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们平时在课堂和实验室里忙活；期末来临，一边如释重负地考学生、给学生打分，一边硬着头皮，接受学生的评分。这还不够，每到年终，还要在学校职能部门的指导下，迈进年终综合考评的大门。
一年一度的年终评优工作又要开始了。徐爽最发愁进入这个多事之秋：一个接一个的讨论会、评选会扑面而来。
“小会”是第一关，也就是在十几个人的教研室的小范围内，展开讨论，酝酿先进。一到这时，不少人就来了精神，大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他们无一例外地将自己一年来做过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和盘托出，并且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当然，光有口头表述还不行，还得有成文的东西支撑着，那叫“年终个人小结”。
每个人的小结都好像是从另一人那里COPY来的，内容惊人得相似。其中，政治思想打头炮，均为：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心国家大事……教学方面大都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等。此外，还有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团结同志云云。大家的缺点也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外乎是工作不够大胆，对学生的管教过于严厉，不太注意思想方法等等。总之，都是些不疼不痒，像缺点又像优点的怪毛病。工作不够大胆？教师的工作不就是上课吗？是否就是不敢上课？不敢上课你是干啥吃的？徐爽在心里犯嘀咕。
柳云杉是徐爽所在教研室的主任，他与另外几个教研室主任不同之处有两点：五十多岁了，资格最老；自徐爽对矿院有记忆以来，他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或先进教育工作者，人称“评优专业户”。他手下的人除了一个病病殃殃的，与他年龄相仿但根本不具备竞争力的老孟，剩下的就是一群大青年了。这些年轻人今后还要靠他提携，不但不能得罪他，还要想法哄着他。没人跟老柳计较，甚至有些头脑活络的人，还明目张胆地把先进的帽子让给他，不敢戴在自己头上。老柳倒也心安理得。有时，他还会自我开导一番：那些小青年相互之间的条件都差不多，给谁评不给谁评，大眼瞪小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弄不好，还会闹出乱子来。由我来坐这把交椅，省去了多少麻烦！别看老柳一大把岁数了，早已走出了年轻人的行列了，但对年轻人的心理把握还是挺到位的。也难怪，他也是从年轻时过来的。
他清楚地记得，上中学时，班上推选班委会主席，也就是班长，无形之中，全班分成了两派，一派挺刘，一派挺王，两派争得不可开交。刘和王都挺有能耐，俩人在各方面都难分高低。让谁当，另一方都一百个不服气。后来，不知是谁提议的，让与世无争的老好人“张瘸子”担当此重任。本来是起哄，没想到，大家一下子气儿就没了，全都心平气和地举双手赞同。
柳老师深知自己在那群不相上下的年轻人中间担当的就是与他们没有利害冲突的“张瘸子”的角色，当然，他认为自己的才华是张瘸子之流的人比不了的。
还有一件事，给他的印象很深。文革时期，臭老九老柳进了变相监狱——“学习班”，和另外七个“牛鬼蛇神”同住一个宿舍，也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都吃“大锅饭”，就是由他们中的一人用大桶将饭菜从食堂里打回来，然后，再行分配。一次，轮到老柳当“值日生”，那天的伙食是：馒头加菜汤。 老柳给大家淘菜汤时犯了难，因为桶里漂着一块大肥肉，不知道应该把这块闪着白光的诱人的肥肉给谁好，自己留着不合适，给张三又怕李四有意见，给李四又担心张三有想法，思来想去，就从汤中捞出那唯一的一片肉，一抬手扔到对面的平房顶上去了。于是，大家喜笑颜开，那顿饭还吃得津津有味。
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老柳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改进，紧跟时代的步伐。一年一度的优秀教师的评选，在老柳眼里，可是一块不同寻常的肥肉，它关系到眼前奖金的多少，今后职称的评定等，把这顶桂冠戴在别人的头上实在不甘心；再说了，也不能将一块“大肥肉”给这个，不给那个，厚此薄彼，惹得众人有意见，还不如一口填进自己的嘴巴里来得干净利落。
尽管他确实觊觎这块“肥肉”，但却不能“强食”，必得讲究策略。于是，每次评优之前，老柳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准备一个星期，以期在教研室的“推举会”上抛出一枚重磅炮弹。他能把平凡的工作写得熠熠生辉，把芝麻粒大的小事写得不同寻常，以至于有人说，成绩不是干出来的，是写出来的。特别是老柳还有一手，那就是扬长避短。他的短处是论文少或论文的档次不够（大都发表在校刊和校报上）；他的长处是课讲得条条是道，细水长流，挺对学生的口味。于是，他就在“写”讲课方面狠下功夫，不惜笔墨，不吝篇幅，反复强调，大肆渲染。除此之外，“同行评教”这一环，老柳也颇费脑筋，他的做法是，将教研室人员的名字写在一张大纸上，并复印几份，分发给各位同仁，然后，让每个人给另外的人打分，但不要给自己打。老柳说，这样公平，因为每个人都会给自己打得很高，这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分数打完后，要统统交到老柳手中，由老柳统计算出每个人的最后得分。
听起来非常合情合理，大家也都非常虔诚地像傻瓜一样将打好分数的单子交还给老柳，没有人提出异议。这样，老柳既收获了大家给他打的高分，又洞悉了人们的心态，实为一举两得。老柳自认为很聪明，在里面耍了个小伎俩也没人察觉，不免有些得意。其实，任何人都比别人想象得要精一些。教研室里的人，个个心中有数，只是装聋作哑，不捅破那层纸罢了。只有徐爽不识相，不买账，她实在按耐不住地说：“柳老师，这样搞，不是无记名打分。谁给你打多少分，你一清二楚，只是其他人相互之间不知道彼此的打分罢了。这对你来说是透明的，对别人来说是盲目的，不公平呀！”
老柳铁青着脸问大伙儿：“你们说说怎样打分更好？我想听听大伙儿的意见。要不，坐下来，研究个新法子？”
围在桌旁的几个人，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
“算了吧？别费那个劲儿了。这样，挺好。”
“还照原来的法子打嘛。”
“无所谓了，怎麽打都行。”
……
徐爽心里骂了句：“都是奴才”，也不好多说啥。老柳心里想：“就你事儿多！”便不再搭理她。
在徐爽的记忆中，“优秀”、“先进”这些闪光的字眼儿，从来就跟她不沾边儿。虽说，有时也有当一当“先进”的欲望，但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有落差的。
不过，幸运也会不期而至。徐爽记得，评上讲师的第二年，也就是九〇年，系里给了老柳的教研室三个“先进”的名额。投票选出了老柳、徐爽和于卞莉三名候选人。不知是那根筋错了，徐爽竟也开天辟地被群众推举出来。这得益于无记名投票，以及老柳的不得人心和徐爽的仗义执言，诸多因素汇合在一起，让人们偶然地“私心”一闪念就圈上了徐爽的名字。徐爽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遭儿。
徐爽要真正成为“优秀教师”，只过教研室这一关还不行，第二关，是系里的评优小组（由系里的头头脑脑——系正副主任、系正副书记、教研室正副主任组成）的投票。全系报上来八名候选人，差额投票，选出七名，徐爽就给差额掉了。还是徐爽的老乡（其实是跟徐爽的母亲是老乡）施大栋，给徐爽透露了点内部消息：徐爽和于卞莉的得票是最少的，并列倒数第一。二取一，于卞莉当选。因为系主任夏明德当着评优小组的成员之一——于卞莉，说：“尽管徐爽的教学工作量比于老师的多一些，但作为教研室副主任，于老师做的行政工作也不少。大家，再酝酿酝酿，看谁当选更合适？”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夏主任，还特意嘱咐老柳做好徐爽的思想工作，正确看待这次评优，争取以后做得更好一些，下次当选。
与夏明德面合心不合的施大栋暗示徐爽，评优时，夏明德明显偏向于卞莉，这事儿，系里不好解决，可以向上反映。徐爽问：如何向上反映？施大栋说，要写个书面的东西，上面才重视。徐爽说：你觉得不公平，你又是领导，你起草，我签名，可以吗？施大栋虽说被人称为“施大炮”，但属粗中有细之人，你听他的话就知道了，他点拨着徐爽的“榆木脑袋”：“作为领导，写这个告状信并不合适；你是群众，你怕啥？！”
徐爽回宿舍后，想起施大栋的话，就觉得不是滋味儿。“我徐爽，长这麽大，还没有做过背后捅刀子的事情，更别说干这又做暗箭又当炮灰的营生了。得，去他妈的吧，不当这窝囊的先进了。”
通过此事，她对施大栋有了新的看法，不仅仅是老乡，他还能施展拿她当枪使的伎俩。施大栋对徐爽也多了几分戒备：看来，徐爽这丫头，也并不是那样简单，她不听使唤，也没有多少用，少跟她罗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