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都很同情我，也拼命地帮我找对象。他们也觉得“狗崽子”必须降低一格选人才，所以把我们这个城市所有的其丑无比的女人都搜罗来，这使我伤心透顶。更伤心透顶的，就是这些最其丑无比的女人听说我是个“狗崽子”，竟也高傲地朝我一撇嘴，拜拜了。接近七十代中期，快到“而立之年” 时，我还是在孤军奋战。
我开始自嘲式地自问，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是狗崽子吗？当时城市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流：辽河儿女三千万，牛鬼蛇神占一半！意思是当时辽宁几乎有一半的人口都被打成反革命和坏分子。如此之多的狗崽子不是都结婚了吗？我猛然感到，不怨天不怨地，自能怨自己是个大笨蛋！我猛然地成熟了，并明白了一个不是道理的道理：爱情不但要有激情，要有真诚，还要有手段。当然，说得好听一点的就是还要有技巧。我总结自己的失败经验，最大的失误就是缺乏技巧。既然二十岁以上的女孩子像鬼一样的精明，那我干么不去寻找二十岁以内的女孩子呢？她们天真烂漫，不懂政治的利害，情窦初开使她们像海里的小母鱼，傻呵呵地把鱼枪的亮光也当作异性的眼神了。只要我略施技巧，完全可以成功猎获的。
我把城市当作大海，每天都瞪着海碰子那样凶狠并锐利的眼睛，寻找猎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我们家东面的一条街，有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她天真烂漫，两只眼睛又大又亮，但你细细地观察，里面什么内容也没有。因为她父亲是铁路上的一个老工人，也是老共产党员，所以家庭从没遭受过什么政治上的压迫。这就使她像温室里的花朵，从没经过外面的风雨，当然也就单纯到简单的程度。从她羞涩的微笑中，你可以判断出她什么也不懂，不懂生活的艰难，不懂各种政治压迫的利害关系，连男人那恶狼般的眼神也不懂。我心中暗喜，庆幸自己撞到这个理想的目标。于是，我就以到邻居家串门的理由，想方设法地接近她。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而且还恬不知耻。第一，人家是共产党员家庭，我是反革命家庭，这种结合，比当年国共合作还要艰难；第二，我是快三十岁的男人了，她却是十九岁的青春妙龄姑娘。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顾不得许多了，这是背水一战，没有后路也没有侧路根本就没有路，所以我必须抓住时机，施展自己的才能。
施展什么样的才能呢？我心里早就有数，因为我是个海碰子，可以用海物当“诱饵”，当时人们贫穷得要命，能吃到我在海里打到的鲜鱼，能吃到我捕捉的海参，那绝对是共产主义了。可是征服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光靠吃的东西不行，还要显示男人的魅力，我最大的魅力是会讲故事。因为我看的小说太多了，所以，肚子里装满了古今中外无数个故事。我决定以满腔的激情给那个女孩子讲各种生动感人的故事，我相信她会被我的故事迷倒。
应该感谢的是那个倒霉的时代，第一是家庭里没有电视机。第二是电影院里几乎绝对地不上映故事片。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整天声嘶力竭地唱八块样板戏，人们的脑袋里全都空荡荡的，这就使我的故事格外生动感人。我讲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讲巴尔扎克，莫泊桑，讲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讲红楼说聊斋，我几乎把全世界都搬到她的面前。那个女孩子压根就没听过这些，因此，她两眼放射着惊喜的光彩。我大为振奋，再接再厉，斗胆讲起自己的创作来。我把那些惊险的碰海生活场景，把自己不幸的命运和浪漫的想象全揉合在一起，编成一个个生动而忧伤的故事，我发现淡淡的忧伤最能打动女孩子的心，为此，我就变本加厉地忧伤下去，因为我本来就活得忧伤！
这个女孩子家里人口很多，上有爷爷、奶奶、父母、姐姐、妹妹和弟弟共十多口家。晚上，全家都老老实实地坐在炕上等我来讲故事，如果我加夜班或是去海里扎猛子，不能在晚饭后去她家讲故事，就像今天电视断电一样，使她家所有的人都焦急万分。当然，看起来我是对着全家讲故事，实际上我是对一个人讲，那就是对她。奇妙的是她竟然也能感觉到我是在对她讲，爱情真是莫明其妙又妙不可言。这样讲着讲着我就把她一个人讲到大街上，讲到公园里，讲到灯光暗淡的胡同里。
大连的冬天特别寂静，特别是下了雪以后，脚踩在软绵绵的白雪上，发出令人愉悦的咯吱声。我们并肩走着，洁白的雪路在我们前面无限地伸沿，她一声不吭，只是听我讲。这时我特别得意，得意我这个狗崽子竟然也能享受爱情，而且还是真正高质量的爱情。要知道，与我并肩同行的姑娘是多么的纯真，多么的美好，她决没想到我是国营的还是集体的职工，决没有想到我挣多少工资，决没有想到我有没有住房，决没有想到我的父亲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她只是感到我这个人好，我这个人有意思。然而，我一面得意着，却一面担忧着，因为我只是对她讲故事，不能多讲一句感情话；她也只是听我讲故事。
我不敢随意将爱情的纸窗户捅破。当时的女孩子在激烈的“革命”教育下，对爱情充满了无知甚至恐惧。我在充满热情和幽默的讲述中，却在时时担忧莫名的结果，这实在是一种折磨。但我要忍耐，时刻保持着高度的克制，决不能掉以轻心露出马脚。太纯真的女孩子在爱情上有时是个麻烦，男女的事说得太多会让她感到我是个流氓。其实我自己感到我确实是个流氓，因为我所讲述的一切都是有着强烈的目的性，都是为了把她俘虏过来，成为我的老婆。只要想到我的目的我就面红耳赤。问题是我已经没有退路，绝望中燃烧着希望，特别是当我滔滔不绝地讲动听的故事时，她那对充满稚气的大眼睛对我目不转睛，使我的侥幸猛然膨胀为信心百倍。总之，我必须得豁出去了。一天晚上，讲完一个我自以为相当动听的故事，看到她那闪烁激动神光的大眼睛，我不仅涌上来胆量，一阵吱唔之后，我便“原形毕露”，对她说出了我的“狼子野心”。
她愣了，一下子站住，也许还后退了一步，好像我是个突然露出凶像的大灰狼。我心脏一阵狂跳之后猛然无声，血液也停止了流动，脸皮却高烧般地发红发热 ——坏啦，全功尽弃，这成百个故事算是白讲了。可正当我心下发慌之时，她却说了句我意想不到的话，我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了怎么办？
我的天，事情原来是这样，我千聪明万智慧，却想不到她会用这种方式回答我。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她答应我，但她父母要是不答应呢？我的心脏又开始了狂跳，血液重新流动起来。我明白，要是她父母不同意，就等于玉皇大帝不同意一样，牛郎织女只能是站在天河的两旁。我明白，她父母肯定不会同意，政治和经济的巨大落差，我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种政治歧视造成的爱情悲剧，在我们这个城市上演过无数次。师傅们讲社会上的传闻时，内容大多数是狗崽子的爱情悲剧。某某地富子弟，竟恬不知耻地看上贫下中农女儿啦；某某家庭有问题的女人，被出身好的男人一脚踢开，全是让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的事。
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但我心里还是照进来微弱的光亮。至少，她没有拒绝我。这使我还能咬紧牙关，继续对她讲动听的故事。我对她说，我刚刚只是对你随便说说，你可千万不要对你父母讲呀。深深的夜里，我回到家里，没有开灯，而是摸索着上床睡觉。我听到母亲翻身的声音，似乎还叹了口气。可怜的母亲，是在为可怜的儿子叹气。
然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一次约会，她说来不了，因为晚上要参加民兵活动，她是工厂里的基干民兵。我突然神经兮兮起来。骑着自行车到她所在的工厂，像个特务那样，偷偷地从工厂围墙上朝里面窥视。看到一群背着步枪的民兵正在练习走步，队伍中她也背着一支步枪，很有点飒爽英姿。一个背枪的男人走到她身边，纠正她走步的姿势，她羞涩地笑着。一股酸楚的滋味猛地涌上来，我这才认真地感到，一个狗崽子与她的地位是多么地悬殊，我不能再荒唐下去了。
一个人的心灵上没有折皱，就会感到这个世界光滑。没想到再次约会时，她还是那样瞪着两个无邪和无知的大眼睛，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从侧面望着她，月光下她那亮晶晶的鼻尖，那半张半合的嘴唇，那痴迷的眼神，都在表现着和我走在一起感到幸福。我心里很有些莫明其妙，既然她已经知道我的狼子野心了，为什么还跟我在一起？我简直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又是一个黑沉沉的夜，我却第一次沉默不语。她感到不适应，抬头看看我，两只大眼睛闪着孩子般企盼的光她，要听我讲故事。我突然咬牙切齿起来，不能再优柔寡断，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拖了，今晚必须与她一刀两断。借助黑暗的力量，我终于说出我不愿说出却必须说出的话。我说今晚是我讲最后一个故事了，明天……直到永远，我们不会再走在一起了……
我故意说得悲伤，说得郑重，更故意说得残酷无情。
她绝对地感到五雷轰顶，脸上第一次失去笑容，两只大眼睛第一次乌云密布。不知为什么，她这种愕然的表情竟使我大感快意，我在恶意地享受着一个狗崽子的尊严和自豪。
突然，她说，不行。
我愣了，什么不行？
她说，不行，不行。
当然，我知道她“不行”的意思，就是说她要继续与我走在一起，继续听我讲动听的故事。她不会说华丽的词藻，只是一口一个“不行”，这个“简陋”的“不行”，让我可笑同时让我心疼，并格外觉得她的可爱可怜和朴实。
可是我却更快意更凶恶了，我说，什么不行？不行也得行！我的心里简直就气势汹汹，整天陪着你讲故事，爱情的前途却又渺茫，我太不合算了！
她看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这样。
我几乎就光火了，真想大声地喊出，我毕竟得成家立业吧，我毕竟得找一个老婆吧，我白白地对你讲这么长时间的故事，不是在吃大亏吗？
她还是瞪着大大的眼睛，绝对婴儿那样幼稚的眼睛，这令我无法怒火万丈，但也无法心平气和。没办法，我只好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就像海碰子在水下暗礁里憋得受不了，浮出水面换气一样。我说，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一起，要是你妈妈知道了，不同意怎么办？
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几乎就是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跟你跑！
这下子，轮到我五雷轰顶了。这样一个羞涩的，单纯的姑娘，在那样革命的年代里，会说出“跟你跑”这三个字，“跟你跑”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封建社会里青年男女“私奔”呀！而且是一个革命家庭里的女孩子跟反动家庭的狗崽子私奔。
总之，那天晚上我兴奋得发疯，跑回家里对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宣布，我打了个大胜仗——共产党员的女儿坚决跟反动的狗崽子跑。国共多少年都没有合作成功，但是我合作成功了！但是我母亲却忧心忡忡，她说算了吧，因为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头脑发发热的革命领导们有点冷静了，这才突然发现中国人口多得像蚂蚁。于是就下命令：男人必须到26周岁，女人必须到24周岁，才可以登记结婚，可等到她24周岁，我都三十二岁了，人过三十日过午，要是那时她变心，我绝对就晾在半空了。母亲很现实，她说到农村找一个吧！一个在城市里挣工资的男人，找个在农村挣工分的女人，还是有着踞高临下的优势。母亲的话像一桶冷水当头浇下来，我这才悟到我是多么的乌托邦。我从兴奋地高峰再次跌落下来，决定不再去讲故事了。
然而，第二天晚上下班，我却完蛋了，如果不去解放广场旁边的小邮亭与她约会，不再充满激情地给她讲故事，那我绝对就活不下去了。这样，我就鬼使神差地又走到往日约会的地点。没想到，远远地我就看见她像个傻帽似的站在那里——她就知道我肯定能来。一阵甜蜜并巨大的感动，令我重新下定决心，要用成千上万个故事把她包围，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包围得密不透风，让所有的坏男人也打不进来，一定要讲得她心中的太阳就是我。
这样，我用尽了浑身解数，整整讲了四年，一直讲到她过24周岁生日那天，我们两个人一起走进结婚登记处。
四
我终于用九牛二虎的力气找到一个对象，而且还是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子，黑油油的大辫子，水灵灵的大眼睛，走起路来既矫健又婀娜多姿。于是我带着她在我家门前的大街上走来走去，让所有“红五类”家庭的人睁大眼睛看看，我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狗崽子。万万想不到的是，所有的邻居们都不相信爱我的漂亮姑娘是正常人，明明她有油亮的大辫子，有人却说她是秃子；明明她走路像运动员一样健美，有人却说她是残疾；更可恨的是还有人说她肯定是个弱智，一个眼不瞎腿不瘸的漂亮的姑娘，能给一个狗崽子当老婆，不是个傻子才怪呢！从邻居们投来疑惑与嘲讽的目光中，我感到一种压力和痛苦，看起来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永远摆脱不了政治的屈辱。我愧疚不已，觉得对不起爱上我的姑娘。这种愧疚使我每天都痛不欲生。然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气得死去活来，也无可奈何。一个好心的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伙子，你要是想为自己挣口气，那就在结婚那天办一桌像样的酒席，让邻居们大吃大喝一顿，保证从此会瞧得起你了。
一桌酒菜就能使一个人有了尊严，当今的年轻人听到这儿绝对会笑掉大牙。可是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里，人往往变得比动物还可悲可笑。
然而，在婚宴的餐桌上摆满海味，对我这个堂堂的海碰子来说，绝对是小菜一碟，不非吹灰之力！我充满自豪地对厨师说，我结婚那天，你一定要大显身手，需要什么海味，你尽管开单。厨师说，要有海参、鲍鱼、海螺、扇贝和梭子蟹，总之，海味越多越好。但这些海味必须新鲜，必须是才从海水里捞出来的。我愣住了，因为当时中国老百姓家里还没有冰箱，也就是说只能在结婚前一天，我这个新郎官要亲自潜进海里拼命。而且必须潜进当时被“军管”了的海港里，才能保证有收获。那时，为了获取营养，每天退潮之时，我们城市至少有成百上千个海碰子，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下海，城市周围所有海湾已经被捕捞得空空如也了。问题是没有人敢到被“军管”的海港去扎猛子，因为一些被镇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常“冒天下之大不讳”，偷偷下水游向停泊在港湾里的外国货船上。这些妄想投敌叛国分子，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打死在海里，有一个已经爬到外国货轮的缆绳上，军警和民兵全面出击，轰动整个城市。为此，海港就变成了军事要地，被军警把守得铁桶一样严密。在这谁也进不去的“禁区”下水，海参鲍鱼等海珍品又多又肥。然而，敢于在海港附近的海湾下水，那绝对是天胆，无论你想干什么，都会毫不犹豫地首先被打成投敌叛国的反动分子，设在港口里面的大喇叭，从早到晚都响亮地叫喊，一切妄想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走狗，决没有好下场！……
为了爱我的姑娘，为了我的人格和尊严，我热血沸腾，钢牙咬得争铮铮响，就是上天入地拼死拼活，也要把是新鲜的海味摆到我的结婚餐桌上。所以，在还差一天就要结婚的下午，我终于“狗胆包天”，像个特务似的偷偷地从港湾远处一个隐蔽的礁石丛下水，人不知鬼不觉地潜进港湾附近的海底。果然，静寂的蓝色水层中，竟有银光闪闪的鱼群，并大大咧咧地从我身旁游过去。这说明，它们从来没有被人类惊动过。我憋足了一口长气，一直潜进黑洞洞的暗礁丛里，果然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个肥大的海参和海螺懒洋洋地躺在那里，桔红色的扇贝干脆就像一片片粉红色的旗帜在张扬；更让我惊喜的是，暗礁旁边的海草丛中，一对对男蟹女蟹忘乎所以地搂抱在一起交配，傻乎乎地任我捕捉。我兴奋若狂，一个猛子接着一个猛子地扎下去。为了加快潜下去的速度，扎猛时我像狼一样的凶狠；为了能一次捕捉到更多的海参和鲍鱼，接近暗礁时，我又似蛇一样的稳沉。一直拼到筋疲力尽，大获丰收。
正当我发疯般地捕获之时，却突然惊讶地发现岸边景色模糊了，原来，我已经被湍急的海流子拖到港湾更深的地方。我赶紧向港湾外边游动，但无论怎样用力地游，岸礁离我却越来越远，海港的灯塔却步步向我逼近。我觉得大事不好，就拼尽全力地拍打脚蹼，几乎就是拼命挣扎了。然而无论怎样挣扎，也只是原地不动地折腾而已。呛了几口苦咸的海水后，我只好放弃了挣扎。问题很明白，海潮开始上涨了，不仅是水流速度急湍，而且还调转了方向，将我拖向港湾的深处。此时不用说带着沉重的一网包海参鲍鱼，就是空着两手怕也游不回去了。我沉重地喘着气，使劲瞪着被海水泡得昏花的眼睛。我突然发现，一艘巨大的外国货轮横在不远处的海面上，这是港湾深处专门设置停泊外轮的锚地。
一看到货轮上的外文字，我的脑袋就像挨了一枪，轰然地凝固在浪涛中。想到表情严厉，如临大敌的军警，我觉得那将是必死无疑。
太阳快要落下去了，我机械地摆动四肢，徒劳地挣扎着。但冰冷的海水犹如无数枚钢针刺着我，疼痛并浑身瘫软的我只能是任波浪摇晃，而且越挣扎离外国货轮越近。猛然间，我看到远处货轮码头上站着一个威风凛凛的警察，他正用望远镜朝我这儿观察。我不仅惊惶失措，用尽最后的气力朝相反的方向拼搏，但两条频繁摆动鸭蹼的大腿竟猛烈地抽搐起来，又呛了好几口苦咸的海水，我绝望了。我想，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我太贪心了，我太不自量力了。
一阵伤感涌上来，明天是我的大喜之日，全世界的新郎官也不会像我这样倒霉，在只差一天就要入洞房的时刻还在拼命，而且只是为了一桌下酒菜。更伤感的是，就是我能从这个冰冷的浪涛中活命，也会被警察抓进监狱里。那样，我可怜的母亲不仅有个反革命的丈夫，从此还多了个“投敌叛国”的反动儿子。我心爱的姑娘也会被我株连，其实她已经为了嫁给我而不允许入团了。
我就这样一直在冰冷的海水里泡着，抵抗着，尽量不让自己漂到外国货轮那儿。太阳不知在什么时候下山了，似乎突然一下子，天地间变得黑咕隆冬，我竟然涌上来一些勇气，反正在水里在岸上都得完蛋，干脆就豁出去了。于是，我一咬牙，就硬着头皮朝外轮停驳的港口一米一米地靠近。趁着夜色，我有点侥幸地想，也许黑夜能掩护我过关。另外，我已经连累加冻出现半昏迷状态，这种昏迷也模糊了我的政治恐惧。在恐惧与侥幸之间，我昏昏沉沉地漂着，陡然听到一阵快艇的马达声，我努力地睁开眼睛，一艘小快艇已经驶到我的面前，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从他脖子上挂着那个望远镜，我就明白了一切，只好落水狗一样老老实实地往小艇上爬，但哪里爬得上去，就在这时警察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一下子提上去。完全像抓到一只落水狗。因为过于恐惧和疲劳，我竟站不直身子，一下子就跌倒在甲板上。
小艇的马达又轰鸣起来，缓缓地绕过外轮，一直朝岸边开去。此时我有些清醒了，但只能是躺在那里装死。令我奇怪的是这个警察始终没说一句话，这倒更让我恐惧得也许冻得浑身打抖。到了岸边，警察朝我挥了一下手，我沮丧万分地爬下船，没敢回头拿我的海参鲍鱼。但那个警察却把我装满海参鲍鱼的网包一下子从小艇上扔出来，紧接着一阵马达的轰鸣，小艇开走了。
我背着大海的方向，足足僵硬地站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转身子，那个警察真地走了！我愣住了，绝对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我肯定是因为虚脱而出现幻觉。但那个警察和小艇确确实实消失了，只有海浪在节奏地摩擦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真的自由了，真地可以自由地向任何一个方向逃走了！
我有点绝处逢生地惊喜感觉，这个感觉使我猛力地抱住我刚刚在水下捕捉到的海珍品，这些珍贵的海物足够我结两次婚用的了。我正想站起身来，不知怎身子一软跌倒在沙滩上，却又不知怎么突然有些瞌睡，竟然不知怎么就睡过去了，而且真正是香喷喷地大睡一场。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黑沉沉的天底下，还有点莫明 其妙，听到一阵阵浪涛声，才渐渐明白我是怎么回事。
那时的交通条件太差，即使是城市里，半夜也不会有什么车辆行驶。从海港到我家要走十几站路，至少要走上两个小时。也许我睡了一觉，也许那时我还年轻，也许在如此严酷的年月里，我能奇迹般地遇到了一个有人情温暖的警察；总之，我浑身上下竟然充满了力量，背着水渍渍的网包，大踏步地走在城市空旷的大街上，我甚至大声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奋发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来。就这样，我一直迈着革命的步伐，走到我住的那条街。
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快在到家门口时，却发现有一群人站在那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似的。我赶紧加快脚步走上前，这才吃惊地看到，虽然是深夜，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全都站在大街的中央，一个个满脸恐惧地朝远处眺望。我故意昂首挺胸地走过去，有力地摇晃了一下手中一网包的海参鲍鱼。此时，鲍鱼和海螺贝壳的摩擦声音是最美妙的乐曲。猛然间，一个苗条的身影“呼”地一下扑到我的身前，我一看，竟是明天就要当新娘的她。按规矩，新娘在临结婚前夕是不应该呆在新郎家里。但她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她在家里干脆就不行了，她说她以为我——说到这里她嗄然而止。我知道她要说“以为我死了”的话，就笑起来，说我死不了。她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紧紧地捂着，她不让我说死字。一股热流从鼻子里往上冲，我差一点就要哭了。
邓刚: 原名马全理。祖籍山东牟平。著有小说《白海参》、《曲里拐弯》、《山狼海贼》《迷人的海》、《我叫威尔逊》等五百万字。其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本《站直喽，别趴下》《狂吻俄罗斯》《澳门雨》等多部。并多次获全国及省、市文学奖，作品译成多国文字。
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
作者: 黄子平
「起床啦！起床起床！」
那些年每日里天蒙蒙亮，听到的第一声吆喝就是这「起床起床」。其实并没有所谓「床」，苗村黎寨，男女各占一个大谷仓，一溜稻草铺地的大统铺，阔气点的最多垫块塑料布隔隔溼气。兵团建制，明明是个种橡胶的农场生产队，却叫做某师某团某连。连长姓康，脸上有疤，显得有点凶狠，却是个耿直寡言的四川汉子。众人平日尊称连长，意见大发时便当面背后直接唤他「康疤」，他也不恼。那些年在海南和湛江聚数十万「兵团战士」，天天斫林劈山，只因林副统帅有「光辉题词」，合辙押韵：「大力发展橡胶，满足全国人民需要」。其实那是十一二年前，大饥荒年代，不知为何除了最高领袖，领导人刘林周董直至文人郭老，一个个轮流到当时的农垦系统视察。来过都有题词，却都遮掩了不提，独尊副帅一人书法，每日里以此督促众人荷锄上山，挥刀破坏热带雨林。这橡胶非同小可，说是「战略物资」，帝修反封锁不卖给我们。如何封锁法？当时有个形象的换算，说是逼我们用二十吨大米换一吨橡胶。那年头大伙儿总也吃不饱，对大米有朴素的直观感受，二十吨大米如同古话说的「恒河沙数」，今人所谓「天文数字」，遂听得众人无名火起，发愤干活，起早摸黑大力发展没有怨言。那时也不敢细想，环球产橡胶的国家，巴西印尼马来西亚，不都是第三世界亲爱的朋友，何时给归到帝修反一堆儿去了。
于是就听沙哑的四川口令，还有口哨声尖锐入耳，条件反射，每日清晨从稻草铺上弹起，摸摸索索穿衣系鞋带。动作慢了，康疤的手电筒就扫将过来，众目就随那光柱而睽睽。四眼揉着眼睛起身，小声嘟囔：「半夜鸡叫」，被我一个肐膊肘堵了回去。「半夜鸡叫」典出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大意是说「地主周扒皮，为催长工起早干活，半夜爬入鸡窝学鸡叫，被长工小宝发现了。当周扒皮再次作祟时，长工们一拥而上，痛打偷鸡贼，周扒皮狼狈不堪」。这故事至今仍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曾改编为连环画和木偶动画片，影响了几代国人。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只能糊弄城里孩子，乡下人都知道这是瞎掰。老人都说，摸黑种地，能不糟塌庄稼？周扒皮时代，还没发明贼亮贼亮的汽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陶潜时代的鸡那才真叫神气，伪满州国的周扒皮非得钻到鸡窝里去叫，也太窝囊了点。四眼嘟嘟囔囔，把自己比做受地主剥削的僱工，幸亏没人听见，要不非挨斗不可。他引经据典，却错得离谱，引喻失伦。关键在于地主老财为何不用棍子直接把长工们赶起来，非要煞费周章，作这拟真的口技表演？闻鸡起舞，即使在「阶级斗争教材」中，也难于遮掩地主与僱工之间的某种「自然」关系。我听老辈讲那过去的事情，台上忆苦思甜，台下却忘乎所以，每每忆甜思苦。说起农忙季节，东家如何招待把式们，三餐有肉，白面烙饼「可劲儿揍」，令人神往而垂涎。农业社会里的阶级关系，与军事─工业国家时代不同，这远远超出了学生哥们的想像。
我有幸参加过一次黎寨的「批斗地主」大会。在海南岛八年多，没学会几句海南话。我的海南话只敢跟黎族人沟通，因为他们的海南话也是学来的。我很快就发现，我只需解决语音问题，而他们有语法词序方面的转换困难，且掌握的词汇比我要少得多。生活在热带的黎族百姓，其生产方式还是刀耕火种。部落里只有「奥雅」（头人），而没有农业文明中的所谓「地主」。把土改时的阶级划分硬套在黎寨绝对是个时代错误。在汉人工作队的主持下，黎家汉子鼓起勇气上台用海南话汉语批斗头人。指着奥雅的鼻子，汉子黧黑的脸涨得通红：「虏系分子！……虏斋无？……了！」（你是分子！你知道吗？完！）下了台，又意犹未尽，重新跑上台，指着奥雅的鼻子：「虏仲系分子！……虏斋无？……了！」（你还是分子！你知道吗？完！）这不是个语汇的问题，而是思维概念的问题。他只知道「分子」不是个好东西，至于更复杂的强加的概念，他无法表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回想自己，每日里熟练操弄许多概念术语，真的都明白了其中涵义么？我望着那汉子通红的脸渐渐恢复黧黑，心底暗生愧疚。
很多年以后，我读到捷克剧作家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书的开头举了一个蔬果商的例子，他是个谦恭、普通的人，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漠不关心；他机械地履行仪式，在法定的节假日，他用官方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装饰他的店铺橱窗；他完全不想知道标语的内容和他的店铺有什么关系，而他挂的那副标语的实际所指乃是：「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可不想惹麻烦」。哈维尔指出，在日常生活的仪式和语言活动中，普通人如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同谋。套用鲁迅的术语，「实存的社会主义」把全国人预先抛入了在「瞒和骗」中生活的不道德处境。一种共同犯罪的机制，一个预先鼓励撒谎并依赖其臣民的道德沦丧的国家机器。哈维尔的「在真实中生活」（同理，巴金的「讲真话」），并不是要探讨有关真实或真实性的形而上学，而是要中断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其理想臣民的这种询唤。
因为是开荒「大会战」，一众人马才需要住到这黎村苗寨。在六连的住地山脚有一棵高大的野生酸豆树，果夹里的酸豆熟透晒干，有话梅味，嚼之能生津止渴。全连中午「天天读」，树荫可覆盖一百余众。树下挂了一个废轮壳当钟使，起床、开工、集合，康疤敲得它当当响。大会战，工时极长，从天刚亮干到伸手不见五指，国际工人阶级奋斗多年赢得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方被不动声色地终止了。工作量极大，一爿五磅重的宽锄板，挖山一星期，能磨成小锅铲一般大。手攥锄把一整天，到吃晚饭时连饭碗都端不稳，女生们说，梳头，梳子掉地上检不起来。会战的日子，睡眠严重不足，早起最是艰难。平日的敲钟或吹号，把制度化的指令「符号化」了，令人浑然不觉。唯有这大统铺清晨的「起床啦！起床起床！」，从四川汉子口中发出，伴以尖锐哨声与手电筒光柱，以日常语言呈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指令，最能凸显我和我的农友们所处的主体位置。
「五七一工程纪要」
最喜欢的是全团开大会的日子，不光是能从重体力劳作中得到一天的歇息，更重要的是分散在各连队的同乡、同学、亲戚乃至男女朋友，得到一个短暂的见见面的机会。「会场」通常都是在团部附近，一片平坦的橡胶林，浓荫遮阳，清晨刚割过胶，白色的胶乳还在往瓷杯里滴，空气里闻得到新鲜胶乳味儿。摆几张桌子，挂一条横额，再牵几条电线，引往绑在橡胶树上的高音喇叭，一个会场就布置得了。但是1971年10月底的那个全团大会，一大早从连里出发，气氛就有点诡异。连排班骨干几天前办过学习班吹过风，貌似心中有鬼。平时集合往团部走，一路有言笑，有歌声，这回却一个个绷着脸。会场的横额也是语焉不详，只说是传达重要文件。多少年后我也还记得那个瞬间，聚集了两千人的一大片橡胶林寂静得邪乎，除了自己的呼吸，你彷彿还可以听见叶子掉在地面的声音。
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革命」死了，──「革命」自杀身亡。知识（「洞察一切」）和行为（「背后下毒手」）的强烈反差，揭示出拉康所说的那个命题，即「大他者并不存在」。他到底想要我们干什么，得了，他自己就蒙头转向。事件的所有细节和理由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关于一个历史时刻的宣告，在我看来，所谓「七十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其实九十年代的重要命题「告别革命」，恰恰是在此时此刻开始。其中最大的讽刺是：宣布皇帝没穿衣服的人，正是皇帝本人。
疑云重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于这一年年底作为「批判材料」发到了全国。史家唐德刚说这不过是「童子军帐篷笔记」，黄口小儿的白日梦呓，不足为训。于今读来却多么像一份争取金融投资的项目计划书：「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基本条件、时机……」，从头到尾你听到的是历史理性如此冷静的计算的声音。与此对照，倘若把1971年以后，所有颠三倒四的最新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么」等等）连接起来，直接就是一齣尤奈斯库式的荒诞剧的无聊台词。「反面教材」总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人们的教益很可能是全然正面的。四眼在「天天读」的时候，就对「变相劳改」之类的词语把玩不已，嘀嘀咕咕，认为「变相」这个定语根本多余。我那时觉得获益良多的，则是党史的另类叙述，多重版本的众声喧哗。
但这些都不能解释那个寂静得邪乎的瞬间，那个坍塌的心理瞬间。如果不是一个「共同犯罪」机制的霎那曝光，那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不是所谓「话语内爆」的时刻，那又是什麽呢？前几天还在大声背诵「光辉题词」的兵团战士们，就是此时此刻齐聚橡胶林两千余众的你和我啊！革命死了，杀死革命的，你我都有份。所以那根本不是所谓「信仰」崩溃的瞬间，而是──语言伦理失效、道德沦丧的时刻。
「笃卒」
杰仔说话有点结巴，在我旁边闷头挖山不止。几个月不见，他显得有点消瘦，剃光的脑袋青里透白。「看守所里的伙食不太好」，杰仔有点多余地解释说。他刚刚「笃卒」失败，被边防公安直接遣送回生产队。「笃卒」，动宾词组，粤语也，中国象棋里的卒子向前走一步，「笃」是手指往前推棋子的动作。笃卒过河，是当年流行的暗语，官方术语应该叫做「偷渡」。偷渡即叛逃，本是大罪，何以从轻发落，遣送原单位了事？杰仔就笑了，有点鄙夷我的跟不上形势。「看守所里挤满了笃卒的男男女女」，人满为患，一批批押了进来，先来的只好赶紧遣送腾位子。那年头，珠江里练游泳的青年特别多，主要练长距离，当然速度也很要紧。传说每年横渡珠江比赛的前十名，清一色是上山下乡知青。
1972年，尼克松访华。康疤传达上头指示的时候说，美帝头子要来北京，主席说了，这回来了先不杀他，扣他几板乒乓再说。从此国门渐开，有出去的，也有进来的。当年乍着胆子，最早从罗湖返乡下探亲的，当然不是如今位居政协的红顶富豪，而是市井底层的打工仔。一家老小，身上全都穿了好几件衣服，鼓鼓囊囊过关，肩挑手提都是些日常「手信」（礼物）。中产者尾随其后，手信也升级为「三转一响」（手表、单车、衣车和收音机）。有港澳关系的人不再被视为「特嫌」，而是被称为家有「南风窗」。那些年正是「四小龙」经济腾飞，映照内地一穷二白依然未见「最新最美的图画」，国人惊觉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水深火热」，不在别处，就在此地。于是乎珠江弄潮，在大风大浪里成长，人数日增。其实「笃卒」很危险，淹死的，被鲨鱼吃掉的，不少。十四连的江仔，聪明好学，眉清目秀，开始学写诗，立志当文学青年。那一年回广州探亲，有人见他在珠江练泳，晒得全身黑泥鳅似的，后来就人间蒸发，再无音讯。大伙儿都叹息，英年早夭，奈何苛政猛于鲨乎。
那一年我这个客家人开始学说粤语。倒不是心怀「笃卒」之志，先打好语言基础。同屋的广州知青小茅，记性极好且颇有说书口才，返穗探亲识得有「南风窗」背景者，居然将金庸梁羽生古龙说部，一本一本的看过，回场后一本一本的开讲。新派武侠小说正是在此时流入内地，解了样板戏观众读者无书可读之渴。多年以后我在香港谋得教职，斗胆能用粤语授文学批评，不能不感激当年农友的孤灯如豆的连牀夜话。
方言在现代中国史上，一向处境暧昧。胡适之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说中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两大关键：国家语言和文学教化。方言在这现代化要求的压力之下，难免有地方主义、分裂主义之嫌。虽说四十年代有短暂的一段时期，以大众化为旗帜，用陕北方言表演的秧歌剧时兴过一阵子。共和国了，当然是「汉语规范化」占了上风，这规范化的语音方面，自是以北京地区为标准。倒是港英当局，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百年没把香港当正经殖民地经营，除了公务员英文，放任市民照操粤语方言如仪。此时藉着经济优势，所谓「语言价位」，于是七十年代起，由南风窗透入，粤语北进，势头不小，国家语言闪开了一条缝隙。多少年了，如今连敦煌戈壁滩上的饭店，也标榜有日日空运的「生猛海鲜」，吃完了不叫「结帐」而叫「埋（买）单」。反而证明了国家语言的收编容纳能力，大有进展。
引文成篇
本雅明曾设想写一本全部用引文构成的书。这一构想其实有人小规模地实现过。我以前的同事陈永明教授，就说他听过一次牧师的布道，讲辞全部由《圣经》新约旧约的金句组成，没有一句他自己的话，却讲得分外精彩。陈村写过一个小小的短篇，题目叫做《我的前半生》，内文全部用我们这一代人唱过的歌的歌词连缀而成，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中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这个女人不寻常刁德一有什么鬼花样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酒干哪淌卖无酒干哪淌卖无……从题目到内文，文章一大抄，陈村说，难就难在组织拼贴的功夫。
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方式。我说故我在。如今，当我竭力忆起七十年代的日常语言，悲哀地直面它的贫乏和苍白，琐碎与枯燥。难道这就是我消逝在热带雨林的青春岁月？我想起鲁迅关于记忆的一个比喻：血水中闪烁的鳞片……
2008.8.7
作者简介：黄子平，广东梅县人，现于香港某高校任教。
1970：末代回忆
作者: 蔡翔
1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1976年10月的一个下午，调休，约了同事出门。天气很好，阳光穿过满街的梧桐树，一地斑驳的金黄。风暖，花未凋零，倒也少了几分萧瑟的味道。 1976年的上海，白天也很安静，行人不多，车也少。有一种公交车，那时叫“长龙”，车身长长的，像是两节车厢拼接而成，每隔几分钟，就有这样的“长龙” 开过，里面倒也不算太挤。自行车照例是多的，偶尔会揿几下铃声。
那一年，我从农村回到城市已有两年，在一家工厂做工。我做工的厂子是一家铸造厂，上海人一般叫做“翻砂厂”。工厂很小，几百人，1958年“大跃进”，上海的一些三轮车工人转行，白手起家，所以厂房、设备都很简陋。在上海，像这样规模的厂子很多，还有比这更小的，躲在里弄的一些民居里。在当时，这些工厂大都属于“大集体”，它们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区别在于：一是家属没有“半劳保”，而“全民”厂的职工的家属看病是可以在厂里报销一半费用的；二是当时“全民”厂的职工每月除了工资，还有5元钱的奖金，我们也没有，只有36元工资，那时叫“赤膊工资”。所以，这类工厂的青年，尤其是男的，找对象也都有点困难。当然，还有比这更差的，就是所谓的“小集体”了，一般也被叫作“里弄生产组”。
转过一个街口，看见有几个人在路边刷标语，司空见惯的事情，都没有留意。有一人眼尖，说不对啊，就都凑了过去。这一看，就吓了一跳，墙上大字刷着： “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个人的名字上，照例打上了××。我们面面相觑，说是反动标语吧，刷标语的人一幅泰然的样子；说不是吧……大家学着电影里的台词说了一句：变天了。
现在想起来，工人的消息还是蛮闭塞的，大事小事都要等着报纸公开宣布。也是在那天晚上，我们才听到“四人帮”这个说法，后来还知道了“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
第二天上班，厂子里就有了议论，然后照例是集中学习，听文件传达，谈感想。感想是五花八门，但也都是些上得了台面的话。私下里我很想找人聊聊，但也都是些泛泛之谈。一般都知道会有些变化，但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谁也不晓得了。
我从农村回来以后，反而觉得城市很封闭。做知青的时候，有白天没黑夜的扯淡。谈些国际形势，说些国家大事，想着办法找书，然后讨论，人好像都是这样，没希望的时候，反而觉得希望很多。进了工厂，八小时上班，下班回家，好友都还在农村，也没地方可去，有书读的时候还好，没书读，就早早地睡觉。我后来发现，这个厂子里的工人，和我都差不多，所以，恋爱的风气很盛行，一对一对的，吃饭结伴，干活相帮着，也就是些男女搭配的光景。
1976年的上海，已经很生活化了，政治很近，但又很遥远。老人们想着在农村的孩子，年轻人想着恋爱和结婚。那时的工人，好像没有什么消费习惯，长了两只手，就是用来干活的。自行车坏了，下了班就在厂里修，厂子里都是些现成的材料。回到家，有个什么活，顺手就都干了，都是在工厂里学的手艺。在厂里，木工和油漆工是最受欢迎的，当然，还有电工。早早都拢上了关系，想着结婚的时候，给打套家具，铺个电线什么的。我后来结婚，家具是自己打的，房间也都是工友们相帮着刷的。都是现成的工匠，喊一声，就都来了。
1966年，十年以前，上海不是这样。人都涌到了街上，一堆一堆。有演讲和听演讲的，有撒传单和读传单的，也有单个或结着伙在那儿辩论的。工厂也和学校一样，有着林林总总的组织，工人不是参加这个组织，就是参加那个组织，回到家，说起来的，都是政治。工人有组织的时候，就成了工人阶级；没有组织的时候，就变成了做工的人。我1974年回到上海，在厂子里，遇见的就是这样一些“做工的人”，也就是“工人”。这个时候，社会趋于安定，组织是早就解散了，工会也就发个电影票、自行车票什么的。厂子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也都是些原来的干部。有些大厂，还象征性地保留了几个“造反派”，像我们这类小厂，早早地就将这些“造反派”给开掉了。厂子里有个人，“文革”早期，是公司的造反司令，后来做过几天“革委会”领导。但是在我进厂前，就回到工厂，做起了搬运工。不过，工人对这些“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好感。一则这些人大都没有什么根基，尤其技术不行；另外他们有了权，胡来者有之，腐化堕落者亦有之。像那个 “造反”搬运工，听说就是犯了什么“生活错误”。所以，“文革”十年，基本没有制度创新，尽管搞出了许多新名词。党支部还是在的，支部书记就兼了革委会主任；也有厂长，是革委会副主任；其余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就是原来的科室，只是换了个名称，人还是那些人。只是那些干部不像原来了，每天在办公室喝茶、抽烟、看报纸，很舒坦。工人说：“越斗越坏”。我一开始听不懂，后来想想，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工人和干部，感情越来越淡，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干部的道理越讲越大，工人没法参与，也不想参与，倒是留出了许多的个人空间，也多了许多个人的想法。记不清是1975还是1976年，批判邓小平，大字报出来，工人们捧着大茶杯，一边喝一边看，看到“物质刺激”，就喝彩，说好啊。不是工人远离了政治，而是那时候的政治赶走了工人。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有“工人”，但已经开始没有了“工人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