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一个晚上，由于走时来不及通知北京，所以刘晓庆不知道我要回去，而且我也想给她一个惊喜。
当时，我的潜意识里是否有一些不信任的成分？
也可能有吧！
我想看一看，在我不在的时候，她究竟是怎样生活的。
那天晚上，我带着给她买的螃蟹，螺狮，还有五十斤蜜桔，走在北新桥的楼道里。。
楼道里静极了，我听到自己忐忑的心在跳个不停。
我敲了敲门，开门的是她…
看来确实是我多虑了，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她正在看书。当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愣了好一会。才回过劲儿来…她忙接过我手中的东西，我们一同走进了房间。上
也许我的突然出现使刘晓庆感到非常惊异，不知为什么。我从她的眼里感觉出一种陌生感。她好像有话要跟我说，但是欲言又止。
面对着满头大汗，手里提着东西，兴冲冲地赶到的我，即使她有多么要紧的话，只要里面包含着扫兴的成分，她又怎么能说出来让我难过呢？
短暂的停滞之后，我们又橡以往那样，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久别重逢的烈火，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部烧成了灰烬。
当时有一个朋友送了刘晓庆一个玩具，虽然现在这种玩具已经不新鲜了，但在当时，却是凤毛磷角那是一个八音盒，上面有两个小孩儿，撅着嘴，当八音盒被上紧了发条之后、那两个小孩儿就活动起来，绕了个小圈干，两张嘴就紧紧地吻在了一起。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玩具，后来这种玩具破仿造成两个固定的接吻小人，走遍了全中闰每个城中的大街小巷：。我拍《趟过鸨人门的女人》时，把这种陶瓷雕塑用成一个小道具。每当我看到它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个八音盒……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上紧了发条，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音乐，看那两个小孩一遍又一遍地转圈几，亲嘴儿，还模仿着它们，从春天，到夏天，到冬天，再到秋天，接着又是春天……
虽然当时我们的钱很少，但是刘晓庆还是有爱吃水果的习惯，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经常担心他说，“找了你这样一、老婆，这么爱吃水果，将来，我怎么养得起你呀！
“你放心吧，将来我给你买。
“哼，男子汉大丈夫，谁用老婆养？
“你呀！就是封建！
那些天，我们不像以往那样，怕别人发现我们还没睡，就在那个阶段，我总是感觉到刘晓庆要跟我说什么，但又总是欲言又止。
我明白了：我们中间还是隔着一个“老大哥”。犹豫了很长时间，刘晓庆并没有给我任何承诺，我也知道她在犹豫，所以并不想逼她。
当时的我，好像要比以后的我聪明许多，但是心情还是一样的，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常常嘀咕，但是这些嘀咕并没有妨碍我对她好。因为我知道，我有勇气，也有能力获得这份爱情。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刘晓庆特别爱吃螺狮，为此，我特意从上海为她买了整整一塑料桶，结果却成了累赘：这么多怎么吃得了呢？
于是，我每天一遍遍地换水，把死的螺狮捞出来扔掉，然后个在那里用钳子夹螺狮，为利晓庆做了吃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螺狮，既然刘晓庆爱吃，我就学着做按照北方的方法，做出来一尝，还满足个味儿，我又不断地革新，这一次偷偷地往里面加一点咖啡，下一次又偷偷往里加点麻酱，反映都还不错、于是，我尝试出了一个配方既加咖啡，又加麻酱，结果味过又香，还可以提神。
刘晓庆说她很喜欢吃我做的螺蛳，我想这绝不是安慰我，那道菜，我确实做得不错。
我的戏拍完了，可以往北京好好地休息，但是刘晓庆却有许多事要忙，要上剧组，要左西苑饭店，有的的时候还要一早赶到现场。
当时他们剧组住在海滨招待所，在城西，而北新桥去却在城东。
一天晚上，她没有回来，因为第二天早晨他门要去十三陵拍戏。
她打了个电话来，说，好想吃螺师，当时反正我除了看书以外也没别的事，就三点钟起床，把螺狮炒好，装在一个缸子里。用毛巾包了又包，提着它上路了。我坐第一班107路电车赶到西直门，再从西直门坐上开往颐和园的车，终于在他们五点半出发前赶到了招待所，把那些还温和儿的螺狮送到了她的手里。
我在西直门换车的时候，北京人才刚刚从睡梦中醒来，一辆辆汽车开着车灯，在黑暗中跑来跑去……
我在那里等车，把一缸子螺狮抱在胸前，怕它凉了。
此时，不知为什么，一股酸楚的感觉袭上心头，我想到了已经回到长春的赵雅氓，想到了我那个刚生下六千月就由爷爷奶奶抚养的可爱的儿子，想到了许许多多和我一起入伍的战友，想到了长影的许多朋友、同事……，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孤苦伶仃…
我一下子变得不好意思起来。我怎么会这么早就起来，又这么远地为她送螺狮呢？这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自古，人们总是愿意用亚里士多德的古老哲学来分析人…“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
我时常问我自己：我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得到的答案是：我做过许许多多好人们做过的事情，也做过坏人们干过的事……好在随着现代模糊哲学的出现，人类终于在好人和坏人之间画出了一大块中间地带，那么附庸风雅，我也就算是一个中间地带的人物吧，这是今天的看法，可是在十几年前的那个时候唉。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的思维更加简单而固执，因此也更加愿意接近这个容易理解的理论。
从我懂事的时候，父亲就教育我蛰做一个好人，我现在还算一个好人吗？如果再往下走下去，我就真的成为陈世美j”吗？我虽然姓陈，但不是陈世美的后代（况且后来才知道，陈世美的故事其实也是人们编造的），我的身上不可能会有这种忘恩负义的遗传基因。
可是，我阶情感和理智在心中强烈地冲突着，使我几乎个能自己。
我并不是那种瞒天过海，可以不对自己的良心说真话的人。这样，我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苦恼中。相信刘晓庆当时也是这样苦恼着，不被自己左右。
我相信，刘晓庆是爱我的。她也为我放弃了一切。我也爱她，而且是没有任何代价的。
对于这一点，经过了那么多分开的日日夜夜，我越来越不怀疑。
尽管我对赵雅氓有比天高、比海深的歉疚，但它并没有阻止我走向我的挚爱。尽管我对我的儿子有铭心刻骨的情感，而且，每次想起他，我的心都像刀割般流血，可是，这也井没有阻止我向另一个不是他母亲的女人表达心中的爱意。
我呀、真是发疯了！
我算个什么东西？那些日子，每当我独处的时候，心里一直这样想。
可是、一想到刘晓庆那柔弱的眼神，那久经风霜，又得不到关怀的经历……当她强忍着自己心灵的痛苦，对你强作欢颜的时候，这所有的崇山峻岭，都崩塌了，都烟消云散了。
我就是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把这个故事继续着……
刘晓庆回来后非常得意地告诉我，她把螺蜘分给了大家，自己吃得很少。所有人都夸奖我做的螺螂，都在夸她的男朋友这么早来给她送吃的。虽然他们不知道是谁，但他们可以从此体会出她男朋友的一片心意。
那个时节，为了能在北京留下来，为了名正言顺地和刘晓庆在一起，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在北京的摄制组。为了解决工作问题，我和刘晓庆到处跑，但是说来惭愧，那么多摄制组，就是没有一个合适我的差事，所以，我心里也非常懊恼。
后来，一个朋友介绍我到八一厂去做场记。
在工作时，他们因为不知道我和刘晓庆的关系，其中一个人谈到，他和刘晓庆是好朋友，曾经在天津接待过刘晓庆和“老大哥”两个人，我自然明白这“接待”的含义。所以回去和刘晓庆发了通脾气。
有很多时候，我的脾气也是莫名其妙，我那时之所以那么焦躁，也许是因为我很怕回长影去面对赵雅氓，再加听说了这件事，就和刘晓庆闹厂些不愉快…
在那时，我们之间又走进了另外一个人。
其实，“老大哥”早就退出了，我真正妒忌的不应该是他。
许多年以后，当刘晓庆离家出走的时候，许多文字材料都留下了，包括几本日记，其中有一本提到了她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感情上的波折。
我一直以为，她的日记中记录的那个人物是我，但是怎么看怎么不像。因为在那段日子里，我已经离开了日记中提到的那个摄制组，而且，也不在北京。从她的日记中看，她所描述的那个人既不像我，也不像“老大哥”。
多少年来，我第一次感到悲哀，而且如此的强烈。我也第一次感觉出，原来，我一直是个大使瓜。
我知道，我不会把这些日记公布出来，尽管这些日记很准确、很真实他说明了刘晓庆是怎样一个人，但是，我仍然不想把
此外，即使她做错了事情，但是，一切已经过去了，尽管我们已经分开八年了，但她毕竟曾经是我的妻子，或者，她毕竟，哪怕是在很短的时间里，真正爱过我。仅为这一点，就足可以宽恕她所有的过错了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我要和赵雅氓离婚
我要和赵雅氓离婚
随着事情的发展，和赵雅氓之间的离婚大战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其实，当我在上海的时候，赵雅氓回到厂一里，就听到许多关于我和刘晓庆的传闻。而且厂里许多老同志，为了避免这场大战，造成不必要的分裂，还想出了很多办法未帮助我们。
已故著名导演、艺术家王家乙老师，就曾抱着美好的愿望，在《大小伙子》中找了一个角色让赵雅氓来演，希望我们能够借此机会和好如初。
只是因为在上海时组里住房很紧张，不可以夫妻住在一起。幸好如此，要不然，两人在一起时的那种尴尬会……
虽然赵雅氓在上海呆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平时的接触中，也感觉到了我对她的那种冷落，她故意做出不在意的样子。
回到长春之后，我和赵雅氓之间不得不谈到这个话题。
而且，回想那一段时光，有很多时候是我在制造冲突，鸡蛋里挑骨头，用东北那儿的话来说，就是事事找茬，和她过不去。从生活中的小事，到对艺术的见解，和为人处事中的一些看法。及生活中极其细小的细节，比如洗衣服、打水……但凡能制造不和的机会，我都不会放过，有时，竟然喝醉酒，和赵雅氓大吵大闹。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很不光彩，又是人，又是鬼，我性格中的两重性在那个阶段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对刘晓庆，我是一个信誓旦旦的忠贞男人，但是对赵雅氓。我则是那种肆元忌惮的、咄咄逼人的、忘记承诺的小人。
这种两重性的生活就这样继续着……
赵雅氓觉得情况越来越糟，就打电话让我的母亲来长春看我。
在长影那几年，我们的住房很紧张。我住的那个宿舍，在五十年代是长影的单身宿舍楼，后来因为房子紧张，许多人结婚后仍住在里面。楼里每个房间都很小，就像一个鸽子笼。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在走廊里生火做饭，搞得走廊里乌烟瘴气的。
母亲来了，就得和我们住在一起。
母亲是严厉的，她对刘晓庆并没有什么认识，而赵雅氓却是她非常中意的媳妇，面对母亲的斥责，我不敢还嘴。
当我又看到我的儿子的时候，我的心灵真的是震颤了。这个小家伙，一天一天地，长得那样可爱。好在我的儿子当时还不会说话，如果他会说了，也跟着奶奶、妈妈一块儿指责我，恳求我，我又该怎么办呢？难道让我面对那双天真无邪的眼睛撒谎吗？
看着那为我操劳了一辈子，白发已悄悄爬上头顶的母亲，看着那没有丝毫对不起我的行为的妻子，看着那不晓人间善恶、刚刚晰呀学语、瞒珊学步的儿子，我……真是惭愧。
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个现实，我也同样没有勇气去面对我所钟爱的刘晓庆。
没有办法，我只好暂时离开他们。我真的战胜不了他们三个：强大的力量，惹不起，只好躲着点儿。
我开始频繁地往北京跑，星期六一下班就登上火车，星期天早上就能到北京了，然后，星期天晚上再坐火车回来。反正把母亲交给雅氓，我是放心的。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火车站借钱
火车站借钱
有一次，我赶到北京的时候，刘晓庆出乎意料地没有在那里等我。
当时，全国开展了一种新的演出——走穴。各个文艺团体的演员、明星们突然意识到了钞票的重要性，而且各地的观众也对这种有电影演员参加的、形式喜闻乐见的晚会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全国上下一派走穴热潮。刘晓庆责无旁贷地成了各大演出团体重金相邀的“大腕儿”。
这次，刘晓庆应邀去河北衡水演出。
看着她留下的信，我才知道，这次是白来一趟了。
衡水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很陌生，只是在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中看到过那个地名，好像是日本人从那个地方派援兵来围剿在乡下从事游击活动的武工队。
凭着我的小聪明，我很快地接通了衡水的总机，而且通过他们接通了刘晓庆的电话。在电话大楼里，和刘晓庆一聊就忘记了时间，结果，一算电话费，足足花了八块钱，致使我连回长春的车票都买不起了，差了两块。本来以为，凭我的工作证，可以在火车站向人借两块钱，等我到长春再给人家寄去。
我想，到了车站，每发现可以使我达到目的的人，我就走过去，说，“同志，对不起，这是我的工作证，你看，我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我把这几句台词练了又练，而且在车站，我还不止一次地发现了那种面容慈祥，看上去会热心助人的人。可是每当他们和我擦身而过的时候，我却没有勇气张开我的嘴。
那天，我在北京站广场上的烈日下晒了整整一天。一方面，我在寻找着那个可以借我两块钱的人，但始终，我也没有勇气向别人伸出乞讨的手，这对自视清高的我，真是比杀头还难；另一方面，我又利用这段独处的时光好好地反省了我自己，好好地思索了一番自己这个阶段的生活。
人都是自私的。为了使自己心里好受，为了使自己不成为坏人，会在世界上几千万条理由中，找出那几条可以使自己心安的道理。
真像妈妈说的那样，我现在是上不敬父母，下不顾妻儿，我还算个好人吗？本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光明磊落的好人，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可是现在这种冲突在我的脑海里频繁地出现，我不断地问自己，难道，我真的成了一个坏人？
“不，我并不坏。”
可是那你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罪不可赦的事情？为什么，你对自己的儿子不讲责任，对自己的母亲不讲孝道，对自己的妻子出尔反尔、百般挑剔？为了达到离开她的目的，什么莫须有的事情都往人家的身上推，难道这不是喜新厌旧日吗？难道喜新厌旧的人会是一个好人吗？
我总是被这种念头折磨着，可是，我真的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坏人。人总是会千方百计地让自己处于一种心理平衡的状态，总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
诚并不是喜新厌旧日，我之所以和赵雅氓离婚，那是因为我发现了人间的真爱。我和赵雅氓结婚的时候，我并不懂得这种情感。
尽管我和刘晓庆之间有“老大哥”，但是我们是那样的诚实，彼此之间并没有互相欺瞒，而且，我们互相依恋，彼此都缺不了。这种感情，许多人一生都没有遇到过，而我，却在这段日子里遇到了，这不能不说是我的幸福。难道，我为了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错的吗？
为什么，我可以和我并不爱的雅氓生活一辈子，而和我的所爱——刘晓庆就不能一起生活呢？这难道不也是不公平吗？
孩子现在还小，但将来有一天他会明白的，因为他也有可能接触这样真挚的情感。
我不断地安慰着自己，替自己辩白着，我并不是一个坏人，只不过是不被他人理解罢了。
你为什么不替你的妻子想一想呢？将来，她怎么办？
这样做难道不是为她着想吗？她和一个根本不爱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难道对她公平吗？既然我不爱她，那么早一点离开她，她也可以尽早开始自己新的生活，难道这不是对她负责吗？这不是出于善良的心态吗？
我相信，我是为了爱，为了人类那最纯洁的情感，才做的。
这样，我好像比以前信心更足了。
时间，也在我的思索当中过去了。天也黑了。
好在，我知道刘晓庆他们摄制组住在海淀，陈烨又是和我很熟的朋友。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坐车到了海淀招待所，找陈烨借了十元钱。第二天早晨去车站买了车票，踏上了回长春的归途。
回到长春以后，正好赶上北京电影学院的陈老师正准备拍一部反映引滦人津工程的电视剧，陈老师选中了我。让我在剧中担任主要角色。这样就给了我一个名正言顺地到北京的机会。
我去迁安县体验生活，同时尽量抽时间回北京和刘晓庆在一起。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第一次春节晚会
第一次春节晚会
这个时候就要临近春节了，中央电视台开始组织最早的春节晚会；刘晓庆应邀担任那次晚会的主持人，而且在晚会上还要表演自己的节目，当时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还在尝试阶段，没有一定规定，什么样的节目，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还是个问题。
当时，我和刘晓庆为了选择节目绞尽了脑汁。演什么节目？小品，还是电影片段？最后，还是觉得唱歌好，同时，还说服了晚会的导演和组织者，在刘晓庆演唱的时候播放她的电影片段。因为刘晓庆毕竟是一个电影演员，电影表演才是她的强项。
为了选择穿什么服装，我们也煞费苦心。最后决定穿一件红色绸制的紧身上衣，选了那条深咖啡色的裤子，这一身看上去很得体：可是，当我们挑选穿什么样的鞋时，却犯了难。当时，刘晓庆充其量只有三五双鞋，可是不是鞋不跟脚，就是鞋跟已经坏掉。刘跷庆有一个坏毛病，每当坐在比较矮的凳子上的时候，她就要踞起脚，用鞋跟磕着地，结果，把好多鞋的后跟都磕得露出了里面的木头。这怎么能上台呢？
那一天，我在北京城里闲逛了一整天，希望给刘晓庆买一双合适的鞋。最后，终于在东四找到了一双很漂亮的小靴子，号码也对，皮子也不错，而且颜色是米白的，配什么衣服都可以，所以我就决定要把它买下来。虽然这双靴子值五十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为她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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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就是穿着这双靴子去电视台的。
眼看又到了年关。
北京市的街道，在春节时期是最冷清的，气温也是最低的。不知不觉，我和刘晓庆，又到了分手的时光。
我既没有勇气陪刘晓庆回成都，又没有勇气不回家，没有办法，在腊月二十九的那天晚上，我登上了开往佳木斯的列车。
我们是在东单路口分手的，刘晓庆急着去彩排。
我站在北京的街头，看着她坐上一辆汽车走了。
春节晚会上刘晓庆的表演，我根本没有办法看到，因为当时我正在火车上。
除夕的晚上，整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人。
虽然你可能坐过卧铺，但你决没有体会过那种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卧铺车厢里，感觉着车厢在铁轨上晃动的滋味。
虽然在列车的前方有我的父母、兄弟，我的妻子、儿子在等待着我，但此时，心里仍旧感到说不出的孤独，因为在车的反方向，那个使我揪心扯肺的女人却越来越远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希望火车开向哪一边。
由于车厢的空旷，使它完全成了一个共鸣腔，铁轨和车轮摩擦的声音在整个车厢里震荡着……
我回到家的时候，雅氓已经带着孩子提前到家了，初一早晨，大家相聚在家里，谁都知道我从哪儿来，但谁都没说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雅氓很给面子，没有在兄弟姐妹面前大吵大闹。
也可能她已经感觉到，以后，回这个家的机会不会大多了，所以拼命地干活。
当时，家里很穷，没有买洗衣机，所以雅氓就把一家大小的衣服全拿过来洗，也可能想以此报答母亲的恩德。
我的兄弟，为了使大家更高兴，借了一架相机，为大家照了很多照片，使我现在还能够看到那时的熊样，我真是恨死了自己当时的样子，一副局外人的面孔，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即使是和儿子、母亲在一起，也仿佛一个陌路人一样…
我真的，好后悔，好后悔……
父母过早地离开我们，兄弟们都说是我气的，也许，我将终生脱不了干系，因为父母的身体原本很好的、唉，真不知当时该怎么做。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树欲静而风不止
树欲静而风不止
春节很快结束了。
由于长影和天津电视台签了劳务合同，我又名正言顺地来到北京，再在北京转车去河北的外景地。那里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一个伟大的工程——引滦人津。
在北京，我只能停留半天。
当时刘晓庆正在参加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摄制组住在燕京饭店，我就去那里看她，但是，令我非常不愉快的是，她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这个人我在承德见过，因为大家都是电影圈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我不想给人家找麻烦，就姑且给他起一个代号，叫“小严”吧。
“小严”的身份我早就知道，令我非常不舒服的是，刘晓庆中午请我们吃一顿便饭，而他却做出副主人的样子在那里张罗着。
可能我的感觉被善于察言观色的刘晓庆发现了，她很坚决地就制止了“小严”的行为，而且找了个借口把他支走了，可是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心里那种微妙的感觉：我突然成了一个客人，成了一个局外人？我觉得十分不自在。
在河北的拍摄并不是很顺利，导演们和天津电视台的同志在艺术上有不同的见解，天津方面坚持他们的意见，但是，作为一个导演，在艺术见解上又不能轻易让步，僵持了几天，最后，以陈、李两位导演离开摄制组而告终。
我是陈导演挑中的演员，按说，我应该和陈老师一同离开。可是，新换的导演再三挽留我，而且天津台又和我们厂签了合同．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单方面撕毁合同，因此虽然我的心里觉得不和陈导演一起走是十分错误的，但也不敢轻举妄动…
后来，我想了一个主意。送走陈，李二位导演之后，我虽然表面上没有提离开的要求，但是我在那里找茬儿。
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行规，如果我继续在这里工作下去的话，就会背叛朋友的情谊。终于，我找了一个可以回长影交代的借口，说他们排戏不准时，就撤离了。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原来我不是你的唯一
原来我不是你的唯一
一九八三年三月下旬的一个早晨，我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京。
到北京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路上行人还不多，我兴致勃勃地往北新桥赶。
我按着我们临行前约好的暗号在门上敲着，可是，里面没有反应。
怎么？刘晓庆没在？难道是昨晚上排戏，到组里去了？
我又敲了几下，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里面的二道门好像有动静，可是，门还是没有开，我执著地用那个暗号敲着，而且，也听到里面有拖鞋的声音，虽然那声音很细微，但是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我来说，一切已经明明白白了，屋里有人。
我站在那里想了想，也许是老伊在家，刘晓庆觉得不大方便，所以不开门？
临走时，出于侦察员的职业习惯，或者是出于对“小严”的突然出现的不满，我在门上做了个记号，这样，只要有人从这个房间里出来，我就能够知道。
我转身下了楼，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刘晓庆的摄制组打。可是，西苑饭店的同志告诉我，她并不在。
是不是刘晓庆睡得太死了？
可当时明明有人在里面动啊！
我马上又赶回老伊家门口，这时，我发现刚才做的记号已经没有了。那么，肯定有人在我离开之后从屋里出来了，是谁呢？
我有一种不祥感觉，连忙改变敲门的暗号，连续敲了九下门（本来应该敲六下）。“谁呀？屋里传来刘晓庆瓮声瓮气的声音，接着是那熟悉的脚步声。
一开门，一脸睡意的刘晓庆站在了我的面前，她好像并没有惊讶于我的突然到来，张口就问：“你怎么没用暗号敲门呢？“我用的就是暗号啊！”我尽力遮掩着，“难道我记错了？”
随后，我们走进了屋里。
刘晓庆依然躺回到那张小床上，我走到窗户和小床之间，这样可以一览无遗地看清刘晓庆的表情。我走到她的面前，定定地看着她，她回避着我的目光，掩饰地用手抚弄着衣服。后来，她也定定地看着我，就像在凤城，就像在丹东，就像……
突然，她什么也没说，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刘晓庆紧紧地搂注我：“我好想你……”
一下子，我的怨气全消，我深深地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对不起她。
马上，就像冰见了太阳，一切都融化了。
刘晓庆跟我说：“近来走穴的机会比较多，你也参加吧
“我？”我笑了，“我唱什么？”
“你就唱《二月里来》。
我们真就唱起了《二月里来》，唱《夫妻识字》，唱《兄妹开荒》……本来平时我们就经常喜欢靠在一起唱着那许许多多好听的歌。
虽然我在声乐上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但唱歌的感觉还是有的。为使她的那本书更好看，把很多我们有约在先不再谈起的事情都说出来了。看来，真是市场经济！什么都可以拿出来卖了！既然她已经开诚布公了，我再隐瞒下去真是莫名其妙了。
在北京呆了几天，我又不得不赶回长春去，因为我离开了天津电视台的摄制组，撕毁了合同。
刘晓庆站在阳台上，目送着即将远去的我，我在中新社快拐弯的地方回过头来看着她，她则在阳台上看着我招手，就这样，我转身走了。
这是她第一次到阳台上和我挥手告别。
其实，现在看来，她的这种反常举动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或许她良心发现，觉得有对不起我的地方，目送我可以安抚她的矛盾的心情；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她看我是不是真的走了。
我很快地来到车站，排在人群里买票，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买到，只好买了一张站台票，先上车再说。
一上车，我就四处乱窜，希望找到一个面熟的乘务员，好帮我补一张车票。可是不幸的是，我从车头一直走到车尾，也没有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只好找到车长，再三地恳求：我有急事，要尽快赶回长影厂拍戏，希望能给我补张票，可是，那天的那个女车长不知为什么，一点也不给面子，好说歹说，就是不行。气得我，当火车离开车站的时候，被扔在站台上的我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她几句。没办法只好明天再走了，我转身又回到了北新桥。
我赶到北新桥的时候已经是五点来钟了，三月份的五点钟，天已经黑了。我看到老伊的房间里透出了灯光。按我们约定的暗号，灯亮着表示屋里有人。是老伊在家？我怕老伊在会不方便，所以只好在楼下等。
既不能离得大近，这样会引起来来往往居民的注意，又不能离得太远，屋里人出来了我都看不见，当时老伊家里，也没有装电话，而且又没有BP机这类东西。
就这样，我一圈一圈地在楼外溜着，屋里的灯光却依旧亮着。
六点、七点，八点，九点，已经是十点钟了。我可以无所顾忌地站在院子里，因为已经没有过往的行人了，白天里喧嚣的一切这时也安静了下来，只有远处马路上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传来一两声喇叭叫。
我坐在楼下一个阴暗的地方，抬头看到老伊屋里的灯光依然是亮的。
老伊今天晚上真能聊，都十点了也不想回去。因为老伊当时在摄制组，他每天晚上都是要回摄制组住的，好在我穿的并不少，也没有感到很寒冷。
突然，灯灭了。
是老伊家的吗？
我从左数到右，从上数到下，确实没错儿，老伊的房间已经灭灯了。
当我算准老伊已经离开以后，就朝那个房间走去，就在我能够看清整个大门的时候，突然大门上方的窗户忽然亮了，我马上止住了脚步。
灯怎么亮了，刚才不是已经黑灯了吗？
也可能，刘晓庆睡前洗刷吧、也可能老伊又回来拿什么东西？
嘿，可千万别让他碰见。
我连忙又上了一层楼，在楼梯的拐角处躲起来，可是，门并没有人开。
也可能老伊忘了什么话，又转回来跟刘晓庆说，可是，我为什么没听到开门关门的声音呢，这是怎么回事，
一下子，我的心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洞，黑黑的不着边际。我不敢再继续分析下去……
也许刘晓庆已经不住在这了，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不能冒失，千万不能冒失。
我在楼梯上坐下来，面前正好对着那扇门。
突然，里面的二层门打开了，一个熟悉的男声在说着许某某的事情。这声音好耳熟，我一定在什么地方听到过……
他说话的语气很随意、就像在自己家里，可我能分辨得出，这并不是老伊的声音。
在哪儿听到过呢？我苦苦地回想着。
猛地，我站了起来。
这是“小严”的声音。对，没错。
他怎么会在这里，而且，这么晚了……
一下子，我呆住了。我的脑子里乱极了，不知道该想什么。
可能是刘晓庆暂时把房子借给他和他的女朋友住的，当年那个刘晓庆经常爱干这种助人的好事的。那么，我还是走吧，君子有成人之美，还是不要打搅人家为妙。
就在我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里面突然传来了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声音——是刘晓庆在说话。
人家一个剧组的可能在商量什么事情。也许刚才是灯坏了，千万别把人想歪了。我在心里安慰着自己，为刘晓庆辩解着……
可是，人在有些时候是不能冷静地欺骗自己的。我越是在那里辩解，越是会不由得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我的心揪得越来越紧了。
中国不是有句俗活，叫做“以小人之心度君于之腹”吗？恐怕是我多虑了。我怎么能这样怀疑自己心爱的人呢？也许“小严”来是为刘晓庆换个灯泡。
哎哟！一会他们出来看到我坐在台阶上，那可怎么是好？想
到这儿，我赶快又往上爬了几个台阶，站在了楼梯的拐弯儿处。
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我的心也开始焦急起来。我盼望着刘晓庆大方地把“小严”送出来，盼着他们像朋友一样告别……
然而，我的这一切盼望都随着灯光的又一次熄灭而破灭了。里面再没有任何声响……
火在我的脚底燃烧着，慢慢地往上蔓延，一直烧到我那颗正在隐隐作痛的心，把我的理智烧得无影无踪。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无数个问题在逼着我，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是那样可笑，一种羞辱的感觉堵在我的胸口……
不行，我不能这样让别人当猴耍。
仅剩的那么一丁点理智使我保护了那个门，因为它不是属于刘晓庆的，然而这仍然不能阻止我，我用在部队里学的知识打开那扇门。虽然我以前并没有亲自实践过，但按着教员所教的步骤，一点一点的……好了，门开了。
我像狮子一样扑了进去，直奔进厨房，操起了一把菜刀，就跑到了居室门前，飞起一脚，只听“当啤”一声，插销被我踢掉了。
我一步冲进门里，打开了灯……
我看到……
我不会忘记我所看到的，我不会说出我所看到的，我不会……不会……永远不会！
静静地，我们长时间地对视着……
刘晓庆扑了过来，抓住我的胳膊苦苦地哀求我。我一甩手，把她摔了出去，也可能因为正在气头上，我用力过大，刘晓庆是一下子飞出去的……
说起来人们可能不相信，那真是一个漂亮的三百六十度空翻……
我疯了，一定是疯了！
我让“小严”通报了姓名、单位和职务，然后，就让他站到阳台上去。
三月的北京仍旧是春寒料峭，“小严”求我，让他穿上衣服。我想了想，给了他一件外衣。他披着外衣蹲在阳台上，我随手把门关上了。
我一下子坐在沙发上。
当时，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怕，眼里一定是凶光毕露。刘晓庆哭着走过来求我。
记不清她都说了些什么了，可是，我决不会那么轻易地就原谅她。
百般哀求之下，我仍然保持沉默。
突然问，她要给我跪下。我飞起一脚，踢到了她的小腹上。那一脚踢得很重，而且，我穿的还是一双消防队员的那种靴子。甚至，踢她的一瞬间，我感受到了通过靴子传来的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下，刘晓庆手捂着肚子蹲在了地上。看着她的样子，我的心猛地一酸。
我好恨啊！又好心疼！
这种恨也包含着对我自己的。
那时，我还幻想着刘晓庆的肚子里怀着我们的孩子，曾幻想着那是我们孩子生长的地方，可是，我却狠狠地踢了那儿一脚。虽然我当时连想也没想，但是我更不能原谅的，就是自己连想也不想。
我他妈的真该死！
“小严”在阳台上不时地敲着门，希望我能让他进来。
“你爬下去吧。”我说。
他好像还做了一下努力，爬到了左面一家的阳台上，但是，也许是因为那家有人，也许是因为他不好意思，总之，他又爬了回来、在阳台上苦苦地哀求我、希望我让他从屋里离开。
唉。我天生是个顺毛驴，吃软不吃硬，在他说了许许多多“我该死”、“对不起”之类的话之后，我把门打开，放他走了。
这段细节，刘晓庆在《自白录》里写得很清楚。
剩下来的时间，只有我和刘晓庆……
我们说什么？怎么说？我不知道。
我们做什么？又怎么做？我也记不清了。
反正那天晚上，我们说了许多许多至今已想不起来的话，也做了许多许多至今已想不起来的事。也可能刘晓庆会记得，如果我都想不起来了，那么可能记得的只有她了。
或者是因为我本能地想忘了它，忘了那晚上，那晚上，确实是地狱，确实是地狱。
我同意刘晓庆在书里写的那些想法，看来，她还记得很清楚，既然她不想说，那么就让我俩还互相保留一点隐私吧！我想，今生今世，我也不会再谈起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它永远是我和她心里的一块没有任何人知晓的秘地。
说起来好像还很高兴，毕竟，我们还有一点隐私。在刘晓庆《自白录》里，洋洋万言所谈的除了我们的隐私之外，还有什么呢？但是，她毕竟没有“伟大”到坦白一切的地步。在我们之间，还有许许多多故事没有说。
让我继续写下去是困难的，在上一个段落辍笔之后，我一直不想写。我尽力地回想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是不管我如何绞尽脑汁，好多事情好像还是想不起来了。也许是我的潜意识不想让我自己进入那个永久封闭的地带吧。
但是，这是我们感情的一个转折点，这个空白应该有最简单的说明。
我们是如何度过这场危机的，我的记忆是含混的，我所记得的只有两点：或者，我离开她，结束我们之间的一切，我们那灿烂爱情已经失去了光芒，前途黯淡了，只能就此分手；或者以＋分的勇气来承受这不幸，用宽阔的原谅来感动天地，让她以此为戒，用这最后一次不忠换来那永远真挚不变的感情……
说来真是难为情，即便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想到要离她而去，心里又涌出一股恋恋不舍。如果原谅她的这次过失，我的胸怀又没那么宽阔。
经过了刚才的急风暴雨，这夜晚更显得万籁俱寂。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呆呆地看着我。我坐在沙发上，故意不去看她，两眼望着天花板，不时地喘着粗气，我势必要离开了，我站起身，缓慢而坚定地向门口走去就在我将要把门打开的时候，她突然从身后扑了上来，紧紧地拉住我：“不能走，你不能走，无论如何你今天晚上不能走，要不然我会死的。”话音未落，她就嚎啕大哭起来，那伤心的哭声会把世上所有的男人都融化掉……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之间也雨过天晴了。
上午，我们请了一个吉他手。本来刘晓庆是想让我学吉他的，可是我对乐器实在是不擅长，所以学不久，就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女孩子自弹自唱是很有出路的，所以力劝刘晓庆学，她学起来也比我快一些，因为她有学扬琴的基础。
当吉他手来了以后，我就出去买菜了。在北新桥附近就有蔬菜市场，但我还是登上了公共汽车。也许是我想出去散散心，好回想一下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
在车上，我突然间觉得嘴里有些异样，连忙背过身，把手伸到嘴里。天！我的牙碎了，我的左面最后一颗牙被咬碎了。
我把掉下来的那一小块碎牙拿在手里，它白花花的，有如小拇指盖那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