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渐简化、净化为一个要饭的，什么“革命”、“大有作为”、“唐朝历史”都没用，都忘了。到了延安，见到老同学，再温“志向”一类的豪言壮语，身份才回归过来。多年以后，我“解读”这次陌路孤行，它仿佛是我随后的一场精神变化的净心准备。
我在延安造访老同学，结识新朋友，当然，也要照例参观。我一口气把“毛主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个遍。9月底，到西安姑姑那里拿足钱，遂辗转回到北京。
京城里传说飞走，消息惊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而为总理干杯，还说咱们喝桂花酒，总理喜欢喝桂花酒！”“林彪投苏修，飞机掉下来，机毁人亡！”林彪出事，影响很大，那个指挥人生的“革命”，顿时退色。政治上层尚能坚守秩序，而社会下层，人心再难控制。别的不用说，在个人层面，大家开始意识到，人生要自己来管了。
回到村里，想到实实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开始谈论离开农村做什么专业的问题，专业才是新的人生支点。看看我身边的同学，王大理自学无线电专业，最没有问题，他已在县里小有贡献。（后来他到美国，救过一个电器公司的命。）蒋效愚天生有组织办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会群众工作（就是当官），事无巨细，都尽心尽力。村里让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最麻烦的民政。他白天照样干活，晚上给上门来的媳妇大娘断家务事，在我们窗户外面，听大小娘们唠叨，一拖就是半宿，未见抱怨。（他现在受命组织奥运会工作，任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着的人。）晋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在插队时似乎无事可做，但我们知道，他早晚会吃西藏的饭。他原先填出身是农奴主，父亲入党后改为革命干部。晋美有修养，冬天喝醉酒，作诗，出口成句。（晋美后来念了民族学研究生，但现在美国，据说帮达赖做事。有人说，他若不出国，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长。）黄锐的哥哥黄钧学习好，当年在班上考试，下来与他对题，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黄钧有学习能力，到哪儿都不怕。（黄钧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无所长，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该吃什么饭，但毕竟年轻，精神空，热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面目全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居，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我发现，振开家是个城里文化青年的据点。这些人没有插队，留在城里，延续都市生活。振开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作，他告诉我们，“天天读”时，他看英文语录，别人明知道他在学英文，但没辙。他对插队的事也好奇，1969年到过我们村，与荒滩上的羊群合过影。
那个年龄段大家都爱唱歌。在村里，我们常常于夏天晚上在知青院里高唱，蒋效愚嗓门洪亮，声音可传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城里振开家原来也是个唱歌的地方。振开自己是小亮嗓，号不大，虽然亮，但紧得很。我们出场蒋效愚、赵永明（曾为四中歌星），到振开家，声震四壁。后来振开约来城里的康健，康健嗓子极其响亮甜美，一张口，房顶快掀了。夜晚离开振开家，在三不老胡同里告别，康健爽朗一笑，清亮之声在空巷中回荡。服了，听了康健之后，知道什么是天分。康健后来进中央乐团，独唱，可惜英年早逝。
71年一个冬日去振开家，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说“这有几首诗，你看看”，遂把几页白纸轻轻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诗的模样，在标题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页白纸抄一首，简简单单，整整齐齐。但一读诗句，甚是傻眼，词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与振开聊过诗，他曾赞赏“贺派”，就是贺敬之的诗。贺敬之的诗，我们都曾喜欢，坐火车去内蒙古插队的路上，我们就念过《西去列车的窗口》。但振开现在拿出的诗，虽还是方块字，但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我对这些诗，当场无态可表，振开也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我料定是他写的）。
想不起来是否把诗页拿回了家，反正那些诗句是伴着我回家了。回到家里，脑子仍泡在那些诗句里。虽然我还是不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挑战，它不在这些诗歌的含义，而在这类诗歌的产生本身。我感觉振开他们这帮城里同学跑进了（或曰开辟出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更自由，更奋争，更痞……，不，已经不是痞，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那是文化思维的高度，也是个人的高度，高的有点怪，怎么上去的？
某一个兴奋夜晚，我仿照那种风格，体验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也写了一首。其中有一种句型，一个字加一个破折号，完全是抄袭振开的诗句。振开说：“你――好，百――花――山”。我说：“你――好－－大－－海”。
转日与院里大萝卜（正名罗放华）彻夜交流，大萝卜也是情感青年，被我煽忽的感慨万分。我先是念振开的诗，我念一句，大萝卜颂扬一句。我又让他听我的诗，他也是句句赏析。我十分得意，心里开始把自己与振开算作一伙。我这辈子没这么当场被人夸奖过，当然也有些心虚，我毕竟是刚刚学来的。不过几天后，我把这几句诗，仿照振开的做法，在白纸上工整抄写，拿给振开看了。得了振开的夸奖，我才说出这是我写的。振开问我他给我看的那些诗如何，我说好，他说是他写的。从此以后，我误以为自己能写诗。
几年以后，振开办《今天》，我也写了两首，先给刚来北京在刘羽家借住的舒婷看了，她出于客气，夸了我两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考古的（我 1972年夏到北大历史系念考古），她大吃一惊，说考古怎么能和这些诗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我后来把这些诗拿给振开，想给《今天》投稿。振开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想法不错，技巧差一些。”振开的这瓢凉水顷刻间把我的诗兴浇灭，我后来便不再写诗了。不过，对这帮诗人，我照样敬重，敬重的不仅是诗，还有这帮人的活法、这帮人的一股劲头。
1971年的冬天，虽然整人政治还压在上面，但社会内里已经涌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振开等人的诗句，显示了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议，不再是原发的牢骚，不再是“被窝里的怪脸”，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成熟美学形态：诗歌。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激荡的时代，总有诗歌出来，成为时代的注释和记忆。很快，振开的诗在同学中传看，刘捷曾感慨：“这样的诗，若世道没有大变化，很难得势。”的确，诗与世道的冲突显而易见，而较量就是这样开始的。诗歌的严肃性与人的严肃性是一致的，我渐渐发现，表面文质彬彬的振开，竟是一个不畏强权风险、勇担责任的人，这是原来在四中六斋不曾看出的。《今天》的出现也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仍在继续。
2007年，在香港见到振开，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诗中的两句。嗨，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我也算满足了。
我1971年冬天在北京城里被震动的还有一种东西，那是更普遍些的青年人的一种精神涌动。我们院的刘羽家，原来也是个文化青年窝，我饭前便后随意去那里坐着，尤其看到门前自行车多的时候。在刘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绘画、音乐、文学各路人马，有时一屋子人，煤炉子再加抽烟，乌烟瘴气。他们谈的都是艺术，手拿洋书、画册，放的都是洋音乐。洋气，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唤醒真灵魂的强大力量。其中饱满的人性赞颂，谁不向往？
“继续革命”让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这种软刀子的折磨下，人们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无尚价值。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象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黯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我的“发小”邻居刘羽，在许多方面未必强悍，但他的价值观、他的善解人意、他对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人感兴趣）、他的热心，令他成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能没有的、无法忘记的朋友。北岛、徐晓都写过回忆刘羽的文章。刘羽1965年中学毕业，没上成大学，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机修工。虽然当工人，但心里崇尚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一套。他冬天穿中式棉袄，戴最小的像章，家里有古琴，有《十三经注疏》，有高档音响，常备咖啡，他的红砖小屋布置得也很有情调。
刘羽可以算是都市文化生态的典型人物，他骑着一辆倒论闸自行车，在北京四城穿梭，织成一个网络，联结了“地下”的不少文化奇人。聂绀驽与刘羽在山西共过牢狱（所谓政治犯），关系不一般。刘羽结婚，老聂（刘羽总是这样称呼聂绀驽）亲手写了长幅对联。刘羽浅尝古琴，乃是缘自与古琴大师查阜西的交情。查老藏有古曲“一池波”，我们开刘羽的玩笑，说叫他弹成了“一锅粥”。刘羽年轻的朋友当然更多，他是沟通的专家。
我的中学同学，刘羽认识不少。因为刘羽，振开结识了芒克（外号猴子，取英语谐音）等人，后来办《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几个人常到刘羽家来，我在那儿会过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刚等。除了这些诗人，美术、音乐、摄影、文学等各色真假豪杰，也常来刘羽的小屋聊天吃喝。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操弄艺术也许是假，但人文追求绝对是真，就像我写诗一样。刘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却为鱼龙巢穴。2003年，这里要拆掉旧院盖新楼，我特意到刘羽小屋前留了个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那时的聚会是一种享受，与现在的“派对”完全不同。聚会的夜晚无比美好，大家可以聊到深夜，有人可以睡在刘羽家。早晨，从刘羽家端脸盆出来洗脸的，不定是谁。我后来学地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业、讲历史，不说地方，都是虚的。
刘羽有一种本事，与你谈话，很能对你的心思，尤其对你特别自珍的那些心思，所以很多人觉得刘羽是知己。刘羽体谅你的艰难，知道你的需要，为你的成就喝彩，谁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后来，刘羽也成了振开、舒婷、多多要好的朋友。
刘羽关心过的人很多，但关心他的人却很少。也许，我们最终意识到了这一点，2004年冬天，刘羽因肺癌去世，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像样的告别会，我作告别会的主持人。除了北影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来的还有曹一凡、邵飞、徐金波、徐晓、赵振先等好友。后来得知，振开远在美国，也为刘羽点燃蜡烛。刘羽生前得到的太少，太少，我希望他的在天之灵此刻能有所宽慰。
1971年底，我在振开、刘羽那里感到北京城里的一股来头，于是奋笔给村里插队同学写信，说城里大变，城里同学在前进，我们在农村落伍了。都市生活，曾被我们插队的人甩在脑后，我们曾以为，这一代人生活的前沿已经转移到农村了。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我感到落伍的地方多了。从振开那儿知道了“灰皮书”，即内部政治读物。这些书封面是灰颜色，许多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形态的揭示，是一批“解冻”文献。看这些书，可以不睡觉，心跳不已。黄永玉比喻说，文革时人们被压，无处发泄，只好“到被窝里做几个怪脸”。读灰皮书，开始也是被窝活动。一方面，要有几分小心，另一方面，你必须连夜读完，后面有人排队等着呢。还有一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内部读物。这些书，与大家更是心气相通，读时，更睡不着觉。这些书是体制内“漏”出来的，而一漏出来，就在社会上“流毒甚广”了。
想不起是什么契机，我们在71年那个冬天还把注意力转到了被冷落多年的大学教授们。比较一圈下来，只觉得这些人不言自高，有正经的知识，有端正的人格。陈捷父母都是西南联大的，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拜访了一些教授。
哲学家郑昕是我们拜访的头一位教授，他住北大燕南园，屋内气氛沉重黑暗，正如深邃的哲学。当时谈的什么话全忘了，但记得他号称中国的康德，作学术报告，听众要限制级别。
童诗白、郑敏夫妇，一个是清华电机系教授，一个是北师大外语系教师，早年双双留美。我们去他们家次数较多，顺着陈捷的口吻，称他们为童伯伯、郑阿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陈捷、振开等人到他们家听李生生（音）弹钢琴。生生是小女生，父亲是清华数学系的老师，她弹的曲子是“黄河”。生生娇小的身形，合着壮丽的琴声，情景令人难忘。生生弹过琴，童伯伯又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拉了一会儿小提琴。时间晚了，郑阿姨端上红豆粥。不错，用现在的话说，那一回玩得是相当的“小资”。
我自己后来与郑阿姨见面较多，很谈得来。毫无疑问，郑敏是才女，只要是她想说的东西，表述都很犀利，而她想说的，尽是新鲜想法。早听说她四十年代写过诗，但正式知道他们叫“九叶诗人”，是在北岛等人带动的当代诗歌运动兴起以后。在新诗潮中，汇集四十年代优秀诗作的《九叶集》出版（1981年），郑阿姨送了我一本。郑阿姨的女儿童慰，也是诗人。用振开当时的话说，童慰是很纯的女生。
我们那时拜访教授，与其说是对知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知识人的好奇与崇敬。当“火红”退色的时候，那些三、四十年代的“旧”知识分子，却渐渐显出特有的光彩。
71年底、72年初，在北京城里的一番活动，让我心潮大变。农村的事情未及弄懂，城里的新局面已经展开（虽然整人政治还在）。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向城市新文化，这个变化，往深里说，往大了说，是农村（农民）引领中国历史的时代的彻底结束。我当然只是跟着感觉走，凭的不是社会理性，而是对人性的识别。我后来明白，自己教书也好，做研究也好，社会关注也好，其实都属于人文这一翼。
感谢邓小平搞了一次“回潮”，1972年北大到土左旗招生，有9个名额只要北京知青。我上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工农兵学员。我们这批学生，在后来“批邓”时，被称作“回潮学生”。进了大学，仍然是两重生活，一套官府体制，一套制外心情，身在体制心在外。我们与老师接触，也有两套方式，一套为体制内的形式，另一套是体制外的真情。关于这种特殊友情，在我们考古专业，可以看张承志对俞伟超老师的回忆。还是那句话，体制外的精神生活太重要了。体制每成为“高压锅”、“×家店”，而体制外则永远是蓬勃自由的原野。
71年、72年，这才是开始，七十年代的惊天大事还有许多。我们每一个从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想必都会拿出厚厚的一摞回忆。回忆是单纯的怀旧吗？对个人来说，就是，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可能有更多一些的东西。有人说过：“回忆和期待是一样的。”
唐晓峰: 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 年复入北大，为历史地理研究生，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希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至今。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研究主要区域为华北地区，曾多次到山西、陕西、内蒙古地区进行野外考察。
骊歌清酒忆旧时
作者: 赵越胜
一
那是七二年暮春的五月，街头正弥漫着槐花的清香。我刚从怀柔山中回京轮休，就接到了萍萍的电话，说有个人挺有意思，你来见见吧。傍晚，唐克就背着他的吉他到南锣鼓巷149号来了。
萍萍家与我家是世交。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百十米的距离抬脚就到。萍萍是师大女附中的才女，高挑的身材，妍丽的容貌，在我这个青涩少年的眼中，是幽居深谷的佳人偶落尘寰。她的声音好听，清脆中带着难得的胸音，歌喉宛妙。以她的才识风貌，天生一个沙龙女主人。所以她家那个幽静小院常有各路人马聚会，说的都是中国以外、民国以前的雅事儿。
我那时十七、八岁，正是青春萌动之时。虽然模样呆头呆脑，但心里满是普希金的浪漫、雨果的激情。萍萍大概看我“孺子可教”，又碍着老辈儿的面子，常常带我玩。这天她来电话约我去，我立刻就奔了“高台阶”（胡同里的老百姓管萍萍家的宅子叫高台阶）。萍萍家当庭一颗大核桃树，繁枝厚叶，浓荫匝地，遮住了小半个院子。我推门进院，见大树下立着一条汉子。身高一米八以上，宽肩细腰长腿，面色白皙，眉峰外突，双眼下凹，阔额方脸，鼻梁高挺，细看有胡人相。此人长发披肩，一条细腿裤紧绷，屁股的轮廓清晰可见。照现在的说法是“性感”，按当时的看法，叫“流氓”。他左手扶在核桃树干上，右肩上挂着一把大吉他，古铜色的漆皮已经脱落。萍萍介绍说“他叫唐克，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我在工厂看惯了穿劳动布工装、剃着“板寸”的工人师傅，乍一见这副行头打扮的人，颇觉惊讶，觉得有点像港台特务。唐克朝我一笑，他笑起来倒不像坏人，显得有点腼腆。
进客厅坐下，萍萍说：“唐克会好多你没听过的歌”。我很好奇，想听唐克唱，尤其是弹吉他唱歌的情形，只在小说里见过。唐克不忙弹唱，反问萍萍：“上次给你抄的歌，你学了吗？你来唱，我伴奏得了”。我这才知道此前他们已经对过几次歌。萍萍说：“你还是先唱几首吧”。唐克从沙发上站起来，搬过一把椅子，坐下，开始调弦。轻拨慢捻，随手给出几个琶音，流泉般的叮咚声就在屋里漾开了。调准音，他回头问萍萍唱哪一首，未等答话，自己就报了名：“唱《蓝色的街灯》吧”。在吉他轻柔的伴奏下，歌声起了：
“蓝色的街灯，
明亮在街头，
独自对窗，
凝望夜空。
星星在闪耀，
我在流泪，
我在流泪没有人知道。
谁在唱啊？
远处轻风送来，
想念你的，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唐克的嗓音不算好，沙沙哑哑的，但有味道，而且音准极好。唱到高音处，梗起脖子，额头上青筋绷露，汗水涔涔，一副忘我的样子。眼睛只盯着左手的把位，动情处会轻轻摇头。这是什么歌啊！缠绵、忧郁，那么“资产阶级”！在他轻弹低唱之时，我的眼泪几乎要落下来。我们从小只听过毛主席语录歌，那些配了乐的杀伐之声。而这《蓝色的街灯》却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凭这歌声，我喜欢上了唐克。
但唐克并不把我放在眼里。唱完歌，他只是看着萍萍，期待着那里的回应。我忍不住说：“真好听，再唱一支吧。萍萍说，你会很多歌”。唐克仍然看着萍萍，问： “想听哪一首”？问话里含着期待。萍萍轻轻应一声“随便”，便不再说话。唐克低头，只在吉他上摩挲着，不时弹出几个和弦。我突然明白，今天在这屋里，我是多余的。再看唐克，满眼的惆怅，琴声中涟涟流出的全是爱意。没错，他在追萍萍。片刻的寂静，唐克突然奋力一击琴箱，随即琴声大作，唱出的歌也不像前首的婉转低迴，歌词似乎皆从牙缝里吐出，带着嘶嘶的爆裂声：
“葡萄的美酒令人沉醉，
苦口的咖啡叫人回味。
没有人理我，
我也不理谁，
一个人喝咖啡，
不要谁来陪。
我要喝，
葡萄美酒加咖啡，
再来一杯也不会醉，
没有人爱我，
我也不爱谁。
一个人喝咖啡不要谁来陪”。
歌声中的绝望让人心碎。后来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苦咖啡》。
唐克爱上萍萍，他注定要喝苦咖啡了。萍萍早有男朋友，是总参作战部首脑的公子，家住景山后街军队大院将军楼。此人生得孔武有力，是地安门一带有名的顽主。每来萍萍家，必是锰钢车、将校呢、将校靴，行头齐全。他不大读书，也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真正是根红苗正。我奇怪萍萍和他在一起怎么会有话说。
天色渐晚，唐克几次请萍萍唱歌，萍萍都未答应。待他起身告辞，已是繁星满天。我请他把今晚唱的歌片抄给我，他敷衍地应着，显然没想到这几支歌对我的意义。在萍萍那里，这歌是追求者的奉献。在唐克那里，这歌是倾诉爱慕的语言。而对我，却是一个新世界的展现。我陪萍萍送唐克到门口。月光透过宽厚的核桃树叶泼洒在院子里，天风轻拂，地上满是光影的婆娑。有一刻，萍萍与唐克相对而立，光影中，这对俊男倩女宛若仙人。一霎那，我觉心酸。
离开“高台阶”，陪唐克向锣鼓巷南口走，没几步就到了炒豆胡同，我要拐弯回家。和唐克打招呼再见，告他我就住在路北第一个门。唐克仿佛猛然醒过来：“噢，咱们留个地址吧，今后好联系。你不是要我的歌片吗？我抄好就寄给你”。离开萍萍，唐克好像还了魂，说话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刚才在萍萍家客厅里若有所失的恍惚不见了，举手投足透出几分潇洒。听说他要和我联系，我挺高兴，便把工厂的地址给了他，告他我平日不在北京，两周才回来一次。唐克走了，双手插在裤兜里，上身微微晃着，披肩发和身上背的吉他一跳一跳的。我呆立着，看他消失在灯影里。那不是蓝色的街灯，而是橙黄色的，昏暗、朦胧。后读龚自珍《已亥杂诗》，见有：“小桥报有人痴立，泪泼春帘一饼茶”句。那就是年少时的我吧。
回到怀柔山里不久，就接到了唐克的信，里面厚厚的一叠歌片，都是他手抄的简谱，工工整整，一笔字相当漂亮。看看自己那笔破字，更从心里佩服他。唐克给我的信很长，尽是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和词儿。我印象最深的是“甲壳虫”。因为他抄给我的歌片儿里有两首英文歌，原词没有翻译，是Yesterday 和Michelle。那时我会的英文词超不过百十个，根本看不懂这歌说的是什么，可他在信里特别提到给我的歌片儿里有“甲壳虫”的歌。后来才明白“甲壳虫”就是Beatles的中文译名，现在大多称“披头士”的。信有点烫手。那时候，若让革命群众发现，唐克教唆犯的罪名是逃不掉的。“传播黄色歌曲，毒害革命青年”，为这关几年大牢是家常便饭。但我喜欢。读他的信，有点心跳，却高兴他拿我这么个小屁孩儿当朋友，弄些犯禁的东西传给我。在禁忌的时代，哪个年轻人没有渎神的冲动。更何况我又生来有反骨，专爱惹是生非，让我妈夜里睡不着觉，做梦都是我进了局子的事儿。七二年，“甲壳虫”已经散伙快两年了，四雄单飞，列侬已经写出了不朽名曲Imagine。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那时，在中国大陆，听说过“甲壳虫”名字的又有几人？因了唐克，我算一个。
信，我是精心藏好了，歌则和好朋友一起躲在山沟里人迹罕至处偷偷学唱。唐克当时抄给我的歌，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寻梦园》、《蓝色的街灯》、《晚星》、《唐布拉》、《苦咖啡》、《魂断蓝桥》、《告别》。这些歌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全不搭界。我们就凭它，有了一种别样的生活。唐克给我的歌和当时流行的苏俄歌曲不一样，似乎来自另一种文化，大约是从英美到港台的一路。这些歌里少了苏俄歌曲中浑厚忧郁、崇高壮烈的情绪，多了缠绵悱恻、男嗔女怨的小资情调，更个人，更世俗。后来我偷偷唱给几个知心好友听，没人不爱。既有信来，必有信往。我得给唐克回信，为了证明我有资格做他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萍萍的“灯泡”。好歹那时也胡乱读过几本书，得在唐克面前“抖抖份儿”。
这封信足足花了我一个星期的工余时间。每天下班之后，别人都回宿舍了，我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打开机床灯，趴在工具柜上写。字难看，就写慢点，一笔一划的，学问不大就拽着点，东拉西扯的。当然，我的“杀手锏”是萍萍，就凭这名字，拿下唐克不成问题。当时我刚通读完《鲁迅全集》，正好拿来卖弄。我给唐克分析了一通他为何不该爱萍萍。在我看，一是萍萍已经名花有主，二是像唐克这么一个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闺女也不般配。记得信中还用了“贾府上的焦大也不会爱上林妹妹”之类的比喻。我并无伤害他的意思，只真心希望他认清爱的无望，不要徒费心力。就算信写得不招唐克待见，相信我的单纯坦白他会理解。
每天写完回宿舍，已是繁星高挂，夜幕四垂。沿着八道河往宿舍走，河水的鸣溅伴着稻田里的蛙声，汩汩、咕咕，交相回应。满山坡的栗子花香得醉人，偶尔蛙鸣止息，能听见玉米拔节的“咔嚓”声。带着刚才一逞“堆砌”之快，飘飘然觉“万物皆备于我”。
信发走后便撂在脑后不去想它。
二
又是一个轮休日。刚一到家，我妈就说，这几天老有个叫唐克的找你，留了电话号码，让你回来后给他回话。一看是个公用电话号码，下写“请传新街口大四条45号唐克”。
我心中忐忑，不知唐克收到我的信没有，会有什么反应。傍晚时分拨通了电话，唐克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音调高昂、兴奋。先听他说“你这封信写得可是花了力气”，接着大谈萍萍也是爱他的，并不是他单相思。又说起他最近见了一个什么人，两人谈起《人·岁月·生活》这部书。接着，洛东达、莫吉尔扬尼、毕加索等名字子弹般飞来。接下来说一定要见面，给我讲讲这本书。随后他压低了声音问我，萍萍读过这本书吗？说实话，这部书的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问唐克，这书是谁写的，他竟然一时语塞，没说出来。唐克立刻要约我见面，叫我到他家去，只是有点抱歉地说，他家地方太小。第二天下午，我们约在新街口丁字路口，几分钟后就站在唐克家门前了。
新街口大四条在新街口以北豁口以南，斜对着总政文工团排练场。胡同不算窄，沿街有老槐树。唐克家院子门不大，进门左手是个长方形的小院，搭着许多小棚子，院子显得拥挤。顶头一颗大槐树，遮了半个院子的荫。唐克家是北房，只一间屋，约二十几平方，屋子分成两部分，靠里一张大双人床，靠外一张小单人床。简简单单几件家具，倒收拾的干净。屋子中间已经摆好了一张方桌，桌上几盘小菜，一瓶北京红葡萄酒。迎门坐着一位老人，鹤发童颜，腰板挺直，双目炯炯有神。他就是唐克的父亲，以后我一直称他唐伯伯。
看气度，老人绝非等闲人物。与唐克交往多年，我从没有问过老人是干什么的，唐克也未提起过。只偶闻他曾是民国时期演艺界一位重要人物。直到前些年，唐克寄给我一份国民党C.C.系祖师陈立夫给他的亲笔信的复印件，称他“克信贤侄”，才知道这位唐老伯和C.C.系关系绝非寻常，能与陈立夫兄弟相称。唐克告我他的名字就是陈立夫所起。
老人见我进来，点头相迎，命我坐下，开口便说：“我看了你给唐克信的信”。我才知道唐克本名克信，人称唐克乃是简称。老人道：“看你年纪轻轻，还真读了不少书，不像唐克信，不学无术，整天鬼混”。我心一虚，知道是我信中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胡拽的结果。随后，唐伯伯又讲了一通青年人应该如何上进，和报纸上差不多。唐克烦了，催着快吃饭。饭后老人又夸了我几句，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吓得半死的话：“唐克信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
我记不起来当时如何回答。以我当时的阅历，肯定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回想，一位耄耋老翁，把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托付给一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小子，有多滑稽。唐克对此倒是听而不闻，也许这小子太过顽劣，老人不知已经把他托付给几多人了。老人起身离席，走到院中洗漱了一下，就回屋和衣倒在靠里面的大床上。唐克冲我一招手，我们就溜出了屋子。
东西向的院，唐克家靠东侧，顶西头有个小院和大院子中间隔着门道，小院中有一小屋，隐秘得很。唐克引我进去，说他平时就住在这间小屋里。小屋仅有五、六个平方，一单人床，一双屉桌，桌前破椅一把，坐上去嘎吱响。若一人坐在床上，一人坐在椅上，空间仅可容膝。开灯，是盏北京当时最流行的八瓦日光灯，嗡嗡响了半天也不见亮。唐克猛拍，终于亮了。一眼见正墙上挂着唐克那把心爱的吉他，在惨白的灯光下有森森色。唐克摘下吉他，轻抚琴箱，讲起这把吉他的来历。这琴是他从一位朋友处淘换来的，以前，它是一位苏联专家的。这位专家的父亲三十年代曾是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战败后归国，带回这把吉他。唐克告我，这种手抱挥弦的吉他叫西班牙古典式，适合弹奏古典乐曲和歌吟伴奏，声音浑厚。另有一种吉他音箱狭小，需用拨子弹奏，声音尖亮，是夏威夷吉他，适合小乐队演奏。又告我吉他大师塞戈维亚就是弹奏这种西班牙古典吉他。从此，我又知道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塞戈维亚。
吉他在唐克的抚弄下似乎有了生命。磨损的漆皮透露着岁月的消息，不知何年，几多良夜，它曾在佳人窗下倾诉。许是刚才吃饭多喝了点酒，唐克有点兴奋，不停抚弦欲歌。我怕夜深搅人，尤其是唱被禁止的音乐。他说街道大妈和他关系不错，还曾说他唱得好听呢。那晚，唐克唱了《晚星》，一首此后几十年和我在一起的歌：
“傍晚，我望着夜空，
想起你，知心朋友。
你远在天边，
几时才能和你相见。
晚风吹着我的脸，
星儿啊，
又随风飘散，
飞到我身旁，
永远陪伴着我。
如今我寂寞悲伤，
有谁知道我在流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是你远在天边。
如今我孤零无靠，
今往何处去流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你远在天边”。
屋子小，拢音，琴箱共鸣更显丰厚，唐克的声音也格外动人。已微醺的我是彻底的醉了。琴歌声歇，我起身告辞，已是午夜时分。骑车往家走，洒水车刚过，新洒过水的街上，清凉阵阵。街上没人，我兴奋，放声大唱，从新街口一路唱回家。到家门口，忽听身后有人说再见，一看是唐克，说怕我喝多了路上出事，就一直跟我回了家。看我平安到家，便掉头走了。
三
那年夏天，怀柔山区爆发山洪，淹毁了我们工厂。抗洪救灾后，工厂已无法生产，全厂工人返京自找地方实习。我去了北京起重机械厂，一呆就是一年多。
这段时间，和唐克隔三差五就见面，跟他学歌，听他胡聊，当然也从他那里学东西。“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看太阳”，是唐克在一封信中抄给我的巴尔蒙特的诗。这诗行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实在有颠覆力。我们从小接受的信条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是为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唐克却用巴尔蒙特的诗告诉我：睁开眼睛吧，这世界上还有其他好看的东西。在听到北岛吟诵出“我不相信”的决绝之前，我一直以“看看太阳”的态度来生活。那时，我也寻到过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把那些滚烫的诗行抄在秘密的小本子上，藏在心底：
“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卷发
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
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
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
但拜伦的爱琴海对七十年代的中国太轻柔明媚。中国是死海，粘稠污浊的海水里涌动着无数受苦的灵魂。踟蹰在巴黎街头的巴尔蒙特才更贴近我们。
七十年代，北京在不同时间流行过不同的书。《人·岁月·生活》文革前就已在内部出版，但它最受青年人“追捧”的时间大约是七十年代初。这本书最流行的时候，我没读过，我知道它是听唐克说的。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唐克不断向我提起的主要是艺术家在巴黎的生活。他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一位画家在洛东达咖啡馆门口脱得精光，一位警察看看他问道：“老头，你不冷吗”？唐克抛给了我一大堆名字，莫吉尔扬尼、毕加索、马蒂斯、“洛东达”、“丁香园”、“洗衣坊”、“蒙马特”。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扇小窗子，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惜，我们虽然常提起巴尔蒙特、阿波利奈尔，但没读过他们的诗。我们谈论印象派、立体派、抽象派……，但没看过它们的画。我们拿新鲜名词娱乐自己，更由于物质追求被严酷地禁止，对精神的追求就来得格外强烈。“洛东达”对唐克或者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唐克谈起它就像饕餮之徒谈起菜谱？后来我明白，“洛东达”不仅意味着无数开先河、领风骚的艺术家曾聚集在它昏暗肮脏、烟气弥漫的厅堂里，更因为它代表着自由的思想与创作，代表着特立独行的人格，代表着精神上的相互启迪与召唤，代表着友谊能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仅因为道义相砥、精神相通而地久天长。
我要读这部书，问唐克，他没有，而且我发现他并未真正读过这本书。他所知道的内容大半是听来的，或是得自友人之间互相传递的那些隐秘的笔记本。我有几位大朋友，是文革前101中的高中生，家里都有些背景。其中有一位门路极广，我们叫他“老胖子”，我请他帮忙。等了挺长的时间，老胖子才告我找到了，说这书印得很少，他是通过马海德的公子幼马找到的。马海德在共产党内的地位类似白求恩，属于为革命服务的国际友人。幼马是个混血儿，为人慷慨仗义。老胖子和他家住隔壁，关系很熟。我当晚就跑过去取回书，老胖子限我一周还书。这书用旧报纸包了个皮儿，两册，黄黄的书页。后来我知道，当时流传的这部书并不是全本，它只有四个部分，而爱伦堡一共写了六部分，一直写到“解冻”。拿到书，我通宵达旦地连读带抄。仅一周时间，恨不能把这书吞吃下去。看了才知道，书的内容极丰富，远胜过唐克的“口头传达”。它不仅记述人物、事件、场景，还有更深入的思考，而唐克似乎并不在意这些需要更高智力活动的内容。他是通过感觉来吸收，通过听力来汲取的，以至一次我把抄下来的段落给他看，他竟问我“这是什么书”。
但这并不妨碍他“生活在别处”。当“全世界人民都向往着祖国的首都——北京”时，唐克却向往着“巴黎，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当全国人都爱看 “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时，唐克却想看毕加索笔下那些变形的“丑女人”。在大伙都爱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时，唐克却要唱“一个人喝咖啡不要人来陪”。在一片灰色的萧瑟中，唐克是一点绿意。和他在一起聊天，我们说的几乎是另一种语言。“两报一刊”生产的套话消失在新街口大四条的陋室里。那里有缠绵的琴声，和“恨今朝相逢已太迟”的叹息。
四
这段时间，唐克的兴趣集中在电影和摄影上。现在每次见面，他都会谈到某部电影，有些是文革前上演过的，像《战舰波将金号》、《第四十一个》、《偷自行车的人》，更有些他也只是听说过。他给我讲过帕索里尼的《迷惘的一代》、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扬巴德》。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人家真的好电影根本没有故事情节，全靠镜头说话”。哪怕他没看过，这些电影里的新潮思想也会让他兴奋。他有几个在电影界混的朋友，有关现代电影的信息大半是从那儿听来的。唐克的本事就是 “听”。但是他的“听”有一种天然指向，他有兴趣去听的东西一定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拓展有关。在社会震耳欲聋的革命喧嚣中，他是个聋子。但哪儿有一丝有价值的异响，他马上竖起耳朵，循声而去。
尼克松访华之后，文革的势头稍有疲软。随后维也纳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斯图加特室内乐团相继访华。阿巴多、奥曼迪的名字在小圈子里不胫而走。这几个外国乐团我都没听成，因为除了江青和她的一些死党，剧场里坐的大都是士兵，整团整营地开进去，一声令下就座，开始受罪。记得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出那天我回怀柔山里办事，晚上站在宿舍凉台上，习惯性地拿出我的九管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找那些传道讲经的电台，它们往往在两段圣经之间放一段古典音乐。但那天还没调到短波，就清晰地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原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居然播了一段演奏现场实况。听得我顿觉星光灿烂，万山奔涌。回城后唐克来找我，得意洋洋地说他听了这场演出的现场。怎么可能？其实他用了一个极简单的方法：在民族宫礼堂台阶下昂首挺胸站好，某首长在门前下车，立即紧紧跟上，稍抬双臂，做保护首长状，跟着进了剧场，然后立即闪进厕所，等没人时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即可。他告我，剧场空座很多，越往中间坐，越没人敢问你。关键是你要心里觉得自己是大爷。
七四年，邓重回权力中心，各种“另一个世界”的东西通过难以察觉的缝隙透进铁屋。唐克敏锐地嗅到了一丝异味，于是像暗灰吹了氧气，火苗陡起，开始四处征战。自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混场告捷，他又发现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常演“内部电影”。当局为了“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弄了不少日本的战争片来教育群众，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虎、虎、虎》、《日本海大海战》……。先是在高干中演，随后扩及文艺界的核心队伍。但唐克两头不搭界。总政排演场就在家门口，肉香扑鼻却不给快饿死的饥汉分一杯羹，是无天理。一天，唐克突然兴奋地告诉我，他看了《啊，海军》，随后给我大讲东乡平八郎初入江田岛海军学校，教官嫌他回答点名时声不够壮，便大声喊“我听不见就是听不见”。为了让我能身临其境，唐克模仿台词竟至声嘶力竭，青筋绷露。我问他哪里弄的票，他先说是朋友给的，问他是谁，他有点恼火说，别以为只有你们这些人才能弄到票，我有我的办法。后来他不断有电影看，每次看完都会向我炫耀。那几个月，是自相识以来，他最快乐的时光。但渐渐地，他再不提看电影的事。新波是唐克的乐友，弹一手好吉他。唐克和他吉他二重奏，都是新波弹主旋，唐克弹伴奏。一天新波不经意地告诉我，唐克画不成票了。我再问，才明白前几个月，唐克出入内部电影院如趟平地，原来是靠画入场券。他发现一家常演内部电影的剧场（我不记得是不是总政排练场）的入场券是油印在一张淡粉色的薄纸上的。这种纸在文化用品商店很容易找到。由于这种纸很薄，油墨洇得厉害，所以用黑墨水笔很容易画。唐克是在剧场门口捡到人家随手扔的入场券，然后回家制作。他原有绘画的根底，画出的入场券几可乱真，从来无人察觉。但前不久，入场券改道林纸铅印了，唐克无计可施。所以近来再无电影看，人也郁闷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