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1976年10月，我们厂里的工人表现得比较平静，甚至有点麻木。政治热情早早地耗尽了，而且，大家也不知道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包括自身的命运。
先知先觉者是有的，但好像不在我们厂子里。当然，后来还是慢慢地“知觉”了，那是另一种叙事的力量。我们都被编织进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叫“现代”，或者叫“个人”。
2 还是有一些变化
慢慢地，觉出了一些变化。
学习是肯定的，每周都有几个半天是班组学习，全厂大会也是必有的。厂子里的学习跟我们农村差不多，唠磕。只是城里条件好，每个人都早早地泡上一大杯子茶。茶杯是那种搪瓷的，上面印着厂名，每年都会发。茶叶也是发的，不贵，涩涩的，但是很过瘾。这些都是当时工厂的“福利”。开会总是先读报，或者念个什么文件。读报念文件的时候，就有人打瞌睡。我们班组的老师傅阿祥是个胖子，别人读报，他就打呼噜，被捅醒，就不好意思地笑，还说听见了，听见了。问他，有时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也是一绝。讨论的时候就热闹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听上去离题万里，仔细琢磨，倒也不算太离谱。谈得最多的，就是忠臣、奸臣了。 “四人帮”是奸臣，“老干部”就是朝廷的忠良。这时候，师傅们就来劲了，有说“岳飞传”的，也有讲“杨家将”的，说得高兴了，就有人唱，唱得都是跑调的老戏。
厂子里原来有个“理论小组”，一开始是为了批判邓小平，读的倒是马列经典。一帮小青年聚在一起，半懂不懂地读原著，渐渐地，也有了些理论名词。批判 “四人帮”的时候，这些理论原封不动地也被搬了过来。当然，后来这些“理论小组”都被统统解散了。有一小姑娘，长得美丽，也是小组成员。那个时候的女工，也是要好看的，工作帽要带得稍稍往后，帽檐下好露出刘海；工作裤一般都会重新裁减一下，裤腿窄窄的；工作皮鞋是那种翻毛的，鞋底倒是很厚；两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很好看。那个小姑娘，上班的时候也是这番打扮，围着的男工自然很多。后来学理论了，小姑娘的口袋里就多了一本《反杜林论》，说些很深奥的名词，男工们就很敬畏。小姑娘还喜欢替妇女说话，用现在的概念，就是很“女权”的了。这小姑娘那时很崇拜江青，大概觉得江青有点女界先进的样子。后来就有点灰头土脸了，《反杜林论》是不见了，有人逗她，说你现在还崇拜江青吗？小姑娘就急，说你不要瞎讲八讲。
后来，形势稳定了，这类班组学习也渐渐少了，再后来，就没有了。一上班，大家就在车间里劳动，没有了热闹，也少了许多的议论。
再一个变化，就是干部了。原来厂子里有规定，每周四下午，是干部劳动日。这一天，干部们就穿好工作服，到车间来“劳动”了。这些干部有些原来也是工人，但是办公室坐久了，就有点生涩，干起活来笨手笨脚，工人就在边上戏谑，多出了许多余兴节目，干部也不生气，起码脸上是要笑的。所以，每逢这一天，车间里总是其乐融融的样子。慢慢地，干部不来了，有事到车间，公事公办，脸上都很威严。
实际上，“文革”的时候，上海的工厂管理还是蛮严的。“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促”的方式很政治。比方说，那时候流行“义务劳动”，到了1976 年10月以后，慢慢就取消了，这一点，很多人还是很高兴的。再比方说，厂里原来有保卫组，说是抓阶级斗争，但主要抓生活作风，保卫组长姓张，在生活作风里，最喜欢抓未婚先孕，当然，这一条后来也没有了。张姓组长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就下放到车间，做了普通工人。
我们那时候的厂长姓孙，基本上每天都泡在车间里，人很和气，工作衣脏兮兮的，也不洗，倒不是要表示什么，是真忙。厂长对工人，尤其是对有技术的工人特别尊重，生产上有什么问题，总是要和师傅们商量。师傅们也喜欢他，说孙厂长人好，懂技术。不过师傅们也说，解放前的厂长可不是这样，肚子里都是洋墨水，西装笔挺，尖头皮鞋锃亮，看见工人是不爱答理的。现在想起来，我们厂长应该是“鞍钢宪法”的产物了，也算是改造过的技术干部。不过，说是厂长，好像没有什么权，想求他办个事，比如说换个工种什么的，递多少烟上去，也不管用。打倒“四人帮”，孙厂长更忙了，但还是没有什么权。
有权的是我们书记，姓王，人很威严，没见他笑过，蓝的卡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一丝不苟，皮鞋是方头的，但也锃亮。老工人对他倒蛮尊重，说书记威严像个领导。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比方像我。有一次，我任务完成了，躲在一边睡觉。书记下车间视察，我也木知木觉。工友们就吓唬我，说领导瞪了你一眼，我说我正在做梦呢。我后来学习“鞍钢宪法”，联系实际，觉得厂长是被管好了，但管厂长的书记好像还不如被管的厂长，蛮官僚的。我想，大概书记没人管，说是有个 “职代会”，但也形同虚设。过了好几年，说是要厂长负责制了，老厂长退休了，新厂长来了，新厂长没人管，也变成了官僚，把厂子卖了，也没人管他，那是更厉害了。当然，这是后话。
渐渐地，说是要整顿了。过去，厂里经常要搞个什么文艺活动，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公司汇演，诗朗诵、三句半、对口词，我都写过，也就是些“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之类。不过，那时候，小青年都蛮喜欢的，有点现在的卡拉OK的意思，老工人也喜欢，说热闹，厂子里有活气。后来就没有了。再以前，我们活干完了，就早早地洗澡，然后焕然一新地坐在食堂里，吃两个肉包子，抽烟说话，等下班的铃声。现在也不行了，澡堂门被锁了起来，这一点，大家意见很大，但这个时候，不作兴贴大字报了。
老工人最想不通的是，“四人帮”打倒了，邓小平出来了，可“物质”还没有“刺激”，就问领导，什么时候发奖金，领导就烦，说现在工人的政治觉悟是越来越低了。所以，感觉不太像知识分子总结的那样“群情振奋”，倒是有点乱哄哄的样子。
不过，变化还是有的，变化最大的，是消息多了，而且都是好消息。有说“大集体”要改成“全民”厂了――后来证明是胡说，证据是“全民”、“集体”基本都倒闭了；也有的说，要涨工资了，还要发奖金。这倒是对的，后来工资涨了，奖金也发了，但没有维持几年。最好的消息是在乡下的知青可以回城了，这是真的，所以大家都高兴。那年头，家家都有人在农村，所以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要变了。
3 开始诉苦了
后来马路上就热闹了，又是一堆一堆的人，说些消息，交流些看法，大字报也出来了。
那时候，我休息天就跑到淮海路，淮海路有一个地方专门贴大字报，居然还有小说。我这个年龄的人，好像都有读小说的习惯。回到上海，《朝霞》是每期必买的，读里面的小说，也读一个叫“任犊”的人写的文章，《走出“彼得堡》，名字就很响亮，文章也做得雄伟。当然，后来这个名字没人招领。
发现了大字报上居然有小说，就多了几分稀奇，每次去，就细细地在那儿傻看。小说都是些“文革”故事，可是和《朝霞》就完全不一样了。故事的内容都差不多，基本上是说有一家好人家，家里有钱，但都是善良百姓。“文革”开始了，造反派先是来抄家，抄去了好多金条，然后是开批斗会，家里大人就戴着高帽子游街，想不通啊，有一天晚上，肯定是风雨大作，夫妻双双上吊自杀，留下了一对姐弟。故事这就到了高潮，记得那天看到这里，天就将黑了，许多的人都将头凑得近近的。女儿好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人长得漂亮，还文静，弱不禁风的样子。孤女无依无靠，怎么办，这时就来了个造反派，见了女孩眼睛放光，先是引诱，引诱不成就威逼，威逼不成，在一个也是风雨大作的晚上，就把小姐奸污了。小姐要自杀啊，但想想还有个小弟弟，上告吧，造反派早准备好了，反诬她腐蚀革命战士。女孩没办法了呀，只好哑巴吞黄连。没想到这就怀上了，小姑娘不懂啊，只好去找造反派。造反派当然不认帐，说姑娘是女流氓，还给造反派脸上抹黑。于是又开批斗会，又是游街。折腾下来，姑娘流产了，人也疯了，净赤着身子在淮海路上乱跑，那个小弟弟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读到这里，故事就很不情愿地结束了。看的人眼泪汪汪，有说“罪过罪过”的，也有说“作孽作孽”的。小说是通俗小说，还带点色情，和我们在农村讲的手抄本故事差不多一路格局，但效果却不一样。所以后来读到《文汇报》上的《伤痕》，觉得虽然精致了许多，但也没有太大的震撼。
“诉苦”本来就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所以“拨乱反正”，也没有太多的形式创新。后来有了地下刊物，都是手刻油印本，字体多为仿宋，也有新魏。有的刊物，纸张五颜六色，估计也是那些人从各自的单位里偷出来的。这都是当年红卫兵办小报的手法啊。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套用一句著名的学者语录：“没有文革，那来八十年代”。
“文革”的时候，流行过“忆苦思甜”。蒸一笼窝窝头，不知道是些什么材料，难吃得很。吃的时候，要默念老一辈的苦难，想想新社会的幸福。但是效果甚微。“文革”中的掌权者，政治智慧都极差。“诉苦”就不一样了，“诉苦”有一种面向未来改变现在的心理期待。而且，那时的“诉苦”有个前提，就是“过去” 都是“好日子”。比较麻烦的是，这个“过去”怎么定义。一般来说，在当时，定在“文革”前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十七年”还能勉强算是“过去的好日子”。后来这个时间慢慢地也是悄悄地往前移，先是挪到1957年以前，代表是“反思”文学，惹了点麻烦，后来“文学性”了一下，得奖率就很高了。再往后就到了 1930年代，大家一窝蜂地说些“风花雪月”，代表是上海，就像背自个儿的家谱一样，尽管他们眼睛一睁开，看见的就是五星红旗，但好像也没有妨碍他们怀旧。
我们厂的工人后来未必都读过《伤痕》，但淮海路上的大字报却不胫而走，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厂里的转述。那时，社会上很流行这类“诉苦”。干部讲自己的下台上台，知识分子讲自己的被歧视，资本家讲自己的金条统统被抄走了，我们就讲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然，干部不会说自己曾经也很官僚，资本家不会说他们的金条是剥削来的，我们也不会说，农民比我们更苦。我们在诉苦的时候，可能也在回避一些东西，回避的是什么，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人去探究。我不是要指责“诉苦”，“文革”伤害了很多人，“社会主义”也伤害了很多人，这个苦当然要诉，把苦诉出来，极左政治就没有了合法性，这就是革命的教训，教训需要总结，不总结不行。可是，在个人的“诉苦”背后，同样也有阶层或阶级的利益。工人也有苦啊，工资普遍不高，家里人口多，“文革”十年，工资不涨，房子不分，老少三代夫妻共居一室，不算少。不过，工人不好意思诉这个苦，比起人家妻离子散的故事，这一点苦还真不算什么。所以，那时候，工人基本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后来，工人也有苦了，想诉的时候，这个社会又不流行“诉苦”了，说要一切向前看，看得最远的，当然是知识分子。
说起来，中国的下层民众，包括我们厂子里的师傅，是最有同情心的。听别人的“诉苦”，总是很容易走进那些“故事”里面去，跟着一起悲欢哀乐。慢慢地，工人也诉苦了。胖子阿祥最喜欢说他在解放前蹬三轮的故事。阿祥说蹬三轮好啊，自在，有米的时候，遛遛鸟，听听评弹，没米了，出去踏踏三轮，回来割一斤肉，买三斤米，又能混几天，哪像现在，天天拘在厂子里。我们就逗他，那你老婆怎么说当年老是揭不开锅，还说你老被流氓欺负。阿祥眼睛翻翻，有点发呆。我们又问他，你老实说解放前好还是解放后好。阿祥理直气壮地说：“当然解放后好，解放后有劳保，也没有流氓”。我们继续逗他说：“既然你说解放后好为什么还要说解放前好”。胖子阿祥的眼睛就翻大了，说实话，我们自己也被绕糊涂了。
我想，当年工人的位置是很尴尬的，他们的命运和一段历史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当这段历史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抹掉后，他们自己的“故事”也就没有了合法性。而且，慢慢地，别人的故事变成了自己的故事。所以，到了后来，许多人看《骆驼祥子》，记住的往往是虎妞，忘记的是祥子。而且，在潜意识里，他们还得陪极左政治一起认错，认错的对象据说叫“普世价值”。当然，在这个“普世价值”里面，是否还有他们的位置，这一点可以存疑。后来喧嚣一时的“去中国化”，背后实则就是去历史化，去革命化，彼此心照不宣。可是，认了三十年的错，即使不同意，好像也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极左政治欠下的债，现在由极右政治来还，这就是目前中国知识界的现状。
我的师傅们肯定不同意我的说法，的确，在当年的“诉苦”运动中，我们谁不是满怀希望？“诉苦”不是发泄，是有未来的政治远景的。师傅们在别人的“故事”中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很渺小，但实在。工资涨一点，奖金发一点，在农村的孩子早点回来，房子最好再分一点，孩子大了，要结婚。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现代”的光明的故事结尾上。
4 社会上的变化越来越大
在我的个人感觉中，1976年以后的生活渐渐变得热闹起来。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个个闲得发慌，我也开始重新回到我的知青圈子。如果能把当时个人之间的闲聊记录下来，将会真实地再现一段历史，可惜，谁也不会自觉地对历史负责。在我的记忆里，聊天的内容是极其驳杂的，国际国内，无所不包。影响深刻的是，西方，当然包括美国，渐渐替代了越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在谈到西方的时候，也渐渐有了一种想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想像并不是来自思想或知识，而是某些具体的“物”。
有这样一件小事。某天，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闲聊，朋友的邻居（也是知青）进来，先是发了一圈“三五”牌香烟，我们抽了嫌呛，但不敢说，那是邻居的海外亲戚带来的。邻居又神秘兮兮地说，海外亲戚走的时候，留下了几听罐头，说罢，就回去拿了一听。上面都是洋文，不认识。罐头我们见过，上海梅林厂生产的午餐肉，但不像。顶端有个小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们找来小刀，像开午餐肉罐头那样，把盖子切开。里面是褐色的液体，一人问，能喝吗？邻居答，能喝。就一人一口。有说，咳嗽药水，也有说，中药。只是对那铝合金的小罐赞不绝口，说瞧人家造的，精致。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东西叫“可口可乐”。
慢慢地，洋酒进来了，“索尼”电视进来了，“雀巢”咖啡也进来了。说起“雀巢”，那时很受欢迎，欢迎的不是咖啡，是瓶子。用这瓶子装水，怎么颠，也不会撒出一星半点。有人用它喝茶，也是那时的时尚。后来，就没人用搪瓷茶缸了，领导在台上讲话，也都捧着“雀巢”。那时结婚，开始流行装饰柜――上海人叫 “玻璃橱”，柜子里放些洋酒瓶、“雀巢”咖啡罐。过去，家里有海外关系，都不敢说，现在就是“身份”了。没有海外亲戚的，就托人要几个空的瓶瓶罐罐，放在柜里，洋文的商标朝外，也很好看。
晚清的时候，中国和西方遭遇，看见的是“船坚炮利”；1970年代的末期，则是“雀巢”和“可口可乐”。“物”带来的是一种想像，而在这一想像中， “物”也被严格地身份化，甚至层级化。就好像我们不会喜欢“三五”和“可口可乐”的味道，但肯定觉得它们比“大前门”和厂子里发的“盐汽水”高级。在“船坚炮利”的震撼背后，是“天下”；在“雀巢”和“可口可乐”的惊叹后面，则是“个人”。
再后来，就有了“三洋牌“的录音机，有双喇叭，也有四喇叭的。我个人意见，录音机的历史意义要超过电视。电视里的节目还是有国家管的，录音带却通过各种渠道浩浩荡荡地流了进来。最早听到邓丽君也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不像后来，小青年可以拎着“四喇叭”，里面大声放着邓丽君，招摇过市。一开始还不行，还是“靡靡之音”，得在家里偷偷地听。那时就听迷了，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邓丽君。我曾经和人说，一个邓丽君，就终结了“东方红”，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话有点糙，意思放在那儿。也有人批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充满“杀伐之音”，这话对，也不全对，哪个国家的文化没有“杀伐之音”？好莱坞的“杀伐之音” 不见得就比我们的弱。问题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都过于刚性。严肃，但少活泼；紧张有余，轻松不够。说起轻松，丁玲1950年发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实则正是对一些读者给《文艺报》的来信的答复。当时的读者意见就认为所谓的“工农兵文艺”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而且太紧张，即使工人也不喜欢看，甚至认为“这些书只是前进分子的享乐品”。他们需要“看点轻松的书”，“喜欢巴金的书，喜欢冯玉奇的书，喜欢张恨水的书，喜欢‘刀光剑影’的连环画”，等等。到了1980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里面当然有政治的因素，却也没必要把所有的帐都算到政治头上。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这里，“新文化”的传统过于强大，以至于造成对通俗（“庸俗”）的粗暴排斥。即使“垃圾”，也是要生产一点，社会上，各色人都有。何况，我也不相信一个人高雅到整天看《红楼梦》，对“通俗”文化就没一点兴趣。“高雅”和“通俗”，各归各的评价系统，最好。
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邓丽君的热爱，并不会就此认定邓丽君比“东方红”（音乐史诗剧）更艺术。但是，许多人对邓丽君的确百听不厌，这又怎么解释？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理论，“可口可乐”和“邓丽君”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奇的领域，还多少带有一种“犯禁”的快感。如果要研究1980年代，不能不谈 “快感”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有点近似齐泽克所谓的“快感大转移”。这一“快感”也正是被社会主义过于（甚至禁欲的）刚性的制度和文化所生产出来的。如果说，“文革”早期曾给许多人带来一种“犯禁”的快感，1970年代末期的邓丽君，只是重复了这一“快感”而已。后来，李谷一的“气声”唱法因《乡恋》的被禁／解禁，又一次地再现了这一“快感”的生产过程。但问题好像也没有这么简单，固然，在所有艺术争论的背后，都有意识形态的积极参与，而最终，邓丽君也被迅速地符号化。可是，我们又为何也认可并加剧这一符号化的过程？毫无疑问的是，邓丽君提供的是一种个人生活的幻觉。我们那时太想有一种轻松的、自由的、闲暇的、富裕的甚至多愁善感的个人生活，并且积极地妄想着从公共政治的控制中逃离。这并无不当之处。但谁也没有考虑这个“个人”到底是什么，它后来又凭什么组织了1980年代的“宏大叙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1980年代的“回乡客”。1970年代末期，有不少香港人回上海探亲，后来，台湾也有人回来了。这些港台的“回乡客”中，有许多是极普通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社会下层，我们叫“做工”，他们叫“打工”，差不多的意思。他们带来电子表和游戏机，也带来一包一包色彩鲜艳的旧衣衫。我就有这样的海外亲戚。上海人过去爱嘲笑“乡下人”，后来不怎么嘲笑了，可能那时候，在香港人或台湾人面前，上海人也变成了乡下人。他们对那些精致的洋玩意啧啧称羡，穿上贴着外国商标的旧衣服招摇过市，津津有味反反复复地听着那些香港或者台湾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海外亲戚从来不谈他们的艰辛和压力，甚至窘迫和潦倒。只是炫耀自己身上手上的金项链和金戒指，当然，还有自由。黄金生产出一种富裕的幻觉，也反衬出人民币的贫寒。这些故事四处流传。
大概在这个时候，工人才真正开始不满，这种不满完全来自同一阶层内部的比较。人们开始憧憬另一种生活，不安于斯。许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受到了压抑，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在另一个自由的星空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财致富。的确，1980年代的幻觉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在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都开始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的被压抑者，甚至被剥夺者。数年之后，我几次回厂，工人和工厂已经没有了什么感情。他们津津乐道社会上的发财故事，疯疯颠颠地买这卖那。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折腾了半天，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人跻身上流社会。再后来，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业了，这时候，工人才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原来和工厂紧密地纠葛在一起。
5 考大学去
1977年10月，也是一个下午。工友沈找到我，很激动地问我有没有看过今天的《文汇报》。我说没有，反问他是否说要涨工资了。工友沈批评我目光短浅，然后宣布说可以考大学了。工友沈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可是他却发现我反映平淡。工友沈并没有气馁，只是一个劲地怂恿我，他说已经动员了好几个人，人多热闹，考不上也不丢脸。我说你疯了，咱们69届初中毕业生，拿什么去考，还是批判“四人帮”吧。最终我还是被工友沈说服了，我心里也是有一个大学梦的。
既然要去考试，就得复习，一说到复习，就懵了，无从下手啊，那时候，我哪知道该复习什么，又哪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参考书？不像现在，教辅书养活了多少人，那时可没有。不考大学，谁要教辅书。想起一个同学，他姐姐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在我们那儿，是个淑女典范。就急急地跑去，大学的教材是看不懂的，倒是找出一大摞中学课本，说就这些了。回到家，正襟危坐，一杯茶，一支烟，把课本打开一看，天书啊。
闷了半天，去找中学老师。老师听说我要去考大学，不能说不支持啊，只是惋叹，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我们早就听说了，也猜着了，八月份就内部办了辅导班，都是我们自个儿的子女亲属。我傻乎乎地问，现在学还来得及吗？老师说，早就结束了。我想，完了，收工吧。老师就安慰我，说这里还有点复习题，我们自己拟的，你拿去看看吧。灰溜溜地出来，感觉还没跑，就被人家拉下了一大截。到同学家，长吁短叹，同学和他的女朋友都劝我，说：别灰心，说不定瞎猫逮个死耗子。我后来感觉我这一生，还真是只瞎猫，糊里糊涂就逮了几只死耗子，说个人努力，有一点，可大半还是命运所赐啊。所以我一直感谢我的命运。那时没有什么复印机，我那个同学和他的女朋友就帮我手抄。所以，我考大学有很多别人的鼓励和帮助。
后来就去考试了，在郊县的一个中学，大清早地坐公交赶去，迷迷糊糊地进了考场。语文考卷里要修改四道病句，语法是不懂的，但句子有病看得出来，十年 “文革”，闲书读得蛮多，而且都是名著，在“文革”前，想都不敢想，还有一篇作文，好像是写一个什么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模范人物，就想到厂子里的师傅，跟师傅混了那么久，动动笔就编了一大篇。历史好像没问题，正史野史看了一大堆，洋洋洒洒地就把纸给填满了，还自作聪明地写了不少自己的读史心得。还有地理，我复习的时候，到工会借蜡纸钢板，自己刻了空白的中国地图，然后油印了一大叠，这些手艺都是在“文革”中练的，没事的时候，看着地图像个大公鸡，就在公鸡身上填空，这一招，还真帮了我。政治除了些套话，也有些就是我们日常夸夸其谈的问题。考数学真懵了，第一道四则运算，小学学过，第二道说某公社养了多少头猪什么的，前半部分是计算，后半部分说什么百分比，前半部分算出来了，后半部分实在搞不清楚。再往后，就是几元几次方程，复习的时候都看过，此刻全忘得一干二净，算了算，一道半题，8分，临阵擦枪，即不快，也不亮。出了考场，几个工友的心情都不好，我本来不存太大希望，也没什么，只是觉得结束了，轻松了，就提议去喝酒。
这事就算过去了，录取通知来了，没我，也没我们厂子里其他人，很正常。日子还是一样地过。过了很久，通知又来了，扩招，有我，上海师范学院――现在叫上海师范大学了――却是大专。别人都很羡慕，我却有点犹豫，只是不想做教师，在农村那会儿，老乡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觉得再真理不过。我有个邻居，四川人，老大学生了，跑来语重心长地劝我，说小蔡啊，要搞四个现代化了，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啊。我说有你就行了。工友们也劝我去，但理由不一样，说赣大啊，想做工人，什么时候不能做，将来工人就是最底层的了，这几年去玩玩也好。我一下子茅塞顿开，提着箱子就去报到了。
第一次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书，看见管理员，就恭恭敬敬地问，师傅，借书手续怎么办？管理员看了看我，说，同学，现在是大学生了，不能叫师傅，要叫老师。心里格顿了一下，突然明白，世道真的变了。
那一刻，直到现在，也到永远，我是那么庆幸，也感到那么侥幸，磕磕碰碰地总算爬上了这辆开向四个现代化的春天的列车。
6 几句多余的话
三十年过去了，社会发展得很快，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东西，现在都有了。房子大了，电器也很多，“可口可乐”是早就不爱喝了，邓丽君有时候还在听。我坐在现代化的列车上，一站，又一站。多多少少也分得了些好处。只是，我那个厂子倒闭了，工人失业了。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车子驶过一个陈旧的工人住宅区，我在那里住了半辈子，现在也还住着我许多的工友。司机说，我就住在那里，借的房，司机是崇明人。我问，还好吗？司机说，还好，就是下岗工人太多了，他们也不出去找工作，整天打麻将，水、电、煤气都是偷的，也没人交物业费。我看了看司机，司机还蛮年轻，我想，他没在厂子里呆过。
工友们都失业了，拿着低保，曾经都出去找过工作，但又都回来了。有的，就在家里的水表、电表和煤气表上动了点手脚，表走得很慢，钱省了不少。他们说，交不起啊，物价涨得太快，这点钱不够用。又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真正不要脸了。说他们生活得很凄惨，也不尽然，看怎么过，女工都是很会过日子的，一口家常饭总还是有的吃。都早早地盼着快老，可以拿国家的退休工资。现在，许多人到了年龄，拿到退休工资了，日子也比以前好过一点，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给的。
社会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不小，这些代价里面，包括一个阶级的尊严。也许，这就是宿命。但是想到我那些工友，总还是心有不甘。
很多次，我在梦里，梦见我还在厂子里做工，也梦见工厂倒闭了，我也失业了。体弱多病，穷困潦倒，也偷水、偷电、偷煤气……。这时候，就惊醒了，一身冷汗，一阵一阵地后怕。当然，更多的，是庆幸。很自私。
2008年8月，上海
蔡翔 1953年12月生于上海，1970年下乡，1974年回城做工，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文学》杂志社执行副主编，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兼及散文随笔写作。已出版主要著作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神圣回忆》、《回答今天》、《何谓文学本身》等十余种。
诗样年华
作者: 徐浩渊
1993年，我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忽然在邮箱里发现好友周倜从北京寄来的书《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作者杨健。我1981年出国留学，不清楚此后国内的变化，于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去读，结果大失所望。书中的许多事件和人物都是我亲身经历和熟知的，作为“纪实报告”，却有大量的内容不属实。我气愤地问周倜：“杨健是什么人？怎么敢乱写？”她的回答，成了让我今天不得不坐下来写这篇东西的主要原因：“活该！谁叫你们自己不写呢。人家能把你们当年那点事儿写下来就不错啦！”是啊，自己没时间写，就别怪热心人的误传和杜撰。为了给后人留下点真实，先写几件小事吧。
我想，被现在人称作“白洋淀诗派”一事，是误传。因为在1971-1972年的北京地下诗歌的鼎盛期，我仅仅见过一位来自白洋淀插队的人写的诗，他是根子（岳重）。现在自称多多的人，当年学名栗丗征，乳名“毛头”，他倒是来自白洋淀。我刚刚在网上找到了他写的一篇被无数人引用的文章《被埋葬的中国诗人》，才明白那些误传文字的出处。该文中有太多不实之词。因为害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我与当年一起玩耍的朋友们再三核实，大家都说那时候从来没见过毛头有诗。我也不认为他与诗有何干系，当然更不会向他讨诗来看。
1971年1月，我见到依群的第一首诗，是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而写的，是一首永远的“未完成”之作。仅仅写了开篇，所显示的悲壮之美，足以打动所有爱诗的人们，也足以使作者不敢再往下写。依群本不是那种善于为历史大事件抒发豪情的人。此后，他因堕入情网而留下的诗作都很完整。依群的诗真挚、清丽，饱含痛楚。至今我还珍藏着37前他的手稿。他喜欢使用变色铅笔，字迹已经从蓝色变成了淡淡的藕合色。他写道：
你好，哀愁
窗户睁大金色的瞳仁
你好，哀愁
又在那里把我守候
你好，哀愁
就这样，平淡而长久
你好，哀愁
可是你多像她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好，哀愁。
另外，我要在此更正杨健书中对依群诗句的误传：“奴隶的枪声嵌进仇恨的子弹” 应作“奴隶的枪声化作悲壮的音符”，巴黎公社的枪声对应着《国际歌》的音符。依群的诗中不会出现“仇恨”、“子弹”类的字眼，那不是他。
认识根子，好像是因为他男低音的歌喉。在1970-1971年回城的日子里，我们时不时聚在金伯宏、张小松、黄元家里听音乐唱歌。当时最好的男高音叫康健，最好的男低音是根子。我爱听根子“讲”电影。从他口中流出来的故事，声、色、动作俱全，真的在我眼前放映。记得他讲苏联电影《雁南飞》：“她穿着连衣裙的娇小身影，在轰鸣的坦克钢铁怪兽之间穿行，形成了一幅被电影史永远记录的画面……”说着，根子用两只手做了一个长方形框，喀嚓一声，我好像真的看到、听到了。文革后去看内部电影《雁南飞》，发现那个镜头远没有根子讲得那么好，这才想到，是他看了家里收藏的剧本编出来哄我的。
我一直觉得根子应该能写出最好的诗。因为诗歌是唯一能把绘画、音乐、文字融为一体的美丽神物。根子最擅长于此，怎么能没有诗呢？经过我无数次的询问催促，终于在1972年春天，根子来到我家，放下一摞纸就匆匆离去。他一改平日疏懒、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面色严肃中藏着腼腆，我迟疑了一下，才打开那摞纸。哈！是诗！是根子的诗！一下子就是8首。而且每一首都长得可怕。它们沉重、结实得让人喘不上气来。《笑的种类》、《白洋淀》、《深渊上的桥》、《三月与末日》….. 其中，《三月与末日》最震撼，《白洋淀》最唯美。然而每一首诗，都宣泄着少年的愤怒、绝望和成长的痛苦，以及对美的渴求。我赶紧拿给大家共享、抄录。至今，我最喜爱的这两首诗的底稿，和依群的那几首诗一起被我珍藏着，上面还有当年依群和根子涂改的痕迹。这些诗作原稿，是打倒四人帮后我第二次出狱，提审员张老头退还给我的“黑材料”。
那年代，无论我在哪儿，永远要被查抄，不知其他人送给我的诗作都散失到何处。鉄威的几十首诗、于小康的《月亮旁的一颗小星》、谭晓春的《昨日的我已不是我》、张寥寥的《我们的纪念碑》…… 坐在河南省监狱，我常常胡思乱想，假如有一天我还能活着出狱，一定是不同的世道了。我一定要为大家出一本诗集，就用寥寥那首《我们的纪念碑》作为书名，而且用他歪歪扭扭的童体做封面。这首诗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做过张寥寥的“小姨”。
那是1970年的严冬。听说张郎朗和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知道郞郎的父亲被关，家里一个孩子都不在，我去看望他们的母亲陈阿姨。陈阿姨说，小儿子寥寥被工宣队抓走了，她还同人家大吵一架。因为快要过年，通知家长去认领孩子。知道自己肯定领不出寥寥，老太太急得够呛。于是我穿了母亲的呢子大衣，戴上口罩和眼镜，到了工宣队关押人的地方，和工人师傅一起控诉“我那大姐（寥寥妈妈）的坏脾气”。工人师傅觉得我这“小姨”还通情达理，能把寥寥教育好，就把他交给我。我俩急匆匆走出胡同口，才敢笑出声来。寥寥快饿死了，赶紧给他买了两个糖火烧。只见他一下子都塞进嘴里，噎得眼泪都出来了，好心疼。送他回到家，不一会儿，寥寥走过来丢给我一张纸，上面即是那首童体写的《我们的纪念碑》，写得真感人，恍惚记得他最后的意思是：我们的纪念碑不雄伟，也不高大，是用宝石作成，闪烁着纯洁理想的光辉，云云。
至今一想起那些永远遗失的美丽诗句，我就很难过。那是一代少年在急风暴雨中挣扎的心灵绝唱啊。我想，每个人都有做诗的年龄，大约在15岁到25岁之间吧，那些来自心灵的吟唱，记录着我们的诗样年华。然而，惟有过了30岁、50岁还在写好诗的人，才是诗人。郭小川、郭路生、泰戈尔、波特莱尔、惠特曼、洛尔加、马雅科夫斯基，都是这样的诗人。连马雅科夫斯基自杀前的临终遗嘱都浸透着诗意，没治了。
另外还想说说文革中，关于绘画的几件趣事。因为插队认识了吴凡凡和张郎朗的家人（工艺美院子弟），然后认识了董沙贝、李庚等中央美院画家的孩子们。沙贝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画得一手好油画了。人民大会堂里那幅小的《开国大典》，就是他临摹父亲董希文的那幅正作《开国大典》的结果。据说他画的时候，一天要跑到楼上无数次，学习父亲的笔触。那时不记得李庚画画，只记得有个冬天在他家生炉子，为了引火，我俩顺手把他老爹李可染练笔的宣纸烧掉不少。前几年跟他哥哥李小可说起此事，小可吓唬我：“可别让我继母知道，非杀了你不成。”是啊，那一幅“习作”水墨，如今怕是要值好几万呢，居然被我们取暖塞进了火炉。
在这些绘画大师的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从欧洲带回的精美画册。伦伯朗、高更、梵高、莫奈、毕卡索的油画好漂亮哟。很多年后，我在美国法国的博物馆里看到了他们的原作，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第一次看画册那种强烈感受了。
1972年夏天，我把根子一伙朋友领到魯燕生鲁双芹家，谭晓春、魯燕生等人正忙着画画。那年冬天，在谭晓春自新路的家里，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画展。把沙贝、燕生、晓春三个人的画都编上号，摆在他们家那一间半的小套间里。每个去看画的人，都要把自己最喜欢的三幅画写在纸上，不记名，投在一个票箱里。记得沙贝的一幅彩色水墨荷花图获第一名。当时就被辛罗林取走，说是多少年后沙贝成名，此画肯定价值不菲，我们都笑话他财迷心窍呢。真想知道沙贝现在何方，他的画应该比李庚的画好呀，怎么音讯全无了呢？
很多年后，在一个绘画艺术讨论会上，有人说“星星画展”是新中国第一个民间自办画展。美术评论权威王仲却告诉大家：那可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在文革最黑暗的1972年冬天，在自新路办的地下画展。当时他也在场，是范小玲领去的。不知道他是否也投了沙贝一票？
那年头除了正经学画画，我们都热衷于“实用工艺美术”：画内部电影票、画月票，甚至给盖过邮戳的邮票涂色，重新使用。要是谁找到一张电影票，我们立即开工“制作”，至少复制出十几张假票，大家高高兴兴地一起去。甚至连人民大会堂演出阿尔巴尼亚舞剧《山姑娘》的请帖都敢画。有人逗乐问：宴会厅的请柬能画吗？回答是：能画，不过你得自带凳子，人家可没给你留座位啊。
如今说起这些往事，大家蛮开心的。那时候我们从乡下回城，穷困潦倒，想出各种怪招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此外，更是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你不让我做？说我干不成？那就非要干给你们看看！这些举动，把1972年后陆续从干校和监狱放出来的父母们吓坏了。他们不明白费尽心血教育出来的好孩子，怎么都变成这样了。以至于文革以后，我们略有让父母看不惯的行为，就会听到他们无可奈何地唠叨：“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哎。”
栗世征在那篇失实文章中说：“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此后，人们的书籍文章中，不断出现“徐浩渊地下沙龙”的句子。其实，当年在北京能称得上“沙龙”的地方，当属黄元的家。我们的家都被抄没了，总是在公园郊外聚会。只有黄元的家还保留了文革前的样子，有画册、书籍、唱片、钢琴，甚至酒柜里还有他父亲保存的美酒。
1971年1月，依群带我到北京干面胡同15号黄元的家，那是“学部”（社会科学院前身）教授学者们的住所，翻译《普希金诗集》的戈宝权住在隔壁。黄元热情向我推介斯美唐纳的《沃尔塔瓦》，那东欧人的奔放旋律。我翻开一本素描画册，刚进房间的漂亮女孩肖霞凑上来看，说：“画得挺好，可惜没有颜色。” 让我哭笑不得。萧华的《长征组歌》写得多棒呀，他的小女儿怎么会期待素描有色呢？这正是“素”的意思呀。
黄元的沙龙人来人往，有时连他都记不清来客是谁。有一次，我调侃红极一时的殷承宗：“钢琴是个冷乐器，殷承宗那么‘热’的人，像个肉虫子在琴键上滚来滚去，真不合适，他应该去拉手风琴。”这话被坐在一旁的罗天婵的女学生听去，传回中央乐团（现在的国家交响乐团），气得殷承宗大骂。还好没有给黄元找麻烦，我以后可是小心多了。
1973年以后，各家的家长陆续被放回北京，朋友们也四散了，各奔前程。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我、依群、谭晓春、周倜等人去上大学；根子进了中央乐团；金伯宏进了故宫博物院。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开始了不同的生活，而1971-1972年的北京给每个人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在医学院听老师讲微生物学，他说道：“金黄色葡萄球菌……”我的耳边却响起了郭路生的诗：“当我的紫葡萄化作深秋的泪水……相信未来。”
2008-8-5
徐浩渊: 1949年出生于河北省西柏坡。文革开始时就读于北京人大附中，1968年赴河南辉县插队。1981年8月赴美留学，在圣母大学先后获得神经生理和行为科学硕士和药理生理学博士。1992年获得三年的美国国家基金奖，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作博士后研究，转而深造临床心理学。1998年回到北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通“徐博士心理热”，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1999-2000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客座教授，教授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的课程；2001-2002 任清华同方网络教育事业心育心心理教育中心总监。现任国家计生委特聘专家，从事普及心理教育工作。
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
作者: 严力
1954年8月我出生在北京，同年就被父母寄养在上海的祖父母家里。文化大革命那把火于1966年8月的一个晚上烧到我爷爷家。爷爷是上海名中医，叫严苍山，曾在1927年与同仁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中医学院，编写过中医教材的《汤头歌诀》。他喜欢收藏古字画。抄家的红卫兵就从焚烧古字画开始，一口气烧掉了上千幅，并让我们全家带着纸做的高帽子站在旁边观看。几个红卫兵还用叉子捅死了爷爷养的金鱼，砸碎了我养蟋蟀的瓦罐，当时我只有害怕的份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