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拉不动那上吨的煤车、沙车，吃不下那两个杠子馍馍，哥哥替我着急，除了每遇上坡，都要替我拉车以外，还要在路边吃馍时候，从他车把上吊的一个袋里，给我摸出一块乌黑的咸菜块儿。他咬下一口，有三分之一，自己吃着，把那三分之二黑乌的咸菜，递到我的手里，让我就着咸菜，就着路边河水，去吃那坚硬的杠馍。这样一段日子，看我能吃完那八两馍了，哥就不再给我准备咸菜，而只准备一些最为深刻的关于人生话儿。
他说：“连科，你还回家读书去吧，读书才是正事。”
他说：“不读也行，读多了也不定有用。”
他说：“明天周末，我们回去洗个澡吧。洗个澡，明天你好好睡上一觉。”
我在每周的周日，都会好好睡上一觉，把前几天透支的力气，设法儿补将回来。可是，我哥让我睡觉，他却仍在星期天里，还要到火车站上再多运一趟煤或沙子。
我和我哥，是住在水泥厂的一间宿舍房里。周日这天，哥哥拉着车子走了，我就躺在空荡荡的屋内，有些绝望地望着天花板和天花板上挂的蛛网。还有蛛网上一天天长大的一个蜘蛛。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那写了一百多页的长篇小说，孤苦伶仃，和行李一块，从老家随我到了新乡，可我却是再也没有为它续写过一页，再也没有写出过一段情节或一个细节。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叔看我走路时一个肩高，一个肩低，身子也有些歪斜。问我怎么会这样走路？我说本来就是这样走路。我叔伯哥哥，却把头低了一会，抬起来说，是拉车拉的。说因为架子车中的辕带，每天都要狠狠地勒在肩上，要用尽吃奶的力气向前拉着，那肩膀也就自然向下坠了。
说完这些，我叔没有再说什么，眼眶里有了泪水。
三天以后，我叔不让我再到火车站上去当那搬运工人。说挣钱再多，也不再去了。说一但累坏了身子，他会一生对不起他的哥嫂，我的父母。经过叔的托人周旋，还请人吃了两次饭店，喝了一瓶白酒，说通了让我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和别人一道打风钻、炸料石，然后再把料石装上小型火车，运往山下水泥厂里。因为炸那料石有些危险，被石头伤后流血或被哑炮碎骨，甚或炸亡的事情，每年每月，都时有发生。为了安全，叔也不让我哥去做那搬运工了。让他和我一块上山，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我们弟兄就卖了各自的架子车，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去做了那里的临时工人。料石山脉，离水泥厂有三五几里，小罐儿火车，上山时用钢丝卷抑机儿把几十个空罐车厢拉将上去，待装满料石，再利用下坡的惯性，把那罐车迅速而有节奏地放下山去。在那山上，临时工们分着几拔，有人专门打钻放炮，有人专门把料石装上铁皮板车，再推几十米或者上百米，装上罐车。还有人负责，专门把罐车往厂里放运。刚上山的新手，由于不熟悉劳作景况，都会让你干上三天放罐的轻活。三天之后，你都熟了，再去干那搬石头砸锤，到崖壁上翘石的险活累活。
我干了六天放罐的轻活。
叔伯哥哥，把他前三天的放罐轻活，也让给我了。而他，一到山上，就干了抡锤打钎的最重的活儿。在山上干活，是一种“计时”，而非“计件”。计时，既每干八个小时，为着一班，每一班有一块六毛钱。为了能干上十六个小时，一天劳作两班，挣上三块二毛钱，我和我哥去找工头说了许多好话。我叔，还又去给那工头送了两盒香烟，一瓶白酒。就这样，我和我哥，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双班，十六个小时，经常一干十天半月，不下山，不洗澡，也不到厂里去办什么事情。吃住都在那空旷的山上，直到天下雨了，才会借着雨天，休息一下。
最长的一次，我在那山上一气干过四十一天，每天都是十六个小时，不洗脸，不刷牙，下班倒在地上就睡，醒来用湿毛巾在脸上象征一下，就往工地上快步走去。因为工厂里既抓革命，又促生产，要大干一百天，完成多少万吨的水泥生产，支援哪里的工程建设。所以，全厂上下，就都那么日夜忙着，自自然然，也就给我提供了一个不用请客送礼、不用求人说好，就能每天干上十六个小时的天赐良机。
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这机会中，有一桩趣事。那桩趣事，关系到国家机密和台海关系。
那个时候，对于台湾，中国大陆人知道的只有两个内容，一是他们台湾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二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当然，因为我们要解放他们，他们又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要反攻大陆，夺取我们的革命政权。所以，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时候大陆的到处，似乎都有潜藏的国民党特务。于是，也就从我幼年记事伊始，耳朵里总是听到国民党的特务如何如何，使我有很长时间，都怀疑我们邻居，怀疑某个老师和大街上穿着制服的所有人，都是国民党从台湾派来的一个坏人特务。以至于少年时期，独自走在村头的田野，因为过份寂静，能听到自己脚步的后边还有脚步的声音，也就怀疑，身后有着来自台湾的某个特务，正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我快他快，我慢他慢，于是就猛地回头，又只发现一片空旷在身后漫漫地铺着堆着。
为了证明身后确实没有特务，有时我会快走几步，把身子闪在墙角或一棵树后，然后把头悄悄伸将出来，进行观察瞭望，待确认身后的确没有特务的尾随，才会继续谨慎地走去。回忆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情，就像回忆一部年代久远的革命电影，有许多模糊，也有许多清晰；有许多场面宏大的历史空旷，也有空旷中鲜明细节般的野花小草。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革命和激情充盈的年代，革命养育了激情，激情反转过来，又燃烧着革命，以至于我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在新乡郊野的山上，每天双班，一次干上十六个小时，整整四十一天，没有下山，没有歇息，除了珍惜来之不易的每天能干十六个小时的机缘，别的我都一概不管不顾，也就从此，忘记了一切，如同和整个世界完全隔绝了一样。然就在这个隔绝之中，革命与解放台湾这样宏大的事情，会转化成某个细节，呈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天午时，我们正往罐车上装着料石，工地上忽然停电，罐车不能运行，风钻也不能旋转，大家几十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和我一样，在那年代求着生存的临时工们，都躺在碎石碴上歇着睡着。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我躺着将要睡着之时，我看到有两个硕大的粉红汽球，从天空中的高远朝着山里的深处飘了过来。
望着那两个汽球，我的第一反映是，这对汽球可能是台湾的国民党人放飞过来撒发反革命传单的两个反动工具。至于那来自台湾的汽球，能否飞过台湾海峡；海峡又在什么地方；从海峡那边的福建厦门，到我们的中原河南，河南的新乡地区，有多远的千里之程，要经过几个省份，我不知道，也不去想它。但却望着那对汽球，越来越信那是来自遥远的、水深火热的台湾方向。为了证明我的怀疑，在大家都半睡半醒之时，我做出要去厕所的样子，离开了工地。离开了人群。
我朝着汽球飘去的方向，一口气走了最少三十分钟。从山顶到了荒无人烟的一条沟谷，直到确实相信，那汽球已经飘失，我再也不能找到它时，才停下了我的脚步。可是，就在我转身要走时，要离开山谷回到山顶时，奇迹砰的一下，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在路边的一个石头缝里看见了一样东西。那东西如同书签，四指宽窄，一拃长短，纸板光硬，印制精美，一面是一个漂亮美丽的少妇，亭亭玉立地穿着短裙，分开双手，一边牵着两个孩子。那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健康可爱，背着书包，拿着玩具；而他们彩色照片的背景，是宽阔的台北大街，和一街两岸的高楼与路灯。就在这书签似的卡片彩照的背面，赫然地印着一行蓝字：
台湾不计划生育
在当时，我对计划生育这个后来连农民都十分明了的词语，还不是十分明了，只是隐隐觉得，这个词语与生孩子有些关系。而那个年代，我们乡村也同样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只是中国的某些城市，开始有了这样的号召。所以，对计划不计划生育，我并不十分兴趣。只是觉得，捡到了这张卡片，证明了我对那两个汽球是来自台湾反动派的一种判断。只是觉得，台湾人虽然反动，可他们大街上的美丽却是超出了我的所见和想象；还有对照片上母子们生活的幸福，有了暗自而沉重的羡慕。
山谷中空旷无人。我拿着那张卡片，默默地朝工地走去。到了工地，又把那张卡片藏在雨淋不到的、别人也不能发现的一条石缝。虽然之后我没敢再去石缝里看那张卡片，却已经在心底里藏下了一个不能告人的秘密，那就是：台湾人可能比我们生活要好；而我们自己，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对于社会、革命和世界朦胧的怀疑，让我想起了我那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因为在那个虚构的故事里，充满着阶级斗争，也有着一个来自台湾特务的丑恶形象。
我又开始写起了我的那部长篇。
因为我的叔伯哥哥，回家结婚去了，给我留下了独占一屋的空间。可在某天动笔时候，方才突然地发现，因为每天在山上搬石头抡锤，往车上铲装石碴，铁镐的把儿和我缝了几层补丁的裤腿，时时挤压着我握铁锹把儿的右手手指，使我的右手指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如同了树枝一样干枯曲弯，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握那细滑的钢笔。发现手指无法握笔的时候，望着干硬的指头，我惘然不知所措，有些想哭，又觉得坦然。试着用左手握笔，却又依然不能写字，就再用右手生硬地握着，生硬地在纸上写着，直到可以把字写得有些像字了为止。
就这样，在每天不干十六个小时时，而只上一班八个小时的时候，我都会关起门来，写上几页、几个小时的所谓小说。这个时候的写作，已经不太寄希望于以它的出版，来改变我的命运，让我逃离土地，走入城市；而是觉得，现实让人感到生存的绝望，在写作中，能让人觉出有个新的世界的存在。
就这样，上班，写作；写作，上班。上白班了晚上写，上夜班了白天写。以为一切都将过去时，因为工地上忽然走了几个来自安徽的工人，我又有机会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十六个小时时，一干半月时，世界轰然而悄然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是自一天的半夜开始的。一天的半夜，已经是十二点多，忽然间，寂静山脉工地上的大嗽叭里，莫名奇录地响起了音乐，播放了豫剧《朝阳沟》。先前，那大嗽叭里除了播音各种通知外，就是革命新闻和革命的京剧样板戏。可是那一夜，天空有云，万籁俱静之时，大嗽叭里竟然播放了有些靡靡之音样醉人的豫剧《朝阳沟》。我们不知道嗽叭里为什么不再播放那革命的样板之戏，而改播了优美的地方戏曲。大家都怔在那儿，停了手中的活儿。都在听着《朝阳沟》中的“走一步，退两步，我不如不走”的优美唱段。直到后来，那些年长的工人们干着活儿，就都跟着大唱起了《朝阳沟》来。
我就是从那一夜突然意识到了豫剧之美，直到今天，还迷恋着河南的戏剧。因为那一夜，我要干上双班，十六个小时，所以，第二天八点下班，回到山下水泥厂的工人宿舍区里，已经是来日的上午十点多钟。就在那宿舍街区的墙上，那一天，我看到了到处都是奇怪的标语。内容尽皆都是打倒汪、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我不知道汪、张、江、姚是谁，不知道“四人帮”是什么意味，就如不懂“计划生育”是什么意味一样。回到宿舍，我小心地去问我的四叔，说汪张江姚是谁？
四叔说汪、张、江、姚是：汪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我知道汪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都是我们伟大国家的领导人。想起不久之前，毛泽东逝世时，我在山上干活，直到一周后从山上下来，才愕然听说毛主席已经死了。现在，毛主席的夫人和她的好友们，又都被抓了起来，这使我过了许久之后，才隐隐觉得世界将要发生下什么变化。一场新的革命，也许就要到来，尽管各种革命似乎都与我无关。但在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汪、张、江、姚的顺序，一定被谁排列错了，应该把江青的名字，排在汪洪文的前边。虽然汪洪文是国家副主席，可江青，毕竟是毛主席的夫人。
后来的事实明确地证明，中国确实有了新的革命。
而且革命，与我有关。
在非常偶然、普通的一天里，我正在山上干活，我的四叔急急地从山下走来，到我面前犹豫着说，你下山买票回家去吧，家里有了急事。我怔在叔的面前，有些惊慌，有些忙乱。叔看我忙乱，就取出了一封电报，默默地给我。
电报上只有简单四字：“有事速回”。在那个年代，电话网络，不像蛛网样罩在今天的上空，让世界变得小如手掌。而那个时候，通讯的主要方式，就是信和电报。缓事发信，急事发报。而发电报，一般又都是家有告急，如亲人病重病危，或突发别的灾难。因为电报上每发一字，需要六分钱还是八分钱，这六分、八分，是两到三个鸡蛋的价格。所以，世界上最简介的文字，自然就是电报的语言；最令人不安的文字，也是电报的语言。
因为家有病人，这让我不敢多想电报背后的事情。就只能怀惴着电报，急匆匆地下了矿山，买票整物，连夜启程，回到了洛阳嵩县的一隅老家。
到了家里也才知道，家里一切如常，只是因为社会和从前有了大不一样。
六
中国的社会，又有了高考制度。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报名去考那事关你命运前程的大学。
从新乡回来，离高考还有四天。因为高中没有毕业，就只能找出初中课本，抓紧复习了整整四天，便和一些同村青年一道，到几里外的一个学校，参加了一次对我来说是莫名的高考，就像抓紧吃了几口饭食，匆忙地奔上了人生与命运的途道一样。
记不得那年都考了一些什么内容，但却记得，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这个题目，充满着悲伤和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息。清楚的记得，在那篇作文里，我写了我站在我自己亲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着北京天安门，心里想着毛主席生前的伟大和光荣 ——在那篇作文里，我狠命的抒发了我对伟大领袖的某种感念和情感。因着自己那时正写着长篇小说，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写得很长，情真意切，壮怀激烈。作文要求是每篇千字左右，每页400格的稿纸，每人发了三页，而我，却整整写了五页。因为作文稿纸不够，举手向老师索要稿纸时，监考老师大为震惊，过去看我满纸工整，一笔一划，在别人两页都还没有写完时，我的第三页已经写满。于是着，监考老师就在考场上举着我的作文，大声说像这个同学，能写这么长的作文，字又认真，句子顺畅，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希望别的同学，写作文都要向我学习。我不知道，当时的监考老师是来自哪里，但他的一番话儿，让所有的考生在那一瞬之间，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像一个时代，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一样。
然而那年，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们全县，无一人考上大学。只有偶或几个，考上了当地师专。而我所在的考场，连考上中专的也没一个。这集体的落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集体去报考自愿那天，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省里都有什么大学；洛阳都有什么学校。问负责填报自愿的老师，志愿应该写到哪个学校？老师说，你们随便填嘛。
问：“随便也得写个学校名啊？”
老师说：“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都行”。
问：“北京大学在北京，河南大学在哪儿？”
老师说：“可能在郑州。”（实际在开封）。
大家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北京是首都，是政治和革命的中心，是全中国人向往的一方圣地。于是，有人率先把他的自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随后，所有的同学，都把志愿填成了北京大学。
我也一样。
当然，结局是无一录取，命运绝对公正。
接下来，和我同考场的许多同学，都在次年进行了复读复考。而我，没有复读，没有复考，也没有到新乡水泥厂里接续着去做那炸山运石的临时工人。我想在家写我的小说。刚巧我大伯家的老大孩子，我的一个名为发成的哥哥，他是一位名远近闻名的匠人，在一个水库上成立了一个小形建筑队，我就白天跟着他到水库上搬砖提灰，学做瓦工。晚上在家里夜夜赶写我的长篇小说。就是到了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我也呆在屋里，一直写到第二天鞭炮齐鸣，春光乍泄。
一九七八年的下半底，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到了年底，便怀揣着一种逃离土地的梦想，当兵去了，在我人生的途中，迈出了最为坚实的进城寻求人生的一步。可在军营，所有的人问我为什么当兵时，我都会说是为了革命；为了保家卫国。问我为什么写作时，我都不说是为了我的命运；而是说为了革命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去争做一个革命的、有文化的合格军人。因为革命，是那个年代的根本，革命掩埋、掩盖了那个年代里人的一切。可是后来，有位领导听说我爱写小说，有心看看我的作品欲要提携我时，我急急地写信并打长途电话，让我哥哥把我用几年时间写的30万字的长篇寄给我时，我哥却在来日回我的长途电话里，伤心地告诉我说，弟呀，你当兵走了之后，母亲每天烧饭和冬天烤火，都把你写的小说当做烧火的引子，几页几页的点着烧了。
我问：“全都烧了？”
哥说：“差不多全都烧了。”
2008年7月17日 于北京
阎连科 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另有《阎连科文集》12卷。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以色列、西班牙等十余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2004年退出军界，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始于1979：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
作者: 柏桦
法国诗人瓦雷里曾说过，一个人在决定性的年龄读了一本决定性的书，他的命运将由此改变。无疑，1979年对我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我从一名无所事事的大二学生突然开始集中精力于一件事情了，那就是写诗（其实我从初二就开始写诗，学习过毛泽东诗词，亲手抄录过《唐诗三百首》，阅读过贺敬之的诗并在《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的小提琴独奏旋律下朗诵过他的《西去列车的窗口》，甚至还读过几首莱蒙托夫，但最终不了了之并没有形成做一个诗人的意识，一本真正能够决定我命运的书还没有出现，它在等待，而我在寻找）。
那时我正在广州外语学院读书，与少年时代的朋友彭逸林（我们读初中时有一个私下的学习小组，他和我以及杨江，我们曾狂热地读现有的书，如李锐写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天演论》，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联共（布）党史》，甚至还有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来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当然也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一些活页似的简单的古典诗歌与散文。有时我们也会相互酬唱几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之类。顺便说一句，开列这个并不全面的当时的书单是很有意思的，从中可见一代人的阅读史并管窥其成长史，那是一个不仅盲目更无选择的年代，这些书只能使人格中集体“超我”，即被规定的 “超我”这一部分古怪而凶猛地成长，真正的“自我”依然在沉睡，关键之书仍遥遥无期）互通了大量信件，他当时在成都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现在是重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邮差传递着书信，书信交流着生活，无序的青春在激烈的运动，在奔向一个有序的共同点——诗歌——它成为我们书信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重新集中的焦点。
1979年的一天我怀着相当新鲜的心情读到彭逸林寄来的分析瓦雷里的《海滨墓园》的文章——一篇单纯得令我羡慕，但现在看来有些幼稚的文章；同时他告诉我他已开始写“现代派”诗歌并与四川大学的学生游小苏（以一本《黑雪》诗集震动川大）、四川大学经济系学生郭健、四川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欧阳江河、温江歌舞团的骆耕野、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的女诗人翟永明组成了一个诗社，骆耕野由于成功的“不满”和年长被推为诗社社长，游小苏是诗社公认的“首席小提琴手”（他以一口抒情的《金钟》响遍了校园，甚至响遍了重庆、贵州、昆明、西藏，年轻的大学生们争相传唱其中一行“作我的妻子吧”；诗人当时并不知道他将为美丽的抒情付出何种代价；如今代价已兑现，很快,大学毕业不久,他就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负责墙报及共青团工作。看来那“表层的”抒情或许非要某种内部的 “邪恶”来支撑，比如波德莱尔、魏尔伦、甚至维庸，但他从一开始就与这个品质无缘。这也让我想到T.S.Eliot在论述波德莱尔时所说的一段话：“在某种悖缪的意义上，做恶总比什么也不干好，至少，我们存在着。认为人的光荣是他的拯救能力，这是对的，认为人光荣是他的诅咒能力，这也是对的。”为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T.E.Hulme在谈论波德莱尔时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人在本质上是坏的。”）。
很快，我又从彭逸林的来信中得知北京出现了一批“今天”诗人，北岛、芒克、江河、顾城、杨炼、舒婷，我从彭逸林激动的笔迹中新奇地打量这几个名字，恍若真的看到了“太空来客”。一个老诗人卞之琳（彭逸林与他有过通信）的名字也出现了，他在新一代诗人中再度以他早年的四行“断章”引起轰动。“年轻的” （刚复刊不久）《世界文学》杂志欢快地刊登出卞之琳译的瓦雷里的几首诗。在译者附言中他提到梁宗岱教授是中国介绍瓦雷里诗歌的第一人。而梁宗岱就是我校的教授，就在我的身边，后来我与梁教授有过较深的交往，他的高傲和天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几乎也就在那同时，我读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事情来得非常偶然。王辉耀，我的一个同学（他后来成为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驻香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经济参赞），他仿佛是神随便派来的一个使者，他把一本杂志（《外国文学研究》，徐迟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传到我的手中。就是这本杂志在我决定性的年龄改变了我的命运，而在此之前，即早年的阅读随之作废（注意：仅指能指，即形式意义上的作废），但早年那些看似无意思的阅读却为我的反叛性或离奇的革命性打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基础，若没有这个基础，何来与波德莱尔的一见如故及息息相通。此时，一幅波德莱尔的肖像——“我精神上初恋的象征”已呈现在我的眼前，下面有一行文字注释：“吸食大麻、鸦片之后的诗人波德莱尔。”大麻、鸦片、诗人……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仔细观察这位诗人。他神思飘浮，温驯的眼睛略带一丝冷漠，大麻已融化了他那易于激动的内心，一滴清泪欲从他的眼角无言地滴下；他倦怠而优雅，一只手纤细地支着头，轻柔地瞧着我。这样的神情对他是少有的。我后来见过他大量的形象，全部都是傲然不屑、冷若冰霜，眼睛放射出逼人的愤世嫉俗的寒光。这个雪白的“撒旦”，嘴唇的线条特别挑剔，翘起的下巴坚毅绝伦，百年之后他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诗人中至美的危险品、可泣的亡魂，我的心抵挡不住他的诱惑，就要跟随他去经历一场“美的历险”。
突然，我的目光转停在《露台》这首诗上。我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就在那一夜，1979年秋天广州北郊一个风景如画的校园的白夜，一粒耀眼的星火已确切地点燃我生命通往诗歌之路的导火线，我就要开始我那真正的燃烧之旅了。
阅读随之铺开，抄写与练习交替进行。
我的第一首“现代派”诗歌（严格地说应是浪漫主义的）是《献给爱琴海》，一个遥远的地名由于翻译的原因恰恰与中国的“爱情”一词谐音。我从“爱琴” 到“爱情”显得又愚蠢又滑稽，可在当时我却郑重其事，不遗余力。空空如也的浩叹，华而不实的语言根本不能表达我生活的经验，更谈不上诗的形式与技巧了（这首诗受到彭逸林的加倍鼓励，一时信心大增），但我却写得热泪盈眶、百感交激。我那23岁的朦胧激情，我那幼稚而可笑的“爱琴海”（或爱情海）非要不顾一切地献给一个空想的美人；从这个不知名的美人出发，我不分昼夜地写诗。一天，我碰巧在《诗刊》（以前从不读《诗刊》）读到北岛的《回答》、《习惯》、《迷途》。紧接《露台》“母亲般”的震荡之后，《回答》又带给我“父亲般”的第二次震荡。
那震荡也在广州各高校引起反应。我看过杨小彦（他现在是中山大学传播系教授）一个很漂亮的笔记本，上面抄了许多北岛的诗，当然也有这首“可怕的” 《回答》。确实可怕，一首诗可以此起彼伏形成浩瀚的心灵的风波。这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显得不太真实或不可思议，而当时的生活就是如此。毛泽东时代所留给我们的遗产——关注精神而轻视物质的激情，犹存于每一个“77级”、“78级”大学生的心间。而这一点与苏共时期的俄罗斯又是何其的相似，以至于当我每每阅读布罗茨基那篇著名的《小于一》时，常生出一种“刺人心肠”的时代共鸣感。他说：
我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单独使用的房间与女孩调情，女孩子也没有她们自己的房间。我们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和谈话（按：这与我们中国当年的情形何其相似,两手空空的散步和谈话也成为我们当时精神生活的亮点）。倘若把我们走的路程用里数来计算，那必定是个天文数字（按：我就曾徒步走过100公里去见一个朋友，接着又边散步边谈话近5小时。后来，我把这一徒步与谈话经历写入诗中：“我记得那一年夏天的傍晚/我们谈了许多话，走了许多路/接着是彻夜不眠的激动”《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再后来，我开始思考“徒步”这个词。徒步在中国的古代总是与山水与会友相联系的，古人云：行千里路，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徒步的形上学，如陶潜在《时运》中写的“袭我春服，薄言东郊”，讲的便是徒步行走在山水间感悟自然的事。这一点还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山水诗人加里.斯奈德，他在《仿陶潜》一诗中这样写过：“I’ll put on my boots & old levis / & hike across Tamalpais.”而如今在中国一切早已改变，“徒步”一词在毛时代已从古典山水游历中脱出，获得了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美感，即重精神轻物质的美感。它甚至成为了我们成长中某种必须的仪式：如早年的红军长征，文革中的红卫兵大串联，以及萧索的七十年代，那时一个人连坐长途汽车或火车去见一位朋友也会让他陡升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徒步的紧张和复杂的感情与庄严）。破旧的栈房，工厂区的河沿，雨天公园里湿漉漉硬梆梆的长凳，机关大楼的阴冷的门洞——这些便是我们当初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布景（按：即精神布景）。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的“物质刺激”。
而北岛“回答”的激情，正好供给了那个时代每一个内心需要团结的“我——不——相——信”的声音。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毁灭或献身的激情! 仿佛一夜之间，《今天》或北岛的声音就传遍了所有中国的高校，从成都、重庆、广州中山大学等许多朋友处，我频频读到北岛等人的诗歌（而在当时的《今天》中，我只喜欢北岛一个人的诗）。这种闪电般的文化资本传播速度哪怕是在今天，在讲究高效率的出版发行机制的情况下都是绝对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这或许应归功于我上面所说的那个时代特有的“现代”传播形式及传统：走动——串联——交流，尤其是那个时代老式但快速的政治列车，它几乎是以某种超现实的魔法把一张写在纸上的诗旦夕之间传遍全中国。
举一个例子，就连当时在昆明工厂当工人的于坚都于70年代初读过食指写于北京的《相信未来》，由此可见其传播的深广度是如今的网络也不能相比的。
就象一块石头击向平静的湖水，涟漪一圈一圈在扩大，那涟漪的中心是象征主义，第一圈涟漪是超现实主义，第二圈是意象派，第三圈是自白派，第四圈是运动派，第五圈是垮掉派，第六圈……第七圈……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开始换着口味吸取着一个又一个诗人的“精髓”，肉感的诗、抽象的诗、光明的诗、黑暗的诗、幸福的诗、疼痛的诗、闲谈的诗、雄辩的诗、良心的诗、智慧的诗、装怪的诗、赤裸的诗……西尔维亚·普拉斯的纯金尖叫和纳粹式疼痛对我有过短暂的致命影响，她那种狂热的自传式简单的韵律，令人发指的幻想和深度，警句般的短语迎合了我当时激烈的心情（或童年的“下午”心情）。在她的影响下，也恍若在我的母亲精神影响下，我于1979年写出了《给一个有病的小男孩》这样的诗，痛快地运用着普拉斯式的“自白”，侦破或割下童年的尾巴。火热的我，火热的中国需要更激情的诗人，选择对象不是拉金而是狄兰·托马斯。这个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仇恨富人的诗人，这个靠声音弄疯成千上万美国大学生的诗人，这个吊儿郎当的空前的清谈家，这个一天到晚叼着烟卷、提着酒瓶的“紧迫的狄兰”（他早就预感他活不长），这个最后一位浪漫主义的“齐天大圣”，这个顽童、魔术师、自我毁灭的极左派，他以绚烂的雄辩和色彩的晕眩大肆刺杀我的神经。直到1987年这刺杀才彻底结束。“歌唱心灵与官能的狂热”是我早期诗歌的第一声部，它解放了我，并让我获得（或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冻的胜利。
我们总是不断地走出去，走向幽暗而可怕的山谷，倒在草地上，卧在花丛里……我在阅读着里尔克，在1979年春天的一个正午，在校园蟋蟋作响的草地中央，我晒着太阳吟咏“秋日”和一只“豹”，想象着秋日余辉下一座巴黎的暗淡公园的深处，那里有一对孤寂的闪烁着秋凉的豹眼。他是继波德莱尔之后第一位走进我心灵的德语诗人，一位神性与女性的贴切的呢喃者，一位在俄罗斯一个暮春的晚间倾听一匹白马迎向他的时间的沉醉者，一位我不敢置一词的歌者。我抄下他的诗，并继续抄下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的诗，抄下北岛的《回答》、《雨夜》、《黄昏·丁家滩》、《习惯》……这些人、这些诗打开了一个新时代，同时也开启了一扇通向自我或英雄的“颓美”之窗。
北岛及其《今天》，或许正契合了一种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有关此点，我有另文专述），他是对一个“苦闷”和“压抑”的时代提出了激情的异议，也正是从这意义上，北岛成了一个时代的代言人。
下面，且让我回过头来专门谈论一番我所经历的波德莱尔时期。
如前所述，我第一次读到波德莱尔的诗是1979年，那是法国汉学家程抱一翻译的，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上。关于我第一次读到波德莱尔诗歌时的震动，我在许多文章、访谈以及我的自传体长篇随笔《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该书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在香港出版）一书中都有过详细谈论，在此便不重复了。只说一句前面的话，我在决定性的年龄，读到了几首波德莱尔递上的决定性的诗篇，因此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又几乎与此同时，我还读到了令我震动的北岛的诗歌，当我读到如下这些诗句时：“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沾湿了你的手绢/被遗忘在一个黑漆漆的门洞里”（北岛《雨夜》），我的心感到了一种幸福的疼痛，我几乎当场就知道了，这是一种阅读波德莱尔时同样有过的疼痛。北岛的这几行诗让我重温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这句诗出自《恶之花》中《乌云密布的天空》一诗），那当然也是一种经过转化的中国式“欢乐”。艾略特在评论波德莱尔诗歌中的神秘力量与现实力量时说过一句话：“波德莱尔所受的这种苦难暗示着某种积极的至福（beatidue）状态存在的可能性。”的确，波德莱尔的诗从总体精神上说，是陶醉在一种全身心拥抱苦难的极乐状态中的诗，而“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就最能集中体现此点。北岛这几行诗不仅完全对应了艾略特所评波德莱尔的这句话，也对应了波德莱尔这句强力之诗。我们通过这几行诗便可以透彻地认识了我们处的时代精神之核心。《雨夜》不是戴望舒式的《雨巷》，它已是另一番中国语境了，即一个当时极左的、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语境下的中国。《雨夜》带着一种近乎波德莱尔式的残忍的极乐以一种深刻饱满的对抗力量刺入我们欢乐的心中，这种痛苦中的欢乐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深切地体会。黄翔那篇让我一读之后终生难忘的文章《末世哑默》，就曾逼真地勾画了那个时代的传奇之美，当然也是“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之美：
早年的时候，哑默在野鸭塘的房子是个独间。在我的记忆中窗口栽着一棵仅有几片嫩叶的小树，或一蔟美人蕉。日照中影子投入房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哑默气氛。房间里有一架小床，靠床的小茶几上总是整整齐齐地撂着一堆用彩色画报纸包着的书。这些书是哑默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惠特曼、泰戈尔、罗曼·罗兰、斯·茨威格和早年的艾青。还有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后来又挤进了意识流大师伍尔夫和普鲁斯特。靠墙的一角堆着几堆《参考消息》，从桌子一直堆齐天花板，颜色多半早已发黄。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那些年代，哑默就从这些报纸的文字缝隙中窥探“红色中国”以外的世界。有时一小点什么消息就会让他激动不已。如肖洛霍夫或帕斯捷尔纳克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小则报道。……当尼克松访华、叩击古老中国封闭的铜门时，他同他的朋友们兴奋得彻夜不眠，在山城贵阳夜晚冷清清的大街上走了一夜（按：又是走动，此乃毛时代之精神特征呢）。他们手挽手壮着胆子并排走（这在那种年代是要冒风险的，这种行为立即视为“异端”，若被夜间巡逻的摩托车发现，就要被抓起来）。青春的心灵跳动着梦。他们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仿佛中国已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一个崭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的处女诗作《火炬之歌》（我的《火神交响诗》的第一首，写于1969年）闯进野鸭沙龙……我第一次朗诵《火炬之歌》的那天是个夜晚。屋子里早已坐着许多人。我进来的时候，立即关了电灯。我“嗤”地一声划亮火柴，点亮我自己的一根粗大的蜡烛，插在房间中央的一根独木衣柱顶端。当蜡光在每个人的瞳孔里飘闪的时候，我开始朗诵。屋子里屏息无声，只偶尔一声压抑的咳嗽。许久许久，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我才发现整个房间还没有人从毛骨悚然的惊惧中回过神来，我这才听到街上巡夜的摩托车声。
如同闻到某种特殊的气息一样，我闻到了那个时代特异的思想、生活的核心与细节以及地下诗人们的隐密之美。但隐密的美注定要以一种对抗式的“血啸”面目出现，它注定要疯起来。结果是黄翔有些疯了，而食指却真的疯了。
后来我读到多多的一篇著名文章，《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他谈到1970年初冬是一个令北京青年难忘的早春。一些内部出版的图书，也称“灰皮书”或“黄皮书”（指当时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翻译著作）在北京青年中流传，其中有萨特的《厌恶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等，完全可以相信，其中必有波德莱尔的诗歌。这一点我后来在陈敬容那里得到了证实。我还记得1984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去拜访陈敬容时的情形，当她拿出令我心跳的她于 60年代所译的波德莱尔一组诗歌给我看时，我读到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的这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这些诗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当时好像不叫《世界文学》，而叫《译丛》或《译文》），她还对我说，这组译诗对朦胧诗有过影响，北岛以前也读过。有关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诗歌对朦胧诗的影响，张枣在前不久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过：“朦胧诗那一代中有一些人认为陈敬容翻译波德莱尔翻译得很好，但我很少听诗人赞美梁宗岱的译本，梁宗岱曾经说要在法语诗歌中恢复宋词的感觉，但那种译法不一定直接刺激了诗人。实际上陈敬容的翻译中有很多错误，而且她也是革命语体的始作俑者之一，用革命语体翻译过来的诗歌都非常具有可朗读性，北岛他们的诗歌就是朗读性非常强。”张枣这段话可谓说到了要害上。的确，不同的翻译语体对创作会有不同的影响。有一句老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换言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翻译，犹如王了一曾用文言文译《恶之花》一样，梁宗岱曾以宋词感觉译波德莱尔，卞之琳似乎对梁这种典雅的翻译文体也不甚满意，他曾说：“我对瓦雷里这首早期诗作（按：指瓦雷里的《水仙辞》）的内容和梁译太多的文言词藻（虽然远非李金发往往文白都欠通的语言所可企及）也并不倾倒……”而陈敬容用“革命语体”翻译波德莱尔，我以为与当时的中国语境极为吻合，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须知波德莱尔诗歌中的革命性与中国的革命性颇有某种微妙的相通之处。据我所知，陈的翻译不仅直接启发了朦胧诗的写作，也启发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地下诗歌写作（后面还将论及）。看来翻译文本的影响力是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当时这些外国文学的翻译文本为北岛等早期朦胧诗人提供了最早的写作养料。在一篇访谈中，北岛也提到，这些翻译作品“创造了一种游离于官方话语的独特文体，即‘翻译文体’，六十年代末地下文学的诞生正是以这种文体为基础的，我们早期的作品有其深刻的痕迹……”这一痕迹不仅在北京诗歌圈中盛行，在上海同样盛行。陈建华在一篇回忆文章《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此文是为纪念朱育琳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所作，发表于《今天》1993年第3期）中也有过详细记述。朱育琳是当时上海地下诗歌沙龙中的精神领袖，他精熟法语和法国文学，陈建华也属这个沙龙的一员，其中还有钱玉林、王定国等人。陈建华认为朱育琳是一个天才的译家，他把波德莱尔译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把译波氏认真地当作一种事业，他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但他留下的八首波德莱尔译诗却成了陈建华手中一笔小小的文化遗产。据陈建华回忆：“一次谈到波德莱尔，他问： ‘艺术是什么？’看到我们都愣了，他神秘兮兮地说：‘艺术是鸦片’。并引用波德莱尔的诗句，认为艺术应当给人带来‘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接着陈建华还谈到一次私下朗诵会：“最难忘的是1967年秋天在长风公园的聚会，老朱、玉林、定国和圣宝都在。我们划船找到一片草地，似乎真的是一片世外桃园。大家围坐着，由定国朗诵老朱带来的译作——波德莱尔的《天鹅》。这朗诵使我们感动，且显得庄严。我们称赞波德莱尔，也赞美老朱的文笔。”
在那个年代，不仅北京、上海在秘密流传着波德莱尔的诗歌，即便是在我的家乡，偏远的重庆，也有一个类似的文学沙龙(这种文学沙龙遍及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随便举个例子：如北京有徐浩渊的沙龙，南京有顾小虎的沙龙，这类沙龙有些共同点：那就是交流读书感受，谈论政治与哲学，背颂西方翻译诗和富有文采的小说片断，欣赏外国油画及练习美声唱法，当然有时也成群结伴地去风景地游历)，其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青年导师马星临，他狂热地阅读着波德莱尔的诗歌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诗性散文与小说，而他的口头禅（几乎每一次主讲文学感受时都挂在嘴边）就是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那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的确这种艺术的欢乐在当时是那么秘密，那么具有对抗性的个人姿态，而这姿态又那么迫切地期待升华和移置，因此只能是比冰和铁更加刺人心肠。这句诗几乎成了60年代、 70年代和80年代初诗人们的接头暗语，它更多地代表了当时个体生命的感受性，它是这一特定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的集中精神之表达。它也在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情怀下成为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表的丰富象征。这象征混合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尤其引人注目，为此，我得在这里宕开一笔多说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