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进了监狱（此事第六章已有交代）。1946 年3 月，戴笠死于空难，周镐获释，
亲眼目睹国民党贪污成风、腐败透顶，以及破坏和平民主、密谋反共内战的种种劣
迹，思想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某天，周与黄浦军校时的老同学徐楚光邂逅，叙旧中谈及时势，颇有同感，遂
引为知己，过从渐密。其实，徐楚光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一直干地下
工作。抗战时期，他曾打入南京汪伪政权，任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抗
战胜利前夕，他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成功地对汪伪的精锐部队——首都警卫军第三
师钟健魂部实行了策反，钟部宣布起义，投向新四军。眼下，国共两党打打谈谈，
内战一触即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让徐楚光重返国统局，组建第三工作委员会，
专门从事情报与策反工作。徐一直认为周镐是一个有能力有气节的人，应该争取他
加入组织。1946 年8 月，在徐楚光的积极争取下，由中共华中分局批准，周镐成
为中共特别党员。第三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工委”）副主任郭润身专程给他
送来党员证和由邓子恢、谭震林亲自签发的华中军区京、沪、徐、杭特派员委任状。
周的主要任务是：策反新编第二路军孙良诚部，争取让他脱离蒋介石的反共阵营，
投向人民。为完成任务的方便，周镐主动向毛人凤要求恢复工作。毛问他想干啥，
周说，最好去上海负责佛教训练团。毛人凤爽快地答应了。对此，周镐还以为毛人
凤念旧，讲交情。其实，他前脚刚走，后脚便有特务盯了梢。原来，“三工委”出
了内好，名叫刘蕴章。早先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南京沦陷后，无所事事，整天泡在
茶馆里混日子，徐楚光把他发展成地下人员，混入汪伪海军政训处，当了处长。眼
下，国民党锋头正健，惯以钻营的刘蕴章便暗暗地靠上了毛人凤，成为保密局的特
工。由于刘平时工作积极，为人又十分机警，没有引起同志们的怀疑。他利用工作
的便利和同志们的信任，巧妙地为保密局提供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材料，其中也包
括徐楚光与周镐的“不正常”来往。毛人凤高度注视，直接指定由第二处正副处长
叶翔之和黄逸公负责侦伺。1946 年11 月下旬，徐楚光从武汉到上海，下榻南京
饭店，陆续召见“三工委”的骨干成员，布置任务，刘蕴章、周镐均在其列。汇报
中，周镐说，策反工作正在进行中，已与孙良诚部派在南京的办事处主任谢庆云约
好，11 月28 日下午同去宿迁（孙良诚的总司令部设在那里）。想不到未及成行，
毛人凤已下达了逮捕周镐的指令。
周镐当天被捕，夫人吴雪亚（也是中共地下人员）立即把所有可能成为证据的
东西烧毁，同时通知了徐楚光同志。徐有着20 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稍一分析，
断定刘蕴章出了问题，立即隔断与刘的联系，马上安排“三工委”总部成员30 多
人，全体撤往湘鄂赣地区。一夜之间，“三工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下，刘蕴
章慌了手脚。迫使毛人凤孤注一掷，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周镐身上。
周镐是何等道行，负责审他的叶翔之有多大能耐，尽在谱中。因此，当叶翔之
问他是否认识涂楚光时，周一口承认，说是湖北同乡，黄埔同学，外加打入汪伪时
的同行，非但认识，而且熟得很。叶又问，最近在京沪等地与你见过几次面？周说，
不下三五次，仅为叙旧而已。接下来，再问他“三工委”的事，周镐两眼一翻说，
什么“三工委”，听也没听说过。叶翔之知道周镐在避实就虚，但拿不出证据，有
气只得闷在肚里。就这样，反复审了几次，毫无名堂，审讯人只好把案卷退回二处，
要求附上证据报核。
第二处的底牌就是刘蕴章，他虽知道周镐与徐楚光有来往，切切实实的证据却
拿不出一条。再加上与他联系的共产党分子，一夜之间全部消失，到哪里去发掘新
的线索，只得眼巴巴地看着立大功的机会变成了僵局。与此相反，周镐的主动性却
渐趋加强，他通过家属送食品的机会，偷偷给妻子吴雪亚塞了条子，让她去找自己
在特工系统中的几个老关系。接着，便有人找毛人凤说情。毛人凤碍着面子，苦于
无奈，同意下达“提前讯结”的手令，并在公文上批示：“如无重大罪过，应予从
轻论处，因其在抗战时曾潜伏伪方工作，系一冒险犯难之同志也。”1947 年春节
前夕，周镐“无罪”释放，仍然负责上海佛教训练团的工作，暗中他又与中共地下
组织接上了关系。这时，徐楚光已带人远走湘鄂赣，与周镐联系的同志换成郭润身，
属华中分局第六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六工委”）。周镐向郭表示，要继续对孙
良诚进行策反。郭同意了，但提醒周镐，保密局明里放了人，暗中的监视有紧无松，
今后的行动要格外当心。周镐牢记组织的提醒，行动十分谨慎，一直未敢前往宿迁
找孙良诚。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老蒋恩赐良机。原来，老蒋听到了风声，说孙良诚有私通
共军的嫌疑，于是下达手令，要周镐以暂编第25 师高级参议的名义，前往宿迁调
查。
老蒋的考虑，本有根据。他知道周镐在抗战时期，曾在孙良诚部当过参议，派
他去不扎眼。但他却不知道，周已上了毛人凤的“黑名单”。毛人凤一见手令，拿
不出阻止的证据，只得执行。1947 年夏，周镐顺顺当当地前往宿迁。一见孙良诚
的面，便把老蒋派他来调查的底细和盘托出。孙良诚原是西北军出身，属于杂牌，
听周镐如是说，离心倾向更加明显，当即拱手求教。
周镐趁机说出了要孙投共的主张。孙犹豫了一番，也想不出别的更好的生路，
最后同意了。不过，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请中共馈赠1500 两黄金，作为本部高
级军官家属的转移费。
周镐回南京后，在老蒋那边尽量替孙良诚遮掩，同时还向郭润身汇报了策反的
经过。9 月下旬，中共华东局电复“六工委”，同意拨给黄金500 两和棉花等物资，
充做孙良诚部的起义经费。于是，郭润身和六工委的另一个同志前往解放区接洽黄
金领取事宜，周镐又接到了蒋介石的差遣指令。这一次是他听到了孙良诚与李济深
暗中勾结的传闻，要周镐再去调查。周到宿迁后，故伎重演，孙良诚惊出了一身汗，
投共的积极性随之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两下宿迁，情况一次比一次好，周镐十分高兴。偏偏想不到，半路里杀出程咬
金，一个叫吕祥瑞的中共地下人员（在三工委工作），在策反孙殿英部时，被保密
局抓获，变节自首，交代中涉及到了周镐。1947 年12 月，周第二次被捕。与此
同时，徐楚光也在武汉被捕。毛人风想彻底弄清楚徐跟周的特殊关系，急命湖北站
长余克剑把徐楚光押到南京，关进宁海路19 号2 号监，然后，把周镐也弄进2 号
监房，企图通过窥探孔，看看他们干些啥名堂。
周、徐都是特工专家，不用开口，便知对方葫芦里埋的药。于是暗传眼神，绝
不说话。叶翔之没有办法，令司法处拷讯徐楚光，要他交待与周的关系。徐东兜西
绕，不吐实情。结果，审讯了半天，除了疲劳，全无收获。后来，又是在保密局几
个老关系的担保下，周重新获得自由。毛人凤再次碰壁，便迁怒叛徒，军法官拟了
个“密报不实，诬人陷害”的罪名，经毛人凤批准，将吕祥瑞就地枪决了。
据另一种说法，周镐的第二次获释，徐楚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徐在拷问中，
承认自己是中共干部，并交代了一些关系，都是不说也知道，说了抓不着的人物，
诸如邓子恢、谭震林、杨帆等等，全在解放区。按照保密局的惯例，这也算是一种
“自首”。另外，徐有一个族叔，叫徐复观，是中统局的元老，抗战时专门从事八
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工作，他知道徐楚光这个侄子，十分欣赏他的才干，一直
想网罗到门下公干。这次，徐楚光被捕，出于由来已久的想法，客观上成了替徐楚
光说情的人物。
戴笠时期，中统、军统犹如一只瓦罐里的蛐蛐，对上眼就斗。毛人凤执掌保密
局以后，有意摈弃前隙，一见中统中有人来求自己，乐得制造个弥合裂痕的机会，
答应了徐复观的请求。于是，徐楚光获释出狱，并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
中挂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衔头。说是专门从事诱降、策反中共地下人员的工作，其
实，是把徐软禁在太平路附近的一幢小洋房里。
这样一来，对周镐也就失去了继续关押的理由。
不幸的是，节外之祸，绵绵不绝。就在周镐获释后不久，保密局浙江站逮捕了
中共华中分局的一个干部，此人供出了湘鄂赣方面的情况。湖北站长余克剑根据毛
人凤的指示，布置大搜捕，抓到了徐楚光的秘书罗纳，这个像伙保命心切，一口气
出卖了30 多个同志，其中包括周镐。此时，保密局二处副处长黄逸公正巧去武汉
检查工作，有关此案的报告尚在整理过程中，黄从余克剑口中听说了大概，十分震
惊，亲自提审罗纳，罗纳所交代的情况跟余克剑所述基本一致。这样一来，徐楚光
的问题、周镐的问题显然严重起来。
黄逸公与周镐私交甚厚，回到南京后，他先找到周镐，非常严肃地对他说：
“老兄，这件事我也无法对上面隐瞒，你还是自己去对毛先生说清楚吧！”周镐听
得懂黄的意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带着妻儿一溜烟奔出南京，跑到了苏北解放区。
等到余克剑的报告与“人犯”完全转入局本部时，周镐已失踪多日，毛人凤眼睁睁
地看着投入的巨大精力和人力付诸东流，气得要命。不久，徐楚光被秘密杀害于南
京。作为一个不完整的句号，毛人凤一直耿耿于怀。
1948 年底，周镐又接受组织的重托，通过孙良诚，策反第八兵团的司令长官
刘汝明。在执行过程中，落入特务事先设好的圈套，第三次被捕。毛人凤把他关进
宁海路19 号。1949 年1 月21 日，蒋介石签发了处决周镐的手令。
临刑的那天，周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解放后，他被
迫认为烈士，遗骨安放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建的烈士纪念馆的第八厅内。
周镐一案涉及的中共人员，以及对中共地下组织破坏的程度，不及上述三案。
但延续的时间之长，投入的人力之多，却能十分真实地反映出毛人凤决不姑息的顽
固态度，说他达到了“领袖”提出的“全力以赴”的要求，似无夸张。
提高效率千方百计
其实，认真勤勉是毛人凤一贯的工作作风，体现在“领袖”布置的反共主题上，
注重效率，讲究效果的一面更加突出了。就拿戴笠时期建立的会餐制度来说，保密
局全盘地承袭下来。当然也有一些不同，比如：除了局本部副处长以上的人员参加
外，凡外勤省站的正副站长来南京，也被邀请入列。
再说毛人凤不像戴笠，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务缠绕，几乎每餐必到，每次都会提
出问题，让下属回答。这样一来，就逼着各单位的负责入非看公文不可，下情上达，
上情下达，糊涂官是做不得了，许多问题都能当场解决，因此办事效率比军统局时
期确实提高了许多。就拿破获北平“共谍”案为例，行动神速，雷厉风行，致使一
些被牵涉的中共地下人员来不及转移，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工作会餐时的快议快决。
另外，对“公秘会报”制度的重视，体现了“秘密控制公开”、协同解决疑难问题
的初衷。为此，毛人凤特地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旁，置了一处房产，取
名“诚庐”，专门作为“公秘会报”的场所。他还非常舍得花钱，盛情招待参加会
议的各方负责人，客观上也使会议平添了几分魅力。酒足饭饱后，方方面面的合作
态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上述四案的侦破过程，几乎没有一桩不是协同作战的结
果。尽管如此，毛人凤还是发现了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保密局对公开单位
的控制，已经远远不及戴笠时期。除了交警总局与各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勉强还
可掌握外，警察总署系统已从控制降为合作。最令毛人凤沮丧的是国防部二厅系统，
戴笠在世时，叫军令部二厅，厅长是郑介民。军统局变成保密局后，郑介民身兼厅
长、局长两职，互为犄角的问题不突出。后来，郑介民局长一职被持，厅长一职被
免，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二厅厅长之缺，便由副厅长侯腾补上。此人是郑介民陆大
时的同学，跟军统没有“亲缘”，当然谈不上感情，一上台，便开始排斥老军统分
子，陆陆续续地把各地军政长官公署和绥靖公署的第二处处长、各部队的第二处处
长，都换成了陆大的同学，事实上独树一帜，根本不受保密局的控制。对此，毛人
凤十分不满，脾气发向了“冒脑根”：“郑先生怎么搞的，在第二厅用侯腾，把我
们的同志都排斥了，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啦！”与此同时，改革后的
外勤体制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也有所突出。
早先，为构建毛氏王朝，外放一批特训班的亲信站长，取代桀骜不驯的前朝元
者，势在必行。毛氏王朝草成之后，提高工作效率，完成反共任务渐成主题。由于
相对应的公开单位，出任二处处长、警察局长、稽查处长之类的老军统分子，大都
不买保密局外勤站那些后辈小生的帐，倒过来常有颐指气使的理由。这样一闹，
“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在某些地方落了空，变了味，有的竟还是“公开领导秘密”
了。
怎么办呢？“领袖”关于“同共产党作斗争，要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
意”的话，给毛人凤以极大的启示。立即决定在人事上作出变动，把部分老特工外
放出去，担任站长。为此，专门在南京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参加的有即将赴任的
新站长和继续留任的老站长，总共几十人，训练了一个月。讲习班结束时，老蒋亲
自接见，以资鼓励，还当场授以名义特权，即省站站长均可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
亲自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并享有批捕之权。在这次人事变动中，沈醉外放云南
站站长，余万选外放贵州站站长，顾齐外放重庆站站长，以此推行“秘密控制公开”
的原则。
同时，秉承戴笠提倡的“团体即家庭，同志如兄弟”的老军统精神，创立了
“公组制度”。所谓“公组制度”，就是让那些同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或一个
地区的老军统分子聚合成秘密的小团体组织，其中职务最高者为组长，不管他是不
是保密局的编制。毛人凤创立“公组制度”，目的是为了弥补“公秘会报”、“公
秘合作”的缺漏，以利跟独树一帜的国防部二厅，以及居位自傲的警察总署争夺对
整个特工系统的控制权。
“公组制度”推行后，各地方警察局、军警宪督察处、保安司令部二处、警务
处、交通部运输局各分支，乃至省市民政厅、民政局、税务局等单位，都出现了一
个一个由老军统分子结成的秘密“公组”（按规定：三人以上即可成立“公组”）。
“公组”把“根”意识作为凝聚的纽带，很符合中国人以亲缘论亲疏的传统，再加
上保密局在活动经费上的资助，自然而然地就把羽翼扩充开去，以隐晦的方式，曲
折地落实了“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不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1948 年初夏，保密局浙江站在杭州抓获了一个中共人员。根据他的交代，毛
人凤密令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偕行动组长郑世勋去长沙进行侦捕。本来隔省行动就有
逾权之嫌，更何况警宪备立门户，怎会把嘴边的大鱼拱手相让？
于是，“公组”之道开始发挥作用。余克剑一到长沙便与费康永接头，通过
“公组”网络，避开了公秘间的种种尴尬，顺利地得到了警、宪等单位的配合，分
别在祁阳、长沙、郴县密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并且全让余克剑押往武汉。这件
事颇让毛人凤得意，连称湖南的“公组”有基础、有效果。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毛人凤，已把完善机制、健全组织、充实力
量的重心，从内部的争权夺利转移到了提高与共产党斗争的效率方面。他之所以这
样做，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野心不大，不想走戴笠无节制扩张权力的老路；其
二，决心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取得老蒋的信任和赏识。于是，为了避免分散精力，
他决定结束“三有公司”的经营活动，把一些纠缠在经济事务中的干才，诸如沈醉、
郭旭、邓葆光等人，都收敛到保密局的重要任务上来。他的这番举动果然得到了蒋
介石的赞赏，不仅同意“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而且在外勤人员编制的扩充
上大开绿灯，仅1948年春夏，一次性同意扩编就达3000 余人，不少军统“三家分
晋”时的裁汰人员，重操旧业。
潜伏渗透无孔不入
在1946 年至1948 两年的时间里，加紧对解放区的渗透与潜伏，也是毛人凤
开展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层面。遗憾的是，投入甚多，收获甚少，充满了失败的记
录。
1947 年3 月，胡宗南攻占延安以后，保密局为埋设耳目，立即在延安成立了
小组，特派老牌特工崔毓斌担任延安稽查处的处长。当时，蒋介石急于想知道毛泽
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指示毛人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有关的情报
弄到手。一连好几天，蒋介石打电话问毛人凤有无收获，急得毛人凤如坐针毡，一
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省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可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
几个老弱病残的掉队人员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对此毛人凤非常不满意，
曾愧疚地对身边的干部们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领袖
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回的好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太说不过去。”于是，针对
解放区情报工作开展不利的薄弱环节，毛人凤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毒招。他通过
对中共宗教政策的研究，决定利用天主教作掩护，对解放区实施渗透潜伏。当时，
天主教在北方有个华北工作督导团，归主教雷震远领导。此人本来就是个多重间谍，
与保密局关系密切。接到毛人凤的工作指示，立即在督导团下面，成立了一个秘密
组织，叫“公教青年报国团”，后来改称“华北青年勘乱救民先锋队”，直接归保
密局情报处指挥，秘密从事解放区的情报搜集工作。这个组织以地区为单位，分层
建置，一直深入到城镇乡村，追布平、津、冀、鲁、晋、绥、察等省市，拥有成员
130 多名，其中还有外籍教徒。
“公教青年救国团”成立以后，对解放区耳聋目盲的情况有所好转，搜集到的
情报一下子比以往多了好几倍，最令毛人凤振奋的是：在侦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
的难点上，有了意料不到的进展。1948 年暮春，正当保密局陕西站的特务们还在
关中瞎忙之际，中共中央己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了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当地
有个天主教堂，曾被中央机关借用，恰巧让披着教徒外衣的特务米二海发现，立即
汇报给“公教青年救国团”保定分团的头目吴雅阁，吴再转报“报国团”秘书长刁
化仁。刁是保密局的专业特工，当即电告局本部，毛人凤欣喜若狂，怀着向老蒋补
过的心情，面谒“领袖”。蒋介石听罢，眼光大亮，决定令华北“剿总”负责对平
山实行大轰炸；由保密局负责绘制平山地区的地形图。不久，米二海绘制的平山县、
郭苏镇等地的中央机关、工厂、仓库分布图，逐级转上，最后由保密局送到华北
“剿总”。
1948 年8 月，华北“剿总”当局派出大批飞机，对平山实施了大轰炸。
轰炸是在夜间进行的，投掷之准，令中共方面吃惊，断定是有潜伏特务提供了
情报，专门立案侦察。查了多日，没有结果。到了10 月初，国民党空军又对石家
庄和灵寿地区，实施了大轰炸，目标直接瞄准党的机关、物资仓库等要害部门，这
又是“报国团”两个披着教徒外衣的特务提供了情报，并在实施轰炸的那天，于地
面发射信号，指示目标。
平山、石家庄挨炸，给解放区造成了惨重的物资损失和人员伤亡，其中包括许
多无辜的群众，尽管中央机关免遭损失。但由于清查潜伏特务的工作没有进展，中
央领导的生命仍处在危险之中。
10 月里的一天，华北“剿总”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迅速组织一支精锐部
队奔袭西柏坡，任务是聚歼设在那里的中共中央机关。为此，老蒋亲飞北平督阵，
毛人凤激动得心跳不已。因为这份情报又是保密局潜伏渗透的结果。当时，担任奇
袭任务的是整编骑兵12 旅，旅长鄂友三受命之后，将此内容透露给了同乡同学刘
时平。刘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益世报》的采访主任，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次
接受中共华北城工部的指示，专门前来刺探蒋介石赴北平的意图，一听到如此骇人
的消息，马上向上级汇报。在骑兵12 旅到达之前，就实行了紧急疏散，让毛人凤
眼看到手的殊荣顷刻间化为乌有。此后，在潜伏渗透的反共记录上，再也找不出令
他振奋的记录。
阴谋策反费尽心机
与潜伏渗透的失败记录一样，运用阴谋策反的手段来贯彻反共内战的主旨，毛
人凤同样有小得大失，愧不敢言的负疚心情。但就不畏险阻的坚决态度而言，他的
反共决心是不容怀疑的。
早在戴笠时期，毛人凤就有过从事策反工作的经验，并且还当过“策反委员会”
的主任。如今为适应反共斗争的需要，策反工作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显得格外重要。
为此，他特意在第二处（行动处）设立了策反科，专门从事对策反活动的运筹和实
施。策反科在开封、郑州、青岛等地还设有策反站，根据就近实施的工作原则，各
谋其事。从事策反的人员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中共叛徒。比如，在抗战期间从八路
军冀鲁边军区叛变投敌的原八路军115 师教导旅旅长、冀鲁边区司令员邢仁甫，曾
是毛人凤寄予很大希望的王牌，被任命为保密局天津站的一级中校流动组长、“津
浦北段策反专员”。第二类是中共方面的被俘人员。当时，国民党把一些战场上负
伤或掉队的解放军被俘人员集中到武汉，纳入所谓的“和平爱国团”（其实跟集中
营相差不多）。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和设计委员会主任张毅夫在那里挑选一
批人，带回南京受训，许下种种好处，然后派回解放区或游击区，从事策反工作。
第三类是从国民党营垒中反戈出去、投奔共产党的人员。
但从策反的效果看，毛人凤颇觉惭愧。就拿他寄予厚望的“王牌”邢仁甫来说，
发展了几个“通讯员”，其实是打进策反部门的中共地下锄奸人员。
在一次伏击战中，把以邢仁甫为首的中共叛徒集团一网打尽，“邢策反”一直
关到解放后，被判处死刑。第二类策反人员也是如此，一旦回到了解放区或游击区，
大多跟泥牛入海一般，期望做到的事没办成，通讯器材和联络人员倒赔进了不少。
第三类策反人员中，同样有令人沮丧的事例。比如在中共河南军区工作的牛子龙，
原来是军统的耳目，后来因为有同情中共的言行，被关进了军统在西安的看守所。
有一次，他趁看守人员不防备，劫夺警卫的枪枝，击毙了几个看守，逃出监狱，投
奔解放军。毛人风看重牛与军统的渊源，以为许之官位金钱，既往不咎，便能把他
纳入到从事策反活动的行列里来，结果好梦亦幻，牛子龙没来，派出的联络员和电
台，倒是有去无回。
当然，也有成功的事例，只可惜绿豆芝麻，说出来不壮底气。比如，1946年初，
原西北军将领郝鹏举在山东起义，投奔解放军。事后，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鲁南
绥靖区、保密局都对他开展过诱降工作。一年后，即1947 年1 月27 日，郝鹏举
在海州宣布叛变，并诱捕了中共派往其部队工作的老红军干部朱克靖等人，于是各
方面都向老蒋请功。当时，保密局成立不足半年，毛人凤很想在老蒋面前表现一番，
便让老潘帮着叶翔之整理了一份材料呈报老蒋，说这次策反成功，主要是保密局通
过郝的西北军旧部吴化文做了工作，说得有鼻子有眼。可惜的是，没等老蒋裁定谁
是主要的立功人员，郝鹏举的部队于2 月7 日，被解放军全部歼灭。不久，吴化文
又在山东宣布起义。这个曾被毛人凤引为立功见证人的96 军军长，如今背叛了老
蒋，吓得毛人凤再也不敢提策反郝鹏举的事了。
又如，1947 年初秋，一个直属南京保密局本部领导的策反行动小组，成功地
策反了大连船舶管理处（相当于海关）副处长姜盛三。当时，大连处在苏联驻守、
国共争夺的特殊环境下，由于中共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再加上苏联驻军的
“中立”态度，国民党势力被迫转入地下，于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权，实际上就是
东北解放区的一部分。不久，国共内战爆发，大连作为重要的港口，老蒋急欲夺回，
一方面派出以东北行营中将副参谋长董彦平为首的视察团进入旅大，挟《中苏友好
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在外交上对苏联施加压力。同时，又派遣大批特务潜入该
地，组织国民党的残存势力，从事反攻倒算和破坏活动，但很快被“民主政权”粉
碎，一系列的反革命组织，诸如“爱民会”、“铁血青年团”等均遭重创。
1947 年起，毛人凤开始调整对大连解放区的特工战略，成立了一个直属南京保
密局本部的策反行动小组，公开的招牌是天津警备司令部航运调查组，专门从事对
大连解放区航运情报的搜集和进行策反活动，这个组的组员徐钰麟就潜伏在大连船
舶管理处。
不久，有两艘装满物资的机帆船“胜华号”与“德胜利号”将由大连开出，往
朝鲜从事贸易活动。徐钰麟与姜盛三策划后，姜自告奋勇代表政府押运。途中，姜
杀了其他的押船干部，转道驶往天津。
成功策反姜盛三的事件，立即被保密局引为“骄傲”。当“胜华号”、“德胜
利号”开进塘沽港时，特地举行了欢迎仪式。姜盛三被任命为直属策反组的组长，
授以中校军阶。接下来，大连港口检查所的所长孙世文也被策反成功，他们（包括
混入大连市民主政府当科长的策反组织员吴海涛）与姜盛三里外勾结，先后裹胁了
几十条机帆船叛变投敌，使解放区蒙受了一定的物质损失，但对形势影响并不大。
1947 年仲秋，姜盛三到南京接受奖赏，他所领导的策反行动小组扩充为保密
局天津特别站，下属三个潜伏组。虽然阵容壮大了，却没能做出更多令毛人凤满意
的事。
鉴于上述种种得不偿失的教训，毛人凤对策反的热衷态度开始转变。据沈醉回
忆，自1949 年蒋介石下野前后起，毛人凤才彻底死心，再也不往“策反”上下功
夫了。因为，大势将去，诱惑别人的资本不足，谁还肯“弃明投暗”呢？
武装反共不遗余力
自1947 年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以来，军事斗争成为反共的主战场。毛人凤
除了在提倡情报方面积极配合军事行动外，还不遗余力地把号称“袖珍王牌军”的
特工武装，直接投入战场。
所谓“袖珍王牌军”其实是老军统的武装底子。最早由戴笠搞“苏浙行动委员
会”时组建起来的，名曰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后来，美国人插手特工，搞中美合
作所。戴笠野心膨胀，趁机抽调大批忠救军骨干，交给美国人训练，全部配发卡宾
枪、汤姆生机枪、UD 机枪、左轮枪、火箭炮等美式武器。
当时，美国准备在中国登陆与日本作战，曾指望忠救军能起到接应配合作用，
因此，训练较严，队伍战术素养也比国民党其他军队高出一截。
抗战胜利后，戴笠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更加视这支武装为至宝，诩之
“袖珍王牌军”的美称。然而，阳寿有限，一命归西，军统开始大分家。
按照戴笠生前的考虑，这支特工武装编人了交警总局，只是总局长的位置让郑
介民的亲信吉章简占了。尽管副局长徐志道、马志超，以及下属18 个交警总队、
4 个教导总队的头头，大多是老军统分子，但落在郑局长关照的广东派名下，根本
就不让毛人凤沾边。
毛人凤一直认为自己是戴笠“遗产”的合法继承人，眼看这支武装旁落，耿耿
于怀。1947 年初冬，郑介民角逐失利，丢了保密局长的头衔，吉章简跟着倒霉，
总局长换成了当年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当过别动军总指挥的周伟龙。此人虽是湖
南派的元老，但此一时，非彼一时也，在“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下，多少要听一
点毛人凤的招呼，更何况，副局长马志超跟毛人凤有特殊的交情，加之局本部二处
处长周康之类的毛派分子从中协调，从1948年夏季开始，交警总队陆续被投入正面
战场。先是在苏皖战场，投入两个交警总队；继而淮海战役打响，又有两个交警总
队被徐州“剿总”调离陇海、津浦铁路，放在首当其冲的碾庄前线，伤亡惨重。对
此，周伟龙十分伤心，他本想保留这支武装，成为日后飞黄腾达的资本。因为，当
时战场上的形势已经逆转，国民党各路诸侯大多为保存实力而避重就轻，谁也不肯
让自己的部队工面抗击解放军，充当炮灰。由此，足见毛人风在执行蒋介石反共内
战政策上的坚定性。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毛人凤忌讳周伟龙在交警总局扶植亲信，搞独
立王国，并且暗暗向国防部次长刘斐靠拢，出现了离心倾向，于是使出派兵作战的
棋子，既削弱周伟龙的力量，又讨好了老蒋。这种说法可以设定为一种原因，但至
少不是主要的原因。首先，毛人凤珍惜戴笠的“遗产”。
此前，郑介民把二厅系统拱手让给侯腾，毛人凤曾痛心地说：“郑先生简直把
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啦！”眼下，即使忌讳周伟龙，也不至于将戴笠精心培植的
“袖珍工牌军”弄到战场上去送死，这不等于也在败坏戴先生的事业吗？其次，毛
人凤一直在交警总局扶植自己的力量，企图通过马志超牵制周伟龙。既然作为一项
心计幽深的谋略，毛人凤当然希望完壁归赵，绝不会使出两败俱伤的笨招。后来的
事实表明，周伟龙被剪除后，交警总队仍旧源源不断地开往战场，便是一个反证。
因此，从主要的思想动机上看，应该理解为毛人凤藉此向蒋介石效忠，以期通过与
众不同的英勇行为，突出自己“义无反顾”的反共决心和坚定无私的忠诚。这在以
后的岁月里，表现得更加明显，从而与周伟龙走了一条泾渭分明的路。
未久，战事转移到徐州、蚌埠一带，周伟龙生怕毛人凤继续督促交警总队奔赴
正面战场，挖空心思想了一个办法——拟呈国防部，要求成立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
自己担任司令。此议很快得到国防部的批准，终于让周伟龙从“剿总”手里争回了
对交警总队的直接指挥权。接下来，杂念上心，开始打小算盘。当时，程潜已回湖
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正和湘军元老唐生智等人暗通声气，准
备应变（即接受中共方面的争取，俟时机成熟宣布起义）。原先在保密局本部倍受
冷遇的张毅夫（已改名为张严佛）
也附合程潜，力争湖南军、警、宪、特系统的“湖南派”同仁共走投明之路。
周伟龙闻风而动，暗派局本部政工处长易珍回湖南与程潜挂上钩。与此同时，
免去了紧跟毛人凤的钟化明文化专员的职务，削去了毛派分子郭展洲、周文新等人
的带兵实权，随时为响应程潜作好准备。
1949 年1 月，蒋介石“引退”下野，回奉化老家做幕后指挥。毛人风为表示
忠贞，命令周伟龙调两个加强总队去浙东担任警卫老蒋的任务。周伟龙此时已心怀
异志，竟把“淮海战役”的“剩余物资”——两个死里逃生、残缺不全的总队调到
宁波。接着，毛人风又命周伟龙积极配合汤恩伯组织京沪杭大防区，将交警总队调
往京沪一带集结，随时准备与解放军作战。周伟龙当然不愿意，表面上虚与委蛇，
成立了一个由副局长吴克勋兼任司令的“京沪铁路司令部”，暗地里却把部队往浙
赣线移动，尽量靠拢程潜，随后去苏州公园路3 号一栋小楼房里，召开由亲信参加
的会议，统一思想，统一步调。
第二天，准备转道上海，乘飞机赴衡阳。
周伟龙离心离德的举动，未能躲过毛人凤的眼睛，1949 年2 月6 日，周伟龙
于上海国际饭店被捕。执行任务的正是“浙江三毛”中的毛森，带了4 个彪形大汉
闯入客房，一左一右将周伟龙挟定，由毛森当场宣读蒋介石电谕，称：“周伟龙骄
傲跋扈，图谋不轨，着即扣留。”随后锁上脚镣手铐，送往杭州，再押解台湾，于
1950 年被处死。
关于周伟龙的被捕，还有另一种说法，称周乘火车到上海的第二天（2 月5 日），
接到毛人凤的电话，邀其6 日上午10 时，到毛的家里吃饭。周应约前往，吃过午
饭后，两人聊到下午2 时左右，周起身告辞，毛人凤送到楼梯口便说：“不远送了。”
周独自下楼步入客厅，见毛森已带人恭候在那里，一左一右将周挟住，然后宣读老
蒋电谕。当时周伟龙曾回头高呼：“人凤，人凤！”但楼上已渺无人迹。
关于周伟龙的死，也有别的说法，认为是毛人凤下的毒手。上海解放前夕，毛
派人送一听茄力克香烟给周伟龙，周抽了一支即被毒死。这种说法通行了相当一段
时间，直到有人证实：周伟龙于1950 年在台湾新竹被杀害为止。
于是引出一段后话。1986 年3 月，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程星
龄、唐生明等参加过湖南起义的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恳请中央统战部将周伟龙作起
义人员看待。经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宣布，列为133 号提案。同年12 月22 日，
中央统战部办公厅（86）提案字第25 号通知：“经查：周伟龙任国民党交警总局
局长时，因对蒋介石不满，而将几个交警总队调至湖南，确有追随程潜、唐生明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