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地方？想到这里，他坐不住了，马上找到科长，商量了侦伺的办法，先从西安
警察局侦缉队里借来两个人，然后找关系熟人，介绍进这个印刷厂工作。不出几天，
果然真相大白，《活路》确实是在这家印刷厂里印制的，通常都于夜晚进行，天亮
停止。那两个混进去的小特务，为了认证确凿，还偷了一本杂志带出来。与此同时，
毛人凤又通过当初向友新留下的、隐伏在杨虎城周围的暗线，得到情报称，杨虎城
身边有共产党活动，而且杨的夫人谢荷祯就是共产党。这些情报汇拢来，看得毛人
凤心惊肉跳，不敢怠慢，马上向上司江雄风作了汇报。谁知，江雄风这时正在图谋
新的出路，想去胡宗南那儿带部队，随手就把毛的密呈转给了“剿总”参谋长晏道
刚。
晏道刚名为参谋长，其实是蒋介石派在张学良身边的“监督”。可惜的是，他
没干过特务的行当，拿了份《活路》竟直笔笔地找杨虎城质问，杨非但矢口否认，
而且把已露端倪的线头全部掐断，毛人凤派往印刷厂的两个小特务也神秘地失踪了。
后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为束手就擒曾痛骂：
“曾扩情无耻，晏道刚无能”，这其中也包括他对起事端倪的查处不力。
几天后，戴笠随蒋介石去洛阳，专程飞来西安检查工作，毛人凤总觉得《活路
》一事大有文章，便将前因后果直接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听罢大吃一惊，连连埋
怨江雄风潦草，晏道刚误事。接着，把江雄风召来，饬令他扩大侦察范围，一定要
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同时，又迅即作出决定，调毛人凤回南京本部机要室当秘
书，专门负责有关西北方面的情报分析与整理。
一夜之间，毛人凤从“外藩”调任“中枢”，能贴附在戴笠身边工作了，这意
味着外放考察的阶段已经结束，那份突如其来的快意，拱得他嗓子眼发痒，有一天，
他在鸡鹅巷53 号门口，遇见了浙江警校时的老熟人文强（此时已调任洪公词特训
班政治指导员），那一番神态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后来，文强在回忆中叙述了
这次重逢的情景：“起初，他还是老样子，谦恭有礼，我也照老习惯叫他大毛。也
许他觉得‘大毛’二字刺耳，立刻显出骄矜的神情，告诉我他是老板（戴笠）身边
的秘书，说完又以加重的口气补上‘机要’二字。接着便同我称兄道弟了。在警校
时，他把我们这些政治指导员全部视为上级。如今当上了机要秘书，地位变了，唯
恐我看轻了他。”显然，自重作为屈就的底蕴，一旦有了机会与可能，还是会顽强
地表现出来的。或许是前后感觉的差异，使文强觉得突然，观察便精细了几分，后
来他又发现：
“此后的日子里，他（毛人凤）的面孔常因人因时而变。平时趾高气扬，威风
十足，拿出他的老上司、警校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的派头，而一见戴笠在座，他又
会立即恢复从前的奴才相，对所有穿‘黄马褂’（黄埔生）的人，不是低三下四地
送烟送茶，就像机器人一样坐在一边。我们一些同事，每在一起谈到毛人凤时，无
不为之咋舌，都说这是个神秘的小人物。”
其实，文强的观察多少还带有点昔日阿蒙的偏见，长期居高临下惯了，偶遇毛
人凤以平等的态度相待，就觉着对方翘了尾巴。平心而论，有了这么多的历练和功
绩，毛人凤不愿再接受“大毛”的蔑称，只算是最微弱的自卫，倘若换了别人，还
不知道尾巴要翘到什么地方去了。为此，已升为北平站书记的毛万里，有时来总部
述职，看到彬彬有礼、多有谦恭的兄长时，常常要指责“五哥”太“犯贱了”。毛
人凤听之称善，我行我素，并不改正。
患难显忠心
1936 年12 月12 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
以“兵谏”的名义扣押了蒋介石，随后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立即停止内战、改
组政府、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共同救亡的八项主张。
当时，身负分析整理西北方面情报的毛人凤究竟干了什么？事变发生后又有何
作为？不知什么原因，确凿的实迹至今犹如云遮雾罩，影影绰绰地看不真切。按常
规理论，无论是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还是特务工作的性质，绝无可能让毛人凤自
享清闲。这里，只能把一些有关的说法罗列出来，从中寻迹觅踪也罢，以一斑窥全
豹也罢，但愿多少能描摹出毛人凤的一些模样。
有一种说法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已回到南京，当戴笠决心随宋美龄冒险，
飞抵西安去与“校长共存亡”时，他是江山小圈子里的“顾命大臣”
之一。当时，戴对外要求郑介民好好看家，随时与胡宗南等要员联系，尽力保
住这份特务基业；对内则是泪流满面地向毛人凤、周念行、王莆臣、张冠夫等“托
孤”，希望他们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今后能好生侍奉自己的母亲和儿子。于是，大
家发誓赌咒，毛人凤还陪着流了几滴眼泪，表示：只要自己在，就等于戴笠还在，
戴家母子决不会受罪。
另一种说法是，戴笠于12 月22 日随宋美龄飞往西安之前，毛人凤等几个江
山小同乡也抱定了与戴笠并存亡的决心，先行化装潜入西安，随时准备配合行动。
因为戴笠对和平解决事变所抱的指望不高，曾打算用特务的手段把蒋介石解救出来。
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利用毛人凤与陈昶新的交情，说服陈叛变，为“中央”立一功。
结果，宋美龄抵达西安后，情况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步棋才没有走。
再一种说法则是，西安事变发生时，毛人凤正在城里，陡闻惊变，慌不堪言，
环顾左右，像马志超、江雄风这般同僚，全部跑得无影无踪，最后是靠着在西安警
察局里当科长的周养浩的帮助，才隐匿起来。后来听说戴笠随宋美龄抵达西安，一
下飞机就被东北军扣了，顿时心焦如焚。无论怎样说，于友情，于仕途，戴笠都是
他最重要的依靠，旋即决定挺身救险。他连夜去见陈昶新，求他释放戴笠。陈对张
学良忠心耿耿，不敢答应，但表示可以让毛见戴笠一面。据说戴笠见了毛人凤，先
是大发脾气说：“事到如今，你还活着？”言下之意是责怪手下这班做西北地区情
报的人酒囊饭袋，竟然连这么大的举动都无所察觉，活着跟死了没什么两样。毛人
凤洗耳恭听，一脸沮丧气，等戴笠骂完了，才轻轻他说了句：“我是跟你奔前程的，
你若活着，我又何敢先去死呢？”戴笠白了毛人凤一眼，面色逐渐趋缓。这时站在
一旁的陈昶新又告诉戴笠，你的那班部下早已溜得一个不剩了，还就是毛先生敢提
着脑袋来向我求情。戴笠终于感动起来，一手搭在毛人凤肩上，口里念念有词道：
“君乘车，我戴笠（戴的名字即由这句古谚中来），还是贫贱之交最可贵啊！”接
下来，陈昶新经不住戴笠与毛人凤的轮番求情，同意带戴笠去见张学良，以便进而
见到蒋介石。有人回忆说，陈领着戴去见张学良时，戴笠一进屋子，便长跪不起。
张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见平时威风凛凛的戴笠做了“矮人”，不由地动了恻
隐之心，不仅保证不杀他，而且还让戴笠见了蒋介石一面。事后，张学良生怕东北
军或十七路军中有人对戴不利，特地关照陈昶新要严加保护，并且在释放蒋介石之
前，先嘱陈昶新把戴笠送回了南京。在此期间，毛人凤一直陪伴在戴笠身边，直到
戴笠安全离开西安，才化装潜出，经洛阳返回南京。以上种种传说，究竟哪一桩为
实，或者只是捉一鳞爪，附以想象，不惜铺陈呢？对此，毛人凤一直缄默不语，从
来不加以辩明。但有两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一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在戴笠眼中
的身价猛增，一跃而超过了先他入伙的毛钟新、王莆臣和周念行，真正成为机要中
的机要。二是毛人凤与陈超新的关系今非昔比，一下子从过去的相互利用成为莫逆
之交。后来，张学良遭囚禁，东北军被拆散，陈昶新又在军统中端上了“饭碗”。
有人说，这是他不忘旧主，身入虎穴，想通过毛人凤的帮忙，营救张学良。不管这
种说法是否确实，毛人凤能收留他，并且不出卖他，如果没有人心换人心，半斤换
五两的经历，毛的肉躯中绝生不出这么一段侠肝义胆。
“黄马褂”与“江山帮”
坐落在南京鸡鹅巷53 号的特务处本部，是一处不显眼的宅子，对外还有着军
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称呼，处长都由戴笠担任。眼下，经过几年的经营，规模
逐渐扩大，在直接接受领袖的驱使、勇于充当老蒋的先锋部队、敢死兵团和秘密武
器等方面卓有成效，名头也渐渐地响亮了起来。其中，清一色的“黄马褂”也显出
了正宗气象。
“黄马褂”原是满清贵族的俗称，以其“黄”字相谐，比拟黄埔军校的出身，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埔军校为国父所创，蒋介石自任校长，“天子门生”的地位，
说什么也够得上新贵的名份。早在复兴社特务处创立之初，戴笠就意识到：这个不
伦不类的新机构，要想在弱肉强食的官场角逐中站住脚跟，涂饰出蒋委员长嫡系机
关的色彩十分重要，否则就挣不到名份。于是，他尽可能地把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罗
致到这里来工作，并且委以各种头头脑脑的职务，其中以戴笠、郑介民、唐纵、张
炎元、郑锡麟、徐亮、周伟龙等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代表，号称“十人团”，齐崭崭
地列入了“开山元老”之列。
这样一来，对外是叫响了，可对内呢？戴笠心里很不踏实。要说原因，难以言
表，“野心”是个作祟的大虫。他这人从小就有入主之“癖”，而且一定得自己说
了算，别人只能跟着振臂呼应。特务处按照他的想法，就该像个家一样，我是家长，
由我当家。后来，他权柄渐重，口口声声把自己的大本营指称为家，就是源于这种
家天下的思想。但是，目前业务发展得很快，规模愈大，实现目标的隐患也愈多，
其间最重要的对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黄马褂”。因为论资排辈，恰恰是戴笠的
短处，在“黄马褂”里，六期生只能算小弟弟。再说，黄埔系的师生遍布党国要津，
凭着一脉，去哪里都不愁吃香喝辣，所以并不怕得罪戴笠。真要想拉下脸来充老大，
戴笠深觉底气不足。
于是，为长久计，他决定在“黄壳子”里，慢慢地培植起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
的“核心”来。
中国社会历来有结党营私的政治积习，其中“帮亲不帮理”的乡党结最为根深
蒂固。戴笠为功利所驱，非但无意摈弃老套，而且乐此不疲。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江
山人涌来，前后有戴春榜、戴以冕、戴以胄、戴善谋、戴善谟、戴善良、毛宗亮、
毛宗鳌、毛钟新、毛人凤、毛万里、毛森、王汉光、管先晏、徐钟奇、姜毅英、周
念行、王莆臣、何芝园等等，不是宗亲姻戚，就是同窗同乡，真可谓：摩肩接踵，
人头攒动。
戴笠的做法自然引起了“黄马褂”们的反感，殃及池鱼，“江山帮”的人，轻
则受奚落，重则遭辱骂，犹如家常便饭。举凡碰到这类“官司”，戴笠心里偏袒乡
情，却又不愿触犯众怒，表面文章大多以亲严疏宽为主题，先把“自家人”克一顿，
然后恨铁不成钢地敲打乡党们说，何时才知识大体。
戴笠明白，集中权力必须是胆魄与技巧融合得合丝合扣的过程，猛而易折，欲
速不达，最好是随风潜入，润物无声。在早期的乡党中，周念行博学而稍迂；王莆
臣聪明何余，老辣不足；张冠夫偏于忠厚；毛万里果敢善断、棱角突兀，容易树敌，
戴笠不止一次地训导他：“毛万里这个万（萬）字，头上有两只角，我要磨平它！”
相比之下，毛人凤却集中了更多的、适合戴笠需要的特点。他工于心机，不好
张扬，有谋善断，谨慎勤勉，寡言少语，处世周圆，尤其是那一副逆来顺受的阴忍
功夫和谦恭态度，从不招惹是非，在“黄马褂”眼里，充其量是个卑下的“小人物”。
因此，重用人凤，戴笠称心，且不会引起“黄马褂”们“感冒”。于是，度过
“熬资格”的阶段后，戴笠便有意识地增加毛人凤的历练，随后引入“中枢”，成
为机要中的机要，不彰不显地替戴笠揽了一大把紧要的“家务”。
这个时期，毛人凤名为机要秘书，事实上具有的权力和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下
面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事情发生在1937 年的8 月13 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史称：“淞沪
事变”。事变发生的当天，戴笠率领毛人凤、潘其武等人赶到上海建立秘密机关，
坐镇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用以配合中国守军的抗战。有一天早晨，特务处驻上海
办事处的处长在辣斐德路的秘密机关里突然接到戴笠的电话，要他“立即来一趟”，
说完电话便挂断了。那位“黄马褂”出身的处长站着发愣，他不知道戴笠的电话从
哪里打来，怎么能够立即赶去呢？一瞥之际，看见坐在旁边埋头文案的毛人凤，有
口无心地问道：“毛秘书，你知道江先生（戴笠的化名江汉津）这个电话是从哪里
打来的？”毛人凤抬起头来，慢吞吞地说：“可能是福履理路打来的。您得小心一
点，此处照例不接待宾客，您坐自备车去，也不可直开到大门前，远远停下的好。”
处长听完后，第一个反应是：人谓狡兔三窟，“老板”已不止三窟了。接下来
又暗暗惊讶，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老板”在上海的秘窟，连我这个上海办事
处长都瞒着，毛秘书却知道得清清楚楚。再想想毛秘书刚才那番下级尊重上级的谦
恭态度，不由地连抽冷气，暗想“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小人物。”
神秘的“小人物”
认为毛人凤是个小人物，其实是“黄马褂”们长期藐视“江山帮”，惯以职衔
资历取人造成的错觉。相反，惊讶之余，陡觉“神秘”，则很能反映出毛人凤薄名
之下，权势难测的状况。文强在回忆中就描述过当时他和特务处的其他高级干部对
毛人凤的印象，他说：“（毛人凤）的确是个神秘的人物。谁也不知道他参与什么
样的机密，有多大权势”。
就拿处理文件来说，特务处的机要系统分甲乙两室，甲室专门处理呈送蒋介石
的文件，内称：“通天文件”。乙室专门处理呈送何应钦的文件，内称：“通地文
件”。以往的惯例，这两种文件都由戴笠指定的亲信秘书处理，书记长签字后呈送。
这里说的“亲信秘书”，当然是指毛钟新、毛万里、王莆臣、周念行等组成的“江
山帮”。一般说来，“通天”、“通地”，界限明晰，秘书们各自为阵，从不跨跃。
何芝园专办情报；王莆臣专理外事；毛钟新专职内勤；毛万里专干外勤；周念行负
责文书。可自打毛人凤来到南京后，情况就不同了。粗看起来，他也和其他人一样，
埋头于文件处理。可看仔细了，便渐渐发现透着蹊跷，他既办“通天”文件，也办
“通地”文件。
那时，特务处的“二把手”（副处长）郑介民率代表团去德、意、英、法等国
访问了一阵，好长时间没来鸡鹅巷。访问归来，再审阅文件时，惊奇地发现好多
“通天”、“通地”文件的底稿上，都签有“以炎”的名字。以炎是谁？怎么没听
说过？郑介民感到迷惑，经打听才知是毛人凤的化名。
类似的惊奇和迷惑，还来自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公干时的老上司周伟龙。
早先，戴笠有个设想——搞一支像模像样的特工武装，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
时机和更充分的理由，一直埋于胸际。“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天赐良机，戴
笠马上以抗日的名义向蒋介石上了个条陈，建议把上海的青洪帮力量武装起来，利
用他们熟悉本地情况的优势，既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又可在万一失陷的情况下，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蒋介石觉得建议不错，表示同意，并要求戴笠具体负责。戴笠
找到杜月笙、杨虎、向松坡等人合计，成立了一个叫“苏浙行动委员会”（以后又
扩充成为苏浙皖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下面再建一支足有2 万多人的“义勇别动军”，
配以枪枝弹药。为了避嫌起见，戴笠把杜月笙和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供起来，一个当
主任委员，一个当代理主任委员，自己与杨虎、向松坡等人则担任普通的委员，另
外再加派周伟龙当委员会的书记兼别动军的总指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两个大主
任都是空心佬，真正的实权在戴笠手里。
作为戴笠的人，派在行动委员会里，周伟龙不乏心情激动。自背唐生智投蒋以
来，足足有十年没带过军队，如今肩负重任，重返沙场，那是什么滋味啊！然而，
没过多久，他便发现自己这个大名鼎鼎的总指挥，对全局的调控未必及得上“大毛
秘书”。照理，特工系统的秘书职责，按条块都有根严格的区分，比如毛钟新是戴
笠的私人秘书；潘其武是机关本部的秘书；张冠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秘书，各有
各的行使范围。唯独毛人凤不受约束，似乎样样都管，特别是在戴笠行踪飘忽，藏
首露尾的时候，毛人凤就像戴笠的“影子”，戴有什么指示，常常通过毛人凤下达
执行。
12 月初，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沪上抗战形势出现逆转，别动军奉命随主力部
队撤离上海，仓促间周伟龙突然想起青浦那边还有一个“特种技术训练班”未及通
知，马上派人赶去。他知道这个训练班是戴笠专门培训骨干的所在，十分珍爱，一
旦疏漏是要挨板子的。谁知，派去的人到了那里，人毛没见到一根，马上打电话向
周伟尤汇报，惊得周总指挥出了一身冷汗，问问周围，没人说得清子丑寅卯，最后
无计可寻，只好拿起电话，接通了毛人凤处，才听到对方慢条斯理地说声“抱歉”，
训练班昨天晚上就转移到苏州去了，命令是江先生亲自向教育长俞乐醒下达的。
“这我就放心了。”周伟龙表面上回答得平淡，心里骂开了娘，什么“老板”
下的命令，还不是你大毛秘书干的好事！回头再想想两年前在武汉行营时倍受“大
毛”供奉的情景，心如块垒壅塞，禁不住地将“妈的”二字喷出了口。不久，周伟
龙竟为这个过节，请求辞去行委会书记兼别动军总指挥的职务。由此，足见毛人凤
当时的地位与权势有多么非同寻常。
当然也有窥破这层“神秘”面纱的，比如当时任上海办事处经济组组长的邓葆
光先生就说：“戴（笠）为提高毛（人凤）的地位，在上海战争时，戴有意把自己
对工作的意图，用毛私人传达的语气转告特务处书记室，变成戴的指示。这样一来，
“老板替身”或“代言人”的形象便慢慢地树立了起来。
“代理”主任秘书
1937 年底，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特务处本部内迁长沙，再到武汉。
第二年初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
要求取消党内小宗派的呼声日趋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取消包括
“复兴社”在内的一切派别组织。好在戴笠的大本营，原来就有两块招牌，复兴社
的那块挂不住了，索性金蝉脱壳，弄个单挑，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照常办公。
再说，蒋介石也不会自阉“耳目”，废弃“秘密武器”
不用。相反，非常时期，他还觉得特工系统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于是，在这
个指导思想驱使下，特工系统开始了全面性的膨胀：原属中央党部指挥的调查局第
一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原来的调查局二处，升格为军
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分别由原来的处长担任。
机构变更与干部任免的拟定，对大本营应是桩喜事，然而，戴笠却未喜先忧。
说来也是块老心病，他担心那批“黄马褂”水涨船高，心气跟着膨胀起来。首当其
冲的当然是副处长郑介民，明摆着可以坐上副局长的交椅了。
过去，蒋介石安排郑来作戴的副手时，戴就因为郑的资格学历高于自己而心里
发怵。于是，通过提高书记长唐纵的地位压制郑介民，同时增强秘书的权力，来架
空郑、唐，剥去他们的实权，逐步在特务处内部形成了“秘书核心制”。好不容易
渐成惯例，突然来个大升迁，郑介民与唐纵都队副处跃入副局之列，心态一猖狂，
山里老虎岂非又多了两只？为此，戴笠急召毛人凤前来商议，想出了一个以退为进
的计谋，并由毛人凤起草，拟成一段文字呈送蒋介石，大意是：自称资历不够，难
孚众望，恳请让委员长侍队室第一处处长贺耀祖来兼任军统局局长，自己为副局长。
呈文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连夸戴笠懂得谦虚。于是大笔一挥，允准所请连带着
中统的徐恩曾也只能坐到副局长的位置上。
戴笠当上副局长，依次递减，郑介民只能屈就军统局主任秘书的职务；老书记
长唐纵则被戴笠“推荐”到了委员长侍从室。如此一去一蔫（而身居局长的贺耀祖
又根本无意理会军统的事务），剩下的“山中虎”也就是戴笠一人了。面对这个煞
费心机的布局，郑介民说不出地憋气，好端端的副局长高位失之交臂，居然还队当
年的“副手”落到了“僚属”的份上。再说，身为主任秘书，地处“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瓶颈”，既得不到主官的信任，又没有众秘书的通力配合，还有什么
干头？于是，常以参谋部工作太忙为借口（郑此时还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
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不来军统上班。结果呢？正合戴笠心意，索性让
毛人凤把秘书班子管起来。开始，戴笠怕招人闲话，先后调来张严佛、周伟龙、吴
赓恕等出任书记长，可干得时间都很短。后来见反响不大，便取消了书记长的位置，
让毛人凤以“代理主任秘书”的名义，事实上替代郑介民负起了“内当家”的责任。
对此，有人点评“代理”二字，极称“用得好”。因为按照规定，主任秘书和副主
任秘书的职务，均须经过军委会的任命，唯独以“代理”的方式，行其偏锋，才能
无所阻遏地达到目的。由此想到毛人凤当年在湖北黄陂县秘书科公干时，曾有过挂
“代理”牌牌的经历，顿觉相映成趣。究竟属偶然之巧合呢？还是命中有此一缘呢？
“内当家”与“新家法”
军统局在武汉呆的时间不长，便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时期的毛人凤有了
些许“发福”的迹象，刚迈入不惑之年，体态由清癯转入丰实的佳境。
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人前人后有了头脸，即便在出语尖刻的“黄马褂”口里，
“大毛秘书”的称谓也改成了“毛大秘书”。这一点，毛人凤心里有谱：名位是戴
笠给的，业绩是自己干的，成效扶持着好运，半点松懈不得。
说来也是适逢良机：大本营落坐重庆，偏安西南，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队
伍扩充，阵营迅速壮大，人马一下子增加到了千人以上，重庆观音岩下罗家湾诺大
几幢房子都塞不下。俗话说，人多手杂，工作秩序跟着也混乱起来，严重地影响了
效率。戴笠不满，趁“总理纪念周”的日子，扯开喉咙开骂，发誓要改变这种不良
状况。于是，在重整秩序的口号下，毛人凤开始帮戴笠“理家”，树规矩、立章程，
这也就是后来被特工们戏称为“新家法”
的内部管束制度。“新家法”顾名思义，突出一个“新”字，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文件处理的程序和要求。当时，军统局本部下设四处五室
（1942 年又扩大成八处、七室、一委员会），其中主管军事情报的第一处和主管
政治斗争的第二处最为重要。毛人风力这两个处的工作运行方式制定了十分详密的
新规定。就拿第二处来说，凡是由各区、站、办事处等军统外勤单位呈送上来的情
报，一律先集中到收发股。收发股作过登记后，再根据情报性质，按党政、社会、
国际、经济动态等类别进行区分，随收随发，再分送各主管科室的有关人员。这时
候，卷宗上贴着由毛人凤设计的表格，分设拟办、批示、拟稿、缮写、校对、监印、
封发、归档等项目，主办人员必须循此一一拟具处理意见，并写明每一过程的限定
经办时间，再移交给对方。卷宗的颜色，有一定的讲究。白色的是一般件；黄色的
是快件；红色的为速件；紫色的是极机密件。这些不同颜色的标示，都有经办时间
的确定含义，如有延误，必加追究，乃至以军法制裁。这样一来，相关的办事人员，
都得拿出十分顶真的工作态度才行，否则，情报的运转就会出现障碍。
当科长、处长的，责任更重，几乎天天都得加班加点，不把一大堆公文批示处
理完毕，不敢歇息。然而，更为新妙的地方，还在于进一步地敛权。按照毛人凤的
设计，情报运行的起点收发股与终点档案股，都由秘书室直接领导。
那些上档次的要件，如红色卷宗、紫色卷宗，基本上也由收发股直接送秘书室
办理后，再转发有关处、科存案。于是，原先与各处、室平级的秘书室，无形中高
出了一层，事实上成为提挈整个军统内部情报工作的“中枢”。
文件处理的规章制度出台后，首先遭到了一批老牌特工的非议，他们放纵惯了，
不乐意束手束脚地受限制，动不动就要请示汇报，失去了“当机独断”的权力。为
此大放厥词，说什么机关公开化后，反不如“秘密时代”有效率，最后闹得去了委
员长侍从室的唐纵也跑来找毛人风交换意见。毛人民静静地听完，淡淡一笑道，让
科员拟办公文，固然难免缺乏创造性的弊病，但总可以应付日常，绝对不会出差错。
一番搪塞，丝毫不露改动的意思，因为这一套制度客观上有利于戴笠的统治，并且
受到了戴笠的赞赏。
第二个方面是健全和完善待工系统的监察制度。早在特务处时期，戴笠就很欣
赏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和西北“剿总”工作时不断向他汇报上司周伟龙和马志超等人
动态的作法，并由此制定了用特工侦控特工的督察制度。制度规定：所有的外勤单
位，部设专职人员，对一切活动予以监控。凡有违背规矩的，可随时过问传讯，并
直接时机关本部督察室负责。为了体现这一规定的力度，凡担任外勤单位督察职务
的人，一般都是老资格的特工，否则难以让人臣服。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即老牌特
工们忠诚不够，弄不好就与老资格的监控对象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共同欺蒙戴笠。
因此，制度行之数年，效果不显。到了特务处升格为军统局以后，机构扩大了几十
倍，人马上升到一千多，落实督察制度困难更大，戴笠煞是苦恼，希望毛人风能寻
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接着，毛人凤就发明了“秘密督察”的监察制度。
听谓“秘密督察”，可分为内外两种：对外的办法是安排一批江山籍的“子弟
兵”，分插到各外勤单位，挂一个不显眼的职。平时，他们除了执行主管单位交代
的工作外，都有暗中侦控本单位一切活动和一切人员的秘密任务，直接向“老板”
负责。如果一个单位里有几个这样的角色，碰在一起交流情况时，都用江山话交谈，
以免隔墙有耳。同时，为了保证这种“秘密督察”使命能有效贯彻，军统局最机要
的译电部门，统统换上江山籍子弟。这样一来，军统局本部给所有外勤单位的指示，
以及除重庆外各外勤单位给军统局本部的情报，基本上都从江山人手上过，一旦碰
上有举报的内容，索性采用“江山型”的密码，以求万无一失地送到戴笠手里。为
此，戴笠曾多次举办江山籍青年的译电训练班，用以充实译电岗位和提高“业务”
能力。
对内的一套办法叫“周督察制度”，即在军统局本部机关内，以科室为单位，
每个人轮流担任一周的秘密督察，以监视和举报本单位的“违法”行为，附带着也
关照其他的部门，随时密报督察室。“秘密督察”的项目五花八门，小到迟到早退，
大到失职泄密，“反动言行”等等。有一回，某传令兵趁守卫不备，从值班室里偷
了一条裤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想不到未等失主报窃，已经有“义务秘密督察
员”去总督察那里举报了。总之，“周督察制度”的要求是“明察秋毫”。如果当
“义务秘密督察”的知情不报，或者有隐瞒要害、泄露秘密的行为，通常都要受到
严厉制裁。军统内部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人突然被送到禁闭室，甚至去上“小
学”、读“中学”①了，连他的主管上司都莫名其妙，弄不清他是被别人检举“违
法”呢，还是没检举别人“违法”？一时里，内部气氛变得骤然紧张起来，人人自
危，谁都怕被别人检举，又都不敢不检举别人。
① 军统称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称白公馆为“中学”，称贵州息烽
监狱为“大学”。上“小学”，读”中学”、“大学”，暗指去上述地方坐牢。
第三个方面是从“关心职员生活”着手，建立好的“家风”。如果说前两个方
面是一明一暗，透着肃杀之气的硬手段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却是和风细雨、透着温
馨气息的软招数。毛人凤觉得大凡治家之术，有威还须有恩，有硬还得有软，所谓
软硬兼用、恩威并举。军统局成立以来，正值“国难”
深重时期，重庆的生活资料匮乏，物价昂贵，维持一个膨胀得过快的机构，单
靠老蒋一年拨下的数百万元“特别费”，哪够开销。再加上“老板”习惯于大手大
脚地花钱，“伙计”们就倒了大霉，经常连工资也发不下来。特工也是人，也要养
家活口，逼得没有法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去敲诈勒索的，明抢暗夺的，
包娼窝赌的，栽赃奸骗的，乃至公然行劫的，一时里闹得怨声沸沸，声名狼藉。
其实，这些恶行由来已久，在“剿匪”时代，由于言论受到箝制，一般人吃了
苦头，敢怒不敢言。眼下，已是“抗战”时期，言论趋于开放，受害者有了说话的
地方。另外，特工人数的猛增，不良影响更趋扩大，招致一些政坛上的异己力量，
借着碴儿抨击军统。戴笠多次在局本部大会上自嘲自骂地训话说：“外边不少的人
在骂我们是土匪强盗，是杀人放火的胡子！这还不够丢脸吗？”于是，为了对外改
善“社会形象”，对内讲究“和睦气氛”，毛人凤又亲自出马，整饬家风。首先从
关心职工生活入手，比如局本部的伙食，尽量搞得丰富些；大小特工的家庭成员凡
是可以就业的，尽可能予以安置，实在无法安置的，按时供应一份平价米。随后，
他又从戴笠搞“缉私”、办“交检”弄来的油水中，抽出一部分充当本钱，在局本
部办消费合作社、理发室、澡堂和小学校等福利性设施。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总务处，
把素有干员之称的沈醉调来当处长。应该说，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特工们作恶的行径，而且还大大增强了军统内部的“家庭”气氛，使大伙儿
体会到内外有别的特殊气氛，增强了对组织的亲和力。
与此同时，“门面”也要装潢一下，举凡军统局招待所、会客处等对外机构，
在毛人凤的指使下，有意识地与局本部隔开，以示清静。然后供养花卉，装裱书画，
粉饰得颇有诗情画意。无论什么人来访，卫兵和接待人员都得尽力摆出一副恭敬有
礼的样子，好烟敬上，好茶侍奉，让对方暂且忘记这里就是令人畏惧的特工机构。
有一次，戴笠前来视察，亲眼观看了来宾受礼遇的演习，咧开大嘴直乐，冲着毛人
凤说，这样很好，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并不是一群无赖亡命之徒，而是知书达礼，
有高度文化和道德水平的人。
当时，一些熟知“老板”秉性的圈内之士，听了无不暗自发笑，事后，指称这
类“外交礼仪”是典型的“大毛风格”。
然而，不管怎么说，“新家法”实施以来，军统的状况是愈来愈令“老板”满
意了。面上看，乱麻梳理成线，有条不紊，秩序和效率都改善了；往内里看，自己
的家长权威也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和加强。戴笠心里不由地对毛人凤的“理家”才能
深表赞赏。
此前，戴笠曾有顾虑，怕给外界造成他在军统局里用“江山帮”压“黄马褂”
的不良印象，因此总督察室的主任一直不敢用江山籍人士担当，无形中留出了一个
权力缺口。眼下，趁着“新家法”的口碑正盛，有了补缺的机会。办法是大力突出
秘书室，使之在纠检工作中具有高于督察室的地位和作用。沈醉在当时写的日记里，
就记载了戴笠的一段高论：“局本部的秘书室应和前清县差与地保去催粮一样，或
采（用）府差锁大柱的办法”。这样一来，上至情报事务，下至油盐酱醋，毛人凤
没有不管的。1939 年，曾担任过军统局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因主持刺杀汪精卫
的行动没有成功，奉召回重庆，接受所谓的“精神处分”，他一来便发现军统局本
部的实际负责人其实是毛人凤，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
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
者是‘秘书’，可是什么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
对于毛人凤在军统的权力，抗战时曾任川康区副区长、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处长
的徐远举也有一段写实的话，他说：“本来我与毛人凤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平淡。
我不是他的亲信，我是军统局‘黄埔系’科班出身，蒋介石曾亲自对我们说，我们
是他的耳目，是他的灵魂。军统一成立我就参加了，进军统的时间很早。毛人凤是
戴笠浙江江山县的小同乡，长期在军统局做领导工作，地位很重要。抗日战争时期，
我在成都工作，军统特务头子重庆稽查处处长何龙庆就曾秘密告诉我：‘注意一下
局本部的人事关系’。意思是叫我靠近毛人凤”，活脱脱地描出了一副“内当家”
的模样。
戴毛“蜜月”
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于公于私，戴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密，可以说是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过去，局外人的议论不少，有的说，毛是戴的“影子”；有的
说，毛是戴的“替身”。透过表象，剖析内因，方知双方功利与满足的吻合，灵魂
意志无代价地转赠、乃至合壁，才是更深刻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