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冬天，一天，徐爽下课后，往家走，来到楼下，刚想爬楼上去，忽见一个宣传广告贴在楼门口侧面的墙上。那是上海一家移民咨询机构的广告，上面写着3500美元就可代办赴加拿大或新西兰移民，而且，该机构下属的代理处之一，就设在东海市。徐爽看了心花怒放，酝酿在心里很长时间的移民加拿大的模模糊糊的意念终于升华了。
白天，给那个设在东海的代理处打了一通电话咨询，晚上，就挂通了母亲的电话，母亲一听加拿大，心就如加国的冰块一样凉，凄凉地说：“太远了。”徐爽知道要让母亲放行，需要时间“蘑菇”，她充满信心。天天给母亲打电话，描述移民的好处和光明的前景。她还把一个美好的心愿告诉妈妈，等以后时机成熟了，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她可以申请母亲过去，到时，她俩就再不分离了。还说，这不是我妄说，是在电话里咨询好了的。一旦母亲同意，她就可以跟他们签合同了。
那段时间，徐妈妈的心中也像扎了草似的，不安生。她知道徐爽在矿院里一直不顺，想调动也调不成。但让宝贝女儿把近二十年积累起的一切抛掉，一切从零开始，真是忧心加担心，怎麽也下不了决心。
但她理解女儿的心态，她年轻时，也是胸怀祖国，放眼四方的。当时，她跟徐爽的爸爸已经结婚了，曾几次鼓动他往外地调，她太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了，她不甘心在那个沉闷的地方呆一辈子。那时，两口子分居两地工作，徐爽爸爸正在考虑调到妻子的城市去，不愿意两人同时“移动”，而且他是个慎重的喜欢安定的人，不喜欢“瞎折腾”，就在信上劝妻子安心在原籍工作，等着团聚的那一天。为了增加说服力，表明调到哪里情况都差不多，还写了一句“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想到，这句话在文革中惹了祸。抄家时，这封信被造反派抄去，成了他仇恨社会主义的罪证：社会主义祖国，处处春意盎然，阳光明媚，你竟说成“漆黑一片”，于是，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就因为这句话被戴了十年之久，身心受尽摧残。徐妈妈确信，老伴“英年早逝”与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无关系。
徐爽知道，凭她对母亲的了解，最终会得到许可的。妈妈再打电话来，口气缓和了许多，她告诉徐爽，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无论徐爽在哪儿，只要她幸福就行。但又不无担心地说，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到异国闯天下，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有个事儿可咋办呢？
徐爽说，正因为没有家庭，无牵无挂，才更轻松，她不怕吃苦，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与其天天幻想着外面的世界，心神不定，不能专心做事，还不如干脆走出去，去另一个世界闯一闯，开始新的人生。
徐妈妈拗不过徐爽软磨硬泡，又想到了徐爽的终身大事，都奔四十岁的人了，当妈的也是操碎了心。托亲友给她介绍了好几个，不是她嫌人家长得难看，看着恶心，就是怪人家不尊重她，第一次就动手动脚的。再不就是别人对她不满意，说她缺少女性味，风风火火的，不是他要的那种“贤妻良母”的类型。还有一个介绍人，给她说了一个四十多岁带一对双胞胎孩子的，徐妈妈没征求徐爽的同意，就回绝了：你知道小爽那脾气，一进门就当两个孩子的后妈，她受不了，也当不好。介绍人酸酸地说：你女儿人长得不错，各方面条件都好，就是这一把岁数够呛。要不是二婚头，哪有奔四十岁的男人还没成过家，生过孩子呢？您老说呢？
徐妈妈想，可也是呢，在中国，恐怕小爽是对不上象了。听说西方国家有不少男人，三四十岁结婚的有的是，没准儿，小爽能碰上个中意的？再想想虽然徐爽缺乏与人交往的能力，不大会搞关系，没能像其他人一样混个一官半职，但独立生活能力还是有的，保护自己的智力还是不缺乏的，不应该这样不放心。女儿，你不是一只雏鹰，你有一双还算结实的翅膀，你飞吧！
徐妈妈想通后，给徐爽挂了一个电话，徐爽听说妈妈同意了，兴奋地在屋里跳起来，连连说，妈妈，你真是个好妈妈！我去了后，将您也申请过去，那我今生也无憾了！
接下来，徐爽就悄悄去了位于市郊的移民咨询中心，一位秃顶的矮矮的老头接待了她。老头姓邹，人们管他叫邹顾问和邹主任，五十多岁的样子。他那舌头就像装了滑轮似的，灵活自如，说出的话，确实能将“好好的眼睛忽悠斜了，一双健美的腿忽悠瘸了，一个智力健全的人忽悠蹑了”，徐爽根本就经受不住他的极具鼓动力的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言的冲击，他说徐爽的条件太好了，工科学士，热门专业，还有科研成果，年龄属于三四十岁的黄金时段，特别是没有小孩子，干干净净的独身，这是加拿大最需要的。好像加拿大正急不可耐地等着不远万里的一位老中国姑娘，赶赴那里，施展抱负，贡献才华，造福于英联邦加拿大国。虽然徐爽也觉得邹有点油嘴滑舌，言过其实，但还是禁不住诱惑，当场就签了合同，合同规定，签合同后马上缴纳首期咨询费1000美元，那时兑换美元还不像现在这样自由，徐爽没有办法兑换美元，邹主任说，按说你应该直接付美元，但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国情及申请人的特殊情况，我们允许你用人民币支付咨询费用。公司最后还要兑换成美元，要走门路，说白了就是“黑市”。黑市的兑换比率是1：9，这样，你需要交纳9000元的人民币。随后派人跟着徐爽到银行取钱。徐爽看着邹主任手下的办事员目不转睛地一沓一沓数着她的血汗钱，就像旧社会辛勤了一年的长工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拱手交给恶霸地主一样，即心疼，又无奈。
邹主任让徐爽赶紧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出生证明、无犯罪证明等准备好，拿到公证处公证。他教导徐爽千万不要在任何一份文件上透露“副教授”或者“教书匠”的信息，因为这是“技术移民”也叫“技术定居”，要想方设法往“工程技术人员”方向靠拢。徐爽茫然了，我充其量就是个在高等学校里吃了近二十年粉笔灰的教书匠，怎麽才能摇身一变成为“工程师”呢？这时，邹主任又摇动舌头，教导一番：你拿的是工学学士，你的科研成果也趋向于工科，学校里不但有教师，还有工程师，对吧？徐爽眼睛一亮，首先想到了久违了的高工夏明德。她点点头，在邹主任的指导了，果真过了一把以副教授冒充高级工程师的瘾。
徐爽将材料送上去之后，邹主任一个电话打过来，让她过去一趟，原因是她将中共党员填上去了。邹主任像长辈一样批评她：小徐呀，小徐，你是让我扶着走抱着走啊，少说一句话，你就走错一步棋。你看你，填中共党员干吗？这又不是选拔干部。加拿大不欢迎共产党员那！徐爽说：实事求是嘛，白求恩也是共产主义战士嘛。“嘿嘿嘿，你这人在学校呆久了，成书呆子了。”老邹的笑声出奇地刺耳。“我当初去澳大利亚时，那是15年前的事了，也是党员，而且党龄都有15年了，还不是与组织失去联系，又变成了”党外赤子“？”邹主任开了个玩笑，又说：“我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要想移民成功，不但现在不能透露党员身份，就是有一天，大概一年以后吧，去香港面试，人家问你，是共产党员吗？你要坚决予以否认，不要犹豫，说假话跟说真话一样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是他们逼着我们这样做的。”
不知怎的，徐爽的脑海中出现了童年时她从小说里电影里见过的刘胡兰的身影。当年刘胡兰被捕时，年仅十五岁，是一名预备党员。当敌人张金宝得意地冷笑道：“现在有人供出来了，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刘胡兰正义凛然地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就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员又怎样？”“你们村还有谁是共产党员？”“就我一个！”瞧人家那共产党员的气派。如今，比刘胡兰的岁数大了一倍还多的中共党员徐爽，为了移民发达国家，要面对大鼻子的提问：你是共产党员吗？浩然回答：我不是共产党员！
徐爽心里笑了，那是一种自嘲的笑。是啊，难怪老人家送给刘胡兰八个大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她徐爽简直是“生的渺小，走的可耻”呀。当然，徐爽只是这样想想，并没有真的停下移民的脚步，在这个时代，还有谁能让先烈的事迹影响自己的未来呢。这是一个倡导自我价值实现的新时代。
徐爽虽然没有达到党员的思想境界，但党员的良知还在。自打开始办移民以来，从前与矿院的一切恩怨在她心中似乎都烟消云散了。她上课更卖劲了，答疑更认真了，批改作业更尽心了，即使嗓子疼得冒烟，也是不时含一片“西瓜霜”顶着，坚持上课，从来不请假，不找人代课。
东海市与徐爽前后差不多时间申请加拿大移民的有好几位，大家碰到一块后免不了交流一下信息，背着邹主任，他们还嘀咕过：移民公司心太黑了，就写封推荐信，整理一下现成的材料，给我们提供点加拿大概况就他妈收三千五百美元？要不是老子工作忙，没有时间整这些，我还自己申请移民呢，能节省好几趟从加拿大回中国的坐飞机的费用呢。那姓邹的赚了我们那样多的血汗钱，给他打个电话，都不耐烦。说不了几句就挂。谁让你打手机？那是双向付费的。人家不是告诉你了：非紧急情况不要打手机，要打座机。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声讨着邹主任的贪婪和小气。
徐爽签了合同，半年后，就收到加拿大在香港的领事馆寄来的通知，当然是由咨询公司代转的，要她去参加“雅思”考试。咨询公司要徐爽用另一笔1000美金换这一张薄纸。徐爽按合同又将9000元人民币抛了出去。心想，这就是一桩买卖，就当是投资搞生意，赔赚听天由命了。
徐爽的英文水平是一瓶不满，半瓶晃荡，不高不低。加上她自从下决心办移民之后，就见缝插针地复习外语，还真将扔了多年的外语又全面地给拾了起来。她利用周末的时间跑到省城参加了雅思考试，听说读写，花样齐全，每样满分都是9分，徐爽除听力考了刚及格的五分外，其他三样均是5.5分，平均也是5.5分，也就是刚及格。
徐爽对这一结果不是太满意，邹主任安慰她说，虽说当年我移民澳大利亚时考了7.5分，但前几天我模拟了你们的考题，也就能考7分，英语没进步，反而倒退了。邹主任就是这种说话风格，看似像奚落自己，实际是抬高个人，这是不少芝麻官们的拿手好戏。徐爽更不平衡了，连这样一个“糟老头”都能超过自己，真是惭愧呀！为此，她懊恼了好多天。邹主任曾经告诉徐爽，即使雅思成绩不理想也没啥大不了的，顶多就是往香港跑一趟参加面试；也许加拿大的领事馆移民部发发善心，就可能将面试免了，那叫“免面试”，是这个行当里的行话，那是无数申请技术移民的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这就省去了一大笔赴港的费用，一大块耗在路上旅馆里的时间，一大团与面试官相见的不安。徐爽也渴望有这样一天。
接下来，徐爽度日如年地等待着香港的最新消息。四个月过去了，邹先生给了徐爽一个惊喜：徐老师，快过来一下，你的免面试通知和体检表都到了。你最好来时，就将9000元带好。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徐爽忧喜参半，喜得是考试成绩不理想但这结果不错，省去了不少麻烦与风险；忧的是又要甩出一大把现钞了。看来，邹先生在把徐爽们送到那个冰冷的国度之前，非得把他们身体里的油水榨干不可。到上海体检一切顺利，徐爽处于要钱没有多少，要身体一个毛病都难找的状态。就这样顺利通过了体检。
体检过后又等了两三个月，“要钱”的又上门了。按合同规定，徐爽最终拿到加拿大的落地纸时，须支付邹先生咨询公司的最后一笔费用——500美元或4500元人民币。
那天傍晚，邹先生打给徐爽一个电话：“徐老师，恭喜恭喜！落地纸终于到了。这样吧，现在过来一趟吧。我在云山宾馆等你。”徐爽听了这话，就像一个长跑运动员经过了漫长的一路奔跑，最终到达了终点，如释负重，而又疲惫不堪。她的声音里听不出十分的喜悦，她只淡淡地说：“谢谢，怎麽在云山宾馆？你在那里干啥？”“我在这里开了一个会，是我们咨询总公司下属的几家办事处的协作会。无论如何，过来一趟吧。钱你可以明天准备。”
徐爽很快骑车赶到云山宾馆，按邹先生提供的房间号，敲响了四楼角落里一套房间的门。开门的是邹主任，他穿着宽松的睡衣睡裤，趿拉着拖鞋，身上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皂的气味。头发有点湿，脸上的胡子也刮光了，在柔和的灯光的映衬下，泛着青光。他显得非常轻松随意。进去后，她发现房间里只有邹主任一人“咦？你不是说在这里开会吗？其他人呢？”邹主任说话文绉绉的：“曲终人散了，别人都回家歇息了，就我一个人等你来拿移民纸。”说着，邹主任指着一张圆桌旁的椅子示意徐爽坐下，自己便落座于对面的另一把椅子上。徐爽这才发现，圆桌上摆放着两个盛满了液体的瓶子，大概是酒和汽水之类的东西吧。还有几个果盘，分别放着一串香蕉，几个苹果，一把葡萄。似乎还有一股淡淡的音乐从墙角或墙缝中飘出来，柔柔地，软软地飘进了空气中。屋里的灯光有点暗，使得邹主任的老脸看上去没有多少皱纹，也没有多少斑点。这一切显得温馨平和而又带着一丝暧昧。
徐爽主动说：“申请移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总算熬出头了。非常感谢邹主任为我所做的一切。”她本想说几句客套话，就拿了文件走人。没想到，邹主任似乎并不急于切入正题，而是不急不慢地说：“来来来，先吃点水果”，说着掰了一个香蕉，递给徐爽，自己随手捏了一粒葡萄填进嘴里。然后，邹先生起身，启开了摆在桌上的两个瓶子的盖子，分别将两种颜色的液体倒入两个高脚杯中，红的留给自己，白的端给徐爽，拿着碰杯的架势说：“来，祝贺你成功拿到加拿大的移民签证！”徐爽摆摆手说：“邹主任，你不知道，我从不喝酒的。”“嘿嘿，这哪是酒？我知道女同志不喝酒，给你的是雪碧。我的酒力也不行，只能喝点果酒啦。”说着，抬起酒盅一饮而尽。徐爽出于礼貌只象征性地咂了一口雪碧。徐爽喝雪碧没问题，但喝雪碧也要有情绪，有氛围，面对着这样一位矮小的秃顶的，而且还油腔滑调的老头，喝啥都索然无味。
看邹主任没有尽快结束谈话的意思，徐爽也就硬着头皮多坐一会儿，正好打听一下其他申请人的情况。对于这几个填充了邹主任腰包的人，邹先生无论如何都是忘不掉的，他如数家珍般地一一道来：设计院的小张也考过雅思了，成绩不太理想，工作资历也不长，不知能不能免面试，好在他的专业不错，是学计算机的。人民医院的刘天年材料报上去了，通过了初审，等进一步的消息。水利局的小潘不想参加考试，有可能直接去面试。邹主任劝他不要担心考不好，试试没有坏处，万一来个超水平发挥呢？去一趟香港，花费是很大的；而参加雅思考试的报名费不过1200元。有的人就心疼的这点钱，不肯参加雅思考试，简直是丢了大西瓜，捡了小芝麻。
说着说着，邹先生又转到徐爽身上：“你是最幸运的，中间没有波折，只用了了一年零两个月，对吧？就顺利拿到了签证。”徐爽借机又一次感谢了邹先生曾经给予的指导与帮助。这时，邹先生喝得脸跟果酒的颜色差不多了，红红的，还冒着热气，他显得兴奋而又随意，眨巴着两只小眼睛，审视着徐爽说：“不客气了。那……你打算拿什麽答谢我呢？”看徐爽脸有点变色，便转话题说：“不用谢，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对每一个申请人都是很负责的，当然在你的材料上下的功夫最多。”外面，几个闪电过后，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很快，就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趋势。徐爽站起来说：“邹先生，要下雨了，我该走了。”老邹走到窗前，探头朝外面望了一眼说：“马上就要下起来了，还是等一会儿，雨停时再走吧。”徐爽看看手表，快八点钟了。“小徐，请坐，请坐。再随便谈谈。”徐爽犹豫了一下，并没注意到他称呼的变化，她关注着外面的“雨况”，她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她讨厌这个面容丑陋的秃头。她听到邹主任慢慢说：“西方人讲究爱情，可我活这麽大岁数，还没有尝过爱情的滋味。老婆像个母夜叉，对我呼来唤去。看我出来像个人似的，在家就跟奴隶一样。特别是她生活作风不检点，三十多岁就让我当了王八。对不……起，我说话有点粗鲁。”邹主任说这话时，眼里像盛满了水似的。尽管徐爽对邹先生说这一番话感觉突兀和不舒服，还是想说几句同情的话，但张了一下嘴巴，却失语了，她极少勉强自己说勉强的话。邹先生接着说“你这样三十多岁的单身女性，那是很受加拿大人的欢迎的，我知道这点。要出国，就要多了解国外的风土人情。说起来有件事挺有意思，在国内，贞洁被男人赞颂；在西方国家，这就成了一条缺陷了，一个中国女子与一位西方男子结婚时，丈夫发现她还是个处女就大失所望，认为她没有魅力，没有被人”爱过“，所以……”徐爽觉得一阵恶心，再也听不下去了，站起来说：“邹主任，我得走了。”说着就往门外走，老邹一把拦住徐爽，声音有些异样“小徐，求你再呆一会儿，很长时间以来，我心里就总想着你，你这一走，也许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再见面了。今晚，陪陪我吧。就这一次。到了国外，这不算什麽，想开点。”一米七一的徐爽面对着这个比他矮半头的老男人，听着这些肉麻的话，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她狠狠地瞪了邹老头一眼，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门口，伸手去拉门，但无论如何都打不开。邹老头喘着粗气站在她身后，壮着胆子用双手扳住徐爽的肩头，恨不能将整个身子悬在徐爽身上，徐爽狠狠地将他的两只爪子扒拉下去，又用力拽门。邹老头死皮赖脸往徐爽身上靠，又被徐爽一把推开。他两个就这样你来我往搏斗了一番，直到徐爽大声说：“你再不开门，我就大声喊了。让别人知道你是怎麽不要脸的！”也许，邹老头已经没有力量驯服这匹野马了，他有气无力地打开门，说：“你可以走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找我了，永远不想再见你。”
徐爽一口气跑到楼下，骑上自行车冲进雨蒙蒙的夜幕中。她将车蹬得飞快，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在脸上流淌。途中，一个同样在雨中骑车的男人追上来，阴阳怪气地喊：“小妞，下雨天，一个人出门呀？下来，咱们谈谈嘛！”看徐爽不理他，就打着口哨，飞驰而去。
徐爽的心里，盛满了屈辱和愤怒，她又想起了邹老头那张丑陋的脸：“他妈的，这老不死的，劫财又劫色！真后悔没有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她恨得咬牙切齿。
回到宿舍，脱下湿淋淋的衣服，她想给妈妈打电话，又担心妈妈牵挂担忧。想了想，又将话筒放下了。坐在沙发上发呆。她开始悔恨不该夜晚一个人跑到那个鬼地方去。她想起，母亲以前就曾三番五次地往她耳朵里灌输过：
“不要单独跟一个男人在房间里说话，即使非得这样做，也要选择白天，而且，门要敞开着。”
“不要接受一个老男人的示爱，无论他怎样声泪俱下地谈论他婚姻的不幸，痛不欲生，甚至以自杀相要挟，都不要动心。”
母亲说多了，还会补上一句：“女孩就是操心，要是男孩就省心多了。”
看来，母亲的话，徐爽并没有完全记在心上，否则，就不会在晚上单独跑到宾馆去跟一位老男人见面了。不过，老男人的眼泪并没有起作用。
第二天，徐爽才发现，昨晚只顾摆脱邹主任的骚扰，竟忘了将“移民纸”要来。她抄起电话打到咨询公司，接电话的是办事员小张：“是徐老师？邹主任出差了。移民纸？啊，可能他忘记交待了，我不知道他放哪了。这样吧，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一个星期，到时我给你打电话。”
还好，一个星期以后，小张亲自上门送来“移民纸”，并带走了徐爽应付的最后500美元。至此，徐老师与邹主任的交易就正式结束了。留给徐爽的则是一堆七零八落，还夹杂着一点肮脏东西的有关移民申请的记忆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