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波敬上
致赵洁平
赵洁平同志：
先把修改好的作者简介和内容简介寄上。《我的阴阳两界》也已遵嘱改好，银河出差，到周末回来，如不急，下星期可以把磁盘带去；我也可去送一趟。
王小波敬上 5月23日
作者简介
王小波，男，1952年5月生，北京人。1968年中学毕业后，到云南插队，后来做过工人、民办教师，1978年入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毕业后在大学任教。1984年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后，1988年回到北京。现为自由撰稿人。
介绍这本书
罗素先生在他的《西方的智慧》一书里曾经引述了这样一句话：一本大书就是一个灾难！我同意这句话，但我认为，书不管大小，都可以成为灾难，并且主要是作者和编辑的灾难。联系到这本书出版的过程，我认为人必须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且始终要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生活。本书得以和读者见面，全是因为上述优秀品质。
本书包括了一个中篇系列（说是一部长篇也未尝不可）--《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其中《黄金时代》曾获台湾《联合报》第十三届中篇小说奖；一个长中篇《革命时期的爱情》；一个中篇《我的阴阳两界》。每篇小说的主人公都叫王二。细心的读者当然能够发现，这并不说明所有小说的人物都是同一个人。这个名字不过是个符号而已。这些小说被收到一本书里，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作者认为，这样的生活并无值得炫耀之处，但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活着，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更值得宝贵的东西了。
本书得以面世，多亏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必须说明，这些优秀品质并非作者所有。鉴于出版这本书比写出这本书要困难得多，所以假如本书有些可取之处，应当归功于所有帮助出版和发行它的朋友们。
致陈少平
少平兄：
来信收到。我的书大约明年上半年可以出，届时必有仰仗我兄大力处。
来信中说起在中国搞艺术也是靠天吃饭，相信如此。好在我回国后还可以干个别的事，不愁衣食。另外我对艺术执这种态度：不期望从中谋什么利益，只抱一种试验的态度。不计较环境利益，只看自己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如此一看，觉得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相信自己持有的审美观点与书上流行的观点不大一样，相信兄也如此。似乎没有必要为别人的愚蠢而震惊愤怒或欢欣鼓舞。那是他们的事。我亦相信中国将有一独立的知识界，不被政治风向所左右。况且艺术本身也是可以不被环境左右的。如唐人有传奇传世，当时印刷术尚未流行，只靠传抄。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人吊起来风干。所以我相信眼前就是罗德岛，马上就要开始跳跃。出得出不得先不考虑，写得好已经很不容易了。此种观点想必兄能够同意。
多年前曾与兄在我家的寒窑做彻夜长谈，谈及艺术与形式一事。去年弟曾去欧洲一游，去看了很多画廊，常思兄如在此处，必有大欢喜过于弟者。尝于伦敦皇家画廊见莫奈画的花园景色，金光灿烂，凸出画面丈余。遥想莫奈当年乘兴挥毫，必不知敬畏上帝，取悦世人，只是要把心中感受做一表达。后又至比利时皇家现代画廊，见前辈大师与后来者之作品并陈，感触良多。先至者备尝寻求表达自己之痛苦，后来者乘乱起哄架秧子。愚弟自信对现代艺术的真谛已知其中之味矣。盖道德非艺术，摹仿者非艺术。艺术只是人的感受与不同的表达方式。故而艺术需要一种伟大的真诚，为中国人所缺少者。
在美多年，反思中国人与其之不同，才发现中国人之特点在于对任何事都缺乏一点诚心。遥想希腊人当年做几何证明，并不想从中得到任何利益，只有一种至诚的求知之心。而近世科学的发展，亦来自不求功利只求知道的一帮痴心之呆鸟。于是我想到艺术家亦呆鸟也，此辈对于感觉之纯粹、表现之完美，苦心孤诣，所为何事？简直是发疯。
我发现中国的文人，……。口头上自称后生小子，而无不以宇宙的中心自居。无论做文做画，只是给出自己伟大的现世证明。或者在自己道德崇高上给出证明，或者在自己清高上给出证明，或于自己谙熟别人不懂的东西上给出证明。其实一切证明都无须有，因为每个人都已自以为生而伟大啦。
愚弟云艺术永恒，只是说打算在此领域中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也。大汉奸汪北铭有诗云：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汉奸尚如是，何况常人也。人已过三望四，去日无多，马上着手做事已来不及，岂敢继续袖手高歌。名利亦吾所望者，愿以大脑另一半考虑之。
在此看些闲书，曾见PlayBoy的主编写一本采访趣事，述及加州一伙人开办学习班，教人如何谦卑。总共就教一句话：你们大家都是asshole（屁眼）。因为你越不承认是asshole就越是asshole，不如承认了好。我亦有一很asshole之想法，有朝一日写完很多书，出不出且另论，反正写出来了，而且自信写得极好，岂不可以兴高采烈，强似眼下没得吹也。相信高更梵高等asshole行将就木之时亦是如此想。因为书好不好与画好不好，乃是有千真万确的标准的，我对此已有极大的信心。但是书写得好与画画得好，不一定能捞到油水。要捞油水尚要另一类功夫。以弟之见当然要两全其美。于前者要尽力争取，后者当然也不死心，只可惜希望渺茫也。
听郑英良兄说，我兄近日卖画多有所得，大有两全之势，真可喜可贺也。
问候尊夫人。山妻一并问候。
小波 12月18日
致艾晓明
晓明，你好！
来信收到了。
我经过一番努力，总算把《2015》改好了，改成了三万来字一个中篇。这个小说的前身就是我有关"数盲"的故事。写东西从来也没有这么费劲。最近这一年多，对我来说像是一场噩梦。
维纳曾说，艺术家、科学家与棋手不同，棋手的成败取决于在一局中有无败着，也就是说，他的成就取决于他的最坏状态。艺术家是反棋手，一切取决于他的最好状态。其实不用维纳说，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自己：我们是休眠中的火山、是冬眠的眼镜蛇，或者说，是一颗定时炸弹，等待自己的最好时机。也许这个最好时机还没有到来，所以只好继续等待着。在此之前，万万不可把自己看轻了。但我现在开始怀疑自己还有没有更好的时机。不管怎样，也要拼命地写。结果是患了痔疮。所以，不久的将来，我也要允许自己休眠一个时期了。
不知你还要在香港待多久。那地方很富足，但文化气氛不太好。假如有了一块自由的飞地，人们总要利用这机会来赚钱，这就是文化人所不解的事情。我想像有个地方古树参天，绿草如茵，人们穿着羊皮袍子，手执铁笔和蜡板，悠闲地走来走去。小时候我哥哥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古希腊哲人去看朋友，朋友不在家，就讨块涂蜡木板，随手挥洒，画了一条曲线，告诉主人他来过了。那位朋友回家时，见到这块木板，为曲线的美所震惊，急忙怀揣木板，埋伏在第一个希腊人家附近，等他出了门，才走进他家里，留下一块特意画好的木板……这个故事再讲下去就没有意思了：当然，第一位希腊人回家后，看到客人留下的图版，又画出了最美的曲线。我猜这个故事是我哥哥信口胡编的。但我当时信以为真。人在小的时候，容易把各种故事信以为真。时至今日，我还以为，人有闲暇，去想像一点世上没有的东西，是很好的。
银河不久去香港，到时候让她把稿子带去吧。
小波敬上 7月24日
晓明，你好！
来信收到了。我手头所有昆德拉的书都被一个女同性恋弄走了，所以对昆德拉无法发表意见。不过我觉得他似乎不是个拥有无穷写作源泉的人。口诛笔伐地用理念来反对平庸，并不是有效的反对方法。一个小说的作者，似乎该用作品的丰富多彩、惊世骇俗来反对平庸。很直露地把这种不满写出来没有力量。
我当然以为平庸无所不在，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但你该想出点不平庸的事来说说，不能总说：我反对。所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就是这个道理。艺术里总得有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不只是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当然，假如你说昆德拉的书不是小说是哲学，我倒看不出什么不足之处，但恐怕真正的哲学家就会起而攻击，嫌他不够严肃了。
我很喜欢昆氏能把人性的不足玩乎于指掌之上，但我以为，作为真正的小说家他有些不足。真正的小说家把写作看作一种极端体验，用这种体验来构造世界。用福柯的话来说：通过写作来改变自我。昆氏写小说的态度，多少有点玩一把的意思，就如钱钟书写《围城》那个样子。这种态度是我不喜欢的。诚然，作者怎样写，不是我们该关心的事。但一部作品是一种改变自我的认真尝试，还是玩一把，这是可以看出来的--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了。当然，福科的话总是太过惊世骇俗。我有一种比较中庸的说法：写一部小说，或是作者操作了一些什么，或是作者自身被操作了一番；我赞成的是后一种。我以为像卡夫卡、卡尔维诺这样的作家，都是后一种。通俗作家都是前一种。我觉得昆德拉有点通俗作家的作风，但愿不会得罪你。
……
在我们这里，假如谁要奉献一点可观的东西，就需要冷静而睿智，同时在内心深处彻头彻尾的疯狂。这可不那么容易。
……
小波敬上 9月1日
晓明，你好！
谢谢你惠我两本书。你要的书我明天寄去。近来我事情多，经常不在家，把这事耽搁下了。
昆德拉论小说的书还是满好看的。不过我有一种看法--与其坐而论道，不如率性而行。何况小说不是一种道，而是一种浪漫的工作。总的来说，他说得都对。但艺术不是一种社会伦理，无需人们的共识，只需要欣赏者的如醉如痴。总的来说，他还是偏哲学多，偏艺术少。
我以为艺术是有真谛的，但这样论来论去，永远论不到；因为这种真谛和人的灵魂有一种直接的接触。作品最能够使人明白，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又想到在什么地方看到张承志的杂文，大谈人文精神的回归之类，我觉得说得全都不对。人文精神是人文的工作造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在人文的作品和不人文的作品的比较之中，才能找到人文精神；抽象出来不大像话。先正名后做事，这是程序上的错误。近来王朔骂张承志媚俗，骂得有道理。所谓媚俗，无非是忘不了要做青春偶象、群众领袖。当然王朔也没找到人文精神，不过比别人更接近正确。因为他毕竟写了些作品。福柯说要"通过写作来改变自我"。只有工作起来，才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我正想戒掉写杂文的恶习，但一时还办不到。
回过头来说昆德拉的书，我觉得这是我所看到的文论里最"直露"的一本。他谈到的全是小说里好的地方，看起来就特别的扎眼。至于看那些小说就不感到直露。那些小说就如美女，被昆德拉带到奴隶市场上，暴露出私处。我觉得太过刺激了。总而言之，他有一种面对众人说话的调子，我不大适应。归根结底，品味之类的事，是私人的事，暗地里打个赌，赌人同此心--这样我比较能接受。所以我肯定当不了评论家。
上次给你往香港写了一封信；讨论反Sentimental的问题。依鄙人之见，Sentimental的可厌之处，是在旧有事物和情绪中的自我陶醉。反对它的，不是理念，而是一种全面通向未知的探索精神。现有一切美好的事物给我的启示是：它还可以更多的有。而最美好的事物则是把一件美好的东西造出来时的体验。也许这就叫做人文精神。但它不过是一种工作的热情而已。维特根斯坦死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此人一辈子不和人说理。所以，他所说的美好，是指离群索居时取得的成就。我用这句话来反对昆德拉。当然，是反对他作品里我不喜欢的一面。
小波敬上 10月24日
晓明你好：
好久没写信，未知近况如何，希望你过得好。
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备忘录写得很好。我一直尊敬卡尔维诺，现在更加尊敬他了。书里说到文学的各种素质，这些问题我也想过。但从他的口气来看，似乎是想说，真正的作家应该兼备这些素质，在同一篇作品里，体现轻逸、迅捷、确切、易见和繁复，再加上连贯。同时做到这些，是个很了不起的目标，的确不辜负未来千年这个题目。就我个人而言，连兼备两种素质都是做不到的。假如写得繁复，就缺少了轻逸和迅捷。这就是说，小说的事业还是值得作的。但我就是提不起兴致来。
近来我过得没情没绪，还常生病。等到过了冬天，可能会出去走走。
小波敬上 12月8日
晓明你好：
来信收到了。谢谢你帮我联系香港的刊物。
近来生了一场大病。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好像还是活着的。
我在远郊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有两个住处。假如你有空到北京来，我可算是有条件招待你们全家了。现在正和电视台联系作个介绍书的节目，你要能来就太好了。
我还在写小说，寄去一部稿子，请指教。全文太长，这是第二部分。
预祝新年快乐。
小波敬上 12月12日
致魏心宏
心宏兄：
来信收到了。我现在仍以写小说为主业，最近写好了一个东西，寄给《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准备发在他那里，后来被领导看见不答应，只好作罢。现在给了《花城》的文能。
我觉得所有的作家分成两类，一类在解释自己，另一类在另外开拓世界。前一类作家写的一切，其实是广义的个人经历，如海明威；而后一类作家主要是凭借想像力来营造一些什么，比如卡尔维诺、尤瑟娜尔等人。现我正朝后一类作家的方向发展，所以写出的东西看上去有点怪。我总觉得一个人想要把写作当作终身事业的话，总要走后一条路。当然，一个人在一生里总要写到自己，这是必须要做的事。但是只做这一件事是不行的。假如不见怪的话，就把这些古怪的小说寄去请你指教。另外，未知贵刊领导对作品有何种见解，也请来信告之。
王小波敬上 9月30日
致杨长征
长征，你好：
新年快乐。
你的诗集我快看完了，很不坏。如果挑毛病的话，我觉得似过高亢急迫，少了抑扬顿挫的变化。这种感觉可能和我年龄大些有关。
萧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我大概是十年前看的。萧的冷静颇让人吃惊。我的理解是：这和他是个有成就的音乐家有很大关系，换个作家来写这些事件，写着写着就要撒癔症。在革命时期的一片喧嚣之中，音乐家还能做他自己的事。到现在他的音乐还是音乐，可苏联作家所写下的一切都变成垃圾和让人发窘的东西了--这就是他能冷静得下来的原因。
致曲小燕
曲小燕，你好！
春节前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听衣蔚说，她给你打了电话，还说你一切都好。
我们的情况还是老样子。银河四月份到剑桥去做访问学者，小波因为母亲没人照顾，就不去了。我们还在写书，但是心情已经没有以前好。年初时，给《光明日报》写了一篇应景文章，大谈"哀乐中年"，好几个认识的老人来打听，问我们出了什么事，是得了大病还是上了黑名单。估计我们俩都在灰名单上，但这不是抑郁的主因。主因是没有快乐的理由。
我们的pc机还没有和Internet连上。本来中国有几个国内网发展得很快，现在又出了问题，谁要上Internet，必须到有关部门去登记，留个案底，以备当局监控，很有一点监狱的气味。我还不想找这份麻烦，再说，通过Chinanet联网，每月也要交七八百的月费，我也没有这么多的钱。既然×反对信息时代，我们就不进这个时代罢，有什么法子。所以还是写信好了。
Take care，问候你先生。
小波 银河 3月19日
曲小燕，你好！
7月24日信收到。首先祝你新婚快乐。从照片上看，你的样子很快乐。这我们就放心了。
你去念MBA，这是很好的事，也许石彬伦会不高兴，但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是自由的，想学什么都可以。自由这件事，真是无以伦比的好。也许有一天你又对人类学感兴趣，那时又可再研究人类学。求学这件事，持之以恒固然好，但兴之所至就更好。我学过很多专业，所以是认真说的。
我还是老样子，主要是在写小说。给张元的本子改了很多遍，改得相当好。其中有些独白，已经直追哈姆雷特不朽之独白，但他还来找我改。诚然，我和威廉·莎士比亚还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距离，但也不是轻易能赶上的。现在我很烦这件事，和他的关系相当紧张。至于他何时开拍，我也不去打听。
七月初去了一次北大，把书款取了回来。《黄金时代》已经卖得差不多了。至于姜文的小伙计，我还没找到他。
……
NGO大概还可如期召开。银河在其中主持一个论坛。但是世妇会在北京已不是头等的话题了。你可能已经知道，北京市政府官员贪赃枉法，现在全都败露。副市长王宝森自杀了。人们说，他有无数情妇和别墅。北京的小伙子打光棍、闹房荒，都是他们搞出来的。
问候你先生。
小波、银河敬上
8月8日
致刘怀昭
怀昭同志：
来信收到。谢谢你寄来的剪报。
我不大喜欢"学以致用"这个说法，觉得有点冬烘。当年欧几里德的学生问他：几何学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德就叫人给他一块钱，打发他走路。这个例子就像知识分子和一般人的关系，前者有些高深的想法，后者正在慢慢的体会之中。假如你相信智慧是好的，就应该从善如流，不该反过来问智慧有何用处。知识分子比较聪明，不是知识分子的人则比较笨，这该是不争的事实。假如连这一点都有了问题，那么辩也无益。知识分子拥有智慧，故而为人所敬，这个情况比较好；倘若到了掰手指来算自己有何用处的地步，那就叫四两棉花，不弹（谈）也罢。
至于说学问有"器物之用"，"制度之用"，乃至无用为大等等，也是很古怪的说法。一般来说，理论物理没啥大用处。如此说来，大家尊敬爱因斯坦，就是敬他"无用为大"了。可能人文学者是这么想，但我不这么看。全世界学了点理科的人都知道他有些惊人的想法，故而双挑大指。这就是说，智慧本身就是尺度。有了种种学问之后，一个聪明人的结论是：人有了智慧才能有出息。倘若一一去算某个学问有什么用，那还是没开窍。
当然，现在到了大家考虑自己所治之学有无前途的时候了。我的意见是，假如此门学问里真的包含了智慧，想着有意思，那无论如何也要弄下去--我不信会饿死。假如这个学科本身毫无智慧，尽在那里扯淡，就不如早散。我这些想法十足西化，而且好像都已写过了，所以不想再写什么。
我的小说还没人要译。近来还在写小说。这期《花城》有一篇，毒汁四溅。
王小波敬上 6月23日
致沈昌文
昌文先生：
来信收到。听说先生退休，不胜惋惜。我们夫妇素来麻木不仁，听到这个消息也惊诧不已。此事若出在前两年，中国的文化事业就要全军覆没；现在出这样的事，损失小了一些，对读者、对作者，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先生离开了《读书》，一定还要做文化上的事。现在多少真正的老先生都在忙着。以先生的身手，一定可以大有可为。
新春在即，恭贺新喜。
王小波 李银河敬上
96年2月17日
致高王凌
高王凌：
看了你在《知识分子》上发的文章，觉得很有启发。
我相信你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1.在传统社会中的中国经济是一种为大多数人求温饱的存活经济。从它与环境、生产方式、思想文化的适应等方面来看，这种经济是相当成熟而且完备的。
2.存活经济的生命力。如你指出，清代的经济不存在穷途末路的问题。在人口的压力下（或曰生存的压力下），这种经济也能继续变革，以延长其寿命。
3.存活经济内产生的异己力量遭到政治权力的扼杀，如对工商业限制等。
这些观点我都是同意的。有一些现象可以作为佐证：
1.马克思说，资本是胆大包天的东西，而在传统社会中国工商业者手中，资本是胆小如鼠的东西。北京城里百年字号很多，要是在美国，百年字号一定会大得不得了，中国商人一般没有把生意做大的胆子。可见传统工商业的味道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一样，要放到存活经济的背景下解释。
2.积累。在中国积累不可能转变为资本，因为都是生活资料的储备（如你所言）。
3.回到第一个问题，在中国人一般不敢把生意越做越大，但是敢把地越买越多。买地和存粮食还是一个味道。
但是如果我全盘同意你的观点，就不会写这封信了。因为我不是搞历史的，对历史提出的问题全不是关于历史本身，而是价值判断。
1.存活经济照我看来是很恐怖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一切政治危机要么很无聊（立太子册王妃之类），要么很要命。……换言之，存活经济不能感到任何问题的存在，一旦遇到问题就是活不活的问题。你是不是觉得很糟糕？
2.对付不了外族侵略。
3.我们还是把存活经济看成存活文明比较妥当。在我看来，这个文明给绝大多数的人的只有一个生存机会，别的一概没有，未免太少了。从历史上看，其它文明在中世纪连生存机会都不是普遍提供的，比较起来劣于我们的文明。在近代之后，我们文明的恶劣之处就明显了。我这种批评是基于人文主义立场，与历史无关。
总而言之，我的疑难都不是对你的研究本身提出的，对于你的研究我执赞美态度--当然是外行人的赞美态度。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对传统的继承问题早已超出历史的范畴，而成为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而当我们做价值判断时，需要一种超出专业的立场，与方法论无关的立场，在这方面我想咱们是一致的。那就是放眼未来之时，对于后世的人们寄予美好的希望，希望他们得到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所以我的态度是：同意你对存活文明的描述，不同意你对存活文明的评价。从方法上看，今日做事的人或不应该把传统与现代分割；从立场上来看，此种分割必不可少。经济学者应对现代中国的存活经济背景有一深刻了解，而一般的文人则应对社会中弥漫的"存活意识"，以滚水烫猪毛的气概，狠狠烫它一烫。
此种议论无非是胡扯八道而已，以博我兄之一笑。
王小波
11月10日
致柯云路
柯云路先生，您好：
感谢你的来信，恐怕我不能如你所期望的那样，支持你的那种探索，而且这种态度毫无动摇的迹象。不过我也乐意和你作一番认真的交谈。
如先生所言，在特异功能领域里有些江湖骗子，先生的工作与他们不同，是抱了真诚的态度。我觉得起码在一个方面先生和他们的做的事是一样的，那就是否定理性的权威，反对知识的延续性。简单地说，自近代以来，科学有很大的成绩，任何人想要有所创新，总要从学习开始。比如先生要做的事，我以为应该从学习现代医学开始；跳过这一阶段是不对的。诚然，现代科学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若说它会被对科学一无所知的人破解，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很多人都觉得，只要机遇凑巧，难死大师的问题会被一无所知的毛头小子解决，这是中了武侠小说的流毒。我是理科出身，对这种事知道得最多。举例来说，热力学说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但总有人以为，热力学家会出错，就去造永动机。造永动机的害处还没有搞特异功能大，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心态，我以为这种心态早晚会酿成大祸，这就是我《中华读书报》上那篇文章的主题。因为编辑删了一些，就看不大明白了。
我所说的这种心态，就是相信奇迹。武侠小说里，天性鲁钝的人练成了绝世神功、生手打死老拳师，都被当成平常事来写。在书里是满好看的，实际上却不可能。相信机遇凑巧，外行对科学也可以有大贡献，也是同一类想法。这样想想倒是满好玩，但问题在于中国人就好这个，这就不好玩，还会引出天大的灾祸。以先生在文学上的博雅，当能想到《老残游记》里关于"北拳南革"的说法。所谓"北拳"，就是把宝押在吃符水、请神降体的奇迹上，结果是不行的。假如上天垂青，把翻江倒海、长命百岁的大法门特地赐给中国人，不给外国人，我也很高兴。我只是不乐意自己骗自己而已。
承蒙先生好意，告诉我一些难以解释的有趣事迹。请教先生，电视机有画面，你能解释吗(倘觉得这问题太容易，还有难些的)？不能解释的事很多，为何脑门上能贴钢蹦特别使您高兴呢？依鄙人之愚见，这是在怀疑科学的正途。我和很多真诚求知的人一样，在知识领域里，只认正牌子，不买假冒伪劣。这是我的尊严所在。因为这个缘故，我现在不能紧握你的手，但竭诚欢迎你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在现代社会里，相信科学就是相信牢靠的一面，相信奇迹则是相信不牢靠的一面。时值今日，全体人类的生存，都靠科学技术来保障。可惜的是，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些严谨、乏味的知识，是大家的幸福和安全所系；对此缺少一种慎重和敬意。而一旦老百姓不听科学的招呼，生灵涂炭的大祸就在眼前。中国人里知道柯云路、知道《新星》的人多；知道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人少。我认为这是一件绝顶悲惨之事，当然，这罪不在你。不过你应该因此而慎重一些--我对您的意见就是这一点。
近来没有再写此类文章的的计划。今后写到与你有关的文章，当寄一份给你。
王小波敬上
10月14日
附 言：
晓风先生：
给柯云路写了一封回信。人家客客气气地来信，总要客客气气答复。但我真没兴趣和他讲道理，怕白费唇舌。
小波敬上
10月17日
致许倬云
许倬云老师：
您好！小强来信提到拙作参加征文的事，遵嘱将简历等寄上。因为不爱照相，手头只有小相片，不知能用否。简历是简体字写的，因是从小到大写简体，一时勉强写繁体，千难万难。
我们回来转眼三年。其间琐事很多，又遇到了一些叫人难过的事，所以只写此一篇*。记得您说过，小说里写性要慎重，的确金玉良言。写性有媚俗的嫌疑。此篇写性极多，心下不安。但生活就是如此，又何须掩饰？我们虽然过得不很好，也是一样一步步走过来，直到今日。对于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值得珍惜的事了。
我们回到大陆，续上了生活的线索，反而觉得在美四年浑如南柯一梦。总之一切后果，都是前因所定，自身也被纠缠之中。银河总劝我努力写点东西，但是心不定亦写不好。
听说您秋天要到大陆来。我们二人期待能亲聆教诲的时刻。
学生王小波
6.17
***
指《黄金时代》--编者注
附录：他们的爱情
■结婚前
许多年前云南山寨的夜晚，一个16岁少年借着月光用蓝墨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了涂，涂了写，直到整面镜子变成蓝色。他是王小波。
王小波上小学一年级时，和小朋友一起赶邻居的鸡玩，不小心把鸡给撞死了。别人家的孩子都没事似的回家去了，他怕回家受惩罚，从海淀区人民大学走到西单教育部宿舍，找姐姐。一个7岁的孩子，从晚上7点钟饿着肚子走到10点，走了3个小时。又饿又累的样子叫人哭笑不得。而家里的人一夜找不到他，都焦急万分。本来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回家的王小波不会撒谎，不会推卸责任，就自找了苦吃。
1968年，16岁的王小波在云南兵团劳动，并开始尝试写作。这段经历成为《黄金时代》的写作背景，1971年，王小波19岁，去了母亲老家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1973年，王小波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做工人。后在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做工人。工人生活是《革命时期的爱情》等小说的写作背景。
1977年，25岁的王小波与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相识并恋爱。当时在王小波朋友圈中传阅的小说手稿《绿毛水怪》是二人相识的契机。“我是因为看他的小说认识他的。他的那篇《绿毛水怪》跟我很投缘。当时在另一个朋友手中拿到的，看完后，我就觉得早晚一定会跟这个人发生点什么。”（李银河）
相识以后，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你好哇，李银河……”王小波每每致信李银河总是这样开头，字里行间透出类似孩子般的对爱的渴望与无助。他曾对李银河说：“我不要孤独，孤独是丑的，令人作呕的，灰色的。”这个1.84米身高的黑脸大汉，说在见不到她的日子里，自己就难过得像旗杆上吊死的猫。他曾说恨不得一天49个小时和她在一起！李银河也曾在恋爱中致信王小波：“我希望你爱我的全部肉体，我愿意它因为你变得美。”她在给王小波的信中问道：“你能永远满足我的‘要’吗……而且我还很爱妒忌，我甚至妒忌你小说里的女主角和那个被迷恋过的小女孩。
“现在再读他写给我的那些情书，我就觉得更像一件艺术品。他的表达除了对我个人的情感以外，有一种审美意义。”李银河后来说。
■结婚后
1980年元月21日，王小波和李银河登记结婚，因为那时王小波28岁，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学生有规定不准结婚，所以结婚是秘密的。没拍结婚照，也没婚礼，两家各请了一桌，不注重形式。其实，在结婚之前，李银河觉得王小波长得不好看，心里有障碍，为这事儿他们俩差点儿不行了。后来王小波不服气地说：那我到动物园爬行馆去比一比。他又说，你也不太好看嘛，这样两人就扯平了。
王小波是一个不进商店的人。他从来没买过花儿送给李银河，惟一的一次他给李银河买过一顶纯毛的帽子，是生日礼物。那时是花了5块钱。但二人之间最快乐和享受的，就是散步聊天，一切一切都可说，小波称之为“作倾心之谈”。
小波的性情不像他的外表，他善良、宽容，很会爱人。偶尔也生气，但不发脾气，顶多不说话，就坐在那里呼哧呼哧地进气长出气短的。“他是一个很会爱的人。有时想起他那样子就特别好笑———很淘气。朋友和邻居都知道我们十分好，从不吵架。我们虽然好，但并没有什么故事，因为没有太多的波折。”面对许多人对王小波小说里性描写的揣测，李银河在一次回答记者的采访中说：“小波这个人并不像他小说里写的那样，他生活中其实是比较老实的，我们连婚前性行为都没有。”
后来，李银河去了美国。1984年，32岁的王小波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继续修改《黄金时代》。其间得到他深为敬佩的老师许倬云的指点。在美留学期间，与妻子李银河驱车万里，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无论是在学历上、还是收入上，他俩始终是阴盛阳衰。但李银河坦言自己崇拜他，“因为真正的东西我是比不过他的”。在美读书时，王小波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两人生活全靠李银河一人的奖学金，而她还不肯让王小波出去打工。她说：“他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干粗活。”
1988年，36岁的王小波与妻子一道回国，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讲师。
回国以后，他们选择了最简朴的生活，大部分时候都是坐在电脑前。而惟一比常人奢侈的就是经常下馆子，为的是省略做饭的时间，在那种顶多10块钱一个菜的小饭铺，要上俩菜一瓶啤酒，照旧可以面对面作“倾心之谈”。王小波虽然外表五大三粗，却喝不了白酒，一喝就像红眼狼。但抽烟很凶，一天一盒。
■离别
王小波和李银河没有孩子，他们结婚前就商量好，两人的世界就已经很丰富很有趣了，不像有些夫妻需要孩子作为纽带，小波说：我们家兄弟姐妹中生男生女都有，我们也添不出什么新品种了。还戏称要成立一个“断子绝孙俱乐部”。“如果他要活回来的话，我们商量的结果肯定还是不要。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孩子吧。我和小波在一起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而是就喜欢在一起。选择和自由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李银河）
1996年10月，李银河赴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王小波送李银河赴英国，在机场临别时，他用力搂了一下她的肩膀作为道别。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1997年4月11日，45岁的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以前我就问过他，说你嘴唇怎么老是紫的。”在英国，王小波给她写电子邮件，说最近特别显老，说都不敢往镜子里面看什么的，李银河当时说我也特别显老，没当一回事。小波逝世后，有一个记者告诉李银河，说王小波在一次开会的时候跟他说，我现在得了一种病，我可能要死了。大家就觉得他开玩笑，根本就没当真，王小波当时可能有预感。
王小波去世旁边没人，就他一个人，夜里11点半的时候，楼下的邻居听他叫了两声，因为叫得声音太大，邻居有点害怕，也没敢上去看。第二天早上才带着人上去，看的时候就发现了。
李银河赶回来与王小波的遗体告别，王小波生前在信中对她说的话一遍遍响起：“我和你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
李银河在北京为王小波找了好几个墓地，比如说通惠陵园、八达岭的陵园。但是那种非得要横平竖直的，一排一排弄得特别整齐的墓碑让她不满意，她觉得这个特别不符合小波的个性。后来她说要不然算了，放在家里，或者找一个机会撒海。后来有一个朋友介绍了佛山陵园，它的山上有自然的大石头，李银河直接选了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上“王小波之墓”五个字，生卒年月。底下凿了一个洞，把骨灰盒放进去，一切都做得很简单。做这个墓穴花了就6000块。
小波走后，李银河精神上很孤独。她曾经说：“我们家原来有个亲戚38岁就死了，她有一个姑妈83岁还健在。临死前，她对我妈说，38岁死和83岁死没有什么区别。我也觉得人多活几年少活几年意义不大，主要是在你活着时的感觉。我从小就不太爱看星星，觉得人太渺小，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来爬去没什么意义，最后什么也留不下。这么一想我就拔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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