知道，取利息只需带上存折就可以了，现在我经济这么窘迫，只有取出一些利息来先解燃眉之急，等将来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再从我的那一份里把我取出的部分扣除好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来到了银行。
一看到我的存折，银行里的服务小姐就凑在一起议论开了。过了一会，一个小姐过来对我说：“你怎么才来呀！钱已经被刘晓庆取走了。
一下子，我呆住了。怎么？她把钱取走了？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跟我打呢？
这是我们俩的钱。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没有动它，即使在我几乎身无分文的时候也没有动。为什么？我知道那里面有你的一半，我没有权力私自动用它。可是，你却又一次背着我把这笔钱全拿走了，而且，还在你后来的书里说我动过这笔钱。其实，你只要算一下利息就知道我到底动没动过了。
一下子，我想起了很多很多。
我想起了你曾经问过我，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先保护你还是先保护钱，当我回答保护你的时候，你还说不对，应该先看好钱。当时我只不过觉得这是一个笑活、可它确实早已暴露了你很看重钱的禀性。我曾经为此说过你，你还说什么“即使你为了钱，这钱也有我的一半，也是为了我的钱”。
我想起了，当我们和你的大表哥一起谈论最初的一万元钱时，你说过的话一一一“这钱也有他的一半”。即使是在一九八八年我们闹离婚之前，你还重复过同样的语言。可是在你取走这十三万元的时候，一定连想都没想过这些活。
我并不想占什么便宜，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那一半。我不想要你的钱，可是你不应该把我的钱也拿走了。
在后来打官司的过程中，我总是遇到这样尴尬的境地一一一法院总是不停地问我，你有什么证据？
他妈的！我没有证据，一点证据也没有。如果一个人的良乙都不能出来作证的话，要证据又有什么用处？
善良的人怎么会在两情相悦的时候为后事准备证据呢？可是如果没有证据，又怎么能证明你的话是真的呢？想到留证据的人未必会用得上，需要证据的人常常不会留有证据。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吧。
过了几天，刘晓庆找了两个律师来见我。
哼，对于那两个律师．他们的名字我根本不想提。我只知道，有些人太可怜了，他们也许一辈子的“伟业”就是替刘晓庆打了这场官司。其中的一位还就我和刘晓庆婚姻的故事写了一本书，对于那本假话连篇的书，我只有嗤之以鼻。曾有朋友劝我对书里面的恶意中伤起诉，可是，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和他们对簿公堂？不值！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我找了几个朋友凑了些钱，把该还的账都还清了；下午，就和朋友们一起去洗印厂的游泳池游泳去了。
在游泳的时候，突然有人告诉我，刘晓庆今天晚上要去棚里录音。听了他的话，几个朋友的目光一下子转向了我。
其实我去不去在两可之间，蛇口之行己使我再也不想见她了，但我还是想当面问她一句：你怎么把我的钱也拿走了。我想看看刘晓庆在听到我这句问话之后的表现，会不会睁着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撒谎。人都是有两重性的。背着当事人瞒天过海的本领谁都不缺，可是当面撒谎却需要智勇双全。我想知道。刘晓庆到底是哪一种人。
朋友们都看着我呢，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要去，因为我是个男人，况且，在大庭广众之下看自己的老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自小我就不缺勇气，我的那个英雄主义又在膨胀了，这回当然也不能让人小瞧了！大丈夫也是被激出来的。
大家照样看着我，一个人慢慢他说：“刘晓庆可能会带着保镖。”
刘晓庆的保镖是姜某通过他父亲的关系找到的，是北京武警一中队的。本来刘晓庆想让厂里出面去找武警的，但负责法律事务的陈某某却一口回绝了她：厂里的职工到厂里来生产还需要保镖？这种事情没有任何条例可循。你说你人身受到威胁，可以去找公安局，武警又有什么理由出面呢？再说，这种要求本身就是过分的，你带保缥，他也带保镖，厂里的正常生产怎么进行？
由于陈某某坚持原则，刘晓庆想通过厂里找武警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了。那么，她找保镖完全是一种私人行为。法律在一步步健全。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经“健全”到可以私自找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来保护个人人身安全的地步了。
既然她请的是武警，我更不必担心了。我虽然只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我知道，武警的入伍教育里很重要的一项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的武警怎么能打人民呢？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比三
—比三
那天晚上，我真的去了。
在走廊里，我就被厂长和导演室的头头拦住了，他们一起劝我不要干扰刘晓庆工作。
我哪里是来干扰刘晓庆工作的？我不过想来跟我老婆说几句活，解决一些家里的事，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与你何干？
门口果然站着三个武警，虽然他们穿着便衣，但还是瞒不过我这个曾当过侦察兵的眼睛。即使是那个时刻，我仍旧不相信武警会打入，他们是没有权力介入这种家庭纠纷的。
可能我的到来还是使工作有了一点紧张气氛。
我是电影厂的导演，我深知这一点。一般录音室在工作，棚里在录音的时候，我不会到现场去的，这太没有职业道德了。我自然也不会在人家工作的时候去找我的老婆，何况我找我老婆只是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一直在外面等。
没多久，从周围人的面部表情可以感觉到，刘晓庆出来了。
刘晓庆果然出来了。她低着头往外走。
“唉．刘晓庆。”我很客气地叫了她一声，她却装着没听见。
如果当时她停下来点头跟我打声招呼，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她没有理我，这使我越发下不来台。我连忙跟着她，冲她说：“刘晓庆，我找你有事。”
她还是没有理我，照样低头往外走。这时，那三个武警已经成环形围在了她的身后。
我想拍拍她的肩以引起她的注意，没想到她竟然回过头来冲我“哇哇”大叫，那样子……哼！跟她上次从卫生间里出来冲妈妈喊我要杀她时一样。她这副样子把我也激怒了，我不由自主把拍她的动作变成了去拉她的手。就在这一刹那，三个战士都向我扑过来，拽着我不让我动。就在这当口，刘晓庆向门外跑去了。
突然的变化、突然的事件使事情突然升级了，刘晓庆的突然奔跑更使我想把她拉住。那三个战士都不是我的对手，我轻易地摆脱了他们，朝刘晓庆冲了过去。也可能，我这一冲，使刘晓庆又感觉到她的“生命受到威胁“了，她一直四处宣扬我要杀她，大概这一回真觉得我要杀她了，所以她装出更慌张的样子，跑得更快了。
战士们也很迅速，他们毕竟比我年轻，在我刚跑到刘晓庆跟前的时候又把我拦住了，这个“拦住”里已经有了暴力成分，出手很重，而且已经手脚并用了，反正，阻止我是他们的目的，手段他们也就不在乎了。他们三个人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拽我、拉我的上衣、拉我的胳膊……在我对面的正好是那个中等个子的，他伸手来抓我的手。
我也被激怒了，那时，几乎是出自本能，我使出了擒拿术中撅腕这一招，我一手抓住他的手，一手拿住他的腕子。就在我准备用力的那一刹那，我清醒了：他们不过是战士，是受命于领导，我的事情和他们无干，基于这种想法，我只是轻轻地使了一点劲儿，但这足以让那个战士“啊”地叫了一声，松开了手，从此退出了三人的围攻。
面前的路让开了，我又向刘晓庆追了过去。
没跑几步，那个矮个子一个“由后抱膝”扑过来，双手抱住我的小腿，把我扑倒了。这时，那个班长样子的人也冲上来，使劲拉住了我。
我从那矮个子战士怀里抽出右腿，在他肩上狠劲一蹬，他松开了手，我趁机爬了起来。这时，那个班长冲到了我的面前。不容细想，我又本能地用左手擒住他的喉咙，同时提起了右膝。凡是受过训练的人都知道我的企图了，他已经受制于我，用不着左右开弓，左手。右膝随便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足以使他丧失战斗力了。可是，我还是收住了手。
他们并没有任何感激我的成分，还是一个劲向我扑来，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在接受任务的时候，刘晓庆就已经添油加醋地把我夸张成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徒了。
这时。刘晓庆已经跑到门外去了。我禁不住有点恼火。
武警似乎也被我的行为激怒了，战斗的意志更加旺盛。
北影厂许多围观的人这时也看不下去了，纷纷过来拦住武警，可他们还是冲了过来。
我真是有点不耐烦了，一手抓住那个班长的肩头一扯，同时脚底下一绊，他摔了个跟头。
当我摆脱了武警追出来的时候，刘晓庆已经不见了。武警们也跟了出来，和群众吵吵闹闹着。在外面，我们又叫骂起来。骂的是什么如今也记不清了，反正激烈的言辞又把双方逼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我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住了那个班长的喉头。现在，只需两个指头稍向里一用力、他就残废了。
可是，这一刹那间，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战士不就是十几年前的我吗？
这个想法使我又一次收住了手，只是用虎口把他的喉头往后推了推，他就已经喘不过气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小心伤了他喉部的软骨，他这一辈子都好不了。
接下来，只是叫骂，再没有交手。
也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她之所以不想见你，是因为她没有脸面对你诚实的眼睛，她可以跟别人说谎，却无法对着你撒谎，那么剩下的只有躲开。造成她叫武警把你打了这种结局，不是她的本意。她本来只想威吓你一下，没想到你小子浑劲上来，倒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
不管怎么样，我和刘晓庆之间的关系已经急转直下。现在，夫妻做不成，朋友也做不成了。谁会要这样无情无义的人做朋友呢？
好了，既然这样，事情也就简单了。厂里一方面出面请了武警；一方面通过方方面面的人来调解我和刘晓庆之间的关系。
我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六月二十丸日。
厂法律顾问陈某某来电话。
陈是反对请武警介人家庭私事的，但迫于厂里的决定，也没有办法。他打电话来通知我这件事，还说，他已经当面问过刘晓庆为什么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钱全取走了。刘晓庆当着他和聂某某表示，她知道这些钱里有我的，之所以提走，是怕我用这些钱来跟踪她，所以她先提出来，到时候再还给我。
本来这件事有陈某某和聂某某两个人作证的。可是后来在法庭上，这种罕见的有证人的证据也不能被承认。
陈某某还来电话通知我，在七月四日的厂委会上，由厂方出面为我和刘晓庆调解。
那一天刘晓庆如约来了，当着副厂长宁某某和法律顾问陈某某的面，我们谈了很多问题，当然也包括财产问题。
刘晓庆的谈法很直接。她问我：“你要多少？”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说，“现在不是我要多少的问题，而是首先应该确认我们家里的财产有多少的问题。如果我要的话，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对我产生误解。有两点：第一；我并不想要全部财产的一半；第二，你的金银首饰我一概不要，那和我没关系，现在我们俩应该谈一谈我们家里究竟有多少财产。”
刚刚谈到财产问题的时候，刘晓庆还没有回避。可是，当我每次都清清楚楚他说出家里有多少钱的时候，她的情绪又开始变得焦躁起来。我想，那时她也许产生了一种被人剜肉的感觉吧。虽然到最后，刘晓庆恼羞成怒，谈话无法进行，但是，在她恼羞成怒之前，我们还是谈清了家里到底有多少财产。
本来我和刘晓庆的这次对峙，厂里都是有记录的。按理这份记录应该能够成为法庭证据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还是不能成立。
总之那天厂方的调解是失败的。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两个混蛋，终于坐下来了。哼！只此一句话。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我和儿子
我和儿子
我知道，又要法庭上见了，因为再过半年，刘晓庆又可以上诉了。这时候，由于赵雅氓已经出国留学，儿子也被送到我身边。我的日记里记下了这段事情。
七月十四日。
儿子来了，一切都放在一边吧。
冰箱里空空如也，给儿子吃什么？口袋空空。
哎！千万不要失去勇气，不要忘了，你是一个父亲。
我的儿子悄悄长大了，如今已经七岁了。他很乖，常常默默地看着我，一句活也不说。我努力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想把我这么多年来欠儿子的都赎回来。
我给儿子讲那些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故事；和儿子一起坐在北屋的地毯上看月亮，把儿子搂在怀里教他唱歌……
儿子腼腆极了，和小时候大不相同，记得那时他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有一大堆节目，怎么也演不完。可是如今，儿子几时的那种天真快乐已经烟消云散，怎么也找不到了。不知道是儿子长大的缘故，还是因为我这个爸爸对于他太陌生了？
我努力想把儿子那种活泼劲恢复过来，他也放松了许多，靠在我的怀里，嘴里咿咿呀呀地跟我哼哼：“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船……”
现在，儿子还不懂得阿娇是什么，但似乎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其中的意境，我们在洒迸屋子的月光底下摇摇晃晃，想像着月光下的那条小船……
阿娇没有了，儿子还在。
每当儿子在我的歌声里安然人睡之后，我都会把他抱到那个大床上，替他盖好被子。这时候，白天已经被忙碌挤掉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在眼前展现。此刻，这许许多多对于我来说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厌恶”。我竭力想躲开，躲到儿子给我带来的那份血缘的安宁中。
那天下午五点十分，几个朋友正在家里聊天，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儿子跑到厨房叫我：“爸爸，爸爸，您的电话。”
我连忙跑过去，一拿起电话，我就听出是谁了。“你是谁？”我故意问道。
那边半天没有说话。
这个时候我比以前聪明了许多，一般都要留些记录。正当我打开录音机的时候，那边说话了，“我是姜某。”
“你干什么？有什么事？”
“听说你要把我写的那东西拿给记者。
“这是我的事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对方十分阴险他说：“你要把它拿出去，小心你的儿子！”
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大声地喊着，“我操你妈！如果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毫毛，我杀你全家，要你全家的命。”
对方迟疑了一会。“啪咯”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那天正好有几个朋友来我家，一个朋友过来把录音机关上了。刚才的通话，通过电话的扬声器，大家都听见了。我回头一看，儿子正怯生生地从门外探着头。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呀！我的命根！你是无辜的，凭什么受这种威胁？
真的，如果真有人会动他一根毫毛的话，我会不顾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这决不仅仅是一句吓人的话。
朋友们过来安慰我：“既然把话说出来了，这种人就没有胆量实施，这不过是吓唬人的臭招子。”
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我在五点四十分给派出所打了电话。在派出所备了案。
朋友们本来打算在我这吃饭，还带了好多东西，庆祝我儿子来了，可是，这个电话把我们的心情全搅乱了。
我真的很担心，因为我们家乡有一句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我的儿子今年才七岁，他什么也不知道，即使有人伤害他，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我是他的父亲，我要保护他！
我想起了刘家有着正义感的大表嫂，就拿起电话告诉她这个情况，请她转告刘晓庆不要伤害我的儿子。大表嫂听了我的陈述也很气愤。我果然没看错，她是刘晓庆离家出走以后椎一一个站出来替我说句公道话的。对于这样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我至今充满了敬意。
天下所有善良的人，都不会拿一个孩子来做什么筹码的。如果你是一个男人的话，有什么事就来找我！拿我的儿子来威胁我，你不觉得这太卑鄙了吗？你从此失去了和我对话的权力，因为你是一个无赖，徒有男人虚名！
晚上，儿子坐在那里翻我给他买的画册，我默默地看着儿子。
现在，儿子是我的唯一，为了他，我可以去杀人！真的！我会连眼睛都不眨杀掉所有威胁我儿子的人，我发誓，决不手软！全部杀干净！为此，赔上性命也在所不惜！多少关键的时候，也是为了他，在恨得我牙根冒血，想做一些很痛快的事情的时候。我都忍住了。
在日记里，我这样记着：“我有一个儿子，他需要我，我不能让他无依无靠。为了孩子，忍！忍！忍！
现在，我的儿子受到了威胁。虽然那也许仅仅是口头威胁。可那种人的人格是不值得相信的，也许他们真的会来伤害我的儿子。也许我不在家的时候，会有人敲门……会有人闯进来……会……不！我的儿子大小了，他还手无缚鸡之力呀。
不行，我得带儿子离开。
于是，连碗都来不及洗，我给儿子穿好衣服，拿了向朋友借的钱，连夜离开了家。
临走的时候，我把北屋里的灯打开，又拉上了窗帘；把电话的一根线拔掉，这样别人打电后进来永远是占线的忙音：我把收音机打开，音量放到最小．这样在门口听起来好像屋里有人在交谈；最后，我还在门上做了个记号……
夏日雨后的夜晚，整个马路都是湿涟涌的，路上的积水映着远处的路灯。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甜腻腻的味道。街上的人很少，我背着背囊，领着儿子，在街上匆匆走着……
儿子非常高兴，屁颠儿屁颠儿的，不时地用脚把路上的积水踩得“啪啪”作响，不时地回头看着我，他不知道我要领他去哪里，一直不停地间我，“爸爸，我们去哪里？
我对儿子笑着说：“爸爸领你回家。这时候，我所能够信赖的只有我的家人了。
只是，我的儿子哪里知道，爸爸领他去逃亡！逃脱那可怕的阴谋，不让任何人伤害他。
那一年雨水很大，回家路上许多铁路都被雨水冲坏了，火车不得不半途改线绕行。由于修铁路，列车在内蒙古的一个小站上停了整整一天。离车站不远，有一个歌舞厅，不时随风送来一阵阵音乐，天边已是夕阳西下，我和儿子仍在月台上玩着。我让他的两只脚踩在我的脚上，一步一步地挪着，我拉着他的两只小手，低着头看着他，嘴里唱着《音乐之声》里的插曲，“哆是一只小母鹿，来是一束阳光……”接下来又是《孤独的牧羊人》，又是《大篷车》……所有我能想起的，半生不熟的歌，只要是欢快的节奏，都会从我嘴里飘出来。我和儿子在月台上玩了好长时间，那一天的晚霞好美好美……
那回，儿子终于又疯起来了，在我的歌声伴奏下，他在月台上扭着小屁股，乐得不得了。看着他那快活的样子，我的心里呀……也就在这一刻，好像获得了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种人类最普通最久远的情感第一次这样强烈地被我感受到了——在我带着儿子逃避威胁的路上。这种情感的意识虽然这样晚才出现，可是我清楚，它是那样强烈，似乎胜过了我一直认为崇高无比的爱情。尽管我的儿子也不是最完美的一个，但为了他，我会不惜一切！即使在日后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依然经常听到朋友的劝告。我告诉所有的人，如果真的有人想在我儿子的身上打主意的话，代价是千百倍的，这决不是一句吓人的活。这种动物进化过程中的遗传，并没有被人类的文化冲淡多少，而这种本能的疯狂我保持得比别人更多。
把儿子送回家，交给了我哥哥和弟弟，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我相信，我的兄弟们会比爱护他们自己的孩子还要甚地照顾我的儿子，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比我能战斗。这种家族的百折不挠、殊死搏斗的秉性一直维系着我们这一族人，从远古走到今天。我像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勇者，又匆忙赶回北京。
回到厂住宅区，已是深夜。我格外留心地注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楼上透过窗帘，屋里的灯依然亮着。但是当我走到自家门口时，突然发现……收音机？我的收音机怎么不响了？走廊的灯亮着，不可能是停电，这是怎么回事？
看看门上做的记号还在，这说明没有人打开过这扇门，难道有人从凉台爬到屋里？难道是收音机烧坏了？答案只有这一个。我不免警觉起来，真要是有人进来，绝不是我的朋友，我在门外做好了准备……
我把走廊里的灯关掉，门无声无息地被我打开了，一股暖湿气扑了过来……不对！门窗一定被打开了，要不然屋里的空气应该是凉的，一下子，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做好准备，以对付那最突然发生的事情。
我毫无声息地推开了里屋的门，一股暖风吹了过来，毫无疑问，有人打开了阳台的门、我轻轻地蹲下来，一只手准备着，另一只手拉开了灯，阳台门上的玻璃被卸掉了，风是从那里吹进来的。可是……屋里没有人！
现在只剩下北屋了，我蹲下身。用一只脚猛地把北屋门蹬开，屋里还是没有人，不过收音机的插销已经被人拔了下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翻过身才发现茶几上有一张便条，“陈国军，因为你屋里的收音机没有关，你的邻居告诉我们后，我们怕你出事，故打开阳台门查看，希望你能理解，回来后请速和我们联系厂保卫科“。
原来，由于我房里的收音机昼夜不停，所以，我的那些好邻居们担心我发生意外……
我十分理解他们的好意，真的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接到了香港的妹妹打来的电话。从她支支吾吾的语气里，我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头。怎么？妹妹和妹夫吵架了？虽然我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但自己的亲妹妹总还是要管的。我让妹妹找妹夫接电话，想跟他谈一谈。可是，妹夫也是支支吾吾的，让我感到很奇怪。
经过再三追问，他们才说出了原因。原来，他们也接到了好几个匿名电话，说是香港黑社会打来的，他们拿我的外甥和外甥女作要挟，其目的就是迫使我妹妹和妹夫劝我尽快离婚，因为他们受人钱财总要替人办事。
自然，我也能猜出来这电活是谁打的、因为对方已经把目的说得很明确了。如果这电话真是黑社会打来的，能出钱找黑社会逼我赶快离婚的还能有谁？
后来在那个律师写的书上，说刘晓庆曾经资助过我妹妹出国。哼！真是滑稽！我妹妹凭她自己的学识、能力和运气出的国，又嫁了一个能干体贴的丈夫，有一双聪明漂亮的儿女。这一切和你刘晓庆又有什么关系？刘晓庆所给她的，不过是当别人谈论其风流韵事的时候她无法摆脱掉的尴尬罢了。
放下电话，我的心里难过极了。我这个小妹妹，从小就很招人喜欢。我一直有一个梦想：等我发了财，要给她买好多的首饰，让她开心，让她快活。可是，我一直没有发财，到后来，连我上夜大学的学费还是我妹妹提供的。
我娶了这样一个媳妇，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些什么呀！我兄弟们一点点进步，都会被别人描述成受到了刘晓庆的资助；他们所有人的成功都被刘晓庆的暗影笼罩着，甚至为此遭人白眼。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父母不会知道这些事了。要是我那可怜的妈妈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她该多难过！要是我那性格刚烈的父亲知道了这些事，更不知要被气成什么样子了。
我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儿子，连我的手足也跟我一起承受耻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呀！
八月亡日下午，厂法律顾问陈某某通知我到厂里参加一个四方会议。
我所理解的四方会议就是我、厂里、刘晓庆和她的律师，所以也没怎么重视，那一大天气很热，因为我准备会后去游泳，所以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跨栏背心就去了。
到了厂委会门口，我才发现有些不对头。门外停着一辆天津大发和一辆伏尔加，从司机注视我的目光里，我感觉有些异样。
当我推开门进去的时候，才发现是一个五方会议，我、厂里、刘晓庆、刘晓庆的律师，及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人参加聆听。法院的人除了法官、书记以外，还有法警；刘晓庆的人除了律师以外，还有一些人坐在后面，我也没太注意。
那次所谓的法院诉讼保全和送达行为被某人在自己的书里胡诌八扯，颠倒黑白地记了个大概。过了很多年，当我看到这篇“瞎话”之后，突然想起了非常类似的一件事。
有一次，在去苏州的列车上，卧铺同格的有一位自称是青艺的演员，在那里大谈特谈陈国军。当时陈国军和刘晓庆的离婚案已经尽人皆知了，而且好像关心的人还不少。在座的就有几个很感兴趣，一个劲地问他，“你见过陈国军吗？
“见过。
“他长得什么样？
“一米八的大个子，穿一身旧军装、脚蹬一双高筒的大马靴，背着一个书包——嗅，书包就是过去部队的那种，上面还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一一一书包里装着两把菜刀。每天到我们青艺去，找姜某拼命。
“那……他什么模样？”
“哦，一脸落腮胡子。说起话来声音很大，太没文化了。”
他的描述绘声绘色，而且还不乏细节，让人不得不信。
当时，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动也没动，由着那些人议论纷纷。那些议论里有的可怜女人，也有的为男人抱不平，说什么的都有。
听了一会议论，我站了起来，过去拍了拍那个“青艺演员”的肩膀，“我跟你说几句话。”
在车厢的连接处，我问他：“你认识陈国军吗？”
“当然认识。”
“哦……我是北影的。”
他听说我是北影的，自然很客气，连忙掏出烟来让我抽。我谢绝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工作证，说：“这是我的工作证，上面还有照片，你看你认识这个人吗？”
他迟疑地拿过了我的证件。
我现在还记得他那时脸上僵硬的表情。
所以日后看到刘晓庆的律师写的那篇东西，我又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只不过，我看到的仅仅是像那个“青艺演员”一样的胡说，却没有机会看到他被揭穿之后的不自在。
那天，法院的法官王范武先生送达了刘晓庆的离婚请求，又宣布同时执行诉讼保全。
诉讼保全对我来说不算陌生，当刘晓庆的父母把我的家全搬走的时候，就有朋友告诉了我这个法律名词，它是指在离婚双方怕财产流失，不利于法律分割的时候，由法院出面，对家庭财产进行冻结和登记。
当时朋友们说，刘晓庆的父母不在北京，北京的家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在你和刘晓庆不在家的时候把家里的财产搬走了，侵犯了你们的权益，你应该要求诉讼保全。
可是我不能那么做，因为对方是我的岳父岳母，而且我也不忍心把老人叫到北京来打这场诉讼保全的官司。
可是如今，我的一念之差使刘晓庆顺利地完成了她的财产转移三部曲：第一步，她找来小姚把我的家搬空；第二步，她利用我的善良把我手里唯一的一张存折（这也是我和刘晓庆最说不清楚的财产）上的钱全提走了：第三步，她借着第二次起诉离婚要求诉讼保全，这次，她还是借助法律的力量完成了她第三次财产的占有和分割。
不能不说，这个女人相当有心计，相当厉害。她三番五次利用我的善良和仗义把我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光蛋。
我的态度确实不好。“什么，你要诉讼保全？家不是都让你搬光了吗？你还保全什么？”
我没有想到，真是没有想到，她居然还要保全很多。凡是她认为有用的东西部保全了，而保全之外的东西基本已不剩什么了。
哼！我都没有要求保全财产，你反倒要求了，你可真行呀！
“我反对。”我跟法官很明确地谈到这一点。
但法官还是坚持。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法院还有：个合议庭，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而且，我心里明白，刘晓庆第一次起诉时搞到的那张纸条还在起作用。
其实，如果我当时转身就走，他们也没有办法进行诉讼保全，因为诉讼保全必须两人都在场。可是，陈某某一直劝我：“事已至此，保全就保全吧！”我这个人一向不想让朋友为难，只好和他们一起去了我北影的住所。本来刘晓庆的律师还要来，我坚持说不可以，他才独自留在了主楼。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还坚持着：“我可以参加诉讼保全，但钥匙我不交，随你们便。”
于是，法警把门端开了，因为他代表法律。
邻居不知道怎么回事，纷纷探出头来，当他们发现了我和法官以后，又都关上了门。
他们一样样地进行财产核对。我在一边拍了两张照片。尽管法院的人阻止我，但这是我的家，也不是你们法庭，照片我依然留着。
刘晓庆低着头，把她认为该拿的东西统统拿走了。奖杯（这本来就是她的，即使她不来拿我也要给她，省得占地方）、录像带（包括我的工作带），最后，她甚至贪婪地指着书柜上的书，也要一起拿走。
这下，连法官对她的态度都起了变化，不得不提醒她：“你除了要求诉讼保全的东西，其他东西都不能拿走，你不能什么都要啊！”
我这时也提醒了她一句：“冰箱里还有一匝多挂面，那边书架上还有三十多元钱，是我这个月的工资，你看，是不是也要拿走？”
不知法警没有听出我的挖苦，还是他别有用心，居然真的过去把冰箱打开了，里面果然只有一匝半挂面和半瓶豆腐乳。关上冰箱门，法警看着我笑了。我想，这是一个男人对另外一个男人友善的笑。他可能也为刚才端门的那一下感到不妥，对我解释了一句，“我们是执行公务。”
再没什么可拿的了，满满的装了两大箱。陈某某一直在安抚我，告诉我：“明天会有人来给你修门，厂里派人来。”
哼，我的家。被我的妻子带着人破门而入，而且一切还是合法的。真是“猪八戒吃西瓜一一一倒打一耙”。
在中国、一贯没有冤假错案的记录，所以在人们心里，法院总是对的，总是代表了正义，那么我这种与法庭抗争，怨恨法院的情绪就是错误的，是非正义的。
我委屈！
当财产登记完，我签了字之后，我指着刘晓庆说：“总有一天你会人老珠黄，你会门前冷落车马稀，到那时候，你一定会想起今天这一幕，今天这一刻，你会后悔的。”这是我当面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们走了。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一眼也没有看刘晓庆，而是死死地盯着地。她走到门口的时候站住了，对我说：“哥们，我走”了。
我拼命抑制着自己，再不抬眼看她。她又停了一会，终于走了。
陈某某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临走时还把那扇被端开的门开关了好几次，安慰我说，“国军，别难过，我明天就找人来修门。”
门关上了，那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我一直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脑子里依然是一片空白。
过了好久好久，电话铃响了。我一点也不想去接，让它在那里不停地响。
铃声停住了，过一会儿又响了起来，我还是没有动。可是这回，它一直执著地响着。我不想不想不想接，而且恨不得把电话拽下来摔碎，但，我还是没有动。
它怎么这么烦，响响响，响个不停。
终于，我受不了了，过去把电话拿了起来。
“喂！是陈国军吗？”
一下子，我听出来了，是赵雅氓的声音。
“你怎么样？”
我能说什么……
“喂！你怎么样啊？”
“我一切都好。”可是，我的泪水却扑扑蔽籁地落了下来，我想那回流下的泪水比我以前所有流过的泪水都多。我拼命用手捂着话筒，不让对方听出我在哭。
那边一直不停地“喂、喂、喂”，她大概以为电话线路有毛病。“你生活得怎么样？缺不缺钱？如果缺钱我给你寄些回去。”
这决不是杜撰的巧合，也不是刻意安排的情节，我敢以最毒的誓言来保证它的真实性。上天把两个妻子都安排在同一天出台，为什么？当我第二个妻子凭仗法律来抢夺我的财产的时候，那个当年我伤害过的妻子却远隔重洋打电话来问询我；第二个妻子恨不得把我的每一个铜板都拿走的时候，第一个妻子却问我是不是生活困难，缺不缺钱。都是女人，何以有如此大的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