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上早班，下午两点刚出工厂门，就听唐克大呼，一看他正在马路对面等我，双腿蹬地，跨在自行车后架上，前摇后摆好不惬意。没等我走近，就急着告诉我，他又看了一个多么棒的电影。我逗他说，又能画票啦，他撇嘴道：“谁画了，我自己买票看的”，语气大有二奶扶正、穷人乍富的得意。这次他看的电影叫《爆炸》，是官方准演的罗马尼亚电影。主角是一位名叫“火神”的消防队员，为了救一艘要爆炸的外国轮船出生入死。唐克最喜欢男主角的那张脸，比起中国银幕上那些装腔作势、一本正经的死人脸，“火神”的脸确实太让人动心。这是一张沟壑纵横的瘦长脸，倒八字眉，塌鼻瘪嘴，但内藏英武之气。此人言语幽默，行动果敢，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冷面英雄。更让人吃惊的是，电影中竟然有一皮肤半黑的窈窕女郎，身着比基尼泳装，在舰桥、舷梯、甲板间跳来跳去。蓝天碧海、烈火浓烟衬托着鲜亮的桔黄色三点式泳装，果然赏心悦目。唐克坚持认为审片子的人在这个镜头出现时正巧睡着了，以至让这大逆不道的镜头出现在中国观众眼前。这片子唐克看了多遍，还一再鼓动我多去看几遍，说这种片子每个镜头都值得琢磨。
摄影是唐克一贯的喜爱。他有一台老式的单镜头反光135相机，曾给我看过一些他照的人物特写，我当时认为水平相当高。我对摄影一窍不通，全听唐克启蒙，从他那里知道了牛顿的黑白反差效果、布拉萨依的人物照。他珍藏着一张不知哪里找来的布拉萨依照的毕加索相。他对我说，这张相片不符合一般人物肖像的规则，画面切割不均衡，但是人物表情捕捉得太精彩。还拿起尺子在这张照片上比划，说要是他照，他会裁掉多余部分。他对摄影很下功夫，手边几本有关摄影理论与技巧的书，快让他翻烂了。他自己拍照，也自己冲洗，放大机是自己手工制作。他把那间小屋弄成暗室，常常一干就是通宵。有一阵他和唐伯伯闹气，把全套冲洗相片的设备搬到炒豆胡同，夜里我陪他干活。在暗红色的灯光下，见一张相纸从显影液中渐渐显出形象，真有一种快乐。他洗过许多照片，但我现在唯一记住的是他给自制的放大机照的相。构图极朴素，那架细脖大头的放大机孤零零的悬置在照片的中间，似有种哀怨的表情。他自己吹嘘说这张静物照可与牛顿的片子相比。
五
唐克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干的是机修钳工的活，这个工种是工厂里技术要求最全面的。要能判断机器的毛病出在哪，还要能动手修，有时配件不凑手，就得自己动手做。唐克在工厂上班是百分之百吊儿郎当，泡病假、请事假、迟到早退司空见惯。但他群众关系总混得不错，哥们儿、姐们儿、大伯、大妈一大堆。领导恨得牙痒痒，不知整过他多少回，可他一仍其旧，死不改悔。唐克学了手艺也不闲着，总想着自己捣鼓点玩意儿。他建议把我爸五十年代初从越南带回来的那架菲利浦收音机拆了，做个音箱。那时我已经沉溺于古典音乐不能自拔，但没有好设备听。他说可以把我那架北京604开盘磁带录音机接到音箱上，扩展低音。立体声概念，也是听说过没见过，以为弄两个音箱左右一摆就是立体声。终于他把我爸的收音机拆了，其实他只用里面的那只八寸喇叭。他的木工活挺漂亮，外壳还贴了一层深咖啡色的木纹塑料贴面。音箱的原理是他自己瞎琢磨的，但背面开反射孔，内里塞棉套吸音，还真符合声学原理。音箱做好以后，他精心往面板上贴了一个商标牌 “Toshiba”，后来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东芝。也不知道他打哪弄来的。
音箱做好后，唐克又有新的设想：“设计剪裁缝制衣服”。七十年代，大陆几亿人的服装基本上是一个样式，都是脱胎于军装的毛服。唐克平时就要把工装裤改窄，包臀裹腿。他不能忍受穿万众一面的毛式服装。这回他要自己设计款式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把当时叫“老头衫”的圆领衫裁短，长度仅及肚脐。下摆不缝，留着毛边。再就是把劳动布工作裤彻底改造，臀围、大腿围收紧，膝盖以下开成大喇叭口，裤脚毛边，一边的膝盖上剪开一洞，拉出布料的粗纤维。这款似乎是从电影《爆炸》里学来的。难得的是唐克追萍萍失败之后，身边再无女性，而他妈妈也早已不在世，设计的服装全靠自己缝制。他的女红技巧如何，我不能评价，但那身打扮招摇过市，绝对得让“雷子”盯上。
一天中午，唐克来我家，我俩在院门口说话。这时我妈已对唐克提高了警惕，让我少跟他来往，所以他总是在胡同里跟我会面。唐克背靠墙，一脚立地，一腿屈起，脚蹬在墙上。屈起的一腿，恰恰把膝盖上的大洞暴露出来，像裤子破了没补。我姥爷回家，见我和唐克在说话，便点头而过，谁知走过去几步后，突又掉头回来。姥爷是深度近视，他摘下眼镜，弯腰仔细端详唐克裤子上的大洞，然后一言不发，掉头而去。
姥爷是北京市武术协会委员，身怀绝技。太极、通背、形意、八卦掌、五禽戏，样样精通，更有一独门功夫“太极短剑”。文革前他曾带我去看他在北海体育场表演。此套剑术形似太极拳，做起来身形悠缓，气随意走，意气相连，绵绵不断。但前臂内侧暗藏一尺短剑。格斗时，翻腕刀锋立现，一剑封喉，制敌死命。因此套路太凶狠，姥爷从不传人。我表叔曾跟随罗瑞卿掌管公安部，几次劝姥爷将此绝技传给公安学院武术教研室，但姥爷执意不从。后来他对我说：“我怎知学剑的人是不是好人，他要学了去干坏事怎么办”？看来姥爷早知“国家机器是不能信任的”。
唐克走后，我回家，姥爷叫住我问，你这朋友是何人？家里是不是特困难？有无父母？我奇怪姥爷为何问此。姥爷发话道：“这孩子可怜，裤子破成那样还穿了上街，家里没人给补。你叫他进来，把裤子脱下，让你妈给他缝缝”。我妈一听大乐，在旁边朝姥爷喊：“人家那是时髦”！姥爷到了也不明白破衣烂衫如何时髦。再见唐克，相告此事。唐克大感动，说今后再见了姥爷非给他“磕两不可”。果然，唐克以后再来家中，总找机会和姥爷聊天，哄老爷子，竟至姥爷甚喜欢他，还要教他习武，说赵家孩子全不学他的玩意儿，实在可惜，颇有“广陵散不复传矣”的感叹。不知姥爷要教唐克的功夫中有无他的独门绝学“太极短剑”。
七四年开始批林批孔。像我们这种平日爱“学习”的人大半被组织进了“工人理论队伍”，负责向革命群众宣讲毛的理论。为了配合批林批孔，中国书店上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原著，我们因此有机会读些以往找不到的书。唐克对新鲜玩意总有兴趣。当时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理论小组在北京挺出名，所以让他们和北大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一起编辑、注释辛弃疾的词选，因为当时辛弃疾被列入了法家队伍。唐克和厂里工人理论队伍的头儿关系很好，常和人家瞎聊。人家在干活、搞注释，他也趁机读了几首辛词，因喜爱就要和我分享，居然弄到一部人家刚注释完的底稿给我，打字油印，整整齐齐一大厚摞，像本书的样子。唐克自己做了个封面，用挺漂亮的毛笔字题上《稼轩长短句》。后来才知道这是以元大德年间广信书院刊印的《稼轩长短句》为底本，参照前人注释编成，里面大约袭用了不少邓广铭先生的研究成果。反正是工人阶级用，不存在抄袭和版权问题。那一阵我们以背稼轩词为乐。唐克常有独解，犹喜《贺新郎》送陈亮一首，最感叹陈亮别去，稼轩不舍，竟踏雪追人。古人高意勾起唐克远游之心。不几日他告我将独自远行，游历名山大川。既念到“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便要亲往拜谒。我问他可有盘缠？他笑答“一甑一钵足矣”。
六
唐克开始浪迹天涯，几乎每周有一信寄我，信中记载所行遇之奇事。大凡风物人情、遗痕古迹、绝词妙文皆详录之。我不知他的行止，只凭着收到的信知道他到过哪儿。他在成都寄给我的信有十多页，大抄武侯祠、杜甫草堂的铭文、楹联、题诗。记得武侯祠所悬巨匾题“义薄云天”，祠内有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杜甫草堂则有一联，我深爱之：“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随后，唐克在重庆买舟而下，过三峡时，他抄录盛弘之《三峡》名句给我：“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他沿途记载长江名胜，在武汉下船寄信给我，信封上注明“发于武汉长江大桥”。随后，顺江而下，过黄冈赤壁，览小孤山，在九江下船奔了南昌。
唐克出发时号称只带了五块钱，沿途多半靠混车、蹭票、扒车而行。他在宝鸡曾上一煤车，半夜几乎冻死。时常饿肚子，但总有好心人帮忙，或请饭，或留宿。在陕西曾被路警抓获，关了好几天，据他说全凭善搞公关，和小警察东拉西扯，最后竟然套出交情，放他出监。唐克没读过《在路上》，我们那时也不知道凯鲁亚克的大名，但唐克肯定是“路上派”的先锋。后来看到霍姆斯评说道：“《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我想，这就是唐克上路时，未曾明了的意义。
唐克自南昌一路南下，在去广州的火车上遇见了阿柳，一位文静、秀美、单纯的姑娘。他一到广州，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他来信说和北京相比，广州太自由，太有意思了，说天高皇帝远，总有草民喘气的地方。还抄了黄花岗烈士陵园里的一些墓碑铭文给我。他在广州呆了好几天，寻访到几位琴友，和人家练琴对歌，受到热情款待。据说他带去的几支歌“关震”，广州琴友盼他携琴南下。因此，唐克有南下之意。加上和阿柳相处的热络，更使他打算辞北远行。
不记得他又转了什么地方，但收到他的最后一信是寄自云南昆明滇池。这已是他离京数月之后了。这封信用红线竖格信纸，极工整漂亮地全文抄录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信中大抒登临感怀。那时他凭栏临风，望八百里滇池浩淼，叹岁月空逝，立志奋起直追。信写的激昂慷慨，与往昔唐克的消颓大相径庭。再读他抄给我的长联，却更喜：“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真惭愧，唐克当时走过的地方，大半我至今没有去过。有关知识皆来自唐克在路上寄给我的那些信。这些信极有价值，可惜三十年过去，都散失了。八二年，中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在庐山举行，我奉命打前站，去武汉办往九江的船票。随后顺江而下，一路默念唐克曾写给我的大江形胜，竟如昨日。过小孤山时，天刚破晓，大雾迷江。一山兀立，江水拍舷，思念的歌声自心底悠然而起。那时唐克已移居广州，我与他久不通消息了。
唐克回京时，我已回山中。待半月后相见，他憔悴又忧虑，全不见旅途中来信时的亢奋。原来这次闪的时间长了，工厂要处分他，严厉至开除。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得，但不久唐克就坚定地告诉我，他要南下。“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唐克要走，对我是件大事。几年来，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的启蒙者。他的怪论激起我读书的冲动，他的琴声带给我多少快乐。但这次，他真要走了。我曾找出许多理由挽留他，但他一句话让我无言：“北京是你们呆的地方，不是我呆的地方”。交往这几年，唐克常讥讽我的出身。他把和萍萍恋爱的失败归结为门第之过，总爱说：“你们是贵族，想要什么有什么”。开玩笑！中国哪里有什么贵族？因为贵族并不仅意味着你站在国家阶梯的第几级上，它更是文化，是教养，是责任，是荣誉，是骑士精神的延续。如果魏玛大公奥古斯特不尊崇歌德、席勒，如果克腾侯爵利奥波德不崇仰巴赫，那他们不过是头脑冬烘的土领主，而国朝之肉食者大半头脑空洞、人格猥琐、行为下作，何来高贵的血脉绵延子嗣？我看那些官宦子弟，大半粪土。而唐克倒有些贵族气。我这样告诉他，他觉得我说反话。
唐克要动身了，几个朋友在大四条唐克老宅为他饯行。似乎天亦伤别，那天阴沉沉的。入夜，雨渐渐落了，滴在院中大槐树上，簌簌作响。我们喝了不少酒，在座的朋友有吉他高手。呜咽的琴声和着细雨淅沥，别愁离绪伴着未来憧憬。唐克那天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不为离开北京伤感。广州有阿柳，有新朋友，也许有未来。那时的许多青年人，是“有向往，无未来”的。唐克终于拿起了琴，想到今后恐怕很难再听见这把老吉他的声音了，我有点伤心。唐克抚琴作歌，唱的《魂断蓝桥》。此曲用英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但歌词全变：
“恨今朝相逢已太迟，
今朝又别离。
流水幽吟，
落花如雨，
无限惜别意。
白石为凭，
明月为证，
我心已早相许。
今若天涯，
愿长相忆，
爱心永不移”。
不知出自何人手笔，颇有柳七遗风，歌之怆然。歌毕，唐克放下琴，沉默不语。这是我听他在北京唱的最后一支歌。
唐克走后，先时常有书信来，地址是广州市粉末冶金厂，那是阿柳工作的地方。渐渐信淡了，竟至全无消息。后来听人说他曾两次奋勇游向香港，但均未成功，被捕获后送农场劳动，吃尽苦头。我曾旁敲侧击问过他是否如此，他顾左右而言它。其实我佩服他的勇敢，他爱死了那种“另类生活”，不仅想而且干，以自己青春血肉之躯去搏取。我担心的倒是他一旦真得到了，会心满意足吗？我以为不会。他的命星高悬在那里。
七
七八年底，所里派科研处刘树勋处长带我到几个省的社科院调查外地理论界的思想动态。知道行程后，我试着往广州粉末冶金厂阿柳处给唐克写了封信，告他我将赴广州，希望能和他见面。但直到动身，也没他的回音。到广州后，省社科院的人安排我们住广州白云宾馆，我又给唐克发一封信，告他我的住处。本已不抱能找到他的希望，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正在餐厅吃早茶，唐克大摇大摆地来了。
久不相见，我是欣喜异常。唐克却仍是一脸的满不在乎。白云宾馆餐厅后面有一室内花园，奇花异草，怪石流泉，相当漂亮。唐克进去转了一圈，出来似有不平，说：“你小子真会挑地方，要不是找你，这地方我连进也进不来”。七八年时，白云宾馆是广州高档宾馆之一。唐克大概嫌我这个当年一块混的小哥儿们有点堕落。刘先生事前听我讲过唐克的故事，忙从旁圆场道：“工作需要，工作需要”。那时我正读马尔库塞，这次出差手边带了一本他的原著《单维的人》，正巧放在餐桌上。唐克拿起来翻了翻，又是一脸不屑的样子：“嗬，都读洋文书了，中文学会了吗”？我知道他也就是在外人面前“乍刺儿”，便一脸憨笑，随他挤兑。待坐下说起我们在广州的日程，才知唐克早有一个详细的安排，要带我去不少地方，还要见他广州的朋友，似乎要给我展示他在广州的生活。树勋先生大人大量，说你和唐克玩去吧，和社科院谈话的事我一人去就行了。后来广州的公事几乎都由刘先生一人包了。谈话间广东省社科院来人接我们，见面就说，李一哲放出来了，现住省委招待所东湖宾馆。我一听就来劲，想去找他们，但树勋先生碍于公务身份不便前往，便商定由唐克陪我以个人身份去会李一哲。
文革中的李一哲也曾名动京城。他们的大字报在北京广为流传，以其思想开放、言辞犀利、辩才无碍而受人喜爱。第二天下午，和唐克约好见面，他带我去了东湖宾馆。天阴沉沉的，在宾馆门口和站岗的士兵稍费了些口舌，等我拿出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红印的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去。李正天、王希哲、陈一扬(李一哲就是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拼成)三人住在一座二层的灰色楼房里，楼道很暗。他们的房间约二十平米，摆着四张双层床，靠窗一张二屉桌。说是招待所，比起号子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屋子很暗，我们敲门进去，三人显出吃惊的样子。待我自报家门，屋里才有了活气儿。李正天身材不高，头大，脖子短，毛发稀疏，前额宽阔，大眼镜后面一双慧眼，外表有点像列宁。说话声低，吐字很慢，谈话间会偶尔站起来走几步，旋即又坐下。是个沉静的思想家。陈一扬自始至终在上铺没下来，大半时间躺着。人极消瘦，暗黑色的脸，整个一广东农民。他在监狱里受尽折磨，身子搞垮了，偶尔插话也是气微声低。王希哲是三人中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人，不停地动，时而坐下，时而站起，讲话中气充沛，慷慨激昂，挥手顿足。他脸上棱角分明，高鼻、阔嘴，秀眉丽眼，模样相当俊秀，惟下颔尖削，透出几分尖刻与激烈，像托洛斯基。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大得吓人，不离世界大势、中国前途、高层斗争。王希哲已经开始思考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顺带着对毛的继续革命论大加鞭笞，思想极激烈。李正天不大谈理论，只谈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对他们的关照。当时主持广东军政的是习仲勋。唐克静坐一旁听李一哲们高论。等我们告辞离去，问他的观感，他似对三人评价不高。以后他和李正天交往过一段，终因性格不合而分手。
第二天一早，唐克就来宾馆接我去白云山一游。天亦晴亦雨，白云山遍山滴翠，繁花满地，异香扑鼻。我们沿山路缓行，身边白云氤氲，修竹新松，错落掩映，风起处隐隐有涛声。过碧池，四围云杉笔立，池边雕栏玉砌，池中有金红色的鲤鱼数尾，游荡碧水中。唐克兴高采烈，一面指点我观赏，一面提醒着北京现时的萧瑟，显示他决定南迁的正确。我无语，见他得意，自是为他高兴。一路行来竟不遇人，惟唐克喧语回响空谷。
傍晚，唐克引我至阿棠家，阿棠是他新结识的琴友。瘦高个，文静腼腆，但一手吉他弹得出神入化。唐克得意地说，他早晚带阿棠去北京，让北京玩琴的人见识见识。我们和阿棠坐在窄小的天井中，听阿棠弹唱。所唱多用粤语，我如听天书，但曲调一路的缠绵悱恻。唐克介绍说是邓丽君的歌。我笑唐克入乡随俗，从甲壳虫到邓丽君，照单全收。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有歌星如邓小姐。阿棠所唱歌中有一支给我印象颇深，问唐克，告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告别阿棠，上公交车返回白云宾馆，一阵急雨袭来。唐克说广州天气就如此，一日数晴数雨。公交车上乘客寥寥。急雨扑打车窗，水雾迷蒙中见街灯明灭。唐克与我坐在车的最后一排，他一时半刻竟已将《月亮代表我的心》连词带谱写在一张纸上，又哼唱几遍，将歌片递给我，说明天唱几遍就会了，港台歌好学。难得我从北到南一千多公里，再受教于唐克，学会一支新潮歌曲。
离穗前我执意要去看阿柳，结果仅在粉末冶金厂门口匆匆一见。她的开朗、大方、娴慧的性格让我喜欢。她拿我当自家兄弟，说现在住处太局促，不好请我去，将来总有机会，接我当贵客。我心存感念，只盼唐克收心，与阿柳花好月圆。与唐克握手道别，唐克信心满满，说，一定会回北京，我们北京见。谁想到此一别竟二十五年，再见是在巴黎。
八
流寓海外多年，时常想起唐克。渐渐离大陆远了，对那边的事也多疏离，惟存一点对老友的念想。后多方打听到他的电话，记在本子上却始终未和他联系。九七年新年，我试着拨通了电话，居然是唐克接的。匆匆几句问候，给他留了我的地址。不久收到他的信，仍像以往，厚厚一叠，内有他拍的照片。除了一帧为女儿唐棣所摄人物像以外，都是他拍的广告。一个盘子，几只苹果，摆成塞尚静物画的样子。这些广告照，我估计卖不出去。他的信仍然写得有趣，信中说他这么多年唯一不变的是对艺术的热爱。我有点感动。看看他拍的那些并不成功的广告，再想想三十多年前他钻在自己的小暗室里精心冲洗的风景照。在摄影技术上，没显出多少进步，在艺术表现力上，也无法比。
我给他回了信，信中难免有点怀旧的感伤，大约提起他当年远游，一路给我写信的事，也提到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再接他的回信，里面又有他的手迹，重抄大观楼长联。字仍那样漂亮，但笔锋中已有岁月的苍凉。
零二年，突接唐克的信，说阿柳和唐棣参加了欧洲旅游团，路过巴黎，不日即到。我和雪问清了到巴黎的日期和住处，便去酒店等她们。在酒店大厅里坐了很久，终于见到母女俩。从阿柳脸上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似乎七八年在广州分手时她就是这个样子，仍然瘦小、安静，只是眉宇间多了成熟和自信。唐棣则是个小美人，穿着入时，举手投足间透出妩媚。坐在酒店的酒吧里闲聊，说起唐克，小唐棣颇对老爸不以为然，小有抱怨。我说她老爸是我的启蒙者，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她几乎不相信，瞪大眼睛，一副吃惊的样子，撇撇嘴说：“我老爸什么也不会，对家里也不负责”。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有些不安，真想告诉她：噢，孩子，别这样说你的老爸，其实他很“负责任”。他的责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春燃起篝火，让那些想逃离心灵监狱的人能得些温暖。你无法想象你老爸所负的“责任”，那是一种 “自由的责任”。我得益于此，并心怀感激。你老爸确实“什么也不会”，那时他只知一事，就是相信监狱之外有另一种生活，而这一事却造就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唐棣，宽容地对待你的老爸吧，他或许不合你的要求，但他曾创造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好孩子，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你们的时代刚刚开始。然何者为佳，只有神知道。
零三年，唐克要来巴黎了，来看看这座“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的城市。我和雪去酒店等他。见唐克从旅游大巴上下来。我们远远看他，正热热闹闹四面招呼着，想必一路又俘获了那些大姐的心。我叫他，他回头看见我们，一脸的笑，眼睛都眯上了。晃着身子走过来，还是老样子，只是肩上没有了那把老吉他，换了一架老相机，镜头后面的折箱已磨出白痕。这种款式的相机，怕只能在巴士底狱广场周围那些卖古董相机的铺子里才能见到。我随口问他哪里找来这么个古董，他立即给我讲了个故事。说这架相机是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时江青特批从德国进口的“蔡司”机，专为拍那些“暴徒”。一共进口了两台，都归公安部专用。现在一架存档了，另一架就在他手上。目前他供职于“广州科学技术园区”，专负责摄影，所以必须用这种“顶尖”的相机。我有点不相信这事，但他言之凿凿，而且报出一大堆相机的数据，唬得我再不敢说话。他倒没完，抱怨萍萍的妹妹光光，说她就在慕尼黑，却不帮他的忙。原来这架老“蔡司”丢了根快门线，而蔡司公司总部就在慕尼黑，光光很容易就能找蔡司公司给他配上这根快门线。天啊，就算这是江青同志七六年在德国买的相机，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还能配上原型号的快门线？有点天方夜谭。
放下相机这件事，我们把唐克接回了家。拉拉杂杂闲聊，主要听唐克讲他在摄影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特意带来一张广州科技开发园区的全景照片，大约有两米长，照片上高楼鳞次栉比，一派纽约式的景象。他说马上要去昆明国际花卉博览会拍照，并随手送我两个精美的镜框，里面是蝴蝶标本。唐克说了半天，似乎就是告诉我，他已经“与时俱进”了。我能感到他平日在国内受到的压力，似乎“盛世”激流冲得他有点站不稳了。我心痛他，忙把话岔开。唉，老兄弟，我只想知道：在心里，你的日子过得可妥贴安稳？终于，我们谈起了旧日时光，唐克的声音开始低沉，缓缓地变得从容。随后便向我要一把吉他。我却没有为他准备。雪半开玩笑说，只有盈盈玩的一把儿童吉他，唐克却高兴地说“拿来试试”。这把儿童吉他在他手上，像巨人手里的一片树叶，小到不成比例。但他仍努力要调出音来，挣扎了一会，终归不能成调，便颓然放下，眼睛中流出失望。这真是我的不是，我们见面总要唱歌的啊！
第二天晚上，我们接唐克去蒙马特。这是几十年前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名字。在这座小山上，聚集着雷诺阿、梵高、毕加索、莫吉尔扬尼、M·雅各布……。二十世纪巴黎艺术家群诞生在蒙马特，成长于蒙帕纳斯。“洗衣坊”故事就是唐克讲给我听的。我们沿着古老昏暗的小街漫步，看山下巴黎万家灯火。想象着一扇古老的门后突然走出海关职员亨利·卢梭，他笔下的潘神正吹着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忧郁的笛声飘荡在晚霞未褪、明月已升的天际。我们几乎不再说话，沉默表达着感动。走到梵高画鸢尾花的咖啡馆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找不到座位，我们就在隔壁的咖啡馆坐下，要了啤酒和咖啡。里面一位姑娘正唱，一个小乐队，两把吉他，一只架子鼓。歌是摇滚风格，节奏铿锵，声音高亢。这已不是旧时毕加索们所唱的歌，那时的蒙马特小调悠扬、诙谐，像毕加索拿来作画题的《曼侬，我的美人儿》。
唐克听着，沉默着，似乎这歌声离他很远很远……再看他眼神，有点迷茫，或许这蒙马特的氛围带他回青年时光。姑娘唱毕，我们酒也喝完了。已是深夜，该走了。唐克起身，突然问我可否把桌上的垫纸和酒杯垫带走，因为上面印着蒙马特的图片和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可以留个纪念。我说可以吧，于是唐克俯下身来。仔细把垫纸折好，一折又一折，像在折起他的青春，折起他流逝的年华，然后那样细心地把折好的垫纸放进贴胸的口袋里。我们转身下山，把岁月和梦想留在身后，留在蒙马特高地上。
唐克走了，因为是旅行团集体活动，我没有去送他。纳兰词云：“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既然我们生命中的快乐与悲伤尽溶化在这送往迎来中，又何必一送？
唐克，老兄弟，你如今在哪？那把老吉他是否已常悬壁上，久不作声？摘下它吧，请抚弦再歌一曲，在喑哑的歌声中有我想说的话：“晚风轻轻送来，想念你的那一首歌”。
2008年7月10日初稿
2008年7月30日改定
赵越胜: 1970年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进社科院哲学所，参加筹办《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进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现代西方哲学。1982年进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1989年移居法国。
～～～～～～～～～～～～～～～～～～～～～～～～～～～～～～～
小说下载尽在 http://bbs.txtnovel.com——书香门第【罗小猫】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