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复杂的，人的社会活动匕是复杂的，不可能找出那种纯而又纯的情感，他们当时的想法，也不是纯粹的，在他们眼里，是为了救我，可是在我的眼里确实是他们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在整我，也许，就那件事本身来说，两种成分兼而有之吧。只不过真的救人并不是靠这种运动，这种运动往往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记得，那些运动所留给我的就是紧张、不安的感觉，好像时时都会传来令人汗毛直立的消息。
一天下午，又是开这种帮助我的会。我还是坐在那个挨批的人应坐的门口的位置上，窗外的光线一丝不苟地倾泻在我的脸上，令我每一个不谦虚的表情都能够让坐在背光处的领导们看得一清二楚。
一位老同志反复地发言，有些上了年纪的女同志，更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批评，有人甚至谈到了赵雅氓，谈到了我的儿子，指责我心狠，不负责任等等。由于这个问题不是批判的主题，也惟恐我会抓住什么把柄反击，所以只是点到为止。
我还是在那里谦虚地记录着。突然我听到了身后的走廊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脚步声到我们门前时，停住了。我一回头，发现几个穿着便装的人在那里面元表情地站着，从我的判断，这几个人是警察，好像是准备要抓什么人。
我心里一阵紧张，该不是来抓我的吧？！
其中的一个对我（因为我坐在门口）说，“马书记在哪里？…一开口，满嘴的山东口音。
我一下子放了心，即使有人来抓我，那么不是北京的，就应该是长春的，不会是山东口音…
马书记出去了。
一位比我年龄稍长，在很多电影里扮演过很多角色的同志继续在那里语重心长地批评着我，感情是真挚的，态度是严肃的，批评是有理有据有节的．表情是准确丰富的我的耳朵虽然在听着他的批评，但是，我的心却到隔壁去了，因为团长和书记在那里我感觉，他们在里面的谈话灯像很严肃，气氛也不是很对，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大家部不约而同地停下来。因为演员个个都是很聪明的，他们对这些很敏感，从这种突然来访，和隔壁偶尔传出的说话的语气，感觉到不是什么好事情。
马书记开开门，瞅了瞅我。我的心一下了提到了嗓子眼，可是，他的视线又从我的脸上移开，扫到了刚才那位很兴奋地批评过我的同志脸。“某某某，你出来”
某某某听到了书记叫他，迟疑地刚刚站了起来，书记身后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就走到了屋里，问他：“你是某某某吗？”
“啊！我是某某某，”
“你被捕了”
真有戏剧性，他的批判稿还没有说完，而且，他那义正辞严的话语也确实感动了我，可是，就，眨眼之间，他——那个正在冠冕堂皇地批评着我的他一一一被抓了起来，手铐在众目睽睽之下．铐在了他手上刚才那些批评我的人们也变得疑惑了，也许他们在想，是不是抓错了？
人马上被带到了隔壁团长的屋里，这边的党组织活动自然而然地停了下来，大家的兴趣显然已经被这突然而至的事情转移走了，纷纷地来到了团长的屋里。刚才那位批评我的同志此时已经橡霜打了的茄子一样，蔫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在外地拍戏时，把家乡亲戚的金首饰拿出去卖：了，当时定的罪名是倒卖黄金。现在看来，问题也不是那么严重，这个同志也不是个坏人。
当时，那位公安局的同志还说，是不是让他家里给送几件破衣服来，因为在牢里用不着穿那么好的衣服，而且如果穿得太好了，还会让牢头给撕了。
大家注视着还没有发完言的他，带着手铐被警察带走了。警察穿着便衣，很客气地用衣服盖着手铐，边聊天，边把他给带走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又能想得到，刚才还在组织会上慷慨激昂地帮助我的人，现在竟成了囚犯呢？谁想得到，在演员们中间颇有威信，而且被认为是演员剧团团长接班人的他，一下子就成了阶下回，这，一切，准又想得到呢？
人被带走了，大家坐下来，简单地议论了一会这个突发事件之后，不知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下来，然后，所有人把目光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
一直低着头想记点什么的我，听他们那边突然没声了，以为他们要说什么重要的话了，连忙抬起头，可是，大家都一言不发地盯着我，谁也没有说话。他们的目光里，有同情，有悲哀，也有幸灾乐祸，而且，好嫁幸灾乐祸的人还不少呢！他们沉默着，用沉默重复着这样的潜台同：“下一个就是你了。”
剧团在短时间内被逮捕了两人，这使剧团。一下子就成了被人瞩目的焦点，成了厂里所有人议论的中心，这时，不知谁扯了个头，厂里又开始传这样的谣言、剧团里要抓进去三个人，下一个就是陈国军。
当时赵雅珉也在厂里拍戏，她自然会听到这种议论，甚至还有许多热心的女党员找到她，以挽救陈国军为题目和她谈话，给她详细他讲了这些情况。
可是，当下班以后，我心绪不宁地坐在那里，既没有做饭的兴趣，也没有吃饭的兴趣，一个人呆呆地一言不发的时候，她也能从我的身上发现这种不安的情绪。
我和她在一起，沉默的时候多于说话的时候。
那一大，宿舍又没有电。我们坐在那张旧办公桌前，桌角上点着半根蜡烛。
赵雅氓对我说：“看来，你在厂里没好了，我们离婚吧。”
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那里盯着蜡烛的火苗。火苗抖动着发出轻微的劈啪声。我知道，这句话她说起来有多么不容易。她也知道，这句话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根本不相信那些拯救陈国军的活动，也根本不愿意加入这种拯救的行列，她十分清楚拯救的意义是什么。她的加入无疑对我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在她的手上有刘晓庆和我的信，她是有证据的，也是有理由的，可是她没有跟任何人讲。
我的目光始终没有从那烛火上移开……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她哭了，倒在了床上哭着，哭着……
我当时真想站起来对她说声对不起，但是，我没有这个勇气，或者说，我觉得我那样做的话，太虚伪了。
那一天，我们几乎没有说话，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在那里哭。嘴里反复说着：“我就这个命啊！”
她为什么是这个命，是谁把这个命加在了她的头上，是谁把这个她一手营造的家捣毁了，是谁抢走了她儿子的父亲？是谁把她一个人孤单单地丢下了？
是我，真的。
当我和刘晓庆也经历了婚变以后，我理解了这个“命”字。也许正是上天惩罚我，才让我有这样一个结局。我被别人伤害了，但我也伤害过别人心
这也许就是轮回吧？
可是世间的万物是可以用这简单的两个字就能够概括的吗？往下想，就会出现如今最时髦的那个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哲学家都没有解答出来的问题，我是不可能讲清楚的。虽然讲不清楚，并不影响我经常对自己提问。如果真是轮回，前世的我究竟做了多少错事？让我今世尝遍人间所有的冷暖，前世究竟是怎样的柔情蜜意，才害得今生成如此冤冤相报……一笑！
想来，来世一定是一片灿烂的阳光。
人常道，苦难的生活对艺术家是难得的财富。哼！你没来尝尝这滋味。真是饱汉于不知饿汉子饥，站着说话不腰疼……
回想当时，我就像在汪洋里漂泊了多年之后，忽然看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注视着这个成为我妻子的女人，真的不知说什么才好。猛然间，我想起了刘晓庆信中的叮嘱，一定要赵雅氓先提出离婚。如今，事情正如此发展，我真替雅氓难过。我是不是在利用她的善良？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呢？
雅氓谁也没告诉，我们就开始办理离婚手续了。
就在我们离婚的事闹得最热烈的时候，我们厂里看电影。那是每周例行的电影，所有的职工凭工作证入场。
记得一天吃完了饭，雅氓对我说，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因为那个下午，我们刚刚通过一个朋友把离婚申请送到了法院，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雅氓的要求。
雅玩当时显得那样从容。那样大度，我们两个依旧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电影院，坐在大家之间，引来无数惊奇的目光，大家郊在猜，陈国军和赵雅氓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在全厂疯传着我们离婚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俩却大大方方地同出同进，这种举动好像太反常了。
当时赵雅氓表现得真是很优秀，那么雍容大度，丝毫没有被人家看笑话。我们一起坐在电影院里，熬过了那没开演前众人的注视。
灯灭了，电影也开演了，赵雅氓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擦着。她的手在发抖，我知道，我们有无尽的话要说，但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清楚她要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在她的面前，我只有惭愧。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非常低俗……
可是，路已走到现在，长影没有容我之地；家也即将支离破碎……
有很多事情，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有良心的我在告别着我的过去，一个希望成功的我在怂恿着我离开。
人？真是，无时无刻不处于这种左右为难的境地。
我对刘晓庆的爱是真挚的，我对雅氓的情感也是深厚的。在那时候，我才知道，有时候，一个人的心会属于两个人。有时候，一个人的爱，能扯住两个人，一个人也可以同时被两份情感所折磨。可能，这是大逆不道的。可是，我想在人生几十年的感情历程中，有时，人们很难把爱从自己复杂的情感当中剥离出来，也很难把这种爱像区分黑白一样区分开来。其实，黑和白在一起，不是也能够混合出一种很高贵的灰色吗？
说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一个人怎么可以放弃了忠贞去奢谈爱情，一个人钠感情里又怎么能够盛纳两个人的爱呢？
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承认也好，还是不承认也好，不管你是冠冕堂皇地向妻子发誓也好，还是在于女面前自欺欺人地觉得自己是个好父亲，在众人面前努力摆出一副模范丈夫的脸孔也好。但凡你有二点点留心，你就会发现，在某一个时刻，你的爱被别人分走了。
那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大虽然不阴，但是薄云遮日。在北方的春天，有很多是这种灰蒙蒙的日子，尽管我和赵雅氓的离婚判决书上写着四月十七日，但是，我们真正去法院取得这本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是在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中午。
我们坐在那里，按着朋友事先嘱咐我们的，重复着一个简单的程序，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法官把那一纸简陋的判决书递给了我们两个人。
我们从法院走出来。
外面的天依旧是灰蒙蒙的，街上的人并不多，太阳显得那样懒散，躲在薄云后面。虽然天气还有些凉，可是这太阳，给人一种甜兮兮的感觉，照得人很难受，又无可奈何。
顺着法院前面的重庆路，我们一路走着。
在我准备跨过路旁的便车道去叫出租车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抑制不住地哭起来，像孩子一样地抽泣着，那哭声显得特别委屈。可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委屈什么。
其实。刚迈出法院门口，雅氓就已经在流眼泪了。
显然，我希望能跟雅氓说点什么，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为什么会委屈呢？这不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吗？并没有谁强迫我走。即使是那么爱我的刘晓庆，也曾反复地劝过我不要离婚；父母责骂过我，兄弟们批评过我，还有我那可爱的儿子，还有走在我身边的已经是我的前妻的赵雅氓，几乎所有的人都努力阻止过我的这种选择，可是，当我真的力排众议地选择了之后，我却惶惑了，恐惧了，委屈了。
我为什么要委屈呢？这一切是我自找的，我应该高兴才对。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终于自由了，终于不冉有所羁绊了，终于可以正正当当地爱我所爱了，我应该兴奋，应该激动，应该畅快淋漓才对啊！可是，为什么心里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呢？
即使是过了十几年后的今天，回想起离婚时的那种感受，我依然是说不清楚。
雅抿不住地哭，我也在哭，哭得路上的行人不时地停下来。向我们投来咤异和询问的目光。雅氓几次呜咽着对我说，“以后。以后就靠你自己了，你的心别那么实，遇事留个心眼儿。你呀……”
我所记得的，就是这种断断续续的嘱咐，可是，我那天，不知是因为没有想起来，还是因为没有勇气，连一声“对不起“都没有说。
那一天，我才强烈地感觉到、我对雅氓的伤害太大了。我真的希望，打心眼几里希望有一个好人能够比我更爱她。、
在当时，我相信雅抿的这种危机很快就会过去，因为雅氓是个好姑娘，不会没人爱她。可是，过了这么多年，每当知道雅氓仍旧孤身一人的时候，这种内疚就一直纠缠着我。我是造成这一切伤害的刽子手。
我们之所以定在中午去法院，是因为下午组织上还要开我的批斗会。
在长影门口，我把眼泪擦干，看着雅氓回了宿舍。
我走进了剧团。
批评是越来越深入的，大家不再回避这次批评我的重点——批判喜新厌旧的陈国军，也是现代的陈世美。当他们在激烈地声讨我的时候，我异常平淡地抬起头，说：“对不起，我跟赵雅玛已经离婚了。
我想，我这句话对在场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枚重磅炸弹。大家一下子全都愣住了，一位老同志甚至不相信地质问我：“你们离婚了？组织上怎么不知道？”
我没有去和他争辩这件事是否有必要事先征求组织的同意，叵正，我已不是一个好党员了，他们也早就觉得我就要被开除出党，被送进监狱了。用他们的话说，我是王八吃秤陀一一一铁了
大家因为惊呀而平静之后，把所有准备好的腹稿都在肚子里折毁了。好豫这个会议也再没有开下去的必要了，也好像我的私演私分的问题已经不值得一谈了，，那一刻，我的心底泛出几分喜悦的情绪，即使这样一点微小的胜利，对于我这个半年多来一直处于被指责被批判的位置的人来说，也是最温暖的阳光了。当时，就是在当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少有的一点点阳光，也是赵雅抿带给我的，如果没有赵雅理的宽宏大量，没有她在最关键的时候，和我站在一起面对这所有的“热心帮助”，我想，这一缕阳光，我恐怕也是见不到的。
那天的会不得不简简单单地收场了。那是最后一次“热情帮助”我的会议，在那之后，如何处置这件事，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在全国所有私演私分的处理中，我是唯一受到党纪处分的。
在讨论如何处理我的时候，党员们有不同的意见。即使参与外调的一位老同志左说，“他这件事怎么处理呢？各个电影厂比他情节严重的有许多，人家都没处理，我们怎么办？”
但是，我知道，他们怎么会不处理我呢？
如果不处理我，不就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吗？那么他们大江南北、祖国各地调查我花的好几万块钱又怎么给群众一个好的交代呢？
也可能是为了给这些因为我的缘故四处奔波的老同志有一个说法，于是，我的档案里就多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从此，人们帮助我的热情也消失了。也没有人再劝我悬崖勒马了。也许在他们的眼里，我已经从悬崖边上掉下去了。
于是，我这匹掉下悬崖的马搬出、了宿舍，在长影对面一个小招待所里开始了独身的生活。
组织上也不再关心我了。看来，法庭的离婚判决已使他们完全丧失了对我的兴趣。想来，我的价值也随着那一纸证书而贬得一钱不值了。
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不愿意让我上戏。如果有其他的摄制组借我，他们仍然会百般阻挠，一位和我长期意见不和的人就会站出来介绍：“其实，你不知道，长影应该被抓起来三个人，陈国军就是那应该被抓的第三个。
还有一个不放我的理由就是因为谁也说不准，刘晓庆是否还在被那个高干子弟追求着？陈国军再到北京去，会不会“影响”人家的关系，万一那位高干子弟的父亲怪罪下来，长影恐怕得“吃不了，兜着走”吧。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必细说，我还是利用星期六、星期天的时间去北京，四处托人，找了一位朋友拿着介绍信，亲自去长影把我借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故事的第一章。在这个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想，还是用刘晓庆自己的话来作一个结尾吧：
陈国军正式办完了离婚手续，成了一个自由的男子汉。四月二十二日，我在北京收到了他发来的电寺良，电文只有四个字：全部办完。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小郭、一红一起在地上打滚，我的眼泪不由得涌了出来。
我度过了那么多难忘的岁月，吃了多少苦啊……
几天以后，他来了，我们在一起，悲喜交加。他把他的离婚证明交给我保存。那是两张粗糙的劣质纸。上面用打字机打印着：起诉判决书。就是这两张破纸，为了它，陈国军抛弃了一切，什么都赔在里面了。这两张纸有多少辛酸？
在中国，一个人要离婚，哪怕是双方都要离婚，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要付出自己的一切，名誉、前程……而他，一辈子都要被人诅咒，看不起了……
我下决心要跟他结婚，我不在乎。今天我去李翰祥处，我当众宣布了我打算在七月份结婚的消息。对于在座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我不明白我的结婚和他们有什么相干。
国军今后的担子是很重的，他必须在一片轻蔑他的海洋里勇敢地抬起头来，做出自己的成绩，而且是真正的显赫的成绩才能够证明他自己的实力。
国军啊，我的傻哥们，你可知道我的心吗？你会珍惜我吗？我真是一个蠢女人，我真是走了世界上最蠢的女人走的路，我正在做着最蠢的女人做的事，我真像那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噪噪不休地要求对方的爱，我一百遍一千遍地问你，“你喜欢我吗？你会不会爱我／总有一天会把你问烦，而让你将我一脚瑞开！
啊！我是多么爱你！我经受了那么多的诱惑。
国军，没有你的爱我太寂寞了。谁也不能代替你，尽管我身边有那么多人，你的情敌真大多了！你不怕吗？你不在，我的日子过得没有意思，活着也没有意思，拍戏也没有意思……
国军，只要你是真心实意地爱我，只要你不怕这前途的一切坎坷，并且相信你的爱能战胜一切邪恶，你就好好地爱吧！我会永远对你好的，我会用实际行动支持你。只要我对你好，别人反对有什么用？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离婚了，我没有喜悦
离婚了，我没有喜悦
躺在那张刘晓庆专门为我买的，一再坚持让我第一个睡的大床上，我双手托着头遇想。刘晓庆被叫到门口的收发室去接电话了。
我是两天前到北京的。这时已经是一九八四年的五月了。
从一九八二年四月到现在已经两年有余了，这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两年使我懂得了许多东西。无论在事业上还是政治生活中，好像都长大了不少。更主要是在感情生活中，经历了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波折。
虽然现在我已经拿到了和赵雅氓的离婚协议书，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公民，和刘晓庆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可自责的了。可是，我的内心却远不是这样简单，即使是睡在北京这张舒服的大床上，我仍然放心不下。
首先，在我的政治生命中，有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这个处分能否撤销？将来在什么地方撤销？都是一个未知数。
不管我怎样阻拦，思绪总是会脱离现在的环境。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的儿子虽然现在还在我的父母身边，但是按照离婚协议，早晚还要归他的母亲，想一想父母将要把孙子送走的情景，真是让人心都碎了。
我的思想不时地飞回那长春的宿舍，想起那张二哥用无缝钢管焊成的铁床，爸爸的战友包叔叔为祝贺我和赵雅珉结婚送的立柜，那个我自己用办公桌改的写字台，还何那用油漆漆得红红的水泥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屋子的主人，我的前妻——赵雅氓。
人，真的很怪。
我当初要离婚，完全是为了纯真的爱悄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才走到一起来，真的应该感到高兴，真的应该让无忧无虑的笑声驱散那长久漂浮在我们天空的乌云，可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天空却远不像想像中那么晴朗。
在骨干里，我没有一点欢庆胜利的喜悦，甚至连一点点得意心理都没有，可能，当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让自己回答的时候，我会给自己找出很多理由来开脱，甚至，还能从伟人的生活轨迹中找出和我类似的足迹来安抚自己的灵魂。我可以安慰自己说，这只是生活中一个无关痛痒的小插曲，并不会阻碍我的生命交响乐继续进行下去，可是，当这些理性的安慰消失的时候，我的潜意识总是不断地暗示我：你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在我到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都被这种心情笼罩着。
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大言不惭地拍着胸脯标榜些什么了；而且也知道，我再也不能在任何目光下都高高地抬着头了…
那些充满了鄙视和轻蔑的目光，会使我发自内心地肾渐形秽。尽管那些人们会保存着一些善良的愿望而不让我看到那令人难堪的眼神，但越是这样隐藏，反而越会让我难受，因为我不能够欺骗自己的感觉系统，我不能毫无羞耻感地出现在过去的老朋友身边，我甚至不敢回想过去的事情，不敢想自己的儿子，自己的父母，还有赵雅氓。
说来你可能不信，作明星的丈夫就等于成了所有人品评的话题，而这种品评中又有多少善意呢？有些人幸灾乐祸地把自己身上那唯一的优点拿出来和你做比较。哪怕是你的脚趾盖儿长得不如他；他都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把这一点四处宣扬。你一下子发现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你的敌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四面楚歌，成了众矢之的，也成了一颗酸葡萄。有人云：傻子是幸福的。可惜我不是，作明星的丈大有许多时候真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你会时刻准备着在所有人面前都表现得卓越超群，给当时苦苦为你鸣不平的刘晓庆找出几出证据确凿的功绩，来证明她的慧眼。回想当初的日子，还真要谢她了。她总是那样喋喋不休地向每一个人解释，可是这种日子又能坚持多久呢？这种解释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不自信了。当你面对整个社会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什么叫无能为力。况且这种面对又是一场持久战。当明星的丈夫真不是一件好差事！
门口传来了钥匙开门的声音，刘晓庆回来了…
五月，在北京已经很热了。虽然现在已近黄昏，但那种燥热的感觉依然未消。刘晓庆三下五除二地脱下衣服，躺到了床上。
这两大因为高兴，刘晓庆把一串彩灯挂在墙上。小灯泡一亮一灭的，渲染着一种说不出的情调。
记得刘晓庆曾说过，将来结婚的时候，…定要在屋子里挂满这种小灯。这句话她说过很多遍问当我们真正结婚，她真正成为我的新娘的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没有想起把这串小灯挂在墙上。不知是上天刻意的安排，还是什么，直到离婚的阴云再次罩在我和刘晓庆的头上的时候，我收拾东西，才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这串破烂不堪的小灯。那个时候，这个小灯照亮的夜晚，和在这个晚上刘晓庆说过的活才迎面扑来。
我想，即使我再婚一一一因为要走完人生的路，我可能还会找一个伴侣一一一或者再结几次婚（这当然是个笑话），我都不会再有勇气把这串灯拿出来，让它照亮我的房间，照亮我的生活了。
可是，虽然没有了这种勇气，也不妨碍我把这串小灯留住。作一个纪念品。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走穴二三事
走穴二三事
晓庆还是很细心的，她发现了我情绪上的问题，就千方百计地为我寻开心，让我能够高兴起来。她不仅每天在厂里尽心尽责地拍戏，回到家里，还尽量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也许是为了尽快使我摆脱这种情绪，或者是为了逃脱那不愉快的、尴尬的、而又无时不在的心理障碍，我们只有积极地工作了。
这个时候，中国又涌起了一股走穴热潮，约我们演出的人总是接二连三。每逢有一点空闲时间，一份份的演出合同就接踵而至，于是，我们又开始了肆无忌惮的走穴活动。
观众的情绪是高涨的，演出的场次似乎永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欲望。尽管我们一再加演，但是观众的热情丝毫未见衰退，每次加演场次的票总是一售而空。
由于和后面演出的地区已经签了合同，而且他们把票都卖了出去，所以，我们不敢延长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停留时间，否则，就会陷入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中。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加场次不加停留时间。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们那时一天要演八场，这个“八场”的概念就是：早晨七点半开始第一场，晚上十二点五十最后一场开幕。即使是这样，演出的票子还是很难搞到的。
为了保证演出的顺利进行，所有的演员整天都不能离开剧场。每当自己的节目结束，就在后台的沙发上稍事休息，下一场再继续演。这边演出刚刚结束，那边就开始下一场的剪票了。就这样，我们马拉松的表演要坚持一天八场。
记得那时最高的纪录是一大演出九场。
当时虽然对我私演私分问题的调查已经结束了，但是，由于我们的演员来自全国各地，有许多人的单位还会不时地派人来调查我们的演员。可是，当那些外调人员听到我们一天演出九场的时候，他们哈哈大笑，根本不相信这会是事实。
一天九场，这在中国一定是全国纪录了，而且，我相信它也是一个世界纪录，没淮哪一大就会被记载到《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上去，因为，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拥有这么多精神饥渴的观众群了。
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朗出现的情况，也许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了。一天九场，也许会成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纪录了。当然，我没有调查过，但是我想大概不会错！
有得就有失，有红火就有冷落，我们当然也有走麦城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在山西的一个边远小城市里，那次是我当穴头来组队，凑了一个演出班子。虽然用的是一个“凑”字，但，我们的人员素质和节目质量在当时还是可以的，至少可以和国家级的演出相抗衡。参加演出的所有同志都是各个团的主力演员，甚至在我们的乐队里都有近年来赫赫有名的作曲家。
演出是认真的。因为这是我们特别严格的要求。
我们觉得，老盯姓挣钱也不容易，我们不能糊弄老百姓，这就是我们当时走穴的一条标准，或者说是一种所谓的良心吧！当时．我们拿的钱的确不少，可是，由于那时走穴的风头刚兴起不久，我们拿这么多钱好像还并不太心安理得，不像现在这些大腕儿们那样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因为在不久以前，我们也是这种演出的观众，我们就更加理解买票观众的心情了。所以，我们也一直要求所有演员都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场演出，不要辜负了观众们的期望和钱。
可是，由于经验不足，我还是犯了一个错误。
看到每天剧场里都是满满的，我以为没什么问题，没想到剧场的经理每天只卖了五六成的票，剩下的票全留给关系户了。结果，到了演出即将结束的时候，剧场的经理告诉我们，票没有全卖出去。那一次，我们是和剧场在售出的票中分成，所以这样算起来，去掉演员的吃住、差旅费，几乎没剩下多少。但是，做人要讲信誉，由于是我当穴头，既然把大家带出来，就要对人家负责，答应给大家的数，绝对一分也不能少。人有的时候是怎么也坚强不起来的。在我非常自信自己的能力，希望打一个大胜仗的时候，却突然遭到了这样的打击，碰了这样的…个大钉子，被那位老经理当羊肉涮了一回，而且是哑巴吃黄连一一一有苦说不出啊！
当时，正好最后一场还没有演，于是，就有演员说，如果他们不给钱就不演了。可是，为了艺术家的良心，我们还是劝说那些演员们坚持演完了最后一场。唯一不同的是，我站在门口，把那些没有票的人毫不客气地拦在了门外。这最后一场演出一定也使那位老经理坐蜡了，因为他把好多最亲密的朋友都安排看最后一场演出了。我们也算是以牙还牙了吧。好在情况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坏。我本来和刘晓庆打算回北京再把大家的钱结清，没想到按照剧场经理结算的数目，居然还拉平了。虽然，我和刘晓庆没有拿钱，但是大家的钱一分也没有少。
演出结束了，我们又要马不停蹄地赶到下一个演出地点。
坐在长途车上，我依旧在发着抖。虽然已经打过针，吃过药了，但我仍然高烧不退，这次和以往不一样，不是刘晓庆偎着我，而是我靠在她的身上。
外地的公路不像北京的这么好，汽车在上面行驶时，颠簸得非常厉害，不时还会遇上一个大坑，汽车会毫不犹豫地跳得高高的。夜里，路过那小村庄，农家场院里的灯会瞬间从车窗前划过，然后，又把我们甩在无边的黑暗里。
我枕着刘晓庆的腿，颠簸着、颠簸着，恍馏间感觉到刘晓庆一直用手轻拍着我的身体，在额头上试着我的体温。
我们就这样向另一个演出地点迸发，为了钱，为了今后能过上好日子，为了实现像大堂一样的生活理想……
那时．我们像一只只小蚂蚁，不辞辛劳地往家里搬东西。
都说河南焦作的瓷器好，其实，有什么好，只不过是便宜。于是，我们就买了一大堆瓷器，从一个演出点扛到另一个演出点，记得好像是从河南扛到了湖南。好家伙！那瓷器做得可真着实，又厚又沉。真不知当时为什么要那么蠢地把它们从焦作带到湖南，又带到北京，周游了大半个中国？其实，北京什么瓷器没有啊！
哎，只是为了给家里省几个钱，哪怕是几毛钱也好啊！
演出的地点大多都是那种交通不发达的地方，我们每次转移都是对方开长途客车来接我们。这种长途的疲劳，不分白天黑夜的行进。就是我们这些走穴队的主要生活。现在看起来，不要说是刘晓庆，就是我，也再吃不了那么多的苦了。
那颠簸的让人肠子都晕的乡村公路。那漫大飞舞的令人气管阻塞的风沙……
当时我们坐的汽车好像密封情况特别不好，那些灰尘从每一个缝隙里不厌其烦前仆后继地向车里灌进来，令人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窒息的感觉。有的演出地点还好，可以下车以后洗一洗，可是有的地方条件很差，根本没有办法洗澡。
好在，我的烧慢慢地退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吃过同样的亏。
有那么一部电影，叫《脖子上的安娜》，刘晓庆也可以叫“胳膊上的刘晓庆”了吧！
我们的破客车在烟尘滚滚的乡村公路上行进着，车上载着这些出门挣钱的人们，大家向下一个希望驶去，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不管时间有多长，也不管有多么辛苦，刘晓庆总是乖乖地枕在我的胳膊上。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一种新的充满了朝气的生活。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关于钱的思索
关于钱的思索
每当我们看到那些从旅行包里滚出的钞票，所有的辛苦都会烟消云散了。尽管那是一些脏兮兮的五毛、一元的小票，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嫌弃乞也许是因为这些脏兮兮的东西能够带来大多的享受吧，也许是这些破烂不堪的纸张能够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欲望吧！但是，人们常常会忘记，很多事情恰恰坏在钱上。
说到钱，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那就是有一句话，叫做“越有钱的人越抠”。可能我没有经历过从无钱到有钱的微妙心理变化，但我确实看到过钱的力量：当人们有了钱以后，就不再做善事，也不再向路边的乞讨者施舍，而是把每一分都摸得很紧，他们对钱的爱好改变了他们的性格。
刘晓庆也毫不例外地经历了这种变化
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有时也为钱发愁，因为当你想买一个西瓜的时候，也许就可能少买一本书，这种经常性的比较思维，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一一一你将不再舍得花钱了。
刘晓庆虽然很爱吃水果，可常常是在柜台前溜达一圈就离开了。她想吃的水果往往都是我买给她的，虽然她吃得很高兴，但仍然觉得花钱大多。就在我给她买水果的时候，兜里也常常就剩几块钱了，于是，一直想买的书只好又推到下个月的计划里。
我曾想，以后有钱了，我们大概不会再为一本书或一个西瓜而发愁了，但是，有了钱的刘晓庆，却不像以前那样大方了。
有一次，我给路上一个乞讨的孩子两块钱，刘晓庆却很狠地拧了我一下。回到招待所以后，又跳着脚冲我发火。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那样，也许是因为心里有什么事，不高兴吧？或者，是女同志的“老朋友”来了，特别烦躁的缘故？可是，后来这种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好几起，令我开始对她的变化不满了！
记得小的时候，我的姥姥还活着。她老人家不论什么时间，只要门口有乞丐经过，就要拿一点饭送给人家。自小受到这样的影响，我也养成了施舍的习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如果看到有人乞讨，我会跑到家里，向妈妈要一两毛钱，再跑出去送给那个乞讨的人。
那时的乞丐和现在的不同，现在的乞丐也需要打假了。那时，他们是真的穷。
由于我们变得越来越有钱，刘晓庆这种乐善好施的同情心也越来越少了。即使现在成了亿万富婆，也没听说她曾经为什么慈善事业捐过一分钱。当年，她并不是这样。
也可能因为我一直还是一个穷光蛋的缘故，所以这个毛病还没有改。对我的儿子，我也常常教育他，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是应该尽一点力，这样可以让自己心安。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有同情心的人就永远都不会发财呢？
也许吧！
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滴米成箩”吗？我在这一点一滴都不知节省，又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富人呢？
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就是那句老话——“穷大方。
“穷大方”又有什么不好，最起码这种仗义疏财的行为可以让你觉得自己很侠义，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物，很满足。
有钱人自有他们敛财的办法，没钱的人也有自得其乐的方法。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母亲来北京看病
母亲来北京看病
我们正在湖南演出的时候，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母亲要来北京看病，这对于我和刘晓庆来说，是出乎意料的。我们匆匆忙忙地结束了在湖南的事情，赶回了北京。临上飞机的那天下午，刘晓庆还特意去买了一些当地的特产。
对于母亲到京，我的心里七上八下。
因为，孩子这个时候已经被雅氓接走了，能揣摩得出，我儿子离开以后，母亲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我的儿子从刚生下来六个月就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对于母亲来说，就好像重新带大了一个孩子。我慢慢才理解了为什么和小孩子呆久了会有难舍难分的感觉，我们小的时候，母亲把我们交给姥姥，等母亲忙完了工作。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等我们成了父母，又因为忙，把孩子交给了母亲，许多人是在孙辈的身上倾注着母亲的热爱和关怀。父母离休在家，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可爱的小孙子了。一起生活了那么久，分开了又怎能不伤心呢？
我真的不知怎样来补偿对母亲的内疚。
对于刘晓庆来说，她的压力比我还要大。因为，她不仅要证实她在老人面前曾经答应对我好的许诺，还要在母亲面前当一个好儿媳。这个“好儿媳”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赋予中国妇女的一个束缚，也是很多女人心中的梦想。可能在她们还在孩提时代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她们成为一个完整的女人的标志，就是成为一个好媳妇。刘晓庆年轻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梦。
母亲的到来，意味着一个平时表现并不出色的学生要面对一个严格的考官。尽管刘晓庆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也曾经做过别人的媳妇，但是，在生活上的能力我却不敢恭维。这次考试，她只有得到一个好的分数，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我。所以，可以想像得到，刘晓庆当时的压力有多么大，她一定要实现那个美丽的女儿梦给我看看，也给她自己看。
真的，看看刘晓庆的过去和现在，很难认为她会是一个好媳妇。在她自己写的自传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我曾经在离婚的法庭上说过，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媳妇。
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后，就是因为她当年曾经做到过，而且做得很好。
过了很多年以后，她做好媳妇的梦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因为她不再需要用做一个好媳妇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了。她可能有了更大的目标。但是，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女人都知道，做一个好媳妇有多么难，同时，又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刘晓庆很孝顺，这一点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很尊敬她的地方。她对她父母的尊重确实令很多人感动，很多人都应该向她学习这一点，“孝女”这个词对她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可是，她能否做一个好媳妇呢？当时．我真的为她捏了一把汗。
从母亲的脚踏上北京土地的那一刻起，刘晓庆的脸就像一朵绽开的花，再也没有凋零过。她一直笑着，拉着母亲的手，那种感觉就好像我是一个不会来事儿的笨女婿一样。
不知为什么，她那么合妈妈的意，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有说不完的活，看着她们在一起时的火热劲儿．我觉得自己真是幸福极了。
我毫不怀疑，她对妈妈的好是发自内心的，她很钦佩我的妈妈。因为我的母亲培养了六个孩子，而且这六个孩子都是那样的有出息，那样的成功。作为女人，她深知这种成就的伟大，深知为了这种伟大付出的一切是多难得，正是妈妈的成就，使刘晓庆对于这样一个有知识的女人为一个家庭做出的牺牲而感到由衷的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