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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 青春回忆录结集
作者：北岛、李陀主编
【本书简介】
《七十年代》一书收录了30篇回忆性文字，是一群知识分子对“七十年代”的集体追忆和回顾。李陀说，七十年代和这一特殊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特别的关系。这代人在七十年代长大，虽然年龄上多少有些差异，但都是在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个狂飙年代之间这个短暂十年度过了少年或者青年时代。这一代人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一步跨入一个罕见的历史夹缝中，并且在沉重的历史挤压中倔强生长和成熟。这一代人走出七十年代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走向和命运一直为人关注。
本书30位作者中有听敌台的阿城、“偷书”的朱正琳、作为海贼的邓刚；有当年北京地下读书沙龙的徐浩渊、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太阳总队”的张郎郎；有工人蔡翔、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
七十年代，历史夹缝中的青春
早报：你和北岛怎么想到编这么一本怀旧性质的书？
李陀：《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后，看到很多人对过去的事还有兴趣，我们觉得那就不妨继续做下去。而这本书缘起于1990年代《今天》杂志上的专栏“今天旧话”，《七十年代》中的一些作者比如阿城他们在这个专栏上写文章回顾了他们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文章写得非常好，专栏坚持了几年后停了。我和北岛都觉得很可惜，所以这本书严格来说是?“今天旧话”的一个继续。
早报：你们怎么看1970年代？
李陀：（七十年代）那段生活非常特殊，我认为那是一个历史的夹缝，之前的六十年代“文革”，后面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这两个年代都很激荡。七十年代夹在两者中间，看起来既没有六十年代重要，也没有八十年代重要，它好像是一个过渡期。但恰恰有一代人在这个时期中完成了他们青少年成长过程，这10年让他们区别于其他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我们觉得七十年代中成长起的一代人，他们的青春在特殊年代里的成长经验非常有意思，既对他们个人有意思，对我们认识过去几十年也非常有意思，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李零：因为年龄的缘故，我们恰好目睹了共产主义从高潮到低潮的历史巨变。30年河东、30年河西对比很强烈。这个转折点就是七十年代。
我说过一句话，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这句话在三联版印在腰封上。我说这话是强调七十年代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离现在很近，但比我们小的人感觉可能不一样，他们是以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为起点，他们已经很难想象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是什么气氛。那个时候左翼还是如日中天，自由民主的大旗还在左翼手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也有动荡，但共产主义还处于上升期，而八十年代之后，潮起潮落他们看到的只是潮落。
1968年8月15日我去内蒙插队，那一年中苏边境冲突不断，1969年3月在珍宝岛中苏就打起来了，那是一场很小的战斗，但不是小事，意味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作为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我爸爸是“黑帮”下了干校，我大姐是总参，把总参的地方腾出来去了青海，我、我二姐、我妹妹都是中学生，到内蒙插队，这是一种大疏散，所有人都被疏散了。毛泽东考虑的头等大事还是打仗，当时就在讨论，中国是跟苏联打还是跟美国打？台湾会不会凑热闹？改革开放大家老是说以前中国为什么把自己封闭起来，实际上中国是被人家围起来了，解围是一个大事。改革开放的前提就是中苏交恶，中美接近。没有中苏交恶，就没有中美接近，没有中美接近就没有改革开放，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事。这些世界性的大事转折点在哪？就在1968到1971年之间，七十年代既是中国解围的开始，也是“文革”解体的开始。世界性的左翼退潮已经悄然降临。
造就特殊知识分子群体
早报：不同的人对七十年代和这本书的阅读感受是迥异的，特别是对1970年后才出生的年轻人来说。
李陀：我觉得很多人特别是年轻朋友对这本书的兴趣往往跟我不太一样。有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特别出乎意料。他说有人看书之后，觉得虽然时代、环境有很多变化，但是七十年代那时候的人不就是谈谈恋爱、写写诗，跟现在有什么区别？我们现在也是谈谈恋爱写写诗，本质上没什么不同。这个问题问得我一愣，我说那恐怕还不太一样，照你这么说唐代的人也是谈谈恋爱、写写诗。我觉得这本书没那么轻松，可能有些人对比较沉重的篇幅不耐烦直接跳过去，专门看恋爱的故事，我觉得这有点可惜，这本书其实是很沉重的。
李零他们都是在七十年代长大，那代人的成长经验值得我们思考，一代知识分子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他们度过那样一种青春，可以说是很严酷又很丰富的青春。有过这样青春的知识分子都比较特别，这一代知识分子和其他时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我们了解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帮助的，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比较一下今天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情况。这本书可以提出一个严肃的讨论，能否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今天知识分子的状况，对知识分子发展的历史做一些思考和讨论。
李零：这个集子中的故事很平凡，妙就妙在平凡，特别是那个时候的生活充满荒诞。故事的主人公都不是名人，起码当时不是名人，个别人有点名气，也不过是某一地、某一拨靠口碑和手抄本被少数人知道的。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夹缝中的人，犹如裤裆里的虱子。当时的我们大都是糊里糊涂的孩子，荷尔蒙过剩，从照片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年轻人和现在这些年轻人一样，好吃、好胜、好色、好勇斗狠、青春躁动、充满幻想。这些孩子是在他们并不知道的内忧外患，在一大堆革命口号的调动下满怀豪情地被抛入社会底层，当时叫广阔天地。这个时代是大时代，但人物都是小人物。爹妈生我们不早不晚，这么大的历史事件都让我们这帮孩子赶上了，小人物经历大事件就是集子故事的集中点，我们就是其中的小人物。七十年代的人开了什么花，结了什么果，现在说是大丰收，但当时不知道。八九十年代有些人成了学者、作家、艺术家，这家、那家，但是当时想不到。
李陀说七十年代五大意义，起码有一个意义就是造就了一个特殊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有别于学院派还保留着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是如何造就的呢？徐冰说，愚昧是养料，庄稼一枝花，全靠粪来浇；社会是土壤，愚昧是肥料。花是怎么开的，果是怎么结的呢？不是无土栽培，不是无粪栽培。七十年代懵懂就是粪土，种子撒下去不知道长出什么，总之一句话不开窍。六十年代我们还很糊涂，七十年代有点明白，还只是刚刚开窍。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大家的思想已经分化成各种派，大家的专业也分化，成了这家那家，窍是开了，但我们也失去了很多。30年过去，我最怀念的还是当时那种无利害的交往，无利害的读书。一帮傻哥们，全靠读书、聊天打发时光。朋友让我知道友谊的珍贵，特别是患难之交。读书让我们明白，世界很大，我们很小。世界本来就是个坏世界，既不因我们把它想得太好而好，也不因为我们把它想得太坏而太坏，但“坏”是一块谁也搬不动的大石头，只要我们还活着。
历史是一种 选择性的记忆
早报：《七十年代》毕竟还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录来阅读，它也是对记忆的保存。
李零：很多年之前我和李陀在美国参加一个与历史有关的会，谈到历史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主要的专业还是历史，最近“记忆”这个词很时髦，历史到底是什么呢？据说就是“保存记忆”，可记忆是什么呢？都是胜利者挑肥拣瘦剩下的东西。
李陀：我插一句，李零当时说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我们当时在伯克利大学校园里散步，因为我们跟他在讨论历史，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历史解决遗忘”。
李零：我认为历史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忘掉的东西肯定比记住的东西多得多。其实记忆的前提就是忘记，很多东西都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我们扔掉了一些东西，又留下一些东西，我们埋掉一些东西又挖出一些东西。历史是摇摆于这二者之间的，我总觉得回忆是一门考古学，考古是一种情景再现，地老天荒，历史任人评说。考古可以把当年的亲历挖出来给你看，各种猜测才顿时哑口无言。
当我们还生活在历史之中时我们无法理解历史，当我们理解历史，我们又离开了历史。只有离开历史我们才能写历史，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可是这样的历史还可靠吗？每当我们怀旧大发思古之幽情，想把千疮百孔的历史讲得有头有脸活灵活现时，历史就变成了文学。
历史毕竟不是文学，我看李陀在序言里也说了，我们过去的事是虚无缥缈的事吗？不是，这都是我们亲历的事。我们经过的70年代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现在也想了一下，在我们短暂的人生中它只是20世纪下半叶中间一小截，庄子讲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就跟大树上的叶子一样，早晚会枯黄陨落。树叶虽小但见证了春秋，既目睹了繁花似锦，也目睹了大树凋零。我们都是很相似的树叶，因为人生就是这样，生老病死是谁都要经过的。
七十年代专号编者按
作者: 李陀
中学毕业即到工厂做工，一九八○年调北京市作家协会做驻会作家。八二年前后停止小说写作并转向文学和电影批评。八六至八九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八九年赴美，在芝加哥大学、柏克莱大学、杜克大学、密西根大学等校做访问学者。八八至九一年主编《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九九至○五年主编《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及《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二○○○至○四年与陈燕谷共同主编理论刊物《视界》。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客座研究员。
秋季号和冬季号收录了三十篇记忆文字，内容很集中，都是对「七十年代」的追忆和回顾。对很多人来说，那一段岁月虽然不过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时间不算很长，可是感觉上，已经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代了。在那些年代里究竟发生了些甚么事，有如影像早已漫漶不清的老照片，只留下了一点依稀的影子，难以辨认，也难以追寻。但是，我们相信，凡是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发现，原来那一段生活和历史并没有在忘却的深渊里淹没，它们竟然在本书的一篇篇的文字里复活，栩栩如生，鲜活如昨。
我们相信，这是一本会让很多人不但为其中的回忆文字感动，而且多半会受到震动的书。
问题是，我们为甚么要编辑这本书？为甚么要钩沉那一段历史，让它复活？近年「怀旧」风气盛行，各种怀旧的影视和书籍出了不少，这本《七十年代》也要凑这个热闹吗？
作为这本书的编者，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很愿意也觉得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编辑这本书与怀旧无关，我们是想借重这些文字来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
记忆在日常生活里的重要性似乎用不着说。人怎么知道自己「活」着？那是由于他/她都活在记忆里——人的「此刻」总是在此刻中消失，活着的感觉、尊严和意义，其实都只有在「此刻」之后过去的记忆里才能明白和证明。在这个意义上，记忆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不能不记忆，我们每个人每分每秒都不能离开或者停止记忆，就像一个人每分每秒都不能停止呼吸。
但是，历史记忆就复杂多了。千古兴亡任凭说，历史记忆常让人觉得虚幻缥缈。其实一点不虚，由于和现实有着实实在在的关系，它更像一个战场，或者有如一个正在被争夺的殖民地。我们不但经常看到一种历史记忆会排斥、驱逐另一种历史记忆，不但有虚假的历史叙述取代真实的历史叙述，甚至还会有对历史记忆的直接控制和垄断，当然，也就有了反控制和反垄断。为甚么我们在阅读历史着述的时候，经常碰到对同样的历史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叙述？为甚么某种公认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会忽然被「翻案」，然后流行一个似乎同样无可怀疑的另外的故事？为甚么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记忆里会有着天差地别的形容和描述？为甚么某一种历史记忆会得到呵护和保护，而另一种记忆就被压抑或者放逐？历史记忆领域从来就不平静，无论是要唤醒一个历史记忆，还是要认真对待和坚持一种历史记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很多时候，那需要特殊的品质和勇气。
然而，历史记忆今天还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不是记忆和记忆的斗争里哪一个占了上风，也不是其中哪一个被排斥和被驱逐，而是历史记忆本身正在被贬值，被无意义化，被游戏化，被无厘头化，被逐月逐日降低其重要性，变成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可有可无。当然，图书馆里还收藏有大量历史着作，出版社每年还出版不少历史书籍，书店里也还不断有新的历史着述上架，但与此同时，历史研究正在被压缩到「学科」的小象牙塔里，严肃的历史写作正在被对历史的「戏说」和胡说所取代。历史和今天现实的人、现实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脆弱，细若游丝。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时代，一个没有历史记忆也可以活下去的时代。现实好像要证明，人的记忆似乎没有必要和历史联系，人的记忆只能是功能性的，房子车子票子，事无巨细，锱铢必较，没有昨天，没有过去。
对这样一个不在乎有没有昨天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我们能说些甚么？又能做些甚么？当然，可以从理论层面去讨论，琢磨、思考这样的时代如果真正全面来临，「人」有了甚么变化？「人」的概念和实质是不是都应该重新去认识？也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作研究，分析这样一个文化潮流的源头和流向，弄清它的来龙去脉，预测它未来的流向和分布。但是，能不能有一个办法，让今天的人从直观和经验层面去思考这类问题，比如，直接面对昨天，接受历史记忆的挑战，再看看这挑战会有甚么结果？
于是我们就编辑了这本《七十年代》。我们想在这本书里，让昨天在文字中生动地复活，让昨天在阅读中展现，让今天的人直接和昨天对话。
我们相信，读过本书的读者，不论对作者们在这些回忆文字中流露的思想和观点有甚么看法，一定会有很多人，都为在其中展开的「昨天」的画面是这样陌生而感到震惊。我们还相信，这样的震惊也一定会带来对历史记忆的重要性的重新估量，想一想刚刚过去的昨天为甚么会变得这样陌生，想一想历史记忆对我们今天有甚么样的意义。
编辑这本书，还有第二个应该向读者说明的问题：为甚么选择七十年代？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并不是一个很显眼的年代，尽管在这十年里也有很多大事发生，其中有些大事都有足以让世界历史的天平发生倾斜的重量。但是，前有六十年代，后有八十年代，这两个时期似乎给人更深刻的印象，特别对中国人来说，那是两个都可以用「暴风骤雨」或者「天翻地覆」来形容的年代，而七十年代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两团狂飈相继卷来时候的一小段间歇，一个沉重的喘息。这个十年，头一段和六十年代的狂飈之尾相接，末一段又可以感受八十年代狂飈的来临，无论如何，它好像不能构成一段独立的历史。这十年显得很匆忙，又显得很短暂，有如两场大戏之间的过场，有如历史发展中一个夹缝。
既然如此，为甚么还要选择七十年代？
这当然有不少理由，其中有一个是我们愿意在这里特别强调的。那就是七十年代和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特别的关系——这是这样一代人：他们是在七十年代长大的，虽然在年龄上多少有些差异，但是两个狂飈之间这个短暂的十年，正是这些人度过自己少年或者青年时代的十年。读过本书的读者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触，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所遇到的成长环境实在太特殊了，他们的成长经验也太特殊了。的确是非常特殊。回顾历史，世界上一代又一代人都经历过自己的成长和成熟，但是如本书里的人物那样，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当中，并且在如此沉重的历史挤压里倔强生长和成熟起来的人，大概是少而又少。然而，正是这一代人在走出七十年代之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其走向和命运一直为人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
在每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思想的生产和传播的主要承担者，在大变革时期尤其如此。进入八十年代，充满解放感的中国知识界空前活跃，思想如飘忽的风，忽而从四面八方袭来，忽而又向四面八方散去；不同年龄层，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政治经验，一个个彼此或相似或相异的知识群体突然一齐涌现。这些群体没有一个在思想上自甘寂寞，没有一个不是在新观念的追索上充满激情。但是，今天回头再看，由于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所构成的知识群体是其中最年轻的一群，因此他们的历史记忆更为特殊，其中隐含的意义也不同一般。
本书把主题定位于「七十年代」，就是通过一次集体性的大型历史回顾，来有意地突出这个群体。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演绎他们的成长经验，还有从这经验里浮现和呈现的历史环境。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在这些故事和经验的追述里，我们并不能看到一个统一的、书中的作者都认可的「七十年代」图画。相反，在这些文字里，或隐或显展示出来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是有很多差别的，甚至是相反的，对立的。这些差别，有的，明显是在当年就已经存在；有的，则是在今天追忆的时候才形成的。在编辑此书的时候，我们很重视这些差别，并且不作任何编辑地保留了这些差别，让这些回忆文字尽可能「原汁原味」。这是因为，一来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记忆，这些记忆一旦变成文字，就像谚语说的，「笔写下的，斧子也砍不掉」。那不但是这些文字主人的个人档案，也是历史档案，它们的文字品格和历史的真实性，都自有后人去评说。另一方面，这些差异还是宝贵的研究资料。留意九十年代以来思想界变迁的人都知道，这十年里一个引人注意的的事，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种分化引起了长时间的至今也没有平息的十分激烈的争论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分裂和分化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和现状，也成了这些讨论的一个重点。我们希望本书的这些文字不但为讨论提供新的材料，更希望以此来推动这个重要的讨论。
由此我们还想谈及另一个话题。
近几十年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虽然已经有了种种解释和论说，但是缺少对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专门的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史」这样一个角度的研究。希望《七十年代》的出版是一个推动，让更多的人注意从这样一个视角，去回顾和评价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这一段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贡献和问题。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视野里，本书中的人物(也是本书的作者)，还有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和大变革的历史关系，他们在思想、知识上的创造、界限和局限，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和说明。
比如说，可以把这一代人和同一时期的西方知识分子作一下比较。在欧美，七十年代在表面上和中国情况有些相似，似乎都是一个过渡时期：「五月风暴」和反战运动都刚成为过去，以「列根—戴卓尔主义」为标记的朝代还没有来临，还有，于六十年代一直站在造反前沿的「婴儿潮」一代，似乎也已经筋疲力尽。然而，在这表面相似之后的故事其实完全不同。待到了八十年代展开的时候，人们发现在欧美文化界盘踞要津的当代知识分子们突然换了一副新面目，波希米亚精神已化作了烟尘，不再有四处嚎叫的金斯伯格(AllenGinsberg)，不再有特里林(LionelTrilling)骄傲的独立姿态，更别说到街头卖报纸的萨特 (J-P.Sartre)。新一代是依附于学院的埋头做学问的教授，是依附于实验室或公司没日没夜卖命的白领职工，是所谓「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西方知识界的这个变化虽然早有征兆，但还是让人觉得突然，不免引起种种疑问和反思，以致美国学界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谁是最后的知识分子，今天到底还有没有知识分子？对比之下，本书中的人物在八十年代的命运就很不一样。虽然这些人后来也先后变成了学者、文化人，或者成了作家、艺术家，但是七十年代非常特殊的成长经历，无疑在他们身上打下很深的烙印，让他们的态度、作风、思想都有一种不受秩序拘束，不愿意依附权力的品质。大概正是这些特点让这个群体在中国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发挥了其他知识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无论是「思想解放」，无论是「新啓蒙」，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发生，或者发生了，也是另外一个样子。
在这样一篇短短的序言里，我们不可能对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和欧美知识分子的变化发展作具体的比较，也不可能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检讨。但是，在编辑和阅读本书中的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在今天，是不是出现了这样一种迫切性，就是无论知识界自身，还是知识界以外的人，大家都应该来关心一下知识分子问题：到底甚么样的人才算知识分子？到底我们需要甚么样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不是甚么新话题，过去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也有过非常重要的论述，例如葛兰西(AntonioGramsci)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只是，今天再来关心这个讨论，我们首先还是要从自己的现实问题出发。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八十年代和西方同行形成强烈的对比，很讽刺的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也出现了「学院知识分子」、「专家知识分子」的群体(一个多少让人觉得尴尬的事实是，本书中的主人公里，有不少也成为了这些新群体的成员)，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个群体的数量在急剧地增加，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很可能(或者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主体。这当然不是没有引起注意。最近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网络上，都有不少对这个群体的议论和批评，在这些言论背后，其实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到底需要甚么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在期待甚么样的知识分子？
学院和专家类型的知识分子如此增长、集聚和凸现，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一次大变，但并不是唯一的新变化。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和思考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还有不少。近二十年报刊网络等新旧媒体的急速扩张所造就的一个庞大的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就是足以影响历史进展的一件大事。不过十几年的光景，这个群体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很难估计在将来这个群体将庞大到甚么程度。不过数量还在其次，关键是，既然这个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着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影响，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该如何定义，如何估量。从传统意义上说，他们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就这个群体和国家、市场的关系而言(其中很多人已经是文化和娱乐界的明星)，他们真是知识分子吗？如果不是，他们是甚么？如果是，他们又应该如何认同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尽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有明确的答案，更不用说形成共识。何况，这类问题还有很多。
在某种意义上，《七十年代》这本书已经参与了这些提问和讨论，尽管此书只是一本回忆文字的集合。以历史记忆进入这类思考和讨论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们的讨论有一个历史的维度，有历史的纵深。当然，本书提供的历史记忆是很有限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相当狭窄的，因为涉及知识分子的历史太广了，其中有的，已经形成某种记录，但还有更多的，至今还沉睡在记忆之海的海底，有待搜寻，有待打捞。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主要都来自知识界和文化界，这一方面是由于一本书需要一个立意，一个主题；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有些不得已。这个不得已使本书有着难以避免的严重的缺陷。既然编辑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那么，有能力也有权利参与这记忆的决不应该只限于那些拥有发言权的社会阶层，「昨天」不能为哪一个群体独占。在「昨天」成长和生活过的人千千万万，里面既有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还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其中一定有很多人愿意拿起笔来写作，让昨天在记忆里复活，让今天和昨天对话。如果我们能这样做，相信在文字中呈现的思想和画面很可能和本书十分不同，也许那是一个很不同的「七十年代」，也许他们的历史记忆使我们对昨天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开始编辑此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设想过扩大作者的范围，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很快发现能力有限。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死心，就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还有一种期望，假如能获得一种支持，让我们有能力放大这书的规模，编成多卷本，比如八卷本或是十卷本，那就有可能梦想成真。
还应该说一下，本书的文章分别在《今天》二○○八年秋季号和冬季号上作为「七十年代专刊」发表，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完整的繁体字版、明年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以尽可能让更多的读者见到此书。至于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种种想法是否能够得到清晰的表达，那只能全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野草！野草！
作者: 张奇开
1979年深秋，一位朋友凑在我耳边悄声说：“照原订时间地点碰头，准时到。”
我先与张仁见面，他是“野草”画展的倡议者。仁是我少年时代一起学画的朋友，其父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曾在国民党军队担任文官，按当时的标准，本不属于新中国清洗的对象，但在镇反运动中却成了枪下冤魂。仁讷于言敏于行，其坚毅的性格和自由不羁的思想使他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成了重庆艺术圈的重量级人物。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处在一个物质极度窘困、精神极度膨胀的紧张状态，政治充斥所有的生存空间。在大的压力下，我们仍然形成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四德村沙龙”，还有以我为核心的“枣子岚垭画室”的艺术团伙，分别以我们各自的居住地得名。仁长我一岁。我们常聚在一起画画，读法国小说，朗诵俄罗斯诗歌，讨论政治。我们对现状极其愤懑，预感它不会永远如此。
任何专制时代都是企图用文化流水线把人造成同样的精神型号。然而无论多么完美的生产机制，总难免有废品。我们这群人就是时代的废品，构成“野草”的基础。
见过张仁，几位主要组织者按约定时间开了碰头会，作了初步分工。张仁负责统筹，邓庭良负责组织，李德虹负责展览场地，我负责作品。有人提出是否要让薛明德参展，意见不统一。邓庭良坚持要薛明德参加，他的理由是“野草”是一个开放性展览，任何人都有参展权。一点不错，“野草”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要彻底铲除艺术审查制度。邓庭良身体硕大，性格外向，说话慷慨激昂，甚至咄咄逼人，满口脏字。那是他文革中参加造反派养成的，很少人敢反对他。而张仁内向，在沉默中判断是非利弊。其余几位则态度暧昧。
我提出反对意见：作为同仁画展，“野草”既该调“野”，也应重视“同”，薛明德有过人之“野”，但与我辈之大不“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天生反叛者，无视制度、习惯、约定及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规则，在任何意义上，他都是个十足的疯子。他彷彿是颗杀伤力极、没有保险机制又无法定时的炸弹，不分亲疏敌我，随时可能爆炸。
大家早就吃尽他的苦头，我的意见立即得到认同。邓庭良也有所收敛，默默不语，变得格外理智，大概明白他那激情的疯根本敌不过无赖的疯。
“野草”画展在紧锣密鼓中开始筹备。按首次筹备会的分工，我前往四川美院。
四川美院位于重庆九龙坡地区纵深处，由一条坎坷蜿蜒的公路带入。这条路长年累月裸露，没有沥青，作为一个兵工厂坦克的试车道，早已遍体鳞伤。更可怕的是与四川美院毗邻的那座火力发电厂。早在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年代，浓滚滚的囱是画家们描绘的景观。到了七十年代，人们方才醒悟那囱原来是环境污染的罪恶之源，甚至是致癌诱因。师生们曾以温和而浪漫形式抗议过，但无人理会。
在朋友引导下，我首先敲开罗中立的画室，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画室，只不过学生宿舍而己。那时罗中立还是四川美院油画专业二年级学生，油画《父亲》的构思还远不在他的创作构思中。
他审慎地打开门，成熟的面孔和体魄让人印象深刻。我跟他泛泛之交。他内敛而平实，讷于言敏于行，与人保持恰当的距离，他大概属于那种天生反形而上的行动主义者，单纯向上，讨厌无病呻吟和夸夸其谈。他衣随便，戴显然自己修理过的老式眼镜。
室内零乱，弥漫刺鼻的亚麻油和松节油气味。或许为了适应狭窄的空间，他的调色板很小，颜料按冷暖关系从中间向两边排列，白色堆积在右侧，紧靠油壶。油壶与调色板粘在一起。调色板以暖色为主——偏紫。墙上满是纸面油画和素描草图。他准备参展的是一组画，主题是对文革时期权力秩序的反抗。引人注目的是，有一张与偏紫的调色板调子一致的作品：一位艺术青年在密室中画女人体。另一幅是救护车撞到一位男青年，满地是血。它们具有明确的批评指向与情节性，是苏俄述方式与中国特定的历史伤痕的结合。画得很不错，造型准确，概括而流畅，虽说与后来的写实风格有很大区别，但基础却是统一的。我用同行之间通常的世故，不动声色，微微表示赞许。罗中立内向而自信，对他人评价不怎么放在心上。我看完画便匆匆告辞。
午休时间，我的一位早年的学生引我去见何多苓。这是我头一次见到他。虽说那时还没画出任何重要的作品，但在四川名气已经大了。他是成都人，气质与重庆人迥然不同：封闭、孤寂、自恋，不掩饰怕被伤害的敏感。无论熟悉或陌生，对话或沉默，其目光都避开他人。复杂的精神类型是晚熟的，却来势迅猛。他那飘浮的野心难以揣度，起伏很大，时而平缓时而激烈，缺少折衷与平衡。他是情绪化困扰的受害者，多疑的理想主义的投入者，绝望的无神论者，推崇与否定型的思想者。
何多苓坐在学生宿舍的床前，弓背曲腰，把画板斜放在被头上。画板上铺设宏大的创作意图，与暴力、弹压、种族、正义、青藏高原有关。一部分被橡皮擦掉，一部分又用铅笔补上，还剩下某些力所不及的角落。黑白灰的分布是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巡回画派那儿挪用过来的。与他两三年后产生巨大影响的《春风已经苏醒》保持相当的距离——无论是技巧或综合气质。他的才气有如打不开的阀门，当能量聚增而找不到出路时，结果是爆炸性的，让四周震惊。
何多苓身宽大的深蓝色棉衫，袖口领口都磨旧了。他保持有节制的微笑，黑发鬈曲，眼睛深陷，鼻梁笔直，鼻翼缓缓飞腾，偏小的嘴挑起倾斜的条，脸部造型是准贵族化的。
经中间者介绍，何多苓几乎未做出任何反应。他打算参展的作品属神秘题材，充满了优雅的沉思，溢美的光浪与色块加的流畅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优雅的迷恋从一开始就折磨他。直到“野草”三年后，他才得以从这种矫柔的风格中蜕化出来。整个看画过程有点难堪，各自保持陌生的距离，这距离不是用客套，而是用最低限度的反应刻意营造的。
接下来的是程丛林。仅在两个月前，这位26岁的四川美院学生已成为中国美术界的名人。他在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获二等奖的《一九六八年X月X日雪》，引起空前的反响。《雪》借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文革初始，两派青年在一场武斗结束后，一派成了“胜利者”，另一派成了“失败者”的幼稚而复杂的关系。在作品中出现了三重自我：童年的目睹者，作品的作者，作品中事件的评判者，为这幅铅灰色调的油画增加了不可低估的深度。显然，画面右边藏在人群中童年时期的画家对历史事件的态度是暧昧的，他置身在极具冲突性的场面却毫不惧怕。毋庸置疑，《雪》无论在构图、色调、气氛及多方面的技法都深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的影响。《雪》获奖并非证明文艺政策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为了要全盘否定文革埋下政治伏笔。
正当《雪》及一大批质疑文革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获奖的同时，真正的反叛艺术家们把作品悬挂在美术馆外的栅栏上，由此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从而引发1949年以来第一次与党的意志相违背的示威游行。其实很难把美术馆内外两个展览完全分开，而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正在瓦解。最后，这批“星星”艺术家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美术馆，成了历史的创造者。
程丛林并不满足全国美展评委们拱手相送的荣誉，而是尽力偏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作为最踊跃的参加者，他为“野草”画展准备了很有创意的组画，并配上诗句。
我在四川美院逗留了两天，观摩了众多作品。师生们都为“野草”的诞生跃跃欲试。流落在社会上的艺术群落，早就渴望借助反叛的火焰烧毁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些鱼目混杂的艺术狂徒们早就信仰沦丧，挑战任何规范。他们是体制天生的反叛者。
1979年12月20日，在重庆沙坪坝公园召开了第一次参展者会议。会前筹委会通知，每人自制一张广告，形式是自由的，内容标明《野草》同仁画展，定于元月十一日至二月底在沙坪坝公园展出。那年头中国人相约是很难准时的，尤其是重庆，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几条主要公路，散乱无序。可那天是例外，各路英雄几乎准时到达。邓庭良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井然有序，那些艺术狂徒们颇为收敛，洗耳恭听。
1980年1月11日，“野草”同仁画展在重庆沙坪坝公园开幕。
沙坪坝是重庆的文化区，众多大学的所在地。在革命年代，这里是国共两党公开或非公开斗争的是非之地。小说《红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就是在这儿展开的，包括臭名昭着的白公馆、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五六十年代，每逢六一儿童节我们都来为烈士扫墓。抗战期间周恩来的办公地点，以及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时的下榻处都在沙坪坝，甚至连叛徒甫志高也在这里诞生。沙坪坝为“野草”的生长潜藏了足的历史动机。
“野草”画展没有开幕式。观众自由涌进沙坪坝公园，穿过一片空地，来到一片平房。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睁大的眼睛伴随急促的呼吸——惊惧与担忧纠葛并行，共同体验建国以来在这蛮荒之地从未发生过的精神事件。
展览布局非同寻常。为了有限的空间，也为了刻意营造混乱的氛围，作品挂得七上八下，参差不齐，密密匝匝，零乱不堪，且不按画种分类。
进入展厅先要穿过一个小过道，在过道两边，两幅女人体夺人耳目。左边是后来当选的“野草”画会会长冯星平的水粉画，右边是四川美院七七级学生罗群的油画。
冯星平是个传奇性人物，在六十年代四川美院院方眼中，他是个崇洋媚外、深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异己分子，自五十年代起就是重庆美术界的反面教材。他蓄络腮胡、喝咖啡、吃西餐、用刀叉、听留声机，不像四川人那样脏话连篇，而总是把柏兰和贝多芬挂在嘴边，无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分子。他的柏兰与贝多芬情结传染了两个重要人物，其一是薛明德，另一个就是他第二任夫人陈正洁。
陈正洁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师从冯星平。六十年代初，在忍饥挨饿的物质匮乏的年代，冯星平用纯精神的西方话语把自己和陈正洁从精神到肉体都催眠了，于是，他们有了婚外恋。为此，院方给他施加各种形而下的压力，他却以形而上的态度拒不悔改，与前妻离异后娶了陈正洁。陈正洁被四川美院开除了学籍，可她并非等闲之辈，好读书，善思辩，具有迷人的性格魅力。她疯狂抽，黄色尼古丁毒素成为前进的原动力。从柏兰出发，她经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德谟克利特，抵达康德、谢林、黑格尔，甚至开始提及莱布尼茨和洛克。
她的书案前摆放一张冯星平的照片，下面用醮水笔写“整个说来你是一个十足的男子，再也找不到像你那样的人了！”这是燕妮对马克思的赞赏。说来也巧，冯先生真有点像马克思，起码是在外型上：大头、皱眉、鬈发、胡子和短短的罗圈腿。可惜他们没有像马克思和燕妮那样，最后还是离异了，各奔东西。
冯星平的那幅女人体，无意中透露了一位男艺术家对女性隐藏的色情心理。这个逆光中的裸少女，一手下垂一手抚在胸前，懒恹恹的动势，表情娇柔而平庸。那挺拔的胸部、隆起的骨和繁茂的阴毛，具有明显的道德挑衅性，成为“野草”向“革命”观看方式挑战的一个范例。
罗群题名《欲》的油画，更为妄作，曾多次遭到中国美协某些领导的批评。这是一幅暖色调的点彩派作品，明显受了苏联外光画风的影响。金色的太阳光芒四射，从太阳中心显现的不是伟大领袖，而是一个张臂挺胸的青春胴体。其动态似乎又借用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姿势。裸体差点成为“野草”画展被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