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等待那个历史性的会晤时，又发生了一个彻底击碎我们信念的事件，就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的林彪出走。记得那是一个初秋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正在北京新街口外小西天电影学院门口干活，为修建防空工事挖土方。我的同事张海涛趁旁边没人，紧张地对我说，「中央出事了，林彪叛逃了」。我当时手中的铁锹停在了半空，惊得呆在那里，忙问，「哪来的消息」？他说，「昨天晚上一个老干部来我们家说的，没错。」张海涛的父亲是文革前计委劳动工资局的局长，是中国沿用多年的八级工资制的设计者，也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余秋里抛出揪斗的所谓「黑帮」。如果没有文革，这人有可能提升为计委副主任。揪出批斗后，他因被医生确诊为罹患肺癌，所以没有去干校，在家养病。那时我经常去他家和他聊天。他是一九三七年从香港去延安参加革命的学生干部，参加过抗大学习，后在晋察冀边区平西支队负责敌工工作，是中共党内有文化的干部。他经常对我讲党史和它们在北京山区的战斗生活，所以从他那里来的消息应该是不会错的。在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失魂落魄，然后，心中的精神建筑也轰然垮塌。我现在回想那一刻，甚至还能听到那垮塌瞬间的轰然巨响。多少年来建立的精神信仰，就在这一刻一下子荡然无存了。后来我问过许多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九一三林彪事件，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几十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政治信仰彻底瓦解了，也就是说，那以后，人们在接受各种信息和分析信息时将不再有一个固定的解释系统了。
中美之间开始对话，以及林彪九一三事件，为七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人思想精神的变化作了最重要的铺垫。可以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顺利完成了他的访华之旅。中国的门打开了。以后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事件，让中国人又进一步大开了眼界。中国的乒乓球外交、庄则栋的美国之旅；杨振宁、李政道、牛满江等人被毛、周等人的接见；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允许五十年代从东南亚归来的华侨再次出境；中国各种不同级别贸易代表团的出访，这都给中国人吹来了强烈的外来之风。想像中的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在从这些地方出访回来的人的口中具体化了。北京为了迎接尼克松的访华，还进口了大量的丰田小轿车作为出租车。北京以前基本没有出租的汽车，只有可出租的带篷的三轮摩托车，每公里行驶费是四毛钱。日本丰田车的出现，一下子让北京有了一种现代化的感觉。尼克松来华时候正是严寒的冬季，正好那年北京的雪很多。北京市政府就临时制造了许多扫雪车、铲雪车，都是利用解放卡车改造的，在车上加上了可以滚动的雪刷和可升降的刮铲。这些车被喷上鸭蛋青色，每天在主要街道上活动，很有点节日彩车的感觉。不过，随着尼克松的访问结束，这些车辆立即奇迹般的消失了 ——把加上去那些部件拆除之后，这些重新又去拉货了。但这些摆设了几天的各种扫雪机械车辆，也为人们了解现代技术世界增加了感性的实物认识，因为发达世界就是这样的。
国内的政治局势，由于林彪事件的影响，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老干部们开始活跃，邓小平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和毛泽东的批准后复出，而邓复出后开始的「整顿」，又带来的是全民对于发展生产的振奋，谈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开始公开化和合法化。另一方面，由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权力的窥测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政治斗争渐趋白热化。面对这样的局势，毛泽东发布了打压江青的讲话，于是在老干部和民众中，公开地议论江的「女皇梦」变得相当普遍。那时我们朋友之间的聚会，交换这些消息成为主要内容。在工作单位，我的师傅们虽然不敢地指名道姓地公开议论，但黑话般的相互接茬儿，时常引得大家会心地一笑，出了单位，利害关系没有了，就更肆无忌惮了。就这样，民众民间言论的禁忌开始打破，这是对后来改革开放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社会变化。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气候中，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开始了自己的精神追求。众多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到了「广阔天地」之后，等于放出了笼子的鸟儿。没有人管理他们，除了农村生产队能以口粮施加一点限制，让这些青年人为生存有些许顾忌之外，思想和精神上有着巨大的自由。一些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比如干部子女，并不为生计发愁，他们经常以各种理由返城「休息」。这种休息，其实是一种赋闲的精神活动，因为那时并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们在城里工作的机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于是开始读书、闲聊、逛街、遛公园。也有一些青年，继续「破四旧」时养成的暴力生活习惯，成群结伙地啸聚街头，从打架、玩女人到以吃「佛爷(小偷)」为乐，真是为所欲为。正派的年轻人，则是进行读书和各类艺术活动，形成很多小圈子。这些圈子的成份主要由插队知青、留城工作的青年工人组成。
从一九七一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之间，北京青年人的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文革旗手江青对于艺术的爱好，实际上倡导和推动了文艺的群众性普及，其中最具规模的，是举国上下，样板戏演唱蔚然成风。北京几乎每一个像样的工作单位都有像模像样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些宣传队都是由各个单位里选拔出来的俊男靓女组成，排练的时间投入和密度都非常高，基本属于半脱产，大型的国营单位则是完全脱产。宣传队一般都有乐队配置，乐器多少，则根据各单位的财力情况而定，但无论如何，一般都有一架手风琴、几把小提琴，至于竹笛和二胡这样便宜的乐器，肯定都有。大型企业，西洋管弦乐则一应俱全。像东郊七九八厂和七七四厂(现在已经成为北京着名的「七九八艺术区」)，就都有这样的规模配和阵势。这些宣传队，角色除了京剧需要的生旦净末丑，还有歌手舞蹈若干，以备独唱独舞之需。每年，各地区、各系统还要举行文艺汇演、调演，兴师动众。这些宣传队还有一个共同趋势，就是向专业化看齐，像「样板团」一样地演样板戏，那是任何人都不能质疑的。这都使得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了文革中期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
我所在单位西单商场的宣传队，规模就有四十多人，他们几乎有一半的工作时间用来排练节目。对于这些队员，除了能歌善舞之外，还要求政治上根红苗正；个别出身成份有瑕疵的，也是政治上狂热追求进步的人，所以你有宣传队的身份，还意味着你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我们单位对面是北京电话局宣传队，人数更多。由于电话局下属单位多，演出任务就较多，他们出来进去大客车接送，非常气派。我当时在学习吹黑管，和他们非常熟，因为他们乐队里有两个人会吹黑管，经常在一起交流。那时的北京电话局是半军事管制单位，有些机要部门的意思，管理很严。不过这些宣传队员们，则像是笼子里的鸟儿，自得其乐。说心里话，他们的手艺都非常粗糙，乐队齐奏时，杂音跑调不断，因为都是自学，无师自通。但那个宣传队真是一个欢乐窝，俊男靓女正值青春，宣传队也就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大熔炉，绯闻自然也不断。
一九七○年至七六年之间的文革时期，一方面是上层对阶级斗争的不断推动，一方面是底层工人群众的自娱自乐，而且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样板戏的普及，推动了民间的音乐、戏曲和曲艺等艺术的活跃，许多年轻人都学习乐器演奏，从时髦的手风琴、小提琴，到管乐的黑管、双簧管、小号，甚至被斥之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吉他，都成为青年人业余生活的时髦爱好。一九七一年，我就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十七元零八分，跑到王府井宏声乐器行，买了一把十六元五角的吉他。那时候，音乐爱好者们相互交换各种练习曲曲谱，小提琴练习曲，从马扎斯到帕格尼尼，应有尽有。北京故宫163的筒子河畔，每天晚上都聚集一些音乐爱好者，他们那铜管长号和双簧管的吹奏，为文革北京沉闷的夜晚添加了不少浪漫。一些公园的幽静之处，也是许多乐器演奏爱好者常去之处。北京城里如此之多学习乐器的人，很多都是希望可以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争取能被各种部队和地方演出团体接受，穿上最为风流的军装。当然也还有我这样因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绝对无望的人，纯粹是希望在这些活动中寻找青春的慰藉。
在那一段时间里，音乐活动的活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带动了民间中的音乐欣赏。一些文革破四旧时未被砸烂的旧唱片，也开始四处流传。这些唱片既有文革前发行的苏联和国产的美声独唱、交响乐，也有伪满和民国时期的流行歌曲，甚至李香兰的《何日君再来》。年轻人之外的中年人，由于命运已经确定，面对前途渺茫的生活，就更加在音乐的世界里寻求安慰。我曾接触过几位中年朋友，喜欢和我大谈巴赫和梁祝，那神情，像是在他们面前的黑暗中点亮了一支蜡烛，他们的眼中映射的光芒，给我非常深的印象。还有一次，朋友带我到西单的一个胡同里，拜访一位弹钢琴的中年工人。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只是记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同一般的气质，他带着眼镜，很斯文，可他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工人。看他弹琴，就像见到萧邦。在优美的琴声中，他还对我大谈人生哲学，记得他有一句话影响我很久。他说，「你需要不断地接触『高级的人』，才能让你的生活充实」。他说的「高级的人」，决非现在世人眼中有权势的人，而是指站在精神高处的人。这句简单的话，在那个压抑的时代，听起来显得很悲壮，让我立时激情澎湃，感动了很久。有一年的春节，一个从北大荒兵团回来的大朋友，身穿兵团发的颜色不正的「假军大衣」，肩上背着一把吉他，在一群朋友的拱卫下，自弹自唱起苏联歌曲「第聂伯尔」。在北京安静的黑夜中，吉他浪漫的琴声和他略带忧伤的歌唱，几乎让大家都滚下热泪。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个同单位的师傅。我当时工作的西单商场，是一个比较大的单位，按所卖的商品分成许多商品部，他是文化部卖乐器的售货员。他因为长年接触乐器，弹得一手漂亮的月琴，也能吹一些管乐器。我经常到他的柜枱「起腻」，其实就是想看那些乐器。我们后来渐渐熟悉起来，他经常在下班后到我家来找我瞎聊，但没有乐器的聊天实在是没甚么感觉，我有些不太耐烦，觉得有些浪费时间。他看出来了，显得有些忐忑，但还是默默丢丢地来。终于，在一次他到访后我送他出门时，他忽然紧紧地拥抱我，而且神情慌乱。我对他的举止莫名其妙，一把推开了他。对于我的「愤怒」，他惊呆了，呆呆地看着我。他的眼中忽然湿润，然后扭头离去，从此再没有找过我。对此我一直云里雾里。直到很多年后，见到老同事，才知他早已离开人世。他们还告诉我，他好像是一个现在所说的「同志」。我听后一震，忽然想起他还养花。他有一个袖珍的花房，在他卧房的窗台上伸向室外，养着若干仙人科的植物。在北京灰冷的冬日，那个小玻璃房子里的红色仙人球，像火一样可以灼伤路过人的眼睛。
那时候，在样板戏的普及之外，绘画和摄影活动也很炙热。隔一段时间，各个单位都要举办文革成果汇报展览，展览内容，往往都是群众创作的绘画以及书法、摄影作品。当时的中国摄影学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文革开始时暂时瘫痪之后，很快就转换身份，成为全国美术展览办公室和全国摄影展览办公室，并基本按年度举办各种活动和展览。这个文革中形成的临时体制，给民间绘画等艺术活动留下了不小的空间。一些艺术爱好者可以利用它提供的方便，比较安全地从事绘画等艺术活动。另外，绘画普遍被认为是个技术性极强的艺术，尤其是油画。是技术，就得练习，所以当时许多年轻人都在业余时间学习画画，特别是画油画。北京的公园，是这些人写生的好地方，那些背着油画箱的身影，在很多公园里都经常可以看到。文革前，中国的美术教育和理论体系，基本都是照搬前苏联的东西，所以当时北京的绘画爱好者们，学习和谈论的都是俄国和前苏联的现实主义绘画。苏里科夫、列宾、列维坦、希施金，这些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最着名的画家，是年轻绘画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些文革前《美术》杂志介绍的中国画家，也是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像靳尚谊、罗工柳、詹建俊、闻立鹏等。还有北京画院的张文新、军博的何孔德、美院附中的王文彬、青海的朱乃正，都是年轻人追捧的人物。每次绘画展览之后，我们都会对自己心仪的画家津津乐道，对其新画作品头论足，谈他们的色彩，他们的素描。
一九七四年，我所在的西单商场新楼建成，需要墙上装饰绘画，于是领导决定由商场美工组完成。但那么大尺寸的油画，美工组无力独自完成，正好我们美工组里有两位由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老师，于是由他们出面请美院附中的卫祖荫老师来帮忙。这期间，我还借机参观了另一位美院附中老师王文彬作画的现场，他正在给北京饭店画一幅以长城为题材的巨画。王文彬在文革前以画作《夯歌》闻名，他画中那灿烂的阳光感觉，让许多一代年轻画家非常仰慕。记得见到他时，我连大气都不敢出，就像见到一位圣人。那段时间还去了总政歌舞团，见到了以画作《四个姑娘》着名的温葆，以及现在还活跃的王怀庆。
为了更多地了解绘画历史，当时一个重要活动，是朋友之间交换借阅画册，也经常到在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阅览和借阅，并用油画棒临摹。当时中国画家对俄罗斯绘画以外的西方绘画情况知道有限，所知道最多的也就是法国的印象派绘画。再后的，就是德国女版画家凯绥?5柯勒惠支了，因为鲁迅先生曾极力推崇她，她的左派色彩也符合文革时的环境，所以大家都知道她。至于其他，如康定斯基、蒙克等，是有所耳闻，但不熟悉。不过对于印象派，很多人非常热衷，但决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而是只从绘画的技术技巧方面注意和欣赏。像雷诺阿、毕沙罗、莫奈，都是从技巧上理解，认为他们能够那样科学地观察和再现对象，是现代绘画在技术上了不起的革新。至于马奈和高更，就有些费解了，对梵高，则是他发疯的传奇故事让大家钦佩，却没有人认为自己应该去学习他或者模仿他。直到文革后的一九七八年五月，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画展的时候，我才见到来看画展一位年轻人，手里提着一幅他模仿梵高笔触的习作。我吃了一惊，觉得新的时代真地来临了。
摄影在那时候是一个相当普及的爱好。由于当时中国封闭的环境，中国的照相机工业面临一个非常好的国内市场机遇，照相机工业在文革中获得了高速发展。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全国的照相机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或重建，生产量迅速扩大，以至于在文革末期，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收入较好的干部、知识分子都拥有照相机，已不鲜见。一些有条件的单位，都养着专职的宣传干部，其中一项工作，就是为单位的各种活动摄影。在部队，许多团一级的单位都有专职的摄影宣传干事。在城市里，摄影的业余爱好者就更多，去公园照相，是当时一项高尚的时髦。春节下乡回来的知识青年，一项重要度假内容，就是去各个公园或天安门照相。当时还在起步发展的保定胶片厂，以及河南南阳的第二感光胶片厂，因为生产质量很不稳定，大量的残次品以「处理品」的名义抛向市场以挽回损失。这些「处理品」的胶卷四毛钱一卷，在前门大栅栏和西单、王府井几个照相器材店售卖，大量等待购买的人经常拥堵在那里，「处理品」一来，马上一抢而空。后来随着产量的加大，情况才开始好转。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在广场上拍摄的难以计数的大量摄影作品，差不多都是用这种「处理品」拍摄的。
在家庭中自己洗印照片，当时也是件时髦的爱好，洗印放大器材都是自己制作。自制的曝光箱和放大机千奇百怪，但却倾注了制作者全部的热情。我曾在同学和同事的帮助下，做了一架人见人爱的放大机，为此几乎动用了车、钳、铣、刨等全套金属加工技术。除了自己绘制图纸之外，我还通过放大样的方式，自己独立完成了这个放大机灯室的下料、阪金和焊接。那架放大机当时几乎可以和工厂出品的媲美，颇得朋友们的欣赏，也成为他们频繁借用的工具。
说起那时候的摄影，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文革「旗手」江青酷爱摄影，这使得当时的摄影活动附加了某种隐喻式的革命色彩。当时发行量极大的《人民画报》与《解放军画报》，时常刊登她以「大海」和「峻岭」署名的照片。她那种样板戏式的戏剧风格的照明，成为一些爱好者羡慕的风格，而且也强烈地影响了我。我当时的工作是西单商场照相馆的照相员，时常忍不住拿眼前的顾客实践模仿「旗手」的用光方法，结果不断造成顾客的「退照」抗议。领导为此没少批评我，而我则倔强地认为顾客觉悟不高，不懂得这是江青同志提倡的突出革命形象的方法。为此，我也写过不少「检查」。所以，江青对摄影在中国的普及，不能不说还是非常有影响的。
比绘画不利的是，摄影没有可资参考的「历史」来学习，除了文革前一些关于摄影技术的出版物，基本就没甚么。个别老摄影家中还存着几本老的民国摄影杂志，但是印刷非常不好，数量也极少。国外的摄影杂志在北图有一些，但因照片要比绘画真实，所以管理者认为比较敏感，借阅也就很难。虽然有这样的困难，摄影的技术性毕竟要比绘画简单一些，不需要太复杂的技艺训练，上手还是要容易许多。那时候北京摄影爱好者的小圈子很多，成员多是自己周边的志趣相投者。我自己就经历了好几个圈子。开始的圈子是中学时代的几个同学，同时还和几个大学生来往。后来随着生活工作的改变，又与文化部廊坊五七干校的一些年轻人，构成小圈子。他们每周末返回北京时都会聚会，当然也会谈论交流其他各种话题，成为一种简单的「沙龙」。这样的摄影圈子，后来比较成气候和出名的，是新街口百花深处胡同北影宿舍的池小宁家。由于都是电影专业人士的后代，这伙人对摄影理解自然要比其他圈子要深入一些，他们不但定期学习交流，而且自办展览，组织集体郊游，采风拍摄。那个院子后来诞生几位着名人物，例如陈凯歌、田壮壮和池小宁。不过陈和田并未参与摄影活动，圈子里的主要人物是池小宁和年龄大一点的陈凡。池小宁周边聚拢了一大批热爱摄影的年轻人，他们甚至请来了老资深摄影工作者狄源沧先生定期讲课。狄源沧是建国以后少有的既掌握外语，又热衷于摄影理论的人，而且他长期从事摄影刊物的编辑，理论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狄源沧为这伙年轻人带来各种历史和国际的摄影信息，这在当时就属于非常有系统的知识传授了。不过，狄源沧也受那个时代的禁锢，所掌握的国际信息基本局限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不可能十分全面和系统。即使这样，对于这些饥渴的年轻人们来说，这些知识也是有如久旱的甘霖。在后来的一九七九年的四月影会活动中，这一群人成为重要的力量。
从现在快节奏的喧闹生活看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最近几年，知识界经常梳理我们这三十多年来的思想历史，尤其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给予了巨大的关注。无疑，八十年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因为变革的快感几乎覆盖了那十年的每一天。但八十年代毕竟是从七十年代走来的，对于那个前十年，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其归纳进文革的历史，色彩自然是黑暗的，好像那只是一个政治权力争斗的年代。但是，在我的回忆里，那个年代要复杂得多。还在一九六七年破四旧的暴力运动未完结之时，文革前出版的那些抒情流行歌曲，已经开始在「老兵」(老红卫兵)们的室内悠扬地飘荡了；文革前的印刷读物，虽然受到「焚书」的命运，但一直在民间被大量地保存和大规模地流传——无数的碎片重新汇集起来变成一条波涛滚滚的心灵暗河，在千万的青年人心中演绎着文学光辉中的爱情和命运，同时也映照着黑暗却并非虚无的生活。「罗亭」、「安娜?5卡列尼娜」、「奥勃洛摩夫」、「于连」这些人物形象，仍像鲜血一样在那一代年轻人身体里涓涓地流淌和活跃，积蓄着他们迟早一定会爆发的青春力量。也正是这些能量的积蓄，才让一九七六年伟大的四五运动在广场上悲壮地演出，才导致八十年代初的思想啓蒙运动井喷式的爆发，让八十年代初那场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有历史的依托。所以，我们回望令人动情的八十年代，不能不回溯七十年代黎明前暗流涌动的阵痛。因为，一切历史都有其成因。历史也从未间断。
二○○八年八月八日
探讨，整肃与命运*
作者: 许成钢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全欧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高级研究员。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及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师于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马斯金。为十多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学术期刊的编委或学术顾问。在十多个主要国际经济学及法学期刊发表过论文。曾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发展署、英国财政部、欧洲开发银行等做过顾问。
放在我桌上是一份近四十年前的手稿，末尾的署名和日期是：许成钢，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是今年夏天母亲在中关村的家里找出来的，还找到一摞厚厚的七十年代家书和一九七五年上访的文稿。刚巧最近北岛提到要编撰关于七十年代的专集，再加上不久前北大荒插队的战友张莹传来她的相关回忆，好像骤然间这一切都在提醒我重新梳理记忆，尽管那十年似乎从来没真的远离我。
我们习惯把历史以十年计，这种断代法常有不尽人意之处，可当我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七十年代，的确整齐地切割了我的人生。一九七○年，我不到二十，在北大荒建设兵团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关押审讯批斗以及监督劳动管治。在监督劳改的过程中，我自学了高中及(中国和美国)大学本科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及英语，并搞了不少技术革新。七十年代最后一年，近而立之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唯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那十年，我从阶下囚到所谓「科举及第」，对历史无足轻重，而对我自己却是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我七十年代最初的灾难，就始于上面提及的那份完成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天的手稿，那是计划中的一本书的最初四个章节，长达六十六页，有引言有脚注有文献索引，工整地复写在当年的小格稿纸上，书名为《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我忘了当年到底复写了多少份，给多少人寄过，总之，这份文稿成了我最重要的罪证之一。黑龙江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党委一九七四年为我的「案件」所下的结论，主要是组织遍布全国九个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反革命集团」，因此定为「反革命集团案」。
说到这份书稿，就一定要回溯到文化革命。文革开始时，我在清华附中读初中二年级。文革前，我最大的兴趣是工程，清华附中有很好的无线电业余小组和实验室，我的课余时间大都花在无线电上。那时我已开始自学无线电电子学和相关的数学，沉醉于技术设计和发明。我出身不好，父亲许良英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其「罪行」见诸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后被迫离职到农村当农民；母亲受株连被开除党籍及降职处分。不过，我在政治上还算活跃，文革前我是清华附中少先队的大队副。父母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即使遭到残酷整肃，他们仍持有非常正统的观念，并用它教育我。我在文革前是个坚信共产主义的好学生。
而文革让我感到非常困惑。文革前，反修防修已成为学校里每日的话题。文革最初反对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九六六年五月，清华附中高二的干部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当毛泽东离京到外地视察，团中央奉党中央之命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层层打招呼说，「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如同当年的右派学生。随后毛泽东回到北京，他立即表示支持「红卫兵」。
一时「红卫兵」成了文革主力军，矛头指向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干部和出身不好的学生。我出身不好又是学生干部，自然成了打击对象。这有如晴天霹雳——我一下成了革命的对象。
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形势变化是以天计的。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毛泽东表态支持红卫兵后不久，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翻案，而蒯大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及工作组在两个月前亲自定的案。此举意义重大，文革的矛头转而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成为文革新的主力。我糊里糊涂，但亲眼所见周总理和江青对造反派的支持，认定他们代表毛主席，于是参加了造反派。
紧接着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清华大学出现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随后是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意味着共和国主席成了革命的对象。让我困惑的是，我父亲的罪行之一，就是他造谣说党中央分裂了，说以刘少奇为首的老干部反对毛主席和百家争鸣。一九六五年我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读过一九五七年的相关报刊文章及评论。莫非我父亲十年前就说对了？*
刘少奇的「罪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和邓小平都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概念，我试图弄明白，到底甚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快在清华大学展开大辩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甚么？打击的是甚么？甚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后毛泽东一再发出各种指示，总体而言，文化革命不是简单的路线斗争，而是阶级斗争。随着毛的一系列指示，「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打击面也越来越广。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性质，在清华大学的激烈辩论中有一种提法，即文化革命之所以是阶级斗争，是因为产生了新的阶级——官僚特权阶级，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特权阶级。关于文化革命，对我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在过去十七年(一九四九至六六年)产生的官僚特权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构成基本的阶级矛盾。文革就要发动人民大众同官僚特权阶级进行斗争。这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大辩论对我思想的发展起了巨大影响。
一九六七年，文革进入夺权阶段，造反派开始在各地夺权，而保守派尽力反抗。军队也卷入了。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血腥的武斗。一九六七年二月，矛盾激化。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几位元帅领头公开批评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行动。与此前后，北京的「老红卫兵」组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保刘邓和老干部。
群众冲突的升级，让我对文革更感到困惑。为了试图理解这一切，我刻意与外界拉开距离，把自己关在家里，大量阅读毛未发表过的文章和马列原着。毛泽东的许多观点让我震惊，例如，我们不要迷信马克思，马克思无非是比我们站的高一点，比我们站的高一点没关系，我们搭个梯子就能爬上去?8943.在个人迷信登峰造极的疯狂岁月，毛关于「不要迷信」的说法让我茅塞顿开，我的理解是对任何人都不要迷信，包括对毛本人。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的谈话，他屡次提到耶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说：「人们叫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伟大，他自己最希望是「伟大的导师」，其他都不重要。这让我隐约感到毛希望做宗教领袖，希望他的思想和理论具有宗教般的影响力。而这和他所说的「不要迷信」有冲突。
我开始阅读以前较少涉猎的社会科学书籍。越陷越深，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首先自以为找到打开理解现实的钥匙，那是普列汉诺夫的两本书《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历史唯物论》，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待毛看待文革，意识到毛作为伟大个人在历史上有巨大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历史进程自身的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进程的规律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起反作用，但归根结底，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伟大个人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我并不怀疑毛泽东思想，只是认定个人迷信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自由的思考让我欣喜万分。但关于文革，我的疑惑更深了，特别是关于文革的性质。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全国武斗更加激烈。夏天，我随清华附中一拨同学，还有几个哈军工大学生一起到江西「支左」。其中属我年龄最小，我主要是想与年长的同学讨论我心中的疑问。刚到江西省莲花县。就发生激烈的武斗，造反派把我们安置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园里。由于我们是从北京来，在当地很轰动，保守派生怕北京来客会产生滚雪球效应，立即调动了数千武装民兵，把我们团团包围。而造反派要我们撤离，以免被对方置于死地。我们狼狈不堪，半夜里翻墙逃走，昼伏夜行，从江西翻山越岭逃到湖南省。一路上不敢与当地人接触，连食物都没有。
这一戏剧性的经历，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与社会集团的自身利益是残酷夺权的动力。毛泽东说，文革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毛还说：文化革命永远不会停，每隔七、八年就要进行一次，一直到共产主义为止。我看到的残酷现实，对照毛的话，让我感到文革绝不仅仅是毛与刘邓的权力之争。这么多人冒死而战，肯定有自身利益。每一方都号称保卫毛主席，事实上是保卫自己的利益。从全国范围的夺权运动和武斗(实际是内战)中，我认识到文化革命的基础是因社会矛盾激化而产生的革命。
另一个让我困惑的问题是，过去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而共产主义是无阶级的社会。那为甚么在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却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呢？阶级斗争怎么可能导致消灭阶级？我读遍了毛泽东着作，找不到任何答案。我转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按恩格斯的理论，阶级是从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产生的。既然毛说文化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广大人民大众对新生官僚特权阶级的斗争，那么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阶级一定是从社会主义已建立的特定的经济关系中产生的。
当时另一个刺激我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基于对造反派和所谓老红卫兵或所谓「联动」两派斗争的观察。当时联动组成者的「高干子弟」中，有些代表人物扬言「天下是我们的父母用鲜血打下来的，因此我们就是最终的统治者，是坐天下的」。这些言论，在我看来都相当准确性地落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当时我认为这些言论生动的告诉了人们，中国社会存在不同的阶级，借用法国革命时期的语言来说，他们是贵族，而中国的社会的多数人属于第三等级。当年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我读过许多人的文章，包括遇罗克的「出身论」。但我感到所有的讨论都远不够深刻。因此当时真正对我有系统影响的是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着作。
当时，我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及自己的观察都告诉我，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是阶级之间关系激化所致。如今我虽然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再以阶级解释一切，更不再追随毛，但我至今仍然认为文革背后的社会力量在于民众自身的利益。我不同意把文革简单地解释成毛的阴谋——通过群众运动整掉刘少奇。
持续的阅读和观察，让我觉得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特殊时期，是尚未认识的仍在演进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我自以为已经捕捉到对文革及当时社会的理解线索，这让我尤其兴奋。当时毛泽东反复说文化革命每隔七、八年就会再来一次，我就想弄明白，下次文化革命要做甚么？文化革命到底要解决甚么问题？如果阶级与阶级之间永远在争斗，那甚么时候能够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也读到了湖南杨曦光(以后改名杨小凯，英年早逝；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们成为朋友)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并读到江青点名他为反革命的指控。我喜欢他提问题的方式，但也感到，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解析我正在探索的一系列问题。
一连串的问题让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事知道得太少，尤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不了解农村。我从来就生活在城市，而文化革命中所看到的，人们能够告诉你的事情也都发生在城市，可是对农村发生了甚么却知之甚少。当时我认为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在农村。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就必需了解农村的社会阶级，不到农村去就不能了解中国。一九六七年深秋，我产生了到农村去的念头。
有了这种想法后，我就开始在清华附中找了我熟悉的几个同学，当时来往最多的高年级同学车宏生、常放、刘满强和刘刚等，后来还有戴建中、仲维光、宋海泉等，讨论我们几个人一起到农村去。结果谈了一阵子，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但没有一个人真能下决心去，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到农村去」的想法已经无法抑制，所以决定自己去。刚好当年的初冬，黑龙江国营农场到北京来招工，我就报名了。当时清华附中一共有三四十人报了名，而这些同学我都不熟悉。清华附中有三个学生组织，第一个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即老红卫兵；而造反派分两支：一支是井岗山；一支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岗山红卫兵相对较激进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较温和一些。报名参加支边的人，主要是井岗山红卫兵的成员，其次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成员，也就是说，多半是造反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一行人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号离开北京。
当时无论政府也好、中央文革也好，都还没有关于学生下乡的政策，全都是学生自愿去的，都是一腔热血为了他们多数自己也并不懂得的「革命」目的，有的是为了支援边疆，有的是去进行文化革命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当时还没有，是我们下乡一年之后才有的。我们这一批北京知青大概有一千多人到黑龙江，一个专列，到黑龙江鹤岗后又分别由卡车送到各个不同的农场。我们第一批分到绥滨农场的学生有二百至三百人，到了绥滨农场的场部，集体学习了几天。我们之中，大约一半是高中同学，一半是初中同学，初中同学里大多是初三的同学，没有初一学生，而我是初二年级的，也就是说，从清华附中来的学生里属我年龄最低。在这集体学习的几天里，我同几个清华附中的高中同学住在同一个招待所的房间里，认识了高中同学刘先立、庄平、张邦宁，比较谈得来。初中同学王贞平和章士伟给我的印象最深，他们也和我分配到同一个村子——十五生产队，是往来最多的人。
到了十五队以后，把我们知青统统集中起来，住在知青的大房间里，每间能住二十至三十人的大通铺。当时我觉得这完全违背了我自己的愿望，我来农村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和一群中学生住在一起，而是为了了解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因此我就去寻找甚么地方能有机会和普通农村老百姓在一起的住处。后来我就发现了马号，那里有农民住家，也有住的地方，于是我把行李抱了过去，我印象里是刘先立和我一起住到了马号。这决定了我以后在农村将近十年里大部分时间的工作是放牛，喂养牛马，赶车。这就是我脱离知青主流的开端。
我去东北，心里装了一大堆关于制度的问题，更准备要面对非常艰苦的环境。然而，北大荒给了我极为震动的印象，非常惊人的平静，和处于惊天动地文革中的北京完全不一样。我曾去过房山的农村，见到过极度贫穷的农民。北大荒却是机械化的耕作，场部实际上是小城镇，人们的住房比较整齐，生活上相对舒适。北大荒的冬天，寒冷但是异常美丽。我感觉出乎意料的好，令人惊异的自然景观和久违了的正常的生活状态。
打破那里平静生活的是我们这批知青的到来。我们来之前，当地也开批斗会，只是那个批斗会比起城市的激烈斗争来，都是有一嗒无一嗒的，不那么激烈，也没有很尖锐的冲突。多数农民并不真的在意谁曾经是地主、富农，谁是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是城市知青把暴力带到那里。我们一起来的北京知青，有些人以暴力标榜革命，有些人也许从暴力和虐待中获取快感。开批斗会时，有些人会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打，甚至使用酷刑。
年少的我，自信自负，非常自我中心，一心想寻找我要找的答案，对周围的人和事关心甚少。由于那个村庄相对平静，我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阅读。我一直以为，世界上的一切制度都是从历史唯物论来的，而历史唯物论属于哲学。因此我要通过研究哲学来弄懂文化革命和理解中国社会。当我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着作以后，我才意识到，要了解社会和分析社会，需要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因为阶级是从经济基础中产生的，是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认识到这些基本道理后，我很兴奋，觉得是在发现真理之路上的第一个突破。因为这是在没有任何人指导甚至没有人交流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通过阅读悟出来的道理。同时也因为这想法同当时中央文革的宣传，同毛的多数说法或背道而驰或毫无关联。我自负地以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没有弄懂这些基本问题。当时，我给还在清华附中没有下乡的同学写了很多信，跟他们交流这些看法，告诉他们自己在农村钻研这些问题的重要进展，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和我一起探索。
一九六八年的春节，在刚到农村没多久的时候，我回了一次北京，和在京的同学交流了我的这些感想，鼓动大家都下乡。虽然没有任何人受我的鼓动下乡，但是我的想法对一些同学产生了影响。我的信和「论文」在一些同学中流传。一九六八年初春，文革的斗争还相当激烈。我的清华附中井岗山红卫兵同学，绝大多数是高中的同学，都对文化革命向何处去特别感兴趣。可是多数同学更关心的是小道消息，中央文革说了甚么，毛主席最新指示是甚么，甚么人反对中央文革，等等。而当时我的心得，认为所有这些权利斗争都是一时的。若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根源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在权力斗争中的得势只是过眼烟云。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要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新阶级的来源是甚么，要解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本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无论谁上台，仍然不可能避免新阶级的产生，阶级斗争仍然继续进行，永远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我当时最主要读的是《资本论》。我把《资本论》当成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在学习。即我学习的是《资本论》的分析方法。目的是要应用从《资本论》中学到的工具去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问题，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在和将来，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我当时信仰共产主义，因此认为这些问题是全人类面对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我所探索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未能见到的问题；是毛泽东见到但未能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