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专案组长及公安都来了。平常是组长来看我写的交待而公安不来。这次他们果然提出一个我早已预料却没说过的问题：你在广场上肯定有知根知底的同伙，这一点你一直隐瞒着。我矢口否认。他们说出：那为什么你在广场上早晨和中午的衣服不一样？
我说：咳，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非要和我换衣服穿，于是我的蓝工作服就换成了他的浅灰夹克。
公安说：夹克要花十几元买，工作服是发的，他不认识你干嘛这样。我只好说：他可能觉得我太出众被盯上了不安全。公安又问：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换回来。我说约好第二天晚7点在西单体育场换回，但他第二天没来会我。
没想到公安非要我说出他的名字，我这次真是顺口诌的，说叫王德明。心说不可能有这个人，你们丫查去吧。
三四天后，他们又是全部上阵，说是今天给你一个立功机会，看看这些照片中人在广场上干了什么。大约三四张照片，我一个不认识。我不知怎么回事，将那几张照片摆在桌上，假装认真辨认。我无意拿起一张照片，随手一翻，见背面三个字：王德明。我心里呵呀一声，坏了，他们真地查出了几个王德明。
我还故做不屑的说：不是这个王德明。心里为这三四个王德明担忧，又一想他们没做过的事是不会承认的。
镜头九:弄出一尺多厚的交待材料,工友的仗义和管不住的春梦
我大概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是在不停地写交待材料和思想认识，那一个多月我写了一尺多厚的稿纸。
除了交待事实，我肯定也无数次地写过如下认识：我对不起党和国家，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我上了坏人的当，成了他们反革命的工具；我冲击小楼、当谈判代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爬上纪念碑浮雕是反革命的跳梁小丑；我不听政府的话，赖在广场，起到了破坏和捣乱的作用；我念《告工农子弟兵》，是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半道换衣服是想蒙混过关，但人民警察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要低头认罪。
我肯定也写了不少求饶的文字：念我还年青，请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本质上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不是故意犯的错误；我有技术有文化还可以为国家干很多事情；我要接受教训，抓紧思想改造。有一次我甚至假惺惺地问孟书记：以后我若特别努力的话，我还能入党么。孟给我的是蔑笑，他说：你先不要考虑那些事了，先交待好罪行再说。
总之吧，那一个来月，我把报纸电台上的极左语言用了好几遍。说空话大话谎话已经很顺嘴了。那么多令我恶心的文字出自我手，后来我都不太相信，可当时没觉得什么，只是希望早点结束审查。我的思想更是灰溜溜的，混一天算一天，尤其是想起很多人在监狱中受苦，我就特惭愧地认为：他们在替我蹲监狱，我替他们在牢外清闲——每天能吃肉，不挨揍，买饭时照样能看见靓丽的女工，我真对不起他们，我真是小人、胆小鬼、软骨头——幸亏我不知什么有价值的地址，否则高压之下我当叛徒也说不定呢。想深了，我就自卑起来，一副甫志高的表情。
我们组的工人尤其组长和哥们赵X对我特好。有几次赵组长、赵X偷偷地给我送来好吃的。我劝他们快离开我的小屋，他们不在乎，还说：就算来做你的思想工作让你快些认罪。他们当然表示了：大家都希望你早些能自由，回车间，谁也不会拿你当反革命对待的，还说车间不少人挺佩服你的。
最出格的一次是朱师傅来找我，当时我已被审查了一个月，专案组不怎么来了，孟书记也不天天盯着我。朱师傅说：你肯定特想游泳，我带你去。他告我他提前看好了孟书记去公司开会了。我出小屋时虚掩上门，仿佛我去厕所了。我俩是跳墙出去的。久违的游泳池，久违的自由泳，太美了。一个小时后我悄悄返回，无人察觉。我继续以写检查来练钢笔书法。
我小学时练过欧体一年多，进工厂后爱临黄山谷的字。至于硬笔书法我在青工中可能是最好的。艺无止境，我在那一个多月，练习悬肘写钢笔字。这样写字特挥洒自在，但没练过的人极不适应。到后期我的检查，有时以《兰亭序》的笔意写，有时以怀素和尚的草书写，但不敢使隶书，怕他们以为我在玩。
真不好意思，我在隔离期间，还做了几次朦胧地流氓梦并且“放了水”。梦外我是反革命，梦里我是流氓。由于白天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是“文字”工作，觉就睡不太好了。失眠时想的更多的是厂里漂亮女工，今夜想这个，下夜想那个，每晚都挺专一的。
隔离审查让我烦了。毛主席什么时候才能发个最高指示，饶了我们这些青年呢。
镜头十: 由隔离审查改为监督劳动及终获平反
1976年7月的一天，已经隔离审查一个来月的时候，专案组向我宣布了：隔离审查结束，回车间监督劳动改造；随时要向组织汇报言行；你是反革命分子，在四五事件中有重大罪行，组织鉴于你认罪态度好才没移交公安机关；你的事还没有最后结果；工资恢复正常。
我又回到了车间宿舍。我坚信：我没什么事了，他们就是吓唬我。
回到车间当天，车间王主任过来对我很和蔼地说：好好干活吧。一个多月没干活了，乍一干跟参加运动会似的，痛快，抒情，弄得不少人以为我真在玩命劳 动改造重新做人。
说是“监督劳动改造”，其实没人监督，我只须每周向孟书记写一份假话连篇的思想汇报就行。我被家里“开除”，户口转为厂里的集体户。我无法回家也懒得回家。
我也去特艺总公司的德外一家厂子见了好友张XX。我跟张讲了：专案组问我那件换的夹克是谁的，我瞎编一人名，结果叫这名的有三四个。张XX说你其实没必要，我借你件衣服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在“监督改造”的日子，工友和师傅对我如常。除了干活，也跟他们一样打闹说笑，打牌打球。下班后常打一个小时的“三先”才散，挂赌，输的人请赢的三人去六部口喝豆汁吃焦圈，那时的豆汁才两分一碗。虽破费很少，但大家都很投入，牌出得照样惊天动地。。
十月初,有消息传来, 说四人帮被抓了,是以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为由在中南海抓的。
文革初期，几年北海公园不开放，据说江青住在里面。玉泉山自解放后也不是人民的公园，文革后期叶剑英住在其中，而民国时的中央公园（中南海）买票即进，1949年后成了毛主席的居处。反正国民党时的不少公园都成了领袖及其战友“为中国人民日夜操心”的地方了。幸亏毛泽东，说绝不住以前的皇宫，那是亡国的皇宫。百姓才可近瞻皇家禁地。像北京古典八景的“玉泉垂虹”、“太液清波”只能远观了。
粉碎四人帮正式公布于1976年10月14日，但大多数人是在抓四人帮的第二天就知道了。我当然乐坏了。说我是反革命的最高领导成了反革命，我不用废话就是好人了。
10月8号晚，我请我们钳工四组全体及车间好友去五道口餐厅大搓一顿。最贵的菜都要了，花了三十多元。那时一整只香酥鸡不过三四元，炖的整鸭四五元，里脊丁也就八九角。我那天没有喝醉，工友说我笑傻了、都不会说完整的话。
翌日在水房打水，碰到我的专案组成员、我厂的书记孟XX。他阴着脸说：听说你昨晚请客来着，告诉你，你的问题还没有完，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没和他顶，哼啊应着，心说以后我不是反革命不也得归他管，不能惹他。
四人帮垮台后不到一个月，在厂食堂就为我开了平反大会。是侯厂长主持并主说的，大意有：为赵世坚彻底平反，他是与四人帮斗争的战士；补发工资；当众销毁材料。会后即拿来我写的约厚一尺的东西，点火烧了。烧的时候纸乱飞，我和工友四处追捡，场面滑稽。这些让我脸红的东西、软骨头的证据烧了才好。我松了一口气，仿佛我叛变的证据全毁了。记得那会后，前些日子让我“别高兴太早、你的问题没完”的孟书记过来温和地跟我说：你是好同志，以前我们对你的审查是上级的指示，是四人帮的罪行，你不要记恨我们。我当然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人逢喜事，前嫌尽弃嘛。再说以后我旷个工、犯个错还要求孟书记高抬贵手呢。
镜头十一: 身不由己,成了“四五英雄”,烦做英雄事迹报告
“四五事件”平反后，有几百人便被报纸、电台称为“四五英雄”——没办法，我也是。我们学校因是北京地区招生，所以学生中肯定有不少参加过 “四五事件”的，甚至有些无名英雄，他们用诗词或演讲做过更扎实的事情，但不如跳梁的我得的名声大。并且因为“四五”的事，我最多就挨过两脚，没受过肉体折磨，“英雄”于我，受之有愧。当年的反革命现在成了英雄，并且提前捞到了大学上——但我只对后者在意。在中国经历过文革或学过党史的人都知政治的天平没谱极了，这回我算亲身领教了。
系里又找我谈话，大意是我虽没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在“四五“的表现已说明火线上用行动入了党，他们让我写份申请书。我是有些别扭，最终只说：我觉我还不够共产党员的标准，让我写申请书，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要不，让我在党外做些好事吧。
一两天后，系里给我一张纸，上面有让我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你对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认识的，这几年以至将来有什么打算，四五运动时你最坚定的想法是什么。我依次回答了。一是我肯定不能说共产党的坏话，二是我也不能说我今后就想吃喝玩乐顺便写小说，关于我参加“四五”我也只说与广大群众做的没啥两样，只因嗓门大身体好而更显眼一些。
没想到系里派辅导员李老师对我说：上次让你写的对党的认识就算是入党申请书，你只须将你写的重新誊抄一遍。我慌了，连说：不行不行，太突然了，您就让我在党外再努力几年，等差不多了，我一定写一份合格的入党申请书。从这以后人家才不拿入党来烦我。
我买饭时大多不排队，除非我要特意排在某个女生的后面。就餐高峰时得排队四五分钟。那次我直接夹到窗口，就听后面有人小声说：看看，夹塞儿的那个就是“四五英雄”。我一下就火了，转身一看，说我的是七七级的中文系男生，我嚷道：“四五英雄”又怎么了，夹塞儿又怎么了，老子就夹了。事后，哥们田X说我：没见你恼羞成怒过呢，你跟人家开个玩笑不就得了。
我肯定是我们系旷课最多的。李老师多次找我谈话，还拿出校规---其中有旷课多少即劝退，我早够了。李老师说：就因为你以前反“四人帮”的表现，就旷课问题系里已多次照顾你了，你要……。我也认真地回答：我以前在工厂养成的坏毛病太多了，您容我慢慢改。
1978年10月为“四五事件”正式平反后，我不得已成了“四五英雄”，成了几乎连入党申请书都不用写就可以入党的人。我觉：“四五”正式平不平反对我个人来说无所谓，我没有因为“四五”而不让考大学；有大学上是我个人的大幸福，“四五”平反是社会的大幸福。我更认为我在“四五”的表现是正义感、虚荣心、泄春火各占三分之一；而“英雄”，我担待不起，尤其事发后在公安面前我的表现虽不能说是叛徒，但肯定不光彩，我给自己的定性是，大暧昧，小屈服，灰溜溜，平淡淡。
本来大学生活的多彩早就让我忘了什么“四五”，不料平反之风又把我裹进“英雄”行列并推到众人眼前，这是我极别扭的，又不是“有朝一日成了功，一人发个女学生”。
平反的文章让我出了名，接着人民日报又请我去报社看也不知哪来的一些“四五”照片，我找到了照片上的我——几乎不认识这小疯子。后来我又在美术馆和个别讲四五的书上看到这幅照片。
平反后没多久，系里就转我市委印发的“四五英雄”表彰大会请柬。我说：我不去。系里说：一定得去，回来你得传达大会精神，这也是系里交给你的任务。我先去国务院招待所报到，那是上午10点。
报到是在一个会场里，有二百来人，前方有一个小舞台，上有麦克风。有个别的熟面孔，但我已说不上姓名。我坐在偏后的一个座位上，听着附近的议论声音。英雄的嗓门都不小，加上今天又是表彰庆功的日子，大部分人的脸上都是喜悦激动。
开始大部分议论的都是被抓的事：你什么时被抓进去的，他什么时候被放的；关在哪，又被转到哪：被判了几年等。我听得心情较灰黯，我没被抓过呀，何以受用“英雄”称号。刚报到时就发了一张日程表，大概安排是10至12点在会议室座谈，12点在X号厅午餐，13点半集合乘车，14点在首都体育馆开庆功大会。我耐心地等待午餐。
后来议论就转成了一小堆一小堆的谈话，且声音也小了起来。说的大概是：谁谁谁“抬”了谁；我好像被谁“抬”的；谁谁谁“抬”人最多可他今天也来了；谁谁谁最硬一个人都没抬。
不料，有一堆人像是在吵架，我听清的话有：你凭什么说是我出卖的你，我还听说你揭发了谁谁谁呢；别以为大家不知道你在里面的表现，为什么你一进来几天接着又进来几个——你卖的谁你自己知道。一个声音劝住了吵闹：不要互相攻击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们要向前看”。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上台说了一阵，大意是你们都是英雄、在关键时候……、全国人民感激……、今天下午开英雄大会、大家先在这谈谈心、自由发言云云。可开始没人上台发言，终有一两个发言后就都争着上台了。往往是一个还没说完，另一个上台就抢前者的话筒并说让我讲几句让我讲几句。有时台上站着五六个人等着那个话筒。刚开始发言者说的还是虽然平反但要继续努力等等决心式话语。可到后来说的都是自己在广场如何如何的表功之词：我组织的什么什么；我贴的什么什么；我在狱里领导了什么什么；我在4月5 号广场亮灯清场时怎么怎么。我听得有些不好意思。
台下也都开起了小会，三一群两一伙，群情振奋。我坐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因为我彻底交待了我的“罪行”。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至少有四个人过来跟我打招呼并寒暄，我哼呵而过。有一个熟脸上来一把握住我的手，说：赵世坚，你不认识我啦，我就是XXX呵，当时咱们一起……。我支吾着，觉得可能是。
乱哄哄的场面，我盼着早点开饭。进了餐厅，10人一桌，有十多桌吧。菜很不错，但是没有任何酒——可能怕“英雄”们酒后在庆功会上失态吧。我先挑鸡块吃，又挑牛肉。不少人忘了吃，在桌上也大谈四五的事。我们这桌我吃的最多。
上午报到时每人发一朵红绢花，花联上写着“英雄”。下午开会时要戴上，也有人发的时候就戴上了。我离开喧嚣的餐厅在招待所院子里溜达，见已停了一排绿色的“斯客达”大客，车上还贴着编号。我是真不想去开庆功会了。
说走就走，有点像当时见广场情况不好我开溜一样。我去了附近工友陈XX的家，把那朵红绢花给他一岁的女儿玩了。
在首体召开完“四五英雄”庆功会后，有“四五”时期的同事来到校园找我，让我参加“英雄报告团”。我以学习任务重、不擅演讲来推脱，但来者反复做工作，我只好答应了，同时他们也同意我爱怎讲就怎讲。我心说那我就实话实说呗。
一次是在某个机关的礼堂，一次是在中国儿童剧院的会议室给导演和演员们讲。都是小汽车来校园接的我。我也没准备讲稿，没想到我临场不怵，望着台下那些好奇的眼睛和热情的面孔，我讲得挺顺。
每次报告会安排三人讲。第一次讲我是排在第二。那次第一发言的是一个因“四五”蹲过监狱的青年。他讲的具体内容我记不住了，但调子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语句是社论式的。其中有些过分的语言我不欣赏，比如他说什么早在“四五事件”以前就认清了王张江姚的真实面目，在“四五”时就决心跟王张江姚斗到底。可大家都知，“四五”时大家主要反对的是江青和张春桥，并不以王洪文为然。他还讲在狱中怎么坚持斗争，坚信四人帮不久就会垮台。我虽没进过监狱，但通过我与进去过的若干人聊天，知道在里面能尽量保持沉默就不容易，而且当时百姓中几个人有先见之明知道江青他们会很快垮台——连幕后策划搞掉四人帮的叶剑英、李先念也没这么乐观吧。
可人家蹲过监狱受过苦，平反后在表达上有些激动和夸张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只是被隔离审查，在政治资格上就差了档次，可是我万一进了监狱禁不住专政的铁拳乞饶如狗，甚至胡乱“咬人”，出来后也会被大家以及自己唾弃。我是照实讲的，绝无高调，尤其强调的是：来广场的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他们最大的政治觉悟是改善生活，而不是非要与谁斗争；悼念周总理主要是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广场上的确有闹事的小痞子；所谓谈判小组纯是即兴拼凑的草台班子，全无章法，更无预谋；我所以在隔离审查时屈服，也因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决不想成为任何政治的牺牲品；我的理想仅是玩遍祖国争取再写点东西；我本是一个看戏的却鬼使神差被戏剧性地推到了舞台上演了一段后来连我都觉惊异的活话剧。
没想到我的报告受到了比第一位更持久的掌声，我真不好意思，也因为我觉对不起第一发言的人。由于我讲的调子比较低，并且受欢迎，不知是否受此影响或受到干扰，第三位的报告既没高昂上去也没低沉下来，我印象他讲的与生动、流畅无关。总之没讲好，我又觉我对不起他了，因为我认为他若讲在我前面肯定会讲得正常。
我认为的没大错。去做第二场报告时我被安排在了最后，于是前两位报告者都正常地“唱出了高音”。我不在乎压轴，反正我就是把真实尽量告诉听众，暗暗地还觉这是我的责任。
我们这个小组本应讲十多场的，可是第三场就没通知我，可能由于我讲的内容偏灰色被刷掉了。这挺好，没了“英雄”们的打扰，我可以全力以赴地过我的大学生活。反正做报告只管饭，不给钱。
尾声:一九七六年我的好运年
1976年我的运气太好了。先是大搜捕天安门闹事分子时我躲过了抓人风潮，接着是没隔离审查太久又赶上了四人帮倒台。“四五事件”平反后，有个工友看到了王府井人民日报社橱窗中我当时表情疯狂的照片，他也说不太像我。我还能记得一些情节和感觉：爬到纪念碑的浮雕上才发现纪念碑特大，是高耸云天，那个 “朽”字离我最近；4月5号前一两天我是偷偷摸摸将我写的诗挂在广场某一大花圈上的，然后总是溜达过来，可惜没什么人围着它看，可能我那诗太文了，不刺激，虽然很讲究格律；在小楼与当局代表谈判时，战士给我们的水杯中有的印着“献给最可爱的人”——那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专用的；4月5号早上纪念碑及四周很干净，还有水渍，肯定是夜里彻底清洗过；在大会堂台阶念《告工农子弟兵》时，是第一次使用手提喇叭，它发出的我的声音有点奇怪；那天我穿的白色高腰回力鞋，是当时最好的篮球鞋；那一阵中山公园不开放；人民大会堂的楼顶平台总是有人；大部分人的表情是喜悦大于哀伤、活泼大于严肃——不怎么像悼念周总理更似过节；的确有小痞子、胡同串子起哄比如喊“打丫的”之类的闹事。
我还记得我被隔离审查的一些小事：去厕所慢慢地走慢慢地回，认真地打量视野内的每一个女工，心说成了反革命后怎么搞对象呀，我那个东西还没用过呢；趴在窗户上看中午打篮球的场面，心里随着场上的持球者做同样动作；心情稍好时把写交待当成练书法，能以钢笔写出类似钟绍京小楷那样的字，沮丧时则瞎写，那字像叛徒一样恶心；有时小声地唱《国际歌》自娱抑或找悲壮感；无聊时默背我所知道的诗词，有时过一个唐诗之夜而忘记时间地点；学会很香地趴桌睡觉，有时哈喇子流在了认罪书上；我没哭过，但在专案组的吓唬面前，真想做出痛哭流涕的样子；下决心等解除隔离后，一定好好吃喝以及旅行，决不掺和天安门的事。
1976年秋冬之际，厂子为我平反，恢复正常生活，没什么人过多地打听我那时的事，更没人歧视或抬举我，因为我犯的不是作风、偷盗方面的事，一点不好玩，大家没兴趣口传。
1976年平反后，我又可以回家蹭饭，工资我得攒着用于出去玩。我家可能也觉那一阵没顶住压力把我开除家籍有些对我不起，便在伙食上显出了诚恳歉意。我妈擀的面条以及粉丝豆角肉沫卤很不错，我还爱吃家里的肉沫黄豆炒大头菜、带鱼烧心里美萝卜、肉皮丁炸酱、煎带鱼小黄花鱼、炒茄子，但我父亲酱的牛肉很一般，因为是纯肉我才爱吃。有时我还陪着父母包包饺子，却再也不用像小时包得难看而被拧腮帮子了，也不用再被罚吃自己包破的饺子。
阿坚 原名赵世坚，别名大踏，男，汉族，1955年生于北京，老家崂山县。当过5年钳工，半年中学老师。1983年5月退职，以写作、当半专业运动员或旅行向导谋生。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作者: 李零
什么叫“七十年代”？
生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人的一生就像一片树叶，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每片都很相像，秋天落了，明年还会长出来。
反正都是这么一辈子。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用骄傲，谁也不用惭愧。
古人说“百年期颐”。其实人，没几个能活到一百岁。现在有种说法，谁都知道，人活十年算一张，一辈子顶多十张，花一张少一张。过去，十块是大票子，现在不行，一百块一张，花得嗖嗖的。
我的感觉，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吧，我这么估量。近百年，多少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全死在半道上了。他们，二三十岁就干大事，轰轰烈烈。不死也活不长，四五十岁就走，来去匆匆。活，活得短促；死，死得干脆。哪像现在，借药力或其他什么把时间抻长。最后多出几张又怎么样？出入医院，辗转病榻，想起来就犯怵。
所谓七十年代，照理说，是一九七一到一九八○年；八十年代，是一九八一到一九九○年。但我的感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才是一段，叫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是另一段，叫八十年代。
二次大战前，奥威尔写过《上来透口气》。故事的主人公（胖子保灵）是夹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已经发生，一次即将发生。有个黑乎乎的轰炸机，跟噩梦一样，老是在心头盘旋。小时候钓鱼的池塘，明明记着挺美好，瞒着老婆，驱车前往，就是为了看一眼。等他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却大失所望。
这种怀旧感，我也有。有人说，人一怀旧，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是这样吗？人会发胖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并不可怕，早晚如此。可怕的是，他忘了自己也曾经年轻，还以为自己会永不衰老，富余的时间多着呢，跟周围的小孩一样。
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惜春阴，怕花开早”。珍惜生命，才会怀旧。怀旧有什么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我最最怀念，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的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下一个七十年代，我早就不在了。
冷战下的蛋
我们这一代，所有日子，好日子，坏日子，全都是在冷战下度过。现在，大家都说冷战结束了，其实并没结束。崔健不是有首歌吗，《红旗下的蛋》。什么叫“红旗下的蛋”？就是冷战下的蛋。冷战才是大环境。
冷战的意思是什么？是中国被人围困，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滋味儿不好受。
中国被围，领导有感觉，老百姓没有，有也很麻木。
我们天天反帝，但不知帝国主义什么样，好坏没有对比。苏修，离得近一点，但直接感受，同样没多少。小时候，我见过苏联专家，是个女的，挺漂亮。我姐姐有苏联朋友，送过很多礼物，叫奥莉亚。后来，两边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
往事朝回想，有点纳闷儿，怎么找也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这就像雨天不出门，从窗户往外看，外面越是狂风暴雨，里面越安静。更何况，当时有政治宣传：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是解放后的环境和气氛。
无知者无畏。围城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外面知之甚少。因为知道太少，所以对外面没感觉。我们感觉最深，全是红旗下的事，“风景这边独好”。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了？一般说，是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前提是什么？是中苏交恶，中美建交。大家都说，这以前，我们一直是自我封闭，根本不对。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人包围。现在，大家笑朝鲜，那可真是“好了疮疤忘了伤”。从包围到解围，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大家有点忘了。小孩不知道倒也罢了，大人也一般傻。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
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当时的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同样，大家难以想象的是，读古书的高潮，甚至“考古大丰收”，也都在“文革”时期，即“批林批孔”时期）。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越战，天天都有报道。“一九六八年风暴”，大家也知道。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面极广。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
不是别的而是书，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含苞欲放的花
我是鼠辈，1948年生。两个戊子转一圈，刚好又转回来了。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青春最美好最灿烂，就是这一段。
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很多知识分子都怀念八十年代。比我小一轮的人，他们的感觉更突出。他们的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门一开，风就扑面吹来。光是一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人。我们这茬儿人，感觉不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对我们来说，七十年代是含苞欲放的花，天还冷，但已经有了花骨朵。我们的思想解放是受惠于这个时代。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另一老鼠，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
八十年代，特点是幼稚。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大家都是启蒙派，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对比，舆论一边倒。九十年代到现在，才重新分化。
启蒙的意思，中国古书的意思，本来就是帮小孩（童蒙）开窍。小孩不幼稚，还叫什么小孩？
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失学失业、受苦受难，特别是含冤抱恨奔美国，专给美国人讲故事的，你要听他们讲，个个都是白毛女。
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相反，倒是非常怀念那段受苦的年月。怀念的不是苦，而是乐，苦中作乐的乐。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最最值得怀念的生活。
废物点心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文革”很短。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点火要用火柴，呲拉一划，着了，点完还等什么，一甩手就把它扔了。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
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晓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达之子，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更适合自由散漫的我。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索性躲家里。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
我在郊区玩，游山逛景，主要是1967年，还有1968年的上半年。云水洞、沟崖、潭柘寺，我们到处跑，甚至蹬车子去海边，跟渔船出海捞对虾。萧漫子（插友，后来是一老总）就是这么认识的。
这等表现，上学肯定没戏。我早想明白了，就算有机会，也轮不着我。我是谁？黑帮子弟，打“文革”头一天就是（七九年，我爸才平反）。
插队，我不难受。我想，叫你们掐，怎么样？全是白掐。现在倒好，毛主席一挥手，都得往下走，大家又恢复了平等。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高兴还来不及呢，难什么受？
好些人，平常不露面，全在这儿碰上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
突然，火车一动，他们拼命挥手，就像郭路生说的，“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他们走了。
郭路生没写一个“哭”字，但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
我心想，谁都得走，早晚的事。过几天，我也要走。
我没注意大家的脸，不管走的，还是送行的。
车一驶离，我就朝外走，大步流星。
走到出站口，转身，回头。这一眼可不得了，我愣住了，所有朝我走来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两狼山下竟夕谈
我到内蒙插队，本来是投奔张木生。我不跟学校走，自己找地方。学校说，你是自己找别扭。我跟学校吵了一架，动手摔门，咣的一声。漫子说我火气大。
招兵买马，骆小海（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说，要男女搭配，注意比例。他叫我网罗女生，我找了两人，她们又找了几个，骆小海的女朋友也在其中。有人说我别有用心（我心里说，不定是谁）。
想去的人太多。我们在丁小林（插友，后来是老总）家聚议，门口车子一大排，被对门一中学看大门的举报，全都收到局子里。背对背审问，出身好的先放，出身不好的后放。我是最后几人，天黑才放出来。骑到张进京（也是一发小，后来在科委工作）家一看，他在大哭，骂世界不公平。其实，他比我先出来。
结果，人少了很多。
到了临河，小召公社，光明大队，第二小队，我才知道，男生一地儿，女生一地儿，根本不在一块儿。木生更是远在北面的狼山公社，路很远。
有一次，我去看木生，在两狼山下。我们在饲养院的炕上聊了个通宵。我还记得，炕很热。
聊什么？我回忆，有三条。
第一，我说，“文革”和四清有关，四清和七千人大会有关，七千人大会和大跃进、三年困难有关，农村是个大问题。康生抓赵建民，说你们就是要开九大，通过投票，让毛主席下台，刘少奇上台，这是道破天机。问题的根子是大跃进。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要为彭德怀平反。四清，也是清算大跃进。毛主席咽不下这口气。“五七道路”，“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是要重建他的乌托邦，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当年邹伏婴（也是一发小，现在在木生手下）的爸爸（邹鲁风，人大和北大的副校长）是怎么死的？木生，你还记得吗？两校调查团调查什么地方？不正是五八年放卫星最欢的地方吗？事实证明，这些地方后来正是饿死人最多，干部欺压群众最厉害，因而也最四不清的地方。刘要翻案，毛也要翻案，当然不可开交。
第二，我说，农村的现行制度弊病太多，我研究过我们小队的账目，中国的农民，经过查田定产定口粮，根本吃不饱也没钱化，五黄六月经常断顿儿，群众打欠条，把队里的积累都掏空了，半夜狗叫，尽是偷东西的。学大寨，评工分，不但评不出什么干劲，还惹下一肚子气。三年困难后，公社的壳儿还在，但基本核算单位不断下放，就差一步没到位。大家对集体不关心，关心的是自留地。包产到户，现在看，思路还是对的。
第三，我说，知青道路，根本问题是去留问题。滕海青讲大实话，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压力。咱们这些人，少数人走，多数人走不了。好好劳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甚至比他们还能个儿，改天换地什么的，我赞成。问题是，你是这么表现一下然后离开，还是永远在这儿待下去。我的看法是，越是大喊扎根儿的，越是为了拔根儿，拔不了才扎，不管愿意不愿意。比如农民，他不扎怎么办。北京宣武区的孩子，胡同的孩子，穷人的孩子，不扎怎么办。我们点上闹分裂，有一争论。有人说，插队好比过河，有人踩着石头过河，有人是被踩的石头，重在表现。我说，不愿意当石头的才当石头。表现好就走，并不是广大知识青年的出路。
我胆小，这种反动话，只敢在底下说，绝不敢声张。木生胆大，什么都敢说。他写过一篇文章，讲农村问题和知青问题，成为手抄本。那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几乎传遍所有知青点。
文章到处挨骂，人人都说大毒草。知青点的大字报，批判题目，经常是“老贫农怒斥张木生”。冬天回北京，大家都在吵。骆小海、孔丹、李晓东、徐浩渊（都是红卫兵时代的活跃人物），很多人都来找他。我吓坏了，劝木生藏起来，凡是认识点的人，一定要叮嘱，赶紧销毁，千万别再传。可问题是，覆水难收，这哪儿来得及。
更糟糕的是，有人设局，引他出笼，在黄以平家辩论。辩论双方，正方是张木生，反方是一○一中学的任公伟（该校的四三派领袖）。任有一拨人。
他们到处借录音机，幸好没借到。那天，骆小海、韩军去了，去是看热闹。他俩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元老，没错。但一○一那拨人把张木生想象成老兵，却是十足的误会。他们以为，中国的未来，是干部子弟与非干部子弟决战，两军对垒，没有中间派。我和木生，专门反对血统论，冤枉。但那个年代，血统是划分立场的关键。北京中学生，这个问题最突出。
我去，目标很明确，就是搅局。我想制止辩论，制止不住，只好破口大骂，骂任公伟没安好心，会才散了。
当时我想，完了完了，杀身之祸。
后来，我听说，那次辩论，一○一的人整了材料，上报江青、周恩来，材料被扣下。
后来，我听说，耀邦读过木生的文章，很欣赏。他是因祸得福，反而调进北京，成了农村问题的专家。他说，任公伟向他道过歉。
我逃出考古所，就是木生去调。他们的调令很管用。
记得我去农经所（社科院的农经所），陈一谘（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头）送我一盒墨。他给社科院打电话，嗓门很大：李零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前几年，他玩纯学术，脱离实际，现在，在党的改革精神的感召下，他终于归队了……
木生赶牛
木生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我俩发小，太熟悉。你别看他现在是个领导同志，看病拿红本，小时候淘着呢。
这里讲个他赶牛的故事。
我在内蒙，跟马牛羊鸡犬豕接触最多。这种知识很宝贵，我叫“畜牲人类学”。畜牲被人养，它怎么孝敬人，人怎么奴役它，奴役怎么引起反抗，反抗为什么失败，这是门大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