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没了念想，多半时间在城外，睡在会议室皮沙发上。白天去图书馆，晚上在会议室做笔记，开始写一部从未完成的青春小说。那是一段宁静的日子，我仔细读了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与《人间词话》，被《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感动，更震动我的是张国焘《我的回忆》。我原本在文学与数学之间摇摆不定，此时终于意识到历史真实才是最不可少的。在那个炎热的夏夜，我迷茫地走在花园的交叉小径，逮了几只萤火虫，放到空火柴盒里带回来，然后让她们在屋里飞来飞去。黑暗中的流光，是关于那个暑假最深的记忆。
七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就这样渐行渐远。
写于2008年6月至7月
李大兴 1980年进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被教育部根据高考成绩保送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读书。1989年秋远赴美国，现隐居芝加哥郊外。白天上班，晚间以诗文自娱。
黑画风波
作者: 范迁
那是个沾到‘黑’字就倒霉的年头，黑五类，黑帮，黑手，黑社会，黑色风潮，你一沾到这个‘黑’字，就被活生生地推到对立面去，是被专政的对象。
我那时在沪西的上海印染机械厂做工人，因为会画几笔画，常被厂里的宣传部门借调去画宣传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之类的巨幅群像，或是在大礼堂的乒乓球桌上，用浓黑的墨汁写大标语，张贴在工厂大门口，或是悬挂在车间的横梁下面。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每个礼拜都有新的精神，新的口号，所以写不完的标语，画不完的宣传画，很少回车间去做工。
在业余时常去工人文化宫，那儿有个美术学习班，一般人家里地方都很小，转身都难。画画是需要地方铺展开来的，文化宫主要是提供场地，灯光，也提供些石膏像之类的道具，有时会请些退休的老工人来做模特儿。还有个好处是，能交到同好和文艺女青年，交流绘画心得和技巧，当然还有青年男女交流感情，醉翁之意在酒也不在酒。偶尔还有‘大师’级的人物前来光顾，示范啦讲座啦，这时美术组的负责人就像个陀螺似的忙前忙后。
我们叫这个美术组负责人‘王老师’，王老师是个分配来的复员军人，一件褪色的军装穿十二个月，大热天也扣顶解放帽，领扣严丝密封，为人不苟言笑，严肃无比。王老师并不会画一笔画，他身为老师的职责是为我们这些乌合之众把好思想上的关，画画也算是意识形态，虽然跟八个样板戏比起来是偏门，但偏门一开狗也会进来，一旦放松警惕，封资修的东西很容易混进来，毒害我们这些学员的革命纯洁性。所以，坐在门口大办公桌后面的王老师不断地抬头嗅嗅，学习班里有没有香风毒草的气味？或者背了手在我们后面踱来踱去，满怀狐疑地察看我们落到纸上的习作是否跟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保持一致。
王老师的警惕性高是因为美术组里有两个难剃的头，我和韩辛，都二十来岁，学了几年画，手上功夫比人熟了些，轻狂得可以，虽然都是画毛主席像出身，但多看了几本西洋画册，认识了些社会上的阿狗阿猫，自以为开过了眼界，处处要显出个与众不同来，虽然在上班时有本领把毛主席像画得像颗国光苹果一样又红又亮，画习作时就想来个惊人之举，你们大家都画暖调子我偏画张灰调子，啊，中国的苏里科夫，自我陶醉一番。你也学我画灰调子？那我再来张点彩派让你开开眼界，雷诺阿，听说过没有？法国印象派大师。
我们敢于这么嚣张是欺王老师不懂画，王老师问谁是雷什么阿？我们告诉他就是为马克思恩格斯画肖像的革命画家，参加过巴黎公社。苏里科夫嘛？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御用画家，静安寺转角正章洗染店楼上那张巨幅列宁像就是他画的，反正牛皮一吹过国界就查无实据。王老师背着手，一脸严肃地点头，教训我们：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把戏不久就拆穿了。一天我们画画时来了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不声不响在背后看了半天。文化宫是敞开的，别处的活动人员有时会跑进来看新鲜，所以我们也不在意。画到一半，中年人突然一本正经地指责我们：你们怎能这么画！这是封资修的玩意儿。我们斜了眼看他，哪儿跑出来个喝黄浦江水的？我怎么画，你管得着嘛。那中年人说了几遍，见我们没理他，竟动手来掀画板：你们这是放毒！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终于吵了起来。亮出了身份，这个便衣警察似的中年人竟然是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的系主任，五十年代的苏联留学生。我跟韩辛面面相觎，也不知道他是偶然进来走马看花，还是王老师叫来火力侦察的。面面相觎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既然他是留苏学生，吃过洋面包，应该是见过世面的，我们小青年尝试个新方法，你私下交换一下看法也就罢了，如此在大众面前上纲上线，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嘛。王老师平时是一听封资修三个字就脖子上毛都会竖起来的，现在来了个权威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出在他眼皮子底下，刹时感到天都差不多要塌下来了，当即声色俱厉地把我们训斥一顿，宣布暂时取消我们来文化宫画画的资格，勒令我们回去深刻检讨。
我们才不会做检讨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文化宫又不发工资，不就是有几个石膏像嘛，难不到我们。同好家中有抄家后漏网保存下来的，或干脆从红卫兵抄家物资仓库里偷出来的石膏像，借来，建筑材料店买几公斤石膏，自己做模子，用肥皂水做润滑剂，照样翻个出来摩西大卫头像来给你瞧瞧。模特儿嘛，只要去找，遍地都是，休息天背个画夹去襄阳公园，那儿早有一条大汉坐着，平顶头，黑框眼镜，手握粗大的碳精条，画风颇有尼古拉。费辛的风格，碳精条横下竖起，点线并用，手脚齐上，又搓又揉，狂野不拘，把公园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画得一颗颗满面皱纹的黑胡桃似的。此人叫蒋宝华，也是一个工人，上海滩的在野派，我们一拍即合，上海官方画家被我们骂得狗血喷头。那些秉照上级意图制作出来的假大空绘画看多了实在倒人胃口，每张都是红光满面，大拳头粗胳膊，一脸义愤状或张牙舞爪状。而在文革贫瘠的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是面黄肌瘦，脸上一副委琐的表情，穿着像咸菜颜色的服装。在那个环境下，绘画已经失去了真实性，说实话，十九世纪的俄国巡回画派，列宾苏里柯夫的写实主义都很难满足我们了，凡高和高更才是我们的榜样，到生活中去，画那些平凡人，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一段时期对绘画的热情空前高涨，只要有空第一个冲动就是画速写，午休半个小时，十五分钟买饭吃饭，十五分钟抓紧画几张速写。休息天整天坐在公园的树阴下，死拖白赖地抓路人给我们当模特儿，跑到苏州河边上画渔民，要的就是那个满脸沟壑，风尘仆仆的味道。在那些假正经的年代里，画人体是个大忌，弄不好很容易被抓个‘流氓’，在‘严打’中被判个十年二十年。但要做大画家不能不画人体，只好在夏天关紧了房门拉紧窗帘，对了镜子画自己，小室里密不透风，热得汗如雨下，差点昏过去。上海很少下雪，所以一旦下大雪时千方百计请了病假跑去野外画雪景。我们还到处串门子，听说谁有一本珍藏的西洋画册就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上门求阅。听画册主人说是废品收购店淘来的，回去就留了个心眼，跟附近的废品收购处老阿伯套近乎，拍他的马屁，要他给我们把外国画报留着，敬了几次烟后，也真给我们淘到了几本旧的苏联‘星火杂志’，视为珍宝，那几期正好介绍罗马尼亚大画家科内里。巴巴。从此以后我们开口闭口，言必‘巴巴’，没听说过巴巴的一律被视为老土。我们还到处拜师学艺，托人介绍去绘画界老前辈府上登门求教。我还记得那时住在上坊花园的留法画家颜文梁已经八十岁了，亲自来开门，说一口糯糯的苏州方言，把我们几个小年轻让到客厅坐着，颜师母端茶送水，老先生自己慢吞吞地取出一张方寸小画来让你观赏，一次只能看一张，看完了再去拿一张出来，不厌其烦地。八十多岁的人眼力还那么好，画中苏州园林里的一石一木纤毫毕现，柳叶都一片片画出来。还有个野路子的海派大师叫张士祯住在卢湾区，虽然挤不进官方主办的画展，但另辟捷径，名声在外，俨然是落选画展中帮主马奈之流的人物，听说多画些半印象派半野兽派的风景画，平时很少轻易示人。我们摸上门去，带了满画夹的写生画作去求教，大师勉强地接待了我们，一手抱胸一手托下巴，对摊满在地上的画一会儿睁眼一会儿眯眼，看了好久，最后哼哼哈哈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评语，到底也没给我们看他自己的画。我们知道他是明哲保身，但就算如此小心谨慎，张士祯后来还是被揪出来被当成散布封资修的大黑手。此乃后话。
这样的快活日子没过了几个月，突然有天被人告知：你们这两个家伙闯祸了。时值一九七四年，全国正掀起反击右倾翻案运动，文革也搞了七八年了，翻来覆去，昨是今非，老百姓都疲掉了，没谁把运动口号当回事。我们两个画画的，从不关心政治，祸从何来？后来发觉并不是空穴来风，市里正准备举办一个黑画展，作为反面教材，听说上榜的全是有名有姓的大佬，如林风眠，程十发，丰子恺，刘旦宅，吴大羽等人。人家说：你们两个家伙也榜上有名，老中青，你们是‘青’的典型，尾巴夹紧点吧。真是要命，三结合要搞老中青，找靶子也要来个老中青，换句话说就是两个陪绑的。我们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黑画展，黑画展，总还得有画展出，我们没证据落在他们手上，拿我奈何？不过我们再也不敢串门走户，躲在家里把可能有问题的画整理出来，剪碎撕掉，混在垃圾里扔出去。有些画实在不舍得，就藏到阁楼里，亲戚朋友处。
该来的还是来了，继北京之后，上海黑画展正式开幕，我们被勒令去接受教育。跑到南京路成都路口的美术馆，人山人海，比全国美展还要盛况空前，都抱了一股看杀场的兴奋感。进去当门是丰子恺老爷子的一系列漫画，尺幅都不大，装在黑色的镜框里，用的是他一贯童稚的笔法，第一张画了个小孩，抱了个长胡子老头，旁边题跋曰；西边出来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观者看得目瞪口呆，心脏不好的被这幅画吓死都有可能，你想想当时红太阳也叫了很多年头了，东方红天天都要唱，大家都心知肚明太阳就是最高的象征，攻击篡改红太阳就是攻击毛主席，很多人因此获罪入狱。这老爷子全无顾忌，猛然来了个绿太阳，还是从西边出来，这不是不要命了嘛？接下去一幅是几个小孩在海边放风筝，被说成是跟台湾的蒋介石勾结，妄图反攻大陆，反正那时人罗织起罪名来想象力特别丰富，信口雌黄，指鹿为马。接下去是程十发的牧牛图，被说成是向党和人民顶牛。林风眠的仕女画实在和现实生活联系不起来，就被归类成散布封资修毒素。再下来是吴大羽的公鸡图，一只怒冠竖起的大公鸡，眼斜着，尾巴高高翘起，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秉承清初画家朱耷的笔意，不得意的文人墨客，肚子里一股怨气，笔下的飞禽走兽都斜了个眼看人。但吴老先生也不看看时代，文革中上纲上线比清朝文字狱厉害几百倍，你不是摆了姿势让人踢屁股吗？斜眼就是心怀不满，翘尾巴就是反攻倒算，整一个自讨苦吃。还有张士桢也被揪出来了，墙上也挂了几幅他的风景画，画风中规中矩，带点欧洲情调的街景画，我还跟韩辛私下评论：既不‘野兽’也不‘印象’大师也不过如此。一圈绕下来，正看得起劲，完全忘了此行来是接受教育的，突然劈面撞见两幅画跳进眼帘，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一步也挪动不得。
这就是我们的罪证，韩辛那幅就是被美术系主任抓住的‘现行’，一张画到一半的，形体模糊颜色怪异的水粉肖像。我那时把我在现场画的肖像带走，后来撕毁了，一直在诧异被他们抓住了什么把柄？原来是一年多前，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王老师交待下来要我们画些风景画，据说是布置涉外宾馆要用的。我起了张色彩稿，画面上是天桥上看出去的黄昏天空，青紫嫣红的晚霞，远处是城市的天际线，前景有两个女工的剪影。这其实是张非常初步的构思，又是色彩稿，凌乱粗率是必然的，现在回头看看自己都不好意思，怎么会画这么幼稚滥情的画？当时画完了并没有下文，这张色彩稿就随手扔在文化宫里，想不到被王老师深挖出来，送到这儿陪绑来了。
三十多年后，上海电视台对我的一次关于黑画的访谈中，主持人问道：你是否为自己的画和众多大师一起展览而感到骄傲？说实在的，难堪多于骄傲，如果那张画真是张经世杰作，不管在什么场合展出都是值得骄傲的。但那张画实在是粗率的，不成熟的，被为了政治目的而摆在一个荒谬的地方，荒谬的场合，上演了一幕荒谬的杂剧。像米兰.昆德拉在《不可承受之轻》里面写的，那个时候很多东西，看起来太荒谬了，但是那个时候人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荒谬的事情。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荒谬是需付代价的，而且是很重的代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人们都是像惊弓之鸟般地活着，但求无事。最怕的是头上飞来一顶莫须有罪名的帽子。报纸上登了批判黑画展的文章，好事之徒传了，厂里知道了，从此不让我再去写字画画，而把我调到劳动强度最为繁重的一个车间里去工作，车间主任对我的态度如对四类分子一样，声色俱厉，碰不碰就要我知道自己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党和群众在观察你，帽子拿在手上，戴不戴要看你自己的态度和行动。车间主任这种样子使得很大一批工人们也认为我是准坏分子了，挽救坏分子的方针是加强劳动改造，所以最苦最累的活都分在我头上，我在铸造车间里抬过滚沸的铁水，飞溅的铁水把下半截裤腿都烂穿了，小腿上留下无数的疤痕。铁水冷却后再用风镐把铸件中的铸沙除掉，一天活干下来，人就如非洲来的，从头到脚乌黑，哪是鼻子哪是眼睛都分不出来，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体力上的劳累还可忍受，更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我几次被市里有关方面叫去训话，我母亲尤其紧张，因为我父亲在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直到六八年他去世，全家没过一天安稳日子，现在我再来担个政治罪名，戴顶坏分子的帽子，这永劫回归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我一直认为我们对词语的分量估计不足，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经验’两字，经验之中与经验之后完全是两种语境。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绝对体会不了当时那种担惊受怕的经验，也不能体会政治上的归档能对一个人的前途，家庭，日常的待遇，起多少影响。更没人预见文化革命有一天会突然结束，中国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头，在经济上全盘沿用资本主义，在文化上更是唯西方马首是瞻。我们都是平常人，都没有前瞻的能力，都要尽力在当时的境况下生存下去。每次我被叫到市里去训话时，心中总做好最坏的打算，说不定风头一紧，就会被当作个典型，抓起来坐几年牢，以示警戒那些敢在思想上，形式上越雷池的家伙。
对我训话的是上海美术界的负责人，戴副秀郎架眼镜，板着脸，满口的党八股，我知道这人自己也画画，看他的作品，是受过西方美术的熏陶的，怎么会看不出这只是一件不成熟的画稿，随手的涂鸦，根本不能代表一个画家的作品。他这样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紧紧地揪住我一个小青年不放有什么意思呢？
我没机会当面问他，但十年后我在美国巧遇此人的女儿，言谈之间，她说她爸爸早就不画画了，整个成了一个政工干部。我一听，对此人十几年的怨怼一下子烟消云散，只觉得他可怜，我是受到冲击，荒废了几年画画的时间，他是被连根拔起，做了一个政工干部，成了工具，从此跟绘画无缘，就是他想重拾画笔，无奈观念眼光心态都被扭曲，再也不可得了。
黑画展之后上海的那些海派画家确实收敛了很多，张士祯宣布他封笔了，不画了。蒋宝华看到我们就只说怎么自己忙着打制家具，要结婚了。颜文梁家里再也没去看过画。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跟我们保持距离，生怕这两个闯祸胚给他们带来晦气。也好，省点时间，关紧门在家多画些画。
出国之后，整件事情被我扔在脑后，很少想起那滑稽的一幕。在国外评判一个艺术家成就时，首先看他能不能打破常规，用一种新的眼光去解释我们平常看到的日常世界，当年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抽象派无不用其极来挣脱世俗认可的框架，马塞尔。杜尚更是调侃地把一个小便池搬进美术大展，向传统的审美观念挑战。从这个角度看去，黑画展突然有了正面意义，在那一味颂歌颂德，比赛谁能把红太阳画得又红又亮的荒谬年代，黑画展以一种个人的，独特的，反思和不同流俗的姿态展示了；人的观念，审美，和表达方式不是一个极权政府可以控制的。
我在二零零六年回国时，在一个画展的开幕酒会中遇见那位美术系的主任，他大概七十多了吧，精神还不错，兴致勃勃地在大堂里到处和人握手打招呼。那是个很前卫的画展，展出的都是些抽象的，观念的作品，数字如印刷制版地排列在画布上，霓虹灯管弯出来的雕塑，也有用工业废品做成的装置艺术。显然，大部分观众对这些作品还不习惯，一群人地跟在美术系主任身后，听他头头是道地讲解这张画主要特点是什么，那张画又是受了哪个西方大师的影响。在休息间我走到他面前作了自我介绍，他热情洋溢地跟我握手，我说我们三十年多前就见过面，他茫然地问我是在哪个场合下见的？我踌躇了一下：说那次见面并不是很愉快。他眼神一闪，漠然地说他老了，很多往事都记不清了。
记忆是有选择的，也许，他忘了更好。
2008-5-6
范迁: 上海人，自幼学画，八十年代初出国，毕业于旧金山艺术学院，曾游历欧洲两年。九十年代开始写小说、散文，作品广见于北美各大媒体，包括长篇小说《错敲天堂门》、《古玩街》和中短篇自选集《旧金山之吻》。
我曾经是山狼海贼
作者: 邓刚
一
所有最伤心的事情一旦变成回忆，就像被糖渍过的苦菜，也会有着甜丝丝的品味。今天回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真真地感到那是我一生中最倒霉但也是最开心的时光。因为那时我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十二年徒刑，这样，我们全家兄妹六个就全是“狗崽子”，我排行老大，当然就是最“显著”的狗崽子。
为了养家糊口，我十三岁时就辍学到工厂干童工，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已经是技术相当熟练的焊工，而且还是个体魄健壮的男子汉。我确实体魄健壮，身高一米八五，走起路威风凛凛，绝对有“红灯记”李玉和的英姿。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却使我活得卑怯。技术再棒，也不允许我发挥，不让我到重要部门的工厂工作，绝对不允许我收徒弟，甚至批我是“唯生产力论”的坏分子；而且还不允许我入党入团当民兵，更不能参军。如此矮人一头的耻辱，连女孩子都用可怜可惜进而可疑的目光瞥我，使我垂头丧气，走路不敢见熟人，简直就鬼头鬼脑了。然而，也有好处，除了上班以外，我会有大量的业余时间。
由于我住的城市三面环海，海里有许多海菜、海参、海螺、扇贝、鲍鱼等各种好吃的东西，在经济困苦的七十年代，我们大连老百姓，只要能走路的，几乎全都跑到海里捞取海物，连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也拄着拐棍蹒跚到海边，一屁股坐进湿漉漉的沙窝子里挖蛤蜊。我是个健壮的小伙子，当然不能坐在沙窝子里，所以，我就跟着更有能力的“海碰子”，游进大海深处捕捉营养价值高的海参、鲍鱼。“海碰子”是辽东半岛特有的行当，头戴亮晶晶的水镜，手持锋利的渔枪，脚穿橡皮鸭蹼，凭着一口气量，赤身裸体地潜进冰冷的海底捕捉海珍品。在汹涌的浪涛下面憋气，在犬牙交错的暗礁丛里拼命，时刻都有生命危险。所以人们都称呼干这一行的是山狼海贼。七十年代大连这个城市，像我这样敢于拼命的海碰子有成百上千。他们全是工厂里年轻力壮的工人，利用革命造成的混乱，开动工厂的机器，自制水镜和鱼枪（商店绝对没有这样的商品），甚至在工作时间也敢跑到海里扎猛子。
因为生活中没有任何乐趣，我很快就成为“海碰子”大军的一员干将，我说过我身体相当健壮，另外，当一个人被社会蔑视和歧视，他就会破罐子破摔，也就是说不怕死——反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然而，我很快就爱上“海碰子”这一行，爱得发狂，觉得人活着其实挺有意思的。第一，在海边我们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海味。第二，在海边你会觉得相当自由，你可以大声地骂什么，喊什么，有些大胆的“海碰子”经常狂吼乱唱：我们都是穷光蛋，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们都是阔大爷，海参鲍鱼就干饭！（曲调竟然是贺绿汀的“游击队员之歌）。如果在革命烈火愤怒燃烧的城市里，敢用这样的词儿来唱，那绝对是找死！——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怎么会有穷光蛋？第三，我这个狗崽子在家里看书并不安全，往往在书的外面包上“毛选”的封皮打掩护。即使是这样，邻居们来窜门，我还是有点心惊肉跳。而在海边看什么书都没有危险，等潮流时，我就躺在撒满阳光的礁石窝里看“禁书”。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哪些书好看，后来发现，只要老百姓觉得好看的书就挨批判，所以我们天天注意报纸和广播，听到上面批什么书，就像给我开读书目录似的，我们立即就去淘弄什么书，很有点乐不可支。我贪婪地读着法国、英国、西班牙、俄罗斯和苏联的小说。但我读得最多的也最喜欢的就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写的书。有时，我读得昏天黑地，猛然放下书本，觉得眼前的世界不真实，但头脑里产生的世界比真实更美妙。
“海碰子”全都有个粗野的诨号，什么“大头鱼、鬼蟹子、海兔子、海豹”等等，我用杰克.伦敦的一部作品名字做我的大号——“海狼”。
不过，在涌动的浪涛里扎猛子，还是相当艰难的。尤其是捕捉海参，必须是在水冷的时候。辽东半岛初冬的凌晨，海滩上均匀地冻着一层铜钱厚的冰茬，犹如薄薄的刀片刮着你赤裸的脚板。当我在沙滩上脱光身上的衣服，只穿着夏天游泳的小裤衩，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泛着寒光的大海时，有些渔民都从船舱里探出灰蓬蓬的脑袋，吃惊地睁开朦胧的睡眼，有的还喊了声，不想要命呀！
我只能是尴尬地笑着，但倘若有一个渔家女在注视我，我就会精神百倍，犹如海里的公鱼见到母鱼，全身鳞片倏地放出亮光来，并故意豪迈地踏着步子，有节奏地将碎冰茬踩得更响，一直走到海浪涌动之处。
下水之前我先用冰冷的海水将头部和腹部打湿，让这两个部位首先适应海水的温度。这是老一辈的“海碰子”对我千叮万嘱的经验，不给头部预冷，突然扎进海里会发昏；不给肚腹预冷，在冰冷的水下会过早地出现全身抽搐。我像一条大鱼一样无声地蹿进凌晨平静的海湾里，突袭而来的冰冷，俨然钢刀割遍全身，使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但随即更加精神抖擞。远处的城市传来汽车的第一声鸣叫，海平面突地闪出一丝太阳的光亮，犹如一道闪电，贴着遥远的海面迅疾而来，使我整个身心感受到电击式的鼓舞。我不敢怠慢，在水面上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动作敏捷地潜下去。
每下潜一米，就觉得锋利的钢刀更加锋利。潜到幽黑的暗礁深处时，灵魂也被冻得僵硬，因为你的意识开始模糊。然而，只要眼前出现海参的身影，就像猛然打开发动机的按钮，我浑身立即发热，眼睛开始放射着凶狠的光束，并灵巧得真就是一条鱼。我恶狼冲进羊群一样，野蛮地抓住肉眼能看到的每一个海参、扇贝和海螺。如果在气力用尽准备返回水面的关键时刻，又看到一个海参，我就会拼了命地再向前冲刺。有时不得不吞一口苦咸的海水，将口腔空间里的空气也压进肺里，在水下坚持最后一秒，这最后一秒就能多抓住一个海参。然后我双脚使足力气地朝海底暗礁蹬了一下，反作用的力量把我的身体向上弹去，一旦嘴巴露出水面，我就疯狂地大口喘气，那“呼哧呼哧”的决不亚于蒸汽火车般的喘气声，使我的刚刚逼近绝境的生命再一次充电。
如此上上下下地拼了半个小时后，身子就开始冻得打起哆嗦来，这时千万不要慌，但也不能上岸。要冷静并沉着地升到水面上，稳稳地漂浮在那里，闭着双眼，什么事也不要想，像当今练气功一样，排除万念，随浪波摆动即可。约十来分钟，身体的哆嗦就会渐渐消失，这时你再潜下水底，就会感到奇特的舒服，因为此时你的表层肌肉已经冻麻木了，不但没有冰冷的感觉，而且也没有疼痛的感觉，即使你被暗礁上锋利的贝壳划破皮肉，也决没有一丝一毫的疼感。只是你突然看到胳膊或腿上冒出缕缕血花来，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皮肉竟然剐开了那么大一个口子。这种麻木的舒适会使你又能拼上半个小时，但正是这种麻木舒适的半个小时，却是海碰子最能“拿货”的美好时刻。当你的身体第二次打哆嗦时，你就不要硬拼了，你得赶快收兵，朝岸边撤退。因为这时，你是拼尽最后一口气力了，能游回岸边，会相当艰难。特别是当你游到接近岸边的浅水区时，浑身痉挛着绝对地站不起来了。你只能是狗一样地爬行，又像一条半冻僵的蛇，或正在蠕动的海参。但拖着沉重的收获，会让你不断地感到这是凯旋——有了凯旋感觉就能令你时时生出挣扎的气力。
如今回忆从海里爬上岸的细节，还令我在温暖的书房里不寒而栗。那真是垂死挣扎，我几乎是一寸寸地与陆地缩短距离，干燥的海滩和岸礁在我模糊的目光中缓缓晃动，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无数次达到那干燥的岸边，但最终的清醒让我明白这是幻觉，自己还是在冰冷的浅水里原地踏步。终于，我爬到岸边，爬到又硬又凉的鹅卵石上，爬到我早已准备好的柴草面前。柴草下而放着三根挑选好的红头火柴，并捆绑在一起，但我必须咬紧牙关，不能因急切的心情，用潮湿的手去抓那三根火柴。我只能是将湿漉漉的手在沙土上反复摩擦干了，再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抓住火柴，尽量用平稳但准确的动作“嚓”地划着火柴，点燃柴草，火苗油然而生。一阵狂喜令我疯狂地将冻僵的身子扑向火堆。
我感觉不到火苗灼烫的疼痛，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活。我一会儿虾一样地勾着身子烤肚皮，一会儿反支着四肢烤脊背，完全像杂技演员一样，在火堆上反复地做着高难动作。火舌像千万枚炽热的针尖，穿透皮肤，扎进肉里，钻进骨缝，驱除几乎要命的寒气，一直把僵硬的身子烤得柔软烤得发热烤得有了疼痛感觉。当你能感到疼痛就是恢复了知觉，为此哆嗦会打得更厉害，但相对烤火前的痉挛，这种更大摆度的哆嗦却还算舒服，用医学上的理论解释，这是人类对冰冷的积极反应和调整过程。火苗继续蛇一样地舞动并蛇一样地斯咬着我的皮肤，渐渐地，冻得青灰色的皮肤上显出血青陆怪的红光，这也许就是身体开始返回正常温度的血色来。用 “海碰子”的行话说就是“烤出花来了”。烤出花来就说明我们这一次的加温结束，必须抓紧时间，再次扎进冰冷的波涛里，捕捉海参。
在冰冷的浪涛里再重复一次我刚刚说过的拼命过程，然后再次痉挛着，再次拖着冻僵的身子爬上岸来烤热烤红，并再再次扎进海里……一个潮夕，“海碰子”们至少要下三次海，也就是说反复烧烤三次。你就是块钢铁吧，不断地在火中烧红，又不断地扔进水里冷却，也会完蛋的。
这种残酷的生活将我变成野人，抓起活生生的海参、海螺、鲍鱼、蟹子等海物，朝礁石上猛力摔打，然后就生吞活剥；或是用鱼刀将缩在贝壳中的嫩肉狠狠地剜出来，看到裸露在光天化日下的嫩肉痛苦扭动，竟然挺有兴趣。我甚至吃张牙舞爪的活蟹子，咔嚓一下掰断正在因反抗而拼命舞动的蟹钳子，喀嚓喀嚓就咀嚼起来。这往往令海边的游人目瞪口呆。没有经过加工的海参像生橡胶，有着极强的轫性，而且味道又苦又咸，绝对地不好吃，但海碰子们却像狼在撕咬着鹿的肉块，并说这样吃最有营养，上床肯定有劲儿。我当然就跟着吃。在那个疯狂革命的年头，不正式结婚，年轻的海碰子是绝没有上床的机会。于是，生吞活剥之后，全体光着屁股站在礁石上，朝海里撒尿，谁撒得远谁就是冠军，把海边的女人们吓得尖叫着飞跑。
海潮的时间是按照大自然的顺序，它才不管你上不上班或是公不公休呢。每个星期工作六天，会使你错过绝大多数白天的潮流。很快，在海碰子中间就流行一种堂皇的“旷工”方式——到医院开诊断书，也就是医生开的病假条。一般头痛脑热的感冒，最多开三天诊断书，而且感冒发烧很难“制造”。最合算的是患高血压，这种病一次至少开一周和一个月的病假条，甚至可以转为长期病号，那你简直就是专业海碰子了。不幸的是我健壮如牛，很难有患病的福气。那阵又不会像今天那样给医生行贿，但有相好的“海碰子”来帮我“制造”高血压。他不知从哪里捣弄来一种药丸，只要在去看医生前一个小时吃下去，就立即见效——你的血压会兴奋地上升，令医生不得不给你开假条。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什么药丸，大概就是一些“高血压患者忌服的药”吧，但当时这种药丸很难弄到，往往要用海参去换。意想不到的是，这种药丸对我最灵，人家吃二粒或三粒才见效，我只吃一粒，血管就像打足了气儿一样紧绷绷的。为此我就常常因高血压而休病假。那时候都是干部们才能患高血压，所以人们称这种病为“高干病”。一般生活贫困的人很难患上这种高级病，而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工人得高血压，使师傅们相当吃惊。至今走在大街上看到过去的老师傅，他们见面第一句还在问我，你的高血压怎么样了？
二
像动物到了交配期，我这个山狼海贼般的“海碰子”，开始对女人有着强烈的欲望。看来海参鲍鱼等海味确实有营养，我的身体健壮得绝对像打足气儿的轮胎，时刻想蹦跳甚至要爆炸。在大海里拼命拼得精疲力竭之时，只要岸上有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我立即就精神抖擞。回到城市里，满大街都是女人，更令我激动得不行。
从我的家到所有的海边都要要乘公共汽车或有轨电车，特别是叮叮当当跑动的有轨电车上，售票员全是还带点学生气的女孩。尽管那个年代不让人们穿漂亮的花衣服，但她们在铁灰色的外套里面，顽强而谨慎地露出点内衣的暖色来，并在剪得毛刷子般的革命头上，也巧妙而俊俏地别着个花色的发卡。
有轨电车上永远塞满了乘客，大家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倘若你有幸与一个姑娘挤在一起，那种惊恐和惊喜真能要了你的命。由于我不断受到苦行僧式又有点封建式的革命教育，绝不敢想爱情两个字。所以，与一个女人面对面地贴在一起时，那种犯罪般的恐慌，和吓得要死的甜蜜，令我心动过速，呼吸困难。我周围的工人师傅们，对爱情的理解只是性交的同义词。午休时，班长只要读完革命语录，打着瞌睡的师傅们就立即恢复了说笑的活气，说笑的内容几乎绝对是黄色的，无论革命锣鼓敲得多么轰响，师傅们的嘴巴永远咀嚼着男女生殖器的内容，这个内容使大家有着无穷无尽的兴趣。可怕的是，师傅们似乎能意会到我的幼稚，所以经常嘲笑我，说什么他妈的爱情，男人腿档里要是没根棍儿，就是当了宰相女人也不会理他！女人值钱的不是脸，而是屁股。一个师傅甚至郑重地劝告我，找对象一定要找大屁股的女人，操作起来方便，生孩子也顺溜。
问题是我看小说，爱好文学，所以，还是恬不知耻地想到纯洁的爱情。我很快就注意到一辆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她是所有漂亮的女售票员中最漂亮的一个，特别是两只美丽的大眼睛，总是闪着让你惊心动魄的激光。我一辈子再没见过如此明亮的眼睛，明亮得让你觉得那样辽阔空旷并清澈见底。
虽然她像所有售票员一样站在有轨电车的门旁，但她站立的姿势绝对比其她售票员优美一百倍。她小巧的樱红色嘴唇似乎都没有动，就唱歌一样地喊出要停车的车站名称：下一站，红卫街，没有票的买票啦——简直就是一首动听的歌。
我被海水泡得发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我发现，很多海碰子都像我一样注意到她的存在，这令我有点恐慌。
但她不看我，也不看别的海碰子，她也许故意看不到我们。她那空旷清澈的眼神毫无邪念，从我与其他的海碰子中间穿过去，从全体乘客中间穿过去，直向遥远。
“下一站，解放街。没有票的买票啦……”
我不买票，我忘记了买票，我故意不买票，因为只有不买票才会使她不得不注意到我的存在。
“下一站，终点站老虎滩。没有票的买票啦……”
啊，美好的旅程这么快就要结束了。我无可奈何，痛不欲生，我舍不得这么快就买完票，递钱接票的一刹时碰到了她那雪白的手指（当然是有意识碰上的），就像在海底暗礁触摸到大个头的海参一样激动万分。从此，我只要是乘坐通往老虎滩的有轨电车，就必须乘坐她那辆车，即使下起大雨，我宁愿挨雨淋，也老老实实地站在车站上等她那辆有轨电车到来。有时，我刚刚从海里爬上来，疲乏得几乎就站不稳。但只要看到一辆无轨电车驶来，立即士兵列队那样笔直站立。
从报纸上看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来访华，总统的座机名字叫“七六年精神号”。这个名字使我和很多“海碰子”着迷，不能想象世界上还会有如此高级的称号。有个海碰子将这个名字赋予那个漂亮的女售票员。从此，只要是谁提到“七六年精神号”，我就浑身发热，就觉得天空晴朗，阳光万里，但这与尼克松丝毫没关系了。
在海边上最多的话题就是“七六年精神号”，有人说如果“七六年精神号”要结婚，他可以为婚礼奉献一百头海参，决不要一分钱。有人说送二百头也没问题。城市的商店空空如也，结婚时能让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吃上海参鲍鱼，就是人间奇迹。我有海参，有鲍鱼，有海螺，但没有人和我结婚。
海碰子们吹牛说愿意为“七六年精神号”结婚奉献海参，但没一个人敢说与“七六年精神号”结婚。我想，在每一个海碰子心里，早就与“七六年精神号”结过一百次乃至一千次婚！
一天，一个海碰子惊惶失措地告诉我，“七六年精神号”灰色的衣领里隐隐露出一圈粉红色的内衣小领。我立即震惊和沮丧。因为那个激烈革命的年月，结婚不允许烫发，不允许穿花色鲜艳的服装，更不用说戴戒子和项链了，否则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低级趣味来批判。但“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新娘尽管依然穿着铁灰色或军绿色的外衣，但在脖子上，会巧妙地露出一圈桃红或粉红的衣领，那就是她骄傲而顽强地向人们宣告，我是新娘了。
我震惊和沮丧了一阵之后，却不太相信“七六年精神号”会结婚，无论与她结婚的男人多么的优秀，在我看来都是坏蛋或十恶不赦的流氓。再一次乘坐有轨电车时，我对“七六年精神号”全神贯注——她还是姿势优美地倚在车门旁，眼睛还是像秋天夜空的星星那样明亮，樱红色的小嘴还是那样动听地喊着“下一站”。但看到她雪白的脖子上确实有一圈桃红色的内衣领子，恬不知耻地钻出铁灰色外衣，看起来“七六年精神号”是“铁证如山”地结婚了。
有个绰号叫“张铁生”（这小子十七岁了，连小学的算术都不会）的海碰子不以为然，说他邻居的一个没结婚的女孩也有这样桃红色的衣领。这句话像一根救命稻草，让我从沮丧中突然兴奋，竟萌生出对“七六年精神号”采取点爱情的行动。所谓爱情的行动就是递给她一封情书，而且是全世界最绝妙的情书——只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一个字。我认定这绝妙的情书绝对能打掉“七六年精神号”的傲气，我不知为什么有点恨“七六年精神号”了。
我先到百货商店买了一张印有红格的，光亮而厚实一点的信纸，并认真而整齐地迭成中间有十字花的“信状”（一种纸牌的形状）。然而，在乘客拥挤的电车上，众目睽睽之下，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送情书，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弄不好，会被当场抓个流氓现行。至少在当时会被当作“地、富、反、坏、右”中的坏分子批斗。为此，我很有些激动但也有点恐惧了。于是我在心下不断地自我安慰，怕什么，反正情书上没一个字，就是抓到了也没证据。
第二天一早，我将擦自行车用的上光腊当作“发腊”（当时可以说是最高级的化妆品了），认真仔细地往头发上擦，把我乱糟糟的头发抹得锃亮，真正像一个资产阶级小流氓。而且还穿上当时最流行的海魂衫。
有轨电车还是那样有节奏地摇晃着，“七六年精神号”还是那样瞪着亮晶晶的眼睛，唱歌一样地喊着站名。我却紧张得要死，不敢去看她。快到下车时，我才突然勇敢起来，有些昏头昏脑，却又从容地把情书递到“七六年精神号”的手里，那一刹时我绝对地停止了呼吸。但没想到“七六年精神号”更从容地把情书接过去，就像接过买票的钱一样，很自然地把它扔到装票的皮夹子里，这个动作使我后悔万分，我觉得我应该在信纸上写点什么。
在海边上，海碰子们为我的勇敢行动沸腾了，大家疯狂地笑着，疯狂地说着，疯狂地想象着“七六年精神号”打开空白情书的狼狈和尴尬状。最后，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唱：我们都是穷光蛋……
那天我兴奋得扎猛子也有了劲头，气量也比平日里长多了，过去一口气只能扎进一座暗礁，这天我一口气能扎进两座暗礁丛里。我发觉我的耳朵也灵得赛过雷达，每当从水里钻出来，都能听到老虎滩车站上有轨电车的笛声。
就像上帝知道我干了这件坏事似的，随后的几天刮起了大风，海水被滔天的巨浪搅得浑浊不堪，我和所有的海碰子都老老实实地回到各自的工厂上班。再后来到海边相聚，大家竟然没一个人提到“七六年精神号”，好像一个暗礁洞里的海参捕捉光了，再也没兴趣扎这个暗礁洞了；好像刚刚干完了一个沉重的工作，该好好地歇歇了；甚至好像我已经与“七六年精神号”结过婚了，再讲她还有什么意思！
生活的真实是没有完整故事的，再后来，“七六年精神号”就在中我的记忆里彻底消失了。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她的年龄家庭住址，而且我没同她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例外情况，她今天当然还与我生活在一个城市，还可能同我在城市的一条街上擦肩而过。然而，她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被一群看起来是山狼海贼，实质上是一群英雄好汉的年轻人命名为“七六年精神号”。然而，有一件事她将会终生难以忘却，那就是曾有一个头发擦得油亮的小伙子，送给她一封空无一字的情书。
三
一个不允许你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社会，你还可以容忍，但不允许你有爱情，就很难活下去。其实，我已经不要求有什么爱情，只要是能找个老婆就万事大吉。全世界的男人都有个老婆，我却是个光棍，那太让世人耻笑了。更倒霉的是，由于我的个子高大，只要是在路上遇到熟人，对方总是反复地问我，老婆在哪个单位？几个小孩？男孩还是女孩？我只好反复地回答，我没结婚，我没结婚，我没结婚！于是麻烦就更多了，你怎么没结婚？你怎么找不着老婆？你怎么会没有孩子？好像过错在我这儿。更让你哭笑不得的是，有的人还没等我解释清楚，就教我上床经验，说你方法有问题，完事后，把老婆的两条腿提起来，使劲儿往下颠！还有的干脆就怀疑我没有性能力。我真是倒霉透顶，有一阵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迫不得已出门办事，也鬼头鬼脑地贴着墙根溜，倘若不小心撞见熟人，就像小偷似地绕道逃走。
问题的要害是那时的女孩子全都鬼一样精明，而且个个老谋深算，只要是介绍人把她领到你的面前，她审视你的两个眼睛就像Ｘ光射线一样要把你穿透，几乎没有寒暄就直奔主题——你的工作是国营的还是大集体的？你工资是多少？你的家庭状况住房条件，你家庭人口数量，当然也就问到你的父亲——我立即就原形毕露，像狐狸露出了尾巴。这时，我即使是剖心挖肝给她看，说我绝对与我“有问题”的父亲不一样，说我绝对地革命、勤劳、能干而且相当会过日子，也丝毫感动不了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