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难忘的1996年，机械系的几位主要人物的命运都有了某些改变：于卞莉与夏明德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名人”老柳与“现管”老苏的合作也初见端倪，孤身奋斗的徐爽也顺利入了党。接下来，就进入了不平凡的1997年。
97年的初春，老柳第一次申报正高职——教授。不只是老柳，大部分教师都把评职称看得很重，极少有人在对待职称的高低上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一到评职称的季节（一般是每年的年底或年初开始上报），大家就在电脑旁忙碌起来。不管是青年教师评讲师，中年教师评副教授，还是老年教师评教授，大家都在准备材料上狠下功夫。
材料准备得要至多至美。首先，要写一份份量很重的总结报告，概括自己几年来在教学科研上取得的成就，篇幅不能短，短了意味着工作做得不够；但也不能太长，长了没人爱看。最好把它打印出来，几页透着墨香的打印纸，握在手里“沙拉沙拉”响，给人的感觉就好。光有总结还不够，还要有拿得出叫得响的硬东西，比如：论文，最好是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超好的是在国际刊物上登载的；第二是书，包括教材和专著，当然专著要比教材上档次，教材就是你抄我我抄你衍生出来的，专著虽然也不是没有抄的痕迹，但一定得有自己的东西裹在中间；除了论文和书这些纸上谈兵的东西之外，如果能有什麽科研项目科技开发成果，而且得有鉴定和奖状给予包装的，那就更好了。以上材料，全都得在申报职称之前准备出来，再由申报人携着他们先登上系级评审大会的现场，让群众品头评足，投票通过后，才算过了第一关。
像矿院这样的二本学校，有单独评审讲师的权利，但没有审批高级职称（包括副教授、教授）的资格。所以，评审高级职称就显得更繁琐、更严格、更神秘。
对如此决定命运的契机，柳云衫是善于把握的。他夜以继日，极其认真地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材料。老苏自认为条件还不成熟，没敢申报。
同一时间，在矿院熬了十五年，且当了八年讲师的徐爽，在总共炮制出十一篇论文，一部教材的情况下，申报了副高职，也就是副教授。这年，机械系与徐爽一起申报高级职称的还有韦君和于卞莉；夏明德走的是“工程系列”，严格地说，跟徐爽们不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对于韦君的申报，徐爽并不吃惊。韦君和徐爽都有“文章”或者叫“论文”或者称“著述”，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光看他们陆陆续续地收到的各种编辑部的来信，就略知一二了。谁也没想到，一两年前，还一无所有的于卞莉，竟也能一下子抛出五六篇在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霎时令人刮目相看。
韦君合计了合计，自己七篇文章，比于卞莉多，比徐爽少，当“男二号”没啥问题吧？只是，对这个像牛皮糖一样的于卞莉，真是无可奈何。怎麽这家伙，啥也不拉趟呀？还以为竞争对手就一个徐爽呢，半路又杀出一匹黑马，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倒腾出好几篇论文。他想想自己的论文虽然比小于多两篇，但其中有三篇是在“增刊”和“特刊”上发表的。人们心里明白，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啥也不是，纯粹是为了照顾评职称的人特设的，或者说是编辑部创收的手段：凡不能正儿八经地将铅字落实在“正刊”上，而又急于发表的人，可以通过资助版面费的方式，将大作填充在“增刊”上。想起这些，韦君心里就隐隐作痛，为了“以多取胜”，也就是在数量上占上风，韦君咬咬牙掏了一千多块钱，在这种垃圾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文章，由此，也超过了评定副高职所规定的五篇论文的底线。
于卞莉这个“闷罐”比韦君的心术也不少，其实，几年前，她就在为自己的论文出笼做着艰苦卓绝的准备工作。先是想方设法与自己在天津的一家机械类杂志出版社担任副主编的中学同学取得了联系，每逢节日，就寄去问候的贺卡；最近几个假期，在和夫婿一起回山西老家探亲途中，特意绕道去天津，联络感情，当然，决不能忘了带上本地的土特产，来一番实实在在的交流。
那位同学也不是傻子，知道于卞莉有事相求，三言两语就探明了实情，便主动邀其写文章。于卞莉就坡上驴，在95年和96年，陆续抛出了好几篇内容相似的论文，同学一看，虽然条理清楚，但新意不突出，创意也欠缺，免不了要内行加加工，之后，发表在刊物的后面，但不是倒数第一篇，这样，不至于太显眼，也让老同学面子上过得去。为了助于卞莉一臂之力，老同学还开出了一份“证明”，底下盖着“某某编辑部”的醒目的大红印章，证明于卞莉的文章在某些方面有创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这锦上添花的事情，编辑部的副主编做起来驾轻就熟，无损编辑部的一根毫毛，又赏了老同学的脸，何乐而不为？
话说于卞莉慷慨激昂地捧着“论文”和“证明”走上了系评审会，着实将韦君吓了一跳，当然，韦君只是虚惊一场。根据系里群众评议和专家评审，给三人排了一下座次：徐爽第一，韦君居中，于卞莉老末。这倒不是因为韦君的水平比于卞莉的高，要是从表面来看，于的材料比韦的要“硬棒”一些。关键是人们在心理上的准备不足，按施大栋施大炮的说法，左看右看于卞莉不像副教授的“后备人选”，内心接受不了或者说难以接受，但人家材料都凑齐了，不像也没办法了。在人们的心理作用支配下，于卞莉只好委屈求全当尾巴了。
回头再说老柳，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报了教授。他知道自己的材料若拿到省里，经不起同行专家的审核，肯定与兄弟院校那些年轻有为的高学历的申报者比较起来，处于劣势，但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不想放过这次机会。况且，今年通不过，明年再报时，就混了个熟脸，那些评委还好意思再不让通过？他已做好了牺牲一次“名誉”的思想准备——被省里卡下来。好在，他跟朱院长的关系还不错，学校这一关没多大问题。
按说每个学校的校长都希望自己管辖的学校里多出几个教授副教授什麽的，好给学校撑门面。但矿院这一任朱姓院长与众不同，他总是对这些年龄轻得可以做他的儿女的教师削尖了脑袋往高级职称堆里钻看不惯，这源于他有不堪的过去，在评定职称时受过刺激：记得那年评副高职时，他都快五十了，年龄一大把，论文几小篇，且都是在本院的刊物上发表的，没有一篇拿得出手。送到高级一点的大学同行那里评审，两次都没过关。第三年，老院长急了，那是个恨不得把所有的教师都拉进“高职”队伍里的超级“伯乐”，动用他的老关系，实际上是关系托关系，好容易在那所大学里找了两个熟悉一点的专家，算是让老朱勉强通过了。评语写得都挺干巴，且都在最后勉强落笔为“基本上达到了副教授的任职资格”。后来作为中层干部而又具有高级职称的老朱，越发对老院长感激涕零，不但卖力工作，辅佐“院座”，还加紧到省里活动，而且对下属也适当给予关心，这样，上上下下混得还算可以。省里来人考察院级干部后备人选，老朱刚刚五十出头，又有多年任中层干部的经验，且是高级职称，群众关系也不错，自然坐上了第一副院长的交椅。又过了两年，院级领导的经验也积累的差不多了，而且接替老院长职位的李院长的也调到省里去了，他就顺理成章地接了李院长的班，摇身变为响当当的“朱院长”。
随着官位的上升，朱院长变得官气越来越足，说话做事也不那样谨慎和气了，甚至有点盛气凌人，昔日在一起的老朋友，也感觉朱院长越来越难以接近了，好像还有点六亲不认的味道，于是，有人背后喊他“朱元璋”。主要是因为朱院长正朝着朱元璋“火烧庆功楼”的方向发展。
话说朱院长在校级评审会上，对老同志还算比较留情面，对年轻一代就有点冷酷无情了。每年够评高级职称的人员都超过上面给的名额，必然要有些人给涮下来。老朱的观点就是论资排辈，宁缺毋滥，宁老毋少，也就是宁愿没有人报，也不能为了不损失名额硬要报上去；再就是，老教师优先，年少的让给年老的，可谓“尊老不爱幼”。
徐爽们赶上这样一个院长当道时评职称，算倒了八辈子霉了。十六个院级评委投票，徐爽、于卞莉和韦君得票都是十五票，就少“朱元璋”这一票。
在这个文化大省，每年高校上报职称的时限是年初，要历经半年的时间，才知道结果。这半年对那些有牵连的人就像十年一样长，他们心里的小鼓要从寒冷的早春一直敲到立夏。
徐爽早早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在山东的妈妈，徐妈妈替女儿暗暗高兴激动了好几天。早晨，跟一群老太太到广场上“早锻”，还自自然然地将女儿即将评上副教授的消息告知几位老姐姐，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回到家后，徐妈妈就坐在沙发上，浮想联翩。忽然，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丝隐痛又冒上来。那是老伴生病期间，将一个红皮笔记本交给了她，自言自语、断断续续地吐出几句话：“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担心有可能看不到爽爽成家了……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方式有问题？爽爽在这方面很不成熟……在合适的时候，把这个笔记本交给她，也许有点帮助……”
徐妈妈又从柜子里翻出这个特殊的笔记本，里面都是老伴为女儿摘抄的“爱情”箴言和絮语，书后还附有“情书”范本，也是从什麽书上搬过来的。徐妈妈知道，老伴认为爽爽只知道学习上进，在“谈情说爱”上，脑袋里缺根弦，她老爸就想通过这种方式，帮她收集一些资料，关键时刻也好派上用场。老伴在扉页上特别注明“给小爽”，下面还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培根”的一段名言：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许是想借用培根大师的哲学语句来减少家人目睹该笔记本时的一点尴尬吧？
徐妈妈不无伤心地想，假若老伴还活着，多好！爽爽要当副教授了，做爸爸的一向注重儿女们在学业上的成就，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心情舒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