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有了这样一些经验，知青们发现乡下干部其实不难对付。一段时间里，有些女知青喜欢唱“卖国”电影《清宫秘史》里的插曲，比较粉色和小资的那种，被干部们询问唱什么，就说革命京剧样板戏呵.。干部们不懂京剧，居然信以为真。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农村当然也兴阶级斗争，只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较难落实。即便在城市，禁区也是有缝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毁灭》、《水浒》、李贺、曹操这一类是领袖赞扬过的，可翻书为证，谁敢说禁？孙中山的大画像还立在天安门广场，谁敢说他的文章不行？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稍经忽悠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你敢不给它们开绿灯？再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比较才有鉴别”、“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类毛式教导耳熟能详，等于给破禁发放了暧昧的许可证，让一切读书人有了可乘之机。中外古典文学就不用说了。哪怕疑点明显的爱情小说和颓废小说，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只要当事人在书皮上写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样，大体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转。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识，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八十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二十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无法让他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相信。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不能歌唱，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们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教书
文革一般被认为结束于一九七六年。其实这个分期过于笼统。对于很多文革中的学子来说，文革在一九六八年就黯然落幕，其标志是以“革委会”为代表的政权管制全面恢复，还有民众造反权利的重新取消，包括红卫兵的出局。新的各级政权里虽然都有几个群众代表，但一般来说只是摆设了。
有些学生对官员主政已不习惯。想当年，大串联，逛全国，想斗谁就斗谁，想玩啥就玩啥，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戴上袖章就是时代骄子，挂上盒子炮就是社会主人，这样的好日子怎么说没就没有了？生活怎么就只剩下哎哎哟哟的抡锄头出黑汗？他们愤愤不已，只是还残存几分领袖崇拜，那么与其承认自己出局，承认自己作废和可怜，不如把出局想象成重大战略的一步棋，想象成更伟大进军之前的迂回和潜伏，给自己继续蒙上意义的金色光辉。
我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外校的一些知青，一伙是下靖县的，一伙是下沅江县的，都是些牛气冲天的幻想家，开口就是印度支战争那和法国红五月的那种，是忧心三十年后中国怎么办的那种。我们在春节回城时相聚，一家串一家，越串朋友越多，越串志向越大，分手前少不了要合唱一首《国际歌》。他们都比我年龄大，读的书也多，很得我的信任和仰慕，因此听说他们都在乡村办了农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场办一所，决心配合友军行动，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怜的乡村。
教材只能自费油印，由我和几个朋友编写，大体上以识字为纲，串起一些地理、历史、农科以及革命的小知识。《老乡上学歌》之类打油诗穿插其中，力图使课本更为活泼。这样的夜校一开张，干部们以为我们热心扫盲，吻合他们的工作任务，还十分高兴地支持。对我从无好脸色的副书记甚至破天荒把我表扬了两句。
不料事情并不顺利。农民学员对识字还有些兴趣，青年农民对天南海北的趣闻也津津有味，但要让他们理解列宁和孟什维克，明白巴黎公社有别于我们自己所在的天井公社，费力气实在太大。
“巴黎公社？在哪个县？怎么没听说过？”
“巴黎公社的人不插田吗？不打禾吗？那他们都是吃返销粮的？”
“我只听戴书记说过要学大寨，没听说过要学巴黎呵！”
真是让人出汗。想当年红军在乡村建立苏维埃，还教官兵们学唱换调变阶的《马赛曲》，不知道是否要出更多的汗。
他们对无产阶级光荣这种鬼话也决不相信。无产阶级？不就是穷得卵都没一根么？要是无产阶级光荣，那婆娘们不都光荣了？他们粗俗地大笑，然后对地球是圆的这一真理也嗤之鼻：怎么是圆的？明明是平的么！我走到湘阴县白马糊（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远的地方），怎么没看见摔下去呢？怎么没看见湘阴人两脚朝天呢？……到最后，他们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教他们打算盘，不教他们做对联和做祭文，哪怕教教他们治鸡瘟也好呵。
这样，他们想学的我不懂，我懂的他们不要。多少年后，我看见有些大学生志愿者受非政府组织（NGO）所派，来到尚缺温饱的贫困乡村，分发女权或环保的资料，热情万丈地教几句英语，教一两首英文歌，把娃娃们搞得迷迷瞪瞪，就觉得他们身上也有我当年的影子。一代代的文明救主，看来都不大考虑鸡瘟之类俗事。
夜校因为我的莽撞而夭折。事情是这样：为了“学巴黎”，我纠集两个青年学员，其实是脑子比较呆的两位，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炮轰场民兵营长王某，先拍下一只小苍蝇再说。大字报指责他经常躲避劳动，开小灶暗揩集体的油，实在太资产阶级。没想到的是，副书记对大字报似乎暗喜，至少没对我说什么，倒是原来对知青们较为宽厚的正书记大为光火——原来他是王某的同村人，近期还成了王某的入党介绍人，见我往肉汤里拉屎，见某些干部隔岸观火，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他怒气冲冲一把撕了大字报，站在地坪里开骂：“搞什么突然袭击？还拉拢贫下中农来搞派性？告诉你们，蛆婆子拱不翻磨子，党的领导是铁打的！”
周围两排宿舍鸦雀无声，谁都不敢说话。
“什么夜校？鬼叫吧？”
本地人把校也发音为“叫”。
第二天入夜，我来到“夜叫”，发现我的预感果然被证实：一个学员也没来，几排条凳冷冷清清。连我的那两位共犯，从书记房间出来以后也慌慌张张，再也不同我说话，更不会喊我“老师”了。我原来准备好的第二课本和第三期课本，都只能成为废纸了。
我发现自己确实是一只蛆婆子，连树叶也拱不翻的蛆婆子。但认识这一点，对我后来读懂一些书倒是大有助益。
（补记：一九七二年春，我从茶场转到某大队落户，遇到有学校老师休产假什么的，也被叫去临时代课。我此时再无启蒙壮志，革命意志衰退，只是同娃娃们瞎混，算是赚一点轻松的工分。谁效忠，我就在黑板上画鲜花或者红旗（给女娃），坦克或者飞机（给男娃），下面写出相应的象征性领奖者。谁调皮，我在黑板另一边画丑八怪，下面标出他的名字，说不定还狠狠加刑：咔嚓——画一手枪瞄准之，或哗啦——画一粪瓢逼近之。这种奖罚分明的朝廷王法，让子民们兴奋莫名，下了课还围着我尖叫。我哪给他们正经上过课？几乎所有课都成了涂鸦和胡扯。但后来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茶场那位书记，竟得到他的微笑：“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总算走正路了，搞教育革命的鬼点子还蛮多。”
他说，我班上有一娃就是他的外甥，最喜欢新老师了，这些天一放下饭碗就往学校里跑。
是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高兴一下。）
抄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呵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多少年后，凡老知青们聚会，只要《三套车》、《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类音乐响起，中老年们差不多个个能唱。这种当年地下歌潮所留的余习，这种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全国性音乐认同，与学历教育倒是毫无关系。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书藏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九十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据他说，他曾赴江西省插队，在乡下抄满过近百本笔记本，几乎抄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一件“反革命团伙”案，他坐牢两年多，但他在监房里还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学英文的办法是，找一本词典，每天背下一页，就撕去这一页，待整本书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
他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数万留学生之一，很快成为经济学界一颗新星。在普遍的国外舆论看来，八十年代初陆续出国的这一大批总体素质最佳，不仅谦逊而刻苦，而且学养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过本科直升硕博。类似的情况是，在很多高校老师看来，文革后最早的上百万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总体素质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师的话来说，能遇上这几届可谓人生之幸。这里当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从十年积累的考生总量中择优，与一般考录没有可比性。但即使不这样比，这是否也能显现出十年并非一张白纸？
凭借手抄书一类手段，知识薪传一直明断而暗续、名亡而实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断层”，数以百万计的好学生后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垮掉“、“断层”最为活跃和承重的三十年来，为何反而爆发出中国最强劲的发展？
现在，我的一些手抄书早已不知所往。随着出版的开放与繁荣，我的书橱也越来越多，盛满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书，不需要我再在油灯下熏黑鼻子。但有时候我会不无惶惑，似乎书已经多得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无所适从。又觉得新书像富人的宾客，旧书像穷人的朋友，我在太多宾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独。
有人说过：借书读时读得最多，买书读时读得稍少，发书读或赠书读时读得最少。这里还可加上一问——抄书读的时候呢？
与一般的读书相比，抄书自有其优点：
一）三读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于增强记忆；
二）抄书是个细活，能迫使你聚精会神细嚼慢咽地读；
三）抄书很辛劳，抄者对这种书总是更珍惜，于是有可能复读得更多；
四）抄书一般只能是摘抄，而摘选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于总揽全局抓住重点，读出某种主动性和超越性；
……
当然，这种手工活毕竟太耗时间，毕竟不足以抵消严重的短缺。在一个信息速生和知识高产的时代，急匆匆的现代人还可能抄书么？
骗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这是指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两百多种多是非共或反共的作品。如社科类书目里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铁托、斯大林的女儿等都是知名异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于文学方面，《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凯鲁亚克）、《厌恶》（萨特）、《局外人》（加缪）、《解冻》（爱伦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白轮船》（艾特玛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
经过一段停顿，一九七二年“皮书”恢复出版，虽限于“内部”，但经各种渠道流散，已无“内部”可言。加上公开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一类，还有《摘译》自然版和社科版两种杂志对最新西方文化资料的介绍，爱书人都突然有点应接不暇。春暖的气息在全社会悄悄弥漫，进一步开放看来只是迟早问题。如果说一九六八意味着秩序的基本恢复，那么一九七二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前期回潮？这是一种调整还是背叛？是文革被迫后撤还是文革更为自信？
从后来众多作家、学者的回忆来看，他们的青春岁月里都有“皮书”的影子。一些观察者还把“皮书”暗潮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直接联系，与我的感觉大体相通。
书店里重新有了活气。我认识的省内各位老作家和老编辑，也在这时陆续离开乡村或干校，回到城里操持旧业。他们恢复了两个文学期刊，从来稿中发现我，几次让我来省城开会，于是提供了更多求学机会。当时省城里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凭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入。不过这种管理措施实嫌粗糙，一纸介绍信算什么？用蜡纸和钢板成功伪造过印章的学生娃，伪造过大串联证明、肉票、火车票以及病历的家伙，还能被一张介绍信难倒？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退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内部么，干部么，不能衣冠不整）；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公差么，让人提不起精神）。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表现出当时少见的业绩意识。
“这本书很反动的，很多人都来买的。”她拿出一本我忘了书名的书，舍不得我们离开，“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么反动？”
“我还会骗你？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生活作风也要抓呵。你没看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一本。对方很高兴，见没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便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不属于“内部”，是否要去看看？这样，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另一次，一知青朋友被捕。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知道这家伙在警察面前能否扛得住，急忙做好应变准备，包括把家里所有“内部”书清出来转移，怕万一被发现，扯出藤藤蔓蔓，多出一条罪名。几个月后嫌犯回到家里，原来他是卷入一桩销赃案，只需要退赃款交罚款，倒也有惊无险。我这才去取回自己的书。不料替我临时保管书的那位脑子里进水，一直没把这些书当回事，听任来客东一本西一本地拿走了大半，事后又不记得来客是哪些人。
我悲愤莫名，恨不得同这个饭桶大打一架。
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从不参加官方支持的工人写作组，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他从无存稿，不允许朋友为之传播，所以我无法引用他的作品。我只记得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而且脑子里乱套，好几天里对任何生活细节都警惕兮兮，差不多是一只受惊老鼠。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得……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后来一些知名诗人那样。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他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单独的书房，还经常向我偷偷提供“内部”书——这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后来还进京出任要职。我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因为他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后来与他断了联系。他为什么要改学电机？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那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书惹祸，大多谨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读得率性和狂放，在社会底层藏龙卧虎兴风作浪。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个未遂的地下组党计划，还曾在他们这个跨省的朋友圈里一度蕴酿。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我的未婚妻来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
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奇怪的是，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听说是结婚了，离开航运公司了，替朋友去澳洲打理生意去了，相关消息有三没四。就像前面说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其实他比我见过的某些教授要聪明十倍，完全有这种可能。他卖过血，他妹妹卖过血，以筹集他游学全国的经费，一切似乎都正是为了这一天。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也许有生活难题捉弄了他们？有性格毛病羁绊了他们？也许他们清高得不屑于浮出地表，不屑于在名人圈里对牛弹琴？
事情还可能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 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何以解忧，唯有文章，是之谓也。因此，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反而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制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地清醒还俗？
那么，我应该为他们不再需要镇痛和制幻而欣慰吗？应该为他们在知识苦恋之外找到更多的兴趣、忙碌、实惠以及体面而庆幸吗？
或者我不应该为他们的失踪而欣慰？不应该为自己一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庆幸？
to be or not to be?（是还是不是？）
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一颗颗灵魂在舒适而惬意地入睡，不需刺耳声音的惊扰。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呵？”我看得出，他一直没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过是想在交出论文之余，再次求证一下他的文凭到底能否升值，能否给他带来一百万或两百万，能否让他过上出人头地的好日子。我终于沉不住气：“我容许你把这个问题问一遍，问两遍，问三遍，但不容许你问第四遍！”我甚至扭头就走，回头再补一句：“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你其实 不必要太亏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吓坏了。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2008年5月
韩少功 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现居海口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等，散文《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或散文《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中国内地、台湾、法国等多种文学奖项。
魏庄
作者: 王安忆
七十年代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十年，这些大事，是曲折地波及到处在局部的个人生活。历史的动因在漫长的传递路途中削弱了冲击力，但能量并没有消解，只是分散了，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形态，体现出作用。回想起来，魏庄，是可用来象征这一点的。
魏庄属徐州郊区铜山县。直到八十年代地市合并，徐州是地区和市分而治之，地区由八个县组成，行署设在徐州市内，而徐州市的占地事实上又在徐州辖区铜山县，就好比美国首府华盛顿是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用地。地区和市各有优势，地区八个县土地平坦广袤，特产棉粮豆麦；河流穿行，湖泊相衔，就有渔业；因是在鲁地，承继儒家耕读传统，教育兴盛，有诸多名校——我们团座落火车站，出门常遇问路的乡下人，对女孩称作“大姐”，男孩则尊称“学生”，可以见出对知识的敬意。徐州市有铁路，矿业，这两大项直属于国家统一体系，就使这城市具有了较为开放的背景，由此再延伸出电力，机器制造等工业。其实，徐州是富庶的，但像我这样，来自于商业化城市上海，对富庶的认识不免是狭隘的，总是嘲笑它商品的单调，店铺的简陋，街道的乏味，风气的俗俚，北地粗砺的水土则又使它格外显得荒凉。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学习，领略了薄瘠的生活，其时，北京的配给中还包含着粗粮，方才意识徐州的肥腴。徐州的菜式是烈火烹油之势，用料糜费，透露出物产丰饶的气息。火车站总是人迹杂沓，饭馆里进出四乡上来的乞讨者，似乎气度都很轩昂，饭馆里人撵赶得急了，是可与人对骂；再要遇我们这样不懂本地忌讳的外乡人发出“不要脸”的厌声，那么，对骂的双方就一并责斥：什么是不要脸？怎么不要脸？你们懂什么不要脸！即便行乞，也是大国子民的尊严，不可辱的。在纲纪松懈的火车站，计划外的自由经济堂而皇之，沿广场周边挤挨着，干果，瓜枣，熟鸡蛋，自制的饴糖与饼馍……都是来自八个县的农人，蹲在地上，守一个篮子，上面盖了毛巾，执法人员巡查过来，毛巾一遮，天真地一笑，双方心知肚明，就过去了。行贩多为妇女，作风精明泼辣，当要质疑她的秤，便扬声叫：我的大妹妹啊！像是有无限的诚恳和委屈。这就是徐州地区的乡民。
我们地区文工团是在一九七六年开春时节来到魏庄。我曾在许多篇小说里写过我们团，一个地区级的全民所有制文工团，前身是江苏省柳子戏剧团。“文工团”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战地服务的军事组织，事实上只不过是那时代里对综合文艺的命名。歌舞，曲艺，戏剧，确实有着灵活机动的战斗性功能，可适应繁简不同的演出场合。这类短小精悍的团体在推行样板戏的七十年代初期，几乎一无二致地扩充编制，提升标准，足够排演全场的芭蕾舞剧。一时间的辉煌过去，臃肿的人员立即成为沉重的负担。在这最先进的国家体制之下，财政要开支所有演职员的工资，而且，因效仿样板团待遇，每人每月格外贴补营养费，对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地区，如此开销不免是过奢了。现在回忆，文工团的生存一直处于忧患之中，也许不是以经济的方式，但实质依然是经济的，虽然市场的时代远未到来，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团被定出演出场次的指标，而在此之前，我刚进入文工团的一九七二、七三年，慰问军队和省级汇演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相当数量的演出场次要求有充足的剧目，在剧目上，我们团提早地经历了投资失败所带来的危机，当然，还是以政治的名义，但遭受重创的是财政。准备上演的一出大型歌剧被批评为替刘少奇翻案的“毒草”，没什么可商量的，只得下马。此时，出去学习，抄谱，置办服装道具，还借人调人——每一次排演新戏，都怀着极大的期许，期许从此翻身上马，柳暗花明，于是大张旗鼓，等剧终落幕，紧接着就是遣散借调人员。我们这些年轻男女，是文工团里的小辈，文工团沿袭着旧式团体的风气，像个大家庭，凡事都有长辈扛着，我们百事不管，只是将些流言传来传去。听说事情发生以后，团里的书记——这名书记的形象，气质，装束，言语，都像是农村生产大队的书记，以此也可见得我们这个地区文艺团体的性格——书记说出一句极惨痛的话，他说：我现在要死都没处可死！
这一年的魏庄之行，带有卧薪尝胆的意思。旧历年前，我们去江西九江文工团学习了一部新歌剧，《模范山乡》。其时，全国文艺略显复兴的气象，八部样板戏外，又创作并且钦定了几部，纳入样板，比如京剧《杜鹃山》，芭蕾《沂蒙颂》。除此，各地还出台了一些不算样板却也准许演出并且传播的歌舞戏剧，各级军队地方每年一度的文艺汇演，就是对创作的鼓励支持。虽然文艺政策拘谨，政治第一，但国家一统，亦能集中财力人力，也有另一种活跃。总之，全国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已呈破冰之势。《模范山乡》说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历史早有明鉴，不会再生政治嫌疑，音乐是以兴国山歌为素材，老区的民俗，也不会产生文化上的歧义。于是，我们团就在它身上开始新一轮的押宝。在此之前，我们团和地区另几个剧团，梆子和柳琴，联合举办大规模的招生，四乡八里热爱文艺的青年纷纷来此报考，考试进行了好几天。这一回，我们团招募的多是声乐和器乐，说明有意识地向转型准备，从歌舞曲杂转向大型歌剧。这样的转型在我们团短暂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回，每一回都是受具体剧目的驱使。歌舞曲杂转向歌剧——为排演湖南省歌剧院创作的歌剧《农奴戟》；有两度转向芭蕾——先是《白毛女》，后是《沂蒙颂》。每一次为转型招来不同特长的人，也因此，我们团的人材很杂，做什么的都有，排什么都缺人，多少也反映了建国以后新文艺的面貌。就这样，新招来的人员以实习的身份参加排演《模范山乡》，勉强凑齐一个单管制乐队和四声部合唱团，出发往魏庄去的早晨，站了满满一院子，上车则有一行，浩浩荡荡驶过狭窄的石子路，往乡间去了。
离开城里的驻地，去到郊县排练，是为排除干扰，也为向上级部门，地区文化局明志，其实有些夸张，可怎么办呢？我们团总是不景气，消耗一大堆财政，却不能有一点可喜的成绩，为领导长脸。不是不努力，而是世事不可测，我们掌握不了事态，只能在姿态上做文章。否则，真的很难解释，凭什么要在这么一部粗糙的歌剧上大动干戈。这部大戏，除了政治正确以外，从情节到音乐都很平庸，看不出有其他成功的希望。我们蜗居在这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日以继夜地排练着。好在，我们团已习惯这样漂泊的生活，比较巡回演出，至少是安定的。到周日休假，有家眷的回徐州一趟，当天就可来回。也有家眷来探望的，顺便领略田园风光，再买些农副食品回家。所以，日子过得还不坏。
魏庄是个生产大队，提供给我们几处空房，供住宿和排练。宿舍全是地铺，铺草尽够。乐队排练在村庄前面半里路的一间小屋，大约本是一间场屋，供看场人住，如今场院改了地方，便闲置下来。场屋有里外两间，外间大，里间小，只够安置一张床的，住两个人，看守乐器谱架等物什。早上开排，弦管鼓铙齐作，但因天地广阔，有更大的沉静，倒也不显得多么喧闹。村庄里的气氛就哗然了，合唱练声，演员排戏，又有起居饮食，于是沸沸扬扬，活脱是个小世界。伙房占了两间屋，一间起炊，一间供烧饭师傅住宿，露天下摆一些桌凳，就作饭堂。印象中从没有过下雨，否则又到哪里去用餐？虽是在乡间居住，可并没有做农活，还是和市里一样作息，却都胃口大开，多几倍的食量，大约是空气清新，思想单纯的缘故。每到开饭时间，伙房门口就挤满饥饿的人，用极大的缸和盆打饭打菜，风卷残云地吃毕，再等下一顿开饭。我们团到魏庄后，临时搭建了一口锅炉，供全团人喝水和洗用。原先团里烧锅炉是由传达室大爷兼任，此时大爷要留守文工团，不能跟随下乡，原则上就由全团人轮值。但要轮到我们这样没经验的人，只会让锅炉自生自灭，所以，事实上还是靠几个会侍弄锅炉的专司。魏庄真是一个文明的村庄，它竟建有公共澡堂，每周一次开放。到了这一日，乡人们早早地起来，带着肥皂毛巾，干净衣服，结伴往澡堂去。澡堂就是在一间空房，水泥地上砌一座大池子，大炉子从天不亮燃着，一桶桶水烧开了往里担，最终如何放水从来没想过。我们不惯泡澡，也嫌泡过澡的水不洁，所以更要赶早，早在乡人下池之前，用脸盆舀出池里的热水。前一晚就开始紧张，相互约定叫醒，次日清晨，三星还在天边，就已经上路。洗出回来，太阳刚刚升起。这一日，乡路上络绎着的，都是披散了黑发，红扑扑脸的女人，有意放缓了脚步，享受身上的轻暖清新。
回想魏庄的日子，是宁和而悠闲的日子，不知不觉中，冬去春来。去的时候，身着冬衣，夜晚的风还很料峭，麦子也沉寂着，一夜之间，树梢和田地全都绿了。有一个星期天，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好友来看望，走时由我送行。走在高高的堤坝，太阳将身影投在坝顶晒白的土路上，就好像看着另一个自己，小小的，活泼泼的，新鲜的生命，心情忽变得豁朗。青春期的抑郁，前途的叵测茫然，还有情感上不尽如人意，如氤氲散开。北方的田野，即便在春阳下，也有着一种静谧的荒漠。在这空廓的天地之间，时间似乎是停滞不动的，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人和事，也休想在我们身上发生例外。一股更大的茫然笼罩了，但不是哀戚，而是，很奇怪地安稳着。可是就在这偃止的声色中，剧变却向我们临近。
这一日，忽召集全团大会，文工团的书记——另一位书记，我们更换领导相当频繁，总是指望新的领导带来新的气象，这位书记是黄白的脸色，长年有些浮肿，很少见他笑容，很缄默，凡来到文工团任书记，多是沉郁和焦愁的表情，他不会像前一位书记那样说出惨然的话，倒也不是说他能有什么办法，处境依然是窘迫的，但他显然有更为开放的思想，因而他的忧患也更深沉——此时，他站在一面土墙前，昏黄的电灯在他脸上印下几片阴影。他的脸色更不好了，并且，忧心忡忡。与其说接下来的不安是来自他所传达的内容，毋宁说是由他的神情造成。他的可说是哀伤的面容，给人强烈的印象，似乎是，有什么大不幸发生了。书记方才从徐州地委领了指示，受命下达于各基层单位，说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有暴徒滋事，是又一场斗争的新动向。他很快结束了传达，宣布散会，各种乐器的练习曲又在四下里响起来了，那些最勤奋的乐手继续练琴。余下的人颇有深意地沉默着，忽而交换兴奋的眼神，那都是较为年长的人们，历经中国政治的时局变化，他们善于从只言片语中捕捉信息，并且分辨虚实真伪。之后的几天，他们成了广播和报纸的爱好者，无论广播还是迟到的报纸都是发布新华社通发稿，可经过他们的评述和演绎，越来越多的内容呈现了。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有的是这样的时政分析人材。渐渐地，所有人都相信，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事情，这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它离魏庄多么遥远啊！不止是地理的概念，还是政治的。如魏庄这样的地方，是历史中的永恒背景，在任何激荡的世事里，它都居不变应万变。而我们团，要浮躁些，很难避免骚动，可又只是细碎的忙碌，被余波煽动起来。多少是盲目的，要等若多时日过去，拉开距离，从全局观，方才可归入历史。
最初的骚动过去，事情又回复到原先状态，依然排练《模范山乡》。春深了，天气越来越暖，麦子黄了。村庄里总是一股柴火气，来到村外，面对田野，就有蓬松干爽的麦香扑来。我们也要走了，回徐州去演出，然后再往地区八个县巡回，往北再往南，到最南部的睢宁县已经是仲夏。
这一年的夏季非常炎热，睢宁的剧场是新造，舞台很大，外观也不错，可是没有宿舍。我们为节约成本，不住招待所，而是就地解决。每晚演出结束，男团员四散在舞台和观众席，寻通风凉快处席地而卧。女团员安排在剧场顶楼，说是顶楼，其实是屋顶下的夹层，经过白昼里日头的烤晒，又经过晚上舞台灯光从底下的传热，这夹层就好比火上的热锅。夹层里也没有水管和下水道，洗用的水，必要从底下打了，通过灯光间的侧梯，一层一层端上，再一层一层端下倒去，女孩之间经常为窃水的事情口角。最热的时候，女孩也下楼睡在剧场，将座位翻下来，连成窄窄的一条铺，在扶手底下躺平。剧场里也是热，睡了一时，就有人热醒，三五结伴到剧场外大街上买瓜解暑。卖瓜人是睡在板车下面，随时爬起来接纳生意。午夜里，没有一丝风，整座城捂在高温，白日的光照和人的体温里，沉甸甸的热里，不时透出说话声和蒲扇扑打的声响，四处都是无法入睡的人。捧了西瓜回来，昏沉沉地吃，温乎乎的西瓜汁淌在地上，又反射出一些热来。反复折腾，天边已经亮起通红的晨曦。开演时分，灯光亮起，帷幕徐徐拉开，展露出瑰丽的人和景，人们绝想不到，这地方经过了怎样流民的，失所的一日。我曾经去睢宁县人民医院体检，企图检查出些问题好请病假回上海。人民医院清洁宽敞，墙壁刷得雪白，似乎也不显得那么溽热难耐。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脸色清爽，更使人感到自己生活的不堪。检查报告出来，一切正常，又写信给家里，让母亲写一封信来，编造一个事端，让我请事假回上海。来回折腾的时候，传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因是在如此混乱焦虑的处境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震动，似乎没有余暇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演出结束终于放了假，再从上海回到徐州，徐州遍地防震棚。我们团从火车站的院落里搬到地区行政干校大院，在那里的空地上，盖起了防震棚。
魏庄故事早已经结束，这是后续的后续了，但又似乎并没完，从它源起的事端还在向前发展，并且加速行进。假期中，毛泽东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辨梢上系了宽宽的白发带，正应了一句俗话：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上去，格外有一种韵致。文工团的女孩，就是比旁人不同些，在那样简素的时代里，依然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流露出妩媚的女性气质。经过一个煎熬的暑天，秋天显得格外爽朗。天高云淡，极远处可见南迁的雁阵，呼吸都是轻快的。似乎是和时局不相宜的情绪，可季侯就是这样笼罩着天地人，以它自有的气息，是不是其间潜伏着更强大的意志？而我们，是政治社会中小而又小的单位，在纪念碑式的历史的缝隙里，自成格局，度着一己的悲欢。在接踵而至，更剧烈的震动，也就是四人帮倒台，我们自然也是兴奋的。文工团的人总是喜欢热闹，虽然谁也不真正了解政权上层在发生什么，但严谨的政治生活总归是束缚人的活泼劲。我们团即兴排演的一出活报剧，表现四人帮的丑行，在此剧中，可说大大释放了我们团风趣的天性。扮演张春桥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保田，他着一身深色制服，戴琇琅架眼镜，摇一柄折扇，前进三，后退二地上场，真是活脱脱的。听老演员说，李保田行的是柳子戏里的扇子功。他幼年进江苏省戏曲学校柳子戏班坐科，习的是武丑，后来毕业，柳子戏专成一团，放在徐州地区，就是文工团的前身。这一个古老的几近失传的剧种，有着严格的程式，我想李保田日后事业上再走远，那也是压箱底的货。看电影《有话好好说》，他与姜文在饭馆里谈判的那场戏，一句一句地压上来，忽有一瞬松弛，再压上来，无限激越，看得出其中就有技术的训练，单靠体验派的现代表演教育是达不到的。
明澈的秋天过去，冬天来到，我们还是住防震棚。地震的警报时有时无，传闻紧张时侯，夜里还安排轮值，排在凌晨那一班比较艰苦，从暖和的被窝和睡眠中生生地被叫起。但我们也挺会消磨，在炉子上烤红薯。所谓值班，就是守着地面上一只倒置的酒瓶，一旦倒下便吹哨敲锣。一整个冬天里，除了我们自己不小心推倒，没有一次自行倒下。红薯烤熟，香气四散，慢慢吃完，值班时间已过去。与接班的交割，回进棚里再接着睡。
地震棚直接搭在泥地上，芦席铺顶，很长的一条，生了炉子。也不觉得冷，但早上起床，被上都结了霜。那一年，我走路明显感到腿沉，拖不动似的。从剧场演出完回行政干校，下车后需步行一段，途中有一个坡度，每每走到那里，就感到吃力无比，就好像梦中人走路，心里急却使不上劲。后来一临近这段坡路，心中陡生恐惧。我以为我一定是患了严重的关节病，家里寄来一双护膝，却也无济于事。去医院检查，没有任何结果。很多日子过去，社会开始对精神卫生有所认识，抑郁症几成流行病，我读到其中有一症状，就是关节障碍，不由想起这一次疾患。不知什么时候，我忘记了病痛，意味着它不治而愈，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复发。那一个冬天，确实是个沉郁的冬天，我们在行政干校的防震棚住着，多少是因为房屋紧缺。火车站的本部院落，已被文工团膨胀出来的人口占满。又一批男女结婚生子成家，从宿舍搬出，独占一室，原先的集体宿舍已分割成多个单间。我们这些单身的只得留在防震棚里，日常工作移回了本部，我们早出晚归，上班下班，每日都必经过那条令我胆寒的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